2022-12-02

从2015年第一个党内法规性文件《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的颁发，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制度化建设已成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一环。这里所言制度化，是指依托于系统化的指导思想、领导主体、技术支撑等子系统，使理论可操作，实践可持续，推动网络意识形态的创新治理。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阵地和前沿场域。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因此，不断夯实制度化建设，推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根本制度。夯实这个根本制度，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制度化，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并使之制度化。这个原则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同样要不打折扣地执行。从苏东剧变到后来“茉莉花革命”“天鹅绒革命”“玫瑰革命”“栗子花革命”等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首先从放弃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开始，最后造成国家政权的分崩离析。在网络意识形态论争愈加复杂和激烈而多元社会思潮和文化观念竞相登场的当下，捍卫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就要秉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制度化建设。网络世界已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主阵地，其斗争强度愈加凸显、呈现形式日益复杂，马克思主义面临网络中的多元价值观念、各种“主义”和社会思潮的侵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本质就是捍卫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在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不受异质力量的干扰。意识形态指导思想关乎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关乎一个国家的兴衰和执政党的合法性。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正当性的理论基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真经”。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衰微，伟大复兴中国梦就会失去科学价值引领而误入歧途。唯有夯实这个根本制度，画好意识形态同心圆，才能具备有序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基本前提，从而长时间地保持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

捍卫党领导一切这条红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就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并将之制度化，把党的领导制度化贯彻和体现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对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思潮，是应对网络带来的挑战和捍卫党的领导的必然选择。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将党领导一切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才能守好意识形态这个精神圣地。作为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阵地，新闻舆论工作警醒我们，从哪里获取信息，哪里就应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和主阵地。要正视网络全民化、年轻化这个事实，要将网络舆论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予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丧失，几乎就是一个政权垮台、亡党亡国的先期征兆。“思想的征服是最廉价的征服，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最彻底的控制。”当网络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捍卫党领导一切这条红线，就必须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全面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当然也要看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并不是自发形成、自动获得的，更不是天上掉馅饼。网络意识形态领导权离不开民众在实践中的选择和认同，也与党自觉选择和建构密切相关。实践中，我们要严密防范和抑制网上攻击渗透行为，批驳各种错误思潮言论，进行网络斗争，扎实掌握网络意识形态战场主动权，解决好“不敢抓”“没人抓”“不会抓”的问题，让互联网这个西方敌对势力眼中的“最大变量”成为捍卫我们党的领导权的“最大增量”。

牵好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从承载运行机制看，网络意识形态说到底是依托于网络信息技术来运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掌握在谁手里，网络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就由谁来掌控。比较而言，在尖端技术储备、芯片制造工艺、操作系统研发等网络核心设备和关键技术方面，差距不容忽视。一句话，网络技术命脉不能掌握在他人手中，网络技术层面的竞争事实上是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斗争。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要获得平等对话权，有赖于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制造的突破，破除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构建技术领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屏障。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要推动形成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实现重大突破，补齐核心技术“短板”。事实已经证明，核心技术买不来，更不是用主权换来的。实践中，我们要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推动产学研强强联合和协同作战，吹起冲锋号和集合号，破解“卡脖子”“掐命脉”的关键技术和关键产品，为网络强国战略和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强技术保障。同时，还要避免坐井观天，要统筹和优化国际国内资源，推动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形成技术创新制度化的强大凝聚力。

恪守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这条底线。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续，“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舆论飞地。”推进网络法治制度化，既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制度性基础，也是构成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话语权的先决性条件。脱离了法治有效管控的网络空间就会乱象丛生，从而导致去中心化、非理性化、极端个人化等现象日益触发网络意识形态风险。要立足于网络空间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秉承创新的现代法治理念，建立健全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互联网信息内容、网络信息服务和网络社会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制机制功能与结构的法治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坚持“立”“破”并举，先后颁布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网络法律法规与相关制度性文件，还出台了“微信十条”“账号十条”“APP 新政”“直播新规”，确保网络实名制落到实处。这样一套逐步完善的法律体系和规章制度将保障我国的互联网未来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运行。只有扎实推进网络法治制度化，实现良法善治，才能保障网络空间意识形态风清气正、健康发展，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

能否耕好守好网络意识斗争这块田、能否顶住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这个主战场，直接关系着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制度化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使网络意识这个“最大变量”释放“最大正能量”，需要我们夯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制度化建设，捍卫党领导一切的这条红线，破解网络技术创新的资本操控，牵好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协调统筹国内国外有利因素，推动技术创新，坚持依法治网，提高大众网络法治思维，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新型网络文化，形成制度化管控常态机制，藉此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防范能力，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推进园区高质量发展，勇做示范引领排头兵

2022-11-28

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打响开山炮，到在14个沿海开放城市内建立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各类产业园区在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产业园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产业园区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探索特色高效的发展模式，不仅逐步建立起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且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持续推进了园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建立园区创新生态系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产业园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等，加快形成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优良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和市场环境。并且，在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指引下，园区日益重视把自身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把园区建设成人文环境优越、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和谐、文化品位高雅的现代化创新社区。

一是打造产业生态体系。十年来，园区在明确主导产业的基础上，注重核心企业的引入与培育，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通过投资、创新、知识转移、品牌影响力促成了园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同时，注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激励主导产业中的核心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迁入园区。园区内的企业不仅形成了纵向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而且加强了咨询、金融、人才、管理等各种配套服务关系。进一步地，在产业补链强链稳链的过程中，以企业为纽带，形成了园区之间的互动合作局面，逐步完善了蜂巢式的网络发展形态，建立起园区的产业生态体系。

二是形成合理空间结构。从地理空间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园区开发的重点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倾斜，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园区获得了较快的增速，在总量上已经与东部地区平分秋色，形成了东中西部全面布局、均衡发展的局面。并且，在集约、高效等理念的指导下，国家加大了对各类开发区清理整改的力度，使得园区在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下，新增面积表现出递减趋势。同时，园区开始重视内部社会空间和治理体系的构建，逐渐从单一的经济空间向融合了社会空间的产业社区转型，开始大量配置为职工提供生活服务的住房、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等，重视园区环境品质的提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新的制度动力。

三是滋养协同共生关系。作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增长极，产业园区在重视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基础上，近十年来更加重视安商、育商等工作。比如，各产业园区更支持和鼓励园区内企业形成紧密互动关系，加强园区内企业之间相互采购等交易性市场合作行为，并产生频繁的协同合作活动，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进一步地，园区不再简单地招揽相关人才，而是注重人才工作粘性和贡献实效，发现并培育园区内入驻企业的领军人才，为“土著”专家提供创新成长的广阔空间。

当前，产业园区已经由单一功能的经济区向经济社会多重功能的综合区转变，成为产业社区或者产业新城。

聚焦高质量发展，提升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产业园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通过改革探索，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这十年来，产业园区在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区域一体化建设、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跨境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特别是在当前面临重大公共疫情和国际环境复杂变化的多重压力下，产业园区的引领示范作用将更加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一方面，园区要持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重视园区的规划与运营工作，推进与其他园区之间的合作，全面提升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重视规划管理。园区秉承“一张蓝图绘到底”的规划理念，从产业发展和空间形态两个方面对园区战略方向进行总体把控。近十年来，园区日益重视产业规划，明确贴合自身发展环境的主导产业定位，并有意识地将产业规划与空间规划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考虑，促进了园区的持续凝聚发展。

二是加强运营管理。园区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不断调整自身的管理职能与组织结构，在权力配置问题方面夯实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具体来看，园区以产业链招商推进园区持续发展，以建立精准招商联动机制优化招商工作行为规范，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通过提供生产保障服务、生活配套服务，提高了园区服务质量和产城融合水平；通过优化园区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园区和地方政府、开发公司等主体的协同关系，加强组织管理。2017年，首次从国家部委层面提出要探索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园区共建、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合作，通过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优势互补和优化配置，共同参与园区建设和运营管理，着力提升合作园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市场化和专业化水平。

三是优化评估管理。园区管理部门依据相应的指标体系分阶段地对园区的管理过程和管理绩效进行诊断和评价。产业园区日益重视自身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与周边产业集群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同时，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考核制度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对连续两次考核处于最后5名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按程序报国务院批准后降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21年商务部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新《考核评价办法》新增“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等5项增速类指标，按东、中、西部地区分类考核排名，并同时加大退出频次，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按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划分）最后5名的纳入降级备选名单，商务部根据两次考核平均得分情况分地区研提降级建议名单，报国务院批准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从而实现有进有退、动态治理的有效管理。

在规范园区管理的基础上，为促进园区健康、可持续、集约高效、特色化发展，将园区真正培育成为经济增长极，要进一步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根据新发展格局明确中国产业园区的功能、定位和战略目标，统一认识园区发展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征，厘清创新生态系统在园区层面的内涵与表现；二是要建立市场化条件下园区多元共治的管理体制，基于多主体共生的发展导向，形成园区协同发展模式，营造多元联动、高效融合的共治氛围；三是要形成跨行政区划、跨国背景下的新型园区开放方式，识别园区间差异化需求并实现有效匹配，在协调合作过程中建立高效可行的协商机制，并制定有效落地的利益分配机制；四是要根据园区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抓牢园区实现战略目标的新的驱动要素，在园区制度建设、多主体多层次融合发展、创新软环境培育等方面不断深化和完善。

构建“四面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2022-11-25

一

国家安全出现的很早，国家安全思想古已有之，但在“国家安全”概念下对国家安全进行系统思考和研究，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学则很晚。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然十分重视国家安全问题，但也长期没有使用“国家安全”概念论述国家安全，没有在“国家安全”概念下系统阐述国家安全问题。

“冷战”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开始超越以“战争与和平”为中心的“和平研究”“战略研究”，开始聚焦以“威胁与安全”为中心的“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构想，并于2004年公开出版了首部《国家安全学》著作，初步构建了一个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据新形势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先后出台了两个国家安全战略文本，广泛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安全通识教育，并在“一级学科”下开始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专业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结十年成就时所说，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但是，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几年时间内就尽善尽美。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在肯定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体系构建和完善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更指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安全体系的具体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专门阐述国家安全问题时，一方面通过标题“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的任务明确提了出来，另一方面又把国家安全体系问题置于这一部分包含的四个问题之首，并以“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为段首语，具体阐述了推进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和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具体内容，要求“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完善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和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生物、资源、核、太空、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完善国家安全力量布局，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

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体系不等于国家安全要素体系，现代化的国家安全体系更不能局限于包括了多少个“安全”。无论是人们最初所说的“十一个安全”“十二个安全”，还是后来概括的“十六个安全”甚至“二十多个安全”，都只是国家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方面，即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问题，以及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国家安全要素体系，而不是总体性国家安全问题，更不是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部内容。

为此，构建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在考虑国家安全本身构成要素的同时，进一步广泛考虑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从而构建一个包括这四方面的“四面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

二

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讲到国家安全的十二个要素，即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和有关方面陆续提出了一些新的国家安全要素，如海外利益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以及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等。

由于国家安全的各种构成要素都包括了“安全”二字，导致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等于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所有安全问题，甚至认为由这些要素构成的体系就是国家安全体系。这不仅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问题，而且也极大地缩小了国家安全体系的范围。

事实上，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并不是国家安全工作和国家安全治理涉及的全部问题，也不是现代化国家安全体系的全部内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不断增加，表明的只是国家安全本身内容的丰富性及其范围的广泛性，而不是国家安全治理可能甚至必然涉及的范围和问题，更不可能由此构建出完整的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野中，虽然国家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有领域、所有方面、所有层级安全的总和，但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体系涉及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国家安全本身及其不同层级的构成要素。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进行国家安全治理，必须在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之外，进一步关注和考察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保障机制。

总之，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相适应的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必须同时包括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来说，这四个方面既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国家安全总体体系下的国家安全次级体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众多国家安全要素中，只有人民安全（国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等是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其他安全要素则是不同层次上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或者是不同标准划分出来的另外不同的国家安全要素分类。根据对国家安全要素的这种认识，以及对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的长期研究，我们初步构建了一个包括国家安全要素体系、国家安全环境体系、国家安全风险体系、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四个一级子体系的国家安全总体系。

三

国家安全总体系下的国家安全子体系，可以包括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

例如，由于构建完整多层的国家安全要素体系任务繁重，我们可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论述，先构建一个包括上述十一个基本要素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国家安全道路。为此，在国家安全基本要素体系中，人民安全居于宗旨和核心地位，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分别居于根本和基础地位，军事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则发挥着不同的保障作用，其余的国土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也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护卫着国家安全。

再如，根据我们对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可以构建一个包括国家安全风险领域、国家安全风险类型、国家安全风险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国家安全风险治理体系。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落实“五大任务”，加快实现高水平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2022-11-15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部署了五个方面重大战略任务：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创新生态，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这“五大任务”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一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夯实创新引领发展的策源能力。创新范式的迭代演进路径呈现出“责任式创新”“整合式创新”“有意义的创新”“引领性创新”的规律性特征。202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指出，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而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是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是国家强不强、科技硬不硬的关键特征。应发扬斗争精神，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组件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以引领性产业为突破重点，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二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自立自强的国家创新体系。关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供给体系的中坚力量，是高能级创新联合体的主导机构，是自主可控现代产业创新体系的核心主体，是协同共创区域创新体系的战略重点，是科技创新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代表。应围绕“四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体系化的谋篇布局，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中国特色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面重塑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效能。

三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构建非对称赶超的治理体系。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第一要务，引领发展靠创新，驱动创新靠科技，科技进步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党的二十大从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出发，将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部署。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应运用系统思维，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人才作为第一资源、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要按照“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全面提升新时代科技创新管理水平，深入推进科技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靠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提升非对称赶超的体系化创新能力：一是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非对称优势，以适应性创新治理模式推动新兴技术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应用；二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使命导向的创新治理模式确保强国战略确立的特定目标按计划完成；三是鼓励多元化的资助体系和开放包容的政策工具，以前瞻性创新治理模式推动可能引领未来发展的高风险高收益事项的战略布局。

四是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组建融通创新的高能级联合体。为了顺应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潮流，应从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上加强对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建立健全开放融通的中国特色创新生态系统。这就需要依靠中国特色制度优势和组织模式创新，组建开放融通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传统意义上的创新联合体强调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打造“政产学研用金介”融合贯通的体系，旨在消除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不同创新主体能够在一起协同共创，科技成果能够得到顺利转化就算是实现了建设目标。而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承担着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使命，应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国内外企业以及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不同主体，以新型举国体制为主要制度保障，聚焦国家战略性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产业创新需求，旨在实现我国在关键科技领域从追赶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

五是激发各类人才的创新活力，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新时期科技人才工作，提出了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目标，明确了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的重点任务。激发各类人才特别是战略人才力量的创新活力，应着力解决“人才从哪里来”“人才发挥什么作用”“人才需要什么条件”等关键问题。围绕“人才从哪里来”的问题，一方面应按照特殊人才特殊培养、关键人才重点引进、杰出人才破格提拔的原则寻求战略科技领军人才的重点突破，另一方面应对战略科技人才进行提前布局和长周期培育，在关键核心领域提前揽才，通过长期投入和长线支持进行人才梯队建设，不断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围绕“人才发挥什么作用”“人才需要什么条件”的问题，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真心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持续推进认可度高、含金量大的政策落实落地，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人才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

2022-11-11

作者：黎海波（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分中心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提出了“五个牢牢把握”的要求，其中第一个要求就是牢牢把握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从大历史观来看，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巍然屹立在中华大地和复兴征程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创造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中华民族是具有伟大奋斗、创造、团结和融合精神的民族，在绵延5000多年的发展史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国家蒙辱、人民蒙难和文明蒙尘，无数仁人志士企图效仿西方现代化模式来挽救中国，但这些努力最后都宣告失败。面对民族危亡和国家劫难，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9月，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砥砺初心、接续使命，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的文明，将进一步推动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更好融合与提升。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小康梦想

自古以来，“小康”就是中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早在《诗经》中就有“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记载，意思是人们辛勤劳作，目的就是为了过上小康的日子。在儒家文化中，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然而，在中国古代和近代，都未能实现小康这一梦想。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首先用小康来诠释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的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首位，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组织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凝聚起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一部中华民族发展史就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和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高扬理想信念的旗帜，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历史性地解决了贫困问题，赢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重大战略成果，铸就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伟大辉煌，吹响了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嘹亮号角。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空前增强。民族团结进步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光耀世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合力愈发强大。团结奋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发展史既是一部中华民族文明的创造史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生成史，更是一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史。党的百年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更是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升到全新的高度、推进到不可逆转的进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也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新时代十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各民族共同建设的现代化，是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500多年社会主义运动史、100多年党史、70多年新中国史和40多年改革开放史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底色，创造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从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秀答卷。

更好更快地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2022-1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我们知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国情特色的第一条。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特征之一。中国多年来一直是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拥有14亿多人口，占全球人口比重高达18%，有近9亿劳动力、超过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总和。因此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每一次跨越，都可以说是全人类的一次重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中国消灭了绝对贫困人口，就为全人类解除贫困问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速达到9.5%，连续多年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30%以上的贡献，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立刻使全球范围内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人口数翻了一番……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也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对于全人类整体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福利水平也将是一次巨大提升。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可以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更好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低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巨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池，对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才能等其他国际流动性更强的生产要素形成强大吸引力，吸引他们到中国与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以形成生产能力，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迅速降低全球生产成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30年中，中国就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为世界提供了近乎无限供给，规模巨大且高效率的低成本劳动力。但同时，这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机会，1978-2017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5%，远超同期约2.9%的世界平均水平。

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巨大的人口规模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国内市场。2021年中国人均GNI为1.24万美元，尚未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均GNI1.27万美元的门槛，但是经济总量却可以达到17.7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而且若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中国早在2014年就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可以发现，中国目前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人均收入中等”阶段就做到“经济总量巨大”的经济体，这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全球第一的人口规模。而同时具备“人均中等，总量巨大”两大重要国情特征，使中国以巨大的国内需求成为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加速度，彰显中国经济巨大“潜力”。中国同时具备高收入经济体不具备的“潜力”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具备的“引力”，使全球资源获取更高要素报酬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增长并更快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巨大的人口规模可以帮助中国缓解“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之间的矛盾，加速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效应”。对于人口规模小的经济体，如果分工细化，细化后的分工角色就可能面临市场规模不足的限制，无法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收益递增或成本递减；若要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分工就可能很难做到细化，从而也无法收获“干中学”或“专业化”带来的“效率提升”及“生产可能性扩张效应”等等。而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就更有可能同时收获“分工细化”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即使分工做到很细，那些所谓“小众”的产品和服务也可以在国内获得较大的市场规模，市场主体既更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和比较优势，又可以收获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成本下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新型工种和职业涌现出来，今年9月份完成修订的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2015年版大典相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总职业数达到1639个，都可以看作是分工细化之后的结果。随着我国人口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比重的日益提升，无论是从宏观层面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还是从微观层面看市场主体的成长，可能都将更多地依靠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人口规模巨大所带来的“分工细化与规模经济相容”的优势，将变得日益重要。

因此，中国应创造条件，更好地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以更快更好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一是需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要发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的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在开放的条件之下，中国才能更好地发挥同时具备“潜力”和“引力”两大重要国情特征的独特优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成为全球优势资源的“引力场”，吸引他们进入中国以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这样中国也就“以自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二是应当不断降低交易成本，为促进分工细化创造良好条件。这要求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只有降低交易成本，才能支撑人们进行更为细致的劳动分工并相互进行市场交换。

首先要从技术应用层面提升社会分工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部分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强国，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过去若干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增长、以及数字平台的发展大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也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现在在国内的大城市，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各式各样的产品与服务，满足各式各样的丰富需求，而这多数时候是通过网络与数字平台来实现的，充分说明了在网络与数字技术的赋能之下，社会分工已经相当程度得到细化。下一步，要继续加强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支撑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效率；并促进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降低要素配置的交易成本。

其次是在制度层面，要深化改革，破除不利于分工的制度因素与安排，更好地破除生产要素跨地域跨部门流动障碍。在这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明确提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以此为指引，能够更好地贯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按照要素报酬的高低，高效率地找到最优位置，使得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能发挥出最大效益。

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2022-10-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可以说，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对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富有斗争精神的政党。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中国共产党人都毫不退缩，始终保持着百折不挠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这是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完成重大使命任务的根本保证。百年来伟大成就离不开艰苦奋斗，伟大斗争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坚忍不拔的意志、无私无畏的勇气、不怕牺牲的精神、百折不挠的品质，这是百年大党的成功之道和青春密码，是我们赢得胜利和继续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其斗争内容和形式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激荡，只有观大势、谋全局，正确把握新时代斗争的历史特点，才能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和先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涉及各国特别是大国利益，实质是国际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必然伴随着复杂的博弈。尤其是当前世纪疫情阴霾未散，局部地区冲突硝烟又起，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回潮，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国际战略形势深刻变化必然带来的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无序和混乱，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一些难题等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各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将交织叠加，各种风险挑战会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解决发展问题的难度加大，斗争涵盖领域的广泛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攻坚克难的复杂性都将前所未有，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做好各种斗争的准备。

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风险期，这是历史的规律。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国家往往在两个时期面临的外部压力最大，一个是积贫积弱之时，另一个是发展振兴之时。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就越激烈。

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勇敢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风险新挑战，更加积极有效应对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胜利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伟大的梦想，实现这一梦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西方大国全面遏制打压我国的战略意图不会变，战略竞争和对抗上升的大趋势不会变。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风险、强大对手，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善于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仅要敢于斗争，还需要善于斗争，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

一是要牢牢把握正确斗争方向。党的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决定了我们的奋斗目的和方向。我们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任何时候、每一步行动，都要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选择利益最大、代价和成本相对最小的方式和时间点。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导致长久痛苦，不能逞一时之能而葬送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有限的忍让不是懦弱，而是智慧；适当的后退不是怕谁，而是为了下次大踏步的前进积蓄力量；多轮且长期的对峙博弈不是优柔寡断，而是全局谋划耐心赢得最终的胜利。

二是要增强战略定力。大国博弈是一盘大棋局，是一场新形势下的持久战，可以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斗争，将贯穿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整个历史阶段。持久相抗，要的是理性不随性，用的是长力非蛮力，不能因为一个棋子掀翻整个棋盘。战略定力不是说说而已，不能被别人带偏节奏。

三是要增强斗争本领。“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斗争本领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要认真学习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掌握做好工作、履行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技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预见性。

四是要讲求斗争实效。斗争形势最复杂、最严峻的时候，往往也是最考验战略智慧和斗争方法的时候。这就要求我们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合理选择斗争方式，及时调整斗争策略，把握斗争火候，把握时、度、效，做到有的放矢、务求实效。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敢于胜利。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几个西方国家凑在一起就能决定世界大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中国的发展壮大则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勃勃生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前途和未来。当前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面对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势，某些西方大国必定心有不甘而极力捣乱。73年前，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就讲了两个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历史证明了这一预言的科学性、正确性，也必将证明我们斗争的胜利前景。因为最根本的，我们的斗争是建立在正义性和人民支持的基础上的。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我们坚信，只要我们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就能得到最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能汇聚起赢得伟大斗争、开创伟大事业的磅礴力量，从而最终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

2022-09-19

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争取、尊重、保障和发展中国人权的奋斗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实践中，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源于中国历史，植根中国现实，借鉴各国经验，既是中国人权发展的主要特征，也是党在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立场。党立足基本国情，总结历史经验，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人权发展的核心理念，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人权发展的重要方针，把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把全面协调推进各项权利均衡发展作为人权事业的可靠支撑，把法治作为人权最有效的保障，为中国的人权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人权法治保障，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面的民主权利。我们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大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加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实雄辩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

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在社会主义中国，全体人民是人权的主体，是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和受益者。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反映了人民主体的政治立场，表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情怀，彰显了人民为本的价值取向，昭示了人民至上的党性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奉行人民至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崇高追求。党领导人民推进人权事业，目的在于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揭示了人权的本质和真谛，反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根本要求，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部政治主张和实践活动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提高人民的素质与能力，维护人民的价值与尊严，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关爱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增进人民的幸福与美满作为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基点和归宿，实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努力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全面协调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日益增强，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权的事实，有力地诠释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

人权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因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人权是历史的、具体的、现实的，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这表明，人权具有普遍性，人权的普遍性基于人的价值和尊严，也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理念。因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内容适用于一切人，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应为之实现做出积极努力。人权又具有特殊性，各国的人权状况与各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各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各国人权发展不可能有同一模式。因而在实现普遍人权时，只有充分考虑各国特殊的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各国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人权发展道路，制定符合本国实际和人民意愿的人权发展战略，才能有效实现普遍人权。换言之，在实现人权的问题上，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人权事业发展必须也只能按照各国国情和人民需要加以推进。

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积极回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在切实保障人民物质文化权利的基础上，致力于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权利诉求，有步骤、分阶段地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实现了亿万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世界人权发展史上的奇迹。可以说，中国“把人权普遍性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我国国情和人民要求出发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确保人民依法享有广泛充分、真实具体、有效管用的人权”。

坚持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从近代积贫积弱、备受欺凌中走来的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前提和基础。生存权是指社会承认并保障每个成员的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获得维持生命和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发展权是指人人有权参与和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并在发展中逐步使人的各项权利得以实现。由于人不仅是一种个体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因此个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离不开民族与国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保证民族的生存发展，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个人实现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也是解决我国人权问题的根本所在，决定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人权建设问题上得出的基本结论。我们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首要人权，协调推进各项人权平衡发展，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充分保障，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有效维护，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从贫穷到温饱再到全面小康，真切地实践了发展不让任何一个人落下的口号。

实践表明，发展寄托着生存和希望，象征着尊严和权利，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发展来解决。唯有发展，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唯有发展，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唯有发展，才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坚持依法保障人权

如果说活着只是人的本能，活得有自由有尊严才是人的本质要求，那么，能够维护人的自由和尊严的可靠保障就是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确认和维护人权的基点，不仅在于公民的政治权利，而且在于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仅在于个体人权，而且在于集体人权；不仅把人权的充分实现作为理想和目标，而且为人权的充分实现提供物质和法律保障。

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既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其中人权司法保障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人权的最终维护者，人权司法保障状况直接反映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程度。这在客观上要求司法人员必须坚守职业良知、坚持执法为民，肩扛公正天平、手执正义之剑，树立惩恶扬善、执法如山的浩然正气，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坚决杜绝因司法不公而造成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事情发生，切实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片天地。

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注重汲取不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注重借鉴不同国家的人权理论和经验，注重完善自身人权发展道路和实践，坚持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推动全球人权治理的使命担当。中国利用世界和平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全球人权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从国际维和到远海护航，从“一带一路”倡议到巴黎气候协定，从中非合作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从亚洲投资银行开业到亚欧班列开通，如今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听到中国的声音，看到中国的善举。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克时艰，第一时间开展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数十支医疗队驰援海外，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物资援助。

除此之外，中国主张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包容、相互借鉴，国际人权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全球人权治理体系要由各国共同建设，人权发展成果要由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中国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保障模式，认真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全面参与国际人权事务，愿同各国人民一道，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国际人权治理体系，促进全球人权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步，不仅使中国人民享有充分的人权，而且为全球人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2022-08-22

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群众观点，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可以说，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应有之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仅属于民主政治的范畴，而是一个具有广泛经济社会意义的总体范畴。

从政治发展维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成为国家主人；社会主义就是让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社会。民主是一种国家形态和国家制度，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历史长河中，自从阶级和国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国家制度尽管由于生产力发展程度、文化、历史等因素，存在很多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基本共同点：它们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都是实现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在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推翻了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自此，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民群众、为劳动者服务的民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各种制度安排行使国家权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就需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人民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从经济发展维度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为了人民，通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幸福生活需要、通过不断消除不平等的甚至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使人民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社会。不同社会制度的显著区别就是发展理念。为什么人、由谁享有是区别不同社会制度及其发展理念的根本问题。在以往一切阶级社会，社会的发展都是服务于剥削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在这些社会，少数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尽管扛起了人本主义的启蒙大旗，但其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维护资产者的利益，社会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不合理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生产条件和发展成果都不能由人民共享。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少数资产者主导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

人民当家作主，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就是人民能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逻辑与分配逻辑。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确定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产逻辑，它把实现人民幸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和归宿。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奴役和剥削，成为社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和伟大理想。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应当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让人民能够共同支配、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让“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

从社会发展逻辑看，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构成社会发展动力主体，成为主宰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人；社会主义就是一切依靠人民，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人民主体性和个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是主宰社会发展和自身命运的主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在以往社会中，由于压迫性、剥削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制约，人民主体地位、人民群众历史能动性被严重压制了，更谈不上主导社会发展、主宰自身命运。历史上的统治阶级都是把自己看成人民群众的父母。历史上那些所谓的明主、贤相、清官也许有过体察民情、爱民如子甚至为民请命的举动，但究其实质仍然还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只有社会主义消除了一切旧的社会关系桎梏，让人民主体地位得到充分彰显，才能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不仅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也主宰着自身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自己。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得到了全方位、全过程的实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让每个人的能力、人的丰富性得到全面提升。

以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

2022-07-27

7月23日，第五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在开幕式上，国家网信办发布了《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并启动了2022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

当前，我国面临世界百年的技术与产业创新之变、大国竞争格局之变、国际经济治理之变，抢抓数字经济新机遇、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是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取得阶段性骄人成绩。但同时也要看到，资源供给不足、数字鸿沟较大、数字化转型能力受限等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成为现阶段制约我国数字经济驱动发展新优势成效的重要因素。

一、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成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关键路径

2022年7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在《纲要》中，数字素养与技能被定义为“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社会公民成为数字经济体系的生产者、消费者、储蓄者、投资者，是支撑经济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畅通数字经济大循环和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广泛市场主体，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并深刻影响发展新优势的全面塑造。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其一，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创新动力源。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其重点在于建设一个全民参与的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当前，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不仅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新型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构成。全面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为激发全民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构建了重要前提，是新时期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创新动力源。

其二，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市场活力源。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重塑我国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必然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只有国内市场高效联通，形成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互动，才能发挥市场促进竞争、深化分工、规模扩大、效率增进的强大发展优势。在这一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构建以数据为核心、以数字技术应用为驱动的新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有效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的经济循环，促进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是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有效方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通过促进数字资源供给优化、数字市场竞争环境改善、数字生态体系建立健全来加速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厚植发展新优势构筑坚实的市场活力源。

其三，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红利释放源。近年来，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呈现逐年缓慢减少趋势，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衰减。然而，随着我国受教育群体的快速增长，人口质量红利正在不断上升，成为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的新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素养与技能的优劣将成为反映人口质量水平的关键变量，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通过增强数字经济时代必备的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质量升级，为厚植发展新优势提供新的人口红利来源。

其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包容增进源。发展的包容性是新发展理念中共享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推进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体和欠发达地区，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能力和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是新时期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的内在要求。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由信息可接入性的差异和互联网利用能力的差异所产生的数字不平等，正在成为导致地区间、群体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广覆盖建设的现实情况下，信息可接入性差异所致的“第一道数字鸿沟”正在逐渐被“物理填平”，而互联网利用能力差异所致的“第二道数字鸿沟”则由于数字技术和知识的门槛效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包容性发展进而厚植发展新优势的重要源泉。

其五，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是厚植发展新优势的全面发展源。致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崇高追求，也是新时期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根本保障。数字技术向全社会各领域的融合渗透不仅极大地催生了全体人民参与高品质数字生活的社会需求，而且对全体人民正确理解、使用和创造数字产品及服务的素质与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为厚植发展新优势贡献源自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强大力量源泉。

二、以“人”的数字化转型为核心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

从“转型”视角看，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其本质要求是将全社会公民视为转型主体，推动全民实现以数字素质与能力集合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因此，需要从供需两面共同发力，坚持以完善数字供给体系为关键、以满足人民对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能力需求为根本，实现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迭代升级转型路径，加快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数字技能积累。

（一）供给层面：打造高质量数字供给体系

围绕“资源、场景、环境”三大要素，以数字资源供给为基础、以应用场景拓展为牵引、以数字安全文明环境建设为支撑，打造高质量数字供给体系。一是突出“普惠”和“共享”，不断提高数字设施和智能服务面向全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覆盖广度和渗透深度，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教育培训资源等跨地区、跨层级开放共享。二是突出“智慧”和“体验”，以智慧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商店、智慧商圈、数字助老助残等建设为重点，推动5G、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普及应用，提升基础设施、系统平台、设备产品的智慧化水平，打造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智慧出行等新型数字生活服务体验，提升全民数字资源、数字工具的使用意愿。三是突出“安全”和“规范”，以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和强化个人信息及隐私保护为着力点，提高数字安全保护能力；以依法上网用网、网络文明素养、数字道德伦理等为建设重点，强化数字社会法治道德规范，构建促进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的数字安全文明良好环境。

（二）需求层面：构建全民数字能力培育体系

紧扣“能力需求”，围绕全民数字学习、数字工作、数字创新三项能力持续强化培育，构建全民数字能力培育体系，切实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一是围绕数字学习能力培育，强化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数字经济、数字技术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推进基础课程、实训基地、培训体系建设，加大数字技能职业培训力度，建设数字技能认证体系和终身教育服务平台，为全民数字学习能力成长奠定学科基础、完善平台服务、构建学习体系。二是围绕数字工作能力培育，面向产业工人、农民、新兴职业群体、妇女、领导干部与公务员等，根据行业特性与职业要求，分类制定完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体系，提升各类职业人群的数字化生产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三是围绕数字创新能力培育，依托创新型企业及高校（院所）科研平台，加快数据资源挖掘与开放利用，探索建立大数据驱动、社会公众参与的科研创新模式，推动形成以全民数字创新能力培育为导向的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体系；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积极开展数字创新大赛、成果推广、技术科普等活动，引领带动全民参与数字创新、共建共享数字创新素养技能。

电力结构转型中的治理协同机制与路径

2022-07-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系统谋划生态环境领域重大改革，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着力解决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作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尤其是当前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升级任务艰巨，如何找到一套符合国情又行之有效的绿色治理机制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为中国电力系统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电力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电力结构转型亟需治理体系重塑

经典能源转型理论认为，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完成之前需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在“初始”阶段，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还不成熟，转型往往聚焦于技术研发与示范型项目。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成熟，经济性不断提高，开始被大规模采用，转型逐渐进入“起飞”阶段。这一阶段往往表现为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在电源结构中份额不断扩大。而随着可再生能源的日益发展壮大，电力结构转型也渐渐向“突破”阶段过渡。

近年来中国电力结构转型不断深化，从“起飞”逐渐进入“突破”阶段。根据中国电力协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全口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为2.9万亿千瓦时，占发电量的比重达到34.6%。而煤电占比则从2010年的超过70%，下降至2021年的60%左右。与此同时，快速变化的电源结构与现有电力系统之间不兼容的问题却变得愈发突出。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将是破解“能源不可能三角”，在推动脱碳的同时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和电价稳定的关键。

电力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电源电网、负荷储能、市场机制、政策体制等系统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保障系统的稳定安全运转。构建以新能源占比不断扩大的新型电力系统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对“源网荷储”各个环节重塑，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和发挥政策体制、市场机制，发展规划的支撑引领作用，推动各环节相互配合协调，才能事半功倍。

以煤电转型为例，在储能技术实现大规模部署、具备足够调节能力以前，迫切需要煤电转变职责，由主力型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调节型和支撑型电源转型，为风光保驾护航。而调节支撑服务是为应对系统的不时之需准备的，往往是备而不用。这意味着煤电利用小时数的大幅降低和机组运行成本的提高。在相当一部分煤电业务深陷亏损泥潭的大背景下，煤电向调节支撑型电源转型实际落地，需要考虑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强化容量服务市场，并适时引入包括容量电价在内的成本消纳机制。

此外，推动煤电向调节型和支撑型电源转型仅仅是煤电长期转型，逐渐淡出电源组合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还需对煤电转型制定一个长期规划，平衡好“短期保供”与“长期碳中和”之间的关系。这一规划需要考虑发展储能和需求侧响应等灵活性资源，并推动区域电网之间更好的互联互通，以逐步替代煤电提供系统灵活性，最终实现以新能源为主体清洁、高效、安全电力系统的构建。

煤电转型的例子说明，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系统重塑的过程，涉及技术，市场和政策等不同领域。由于治理对象的多元化，不可避免地涉及多个治理主体。其中既包括各地方政府相关工作部门和上级主管机构，也包括发电和电网企业，相关企事业单位等利益相关方。而不同主体又往往追寻不同价值目标，包括经济效益、社会发展、能源安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这些价值目标之间相互未必协调，甚至可能会相互矛盾。一旦把握不好，不仅电力结构转型的脚步会放缓，甚至会威胁电力供应的安全稳定。

构建治理协调机制是促进电力结构转型的关键

推动电力结构从“以煤为主”向“清洁化、多元化”转型，是实现中国能源转型的重要依托。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一个跨越生产端到消费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涉及电力系统方方面面的过程。这不可能通过各省市，或各电力企业独立完成，必须依托产业和社会各利益相关方协同作战。而实现协同作战，需要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指标牵引，更重要的是贯穿电力产业的协调机制，推动跨部门跨地区在电力转型过程中通力协作，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相互掣肘。这一协调机制的建立要考虑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充分发挥中国“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组织”的治理优势，推动各治理主体和利益相关方之间有效协商。特别需要考虑建立相关机制，鼓励矿工、电力企业职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协商过程中的利益表达，避免电力转型对弱势群体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协商过程中还应发挥中央或上级主管机构的主导性作用，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聚焦在“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事关电力转型成败的关键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这既可集思广益，减少决策失误，也可提高决策效率，避免出现“民主过载”，还可凝聚共识，助力电力系统转型的顺利实施。

第二，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复杂且不确定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因此，需要在治理模式上进行制度创新，从“定目标，下放执行”的传统线性治理模式，逐渐转向从实践中不断学习修正的动态螺旋升级式治理模式。这需要建立有效机制，鼓励各治理主体及时总结，互通有无，分享成熟经验和做法，提高在各自领域推动转型的能力和水平。

“链长制”：电力系统结构转型的新机制与可行路径

“链长制”来源于产业发展实践，是一项强化产业链主体治理责任的制度创新，通过协调产业链内外部资源并注重在产业链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突破，进而推动“强链、补链、固链、延链”取得实质性效果。就实现机制而言，“链长制”由各地政府一把手领导挂帅，其主要着力点在于梳理产业链分布情况，找准系统薄弱环节，并组织各部门和产业链各主体针对关键卡点进行协同攻关，构建对“链主”及其配套企业的常态化“网络型链式服务”机制。

电力结构转型绝非易事。过快，会影响能源安全，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不必要的影响；过慢，又会拖慢中国减碳的脚步，为“双碳”目标的实现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治理环境下，笔者认为采用“链长制”等制度创新模式，坚持“先立后破”，稳步推进电力结构转型变得尤为重要。

第一，积极促进纵向和横向管理部门协同，加快建立节能减碳激励约束机制。“双碳”目标的实现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同时由于“双碳”工作涉及面极其广阔，因此产业链链长应发挥其纵横结合与善于协调的重要优势。在实践中，链长制是畅通产业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手段，尤其应在产业链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园区的成功管理经验，加快建立融合发改、工信、商务、环保和金融等在内的多部门协调机制，重点构建节能减排激励约束机制。绿色治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制度形成和动态演进的过程，而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平衡设计与有效实施。不同部门之间往往有着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因此良好制度的设计不但要平衡好各方的权责和利益，更重要的是实现对主要当事方的核心激励。产业链链长制的核心在于更大空间维度上的要素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政策集成优势加快协调，有利于区域电力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和治理效能提升。

第二，推进电力部门数字化和智能化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打造智慧能源治理系统。近年来，随着传统化石能源成本下降及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的推进，我国批发电价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作为新能源的风力和光伏等发电成本已经和传统煤电成本较为接近，但是由于新能源系统的不稳定性，未来的多能互补系统亟需提升系统柔性与灵活性。数字化转型趋势对电力结构转型是一个利好，作为新基建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的广泛应用有利于能源系统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电力行业在源网荷储及调度等全链条全周期中会产生大量有价值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开发对于电力企业盈利与控制水平的提升有较高的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将为电力部门带来潜在机遇和广阔的应用场景。通过“链长制”推进电力系统的大数据治理，不但可以有效解决节能降碳的问题，同时也是提升能源效率和系统灵活性及安全水平的关键措施。

第三，构建绿电市场与碳市场的协同治理机制，打造绿色金融支撑体系。目前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正在推进，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我国首先选择电力行业进行试点。推广使用绿色电力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双碳”进程的逐步加快，绿色电力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将日益增大。通过“链长制”推进电力市场与碳市场的联动，可以提升用电成本与碳排放成本衔接的顺畅性，同时有利于经济平稳有序发展。在“链长制”的协调下各地应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等各类绿色金融产品，将碳表现、碳定价等纳入授信管理流程，加快推进气候投融资试点，积极培育绿色金融家，为电力系统各产业链部门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支持。

第四，加快培养“双碳”专业型人才，推动“双碳”职业体系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经济产业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同时还需要全社会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双碳”专业型人才的培育刻不容缓。目前我国能效提升与电能替代同步推进，高效节能和绿色低碳技术正在大力推广，综合能源服务和新型电力基础设施也在不断完善，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都离不开专业性人才的强力支撑。人才链和资金链已经打破了产业的地域边界，同时由于人才在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链长制”作为一种生态化的产业组织创新模式，应大力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合作，推进教育系统、研发单元与产创部门的多元合作。日前教育部下发《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加强绿色低碳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同时，推进碳排放管理相关新职业的设立工作取得重大进展，2021年，国家人社部增列碳排放管理员作为国家职业分类大典第四大类新职业。下一步应加快促进形成完整的碳排放管理职业体系，为我国电力系统结构转型与“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持。

多策并举、分类施策，破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

2022-07-06

众所周知，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量多线长面广，是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微观基础和主要力量，但大多数位于传统产业环节、产业链中下游、价值链中低端、技术链薄弱处。这导致中小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弱，在面对市场波动、结构调整、增长停滞等状况时容易受到负面冲击。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变革，颠覆性、突破性、原创性技术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以“云大物移智链”为代表的创新技术，驱动了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度变革与重构，企业利用网络化、数字化来提升质量、效率和效益的作用非常明显，因此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利用工业互联网、5G﹢工业互联网等，深化IT、CT、OT、DT集成创新。

今后五年将成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加速发展的重要时间窗口，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

数字技术以“数字化、在线化、智能化”为特征，开辟了新的价值创造模式，重构中小企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数字化转型可以助推中小企业加入开放式创新网络。开放式创新体现了创新要素之间的互动、整合与协同，通过推动创新知识在跨组织边界的流动，带来速度更快、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技术革新。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开放式创新，5G通信技术带来的互联网升级、物联网普及、人工智能发展，加速推进了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紧密联系。数字经济的影响从企业内部溢出，沿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技术链延伸，给链条上的中小企业也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分工机遇。

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中小企业敏捷度和坚韧性。数字技术的使用，使得企业运营管理和组织沟通的效率更敏捷高效，更能快速响应环境变化、客户需求、内部变革等突发事件，并做出有针对性、及时性的调整。如数据中台可以对数据前台的各种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提高中小企业对市场等情况的掌握程度，还可以将数据和结果连接到具体应用场景。而算法中台可以基于推荐算法、搜索算法、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提前预测甚至引导市场需求。在市场技术快速更迭、客户需求更趋多样、服务属性变得重要的当下，数字化转型将提高中小企业的敏捷度和坚韧性。

数字化转型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提质增效降本。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又一显著特征，具有规模效应和长尾效应。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电商平台等，中小企业可以“上云”“用数”“赋智”，借助“云大物移智链”等技术解决自身软硬件不足的劣势，享受到具有规模经济、统一管理、高效低本的存储和计算空间等。相应的，数据要素则成为中小企业资源配置的核心内容。需求端的价值流通过数字化实时连接，影响供给端转型升级、生产模式优化、经营模式重构、商业模式创新，大幅提升企业效率和生产力水平。数字技术可以弥补中小企业自身软硬件的短板，赋予中小企业“多”“快”“好”“省”的特性，即更多的种类和选择，更快的生产和交付，更好的产品和服务，更省的成本和价格。

数字化转型可以重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数据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给、无限使用、无限增长的特点。中小企业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对市场端、营销端、生产端、物流端等环节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收集、筛选、加工、处理，形成企业运营管理决策的重要依据。例如，数据可以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纳入到企业的生产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种类范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获取数据要素是取得发展和竞争优势的关键。由于数据要素的非竞争性使它比其他生产要素更易获取，这对于中小企业提高市场和客户粘性是非常重要的，将成为中小企业重构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

数字化转型将重塑中小企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需要与生产力相适应。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中资源和需求的匹配模式、价值创造模式、竞争合作模式，并影响了全产业链各主体的生产关系。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必须要从全社会、全产业、全供应链的角度，重塑与“云大物移智链”等数字生产力相匹配的数字化生产关系。在外部，中小企业应与同行企业共同研发、同担风险、共创价值来获取互补性资源，与客户及供应商紧密接触和交流，以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和创意动态。在内部，中小企业业务重组也将推动组织架构和职能重组。最终，数字化转型将加速改变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全过程协作关系、组织内生产关系三方面生产关系，构建一个产权清晰可溯、交易与协作高效可信、分配公平有据的生产关系。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在哪里？

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数字技术作为生产力对企业业务、管理、组织模式进行的深度变革与重构。现阶段，中国中小企业不仅面临着全球同类企业数字化转型赛道上的直接挑战与全面竞争，还直接承受着国内大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比较优势与超前压力。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分析报告（2021）》指出，2021年中国中小企业处于数字化初步探索阶段的占比为79%，处于应用践行阶段的比例为12%，处于深度应用阶段的仅占9%。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道阻且长，突出表现为“四不转”现象。

不闻转。中国中小企业大多数为私营企业和家族企业，具有规模小、组织架构简单、流程规范不成熟等特征，企业发展往往取决于管理者自身经验与能力。一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满足于现状，或存在二代接班意愿不足等问题，对企业创新突破发展的意愿不强。因此，部分中小企业并未听说，也不会主动了解数字化这一新鲜事物，更不会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或规划中。而较多的对于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大部分仅仅停留在自动化办公、员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电子替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或者出于对网络安全的不信任而未推动企业数字化的应用实践或深度应用。

不愿转。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储备，还要全面升级各生产管理环节的基础设施。目前，中小企业数字化设施装备与应用率、信息系统覆盖率、数字设备联网率都远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的比例并不高。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资金投入、数字化人才、数字技术等方面的制约，往往在网络、设备、信息系统等资源配置方面投入相对较少；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自身“造血”机能偏弱，外部“输血”机制不畅。因此，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基础和转型条件不足、自身软硬件投入欠缺、外部资金杠杆和专项扶持较少，都增加了其数字化转型的难度和顾虑，也弱化了其转型的整体意愿。

不敢转。首先，既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好处且自身也有能力进行数字化转型，但部分中小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时常常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首先，中小企业尤其是传统行业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率不高，导致中小企业不敢进行数字化转型。其次，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见效慢、周期长，难以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直接收益，导致投入回报不成比例。而中小企业又往往急于见到成效，用传统的绩效指标衡量转型效果，难以对数字化转型进程与价值做到阶段性、渐进式的评估。最后，数字化转型意味着对企业商业模式、业务流程和系统制度的再塑，需要打破原有的老旧系统、传统管理制度。考虑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底座不牢的现实情况，在对原有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往往出现无法兼容的问题，而推倒重建又容易对企业造成伤筋动骨的损失。

不会转。不会转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不明确。现阶段，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大都停留在试点探索阶段，要么仅在某个职能部门、工作内容或应用场景进行数字化转型，未涉及企业全业务、跨职能的系统性改革；要么将数字化等同于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未对企业核心业务、重点部门、关键内容进行数字化转型变革，导致不能最大程度释放和解锁数字价值。从具体原因来看，这一方面是因为企业数字化改造的需求模糊、庞大、复杂，以及关键标准、实施指南、技术标准的缺失，致使中小企业不能清晰认知和部署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总体战略规划相适应的数字化战略。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一个能准备评估企业数字化成效和价值的评估模型，导致中小企业不能准确认知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产出效益。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路在哪里？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冲突不断、通胀刺激逐渐失灵等冲击，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呈现巨大不确定性。处于全球供应链末梢、作为供给面毛细血管的中小企业，最先遭受这种全球范围内产业格局和市场格局不确定带来的强大负面冲击，面临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取消、停工、停产、停航以及零部件供应不足、劳动力短缺、货运周期延长、大宗商品价格高涨等风险。这也倒逼中小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其转型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因此，在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和激发企业内在动力的同时，更应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健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生态体系。

分类精准施策，推广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型平台。分类精准施策探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引导少数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的中小企业加快传统制造装备的数字化改造；针对中小企业因自身软硬件限制而“不愿转”“不敢转”现象，从外部搭建技术水平高、集成能力强、行业应用广的第三方数字化服务平台，采用“租借+管理”的方式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对于“不会转”的中小企业，积极开发使用便捷、成本低廉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解决方案以及产品和服务，特别是加快数字化转型的试点项目与经验的复制与推广，形成全企业全场景的数字化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

共享协同对接，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深度互联互通。考虑到中小企业存在数字基础弱、数据流通差、系统兼容难、场景切入难等诸多阻碍，而中小企业对高经济性、高可用性、高可靠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支撑的需求日益凸显，鼓励大型企业立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搭建资源和能力共建共享共用平台，在重点领域实现设备共享、产能对接与生产协同，系统赋能和助推牵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共享协同对接，积极利用工业互联网吸引中小企业深度融入大企业供应链与创新链，驱动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实现深度互联，推动生产和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以及生产体系和服务体系再造。

上云用数赋智，拓展中小企业数字化应用新场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可行方向是上云用数赋智。首先，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场景的云服务，围绕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推出集成应用的数字化场景。要借助实时、不间断、全过程数字管控工具，推进中小企业逐步将基础设施、业务系统等云化改造，实现实时的研发、制造、营销、供应链、财务等企业全价值链上云。中小企业数字化场景的潜力巨大，需要不断创新数字技术新模式，通过数据应用推动业务模式变革，培育数字孪生、云制造、众包众创众筹、虚拟仿真等新业态，打造更多的数字化应用新场景。其次，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对丰富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和利用，匹配具体的业务场景。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新的业务场景进行自主分析、自主学习和自主决策，实现“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升华。

完善支撑体系，打破中小企业数字化的制度壁垒。在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时，应注意完善支撑体系，特别是策应平台建设的方向性和细节性，打破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性壁垒。在具体推进中，要注重三大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其一，建立中小企业数字化可信服务商、数字化产品与服务的评价标准体系，创建方便数字化服务商注册认证、中小企业对服务商进行测试验证、沟通咨询与信用评估的公共服务平台；其二，建立中小企业融资增信服务体系，通过引入金融机构构建企业信用监测、智能供需匹配、大数据风控等服务体系，提供基于生产运营实时数据的信用评估、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等金融服务；其三，构建为中小企业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技术支持服务的安全公共服务体系，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风险和安全疑虑。

更好发挥企业在创新创造中的主体作用

2022-06-29

从模仿创新、集成创新，再到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进步之路

光明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被西方国家认为 “非常擅长照搬甚至剽窃西方的东西，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但不会创新”，您怎么理解这一刻板偏见？

陈宪：首先，关于一些“中国一直都是照搬剽窃”的说法，大都是带有恶意的情绪化表达。世界上有很多已经过了保护期的授权专利技术，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技术或包含这些技术的产品，结合需求的变化，进行模仿创新，完全是合理合规合法的。二战后日本、德国在经济复兴阶段也用过类似的方式。此外，许多军工技术转向民用，也是采用模仿创新的方式。从模仿创新为主到集成创新为主，再到原始创新为主，是一种创新演化的逻辑，也是一种创新实践的道路。这种逻辑和道路在发展中国家是很典型的。模仿创新中也有研究开发，也可能结合了原始创新。中国目前正处于集成创新为主到原始创新为主的过渡阶段，许多集成创新正在催生中国自身的原始创新。

其次，由于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模仿创新的产品批量就比较大，就产生了你刚才说的，组织动员能力强，会动用大量的人力去做事。这应该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印象。中国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现在恰恰是中国自主创新的一种原动力。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将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更多机会。

当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逐步提高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完善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一切创新成果受到尊重和保护。

创新就是试错，要探索建立创新试错成本共担机制

光明网：很多学者表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有很大不同，您怎么看这一点？从中西方创新道路的对比中能得出什么样的经验？

陈宪：我认为，中西方的创新路径并没有根本的不同，或者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创新的本质在任何国家是一样的。创新的本质是试错，对未知事物的试错，试错为对的概率很低，即成功率很低。而且，创新者要对试错结果负责。本质决定了路径。一般认为，创新分为企业家创新，即熊彼特创新，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的创新，要素组合的不断革命、不断变化；还有科学家、工程师的创新，即发现和发明。企业家的要素重组是试错，科学家、工程师的发现和发明也都是试错。熊彼特对创新的定义是形成新的生产函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经常是革命性甚至破坏性的重新组合。哪种生产要素重组可以获得成功，只有靠企业家不断试错才能得出结论。无论是企业家的创新，还是科学研究的发现、技术研发的发明，这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质上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去试错，获得更多的创新成果；我们优化创新和产业生态，就是要不断提高创新的成功率。

在试错过程中主体具有较强的主观能动性。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有利于更大力度激活创新资源、激励创新活动，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就创新的生态来说，一方面，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在科技创新投资中包含不可避免的试错成本即风险，且投入往往是巨大的。企业家是领导者，科学家和工程师是实际从事创新活动的，投资家是出钱的，每种角色在创新活动中都必不可少。所以，怎么正确认识各个角色的作用，并营造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敢于善于试错的氛围和环境，对于创新来说是首要的。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比较成熟了。我国也要充分参考西方国家的经验，政府在建立试错容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的同时，要将创新试错的成本更多地交给企业和市场来承担，壮大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家等创新主体，由市场来选择哪一项创新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市场擅长高效配置各方资源，更能够以客观的淘汰机制，筛选出更具资本价值、社会价值和科技前景的创新项目。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新热情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但创新文化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硅谷是美国科技创新最典型的代表，像“硅谷”这样创新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往往会有一个比较有利于创新的区域亚文化。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地区，如深圳就被认为是“创新之城”，经济特区的独特优势，促使其加快形成推动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作为一座移民聚集的城市，其特有的移民文化带来的冒险精神和自力更生思想，对于形成创业创新生态，也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可见，创新文化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影响，中美都有好的创新文化，这样的创新文化形成有相似的特点，如企业家精神、移民、务实、独立自主等，中国也并不缺少创新型代表城市、不缺乏创新精神。

超大规模经济体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是我们实现创新发展的两大优势

光明网：我们也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令人惊叹的一个个科技奇迹产生，如“新四大发明”、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中国在创新领域追赶可以说实现了一个“逆袭”，您认为这背后的深层密码究竟是什么？

陈宪：第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的优势，这是在巨大的市场需求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我们都知道，很多好的成果都是在市场需求驱动下做出来的。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支撑，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企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人工智能的很多应用场景，如机器翻译、图像、人脸识别等得以不断扩展落地。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中国经济走上创新之路的一个坚实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创新型企业才有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创新和创意才有了更广大的应用场景。

第二个方面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们在科技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法宝的合理运用。

第三个方面是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有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使我们有能力做高水平的前沿研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

光明网：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您认为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国如何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陈宪：在谈具体举措之前，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也是创新成果的使用者、受益者。因此，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这将是创新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模式。

我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既有思想、想法，又能动手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把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提高创新能力作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工作主线，将优秀的创新型人才输送到企业中，这是高水平大学的首要任务。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当前面对疫情和大变局冲击，很多中小企业在创新甚至于维系生存上显得力不从心。政府如何作为就显得比较重要。因为过去对创新活动缺乏系统思维和有机组织，体制机制障碍重重，政府配置的创新资源较为分散。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有限的创新资源的作用，建议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效益。其中，比较好的办法是建立母基金，尤其是以市场化方式设立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母基金在汇聚政府和社会资本、改善行业结构和治理水平、引领投资方向和价值观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优化科技创新类引导基金使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合理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增强原始创新策源能力，推动更多具有重大价值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为世界科技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2022-06-27

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创新指标纷纷进入世界前列，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创新水平显著提升，创新格局发生历史性转变，创新型国家建设迈上新台阶。悟空、墨子、慧眼等一批科学卫星提升我国空间科学国际竞争力；凝聚态物理、纳米材料等一批重要前沿方向研究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中国天眼”“人造太阳”等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为科研利器等等，更不用说特高压、高铁、新体制雷达等中国技术世界领先。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指出，创新已在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可以说，中国科技发展正在从“跟跑”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时代，有些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跨越。

高旭东指出，对于一个后发追赶国家而言，在大多数高科技领域，属于“追赶者”，是很正常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20》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4位，比上年提升1位，是唯一进入前15位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综合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差距正在逐步缩小。此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目前在科技领域实现全面领先也不可能、不正常，那样的话，就不是发展中国家了。我们不能拿一个处于追赶阶段的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自鸣得意”，仍需要正视科技创新关键领域差距，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总体实力。

全面发力、纵深推进，提高关键领域自主创新能力

在高旭东看来，科技自立自强，其实是包括科学自立自强和技术自立自强两个方面的。对于科学自立自强，科研院所和高校是主力军。其中，年轻博士、科研人员的生活压力值得关注、需要尽快解决，这些压力主要包括住房、医疗、教育等，要更多地关注这些年轻科研人员，为他们创造条件，给予更多更大的支持，使得年轻科学家能够安下心来学习、科研、创新，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事业、职业选择。还有一点是要把一些有可能损害我们创新能力、影响创新内生动力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比如以往科研激励采用指标过于量化的方式，如成果获奖、申请（授权）专利、论文（论著）发表（出版）等，容易导致科研浮躁心态、学风不良，最终也阻碍了高水平创新性成果的产生。这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对于技术自立自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安全的创新体系。高旭东建议，一方面国家要布局一些大工程、大项目，以此带动独立自主的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主体不是自封的，没有能力就成不了主体。为此，首先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创新的条件与环境，包括研发组织，也包括人财物的投入。这是最主要的。其次，需要建立有效的国内企业与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机制。长期以来，国内企业相互之间以及与高校院所间难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共同成长关系。国内部分行业龙头企业在寻求合作对象时，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国内企业、高校院所，而是国外组织。大部分高校院所对解决迫在眉睫的技术“卡脖子”问题，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国内多数大学现在的核心工作是鼓励教师发表学术论文，提高在各种评比和排名中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一些高校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打通产学研，跟企业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技术问题。科研院所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加强企业自主创新，国内企业需要积极主动地同国内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除了发文章，需要建立独立的队伍，积极探索和布局，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成为国家重要战略科技力量。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各自优势，可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应有的更好的作用。高旭东强调，国有企业的创新是不可替代的。从理论上来看，大型国有企业聚集创新资源的能力比绝大多数民营企业更强，融资条件也比民营企业更加有利，大型国有企业庞大的内部市场更有利于技术的成熟推广。从实践角度来讲，国有企业在创新领域也成绩颇丰，比如：特高压输电技术、高铁系统、3G/4G/5G无线通信技术、西气东输工程、三峡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神舟系列飞船、蛟龙系列深海探测器、高性能计算机、红旗系列防空导弹武器、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等等。

鉴于国有企业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有企业还可以、也需要更上一层楼，在自主创新中取得更大突破。为此，建议在核心技术攻关上，企业“一把手”亲自“挂帅”，而不是将责任委托给主管领导。很多领域，“卡脖子”就是卡在很少的地方，有的企业说，只有最后5%还没有突破。只要下定决心，采取实质性行动，一定能彻底解决“卡脖子”难题。

民营企业主要靠市场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决定了它们在运用创新规律方面有独特优势。高旭东建议，着力解决企业创新遇到的难题，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塑造更多发展新优势，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由于新冠疫情、乌克兰冲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全球正处于动荡阶段，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革，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进入白热化阶段的全球科技竞争，高旭东强调，我们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有太高的期望，也不要过度悲观。面对当前形势，中国必须把自主创新、科技自立自强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且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迅速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同时，大力倡导国际合作。有的国家搞霸权主义，但是只是少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和食品安全等共同挑战，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当可以进一步主动加强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着眼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贡献出更多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追赶到超越，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2022-06-24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不断萌发，创新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竞争对抗的焦点。从企业到国家，以创新求胜，普遍成为战略性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大踏步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直被西方社会刻画为善于模仿而不擅长创新，直至今天这种观点仍然存在。那么中国人是否真的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看来，这样的一种说法，尽管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总体来说存在明显的认识误区和污名化，需要正本清源。高旭东指出，应该承认，现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兴起于西方的，我们的贡献的确有限，与人口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为发展中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我们的确需要大量模仿、也存在大量模仿。但是，由此得出中国人善于模仿而不擅长创新的结论，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认识，也存在很大的危害。

“中国人不善于创新”是个伪命题

放在一千年、两千年乃至更漫长的中国与世界历史长河中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我国在古代就以创新的方式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其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可比拟的。

中华民族的落伍是在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命之后。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里存在大量创新，一段时间里创新很少，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是很正常的事情。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在所有时间段里都一直引领创新的民族和国家。从这一视角看，所谓的李约瑟之问，在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在应用自然知识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远远胜过欧洲人，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近代科学，其实不是个问题。

实际上，人们可以问这个问题：西方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远落后于中华文明？中世纪为什么那么黑暗而漫长？是否可以此次得出西方不善创新的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能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发展得好就把这个民族、国家认定为在本质上擅长于创新，也不能因为在一段时期发展得不好就把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认定为在本质上只会模仿、不擅长于创新。

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这是发展中国家和追赶型国家的必由之路

那么该如何看待不同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领先与落后呢？高旭东表示，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路径依赖”。比如在技术创新中，当创新是革命性的、突破性的重大创新时，原先的领先企业往往很难适应，落伍甚至被淘汰是常态。同样的道理，在社会演化中，中华民族在封建社会时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但是在向工业文明过渡过程中，现代科技发展落伍了。因此，重要的不是追求永远的领先——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慨叹为什么落后了；真正重要的是在落后之后奋起直追、再创辉煌。

重新审视外界对中华民族创新能力的怀疑问题，重提李约瑟之问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多少年来，这样的问题就像一座大山压在国人身上，甚至一些人的自信心受到影响。从历史看，这也可以理解。1840年以来，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从政治上站了起来，但是起步于非常贫穷落后的状况，今天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理解了领先与落后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化规律，理解了一时的落后非常正常，也有利于理解我们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模仿。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追赶型国家，必然会有大量的模仿；不仅对于中国如此，对于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如此。反过来说，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也在模仿追赶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

令人振奋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七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经济奇迹，同时也创造了辉煌夺目的科技创新成就。也可以说，我们的追赶正在发生质变，中国正在大踏步走向创新的前沿，有些领域已经引领世界。

新型举国体制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显著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主要创新指标进入世界前列。在高旭东看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走出的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成就显著，惠己利人，受到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肯定。我们完全可以充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相信中国人不缺聪明才智，中国的科技体制不逊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创新潜力无限。

当然，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把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就是常说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通过与市场机制充分结合，以科学统筹、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为基本路径，以现代化重大创新工程为战略抓手，以创新发展的制度安排为核心实质，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集中协调配置资源、有效发挥资源效益。

以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为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背景下，中国即便引入移动通信技术，但对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还有巨大差距。设备、技术到移动通信运营方式，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从1G时代的零基础，到2G时代的艰难追赶，中国的移动通信产业基础极为薄弱。直到在国际电联向全球征集3G标准方案的过程中，大唐集团代表中国第一次向国际电联提出了完整的电信系统标准提案。TD-SCDMA 成为3G 国际标准后，政府运用采取一系列措施，特别是中移动作为市场领先企业的大力支持，科技计划，集中大学、科研院所和部分企业的力量，支持国家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最终这一标准被接纳，成为世界3G标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移动通讯创新终于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随后，4G、5G时代，政府又在基础研究、平台搭建、频谱统筹、与国际组织的协调等方面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推动科研院所和多个大型企业深度参与，最终实现了中国电信科技从跟踪到创新，再到突破和引领的重大转变。再比如，我国在举国体制下，集中有限的资源，完成了高速铁路、神舟、北斗、航空航天、国产大飞机等一大批标志性的大项目、大工程。可以说，举国体制是中国创新道路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秘诀之一。

除此之外，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后，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国有企业也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这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创新创业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为新时代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奠定了良好基础。

科技兴国，创新引领。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需要各方形成合力

2022-06-21

自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就一直是我国就业工作的热点和难点。今年以来，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高校毕业生就业显得更为困难：一是毕业生人数创历史新高，达到了1076万，比上一年增加了167万；二是经济发展遭遇“供给冲击、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四川考察期间专门就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学校、企业和有关部门要抓好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尤其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当前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重要遵循。各方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强大合力。

一、党和政府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自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现在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已破千万。庞大的大学生群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力军，是创新的重要底气所在。但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有大量有效的政策支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工作，已出台了大量普惠性和特惠性就业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但在今年这一特殊背景下，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有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国务院最近发布了《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就相关政策如何支持稳经济给出了明确部署，比如财政政策要加大减税降费和社保费缓缴力度、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加大稳岗支持力度等，货币政策要加大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机构对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等。可以说，这些政策是想市场主体之所想，急市场主体之所急，对稳市场主体、稳就业有很强针对性。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在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发挥更大作用。各地方要结合本地实际，推出落实中央稳经济稳就业政策的具体方案和办法。同时，各地方要认识到，难中有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各地吸引人才、打造人才中心、推动创新的难得机遇。今年，不少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选择下沉到县域层面工作，引起了不少讨论，这既促进了就业，又为地方的未来发展储备了人才，是值得肯定的。上级党委政府对下级进行考核时，要赋予就业目标落实情况更高的权重，真正形成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的就业促进格局。

二、用人单位要积极聘用高校毕业生

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很多市场主体经营比较困难。因此，有些用人单位减少了招聘、推迟了招聘。但正如上文所述，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稳经济稳市场主体的措施，效果逐渐显现，用人单位对此要有信心。要结合所在地情况，采用线上、线下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推进招聘工作，而不是被动等待或停止招聘进程。同时，招聘工作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避免性别、年龄、院校或地域歧视。

其中，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在新招聘计划中，拿出更高比例给高校毕业生。实际上，2020年以来，面对疫情的冲击，国有企业已经在稳就业、扩就业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国有企业数量少，招收的毕业生数量注定有限，但其招聘行为将给劳动力市场传递积极信号，稳定预期。今年3月份国务院印发的《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年）》，明确要求选取一批业务范围覆盖较广、岗位较多的国有企业，每年开发一批岗位定向招聘残疾人，国有企业带头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未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及时足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并将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有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带头示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在我国1.5亿户市场主体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贡献了超过80%的就业岗位和90% 的新增就业岗位，是稳扩就业的主体。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游、交通等行业企业，发展受到比较多的限制，国家要给予其稳岗扩岗的更多政策支持。而对于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好的专精特新企业，要鼓励其将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人才储备的重要契机。

市场主体稳，就业就稳；市场主体有活力，劳动力市场就有活力，就业压力就小。在出台稳市场主体的政策时，要从供需两端发力，既要减轻企业经营负担，打通供应链堵点，也要稳定和扩大市场，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用需求刺激供给，从而达到供需两旺的效果，以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为稳增长稳就业提供坚实支撑。

三、高校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包括就业率和就业质量，与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高度相关。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但求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就是要求学校专业设置、学生知识结构要同社会就业结构相匹配，坚持面向市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当前，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要实现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特别是面对数字经济不断崛起及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需要大量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因此，优化专业结构，增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性，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为此，学校要着眼于未来，科学设置专业和课程，加强理工农医紧缺人才的培养，加强“四新”专业的建设，加强学生就业创业观念和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

同时，高校要更加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有些学校存在重招生、培养而轻就业的倾向，就业创业方面的资源投入不足。学校要坚持以学生为本，将毕业生就业置于办学过程中更加重要的地位，党政一把手要带头深入产业和企业，既拓岗促就业，又了解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反过来也能更好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在这过程中要实事求是，不能为了提高所谓的就业指标而弄虚作假。

四、毕业生要动态优化就业预期

面对不断趋紧的劳动力市场，毕业生最有力的竞争手段是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能力强、素质高是劳动力市场的“硬通货”。因此，在学习期间，要做好学习规划，配置好时间，厚植学分和文凭的含金量，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与此同时，要动态优化就业预期。我国经济体量大，又处于快速发展变化之中，创造出了众多就业岗位。高校毕业生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以及自身条件，动态优化就业预期，合理调整自我设定的保留工资目标。同时，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动态优化预期的一个重要维度是跨周期设计，即不仅要考虑工作岗位当前所能给予的条件，而且要考虑3-5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的劳动力市场情况，一步一个脚印，毕竟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今天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已大为增进，就业的起始条件对一个人长远的发展，重要性已大为下降。大学生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就业取向，抓住机遇，拓宽就业范围，理性就业，并在工作岗位上不断提升自身素质，稳步求职。

优化“匹配”、降低“噪声”，引导直播电商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2-06-08

截至2021年底，我国直播电商销售额达13165亿元，同比增长37%，在扩大消费规模、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进一步促进直播电商行业发展，我国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规范促销行为暂行规定》《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规制度，切实加强了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建立起了有利于直播电商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直播电商正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网络直播的业态较为丰富，其中的电商直播更加接近于电子商务，从拉动消费升级、促进经济循环的角度，以电子商务作为核心商业模式的直播电商意义显著。作为电子商务的新兴业态，近年来直播电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一是直播电商的社交属性有助于打造国产品牌。借助各类音视频网站、社交网络和自媒体，直播电商更容易拉近和消费者的距离，能够以更为直接的渠道、更加多元的方式传播产品信息和品牌价值。消费者习惯于购买前咨询、比价、拼单，消费后分享购物和消费体验，如此可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从而进一步加速品牌的塑造过程。特别是随着部分互联网平台“出海”，众多国产品牌迎来了国际化的新机遇。近年来兴起的“新国潮”“新国货”以及“老字号”品牌重塑等消费现象，无不体现着直播电商的积极影响。

二是直播电商的零工经济属性有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直播电商催生的就业新形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围绕直播电商本身直接形成的新岗位，主要包括主播、MCN，以及选品、策划、运营等相关岗位；二是以直播电商交易为核心带动的间接新增就业机会，例如由直播电商交易带动的生产、物流配送等环节派生的新增就业机会。目前，与直播电商密切相关的全媒体运营师、网络营销师已正式成为人社部认定的新增职业。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直播电商带动的大量灵活就业机会，成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稳就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是直播电商将“三农”群体与城市需求有效连接，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近年来，各大平台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助农直播活动，为帮助地方特色农产品销售、实现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地方政府、企业等也积极利用互联网直播成本低、便捷、推广效果好等优势，各地的市长、县长积极参与到直播间“带货”活动中，为地方特产代言。直播电商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要素流动障碍，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得到城市发展带来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充分发挥了平台经济的优势，通过连接广泛的市场需求，加速了农产品流通，促进了农产品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使得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紧密结合，从而成为增加农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途径。

四是引领产业链上游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直播电商加速了数字技术向经济社会扩散和渗透的趋势，驱动了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一方面，打造直播电商的竞争优势需要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优势互补，因此互联工厂、以销定产、柔性制造等新兴模式不断涌现，实现了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的有效互联。另一方面，支持电商蓬勃发展的底层数字化基础设施和产业链，提升了经济运行的韧性、增强了经济运行的抗风险能力。此次疫情期间，直播电商保障了民生物资的有效供应和价格稳定，维护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警惕直播电商乱象阻碍行业良性发展

直播电商的本质是电子商务，其价值基础在于：一是通过数字技术让市场的信息更加充分，能够精准匹配供需信息，从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去中介化”的商业模式，减少了中间环节，能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品类更加丰富、质量更为优良的产品。“匹配”和“去中介化”两大机制在扩大企业盈利空间的同时提升了消费者福利、扩大了消费规模。然而近期曝光的所谓“专家带货”“虚假宣传”“诱导性消费”等乱象，偏离了电子商务的价值规律和正确轨道，对直播电商的良性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挑战：

一是为争取流量过度宣传乃至虚假宣传，违背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直播电商的流量分配往往存在“头部效应”，少部分头部主播占据绝大多数流量份额，导致主播为争取流量或者提高流量的转化制定了五花八门的“话术”或者“套路”，诱使消费者盲目消费、冲动消费，这不仅没有让供需信息实现精准匹配，反而增加了冗余的“干扰信息”，对青少年、老年等特殊群体的负面影响尤甚。同时，流量的争夺演化为流量入口的争夺，流量入口的增加意味着从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增加，进而意味着流通成本增加，因此部分直播电商的价格反而并不具备优势，往往出现质次价高的现象。上述行业运行现状使得直播电商背离了电子商务价值创造的基本逻辑，不利于为直播电商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二是以技术手段和新业态的名目打监管“擦边球”，从事违规违法商业活动。近年来多次曝出主播打着新业态的名号，利用直播平台从事违规违法商业行为。部分主播利用个人贡献与团队、平台贡献边界模糊的空子，混淆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所得，通过虚构业务的方式偷税漏税；或是利用互联网的社交属性，以直播之名行非法传销之实，违法行为更加隐蔽；更有甚者，利用互联网平台从事黄赌毒违法行为，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上述问题严重扰乱了产业生态、背离了公序良俗、突破了法律底线，是电商直播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阻碍。

三是尚未形成生产运营环节与营销环节协同的产业生态，行业面临“存量竞争”的天花板。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看，技术优先与直接创造利润的环节融合是技术扩散的基本规律，因此直播电商的产业繁荣首先源于直播渠道的获客能力。但是过度关注消费者竞争往往容易使行业陷入“存量竞争”的红海。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率日益放缓，获客成本不断增加。高企的获客成本成为行业增长面临的现实“天花板”，同时也会在买卖过程中转嫁给消费者。

直播电商健康发展需要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新兴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因为步伐过快、政策规范的滞后等原因面临诸多问题。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建立直播电商营销行为负面清单，划好主播行为的“红线”。一方面，针对传播不良价值导向、隐瞒或误导产品信息、夸大产品效果、虚构产品原价或降价原因、流量或者销售量造假等网络直播营销的典型违法违规行为，要建立直播电商营销行为负面清单。另一方面，要限制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定群体的营销行为，加强对医疗、药品、教育等特殊领域营销行为的整治力度，明确直播营销服务机构、直播间运营者及直播营销人员的行为“红线”，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

设立直播电商分类分级制度和市场禁入制度，加大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将直播账号与内容传播、货品质量、用户满意度等因素挂钩，建立直播电商信用评价体系，并根据信用等级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于在直播电商行业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机构和个人，采取行业终身禁入措施，加大数据市场执法力度、提高数据市场违法违规成本，防止一些主播因违规被封限后，利用网络虚拟运营的特点改头换面另起炉灶，让违法违规者付出应有代价。

积极利用新技术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科学把握直播电商的运营方式和发展规律，识别主要风险点和监管着力点；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建立监管平台，提升运用技术手段发现违法线索的能力，提高监测监管的针对性和精准性；优化数字取证技术、完善数字取证方式，解决网络违法案件查处过程中的取证难题。

加强行业自律、构建“政府主导、平台协同、直播自律”的监管格局。直播平台应加强对入驻商家和主播的资质审核、营销监管、纳税申报、消费者保护等方面力度，利用平台技术和数据优势，积极配合监督管理部门落实规范直播电商发展的各项规章制度。探索建立相应奖惩机制，引导头部主播积极发挥示范作用，构建良好的直播电商行业风气，加速行业规范化的进程。

以产业链协同破解存量竞争困局，为直播电商拓展增长新空间。发挥直播电商在需求侧的优势，通过新市场、新业态和新消费群体的引领，驱动传统产业拥抱数字技术、拥抱电子商务，推进产业链上游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匹配，进而深化供给侧改革和消费升级的协同，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为直播行业拓展新的增长空间，从而推进直播电商持续健康发展。

厘清学科边界，形成理论体系：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

2022-05-26

作者：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去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把国家安全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要建设好这个学科任重道远。为此我提下面六点建议。

一是深刻理解国家安全学学科框架及内涵，厘清学科边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自从有国家，国家安全就是其头等重要的大事。传统国家安全主要是保障国家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尤其是政权的巩固。相应地，国家安全学主要包含政治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外交学、情报学等。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的内涵，除了新纳入很多非传统的国家安全因素外，还较以前更加强调国民的安全。相应地，国家安全学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关系到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信息、生态、健康各领域的学科。但是无论范围如何扩大，我认为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我认为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不能什么都往国家安全学的篮子里面装。

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要有自己的学术共同体，认同一定的学术规范、研究路径乃至研究方法；要有自己特有的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课程与教科书；要有自己的学术交流组织和学术刊物，等等。 对照上面这些学科要素，我国现在的国家安全学学科应该说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学科，建设任务很重。

二是要确定北大国家安全学系的发展重点和特色。根据我对北大的了解，决定在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国家安全学系，以此为基地，联合其他院系的相关学科来共同建设这个一级学科，是学校统筹考虑后的正确决策。根据学科基础和具体情况，我认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应该把重点放在政治学上，特别是放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相互关联上，这样做既有利于保证重点和特色发展，也有利于带动其他有关方面的研究。

三是以政治学为主向外拓展，与经济、法律、信息科学、公共卫生、环境科学等学科紧密融合，开展交叉研究。同时要拓展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加强文理的交叉和合作。

四是育人为本，当前要集中力量编写高质量教材。对于一个学科而言，教材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其重要标志。目前，国家安全学还是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但是要为未来本科招生和培养创造条件。

五是开展国内外的广泛合作，形成实质性的、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的学术团体。不仅仅是名义上成立某某学会、或者在现在的学会里再成立一个分会，而是要实实在在按照学科的范式来建设。必须有一个群体真正有兴趣在一起研究问题，这样才能有所发展。

六是结合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切实发挥好智库作用。北大智库要以学术为本，提出的报告要建立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

建立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

2022-05-24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到2023年，基本建立统一行使、分类实施、分级代理、权责对等的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以下简称委托代理机制）。《方案》的印发，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委托代理机制作为全民所有产权制度的一种具体行权方式，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它是继国家将使用权从所有权分离之后，对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开展的又一项重大改革。

一、为什么要建立健全委托代理机制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亟需回应的议题。建立委托代理机制是为了回应其中若干项重要议题，包括公有制为什么行、如何破解自然资源整体治理难题、如何区分“运动员”和“裁判员”，以及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等。

一是回应公有制为什么行。一些观点认为，公有制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在法律明确使用权可以从所有权分离并允许依法转让后，这些观点的质疑就得到了回答。不过，全民所有制依然面临另一个问题：政府将使用权出让给市场主体前，各级政府为什么有积极性或责任心来管好、用好资源？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实践忽视了。无论是建设用地、矿产等具有经济收益的自然资源使用权市场化过程，还是湿地、国家公园等具有显著生态价值的自然资源保护修复过程，都容易出现中央、地方在收益分配和成本支出上的不对等。中央承担过多、地方享受过多的局面业已形成。这种局面不利于全国范围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委托代理机制的目标之一就是合理配置央地间成本收益，以及确保地方行权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这是回答“公有制为什么行”不可或缺的内容。

二是回应自然资源整体性治理转型的需要。自然资源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正是体现了自然资源的整体性特征。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采取的是分部门行使不同自然资源的管理职责。这种职能划分可以降低治理体系建设初期的制度成本，但部门间协调成本也会逐渐增加。为此，国家通过组建“自然资源部”来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这是迈向整体性治理的重要步骤。不过，组建自然资源部只是第一步，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不同职能部门的权利和义务，这属于政府内部治理结构上的优化。

委托代理机制的目标之二就是要解决行政“碎片化”造成的所有者不到位、权益不落实等问题——这是回应自然资源整体治理的必要举措。

第三，回应政府行权面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难题。各级政府出让使用权的过程中面临着两种身份。一种是市场的参与者，即权利的出让方；另一种是市场的监督者，即对权利出让、使用、收益和处分等行为的监督。实践中政府的这两种身份并没有完全区分，所以政府在一些情形下的行权过程被形容为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两种身份的重叠，容易造成资源被过度消耗。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了改革原则，即“坚持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创新产权制度，落实所有权，区分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利和管理者权力，合理划分中央地方事权和监管职责，保障全体人民分享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委托代理机制就是进一步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的需要。

委托代理机制的目标之三是对产权制度在管理体制上进行变革——这是回应区分政府行权“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要求。

第四，回应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自然资源资产的重点在于“资产”，需要尽可能实现其价值最大化。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印发后，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对于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实践中虽然已进入市场化、产业化阶段，但依然面临诸如部分资源有偿使用仍缺位、部分资产交易机制不健全、部分资产收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对于公益性自然资源资产，实践中虽已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但如何让市场机制更好地保障资源可持续利用，仍是需要破解的难题。这些都意味着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实现，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还涉及收益分享、责任共担、可持续利用等义务或责任。

委托代理机制的目标之四是创新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实现模式，并保障公平共享和可持续利用——这是回应如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

二、委托代理机制试点面临体制机制难题

委托代理机制几乎是一项完全创新性的工作。当前试点面临三类体制机制上的难题。

第一，地方存在一定的“卸责”行为和畏难情绪。编制自然资源清单是委托代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旨在将不同的权利（束）在不同层级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试点为此采取了便于实践操作、抓主要矛盾、“去繁为简”的做法。即试点并没有针对全类型自然资源资产及其全部权利进行界定和分工，而是选择了“7+1”类自然资源（即土地、矿产、海洋、森林、草原、湿地、水等七类资源和国家公园这类自然生态空间）来编制中央、省级和市地级的自然资源清单（即确立三级行权主体及其分工）。然而，试点过程中还是出现了地方职能部门二次“去繁为简”的现象。即，地方往往只把已经开展的工作、正在行使的职能写入清单，涉及到需要与其他部门协调、或者属于新工作和新责任（甚至是新权力）的都尽量不列入清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最好不要涉及协调其他部门等，是出现此类现象的原因。

第二，行权很难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行权主体需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多样化市场模式来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实践中仍面临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干预市场配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本质上都与三类权利关系不完善有关：一是行权主体的权利仍未厘清。在各类自然资源上都还存在权利主体缺位、越位等现象；二是具体的行权模式还有待探索。对于不同自然资源资产，如何让市场发挥作用仍未有定论；三是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的关系需协调。尤其是当涉及两类产权关系相邻的情形时，往往存在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主体相互影响的问题。这三类不完善的产权权利关系，加大了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难度。

第三，代理人面临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题。在概念上可以区分的角色，实践中仍面临体制难题。代理行权的主体，可以是市场中的“运动员”，但不应是市场中的“裁判员”。然而，实践中地方在出让使用权过程中对市场的干预依然较大；而部、省、市三级所有者权益的代理者，是受全民委托行使权利，其自身不应再承担代理者的监督人。但实践中相对独立的代理者的监督体制还未建立。上述两类“运动员”和“裁判员”的难题，意味着委托代理机制目前面临“权利和义务”“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不匹配的问题。

三、做好闭环管理是解决体制机制难题的关键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所有权人不到位、管理权责不明确，既是体制机制改革的目标，又是行权实践面临的制度难题。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委托代理过程中的监管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委托人对代理人行权的监管；另一类是在市场活动关系下有权部门对市场活动的监管。

目前，第一类监管的体制机制仍待健全。监督自然资源资产保护维护情况、各级行权代理人履职情况等，应该是独立的行权“裁判员”的职责。概念上，委托人就是全民或国务院，代理人包括自然资源部、省级和市地级政府。不仅需要建立考评、报告、督察等“裁判员”制度来监督代理人，还需要把“裁判员”的权力落实给具体主体。虽然自然资源部、省级政府都可以承担部分“裁判员”职能，依次对下级代理人进行监督，但此举有可能混淆自身也是代理人（“运动员”）的角色。所以，行权“裁判员”最好由具有独立考评权力、督察权力的部门来行使，比如各级人大、独立的自然资源督察机构等。实践中需要明确赋予这些“裁判员”的监管权力并建章立制。

第二类监管的体制机制也待健全。目前针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监管体制仍面临权责不清和监管失效等问题。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建立健全各类行权主体、市场主体共同参与自然资源资产的供给、经营和监督的机制，切实让市场在配置自然资源资产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为此，需要将市场活动的参与者进一步规范化为市场的“掌舵人”“划桨人”和“守夜人”等三类角色。部、省、市三级行权“运动员”，在市场活动中就需要承担市场“掌舵人”的角色，市场“掌舵人”做好资源资产保护和利用规划、储备和管护制度，就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去鼓励更多市场和社会主体承担市场“划桨人”的角色，体现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市场的“守夜人”则应由诸如用途管制、执法监察、行业监管等行权主体之外的其他职能部门来承担。

总之，委托代理的监管机制中需要明确五类主体的责权利关系：一是明确部、省、市三级行权“运动员”角色；二是建立健全对应级别的人民代表大会和相对独立的自然资源督察承担行权“裁判员”的角色；三是部、省、市三级行权“运动员”还要承担好市场“掌舵人”角色；四是鼓励更多市场和社会主体承担好市场“划桨人”角色。另外，由用途管制、执法监察和行业监管等主体承担好市场“守夜人”的角色。试点需要进一步探索五类主体共同形成的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的责权利关系，做好闭环管理这个“牛鼻子”制度设计。

加快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2022-05-17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这一重要论断，既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强起来的根本标志，也指出了新时代中国哲学强起来的根本任务。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从国家层面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安排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当其时，我们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加快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增强主体性要注意彰显全人类的普遍性

增强主体性是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鲜明目标和要求。毋庸置疑，长期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从概念、范畴到研究方法、评价标准乃至整体研究范式有不少都或明或暗地受影响于西方话语，从而成为西方学术的复刻与回声。因此，“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学术概念，进而形成中国学术范式，这是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题中之义与必然要求。

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出发，在“两个大局”和发展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背景下，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要注意彰显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当然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的普遍性，而不是所谓西方的普遍性。今天的中国已经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终于赶上了时代且在某些方面已经引领时代。中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揭示全人类共同价值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视野，具有世界历史的原则高度，代表着人类进步潮流。作为对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反映与智力支持，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吸收全人类思想文明的精华，必须反映现时代人类的最新实践，必须解答与中国之问交互强相关的“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特别是在“提炼出具有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时，更要注意以讲好世界故事、人类故事的方式同时讲好中国故事，在促进人类进步中彪炳中国业绩。

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注重传统文化及历史根基的挖掘，这是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极其重要的方式方法。我们必须“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不仅要基于民族、国家层面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且需要从当今人类生存美好、世界和平发展的高度“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日益要侧重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人类性而非纯粹地方性、民族性的智慧激活出来。

总之，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努力为人类提供精神文化的公共产品，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过程中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加强原创性要突出问题导向的实践性

提升学术原创能力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线，也是增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主体性的根本之策。但是，创新不是简单概念的翻新和理论的凌空高蹈，实践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创新的检验标准和最终归宿，必须突出实践性以增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创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始终是马克思所说的“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

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对伟大实践变革中的原创性实践进行概括和提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多年，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以及进入新时代10年来，中国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阐释其背后深刻而系统的道理、学理、哲理，将中国人民创新、创造的成果以思想精华的方式凝练出来，以助益于民族复兴和奉献于人类进步，这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职责所在。对这些伟大的原创性实践视而不见、不加研究或者研究不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会成为了无源之水，就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同样，基于普遍性的视角与胸怀，人类一切伟大的创造性实践变革也都应该成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加以概括和升华的对象。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更要直面中国和全人类当下实践的大问题，以理论创新直接推动实践变革。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创新的起点。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时代的大问题也是集结号和试金石。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角度不同、方阵有异，距离一线具体实践也远近不等，但都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际上也就是实践之问、实践创新之问，形成各方辐辏、合力聚焦的态势，从而为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为人类和平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即便是一些所谓绝学、冷门学科的发展，也不应当只是养在深闺中，更不能满足于作为观瞻的景观，而应该从更高层面着眼于实践，从人类文明传承、民族复兴、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人民幸福的角度和“计长远”的高度加以弘扬、光大。

坚持系统观念要强调共同合作的真诚性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顶层设计已经搞好，行动的集结号已经吹响。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项系统工程，需要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齐心合力、通力合作。但在实际工作中，思想与学术的分野、学科及专业间的割裂、学术环节之间的脱节、学者自我封闭等现象还比较普遍地存在。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这一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倡导真诚先于真理的精神，以真诚合作保障公共性的达成，共同铸就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

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管理角度看，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有关举措。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不同学科的合作，包括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合作甚至是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合作，由此还涉及到不同科研院校、不同科研平台以及不同地方、单位之间的合作甚至是世界性的合作，更不用说同一个一级学科内部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合作——但当前的事实往往是即使在这个层面的合作也不够理想。在这些方面，个体的科研工作者总体力量是很小的，或者说他们的努力应该说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还是需要有体制机制的安排和保障。如何进一步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真正实现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要平台牵引和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真正保障以最好的资源、条件来确保最佳的阵容实现科研的最大效益，还有不少细致的工作要做。

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亟需走出自我封闭的“小圈子”、走向真诚合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能靠某个人或某个团队单打独斗去完成。在整个系统工程中，有学科分工、领域分工，也有环节分工甚至角度分工，每个学者和团队都是“因为专业所以卓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各自的“片面性”为代价贡献了某个方面的深刻，最终集体铸就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伟业。因此，每位学者都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一多维一体的本质，正视分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每个学者从自己的角度坚持高度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决不可以轻视他人的努力。在学术研究中，人各有志也人各有长，或善于致广大，或长于尽精微；或重在爬梳考据，或偏于义理辞章；或坚守基础理论之研究，或喜好对策建议之思考，只要目标一致、真诚而发，就要得到尊重，得到真诚对待。学者们不仅应该在科研中加强合作，而且在学术争鸣中要注意开展理性、健康的学术批评，不宜以自为重而党同伐异、文人相轻。

后疫情时代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的三重逻辑

2022-01-26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国际传播的目的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的认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持续爆发又加剧了大变局之“变”。随着中国在疫情防控中本着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疫情防控呈现良好态势，已经取得积极成效。与此同时，中国同世界携手应对疫情，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担负起大国责任、展现出大国形象。“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价值观念，也成为国际社会的聚焦点。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形成客观性认识、本质性理解与自觉性认同是提升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度的必然逻辑。

客观性认识是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的逻辑起点

自2013年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不同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深刻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日益深入人心，主张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一些国家采取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策略非但不利于疫情的防控，反而造成诸多失控局面。与此同时，很多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们从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底线层面直观、深刻地认识并理解到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关系，加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进程，有效回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已有的不公正态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后疫情时代”不断具象化呈现，成为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价值观念的强大支点。

客观性认识虽是中国价值观国际认同的应有之义，但却常年在实践中遭遇不公正待遇。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往往以固有的“傲慢”与“偏见”看待中国，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对中国价值观念的主观性否定。一方面，他们以一种新的“愚昧主义”否定中国的发展成就，将自己固有的政治经济模式绝对化推崇，以一种傲慢的心态将西方价值观念凌驾于中国价值观念之上，难以进行文明的交流交融。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学者以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价值观念，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识形态化，并以“中国威胁论”的视域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惯性误读为取代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人类文明视为有机统一体，以人类的整体生存发展为着眼点，倡导世界各国通过推进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互鉴，进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事实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西方中心”的问题视野、“资本逻辑”的价值立场、“线性发展”的历史观念与“两极对立”的国际关系观存在着“基因”上的差异，关照了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和整个人类社会价值共识的凝聚。这为“后疫情时代”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在世界各国防控疫情的实践检验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中国价值观念的思想支点，其价值立场冲破了将疫情政治化、标签化的言论，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的评价改变了排斥性态度、转换了偏见性立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瞻性和紧迫性有了客观性认识。

本质性理解是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的逻辑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我国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在于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是无数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之后的又一有力例证。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开放式、体验式的关于制度自信的公开课”，不仅让中国人民深刻领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让国际社会对中国制度有了最为直接深刻的认知，并从根源上对中国价值观念有了本质性理解。

一方面，疫情凸显出中国的民主优势并暴露出美国的民主实质。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外宣传的民主优势，在疫情中受到巨大冲击。以美国为例，在中国给世界充分的预警与经验后，在其医疗水平占据优势的前提下，美国的确诊病例与死亡病例仍高居世界首位，其民主缺陷暴露无遗。对比疫情防控中中西方国家的表现不难发现，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民主制度可以落到实处，与西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程序民主不同，中国的民主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将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统一的真实性民主。国际社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有了理解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优势在疫情防控中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中国防控疫情完全做到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项工作方向明确、重点突出、高效有序，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些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决策混乱、措施不力形成强烈对比。

透过现象看本质，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中西方的制度比较中凸显出的优势，让国际社会透过现象认识到中国价值观念的制度根源。制度是价值观念的基础，制度优势的释放势必会提升价值观念的认可度。国际社会所闻所观所感的中国价值观念是其表现出的种种思想文化样态，它蕴含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刻内涵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价值观念的认同，只有根植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理解，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价值认同。

自觉性认同是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的逻辑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疫情防控中的价值凝练赋予时代精神新的内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血脉相承的关系，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与时代问题的核心表达，极大地传播了中国价值观念，回应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怎样态度和行为面对疫情以及如何控制疫情等国际社会的质疑。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精神是文化凝聚力与行动力的体现，价值观是文化的精神内核。中西方疫情防控的差别既有制度与治理方略的不同，也有因文化不同带来的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价值观念国际认同还要突破文化的藩篱、超越价值文化制高点与民族精神独立性的界限，在交流交融中积极、主动、理性地认识中国价值观念，达成对价值本质的科学理解。

中国人民在抗疫斗争中凝聚形成的伟大抗疫精神，可以被国际社会所感知，原有的主观、盲目、功利状态下的自发性认同态度有了被触动的可能。伟大抗疫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表达，向世界传递了战胜疫情的信心，蕴含、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共鸣，让全世界在“听到”“听清”中国声音的同时，能够更加“听懂”中国声音、理解认同中国价值观念。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

2022-05-17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打破地区、部门的分割和封锁，反对不正当竞争，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三十年来，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努力从未放松。今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这是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意见》指出，要“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和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可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重要基础。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正在形成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新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参与国际分工，一度存在我们“用几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说法。低廉的劳动力工资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竞争优势来源。中国早期对外开放大力发展的“三来一补”业务（即来样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缺乏技术、缺乏料件、缺乏机器设备、缺乏国际市场信息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便宜劳动力，通过“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逐渐融入到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手段。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开放模式是我国国民经济从长期封闭状态下走向开放的必经之路，但是，这种开放模式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限，国内外市场相对隔绝，内外销产品标准存在巨大差异，我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相对收益较低，迅速扩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国外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高。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64.2%的历史高点。

2006年以后，随着我国国内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30%左右，不到2006年的一半。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有所下降。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固然削弱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但这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由此带来的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产生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国内市场规模大的国家，具有一种“本土市场效应”，相对于国内市场规模较小的国家而言，国内大市场有利于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可以出口规模经济效应强的产品，进口规模经济效应弱的产品。

我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本土市场效应将会越强，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的优势将会更明显。与此同时，对于企业来说，中国国内市场所提供的市场机遇将会更大，失去中国国内市场造成的损失也会更大。利用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就可能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满足好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将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因此，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来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将成为企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来源。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实质上就是创新型产业优势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使中国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在规模经济型产业上，中国正在形成国际竞争合作的新优势。那么，哪些产业是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呢？通讯设备行业是我国过去一段时间国际化比较成功的行业。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庞大国内市场的支撑，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企业得以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逐渐形成了很强的国际竞争力。研发投入是一种固定生产成本，大规模研发投入是规模经济效应的重要来源。互联网行业也是一种规模经济型产业。除了研发投入较高以外，互联网行业具有网络效应和学习效应，这也同样是规模经济的基础。

研发投入高、网络效应强、学习效应强，这些都是创新型产业的根本特征。我们平时所说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通过“本土市场效应”，将形成规模经济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规模经济型产业，往往就是创新型产业。在新发展阶段，创新发展理念是最为重要的新发展理念，中国经济能够走上创新发展之路，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其坚实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我们的创新型产业才有广阔的舞台，创新和创意才有广大的应用场景。因此，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创新型产业优势。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形成创新型产业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必要前提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就需要建设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无法充分发挥大市场优势。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多年的建设，国内市场分割的情况有所遏制，然而真正的统一大市场，特别是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还远远没有完成建设。《意见》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规划了具体的蓝图。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难点在于如何把握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和地方发展的差异性。不少研究者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间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各地具有差异性，在招商引资和经济发展方面，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内因地制宜地制定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措施，国家根据需要在特定行业、领域和地区实施鼓励和引导性政策，这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经过多年的摸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竞争法体系，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税收征管法》《外商投资法》等也对地方政府的法定权限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如果各级政府能够切实依法行政，在法定权限范围内积极作为，就能够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这是我国形成创新型产业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的必要前提。

促进共同富裕：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

2022-05-12

实现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在正确认识这一长期任务的现实紧迫性时，可以将长期与短期、供给侧与需求侧两对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将长期和中期的增长趋势、短期和近期的经济形势以及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结合起来，以此避免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优先顺序不当。

“长期”“短期”“供给侧”“需求侧”四个因素交叉形成四种组合，能够很好地揭示出中国在每一个时期的紧迫性挑战和长期任务。比如“供给侧”与“长期”结合，最典型的就是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与此相关的是我国经济遭遇供给侧冲击。就此，党中央作出新常态的判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提高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增长减速了，但是仍然实现了自身的合理增长。同时，这个期间没有遭遇需求侧的冲击，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预期的潜在增长率和后来实现的实际增长率是高度一致的。

再比如“需求侧”与“长期”的结合，当下我们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的复杂局面，这不仅仅对中国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也是一个长期制约。人口转折点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侧制约成为常态。从“需求侧”与“短期”冲击的结合来看，新冠疫情的持续，不仅从供给侧伤害了实体经济，也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因此，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市场主体从而保供给的同时，还要保民生，即保家庭、保居民，保他们的收入和消费，才不会因需求不足影响消费市场，从而保整体经济的复苏。

在明确了长短期、供需侧结合进行判断的必要性之后，我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和应对新起点上面临的新挑战。

首先，随着人口峰值和更深度老龄化，供给侧压力将加大，潜在增长率下降。人口因素对经济、社会、民生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将愈发显现，很可能出现以下的不利现象：如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人口扶养比加速提高，劳动力短缺现象越发严重，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都产生不利于潜在增长率的效果。

其次，人口负增长的新挑战在需求侧也突显出来。人口有三种不利于消费的效应，一是人口的总量效应：人口增长消费自然增长，人口负增长则消费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变小；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消费倾向都会降低，老龄化的社会不利于消费；三是收入分配效应，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低，低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高，但是后者的收入不足。这从理论上给了我们警醒。同时，可以看到几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新加坡、意大利、希腊，在人口到达零点进入负增长的同时，消费增长率也随之下降到很低点。这就警示我们做好充足的准备，要把扩大总需求和需求侧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置于应有的优先地位。在宏观战略上，我们已经有了必要的部署，如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改善收入分配、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等，现在急迫的是在战术上做出安排。

基于上述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挑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亟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促进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两方面着力。

第一，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别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在迄今直到2035年的十几年时间，是一个消除二元结构的机会窗口期。对比高收入国家，我们可以发现，总体上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更高，农业就业比重都更低，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求进一步推进城镇化。第一是要弥补城镇化和这些国家的差距；第二是要消除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巨大差距；第三是要进一步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由此，一方面可以增加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使得供给侧增长能力更强，另一方面增加居民收入，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让人们进城以后变成居民，切实提高消费水平。消除二元经济结构是供给侧、需求侧都可以带来真金白银改革红利的举措。

第二，改善收入分配。近十几年我国基尼系数总体呈平缓下降态势，但总体还是偏高。这意味着缩小收入差距既是紧迫的任务，也是符合一般规律的要求。缩小收入差距也意味着加大再分配力度，扩大社会福利支出。事实上，很多收入差距小的国家，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降低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数。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可以更好打破基本生活之虞、消费后顾之忧和贫困代际传递。这就意味着要扩大政府社会支出，特别是占GDP的比重。根据瓦格纳定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逐渐提高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放到中国的语境中来看，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及社会性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都仍然偏低，可以说形成了“双重缺口”。因此，我们从一般规律和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来看，降低基尼系数、提高人民福祉和扩大消费需求，提高社会福利支出进行再分配的举措既重要且紧迫。

总体来看，我们应该对我国经济疫情后复苏，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后劲有足够的信心，我们也有物质基础和底气不断加强社会福利体系建设，做好再分配。更重要的是，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中国知网涉嫌垄断？需先对其相关市场进行界定

2022-04-28

近年来，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数据库如中国知网和爱思唯尔服务价格持续上涨、居高不下，成为学术科研机构、教学科研工作者和高校学生普遍关注的焦点。2010年，我国多家高校和图书馆联合抵制国外学术数据库出版商巨头爱思唯尔大幅涨价行为，之后又发生北京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多起高校抵制中国知网涨价事件，但均未取得实际效果。2021年12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退休教授赵德馨因中国知网未经允许收录其论文，而起诉中国知网，法院判决赵教授胜诉，并获赔70多万元。2022年4月，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因续订费用过高拟停用中国知网服务，再次把中国知网涨价行为是否涉嫌垄断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社会各界对中国知网垄断的质疑和指责，探究其相关市场如何界定是反垄断法视域下正确判断中国知网行为性质进而达成共识的前提。

数字平台企业的定价模式与传统产业相比有很大区别，平台企业极易通过倾斜定价的营销模式吸引用户。中国知网正是通过将其功能强大的检索服务免费面向社会开放而积累并锁定大量知识消费者。也正是因为这种低价甚至是免费而受到用户广泛关注和深度依赖，相对于中国知网的“收费”服务如阅读、下载、查重，广大用户更看重其“免费”的检索服务。由于学术数据库检索服务在工作机理上实质与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一致，且国内外缺乏关于学术数据库检索服务的相关市场界定的理论和判例，因此可以参考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相关市场界定的相关理论及判例来界定其相关市场。

从经营模式看，知网目前对用户提供的主要服务包括文献搜索服务、文献下载服务、在线阅读服务、论文查重服务等。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是否能够产生实际经济价值是判断其是否能够构成独立相关市场的重要因素之一。要界定学术数据库的相关市场，有必要对其盈利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从而找出其检索服务与其他服务的关联。如果能够证明其免费检索服务与文献下载、阅读、查重服务具有极强关联性，则应当将其免费检索服务市场作为相关市场。反之，则应当以文献下载、在线阅读和查重服务作为相关市场。

学术数据库经营者的盈利过程，首先是由学术数据库向作者及其他文献资料提供商（学术期刊出版商）支付版权费收集学术资源，由学术数据库经营者对这些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后提供给其他用户。用户可以根据学术数据库的检索系统免费检索文献。要想进一步获取文献资料，则要向学术数据库支付购买费用，该收费是学术数据库的主要盈利来源。

学术数据库的收入渠道主要分为以下四类：一是院校和科研机构支付的使用费。机构、院校等团体付费用户通常以年为单位支付学术数据库的使用费用，而这笔使用费用通常由该机构或院校人数以及其使用的数据库资料范围来确定。例如，中国知网的资料库范围包括CNKI系列源数据库、CNKI系列专业知识仓库、CNKI系列知识元数据库等一系列资料库，而其中CNKI系列源数据库是各高校及科研机构科研工作的“刚需”。二是个人充值费用及包年费用。个人通过申请学术数据库账户后对账户进行充值，之后可以付费下载所需文献，或者通过年费方式以专辑或专题为单位购买知网内的学术资源服务。三是论文查重费用。虽然中国知网声称其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不向个人开放仅向机构例如高校图书馆提供服务，图书馆一般仅向知网购买统一查重服务，除此之外会有个别富余次数，但高校学生或教师均没有使用学校图书馆账号进行单次查重的途径。个人查重一般是通过高校文印店或淘宝店家等代理商（这些代理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机构账号使用权）进行单次查重，且费用不等差异较大。四是在学术数据库主页进行商业宣传的广告费等收入。

对于传统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商而言，其搜索市场面向的是使用其搜索服务的用户，盈利市场主要面向的是广告商。与之相比，学术数据库商的盈利模式则完全不同。学术数据库经营者虽然也免费提供学术文献的检索服务，但其检索结果的排列完全是学术数据库根据文献的下载量、引用量及与主题相关来排序。而且，学术数据库经营者并不向在其平台出版的学术期刊收取任何费用，相反还要支付文献来源机构及个人版权费用。在其文献下载及在线阅读市场，用户只有通过点击下载或阅读按钮才会发生费用的请求，而且被要求付费的用户实际上依然是检索用户中的一部分。学术数据库的免费市场与主要盈利市场并不存在关联性，其免费的文献检索市场提供的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公益性服务。根据以上分析思路，宜将中国知网的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为中文学术文献在线下载、阅读、查重服务市场。此外，由于虽然在国外仍然可以通过互联网登录中国知网购买其中文学术文献下载及在线阅读服务，但中国知网的主要盈利来源依然在中国境内，且客户群体的国籍大多为中国，加之用户群体中的绝大多数高校及科研机构均在中国境内，故应当将中国知网的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中国。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公众认识到中国知网商业行为法律判断的复杂性，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不宜将情绪宣泄当作问题的解决方案；有利于执法机构司法机关更准确适用法律，对相关市场行为做出准确的法律评价；有利于中国知网更清楚自己的市场规模，进而意识到其市场地位、社会担当和法律责任呈正相关关系，倒逼其自觉调整商业运营和矫正定价模式，避免利益对立，到头来两败俱伤，得不偿失。更为重要的是，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跨越数字鸿沟：老年群体的数字融入

2022-04-22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8.70%，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而15-59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79%。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然而，面对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被迫成为数字弱势群体，无法完全融入数字时代。数字鸿沟问题正严重影响老年人平等享受数字红利的权利，例如拿着现金的老人面对到处手机支付的商店手足无措；不会线上预约、拖着病体前往医院的老人被告知早已没号；没有智能手机，扫不了健康码和场所码的老人被商场、公交地铁拒之门外；高龄老人受困于“刷脸”“扫码”“线上支付”的新闻已是屡见不鲜。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一、老年群体难以逾越的三级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表示社会群体在应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从数字技术利用的角度一般可以分为“接入沟”“使用沟”与“知识沟”。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接入沟”。“接入沟”以数字可及性为标准，指的是数字技术拥有者与缺乏者之间的差异。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网民规模达1.1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3.2%。这说明仍然有一半以上的老年人没有接入互联网，无法享受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从接入意愿和接入条件二维框架出发，“接入沟”分为：具有接入意愿，但是现实条件无法接入；具有接入意愿，现有条件能够接入；条件允许接入，但没有接入意愿；没有接入意愿，也缺乏接入条件。在接入意愿与接入条件的双重影响下，困于数字接入鸿沟的老年人没有上网设备，无法有效获取到基本公共服务，难以享受到一名数字公民在数字社会中的权利。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使用沟”。“使用沟”强调的是由于社会或是自身因素导致的在技术使用上产生的差异，是数字鸿沟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急需解决的重点问题。腾讯发布的《老年用户移动互联网报告》指出，基础性操作是老年人使用手机中的最大问题，由于使用功能障碍，手机的作用得不到正常发挥，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最大限度的满足。一方面在于老年人自身的使用障碍，受经济资源、身体机能、学习禀赋等原因，很多老年人或许是支付不起智能手机的费用，或许是难以记住智能手机的复杂操作，不懂软件安装、不会文字输入，只能使用仅具有拨号等基础功能的老年机，陷入被动局面。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在设计智能产品、推出智能服务的过程中忽视了老年群体的需求，产品本身就带有使用门槛，存在字体不够大、验证码操作繁琐等情况，使老年人难以上手。

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知识沟”。“知识沟”主要指利用数字技术产生的效果差异。信息作为数字社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数字知识鸿沟使得老年群体在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与信息运用上困难重重。信息获取手段大多为书籍、广播、电视等单向传播媒体的老年群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容易相信大众媒体的信息，缺乏自我判断的意识，常常受到网络谣言的困扰，更严重的则成为网络诈骗的受害者，生活受到巨大影响。此外，老年群体在使用政务APP、线上办理等事项上依然具有难度，常出现老年群体网络问政的集体失声现象，“知识沟”影响了老年人政治参与度，进一步形成“权力沟”。

综上，老年数字鸿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客观环境推力不够和主观融入动力不足共同导致了老年群体成为游离于数字时代边缘的尴尬群体。客观来看，市场逐利行为降低老人数字设备可及性与使用性，老年人智能设备的款式较少，适老科技应用不足。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政府与社会各服务部门的应用使得一部分老人在这样的智能化生活场景中难以适应。同时数字原住民创造的流行文化、网络语言等全新话语体系将老年群体进一步推向文化融入困境。主观来看，老年人生体机能的退化，不可避免地阻碍老人学习技能、操作设备。同时由于在学习上网的过程中学习速度慢、理解少、效果差，老人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低，较大的挫败感易使其不愿接触网络、不愿使用智能设备，科技恐惧、科技排斥等心理因素严重影响了老年人数字融入。

二、老年数字鸿沟的弥合路径

政府加强引导，发挥顶层设计与政策引领的作用。在解决老年数字鸿沟问题的过程中，一是加强数字薄弱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资金与技术的政策扶持，普及电信服务设施，推进网络提速降费，增强老年群体的网络可及性。二是布局老龄产业，推进适老化改造。基于数量庞大的老龄人口，“银发经济”的力量不可小觑，要进一步抓好《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实施工作。三是保障老年群体用网安全，增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信息安全保护。尤其是要打击恶意捆绑、窃取用户隐私的信息犯罪，为老年人信息安全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加强对老年人的信息安全宣传，特别是在医疗、金融领域，普及基本防护知识。四是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在老年人软、硬件设备的数字融入中，一方面重视数字化推进的人文关怀，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另一方面保留传统线下服务，与智能服务相互配合。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激活老龄产业市场。在智能数字设备的供给端，企业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加强老龄智能终端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发展乐龄科技，满足老年群体信息、生活、娱乐、社交上的个性化需求，保障其安全舒心使用。比如操作简单的智能手机、具有老年属性的智能家居等等。二是更多采用对老年友好的新媒体设计，对老年群体描绘精准的用户画像，提供适老化内容，设计适老化界面。比如网站提供老年模式，采用简洁的图标、放大的字体方便老年人浏览观看。三是拓展智慧养老服务，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互联网+养老”服务，整合养老资源。

社区动员志愿力量，构建社会帮扶机制。大部分老年人的生活场域都在社区范围之内，充分发挥社区的作用是促进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有效途径。社区、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可以到户联络老年群体，建立老年群体档案，针对独居、失独等老年人建立特别帮扶机制；开设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网络文化解读等老年课堂，激发老年人学习兴趣，提高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技能；此外还可以借各类体验宣传、展览展示等活动推广数字新产品、新技术，以亲身体验帮助老年人适应现代数字生活。老年群体在活动中不仅能学到基本技能，还能交到同辈朋友，并在朋辈学习中相互激励，克服在数字融入过程中的消极情绪。

家庭积极“数字反哺”，调动内部成员支持系统。年轻一代生于互联网媒体时代，在网络环境中具有天生的使用优势。家庭作为最小单元的支持系统，以代际互动促进数字反哺，可以有效带动老年人数字融入。面对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不会线上联络的老一辈，年轻子女的教育反哺能够为家庭老人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支持。面对面地教长辈新媒体使用，即时互动让长辈第一时间获得体验反馈，遇到困难时也能最短时间内解决，这不仅能有效帮助老人掌握上网技能，还能通过子女的陪伴增强老人效能感与满足感，避免数字排斥。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融不融入数字社会也是个人的选择，不能强制所有老年人都掌握数字技术，他们也有断连的权利。社会应尊重其选择，在各行业、各部门数字化进程中为断连群体保留通道，保障断连群体的权益。同时，数字融入也需要防止数字沉迷，老年群体也有可能产生网瘾问题。在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同时，倡导健康、理性上网也非常必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对西式民主的回应和超越

2022-04-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并大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证明，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诠释，也是对西式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超越，有力回应了西方国家在民主问题的话语霸权。

一是价值取向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西方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决不能依据地位、财富、关系分配政治权力。这不是简单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承诺，而是切实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与实践之中，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主导的民主制度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从各个层面集中体现和反映了人民意愿，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结合，既保障了人民群众近期的、普遍的利益需求，保障了国家经济发展成果为民众所共享，又保障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进而保障了人民的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在人民内部广泛商量的过程，就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就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同时，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的领域从政治拓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社会民生、生态环保、文艺文化事业发展中，“以人民为中心”都有着具体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要求。

由此观之，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自由民主“天赋人权”的抽象理论假设和道德想象，形成本质区别。比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号称自由民主典范的美国，迄今为止已经有超过百万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丧生。人民生命不存，如何当家作主？可以说，资本逻辑的主导使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徒具所谓“精巧”的制度设计。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抽离了实质的人民当家作主，沦为简单的程序民主、选票民主，本质上是少数人的民主、大资本的民主。

二是民主过程上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超越西式民主“唤醒”与“休眠”交替的投票民主、形式民主，把民主的形式与实质真正统一起来。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能把民主的形式和实质真正统一起来的人类民主新形态，其注重民主程序和制度体系的全过程性而非一次性票决。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一个完整的制度链条，包括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素，涵盖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民主过程的一切领域，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证了全体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需要指出的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不仅指程序上和制度上的“全”，也指民主内容与途径上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覆盖，是民主在多重领域全面铺开，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们的权利和利益诉求均有相应的代表；民主的权利不单单体现为政治权利，也有经济、文化与社会权利；多种民主形式和途径并存，既有选举民主，也有多层次的协商民主，既有现实空间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有虚拟空间的网络群众路线，是一种全时空、全方位的民主，在纵向时间和多维空间中享有完整行使民主的权利。

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国家公民民主权利的间歇性悬置与“休眠”的弊端。在西方国家，公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在时间上是间断的，在程序上是非连续性的，民主的环节是不完整的，只重视投票环节，而选举后的治理以及人民的有效有序参与则被忽略，也就是“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在这样的情境下，人民的利益是否被表达、是否能实现则无关紧要，一切交给选举出来的议员、政客，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际上被“悬置”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已经无法有效影响政府决策，资本利益不断僭越民众意志，议员、政客的施政是否代表选民利益，选民无法有效监督和约束，议员、政客也不会因为决策失误而被问责。当然，西方民主也有监督和约束机制，但是这种监督往往是政党之间的互相攻讦和恶斗，与人民民主权利并无直接关系；西方民主也有约束机制，只是由于民主运行环节的缺失，这种约束只能等“四年一次”的投票才能“唤醒”和“重启”。

三是民主建设上建构“管用”的制度体系，克服西式民主实践中的“治理失效、国家失能”弊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与民主建设的有机统一。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有效民主，不是“装饰品”，是“管用”的民主，是致善政的“治理型民主”、有活力的“效率型民主”、汇众智的“动力型民主”、可检验的“系统性民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全过程人民民主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基于民主集中制而建构的人民民主制度是“管用”的制度体系，既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了民智，又保持了民众的公共理性，避免了西方的民粹主义陷阱、民主赤字；既实现了人民民主权利，又保持了国家理性、国家能力，保障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与可持续发展，不会因为民粹主义而陷入国家发展的短视化陷阱。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即“政治制度是用来调节政治关系、建立政治秩序、推动国家发展、维护国家稳定的”。民主不是抽象的价值观，我们将发展民主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有效维护和发展人民根本利益，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正解决中国人民渴盼的问题。我们将民主的价值追求与民主的治理绩效相结合，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了国家能力和国家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有效保证国家治理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中国经济蓬勃向上、社会充满活力的发展充分表明我们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效率的有效性、优越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超越了西方民主在实践上造成的民粹主义、国家治理失效与失能现象，追求和实践的是高品质制度绩效的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由于以获取选票为手段获得执政机会，政党与政客会提出各种漂亮的竞选口号来迎合选民喜好，容易造成“民主赤字”、债务危机等，国家的发展面临严重的困境与危机。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与政客的主要任务与精力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选举胜利，而很难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谋划国家发展和社会治理。由于政党陷入“为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和民粹主义盛行，致使西方政府在推进改革时寸步难行，并陷入“政治衰败”。近年来，民主赤字、民粹主义、社会撕裂等现象都昭示着西式民主已经深陷治理危机。

四是民主评价上确立由“人民评判”的唯物史观标准，超越西方国家由少数人评判并把“选举”和“多党执政”作为标尺的非科学性，实现对民主评价标准的重大突破。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一些政治学者和民主研究机构、智库等垄断了民主评价的标准，设计了诸多复杂的“民主指数”来测评各国的民主化程度和自由度，“选举”和“多党执政”成为核心尺度。世界上究竟哪些国家是民主的，哪些国家是不民主的，往往是由这些学者与学术机构等少数群体来评判。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制度模式也因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而形态各异，不存在唯一的标准。“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民主不是一种定制品，民主不是一个模板，更不能由“私人定制”，归根到底，评判民主与否的标准在于人民的选择和判断，在于人民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民主权利。

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014年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八个“能否”的评价标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2021年在中央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了四个“要看”和“更要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这种评价标准的哲学基础在于唯物史观，是把人民看成历史主体，将人民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评价标准，从而真正实现对西方民主评价标准由少数人把持的重大突破。

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新能力，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2022-03-25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一年，我国“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新兴产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要“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高速发展，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重塑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改变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今年1月，首部针对数字经济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简称《规划》）出台，对我国数字经济作出了体系化设计以及整体化布局，“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规划》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数字经济的本质是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数字化转型是建立在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的基础上，进一步触及企业核心业务，以新建一种商业模式为目的的高层次转型。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能力就是数字化生存和发展能力，就是为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深化应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建立、提升、整合、重构组织的内外部能力，也是赋能业务加速创新转型，构建竞争合作新优势，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形成新动能，不断创造新价值，实现新发展的能力。总的来说，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价值创新”，转型的驱动力是“数字技术”，转型的对象是“业务”，转型的本质是“变革”。

企业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促进生产经营模式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技术能够大幅削减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辅助决策，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在强化交流、数据决策和风险预警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用数字技术对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服务等一系列业务流程进行转型和重塑，能够将数字价值叠加至商业价值，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创造规模效益。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推动管理模式和理念创新，激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管理方式和理念的革新，推动传统经营理念向数据导向、动态控制和智慧管理转变。在企业管理层面，数字技术能够推动企业管理模式向扁平化、灵活化、模块化发展，释放员工积极性和创新活力，打造高活力、高水平、高素质的创新型团队。在业务层面，数字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快速反馈、高效决策、动态管理，辅助业务链条的重塑和流程创新，为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产业链协同水平，推动构建产业数字化生态。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能够加快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合作，建立供需高效反馈机制，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和质量。在此基础上，推动全产业、全主体、全要素数字化升级，构建协同一致、高效联动、健康有序的产业数字化生态。

企业探索数字化转型的具体途径

自上而下强化数字化思维，提升企业整体“数商”

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涉及企业战略、业务、流程、组织、人才的一场系统变革，需要顶层设计、系统思维、整体推进。认知不一致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大阻力，大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大多基于自身业务领域及业务特点，各有道理又都有局限，转型变革势必会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企业自上而下推动转型，企业高层要进行基于数字化的认知与思维革命，提出数字化愿景与目标，有可操作的执行方案，明确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流程和步骤，强化全员数字化思维和素养，提升整体“数商”，推动基于数字化的业务流程、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人才机制等全方面、多层次的革新。

以业务端切入数字化转型，强调“业务与技术相结合”

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其核心目的还是在于创造价值。对于企业而言，价值创造直接体现在业务端，数字转型实质上是业务的转型，是在以技术为支点、业务为内核的新一代数字技术驱动下，业务、管理和商业模式的深度变革重构。因此，数字化转型不是系统和应用简单从“非数字化”到“数字化”的过程，而是着眼于解决业务问题，需要从业务切入，将数字化技术和工具赋能于业务，用更新的技术和技术化手段，更有效地解决业务问题。

当然，打造业务中台和数据中台是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要地”，但这并不是仅仅依靠IT部门或数字化部门就能实现的。业务中台实现各个职能条线的能力共享是数据中台通过数据化、算法化协同工作的效果，这是数字化时代的红利所在。因此，数字化转型是技术与业务的全面互动，技术赋能业务融合创新。技术是推动业务发展的核心动力，业务是技术创造价值的主要载体，技术与业务共同构成数字经济下的业务形态。

对此，企业一方面需要制定数字化改革清单，对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具体环节和内容进行汇总和分析，从技术、人员、管理等多方面厘清责任和任务；另一方面需要绘制企业数字化改革路线图，从管理和业务两方面梳理数字化转型的流程，明确各流程可能存在的难点和问题，应用数字技术引导企业内部变革和商业模式重塑，最终赋能企业价值创造。具体实施方面，需要自下而上推动数字技术与业务的融合发展，加快企业业务链条重构。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推进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慧仓储和物流、智能决策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建立数据收集-反馈-分析-决策的链条，为企业经营模式和方向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以业务层面数据技术的应用，推动企业整体运营的数字化水平。

从“点-线-面-体”四个维度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赋能-优化-转型-再造”

首先，是以“点”为特征的赋能，通过数字化的技术为产品、设备、团队进行充分赋能，目的是为了使业务的协同能力进一步提升，以此提高业务的运营效率。如通过物联网、移动应用等数字技术的使用，油田企业巡井、管道企业巡管、炼化企业外操的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人力减少、效率提高，实现了企业和员工双受益；或是通过对产品的赋能快速提升产品功能、性能，如对冰箱、电视、空调的数字化赋能，提升了用户体验，有助于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其次，是具有“线”特征的优化，通常针对一个或多个业务流程，利用数字化建模技术进行流程优化，主要目的是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数字化技术，来优化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与产品的服务模式等，从而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实现智能化决策，是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优化通常要求较高的数字化水平、大量的数据积累、强大的建模能力和巨大的算力。

第三，是具有“面”特征的转型，通常覆盖一定范围的完整业务单元。数字化技术的赋能使业务更容易“服务化”，更容易找到用户、打开新的市场，让原来“转不动”的传统业务实现轻松转型。

第四，是具有“体”特征的再造。再造是数字化转型的高级阶段，有两种类型：一是企业内部与数字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再造，可以是企业内部某一独立的业务单元如产品销售板块，也可以是企业整体，在保留业务本质的前提下扬弃传统的组织管理架构，有助于充分释放传统企业的数字化生产力。二是打破企业边界，以并购、融合、创新等跨界方式实现企业的商业模式再造，意味着用新的盈利模式补充或替代原有的核心业务。

构建敏捷、柔性、协同的组织模式

企业数字化的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是业务系统的全价值链转型，也是涉及企业战略、业务、流程、组织、人才的一场深层系统变革，因此可以说数字化转型一定伴随着组织转型。这种组织转型并不是随着业务系统进行简单调整，而是由金字塔组织向平台型组织转型。具体来说，就是要从金字塔式的科层结构转向客户化、流程化、扁平化、模块化的网状结构，管理模式去中介化、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组织变革需要构建三大能力：核心资源集中配置能力、专业赋能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企业因行业、规模、特点不同，组织模式会有不同特征，但敏捷性、灵活性、协同性是共性。在管理机制层面，以数据为导向，建立高效灵活的信息传递反馈机制和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辅助机制，能够对存在问题进行迅速定位、高效处理和准确决策，推动企业管理的数字化、高效化和智能化。

筑牢企业数字化转型安全屏障，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在推动企业业务模式转型、重塑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伴随一定的风险与挑战，对企业的信息安全、数据财产安全和经营稳定性等造成威胁。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时，需要正确把握技术应用的尺度和范围，充分考虑和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推进风险可控、监管高效的数字化转型。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社会数字化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转型过程中应充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协同构筑数字治理环境。企业需要在充分学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数字管理标准，明确算法应用的规则和范围，建立动态的数字监管流程，避免数字侵权和信息泄露风险。在运营数字平台时，严格遵照管理标准，加强动态监控，及时排查信息风险，防范数字侵害行为。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接入国家数字管理系统或配合数字治理要求，公开数字运营情况，筑牢企业层面的数字安全屏障，为营造安全稳定、风清气正的数字治理环境贡献力量。

可以看到，“十四五”时期是数字化和数字化转型大规模推广阶段，企业需要透过数字化转型的现象看到本质，抓住企业或商业模式中的根本性层面有所作为，从而借力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发展提质增效，为推动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

稳中求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022-03-17

2022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征程的一年，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起到了承前启后、谋篇布局的重要枢纽作用。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为2022年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前，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同时，尽管存在风险挑战，但我国经济韧性强、基本面长期向好并没有发生改变。“两会”秉持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减法”和“加法”两本账放在一起算好、算精准，将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贯彻到谋划经济发展全局中，为当前实现经济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指明了方向。

着力稳定经济大盘，亮出高质量发展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发展全年目标任务，明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这综合考量了中国经济当前实际的多方面因素，是在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2019年我国经济实际增长6.1%，受疫情影响的过去两年平均增长为5.1%。在GDP达到114.4万亿元的基础上实现5.5%的增长，是将经济发展目标实际设定在市场预期的上沿，这与疫情以来的经济实际增速、“十四五”规划目标相衔接，既考虑了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又符合现阶段我国潜在增长水平，是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积极回应，有助于我们应对新变化新挑战，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同时，这一清晰明确的目标也是对宏观调控平衡能力的重要考验，制定科学的经济政策体系是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和引擎。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总体来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是完成既定目标任务的重要保证。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新的压力，“5.5%左右”的GDP增速体现了我国将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坚持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推出更多提振有效需求、加强供给保障、稳定市场预期的实招硬招，为促转型、保民生奠定好坚实的物质基础。

坚持改革创新提效，夯实高质量发展后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我国经济有“稳”的基础，更有“进”的力量。“稳”的重点主要放在营造健康的经济环境上，“进”的重点则着重放在深化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上，“稳”中求“进”，实际上就是不断拓宽、拓深我国经济增长空间。其中，改革创新是不断释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势能、提高发展质量的关键之道。当前，我国比较迫切的是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在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基础上，依托改革创新不断突破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难题，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解决好关系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的突出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要积极推进种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以创新链建设为抓手推动我国种业高质量发展，从而能够装满“米袋子”、充实“菜篮子”，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真正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落实到位，守好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再如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以深化改革创新为稳住经济基本盘聚合力，就要坚持在“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弘扬企业家精神，通过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培育壮大新动能，抓住当前数字中国建设机遇，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实现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转变，形成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韧后劲。

总体来看，在一系列推动改革创新的措施中，有的聚焦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关键问题与重点领域，有的着眼全局、立足长远，共同形成了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稳中求进、行稳致远的经济发展全景图。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有利于不断突破供给约束堵点，为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了动力源泉与保障，助力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聚焦民生保障工作，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一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这两条底线任务，指出了包括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这三方面重点工作，要求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延续中央一号文件基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部署，包括“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切实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新建1亿亩高标准农田”等内容，彰显了我国端稳饭碗、兜牢民生底线的定力与恒心。在社会保障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增强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安全稳定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先决条件，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发展的安全风险防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就内蒙古地区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作出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内蒙古是边疆民族地区，在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上担负着重大责任。要见微知著，增强忧患意识，提高战略思维，有效防范民族工作领域的各种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聚焦当前重要的民生保障工作，强调通过集中力量打好经济政策组合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开新的空间，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一系列民生举措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两会”所聚焦的社会热点问题、所传递的群众的声音、所凝聚和反映出的信心和决心，都将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力量，锻造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纽带，续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篇章。我国将在统筹研究部署、协同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做好理念政策的“加法”、实现好能力水平的“加法”，不断推动转方式、调结构、增动力，在新征程上创造“十四五”的新辉煌，以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守好不返贫底线，推动脱贫攻坚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2022-03-16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踏上“十四五”新征程，巩固扩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促进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202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具体安排措施有：完善监测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支持力度、推动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落地见效。通过贯彻落实“摘帽不减政策”的工作要求，在贫困县摘帽、贫困村退出、贫困人口脱贫之后，不减投入、不减政策，能够确保扶贫政策和扶贫模式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外部政策支持力度如此之大的前提下，深度贫困人口虽已脱贫，仍可能返贫。为什么会发生返贫？这需要从深度贫困人口为什么陷入贫困陷阱找原因。致贫原因主要有如下四个层次：一是没有劳动能力，导致“无业可扶、无力脱贫”，如因病致贫。二是有劳动能力但没有脱贫意愿，或者有脱贫意愿但缺乏脱贫的勇气和行动。三是有劳动能力，有脱贫愿望，但缺乏谋生技能，属于能力制约型贫困。由于受教育程度低，缺乏知识更新和获取的能力，或者没有接受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贫困人群缺乏专门知识、没有专有性人力资本，无法在竞争性的经济活动中获取收益。四是有劳动能力、意愿和技能，但深受环境条件制约。这属于资源匮乏型贫困。由于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环境资源匮乏的地区，形成了从属于连片贫困区、贫困县和贫困村的大规模贫困人群。

所以，针对以上四类原因致贫的脱贫户，要防止他们返贫，就需要实施有针对性的办法。

对于第一类脱贫户，仍需要加强对这类群众持续监测和救济，社会政策要托底，托底要托实。在资源短缺，脱贫全靠“托底”的地区，可以尝试探索发展权赎买、社会分红等制度性贫困的解决之道，从而保障脱贫人口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办法至少有如下两个：一是进行发展权赎买。将资源保有和维护者纳入转移支付的保障体系，对不开发地区进行发展权赎买，使得深度贫困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能够不开发或低度开发，保住一片绿水青山。

二是推动社会分红。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的理论，社会分红是公民经济权利的重要来源，理论基础是公共资源的所有者是公民。公共资源作为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应该一部分作为积累基金，一部分作为红利分给公民。随着积累基金的增加，公民分得的红利也逐渐增加。此法兼顾公平与效率，对“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的深度贫困地区，更为适用。在具体做法上，结合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推动以就地就近就业为主的转移就业增收，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同时，提供更多生态公益岗位，通过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在易返贫的脆弱群众中选择一批能胜任岗位要求的，为其提供生态护林员、草管员、护渔员、护堤员等岗位。在国家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先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脱贫不稳定和边缘易致贫人口从事森林管护、防火和服务。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发挥和提升制度效能，对于保障易返贫群众的生活和提高其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守好不发生大规模返贫底线的重要法宝。

第二类脱贫户则需要“提志”，提升其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志向。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脱贫后致富的想法和决心，没有脱贫后持续增收致富的志气。长期的输血式扶贫，以及摆脱贫困的艰难险阻，使得一些原来处于深度贫困状况的群众，虽然已经脱贫，但仍心存“拦路虎”，缺乏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心和斗志。致富要“提志”，就是要让脆弱脱贫户知道脱贫致富还得靠自身，不等不靠，勤劳才能致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勤劳致富，勤俭持家。防返贫要“提志”，就要始终坚持鼓励劳动、鼓励就业、鼓励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养活家庭，服务社会，贡献国家。因此，需要持续采取各类政策措施，去提升易返贫人群的志气，更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不大包大揽，不包办代替，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脱贫致富。

第三类脱贫户需要“提智”，提升其脱贫致富能力。“扶贫必扶智，治穷先治愚。”能力贫困，是极端贫困人群普遍面临的现实障碍。贫困人口大多数文化素质偏低，脱贫致富的能力普遍欠缺。若是脱贫后没“提智”，群众脱贫致富的客观基础就不牢靠，会因知识匮乏、能力不足、身无长物，也会伴随环境变化随时返贫，甚至带来贫困的代际传递。因此，防返贫必“提智”，只有通过智力扶贫、智力致富，帮助脆弱的脱贫户提升能力，才能让他们助人自助，渡人自渡，走出能力贫困，脱贫才能形成长效机制，使得易返贫人口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永久脱贫。

第四类贫困需要在前述三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制”。从地区结构看，深度贫困地区大都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防返贫和真脱贫一样，都是难啃的硬骨头。从群体分布看，不少贫困家庭有残疾人、长期病人，加之陷入深度贫困状态的人群大多教育水平低、缺乏技能，所在地区又“无业可扶”，因此“无力脱贫”。在脱贫攻坚时期，要实现不愁吃、不愁穿的“两不愁”和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可能通过一些救济手段和相应政策支持就能达到，以外力干预为主，资源到位，就能实现。若要实现全面乡村振兴，达成“不返贫能致富”的目标，则需要综合协调内生动力、自身能力和治理实力等手段，这更需要制度建设。

实际工作中，致贫原因往往是多元和复合的，深度贫困人群可能既没有脱离贫困的想法和勇气，也缺乏脱离贫困的技能和手段，同时又受制于环境封闭、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等外部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强化，导致贫困人群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因此，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守住不发生规模返贫的底线，必须“智随志走、志以智强”，通过在“志智双提”基础上进一步做到“志智制综合提升”，才能激发活力，增强能力，形成合力，铲除滋生贫穷、返回贫困的制度和社会土壤。

因地制宜优化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管护长效机制

2022-02-28

自下而上、因地制宜地推动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环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近几年的政策一直强调的方向。早在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搞好垃圾、污水处理，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加强。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要求 “要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底线，以村庄环境整治为重点，以建设宜居村庄为导向，通过长期艰苦努力，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2018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发布，明确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重点任务。“三年整治行动”收官之际，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

及至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表示要“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包括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深入实施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等具体部署。延续人居环境治理成果，不仅要切实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要有利于因地制宜建立健全这项工作的长效机制，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笔者认为，当下农村人居环境取得较大改善，但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在农村厕所方面：政府部门主导的“厕所革命”有效地改善了农村户厕状况。通过“厕所革命”，农村的户厕类型趋向卫生化，但厕所粪污的清洁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有待加强。据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开展的“中国农业与农村发展追踪调查”，至2021年底，开展过“厕所革命”的村庄比例达到80%以上，接近90%的农户使用卫生厕所。厕所革命有效激励了农户参与改造厕所，并得到了农村居民的普遍认可。其中，给农户发放现金补贴、直接开展施工、组织清理粪污、配套公共排污管道等措施都卓有成效。但厕所粪污清洁化处理的进程相对较缓，厕所的污水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也需要进一步改进。

除此之外，在推进厕所革命的过程中，部分地区还存在厕所类型和改厕方式未能因地制宜，管护资金有限等问题。一些地方存在“一刀切”的现象，即在厕所类型和改厕方式上未能充分考虑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导致有些厕所未能“宜水则水、宜旱则旱”，未能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部分地区的配套设施（如厕所粪污净化设施）建设滞后，农户期待更完善的卫生设施。多数地区的改厕资金以政府投资为主，尤其在厕所管护和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社会资本参与机制，可能制约改厕成果的持续。

在生活污水方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人居环境治理的难点，也是今后人居环境治理的重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指出“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优先治理人口集中村庄，不适宜集中处理的推进小型化生态化治理和污水资源化利用”。在已经开展污水治理的的村庄，形成三种较为典型的污水处理模式：一是离城市较近的农村，修建污水处理管道，并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二是经济条件允许且地形条件允许的地区，修建小型污水处理厂，建立自己的污水处理系统；三是以家户为单元的简单污水处理装置。三种模式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与挑战：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城郊地区污水处理问题，但污水处理系统建设和运行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致财政负担较重。建立本地区的小型污水处理厂面临受地形限制大、对地方财政能力要求高、管护及持续运行难度大等问题。以家户为单元的简单污水处理装置存在技术不成熟、受气候条件限制、污泥最终处理方式不明确等问题。

在生活垃圾方面：经过之前的治理，公共垃圾收集设施及清洁服务的供给已经相对普及，激励了农户集中处理生活垃圾。上述调研显示，至2021年底，集中处理生活垃圾的农户比例为94 %。相应地，随意丢弃和焚烧填埋的农户比例减少。虽然农户层面的垃圾集中处理已经普及，但垃圾的源头分类和末端的循环利用仍面临挑战。至2021年底，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的农户比例仅为17%。有些地区试点“垃圾银行”（或垃圾超市）以促进垃圾回收利用，即农户将可回收利用物品送至垃圾银行，可兑换相应的生活用品。但由于经济收益较低，农民参与度不高。因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的“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减量，加强村庄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设施建设，推进就地利用处理”是今后垃圾治理的重点。

在村庄清洁和绿化美化方面：随着人居环境治理的深化，村庄的公共环境有所改善。具体而言，村庄清洁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取得初步进展，多数村庄的私搭乱建、乱堆乱放等得以初步清理。但在村容村貌整治的过程中，也存在涂脂抹粉的“面子工程”和千篇一律的“量化工程”。通过村庄规划，整合利用村庄闲置土地等内部挖潜方式来扩大村庄公共空间的实践还不足。

针对调研中人居环境存在各项问题，结合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有必要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综合利用政策工具、市场手段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服务和管理，建立健全人居环境治管护的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一是探索多样、稳定的筹资机制，拓宽农村人居环境管护资金的来源。目前在人居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主要依靠财政拨款。然而人居环境设施管护需要资金的持续投入，探索多渠道的筹资机制，有助于稳定人居环境管护资金投入。例如，农户本身对人居环境设施和服务有一定的支付意愿，根据地区社会经济条件，施行合理的设施使用付费制度，适当征收设施使用费是可取可行的。此外，鼓励有条件的村庄将部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人居治理、探索将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纳入绿色金融支持目录，是对扩充管护资金来源的有益尝试。

二是完善公共环境设施，优化公共环境服务，拓展市场化的废水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制度。农村公共环境设施的完善不仅在于设施的有无，也在于公共环境服务的提质，集中体现于废水废弃物的清洁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考虑到废水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具有规模效益，在农户层面提倡分类和集中，在村层面或乡镇层面引入市场主体参与清洁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例如，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资金奖励、垃圾银行等措施激励农户开展生活垃圾的回收、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意识；利用税收和金融政策手段激励种植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粪污资源化利用。与此同时，基于村庄空心化问题严重这一现状，一概而论地强调基础设施完备、增加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可能造成资金和资源浪费。将基于自然的治理理念应用于农村的人居环境治理，对于就地消解农村的废水废弃物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多数农村地区具有能够天然消纳生活污水和有机废弃物的土地、生态资源，结合生态系统设计利用好这些生态资源，辅助建立一些生态环保的村庄废水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设施建设，有助于就地处理农村生活污水和有机废弃物。

三是发挥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让基础设施完善和人居环境提升产生切实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集体行动，如村庄垃圾清洁共同行动，增进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提升村庄凝聚力和村民的归属感，为后续的产业落地、产业发展和人才回归打下群众基础和生态基础。

总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地制宜、自下而上是今后人居环境整治的策略和方向。在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后，更需要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由自上而下的“建设人居”向自下而上的“经营人居”转变。强化、优化人居环境治理政策工具组合，激发村庄和农户的内生动力，激励市场主体参与人居环境的“治管护”，从而建立健全人居环境治理长效机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长线工程，需要久久为功。

虎年春节消费经济亮点纷呈，强劲内需持续助推经济增长

2022-02-18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具传统特色的节日，也是一年之中消费经济蓬勃发展的高峰期。值得注意的是，今年虎年的“春节经济”与往年相比“新”意更浓。一方面，传统的年货消费模式在疫情防控要求下做出了适应性调整，“网上年货节”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掀起冰雪游新热潮，冰雪消费概念的兴起为春节消费市场增添更多新颖元素。新年到来之际，我国消费市场活力焕发，亮点纷呈，不仅为全年经济增长打下良好开端，还充分地向世界展现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

购置年货是春节消费市场的重头戏。按照传统习俗，人们通常在腊月里到集市购置年货，用以过年期间访友迎宾，因此，春节期间是肉类、海鲜、酒水、坚果等食品年货的消费市场最为繁荣活跃的时期。虎年春节与以往有所不同，为顺应疫情防控的需要，不少外出务工人员选择“就地过年”，探亲活动减少无疑会导致传统年货消费场景弱化。为有效对冲年货市场受到的负面冲击影响，“网上年货节”的出现可谓恰逢其时，完美契合消费者在特殊时期下的消费需求，“人不到礼到”、“网上拜年”成为消费者表达新年祝福的全新方式。

此外，相比于传统的年货购置方式，网上购置年货具有更安全、更便捷、更多品类三大优势。

第一，在疫情防控背景下，网购年货有助于保障消费者安全。疫情防控过程中，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尤为重要，消费者可以通过网购年货的方式避免前往集市或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大幅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性。

第二，网购年货能够有效节约消费者采购年货的时间成本。随着网购的普及，“春节照常配送”与“及时送货上门”等服务已经成为大趋势，消费者免去前往集市采购的繁琐流程，通过手机下单便可备齐年货。得益于冷链物流技术的发展，“定制年夜饭”已成为广大消费者准备年夜饭的新思路，只需经过后期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预制菜”同样迎合了消费者的便捷性需求。除此之外，有了网购年货的便捷途径，家家户户再也不用在春节期间囤积年货，从而消费者可以按需购买年货，避免食物浪费，与当今提倡的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理念十分契合。

第三，网购年货使可供消费者选择的“年货清单”更加多样化。进口水果、进口坚果、进口海鲜等商品成为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年货选择。随着RCEP区域贸易协定的正式生效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国内消费者能够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优质进口商品，传统的春节消费习惯正在慢慢改变。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进口年货通过网络平台的推广走入万千消费者的眼帘，例如，在今年春节的网络年货节期间，上海合作组织通过流媒体直播的方式举办了近1800场上合国家特色商品展销会，向广大网友推销优质进口食品等，极大地丰富了国内消费者的年货购买选择。

冰雪消费也是虎年春节消费的一大亮点，冬季奥运会的成功召开带动了我国冰雪产业链的发展。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冰雪运动在我国是一项专业且小众的运动，如今，冰雪运动已经华丽变身为大众时尚的生活方式。随着我国冰雪产业总规模呈现井喷式扩张，一个庞大的消费蓝海市场正在源源不断地释放潜力。从春节期间的消费数据来看，冰雪运动的兴起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冰雪运动产业迎来空前繁荣。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滑雪门票订单量同比增长三成。自从“三亿人上冰雪”口号提出后，中国冰雪运动呈现跨越式发展，随着大批冰雪运动爱好者的涌入，冰雪运动行业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冰雪运动的区域影响力也正在不断扩大，在先进造雪技术支持下，冰雪运动已经从北方城市的“特权”转变为火遍大江南北的潮流运动，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冰雪消费客源地前十的省份中，南方城市占据七席。

第二，“冰雪旅游”成为人们春节假期出行首选。数据显示，虎年春节期间，冰雪类型景区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68%。疫情防控背景下，冰雪旅游消费呈现显著的本地化、小半径特征，北京的什刹海冰场、四川的太子岭滑雪场等当地冰雪运动体验类景区吸引冰雪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此外，冰雪旅游“白天赏雪、玩雪，晚上住酒店、泡温泉”的消费模式对酒店行业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数据显示，春节前三天滑雪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50%，酒店人均花费同比上涨13%。

第三，冬奥周边产品以及冰雪运动装备市场需求猛涨。冬季奥运会开幕式当晚，奥林匹克天猫官方旗舰店的“冰墩墩”等冬奥周边产品几乎“秒空”，多款“冬奥开幕式同款羽绒服”登上淘宝热销榜。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参与冰雪运动的热情被点燃，专业滑雪装备市场同样火爆非凡，抖音电商平台冰雪运动类商品销量同比增长9倍，京东商城的滑雪运动类和冰上运动类商品成交额分别同比增长3倍和4倍以上。据统计，在冰雪运动相关商品热销的带动下，全国体育用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2.4%。

值得关注的是，春节经济的繁荣在重振消费市场预期的同时，还将对全年经济增长产生短期和长期的积极影响。短期看来，人口返乡人数的减少使得企业复工节奏加快，生产连续性得到较好保持，工业生产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偏强，普遍利好制造业，建筑业以及建材等相关行业。长期来看，冰雪消费等新消费习惯的形成将持续在需求端贡献力量，北京和张家口等地的多处比赛场馆可在赛后用于迎接新一轮客流高峰，延续冰雪消费热潮。此外，促进现有冰雪基础设施与其他业态相融合能够充分挖掘冰雪赋能经济发展的潜力，例如，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可建设冰雪文化体验村，与艺术美学相结合可开办冰雪艺术展等。

春节期间消费经济的繁荣是近期我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缩影”，消费市场活跃的背后离不开强劲的内需力量作支撑。在疫情防控期间，我国通过实施有效的疫情管控措施，率先在经济上实现复苏。与此同时，一系列超常规政策的出台也为经济复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力量。

然而，伴随着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等超常规政策的逐步退出，以国内消费需求为主导力量的内生动力能否顺利“接棒”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平稳发展的关键。通过春节消费市场的火热程度可以看出，我国居民的消费能级在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持续走强，这得益于我们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以消费为代表的内需增加正是释放国内大循环市场红利的集中体现。可以预见，在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加持下，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基调不会改变，提升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占比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良好的经济发展预期下，我们仍应保有底线思维，及时制定相关措施对我国在2022年可能面临的经济领域风险加以防范。

首先，防范外需回落带来的价值链“脱钩”风险。疫情爆发导致全球制造业供给端受到严重打击，中国制造业率先恢复产能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世界市场的核心供给力量。疫情好转意味着我们在过去两年享受到的外需暴增将不复存在，全球产能恢复与外需回落的共同作用将导致全球价值链“脱钩”风险加剧。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防止“被脱钩”的关键，措施应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改善营商环境，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恢复制造业企业家信心；二是挖掘外需潜力，在稳住欧美等传统贸易伙伴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需求；三是加大外资开放力度，打破各种形式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

其次，防范能源紧缩带来的企业成本上升风险。近期面临的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加大了制造业企业负担，对供给侧的冲击较为严重。特别是对于刚从疫情冲击中恢复过来的中小制造业企业来说，短期成本的上升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一方面应丰富能源来源渠道，扩大与能源国家的合作，巩固传统中东原油进口供应，逐步拓宽其他能源地区供应，建设“一带一路”能源供给安全通道；另一方面应推动中长期储能建设，加强煤炭储备能力，扩大油气储备规模。

再次，防范“卡脖子”带来的供应链安全风险。某些国家对我国制造业的“卡脖子”行为不利于中国的供应链安全，只有在基础技术上实现突破才能够确保供应链安全。对于技术封锁我国应从两方面加以应对：一方面是利用举国体制实现核心技术的追赶。技术突破和产品创新依靠的是大量的研发投资，因此可以发挥我国体制带来的创新比较优势，扩大外资引进并积极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技术赶超环节缩短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时间间隔。另一方面应积极开拓新的国内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对一些可能被“卡脖子”的产品或技术积极寻找可供备用的替代品。

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2022-02-1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正在向交通强国迈进。近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综合交通运输基本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智能化、绿色化取得实质性突破，综合能力、服务品质、运行效率和整体效益显著提升，交通运输发展向世界一流水平迈进。

2019年9月和2021年2月，我国先后颁布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系统擘画了未来30年我国交通运输发展的宏伟蓝图，为交通运输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后贯彻落实“两个纲要”的首个五年规划，也是“十四五”时期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既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三个鲜明特征，也是《规划》提出的关键发展目标。

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体化。一体化是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客观要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交通网络一体化。区域综合交通发展要一体衔接，规划和建设多层级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与网络，突出综合交通在国家区域发展重大战略、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发展和都市圈通勤交通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二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开发一体化。要统筹集约利用综合运输通道线位、桥位、土地、岸线等资源，提高国土空间综合利用率。三是运输服务一体化。多种运输方式要融合发展，航空网、铁路网、公路网、水运网实现互联互通，特别是要解决“最后一公里”“关键一公里”等问题，发展货物多式联运、旅客联程联运，提供高质量的运输服务，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数字化。《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基本原则是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尤其是要注重新科技深度赋能应用，提升交通运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水平。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化是交通运输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要素。推进交通数字化转型，就是要转变发展理念，强化科技赋能，通过数字化推动交通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重点聚焦几个方面：一是聚焦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装备，加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车路协同、船舶自主航行、船岸协同、智能公交、智慧停车、智慧安检等领域技术研发，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网联化升级工程，加大智能铁路、智慧公路、智慧港口、智能航运、智慧民航、智慧物流建设力度；二是聚焦数字化管理和服务，实现更高品质的交通服务、更加精细的运营管理；三是聚焦交通数字化发展生态，推动交通科技自立自强和数据开放共享，引导市场主动参与，营造自主创新的良好生态。

绿色化。“双碳”目标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安排，将推动全社会加速向绿色低碳发展模式转型。由于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紧迫，各行业均面临非常严峻的减污降碳压力。交通运输行业通过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对我国“双碳”战略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交通运输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要从调整运输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强化污染防治三个方面入手，从交通运输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养护的全生命周期推动低碳减排。同时，要积极推动中长途运输以节能低碳的铁路、水路为主，倡导绿色出行，积极推广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载运工具，建立交通运输碳排放监测平台和绿色低碳交通激励约束机制。

综合交通运输面临的现实挑战

正如《规划》所指出的“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一体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三个方面，都有一定的体现。

在一体化方面，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管道等五种传统运输方式的融合发展还存在不足。尽管我国已经按“大部制”对交通运输行政体系进行改革，但不同交通方式还是分别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协同性需要进一步完善，如铁路与港口衔接不足、与地方轨道交通融合不够。在交通人才培养中，课程体系缺乏“综合性”，在以单一运输模式为特色的培养模式下，一些毕业生的知识能力难以适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在科技创新布局方面，多是按照不同的运输形式来组织实施，较少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来开展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

在数字化方面，尽管交通运输行业提出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目标，但实际推进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当前各地的交通智能化、数字化工作以硬件设施建设为主，投入巨大，实施工程众多，但缺少关键技术的突破创新。第二，交通运输行业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但对海量数据缺乏有效的管理、挖掘和应用。第三，交通数字化场景同生产、生活、商业场景之间还没有充分融合，导致交通数据的价值没有充分挖掘，“交通+”商业模式有待推广。

在绿色化方面，交通运输行业围绕“双碳”战略的发展路径还不清晰。首先，支持绿色交通发展的相关政策的导向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或者靶向作用不够精准。其次，缺乏市场化的经济手段，激励作用不够显著，碳交易、绿色债券、绿色贷款等金融支持手段尚未广泛建立。再次，企业因为成本增加而对采用绿色技术还比较缺乏积极性，企业作为主体亟需增强实现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使命感、认同感、获得感。

推进一体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建议

“十四五”时期，交通运输行业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为目标，推动交通高质量发展，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的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

第一，要制定实施支持《规划》落地的政策体系。分析制约《规划》落地落实的政策瓶颈，加强研究，对政策效果进行预判分析，加强跨部门协同，制定针对性、可操作的政策。特别是，要根据《规划》提出的政策目标，进一步研究制定综合运输服务规划、交通气象保障规划、数字交通规划等系列规划，出台分领域的行动计划，确保规划的落地。

第二，要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人才培养和智库建设。面向综合交通运输，修订现有的强调单一运输模式特色的培养方案，编写教材、改革课程，强化数字化、绿色化的能力模块，同时，注重实践能力培养，培养出能够适应综合交通运输需要，解决多式联运、联程运输等综合性问题的复合型人才。发挥综合性高等学校的比较优势，建设一批以“多学科、交叉型、综合性”为特色的交通运输新型智库。

第三，要加强综合交通运输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建议在交通科技布局和组织上，除了围绕五种交通形式组织科技攻关之外，还要聚焦共性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要加强对一体化、数字化、绿色化的共性技术开发，推动数据、平台、场景的开放，培育交通科技产业生态圈，发展交通科技产业。

第四，要加大综合交通运输的示范应用。今后五年，我国将继续保持大规模的交通运输投资和建设，有序推进交通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建立健全试点成果总结和系统推广机制。以综合交通运输引导乡村振兴、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积极融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步伐

2022-01-29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中国信通院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高达38.6%，预计到2025年这一比重将超过50%。“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全面迈入数字经济时代，这一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新型经济形态必将推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治理方式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随着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数字贸易规则日益演变成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内容。中国已于2021年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体现出中国加快数字贸易开放的坚定决心。未来中国要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除了进一步更深层次地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还需要围绕着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搭建新的“生态系统”，以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为抓手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化和法制化为数字贸易的发展“保驾护航”。

一、主动融入全球高标准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构建数字经济治理的国际规则对于提振各国乃至全球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持续三年的WTO电子商务谈判目前在开放互联网接入和无纸化贸易等领域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有望在2022年就大多数议题达成协议，但共识还是集中在贸易便利化等“浅层规则”上，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建立依旧困难重重。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数字技术水平存在差异等，不同国家对数字贸易规则的诉求也不同。面对数字贸易日益增长的治理需求与多边规则制定滞后之间的矛盾，主要经济体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规则主张。

目前，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主要体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所引领制定的区域贸易协定之中。例如“美式模板”积极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明确反对数据存储本地化；“欧式模板”更加注重隐私的保护，允许个人数据流入到具有充分保护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主导的DEPA作为一个高标准的数字贸易协议，也正在成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此外，2021年9月，韩国正式启动加入DEPA的程序。DEPA在原则上允许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禁止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或处理。由于核心利益诉求有别，导致各国很难在WTO框架下实现数字贸易规则的整合，而区域数字贸易协定的不断涌现也在客观上加剧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碎片化，随着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推进，地缘政治因素更是进一步增加了数字贸易规则整合的难度。

当前，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数字经济规则的治理却略显滞后，部分国家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防御型的数字治理政策倾向。而欧盟和美国已经分别借助《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USMCA）、《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JDTA）等区域和双边协议输出和推广其数字治理模式。中国近年来积极促进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但更强调数据安全，对某些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开放范围仍保持审慎。然而一味规避绕道，不仅可能会在各主要经济体争夺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竞争中落入下风，还有可能被不断“边缘化”，被合力排除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体系之外，甚至最终只能被动落实由他国主导制定的标准和治理规则。

尽管中国在数字贸易部分关键议题上的主张同美国等发达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但作为与美欧并驾齐驱的数字贸易大国，中国参与建设数字贸易规则治理体系势在必行。中国已在2021年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和DEPA，其中，与数字经济发展有关的规则是上述两份协定的重要内容。中国的申请加入不仅彰显了中国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开放的姿态，还会进一步推动制度型开放。中国要积极融入全球高标准数字贸易治理体系，就需要全面深入地梳理与评估相关规则条款，围绕数据本地化、隐私保护和跨境执法协调等关键议题，明确本国的利益诉求与比较优势，在反复权衡后确定是否开放、开放的范围及开放的程度。通过对标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规则制定中把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奠定基础。

二、积极推进数字经济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数据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数字贸易规则亦是各国博弈的焦点，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更是博弈的重中之重。如今，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对接高标准数字贸易规则意味着中国需要提出更为开放的跨境数据流动方案，这向中国的传统监管体系和治理手段发起了挑战。数据的跨境自由流动必然涉及国家层面的数据安全、企业层面的经营发展和创新以及个人层面的隐私保护，在开放中保证数据流动的安全，就需要加快中国国内的数字经济制度建设，构建数字经济监管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制度建设入手，先后通过《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法律，为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提供了基准和原则。然而由于中国对数字监管体系的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有关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仍不完善。例如，在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上，相关陈述偏向原则性和基础性，地方政府并不能准确把握数据对外开放的程度；政策不明朗，企业面临极大的政策不确定性，对需要数据出境的业务持观望态度，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负面影响；暂无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专职监管部门，给数据安全的执法也带来了困难。

如何搭建行之有效的数字经济监管与规则治理框架？这要求政府把握好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在安全与发展之间、主权与开放之间寻找动态平衡。在立法层面，强调网络系统安全的《网络安全法》与分别关注数据宏观层面与个人微观层面安全的《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共同搭建了中国信息数据安全领域的法律框架。但从抽象的法律条文到具体的条例与措施，仍有巨大的鸿沟需要跨越。因此，一方面，应当督促地方政府尽快将数据的管理办法列入本省立法工作计划，依据《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并结合本省数字经济的发展特点，出台地方法律法规细则，明确商业利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方式，形成完备的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制度闭环；另一方面，面对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和美国《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等法案强化对域外数据控制的意图，中国也应当尽快出台阻断欧美“长臂管辖”的国内法律，对其不合理的域外管辖进行反制。在执法层面，第一，中国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应加快推进，可以率先在自贸区层面进行探索，厘清一般数据、核心数据和重要数据，制定划分数据类型的目录清单，有的放矢地进行评估和管理，减轻执法难度；第二，数字经济的监管需要不同执法部门间拥有高效、畅通的信息共享机制，各执法部门应利用网络与通信技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与信息交流平台，促进执法部门之间以及与公安机关的信息数字交流；第三，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执法队伍，定期开展数据安全专业培训，强化对个人信息收集的管理和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