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调研】2023年1月调研报告-34篇

目 录

1.      刘斯琴高娃、郝淑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通辽市为例 1

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6

3.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课题组：

2022年世界经济和外贸外资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13

4.      长三角企联百强企业课题组：

2022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发展报告 19

5.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陶然：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38

6.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刘瑾：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学党史促教学实践探索 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  46

7.      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山东省总工会资产监管中心联合调研组：

关于山东省总工会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52

8.      杨宁琳：

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59

9.      赵婧雯：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63

10.      帅长斌：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运营模式实践与探索 71

11.      温毓敏：

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问题与对策 77

12.      湖北工业大学陈钰瑞：

互联网金融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 82

13.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杨锋：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问题分析探索与实践 87

14.      铜仁日报社采访调研组：

加快打开“两山”转换通道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铜仁“两山”转

换路径探索及启示 91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

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 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 99

16.      万荣县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中药材产业调研报告：

聚焦产业优势赋能乡村振兴 119

17.      辽宁科技人才强省战略发展研究中心王琪：

康平县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122

18.      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畅：

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探索 127

19.      叶景英：

民营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133

2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祝可为：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9

21.      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张术霞：青浦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

实践探索 以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为例 144

22.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150

23.      信阳市浉河区农业农村局鲁义敬：

师河区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160

24.      郭明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政府的建设模式与实践探索 基于琼黔

鲁粤等地的调研思考 165

25.      中共运城市委党校姚芬：

提升领导干部抓落实能力的实践探索 178

26.      光明日报调研组：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行稳致远 北京中关村建设

世界领先科技园区的实践探索 183

27.      经济日报调研组：

潍柴七问 189

28.      沈阳农业大学孟璐：

乡村人才振兴问题及对策思考 202

29.      西安科技大学韩贝：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治”方略 陕西省汉阴县的实践探索 209

30.      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应急办刘文：乡镇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现状及

实践探索 以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为例 218

31.      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司党委：

新时代国企思政工作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222

32.      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李泉：

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探索与重点突破 225

33.      调研组成员欧阳本祺：

镇江法院：扛起服务大局新使命谱写司法为民新篇章 243

34.      浙江金昌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祁林海：

政府投资基金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247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以通辽市为例

刘斯琴高娃、郝淑娟

乡村治理作为我国社会治理的坚实基础，反映着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已成为我国农牧区治理的发展方向［1］。乡村建设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乡村治理工作，并为乡村“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对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作出总体部署，把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建设法治乡村、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作为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政策举措。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作出了总体安排，并把增强乡村治理能力作为年度工作重点。

1.                     “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理论阐释

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范围内构建维持乡村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向基层的延伸。“三治”指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 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与善治目标。自治是“三治融合”的核心，是基层自治性组织和基层农牧民进行自我管理的一系列有序参与基层事务的治理方式。法治是三治融合”的根本保障，在社会治理中充当着底线角色，其在基层治理中将法治精神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形成了依法治理的方式。基层熟人社会的乡土关系、人情关系把基层原有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干群关系、债权债务、土地征用、资源分配等矛盾复杂化，加上基层法律观念淡漠，基层社会需要法律的公平性、震慑力，所以法治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德治是“三治融合”的坚实基础，虽然受到现代化、市场经济、人口流动加速等因素影响， 但作为传统文化主要承载主体的基层社会道德规范，其约束力依然具有权威性， 对基层农牧民的个体行为也更具穿透力。

2.                     “三治融合”治理模式的生成及内在逻辑

随着我国基层社会基础的历史性变革，基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推动了国家与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乡村治理模式中单一的法治过于强硬、德治过于软弱、自治过于随性，而“三治融合”将

制度层面的自我完善和自我调整的优势嵌入到了自治框架中，保证了基层农牧民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进而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三治”治理模式有着各自不同的机制与分工，但三者逻辑关系是理解治理融合的基础。国家政策在“三治”关系的描述中提出，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既强调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处理的弹性空间，又保持了国家的主导性调控力和秩序保障性，还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性和价值导向力［2］。在微观实践层面，德治离不开法治，通过法治的独特优势可以弥补德治产生的边界性短板。法律的具体性、强制性和归纳性是德法共治的关键契合点。反过来法治也同样离不开德治，法律对社会治理和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是有限的，而道德具有独特的渗透力，将社会治理的目的指向准确传达到人的内心，并产生共鸣，融入人们的三观当中［3］。同时，立法的被动性、滞后性及农牧民的道德素养影响着德治的信服力。因此，引入自治，可以有效解决基层政府治理中德治、法治脱节的问题，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也能减轻基层政府治理的重担，充分尊重民意，使乡村治理内容和形式丰富化。

3.                     通辽市科左后旗“三治融合”治理现状、存在的矛盾及困境

                              通辽市科左后旗“三治融合”基层治理现状

1. 采用民主议事方式，提升了农牧民自治水平。通辽市科左后旗嘎查村普遍采用“一事一议”和“一体两线三议”的议事方式、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分级分类管理及嘎查党风建设等举措，鼓励农牧民自愿参与嘎查村内部事务管理， 不仅改变了嘎查村村容村貌，也提高了嘎查村的自治水平。
2. 依法管理嘎查村事务，推进了基层法治工作。通辽市科左后旗在嘎查村治理工作中出台了“三务”公开（指党务、村务和财务）、换届选举、土地流转等方面的意见和通知，并加强了综合治理、监督举报制度的建设，提升了嘎查村依法管理水平，同时，严厉打击了各类违法行为，让农牧民进一步意识到依法治理的重要性。
3. 加强传统文化的引领，推进了嘎查村德治建设。通辽市科左后旗不断强化干部纪律意识，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乡村振兴大舞台、道德模范、清洁之家和“五夸五比”等方式加强了嘎查村精神文明建设，共同构建了和谐共进的科左后旗。

                              通辽市科左后旗“三治融合”治理中存在的矛盾

                          苏木乡镇政府与嘎查村两委之间的垂直性矛盾苏木乡镇政府行政权、

嘎查村党委政治权和嘎查村委社会自治权是农牧区政治场域的三种主要权力。现实中，苏木乡镇政府极力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指标与任务，但由于对农牧区的公共服务了解不够深入，甚至脱离农牧民实际需求，逐渐造成了政权的悬浮和资源的内卷化，基层有效治理受阻。同时，苏木乡镇行政权力下放不明确， 较少考虑嘎查村委的自治属性，造成了嘎查村党委核心地位不确立、嘎查村委自治功能不到位、苏木乡镇政府一元主导的行政权威化和嘎查村自治附属行政化的现象。

                             嘎查村党委与嘎查村委的平衡性矛盾嘎查村党委会和嘎查村委员会是农牧民自治的法人主体，由农牧民直接选举产生，为农牧民负责和服务，并接受农牧民的监督。嘎查村党委是农牧区基层领导核心，在嘎查村事务决策中处于领导地位。在现实中，部分嘎查村主任和嘎查村党委书记以“一肩挑”的做法来缓解两者的矛盾和分歧，但也造成了嘎查村党务和村务工作混淆、两委干部认知不清晰和职责不明确的现象。

                             嘎查村权力组织与其他主体的内外矛盾长期形成的基层社会过多地依赖政府的“臣民”思想和乡土社会意识，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社会组织开拓自由发展空间和民主权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建立。苏木乡镇政府和嘎查村两委对基层社会组织的治理措施持怀疑的态度，使得基层社会组织缺乏培育与发展空间。如果双方关系不融洽，则会失去农牧民的支持和拥护，政府过多的干预和管制使得基层社会组织失去了参与基层治理的自主性。此外，基层党组织表现出的附属特征、行政化倾向也导致了其内部职责定位不清晰、作用发挥不充分和农牧民参与性不高［5］。3.2.4农牧民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官民矛盾乡政村治模式下，由于农牧民主体意识缺乏及其他治理主体的政绩观、农民观的影响，造成了农牧民主体地位缺失，虚化农牧民主体作用、替农牧民做主做事、代替农牧民民主主体的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农牧民政治参与能力不足，形式主义在基层民主制度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中依然存在。

                              通辽市科左后旗“三治融合”治理中的困境

目前，在通辽市科左后旗基层治理推进中，制度不健全、农牧民“三治” 意识不足、社会文化环境缺乏等因素导致基层治理仍旧面临诸多困境。

3.3.1通辽市“三治融合”治理制度机制不健全，导致治理主体功能不足

从领导机制来看，由于科左后旗嘎查村党组织的领导、引领作用不明显和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不足，导致了党员活动室、党员大讲堂的摆设化，党组织

活动的形式化以及农牧民的满意度低等问题。同时，苏木乡镇政府和嘎查村委会采取的命令和引导性治理模式，导致嘎查村自治组织的行政化趋势，农牧民参与度不断降低。从运行机制来看，科左后旗基层治理中自治、法治和德治分割的碎片化管理，使得各部门以自身利益为先而各自为政，缺乏健全的协调和沟通机制，进而导致了重复性管理或管理的缺失。此外，各类社会组织的缺位、空位造成了基层治理形式的单一、治理主体功能的不足，最终影响了乡村的有效治理。

3．3.2通辽市基层治理受依赖性制约，农牧民“三治融合”意识淡薄

由于法治制度不健全、德治基础缺失和自治渠道单一，导致了科左后旗农牧民“三治融合”意识淡薄，习惯性依赖上级政策的指引。同时，部分干部的主观性决策和嘎查村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村务公开不彻底及封闭的公共事务运行造成了农牧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缺失。法治制度的不健全和基层干部缺乏法治思维，处理基层社会事务习惯采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经济补偿等方式，造成其自身依法治理能力不足，且未能培育起农牧民的法治意识。此外， 随着农牧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原有的利益关系和村社理性对农牧民行为的约束力逐渐衰弱，支撑农牧区德治的主要载体多流于形式，只停留在制度层面，导致了德治基础的缺失。

4.                     “三治融合”视角下通辽市乡村治理对策建议

从理论上建构“三治融合”的基本理论构架后，课题组从理念的培育、制度机制的健全、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以及治理内生动力的挖掘等方面探索了通辽市乡村治理的有效对策。

                   健全“三治融合”配套制度机制，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功能

建立顶层到基层农牧民的上下一体化“三治融合”配套制度。充分尊重农牧民的需求，引导农牧民积极参与制度建设，听取农牧民意见并完善现有的制度规范，健全“三治融合”的配套制度机制，使各治理主体协同发挥功能。苏木乡镇党组织深入嘎查村开展摸排分析，建立嘎查村党支部备案制度，严格选人标准，吸收更多能人加入嘎查村干部队伍，通过强化培训、考核、监管、激励等机制，真正起到带头引领作用。苏木乡镇政府应指导嘎查村两委重新定义自治法律，还原立法并表达农牧民的意志。同时，划定各级组织职责范围，减少苏木乡镇政府干预嘎查村自治的行为，明确各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协调各主体的关系。此外，完善嘎查村两委的选举制度，从制度、法律

规范视角保障农牧民民主选举的有效落实。

                   营造治理环境，培育“三治融合”理念

通辽市利用各种平台和载体，宣传和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的“三治融合”理念。在嘎查村建立文化长廊、嘎查村史馆、新时代农牧民讲习所、文明实践中心等文化传播平台，加快特色乡风文明建设。例如， 科左后旗开展的大青沟自然生态博物馆、马具文化展厅、村级民俗馆、黄金家族圣地、阿古拉主题公园、“双合尔␎楚古兰”民俗文化活动等。同时，尊重

农牧民的风俗习惯，贴近生活，针对当前存在的陋习广泛征求意见，明确违反

规约的处罚细则，引导农牧民树立正确的是非观，自觉遵守村规民约［9］。此外，构建“三治融合”理念的传播渠道和载体，保证农牧民可以准确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主动参与嘎查村自治工作。

                              建立“三治融合”内生动力机制

通辽市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为“三治融合”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政治稳定、经济富裕、生态优美的有利条件。其中，挖掘农牧民主体动员、特色产业融合和嘎查村村社理性号召是关键，农牧民参与自治意识的觉悟、嘎查村治理秩序的保障和选择优势产业融合是提升通辽市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同时，政府应与社会合力完善自治平台，提升基层干部的依法办事能力，保障农牧民的各种权利。此外，充分听取农牧民意见，构建科学的村规民约，保障农牧民的主体权益。通过文化生活平台和传播载体，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借助监督、奖惩机制，引导农牧民遵守规范［10］。

5.                     结论

“三治融合”治理模式作为当下权力制衡的立法先行、道德引领和自治为主的软治理模式，在通辽市基层治理中应积极地将在地化与动态化结合、行政培育与自治引导结合、德治实体化与自治连带机制结合，以法治、村规民约约束自治的随意性，并逐步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2022年经济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宏观经济形势课题组

一、2022年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一）主要经济指标波动性加大。从经济增速看，2022年以来受疫情、基数等影响，季度GDP增速存在明显波动，第一、二、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分别为4.8%、0.4%和3.9%，总体呈现“V型”变化特征，其中二季度增速创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新低。从供给端看，前11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月度增速呈现“M型”变化趋势，2月份达到12.8%的年内最高点后增速水平快速回落， 至4月份已降至－2.9%，随后增速逐步企稳回升，至9月份再次触顶回落，11月同比增速仅为2.2%；1－11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0.1%，月度增速呈现“N 型”变化趋势，3-4月增速水平迅速回落，8月份已回升至1.8%的年内最高点， 之后再次进入下行通道。从需求端看，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低于上年同期13.8个百分点，月度增速水平变化特征与服务业基本一致， 呈现先减、后增、再减的“N型”变化趋势；投资增速总体呈现下行态势，1-11 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5.3%，增速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较2022 年2月下降6.9个百分点；外贸出口高位回落，前11个月出口增速同比增长11.7%， 月度增速由7月的24.1%迅速降至11月的0.7%，降幅高达23.4个百分点。

（二）产业区域等分化特征明显。源于不同产业部门、不同省市地区对于疫情传播扩散、国际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响应状况和应对能力差异，叠加上年度基数因素影响，不同领域经济指标明显分化。从产业层面看，前11个月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分别增长7.6%、3.3%和4.8%，受上游成本和下游需求的双重挤压，制造业增速慢于全部工业增速0.5个百分点，其中纺织业（-2.5%）、家具制造业（-5.9%）、医药制造业（-3.7%）等行业跌幅靠前；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增速偏低，三季度同比仅分别增长1.6%、2.6%、2.8%和-4.2%，分别低于全部服务业1.6个、0.6个、0.4个和7.4个百分点。从区域层面看，主要受“三黑一色”等大宗商品需求提振，三季度山西（5.3%）、内蒙古（5.0%）、江西

（5.0%）、陕西（4.8%）等能源资源大省GDP增速排名靠前；源于疫情因素影响， 北京（0.8%）、天津（1.0%）、吉林（-1.6%）、上海（-1.4%）、海南（-0.5%） 等地三季度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受出口较快回落拖累，

江苏（2.3%）、浙江（3.1%）、广东（2.3%）等沿海经济大省三季度经济增速同样不及全国平均水平。

（三）政策民生多领域亮点仍存。从政策措施看，各类深化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接续出台，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及其接续政策逐步落地见效，较快扭转了我国经济的下滑态势，二季度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相继企稳回升，在疫情冲击背景下有效稳住了宏观经济大盘。从增长动力看，前11个月新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等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00.5%、44.1%、22.2%，新能源、新动能产品保持高速增长；服务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11.0%、5.4%，高于全部服务业生产指数11.1个和5.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9.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3.0%、13.2%，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从民生保障看，全国粮食总产量同比增长0.5%，连续8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前11个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45万人，提前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 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物价保持总体平稳，1-11月全国CPI同比上涨2.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CPI同比仅上涨0.9%，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低位水平。

二、经济运行的突出问题和风险挑战

（一）美联储加息等紧缩性政策给我国带来多重挑战

2022年，美国通胀数据持续创出几十年高点，美联储加息和缩表节奏加快， 英国等经济体也采取加息操作。美国等货币政策转向给我国带来多重风险：一是加大我国资本外流、人民币贬值风险。美联储紧缩政策引发的资本外流导致国内流动性趋紧，人民币贬值预期强化，偿付性负债风险加大。二是带来我国资产损失。美联储政策趋紧可能导致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遭受损失，并引发股票等资产价格调整。三是对出口形成冲击。美联储政策趋紧会引发其需求萎缩， 影响我国机电设备、消费品等相关产品出口，并沿产业链传导进而影响其他行业，全球经济增长降低及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已经影响我国出口增长。四是影响我国货币政策节奏和效果。我国当前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美联储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形成约束，加大货币政策稳定经济增长的难度。

（二）乌克兰危机引发供应链冲击等给我国带来影响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欧等对俄罗斯的制裁不断升级，对粮食、能源资源

等出口和运输造成影响，全球供应链紧张加剧，且后续仍充满不确定性。总体看，对我国主要影响有：一是加剧供应链紧张。乌克兰是氙、氖等稀有气体的重要出口国，这些稀有气体是制造芯片的重要材料，冲突导致本就紧张的芯片供应再度收缩。俄罗斯是镍、钯、铂等有色金属重要生产、出口国，这是生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重要原材料。二是加大输入性通胀压力。俄罗斯是石油、天然气的重要出口国，俄乌冲突使得全球石油、天然气供应更加紧张，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上涨。三是影响市场预期。美欧等对俄采取的系列制裁措施， 加剧逆全球化和脱钩风险的悲观预期，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大。

（三）疫情反复间歇性扰动经济修复疫情反复给经济恢复带来多方面制约： 一是疫情反复迟滞国内外供应链修复进程。疫情反复导致国内外部分供应链修复延迟或中断，成本高企，效率下降。二是场景类、聚集类消费恢复受阻。与商品消费相比，餐饮、旅游等场景类、聚集类消费受到疫情影响更为显著。三是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影响较大。场景类、聚集类消费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和增收压力增大。且这些行业中小微企业居多，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疫情冲击对其造成严重伤害。

（四）房地产市场低迷持续拖累经济

2022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降幅不断扩大，销售增速未见好转，持续拖累经济。一是2022年房企债务集中大规模到期。且到期债券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包括阳光城、正荣在内的知名房企发生实质性违约。二是房企现金流紧张，房地产销售、投资负增长，大幅减弱房地产企业投资动能，也减弱了土地购置需求，影响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冲击地方政府实际可支配财力。三是各方预期仍较为悲观。房企预期悲观，拿地意愿不强，疫情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放缓，预防性储蓄增加，加之楼市遇冷和期房交付风险加大也使购房者保持观望态度。四是房企纾困问题仍未根本解决。目前房地产纾困主要债权纾困、收并购与破产重组、改变房屋性质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改变商品房性质为统贷统还的棚改项目。从效果来看，各种方式都倾向于对接资质较好的房企项目，但好项目却是有限的，限制了纾困进程。

三、2023年经济有望实现结构性复苏

（一）政策效应接续发力助力提振经济增长

一是疫情防控措施持续优化利于经济活力释放。2022年11月10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出台；12月7日，“新十条”印发；12月26日，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因时因势优化疫情防控措施，有助于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减少疫情对于生产生活秩序的不利影响。二是2022年政策效应后续有望逐步显现。2022年我国出台了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及其接续政策，部分政策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等领域的实物工作量将在2023年形成，对2023年尤其是上半年经济增长起到提振作用。三是2023年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将有所加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 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二）各类约束相继弱化推动消费企稳回升一是疫情影响下的消费场景约束将逐步消失。

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冠病毒实施“乙类乙管”，对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等，一系列举措将极大降低疫情对于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二是收入增速下滑缓解使居民购买力有望改善。2023 年，伴随着经济的逐步修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放缓态势有望缓解并企稳回升，在边际消费倾向不变情况下，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将推动家庭部门购买力的持续改善。三是微观预期不断向好推动边际消费倾向或将提升。受就业形势好转、收入水平提升、资产价格上涨等因素共同提振，消费者信心指数将逐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有望下降，消费支出占家庭部门总收入的比重较疫情期间或将有所提升。

（三）三大类投资虽有分化但总体仍将支撑增长一是基建投资有望较快增长。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提振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3 年将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受此提振，基础设施投资有望延续较快增长态势。二是制造业投资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作为民营资本较为集中的领域，制造业投资受政策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受宏观经济形势、现有产能水平、微观主体预期等影响，当前工业产能利用率距离疫情前水平尚存一定差距，民营企业家对于未来发展仍心存疑虑， 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恢复尚存不确定性。三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或将触底回升。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较快回落成为过去一段时间拖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随着

央行、银保监会等系列政策的发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信心有望逐步回暖，部分房地产领域指标的回落速度已有所放缓，2023年有望迎来触底回升。

（四）外贸领域持续承压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一是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态势难以获得明显改善。乌克兰危机对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仍在持续；个别国家对我国的遏制打压仍将长期存在，短期而言外部发展环境难以迅速改善；新兴经济体在部分领域与我国的竞合博弈更趋激烈，劳动力等比较优势相对弱化，国际竞争力面临更多考验。二是全球贸易规模总体回落风险持续上升。受美联储加息等政策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进入加息周期，数据显示2022年已有约90个经济体陆续加息，总次数累计超300次，IMF、WTO等国际机构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恐进一步放缓，同期全球贸易增速可能出现大幅回落。三是上年较高基数不利2023年出口数据表现。2022年前11个月，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1.7%，为2014 年有记录以来第二高水平，高基数特征较为突出。

（五）物价维持低位水平警惕结构性通缩风险

一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或将稳中有升。源于终端需求不足，2022年CPI涨幅始终处在低位区间，11月CPI涨幅已降至2%以下，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涨幅仅为0.6%。2023年，受益于经济复苏居民消费有望持续恢复，带动CPI涨幅企稳回升；源于2022年上半年低基数因素影响，2023年上半年猪肉价格或将保持较快增长；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背景下，流动性有望继续保持合理充裕。因此， 2023年CPI涨幅或将保持稳中有升态势，但总体涨幅仍将保持在合理水平。二是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风险有所上升。2022年以来，PPI涨幅出现持续快速回落， 11月PPI同比下降1.3%，10月以来PPI涨幅已连续两个月处在负值区间，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行业PPI降幅较大，工业领域结构性通缩信号日趋明显。估算结果显示，2023年上半年翘尾因素对于PPI同比涨幅的负向贡献将高达0.5-2.3个百分点，工业产品价格恐将持续承压。然而，经济修复将带动工业产品需求上升，有望对工业产品价格形成一定提振。

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2023年的经济工作，要以党的二十大确定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为统领，严格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各项部署，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一）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强度，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一是在财政支出强度上加力。统筹财政收入、财政赤字、贴息等政策工具，适度扩大财政支出规模。二是在专项债投资拉动上加力。合理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适当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资本金范围，持续形成投资拉动力。三是在推动财力下沉上加力。持续增加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向困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兜牢兜实基层“三保”底线。提升政策效能方面，一是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着力助企纾困。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投资，促进消费。

（二）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着力支持扩大内需，着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有力支持。一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信贷总量有效增长，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二是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重点发力支持和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继续做好“加法”，强化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受疫情影响行业的支持，落实好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和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综合施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

（三）着力实施综合配套的高强度扩内需政策

一是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二是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

（四）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优化实施产业政策

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狠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着力补强产业链薄弱环节，在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过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二是围绕制造业

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 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

（五）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挑战

一是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扎实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满足行业合理融资需求，有效防范化解优质头部房企风险，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题，探索长租房市场建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业向新发展模式平稳过渡。二是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及时有效缓解结构性物价上涨给部分困难群众带来的影响。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稳妥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2022年世界经济和外贸外资形势分析与2023年展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课题组

一、2022年世界和主要经济体经济形势

（一）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依旧，主要经济体复苏不佳

受新冠疫情延续、乌克兰危机爆发、国际供应链断裂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表现不及预期。从美国看， 一、二季度GDP环比折年分别下降1.6%、0.6%，一度陷入“技术性衰退”；三季度GDP环比增长3.2%，但是私人消费仅增长2.3%，投资、进口分别下降9.6%、7.3%， 国内需求明显疲软。从欧元区看，GDP同比增速逐季下降，前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5.5%、4.2%、2.3%；其中，德国前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3.5%、1.7%、1.3%， 法国分别为4.8%、4.2%、1.0%。从日本看，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为1.5%，较二季度下降0.1个百分点；其中，私人消费拉动GDP增长2.5个百分点，而净出口拖累GDP下降1.0个百分点。二是新兴经济体表现有所分化。马来西亚、越南、印度等国家复苏强劲，马来西亚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4.2%，越南三、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13.7%、5.9%，印度三季度同比增长6.3%。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俄罗斯经济连续2个季度下滑，二、三季度同比分别下降4.1%、3.7%。巴西经济表现较为稳定，二、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3.7%、3.6%。

（二）大宗商品价格触顶回落，全球通胀压力依然高位

2022年以来，在乌克兰危机以及欧洲能源危机等的多重作用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度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高位。大宗商品价格指数（RJ/CRB指数） 全年累计涨幅为19.5%。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

（WTI）价格全年累计涨幅为6.7%；NYMEX天然气价格全年累计涨幅为17.8%。近期，全球通胀压力虽有减轻，但是仍然处于高位。从美国看，3月至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涨幅连续7个月位于8%以上，其后有所下降，11月为7.1%。从欧元区看，10、11月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同比涨幅连续2个月位于10% 以上，11月为10.1%。从日本看，月度CPI同比涨幅震荡上行，11月为3.8%，为1991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从新兴经济体看，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恶性通胀，

11月阿根廷、土耳其CPI同比涨幅分别为92.4%、84.4%。

（三）国际贸易呈现复苏态势，跨国投资相对疲软

货物贸易方面，随着全球需求逐渐恢复，全球货物贸易呈现较快增长。世

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数据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同比分别增长20.4%、17.0%、13.3%。从美国看，1－11月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长17.3%， 货物贸易逆差同比扩大12.3%。从欧元区看，1－10月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长30.7%，货物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从日本看，1－11月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同比增长30.2%，货物贸易逆差同比扩大14.7%。从新兴经济体看，部分经济体货物贸易增速有所回落。以越南为例，2022年全年出口增长10.6%、进口增长8.5%； 其中，12月出口、进口同比分别下降14.1%、8.8%。这既与上年高基数有关，也显示全球货物贸易复苏后劲不足。服务贸易方面，受主要经济体增

长缓慢拖累，全球服务贸易持续走弱。WTO2022年12月发布的《服务贸易晴雨表》指出，实体商业服务同比增速从2022年三季度开始放缓，并可能在2022 年四季度及2023年进一步放缓。国际投资方面，跨国投资较为疲弱。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规模为3570亿美元，较上季度缩减30.7%，较2021年季度平均规模缩减7.1%。

（四）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非美元货币贬值压力上升

股市方面，受宏观经济政策持续调整的影响，全球股市表现低迷。2022年全年，美国三大股指道琼斯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标普500指数累计分别下跌8.8%、33.1%、19.4%，日经225指数累计下跌9.4%。债市方面，全球国债收益率走高，并且出现期限倒挂。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4.00%附近波动，年内累计上涨286个基点，下半年以来2年期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倒挂，截至12月30 日两者之差为53个基点。德、法等欧洲国家国债收益率均由负转正，年内累计分别上涨272、291个基点，达到2011年以来的高位。汇市方面，美元走强，非美元货币兑美元汇率被动贬值。2022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高，达到近20年以来的高位，年内累计上涨7.8%；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破“平价”，触及近20年以来低位，年内累计贬值5.9%；日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990年以来最低， 年内累计贬值12.2%。

（五）财政政策实施空间缩小，货币政策“由松转紧”

财政政策方面，疫情以来，各国普遍实施了大规模财政刺激，导致债务规模持续攀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10月发布的《财政监测报告》预测，2022年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一般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分别达到112.4%、65.1%，其后仍将缓慢上升。受政府杠杆率上升制约，预计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将越发有限。同时，由于大多数国家外债以美元计价，本币被动贬值加

之经济复苏减速，造成其偿付压力走高，到期债务违约概率上升。IMF提示，很多国家可能重蹈斯里兰卡的覆辙，阿根廷、巴基斯坦、乌克兰等国家形势尤为严峻。

货币政策方面，2022年以来，受通胀压力高企影响，全球多国开启加息周期。美联储7次累计加息425个基点；欧央行结束负利率时代，4次累计加息250 个基点；日本央行虽然仍保持相对鸽派的货币政策立场，但是宣布调整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允许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0.50%。为对冲发达经济体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货币贬值风险，巴西、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更早开启“预防式”加息。由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有时间滞后性，虽然利率上升、流动性收紧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胀走高，但是融资条件恶化也将持续制约经济活动复原。

二、2022年我国外贸和外资形势

（一）我国外贸稳步回升，发展韧性和竞争优势全球领先

2022年1－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为38.3万亿元，同比增长8.5%；其中， 出口额为2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7%，进口额为16.5万亿元，同比增长4.5%。分月度看，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单月增速有所下行，这主要与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外需疲软相关。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0.1%，为2020 年6月以来首次负增长；其中，出口同比增长仅0.7%，较上月下降6.3个百分点， 进口同比下滑1.1%，较上月下降7.9个百分点。分国别看，东盟、欧盟、美国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1－11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1%、14.2%、5.7%，自东盟、美国进口同比分别增长7.4%、1.8%，但自欧盟进口下降5.0%。此外，我国与非洲贸易增长较为迅速，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4.3%、16.7%。

从竞争优势看，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我国外贸稳定发展。自由贸易协定方面，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19个自由贸易协定， 覆盖亚洲、大洋洲、拉丁美洲、欧洲、非洲，尤其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生效将推动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逐步实现零关税。2022年1-11月，我国与RCEP其他成员进出口额同比增长7.9%，占我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30.7%。共建“一带一路”方面，我国与共建国家持续深化贸易畅通。1-11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额同比增长20.4%，其中，出口增长21.0%，进口增长19.7%。

（二）我国利用外资稳中向好，外资企业对华投资热情不减

2022年1-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560.9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折合1780.8亿美元，增长12.2%。分月度看，受疫情影响，四季度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压力有所增大。11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降至662.3亿元，为2021 年8月以来的低位，同比下降33.1%。分行业看，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426.1 亿元，增长0.9%；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3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58.8%，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3.5%。分来源地看，韩国、德国、英国、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22.1%、52.6%、33.1%和26.6%。

从外资项目看，优质项目不断增多。2022年以来，我国重点外资项目总体进展良好，半数前期项目顺利转入在建或投产，超三成在建项目实现投产，六成投产项目实现全部投产。根据可得的商务部数据，仅2022年1-7月，全国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大项目实到外资668.5亿美元，同比增长35.0%，占我国同期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达53.9%。外资在华项目布局范围更广、领域更宽。例如，美国德州仪器在成都制造基地的扩建项目，建设集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凸点加工和晶圆测试为一体的制造基地；德国蔡司启动苏州“凤栖”工程建设，为其研究显微镜、手术显微镜、眼科设备等业务提供本地化研发和生产服务；德国巴斯夫、法国空中客车、法国施耐德电气等企业在我国建设制造和研发基地。中国贸促会2022年10月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也显示，外资企业持续看好我国市场，对我国营商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总体评价良好。

三、2023年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挑战与展望

（一）疫情对经济复苏的影响尚存不确定性

世卫组织表示，2023年有望可以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全球卫生紧急事件。随着全球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世界经济将逐步复苏，产业链供应链也将恢复正常运转。美国纽约联储发布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SCPI）明显下降，2022年11月为1.20，上年同期为4.24。国际运输有所恢复，海运价格大幅回落，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基本恢复至2022年初水平。但也需要注意，新冠病毒仍在变异，感染人数因季节、地理位置、人口迁移等因素变化，尚存在许多不确定性。

（二）多重制约因素仍然拖累供需恢复

第一，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强化，制约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复原。美

国先后设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多边机制， 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所谓的“芯片法案”。这些安全考量为主、效率考量为辅的措施，将持续制约全球要素合理配置，降低全球供给体系效率。第二，劳动力短缺仍将影响主要国家供给回暖。疫情以来，多国出现劳动参与率下降、供需缺口扩张现象，2022年11月美国劳动力职位空缺数与失业人数之比为1.74：1，虽较年初有所回落，但仍为2000年以来的高位，预计劳动力短缺问题短期内难有明显缓解。第三，由于各类成本上涨，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制造业生产活动恢复缓慢。多国制造业PMI位于荣枯线下方，2022年12月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制造业PMI分别为46.2、47.8、48.8。

（三）地缘冲突等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胶着而复杂， 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叠加，地缘冲突仍将呈频发高发态势，俄乌、中东等热点地区短期内还难以平静。与此同时，极端天气、能源危机、粮食危机、债务危机等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偏多，均将给世界经济复苏蒙上阴影。

（四）2023年世界经济展望

综合判断，2023年世界经济将延续低增长态势。IMF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7%，至少1/3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经合组织（OECD）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2%；国际金融论坛（IFF）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为2.8%；高盛、巴克莱、摩根士丹利、花旗银行等国际投行均预测2023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放缓至2%以下。预计2022年世界经济实现3%左右的增长难度较大， 2023年或进一步下行。

四、对策建议

（一）夯实经济恢复基础全力应对外部冲击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注重立足国内实际，积极应对外部冲击，强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增强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提升积极的财政政策效能，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高质量实施RCEP，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全面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主动对照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

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合作，拓展我国“朋友圈”。

（二）加大稳外贸稳外资的政策支持力度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协调共进、开放创新，形成引导外贸外资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格局，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重大展会，强化展会投资促进服务功能。加强对企业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政策指导，进一步发挥出口信保、出口信贷的支持作用，稳住重点客户、国际订单和产业链供应链。打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张“王牌”，进一步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吸引更多国家共享中国超大市场机遇、制度型开放机遇、深化国际合作机遇，全力保障外贸外资基本盘。

（三）全面营造有利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

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持续放宽外商投资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加大知识产权和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支持外资加大向中高端制造、研发、现代服务等领域投资。加强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商会和世界经济论坛等国际组织的对话交流活动，充分了解外资企业诉求并及时加以回复。

（四）坚持发展和安全并举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

持续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不断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优质高效创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技术率先突破，抢占未来产业发展主导权。

2022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发展报告

长三角企联百强企业课题组

自改革开放起，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长三角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弱到强，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涌现出许多闻名海内外、有影响力的大型和特大型企业，为长三角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彰显民营企业大企业发展的经营业绩，安徽省企业联合会、安徽省企业家联合会、上海市企业联合会、上海市企业家协会、江苏省企业联合会、江苏省企业家协会、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和浙江省企业家协会联合发布了首届2022长三角民营企业100强、2022长三角民营制造业企业100 强和2022长三角民营服务业企业100强（以下分别简称：长三角民营百强、民营制造业百强、民营服务业百强）排行榜（该榜以营业收入的高低排定排行榜的名次），上榜的民营企业囊括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现今企业规模最大、经营实力最强的民营企业，集中展示了它们的发展成果。本报告主要根据上榜企业2021 年度财报所载经营业绩数据，对它们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描述和分析，以资有关方面参考。

一、长三角民营百强营业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态势

从整体上看，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经营规模还处于扩张的过程中，营业收入等主要经营规模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本报告业绩比较均按照2021年度财报所载2020年和2021年数据进行同比），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全国GDP的增速； 利税总额指标略有增长，增速比前几年明显放缓。

首届长三角民营百强的上榜门槛为421.7亿元。

（一）长三角民营百强经营规模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经营规模指标中营业收入保持较高增长态势，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员工人数等指标也有所增长。

1.                     营业收入呈较高增长态势

长三角民营百强2021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19305.7亿元，比上年增加17976.2亿元，增长率17.74％（详见表1.0）。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

1193.1亿元。其中，有2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有34家企业营业收入在

1000亿元~5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低于1000亿元。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分别是：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巴巴）8364.1亿元、恒

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力集团）7323.4亿元、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荣盛）4483.2亿元、上海万科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万科）4299.3亿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吉利） 3603.2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前10名企业营业收入庞大，合计达到44000.0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36.88%，比上年增加6047.0亿元，增长率达到15.93%， 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有5家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较高，其中， 阿里巴巴增加1922.0亿元，增长率29.83%；浙江荣盛增加1397.1亿元，增长率45.27％；青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山控股）增加591.3亿元，增长率20.19％；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控股）增加827.4亿元， 增长率31.20％；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恒逸）增加627.2亿元，增长率23.57％。值得关注的是，这5家营业收入增长率较快的企业中，除阿里巴巴外，均是石化及炼焦（含化纤制造，下同）产业链上的公司，反映出2021年石化及炼焦行业的景气度仍然处于较高的水平。

2.                     资产呈现中速增长

资产总额

长三角民营百强合计资产总额125797.8亿元，比上年增加11414.8亿元，增长率9.98％。其中，有2家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有22家企业总资产在1000亿元-10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低于1000亿元。资产总额排名前五名企业分别是：上海万科18407.4亿元、阿里巴巴17605.7亿元、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国际）8063.7亿元、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城集团）5204.7亿元、浙江吉利5182.3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资产总额前10名企业的资产总额庞大，合计达到72589.9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57.7%，比上年增加5871.8亿元，增长率达到8.8%，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有4家公司资产总额增长率较高， 其中，绿城集团增加1248.4亿元，增长率31.55%；旭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旭辉控股）增加534.5亿元，增长率14.09％；浙江荣盛增加900.5 亿元，增长率33.27％；恒力集团增加394.9亿元，增长率14.85％。

所有者权益

长三角民营百强所有者权益合计23861.7亿元，比上年增加2168.9亿元，增长率10.75％。其中，有8家企业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亿元，有64家企业在100亿

元~10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低于100亿元。所有者权益排名前五名企业分别是： 阿里巴巴9581.0亿元、上海万科3729.4亿元、复星国际2032.1亿元、浙江吉利1724.4亿元、江苏沙钢1451.4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所有者权益前10名企业的所有者权益庞大，合计达到23861.7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55.05%，比上年增加2168.9亿元， 增长率达到10.00%，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有8家公司所有者权益增长率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其中，美团公司增加279.2亿元，增长率28.60%；旭辉控股增加237.6亿元，增长率28.40％；绿城集团增加272.8亿元，增长率36.48%；浙江荣盛增加208.7亿元，增长率26.57％；恒力集团增加166.4亿元，增长率19.99％。

3.                     员工人数有所增长，明显低于营收和资产增长幅度

长三角民营百强员工人数合计266.8万人，比上年增加9.9万人，增长率3.84％。其中，员工人数10万人以上的企业有8家，在1万人~10万人之间的企业有53家，其余企业低于1万人。排名前5名的企业分别是：江苏省苏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6万人、浙江吉利12.9万人、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12.6万人、恒力集团12.1万人、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1.2万人。前5名企业中有3家是建筑公司，可见建筑行业依然具有较强的吸纳就业能力。

（二）长三角民营百强经济效益增速明显放缓

长三角民营百强经济效益由净利润和纳税总额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净利润是负增长，纳税总额增长较高，两项合计的利税总额略有增长，经济效益增速明显放缓。

1. 净利润负增长源自少数企业获利较大幅度减少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实现净利润4552.4亿元，比上年减少488.6亿元， 增长率达到-9.69%。有96家企业盈利，盈利额4876.8亿元；有4家企业亏损，亏损额达到324.4亿元。

净利润排名前5名的企业分别是：阿里巴巴577.8亿元、上海万科351.9亿元、恒力集团256.7亿元、青山控股255.9亿元、江苏沙钢242.0亿元。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前10名企业的净利润庞大，合计达到2502.6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54.97%，但净利润数额比上年明显减少692.3亿元，增长率达到

-21.67%，增长率明显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

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增加（含扭亏为盈或减亏）的有75家企业，减少（含

亏损或由盈转亏）的有25家企业，净利润增加企业数量是减少企业的3倍，但前者增加的净利润1355.1亿元，后者减少的净利润1843.7亿元，两者相抵净利润为净减少。净利润增加的企业增加的数额较小，数额最高的为149.5亿元，最低的为63万元，平均增加额为18.1亿元；减少的企业减少的数额较大，数额最高的为935.0亿元，最低的为1377万元，平均减少额为73.7亿元（详见表1.5.1）。净利润减少的前5名企业合计减少1613.6亿元，占25家企业净利润减少额的比重达到87.5%，是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负增长的主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这5 家企业中各有2家电商平台公司和房地产公司，它们的净利润均大幅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电商平台行业和房地产行业净利润下滑的状态。

2. 纳税总额较快增长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98家企业提供数据）的纳税总额达到3735.9亿元， 比上年增加624.1亿元，增长率20.05％（详见表1.0）。平均每家企业纳税规模达到38.1亿元。其中，有6家企业纳税总额超过100亿元，有59家企业纳税总额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纳税总额排名前五名企业分别是：上海万科569.9亿元、浙江吉利436.1亿元、浙江荣盛298.9亿元、恒力集团212.5亿元、绿城集团137.0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前10名企业纳税总额庞大，合计达到2111.6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56.52%，比上年增加344.8亿元，增长率达到19.51%， 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有7家公司纳税总额增长率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其中增长率高于35%的有：浙江吉利增加116.9亿元，增长率36.64%；浙江荣盛增加153.7亿元，增长率105.83%；绿城集团增加40.1亿元， 增长率41.33%；江苏沙钢增加28.3亿元，增长率41.90%；青山控股增加24.0亿元，增长率42.07%。

3. 利税总额略有增长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减少488.6亿元，纳税总额增加624.1亿元， 利税总额合计8288.3亿元，增加135.5亿元，增长率1.66%，整体经济效益增速明显放缓。

（三）资产效率有所上升，资产效益明显下降

营业收入的较快增长且增速明显超过资产增速，致使长三角民营百强资产效率比上年有所上升，总资产周转率由88.59％上升到94.84％，增长率7.06%。虽然总资产周转率上升明显，终不敌营业收入净利润率由上年的4.97%下降至

3.82%导致的净利润明显减少，拉动资产效益明显下降。其中，总资产收益率由上年的4.41％下降到3.62％，增长率-17.89％；净资产收益率由上年的12.88％ 下降到10.50％，增长率-18.46%。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资产负债率65.55%，比上年略有下降，这一资产负债率应属正常。

（四）劳动效率明显增长，劳动效益有所下降

长三角民营百强的人均营业收入达到447.14万元，比上年的394.35万元增加52.80万元，增长率达到13.39％，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因净利润明显下降， 员工人数增长，人均净利润下降幅度明显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下降幅度， 人均净利润达到17.06万元，比上年的19.62万元减少2.56万元，增长率达到

-13.03％。

人均纳税总额14.00万元，比上年的12.11万元增加1.89万元，增长率达到15.62%。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均有上升。

综合以上经营规模、经济效益和劳动效率等数据分析，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面对市场环境剧变，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困难，既表现出顽强的发展韧劲和抗御风险的能力，推动营业收入逆势而上增长较快，同时也反映出企业经营面临着较大的盈利。

二、长三角民营百强地区分布和经营业绩概况

长三角民营百强上榜的企业分属安徽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按上榜企业数量计，浙江省最多，达到46家；江苏省次之，达到38家；上海市第三， 达到9家；安徽省第四，达到7家。

按地区营业收入计，浙江省最高，达到57642.9亿元；江苏省次之，达到2205.1亿元；上海市第三，达到13424.7亿元；安徽省第四，达到6033.0亿元。按地区营业收入在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占比计，浙江省最高，达到48.32％；江苏省次之，达到35.38％；上海市第三，达到11.25％；安徽省第四，达到5.06％。

其他净利润、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员工人数等主要经济指标。

（一）安徽省上榜企业成长性较好

长三角民营百强中安徽省上榜企业7家，主要分布在汽车制造、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家电制造等行业。

安徽省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6033.0亿元，增加1109.9亿元，增长

率达到22.55％，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861.9亿元；净利润由上年的84.1亿元，提高到116.3亿元，增长率达到

％；资产总额由上年的4976.4亿元，提高到5435.6亿元，增长率达到9.23％；纳税总额由上年的85.2亿元，提高到126.9亿元，增长率达到48.96％； 员工人数由上年的8.6万人，提高到9.7万人，增长率达到12.62％。

总体看，安徽省上榜企业主要经营数据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较低， 但主要指标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整体处于较快增长的态势，成长性良好。上榜企业在经营业绩保持增长的同时，员工人数增幅较高，但又明显低于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增幅，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益有一定幅度的提高。

（二）江苏省上榜企业净利润增长较快

长三角民营百强中江苏省上榜企业38家，主要分布在石化及炼焦、房地产、建筑、黑色冶金、服装和纺织品等行业。

江苏省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42205.1亿元，增加4229.3亿元，增长率达到11.14％，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1110.7 亿元；净利润由上年的1184.9亿元，提高到1389.5亿元，增加204.6亿元，增长率达到17.27％，增长幅度较高，增幅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资产总额由上年的26160.3亿元，提高到28286.0亿元，增长率达到8.13％；纳税总额由上年的1098.5亿元，下降至1032.8亿元，增长率达到-5.98％；员工人数由上年的119.3万人，提高至119.71万人，增长率达到0.32％。

总体看，江苏省上榜企业主要经营数据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较高， 净利润增长率较快，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资产、企业员工指标增幅明显低于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增幅，资产效率、资产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效益均有一定程度提高。

（三）上海市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中上海市上榜企业9家，主要分布在互联网服务、房地产、通讯终端、综合制造等行业。

上海市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13424.7亿元，增加2440.7亿元，增长率达到22.23%，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净利润由上年的801.0亿元，下降至2021年的515.4亿元，减少285.6亿元，增长率达到-35.66％， 下降幅度较大，下降增幅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资产总额由上年

的33383.5亿元，提高到36126.4亿元，增长率达到8.22％；纳税总额由上年的622.5亿元，提高至759.4亿元，增长率达到22.00％；员工人数由上年的25.8万人，提高至2021年的29.6万人，增长率达到14.50％，员工人数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是美团公司营业收入规模扩大相应增加了用工规模。

总体看，上海市上榜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较低， 营业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平均值，净利润增长率下滑幅度较大。在员工人数增幅较大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略有提高，劳动效益有所下降。净利润下滑明显，净利润减少额明显高于纳税总额增加额，利税总额也明显下降， 资产指标有所上升，资产效率和资产效益均有所下降。

（四）浙江省上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较快

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中浙江省上榜企业46家，主要分布在互联网服务、石化及炼焦、汽车及零配件制造、房地产、建筑、黑色冶金、电器设备等行业。

浙江省上榜企业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57642.9亿元，增加10196.2亿元，增长率达到21.49%，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净利润由上年的2971.0亿元，下降至2531.1亿元，减少439.8亿元，增长率达到-14.80％，下降幅度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资产总额由上年的49862.7亿元，提高到55949.7亿元，增长率达到12.21％；纳税总额由上年的1305.7亿元，提高至

1816.8亿元，增长率达到39.15％；员工人数由上年的103.2万人，提高至107.9 万人，增长率达到4.50％。

总体看，浙江省上榜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较高， 营业收入增长率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平均值，净利润增长率有所下滑，净利润减少额明显高于纳税总额增加额，利税总额也明显下降。员工人数增幅较小， 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劳动效益有所下降。资产指标有所上升，资产效率有所提高，资产效益有所下降。

三、长三角民营百强行业发展特点

（一）行业发展综述

长三角民营百强上榜企业分布在24个行业（按照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国企业500强行业分类标准），总体上看反映了长三角经济发展现状，优势行业集中度迅速提高，大企业在行业占比高，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龙头引领作用。有传统优势的石化及炼焦、黑色冶金、汽车及零配件制造、商贸和银行保险、房地产、建筑等依然是长三角民营百强的主要骨干行业，新兴产业中的互联网服务

迅速成长为影响长三角民营百强发展趋势的重要行业。

1.                     营业收入

长三角民营百强24个行业按照营业收入分为三个等级，万亿元级（超10000 亿元）行业有4个，千亿元级行业有16个（1000亿元~9999亿元），百亿元级行业（100亿元~999亿元）有4个。24个行业中有23个行业营业收入有所增长，有1 个行业营业收入略有下降。

营业收入排名前5名的行业分别是：石化及炼焦行业营业收入达到21464.0 亿元，增加4152.5亿元，增长率23.99%；黑色冶金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4144.8亿元，增加2688.5亿元，增长率23.47%；互联网服务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0297.9亿元，增加3169.1亿元，增长率30.77%；住宅地产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0093.1亿元， 增加44.2亿元，增长率0.44%；房屋建筑（含土木工程，下同）行业营业收入达到7651.6亿元，减少303.4亿元，增长率-3.96%。前5名行业合计营业收入达到66517.2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55.75%，增加9750.9亿元，增长率

17.18%。

值得注意的是，石化及炼焦行业、黑色冶金行业、互联网服务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都明显超过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而长期强势增长的住宅地产行业和强相关的房屋建筑行业增长率接近于零增长或负增长。这5个行业营业收入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超过50%，它们能否保持增长对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3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表现突出：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行业，营业收入达到2573.3亿元，增加830.4亿元，增长率达到47.65%；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行业营业收入达到2360.5亿元，增加606.9亿元，增长率34.61%；金属制品加工行业营业收入达到1846.3亿元，增加461.9亿元，增长率33.36%。这3个行业的增长率较高，但行业规模较小，对长三角民营百强增加额的贡献比较小。

2.                     净利润

长三角民营百强24个行业中有11个行业净利润超过100亿元，其余行业低于100亿元（无行业亏损）；有15个行业净利润增加，增加额1099.2亿元，9个行业净利润减少，减少额1587.8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前5名行业合计净利润达到2986.7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65.61%，占比减少10.41个百分点，净利润减少845.4亿元， 增长率-22.06%。其中，石化及炼焦行业净利润达到819.1亿元，增加291.4亿元，

增长率55.23%；黑色冶金行业净利润达到737.7亿元，增加333.1亿元，增长率82.32%；互联网服务行业净利润达到594.7亿元，减少1021.9亿元，增长率

-63.21%；住宅地产行业净利润达到523.7亿元，减少338.5亿元，增长率-39.26%； 房屋建筑行业净利润达到311.4亿元，减少109.6亿元，增长率-26.02%。

值得关注的是，净利润前5名企业排名与营业收入前5名排名完全一致，不同的是石化及炼焦、黑色冶金两个行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双双实现高增长，互联网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与净利润大幅下滑并存，房地产、房屋建筑（含土木工程）两个行业营业收入增长较低的同时净利润亦下滑。

3.                     资产总额

长三角民营百强24个行业中有4个行业资产总额超过10000亿元，在1000亿元~10000亿元之间的有12个行业，其余行业低于1000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资产总额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长三角民营百强的资产总额，这5个行业2021年资产总额达到89998.5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71.54%，增加8088.0亿元，增长率达到9.87％，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其中，住宅地产行业34832.7亿元，增加2337.8亿元，增长率7.19％，增长速度放缓；互联网服务、石化及炼焦、综合制造、汽车及零配件制造行业名列第2~5名。

4.                     所有者权益

长三角民营百强24个行业中有1个行业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0亿元，在1000 亿元~10000亿元之间的有9个行业，其余行业低于1000亿元。

长三角民营百强所有者权益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所有者权益，这5个行业所有者权益达到29804.97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达到68.76%，增加3035.6亿元，增长率达到11.34％，略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增长率。其中，互联网服务行业所有者权益居榜首，达到12624.0亿元，增加716.4 亿元，增长率6.02％；房地产、石化列第2~5名。

5.     纳税总额

长三角民营百强24个行业中有8个行业纳税总额超过100亿元，其余行业低于100亿元。长三角民营百强纳税总额前5名行业高度集中了百强的纳税总额， 这5个行业2021年纳税总额达到2751.3亿元，占长三角百强的比重达到73.64%， 增加456.1亿元，增长率达到19.87%，略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增长率。住宅地产行业纳税总额高居榜首，达到980.6亿元，增加141.4亿元，增长率16.86%；

石化及炼焦、汽车及零配件制造、黑色冶金、房屋建筑（含土木工程）分列第2~5名。

（二）行业增速明显分化

2021年，市场需求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深刻影响了各个行业发展的轨迹， 行业经营业绩明显分化，有的行业正逢市场风口，经营业绩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上升较快；有的行业突遭市场萎缩，经营业绩下降明显，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下滑较快。

1.   营业收入方面互联网服务、石化及炼焦、黑色冶金等行业营业收入增长强劲，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有所上升；房地产、房屋建筑（土木工程）、  工业机械及设备制造等行业营业收入增速放缓，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也有所下降。
2. 净利润方面

黑色冶金、石化及炼焦、风能、太阳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净利润增长强劲， 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互联网服务、房地产、房屋建筑等行业净利润增速下降，在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占比下降明显。

（三）骨干行业增速明显分化

产业规模大、占比高、带动力强的骨干行业是长三角民营百强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它们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了整体的经营业绩，其中，黑色冶金、互联网服务、房地产3个骨干行业在2021年的业绩状况值得关注，它们分别表现出增收增利、增收不增利、营收增长持平利润下滑的特点。

1. 黑色冶金行业增长强劲

黑色冶金9家上榜企业中有6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其中含有江苏沙钢、青山控股等著名的民营钢铁企业。黑色冶金作为长三角地区传统的优势行业，近年来坚持转型升级发展，走发展精品钢材之路，按照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新型钢材，保持了市场优势，进入稳步增长的轨道。

2021年，钢材市场价格持续走高，需求增大，黑色冶金行业经营业绩增速强劲，达到14144.8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提升至11.86%，提高0.55个百分点；增加2688.5亿元，增长率达到23.47%，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营业收入高增长的同时，净利润也实现了较快增长，由上年的404.6 亿元大幅提高到737.7亿元，增长率达到82.32%，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也大幅提升至16.20%，提高8.18个百分点；纳税总额也快速增长，达到299.7亿元，

增长率达到43.06%；利税总额也快速增长，达到1037.4亿元，增长率达到68.92%

（详见表3.71）。黑色冶金行业强劲的增长使之成为长三角民营百强经营业绩的压舱石，不仅在提高长三角民营百强营业收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更在净利润、纳税总额、利税总额方面对长三角民营百强的经济效益指标产生了重大影响。

2. 互联网服务行业营收增长、利润下降

长三角互联网服务行业主要由民营企业担纲，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服务平台在过去的十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通道中，随着美团、拼多多的崛起，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互联网服务行业呈现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发展势头， 继续保持较快发展态势。2022上榜的长三角民营百强的互联网服务企业有6家。

2021年，长三角百强中的互联网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再创新高，实现营业收入13467.0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提升至11.29%，提高1.13个百分点； 增加3169.1亿元，增长率达到30.77%。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净利润并未同向增长反而大幅下降，6家企业有4家净利润下降且减少额较大，有2家企业净利润上升（其中有1家企业扭亏转盈）但增加额较小，合计净利润达到594.7亿元， 减少1021.9亿元，增长率-63.21%，占长三角民营百强的比重下降至13.06%，下降19.01个百分点（详见表3.7.2），对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指标的下滑产生了重要影响。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阿里巴巴、美团公司净利润大幅下降。

3. 房地产行业营收增长持平、净利润下滑较快

2021年，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下降明显，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压力。长三角民营百强中的房地产行业实现营业收入10093.1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比重下降至8.46%，下降1.48个百分点；增加44.2亿元，增长率达到0.44%，增长率明显低于长三角民营百强平均值。营业收入增长持平的同时净利润明显下降，上榜的6家企业中有4家企业净利润下滑且减少额较大，有2家企业净利润有所增长但增加额较小，实现净利润523.7亿元，占长三角民营百强比重下降至11.50%，下降5.60个百分点；比上年减少338.5亿元，增长率-41.19%， 房地产行业营收增长持平，净利润下滑较快，对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经营业绩的影响比较明显。

四、民营制造业百强与民营服务业百强

（一）民营制造业百强经营业绩增长较快

2021年，民营制造业百强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总额、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主要经营指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总额指标增长均超过20%。

民营制造业百强入围门槛达到297.0亿元。1．营业收入增速较快

2021年，民营制造业百强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91704.6亿元，增加15073.3 亿元，增长率19.67%；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到917.0亿元。其中，有26 家企业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其余企业营业收入低于1000亿元。

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恒力集团（7323.4亿元）、浙江荣盛（4483.2 亿元）、浙江吉利（3603.2亿元）、青山控股（3520.2亿元）、盛虹控股（3479.8 亿元）。这5家公司营业收入庞大，合计达到22409.8亿元，增长率达到19.95%， 略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占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24.44%。其中， 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有浙江荣盛（45.27%）、青山控股

（20.19%）、盛虹控股（31.20%），其余2家企业增长率明显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

2. 净利润快速增长

2021年，民营制造业百强净利润总额达到3665.6亿元，增加1018.7亿元， 增长率38.49%；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规模达到36.7亿元。

其中，净利润超过100亿元的有8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68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98家企业盈利，2家企业亏损。净利润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恒力集团（256.7 亿元）、青山控股（255.9亿元）、江苏沙钢（242.0亿元）、浙江荣盛（239.2 亿元）、复星国际（170.9亿元）。这5家公司净利润庞大，合计达到1164.7亿元，占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31.77%；净利润增加423.7亿元，增加额占长三角民营百强增加额的比重达到4成以上，增长率达到57.09%，明显高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增长率。其中，除恒力集团外，其他4家企业净利润增长率均超过54% 以上，增加额高达400多亿元，是拉动长三角民营百强净利润高增长的主要因素。

3. 纳税总额增长较快

民营制造业百强2021年的纳税总额达到1169.9亿元，增加261.2亿元，增长率28.74%；平均每家企业纳税总额规模达到11.7亿元。其中，纳税总额超过100 亿元的有3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59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纳税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浙江吉利、浙江荣盛、恒力集团、江苏沙钢、青山控股。这5家公司纳税总额合计达到1124.5亿元，增加额172.3亿元， 增长率达到18.10%，增长率明显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纳税总额占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41.64%。

4. 研发费用增长较快

民营制造业百强2021年的研发费用达到1368.7亿元（97家企业提供的数据），增加230.3亿元，增长率20.23%；平均每家企业研发费用规模达到14.1亿元。其中，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的有3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39 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研发费用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浙江吉利、江苏沙钢、万向集团公司、新华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荣盛。这5家公司研发费用合计达到428.3亿元，研发费用占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31.29%；增加98.0亿元，增长率达到29.68%，明显高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

5. 民营制造业百强资产效率和效益有所增长

民营制造业百强资产总额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分别达到12.05%、13.55%，明显低于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致使资产效率和效益比上年有所上升。其中资产总额周转率由121.93%上升至130.22%，增长率6.80%；资产总额收益率由4.21%上升至5.21%，增长率23.60%；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由11.64%上升至14.19%，增长率21.96%。资产负债率63.32%，略低于上年，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使民营制造业百强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6. 民营制造业百强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有所增长

民营制造业百强员工人数增长3.75%，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产出指标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员工人数增长率，带动了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人均营业收入达到490.97万元，比上年的425.65万元增加65.32万元，增长率达到15.35%；人均净利润达到19.62万元，比上年的14.70万元增加4.92万元，增长率达到33.49%；人均纳税总额14.46万元，比上年的12.04万元增加2.42万元， 增长率达到20.02%；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也有上升，但上升幅度明显低于产出指标。这些数据统计结果表示人均占有资产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效率（营业收入）和劳动效益（人均利润、人均纳税）也明显提高。

7. 民营制造业百强及其营收和净利润的地区分布

民营制造业百强中，安徽省有9家企业上榜，江苏省有36家企业上榜，上海

市有3家企业上榜，浙江省有53家企业上榜。

按照营业收入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浙江、江苏、安徽、上海。按照净利润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浙江、江苏、上海、安徽。

（二）民营服务业百强营收增长高利润下降快

民营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指标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但营业收入增长较快的同时，净利润大幅下滑，整体增收不增利的现象明显。

民营服务业百强入围门槛是80亿元。1．营业收入增速较快

民营服务业百强2021年的营业收入达到46449.8亿元，增加7999.5亿元，增长率20.80%；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达到464.5亿元。其中，超过1000亿元的有8家企业，在100亿元~1000亿元之间的有79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0亿元。

营业收入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阿里巴巴（8364.1亿元）、上海万科（4299.3 亿元）、中南控股（2602.6亿元）、美团公司（1791.3亿元）、传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传化集团，1444.4亿元）。这5家公司营业收入庞大，合计达到18501.7亿元，占民营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39.83%；增加2488.9亿元，增长率达到15.54%，低于民营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超过民营服务业百强的有阿里巴巴（29.83%）、美团公司（56.04%）、传化集团（29.28%）， 其余企业均低于民营服务业百强。

2. 净利润明显下降

2021年，民营服务业百强净利润达到1812.3亿元，减少1257.5亿元，增长率-40.96%；平均每家企业净利润规模达到18.1亿元；91家企业盈利，9家企业亏损。其中，净利润超过100亿元的有4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22 家企业，在1亿元~10亿元之间的有41家，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净利润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阿里巴巴（577.8亿元）、上海万科（351.9 亿元）、网易杭州（169.8亿元）、旭辉控股（123.3亿元）、东方财富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富，85.5亿元）。

这5家公司净利润合计达到1308.3亿元，占民营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72.18%；净利润减少1061.2亿元，增长率达到-44.78%，低于民营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其中，净利润增长率较高的有网易杭州（37.68%）、东方财富（79.00%）， 但增加额比较少；阿里巴巴、上海万科均为负增长，减少额较大。

3. 纳税总额增长较快

民营服务业百强2021年的纳税总额达到1617.5亿元，增加262.1亿元，增长率19.34%；平均每家企业纳税总额规模达到16.2亿元。其中，纳税总额超过100 亿元的有3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16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

纳税总额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

上海万科、绿城集团、中南控股、旭辉控股、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5家公司纳税总额合计达到981.5亿元，增加额189.4亿元，增长率达到23.91%，增长率明显高于民营制造业百强的平均值；纳税总额占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达到60.68%。

4. 研发费用保持增长

民营服务业百强2021年的研发费用达到1221.7亿元（57家企业提供的数据），增加203.9亿元，增长率20.03%；平均每家企业研发费用规模达到21.4亿元。其中，研发费用超过100亿元的有3家企业，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的有7家企业，其余企业低于10亿元。研发费用排名前五名的企业是：

阿里巴巴（578.2亿元）、美团公司（166.8亿元）、网易杭州（140.8亿元）、拼多多（89.9亿元）、携程计算机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公司，89.9亿元）。这5家公司研发费用庞大，合计达到1065.6亿元，增加162.2 亿元，增长率达到17.95%，低于民营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研发费用占民营服务业百强的比重达到87.22%。其中，研发费用增长率超过民营服务业百强的有美团公司（53.09%）、网易杭州（35.75%）、拼多多（30.49%）；阿里巴巴、携程公司研发费用增长率低于民营服务业百强的平均值；民营服务业百强的研发费用高度集中在互联网服务企业，其他服务业企业研发费用投入较少。

5. 民营服务业百强资产效率和效益升降不一

民营服务业百强资产总额增长率、所有者权益增长率分别达到12.05%、13.55%，明显低于营业收入增长率且明显高于净利润增长率，致使资产效率和效益比上年升降不一，其中，资产总额周转率由52.02%上升至57.01%，增长率9.60%；资产总额收益率由7.98%下降至3.90%，增长率-51.13%；所有者权益收益率由12.46%下降至6.70%，增长率-46.20%。资产负债率66.82%%，略低于上年， 较低的资产负债率使民营服务业百强总体抗风险能力较强。

6·民营服务业百强劳动效率

民营服务业百强员工人数增长明显低于营业收入、纳税总额等指标增长率，

明显高于净利润增长率，致使劳动效率和劳动效益也有一定幅度的增减。其中， 人均营业收入达到578.13万元，比上年的521.69万元增加56.44万元，增长率达到10.82%；人均纳税总额20.13万元，比上年的18.39万元增加1.74万元，增长率达到9.48%；人均占有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均有上升。人均净利润达到22.56 万元，比上年的41.65万元减少19.09万元，增长率达到-45.84%。这些数据统计结果表示人均占有资产总额有一定增长的同时，人均劳动效率（人均营收）也有所增长，但人均劳动效益（人均利润）下降幅度较大。

7．民营服务业百强及其营收和净利润的地区分布

民营服务业百强中，安徽省有8家企业上榜，江苏省有30家企业上榜，上海市有30家企业上榜，浙江省有32家企业上榜。

按照营业收入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按照净利润数值由高至低排序为：浙江、上海、安徽、江苏。

（三）民营制造业百强与民营服务业百强比较分析

2021年，民营制造业百强经营业绩主要指标全面增长，其中营业收入、净利润和纳税总额增长较快；民营服务业百强营业收入增长较快，但净利润明显下降，总体上看，民营制造业百强发展状态明显强于民营服务业百强。

1. 主要经营指标比较

营业收入方面，民营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是民营制造业百强的50.65%，民营服务业百强增量指标也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是民营制造业百强的53.07%，民营服务业百强的增长率指标略高于民营制造业百强。净利润方面，民营服务业百强总量指标明显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是民营制造业百强的49.45%，民营服务业百强在净利润总量方面由上年高于转变为低于民营制造业百强。民营服务业百强净利润增量指标是负增长，民营制造业百强净利润增幅较大。

总体上看，民营制造业百强在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总额、研发费用和员工人数等指标的总量方面高于民营服务业百强；民营服务业百强在资产总额和所有者权益总量等指标方面高于民营制造业百强。

2. 资产效率和效益比较

民营制造业百强的资产总额周转率（总营收/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利润率

（净利润／营业收入）、资产总额收益率（净利润/资产总额）、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民营制造业百强在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净利润、人均纳

税总额3个人均产出指标方面的增加额和增长率均明显强于民营服务业百强。4个资产效率和资产效益指标增长均超过民营服务业百强。

3. 用工效率、效益比较

民营制造业百强在人均营业收入、人均净利润、人均纳税总额3个人均产出指标方面的增加额和增长率均明显强于民营服务业百强。

五、民营骨干企业发展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集合了长三角地区一大批具有雄厚经营实力的民营制造业企业，它们对推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奇瑞控股、江苏沙钢、华勤技术、浙江荣盛的经营业绩表现较好。

（一）奇瑞控股营收和净利润快速增长

奇瑞控股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汽车及零配件制造企业，2021年公司在汽车行业景气度不高的条件下逆势而上，营业收入、净利润、纳税总额等经营指标呈现大幅增长，实现营业收入1061.1亿元，增加232.4亿元，增长率28.05%，营业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长三角民营百强的平均值；净利润10.5亿元，增加3.5亿元，增长率50.72%；纳税总额72.5亿元，增加28.2亿元，增长率63.62%。

（二）沙钢集团净利润大幅提升

沙钢集团是国内外知名的民营钢铁企业，2021年公司抓住钢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向上的风口，努力提升经营效率，全年经营业绩大幅提高。

其中，营业收入达到3036.3亿元，增加368.5亿元，增长率13.81%；净利润大幅增长，达到242.0亿元，增加115.8亿元，增长率高达91.77%；纳税总额95.7 亿元，增加28.3亿元，增长率41.90%（详见表6.2）。产出指标全面提升的同时， 单位资产效率和效益也同步提升，总资产周转率提高至93.47%，提高5.89%，净资产收益率提高至16.67%，提高66.02%，营业收入净利润率和总资产收益率都有明显提高。

（三）华勤技术快速增长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设计、研发、制造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等智能通讯的ODM公司，具备成熟的整机交付能力。近年来，公司已在国内建成上海、东莞、西安、南昌、无锡五大研发中心，在国内外布局五大制造中心，企业发展潜力强劲。公司利用软硬件一体化发展的优势，加速进行市场扩张，营业收入和资产保持快速增长，2021年，营业收入达到837.6亿元，增加238.9亿元， 增长率39.91%；资产总额452.4亿元，增加131.0亿元，增长率达到40.76%；研

发费用36.2亿元，增加11.9亿元，增长率高达48.11%。

（四）浙江荣盛

浙江荣盛是石化至化纤的全产业链企业，近年来，浙江荣盛主要经营指标连续数年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成为行业高速发展的标杆企业之一。2021年，该公司经营业绩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实现营业收入4483.2亿元，增加1397.1亿元， 增长率45.27%；净利润239.2亿元，增加108.9亿元，增长率高达83.60%；纳税总额翻一番以上，达到298.9亿元，增加153.7亿元，增长率105.83%（详见表6.4）。产出指标的高速增长，受到资产指标的有力支持，资产总额达到3906.7亿元， 增加900.5亿元，增长率33.27%；所有者权益达到994.2亿元，增加208.7亿元， 增长率26.57%。虽然，资产增长率迅速，资产效率和效益增长依然可观，总资产周转率达到124.30%，增长9.00%；总资产收益率达到6.63%，增长37.76%；净资产收益率高达24.00%，增长45.06%。浙江荣盛优异的经营业绩有力地拉动了长三角民营制造业百强整体经营业绩的增长，其各项经济指标占长三角民营制造业百强的比重也明显提高。

六、长三角民营百强发展特征

一是民营百强整体经营规模继续扩大

2021年，长三角民营百强经营规模继续扩大，营业收入达到119305.7亿元， 增长率17.74%，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全国GDP增长速度；资产总额达到125797.8亿元，增加11414.8亿元，增长率达到9.98%；虽然净利润下降9.69%， 但纳税总额增长17.64%，合计利税总额增长1.66%，整体经济效益略有增长，处于合理运行区间；其他指标也有所增长。对照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普遍遭受重创、复苏缓慢的状况，长三角民营百强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久久未去、境外供应链受阻、内外市场剧变等多重困难因素叠加的情况下，能取得经营规模稳步增长的经营业绩，确实难能可贵，实属来之不易。其中，龙头企业、骨干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营业收入方面，阿里巴巴、恒力集团、浙江荣盛等龙头企业继续保持增长，有力拉动了长三角民营百强，创出了营业收入的新高；在净利润方面，黑色冶金、石化炼焦、综合制造等行业均实现了高增长，对冲抵了部分行业净利润减少，对支撑长三角民营百强经济效益保持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民营制造业百强经营业绩强势增长是拉动长三角民营百强的主要动力

经过长期的发展，长三角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实力已经比较强大，抗击风

险能力较强，面对多重困难挑战，仍然展现出强大韧劲和巨大潜力，成为长三角民营百强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其中，黑色冶金、石化炼焦等行业的民营企业经营业绩表现优异经营业绩创出新高；汽车及零配件行业的民营企业也已经初步显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止跌回稳的态势，后期新能源汽车销售发力有可能带动行业重回增长趋势；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综合制造、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等制造、家用电器制造等行业的民营企业经营业绩也有不俗表现，增长势头良好。这些行业共同增长汇聚成民营制造业百强，交出了一份营业收入增长19.67%，净利润增长38.49%的良好的成绩单，支撑起长三角民营百强企业整体经营业绩保持增长的趋势。

三是服务业百强盈利压力较大但运行在合理区间之内

2021年，服务业百强企业处于严峻的市场环境之中，从经营业绩看，营业收入和纳税总额增长率均达到20%左右，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员工人数等指标均处于较好的增长状态中，但整体盈利情况差强人意，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民营服务业百强盈利下滑的主因是阿里巴巴、美团净利润大幅下滑所致。扣除这一因素，服务业百强净利润指标仅比上年略微下降2.65%，亦即2021年民营服务业百强其他98家企业整体经营业绩运行在一个合理区间。从发展趋势看，电商公司还处于行业扩张期，激烈竞争造成的盈利状态不稳定期还在延续。阿里巴巴上年处于短期盈利峰值阶段，造成盈利基数高、体量大。2021年，电商市场竞争激烈，盈利压力加大形成净利润指标大幅下滑。因此，民营服务业百强净利润指标下滑可以认为是百强企业螺旋上升中的一次调整，随着疫情逐步受到控制，市场人气回升，长三角服务业百强的发展前景包括盈利能力依然值得看好。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陶然

0.   引言

课程思政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探索。2004 年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强调德育工作的重要性，应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就此开始了课程思政的初步探索。第二阶段，拓展。2015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该计划提出“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专业课相结合，注重发挥所有课程的育人功能，所有教师的育人职责”，以此进一步强调了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作用和教师的育人使命［1］。2016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 形成协同效应”，将全课程育人提升到一定高度，形成了课程思政的深入拓展。第三阶段，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说明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2020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提出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要在全国所有高校、所有学科专业全面推进，促使课程思政的理念达成广泛共识⑶。课程思政发展的三个阶段，既是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缩影，也是新时代对高校教师与学生能力要求的重新定义。课程思政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一种教育形式， 也是立德树人目标达成的主要途径。课程思政的发展需要通过不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积累促成，在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只有深入剖析并找到解决对策， 才能够扫清前进的障碍。

1.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育人之本，在于立德铸魂。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⑷可见， 思想政治工作对高校教育的重要性。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路径。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正是完成这一路径的重要媒介与

手段。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主线，应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各个阶段。通过课程思政的平台，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开始，用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高职院校教师思政素养的需要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作为实践课程思政教育的主力军，他们的能力和水平，是课程思政能否按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课程思政的建设并非只是课程建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建设，还有对教师的建设。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很难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教师面向学生承担着传授知识、能力培养、塑造正确人生观的职责。高职院校因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和学情的复杂性，对教师思政素养也有较高的要求。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教师能力的培养成为重要方面，无论是政策支持、教师培训还是教学竞赛，都为教师思政素养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课程”是教师传道受业解惑的媒介，“课堂”则是舞台，思政的融入需要教师充分地把握课程内容，掌控课堂秩序，从而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这一系列的教学工作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能力。课程思政将成为提高高职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思政素养的助推剂。

         增强高职院校学生综合能力的需要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为适应当下社会与行业发展的需要，高职院校在加强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很多高职院校组织教师和行业专家深入研究和分析当代高职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切实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载体，以达到推动大学生个人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

         创新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新模式的需要

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有其特殊性：一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具有特殊性，主要是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二是教学方式的特殊性，实训教学多于理论教学，注重通过培育职业精神、德技并修造就人才；三是学情的特殊性，高职院校学生整体学习能力较弱，自律性较差。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已基本具备了符合自身教育特点的，具有一定教学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教育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课程思政正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孕育而生的。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是实现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但如何将所学专业与思政教育结合，需要教师们在原有

专业课程教学的基础上创新教育教学模式，通过隐性与显性教育，实现协同育人。

2.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2． 1缺少明确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专业课程的目标主要有三方面：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养目标。往往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编写得较为具体和深入，均能结合专业性质、课程内容展开， 但素养目标略显笼统。很多课程的素养目标高度重复统一，缺少与专业课程的关联性。素养目标制定的初衷同课程思政建设目标有一致性，都是在专业理论、技术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专业素养的培育。一名优秀人才，不但要有较高的专业技能，也要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课程思政建设的目的也正是如此。但是课程思政目标的设定不是“喊口号”，而是学生通过专业课程的学习，在教师的引导下感悟其内涵，从而去实践，实现课程思政目标的设计初衷。明确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是课程建设的基础，是教学设计的主线，是教师教学的根本，是学生学习的目的。如不能深入研究和制定课程思政目标，只是泛泛而谈， 那么就失去了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2． 2教师思政育人能力不足

很多专业教师长期从事与专业相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其中不乏行业专家、业内精英。但在专业领域的成就并不能代表其适合育人，追其原因在于其思政育人能力不足。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理论基础薄弱，缺少系统的学习，欠缺对思政资源的挖掘和应用能力。

第二，对思政育人理念认识不足。广大教师能够响应号召，开展课程思政育人实践活动，然而调研发现多数教师并未明确地将思政育人融入教学目标之中。

第三，欠缺课程思政教学能力。课程思政需要像“盐溶于水”一样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发挥专业课程隐性育人作用，但部分教师却生硬地将思政知识与专业知识捆绑在一起，没有起到育人目的反而影响教学效果。

第四，缺乏课程思政教育情怀。情怀是课程思政育人的“润滑剂”，只有怀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情怀，才能把教书育人的职业变成立德树人的事业

⑻。

第五，缺乏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教师是学生的示范榜样，如果教师不能

率先垂范，有违师德师风，将严重影响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

         缺少深入的学情综合分析

高职院校生源情况较为复杂。主要由普通高中毕业生、职业高中毕业生及通过扩招考试录取的下岗职工、新型农民、退役军人及企业在职人员等组成。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虽然对学生进行了一定的学情分析，但分析多停留于表面，出现频率最多的评价词汇有学习基础薄弱、自律性差等。针对这些问题， 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对策，以至于影响教学与学习效果。学情分析是课堂教学前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决定课程内容、教学设计、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也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依据。没有系统、综合的学情分析数据，就不能科学地研究、实践教育教学。

         缺少行之有效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是实施课程思政的主要渠道和关键环节⑼。但是，长期以来专业课程教学的固有教育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是独立的个体，教师自顾自地讲授知识，而学生是否在认真听课全凭自觉，这样的教学环境是很难培养出优秀人才的。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教学方法单一。部分教师在课堂中只注重自己的教学内容，缺少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教师“讲”得很认真，而甚少关注学生“学”得怎么样。

第二，缺少理论联系实际。没有深入分析学生的预期学习产出。很多学生无法正确地认识课程对未来择业、就业的意义，不明白“学”的目的是什么， 教师缺少必要的引导与思想辅导。

第三，缺乏针对性和亲和力。部分教师对授课的主体并不清晰，对学情分析不到位，教学没有针对性。班级里学生学习程度不同，完全按照一个标准很难达到平衡，造成学习效果参差不齐。另外，部分教师刻意与学生保持距离， 没有融入学生中，让学生觉得老师不够亲切，不敢或不愿与老师多交流，从而对所学课程产生厌学心理。

第四，教学内容吸引力不足，欠缺对学生心理需求与感受的考虑，造成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降低。

2. 5缺少灵活的课程思政教学与学习效果评价机制

合理的评价机制可以有效地判断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成果，为课程后续的改革起到关键的引导作用。常规的对教师的教学评价主要来源于督导评价、

学生评价两方面；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教师。在评价方式上，教师评价注重教学材料是否齐全，课中教学效果等；学生评价主要通过期末考试、平时成绩进行判定。无论从评价来源还是评价形式上，均无法客观地、科学地对课程思政教学与学习进行有效评估，从而无法清晰、正确地为课程思政后续建设提供参考。没有制度保障和考核评价的鞭策，教师势必缺乏推进课程思政教学的外部驱动，课程思政就无法从根本上落实。

3. 高职院校课程思政教学对策

3． 1结合预期学习产出，制定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专业知识、技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 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应围绕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特点进行制定，从专业层面到课程层面，分层次推进目标的达成。

专业层面课程思政育人目标的制定需要结合整个专业人才培养方向展开研究。针对职业教育培养特点，重点融入工匠精神、职业精神、理想信念等贴近工作岗位一线的思政元素，通过思政元素的植入，逐渐渗透对奋斗方向、职业岗位、创新创业等现实问题的理解认识。另外，专业层面课程思政应根据不同时期学生“思政”培养方向的不同，分层级植入。高职一年级学生，因刚踏入大学校门，对专业不了解，这时应全员覆盖地开展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明确专业未来发展方向；高职二年级学生，有了一定的专业基础，开始显露专业学习中的长短板，这时可采用分类培养的方式，针对不同学生对专业学习情况和择业想法开展工作；高职三年级学生，进入顶岗实习和跟岗实习阶段，学生由于学习环境的转变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此时可采用针对性辅导的形式，加强个人思想建设。

课程层面的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建设需要在专业层面的基础上展开。不同专业课程中融入的思政元素可以不同，但整体中心思想都应紧紧围绕专业思政目标进行设计。以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制图”课程目标设计为例进行说明，该门课程开设在高职一年级上学期，是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根据专业层面思政育人要求，将采用全员覆盖的思政育人模式展开对职业素养的渗透教育。结合课程内容制定出三级目标，即思政目标、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如图1所示。其中， 一级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

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这些能力将贯穿整个职业生涯，也是职业素养形成的关键因素。

3. 2结合专业课程，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

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

第一，加强专业教师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专业教师可以多与思政教师沟通，让思政教育与专业教学切实地融合在一起，用思政的角度去审视某些专业问题，从而找到课程思政建设的落脚点。

第二，加强专业教师思政育人理念。教师需要准确地把握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思政育人价值，并提炼为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中。

第三，加强课程思政教学能力。通过课程竞赛、观摩学习、政治理论培训、交流等多种途径，开展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训练。加强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 在把握学生认知规律、心理特点、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整合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方法，从而提高课程思政育人能力。

第四，怀揣教育情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明确教师的职责与使命。 第五，言传身教，引领示范。教师既是知识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也是学生

智力的开发者和个性的塑造者。教师的行为、举止可以影响学生的一生，最直接的课程思政教育就是教师本身的人格示范。

         结合学情，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高职院校因其生源构成情况，普遍存在学习基础较差、自律性较差、缺乏自信、学习目标不明确等特点。课程思政的教学需要从以上问题出发，着力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第一，学习基础差，从学习方法上找原因。学生学得很刻苦，但学习成绩一直上不去，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高职院校的专业教学很多时候是需要通过实践操作来完成学习内容的。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需要教会学生如何正确地操作，另一方面需要引导他们领悟实践过程与结果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对问题进行辩证分析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事物的本质和内涵。

第二，加强自律性，提升注意力。教师需要给学生树立一个目标，并让他们感知到结果，从而使学生有欲望去执行和付出，逐步养成不为自律而自律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突破传统的教学方式，创新与学生沟通的方法，

想学生之所想，给学生之所需。

第三，提升自信。教师要充分挖掘学生潜能，发挥每个学生的长处，在课堂中创造展现自我的机会，鼓励学生勇敢表述观点，让他们在团队中找到优势项目，逐步树立自信。

         结合育人目标，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

创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模式应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科学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思政元素需要遵循专业课程知识的逻辑， 从专业知识的内涵、应用环境、历史前沿、社会影响等方面挖掘潜在的思政知识点，并以此展开思政教育。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课程思政不是理论教学，要结合学生的成长、行业发展、社会进步而展开，引导学生关注时事政治、社会热点事件，培养学生用辩证唯物的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

第三，多种教学方式并用。结合课程内容采用多种教学方式，活跃课堂教学气氛，在寓教于乐中完成学习任务，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思政内涵。可采用的教学形式有情境教学，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体会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从而了解所学知识是如何解决对应问题的，这种方式不但能辅助学生加强知识点的记忆，也变相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项目教学，以真实项目为依托，以团队为主体，学生们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主动接受思政教育，如“新中式风格室内设计”项目，通过项目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引申文化自信教育内容。

         结合“四评”，建立灵活机动全面客观的评价体系

评价是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节点。通过督导评价、教师互评、专家评价、学生评价等方式对课程思政建设进行评估，有利于发现遇到的问题，以保证后续整改和推进。

督导评价。主要对教学资料、课前准备、课中组织、思政元素融入过程、方法和效果等进行评价和指导，以此提高教师课前备课质量，保证课堂教学的高效性，让思政与专业融合更紧密。通过以评促教的方式，及时考察和评价课程思政教学的时效性，推进课程思政的深入展开。

教师互评。尝试采用开放课堂的方式，让教师之间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点评。鼓励思政教师进入专业教师的课堂，了解专业课程知识内容，给予专业教师思政理论上的指导，达到同向发力、共同发展的目的。另外，注重座谈交流，

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教学经验分享会，围绕课程思政建设、实施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共同探讨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专家评价。充分发挥专家的引领作用，定期邀请思政名师、专家到校进行课程思政教学研讨、论坛、讲座等活动。建立“一帮一扶持”制度，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垂范和示范引领作用。打造课堂思政示范团队、教学名师，推出一批优秀的课程思政示范课、优秀思政案例。

学生评价。定期组织学生为教师打分，测评学生对教师课程思政教学的认可度，以此促进教学质量和水平的提升。另外，通过学生评价也可以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理念的接纳程度，是否真正从课堂中收获了思政知识的养分，达到量到质的改变；以座谈的方式，了解学生对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想法与建议， 第一时间了解学生心理动态，明确课程思政后期建设方向。

4. 结语

课程思政是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要将课程思政真正落到实处，就必须明确育人目标、提升教师思政育人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和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目标的设定需要明确预期学习产出要求，在充分掌握学情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的研判、分析；教师提高思政能力需要长期、不断学习，并非一日之功；学生能力提升与教师教学能力有直接关系；深入挖掘并合理利用思政元素，适当、适度融入专业课程是课程思政实践的关键；评价是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总结和后续整改的开始。课程思政建设不只是一门课、一个人的行为，而是全员协同的教学实践改革。只有全员行动， 才能够推动建设进程，达成预期目标。

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师学党史促教学实践探索 以北京财贸职业学院为例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刘瑾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立德树人作用，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在《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中强调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时指出，“要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1］这些重要论述为基层党组织推进党史学习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思政课讲深、讲透、讲活党史明确了方向， 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是发挥党史立德树人作用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发挥党史立德树人作用的重要教学部门， 理应读在前、思在前、悟在前、教在前，强化基层党建，坚持守正创新，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锤炼党员党性，不断提高思政课教师自身的党史理论水平， 紧紧围绕思政课教学，坚持问题导向，透过现象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依托以党史为主题的思政课社会实践，推动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深度融合、推动党史学习与思政课教学深度融合。

二、学理论读经典提升思政课教师岗位素养

“思政课教师只有自己信仰坚定，对所讲内容高度认同，做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才能讲得有底气，讲深讲透，才能有效引导学生真学、真懂、真信、真用。”［2］思政课是一门能够解决学生们理想信念问题的关键课程， 这就要求培养一支政治过硬、思想过硬、理论过硬、业务过硬的思政课教师队伍。加强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是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扎根京华大地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推动“双高校”建设的内在要求，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思政课主要责任部门，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结合全体思政课教师都是党员的实际，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举办“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立足“三阅读”法，采用“你主持我来讲大家谈”方式，做到院内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两个贯通”，原原本本读原著，逐字逐句学原文，静下心来悟原理，锤炼党员党性，教育引导全体党员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百年辉煌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做到理论上学懂弄通，政治上清醒坚定，思想上自信自觉，能力上活学活用。

立足“三阅读”法。“学习党史是每一位党员的义务，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和常修课。”[3]每个学期初，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以党史学习为主要内容，坚持系统思维，按照“三阅读”法，即主题阅读、精细阅读和分享阅读，整体设计“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进一步夯实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基础。例如，2021年秋季学期初，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召开党员会议，根据主题阅读，确定本学期“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的主题是“跟随习近平总书记大会讲话读党史”，制作“学理论读经典”目录，包括导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讲话、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长征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抗美援朝70周年等10次大会上的讲话。每名党员在通读导读和十篇讲话的基础上，选取导读或一篇讲话进行精细阅读，从时间背景、重点内容、主要观点、理论创新和历史与现实意义等方面，对理论著作进行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并结合理论著作推荐一个党史故事、一部党史影视资料或一篇党史文献等作为拓展阅读资料，与其他党员开展分享阅读。

采用“你主持我来讲大家谈”方式。“只有不断备课、常讲常新才能取得较好教学效果。”[2]每个学期，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选择周五上午为“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日，根据学期“学理论读经典”目录顺序，逐一讲授内容，开展集体备课。每次的读书活动日时长两个半小时，由全体党员轮流作为主持人，介绍主讲的党员及其所选取党史章节，把握主题读书活动议程进度，组织好交流环节的研讨。主讲党员的读书分享时长一个半小时，做到“三讲”，即讲深重要党史事件、讲透基本党史脉络、讲好辉煌党史故事，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在交流环节，听课的党员轮流发言，做到“三个深入”，即深入分享自己对这一党史章节的所思所想所悟、深入肯定主讲党员的教学优势、深入分析主讲党员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或注意事项。

采用“两个贯通”形式。“最终要落到把思政课讲得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来，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叫人口服心服。”[2] 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分三步走，实现“两个贯通”，即院内校内校外贯通、线上线下贯通，不断提升党员的历史自信、理论自信和“叫人口服心服”能力。“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最早在我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全体党员中开展，以读书分享形式为载体，共读一本书、共备一堂课，不断提升党员的党史理论水平与能力。随着活动的影响力逐步提升， 吸引了学校党委教工部、学工部、校团委、图书馆、安稳部、国际教育学院等多个单位（部门）的党员干部及各二级学院的党员、师生参加，活动在不断提升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党员的理论广度与深度的同时，大大提升了全校党员、师生开展党史学习的热情。2020年面对突出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没有中断，从线下搬到线上，从校内推广至社会， 实现院内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两个贯通”。“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实现“三位一体”，即共读一本书、共备一堂课、共讲一门面向全社会的党史公开课，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全面提升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支部党员的党史理论能力与水平，增强历史自信，真正在理论上学懂弄通，政治上清醒坚定， 思想上自信自觉，能力上活学活用。

三、学理论读经典促进思政课教学实效

“要坚持问题导向，学生关注的、有疑惑的问题其实也就几大类，要把这些问题掰开了、揉碎了，深入研究解答，把事实和道理一条条讲清楚。”[2]思政课是一门能够答疑解惑的关键课程，这就要求思政课教师要以党史中一个个具体问题为切入点，讲透现象讲深道理讲好故事，以便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一通百通，树立正确党史观，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自觉做到听党话、跟党走，发挥党史立德树人的作用。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深度融合党建工作和思政课教学主业，充分转化“学理论读经典”主题读书活动实践成果， 在思政课教学中以大历史观为依托，建构“专题化＋议题链”教学模式，讲清“能”“行”“好”，引导高职学生深刻领悟伟大建党精神及其精神谱系，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奋斗品格，培养工匠精神，开发创造能力。

采用专题化学习。高职院校思政课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等内容。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基于统编教材，聚焦高职学生特点与认知， 细化专题教学内容，将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为例，其教材（2021年版）是统编重点教材，共分为十四章。基于教材理论性强的特点，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着吃透教材、紧跟时政和理论热点、遵循高职教学规律、符合高职学生接受能力的原则，对教材逻辑进行整合和优化，共设计22个教学专题，共计48学时。专题化呈现了四大

特点。一是遵循党的历史脉络。根据十九届六中全会四个历史阶段精神，将22 个教学专题分为专题一的前言、专题二至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四至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专题六至八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专题九至二十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专题二十二的结语六个部分。二是转化包含党史叙述关键词句的教学话语体系。比如专题二天翻地覆慨而慷（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专题二十一共建共享地球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对应教材的第一章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第十三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精准回味历史味道，准确回应时代声音。三是理论创新具象化。比如专题十一至十五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建设具体对应第十章“五位一体”总布局，专题十六至十九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具体对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是对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目标要求。以专题十六至十九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例，立足新起点， 结合新时代，聚焦新目标，站在大历史视角，通过从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分别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到现实的演进，讲清楚“四个全面”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讲清楚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具体要求，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四个具体要求分别对应战略安排、目标、系统思维、同频共振，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要求分别对应动力支撑、动力、时代精神和改革创新，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分别对应重要保障、底线、法治意识和遵纪守法，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分别对应核心领导、旗帜、领导能力和理想信念，最终讲清楚“能”“行”“好”。

通过议题链学习。“实际上，有时候不一定讲得那么高大全，从一个问题切入，把一个问题讲深，最后触类旁通，可以带动很多关联问题，有可能是一通百通，提纲挈领。”[2]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在专题化的基础上，给每个专题设置三个议题，比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建立了由二十二个专题六十六个议题组成的议题链，议题之间实现前后相接、环环相扣。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专题十六至十九。专题十六的三个议题是：“什么是现代化？”“中国为何能做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和“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专题十七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跨越时空的对话有何深意？———深圳、

小岗村与雄安”和“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专题十八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大还是法大？”和“全面依法治国依靠谁来实现？”；专题十九的三个议题是：“为什么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和“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是什么？”。每一个议题都由一个党史故事为切入点，引发高职学生进入深入思考与讨论。比如专题十六中，党史故事“百年京张铁路”“‘绝壁天路'毛相林”和“西海固”分别是议题“什么是现代化？”“中国为何能做到减贫贡献全球第一？”和“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引子。通过对议题链的议题深入发问、深入讨论、深入阐释，帮助高职学生掌握党百年历史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入领会伟大建党精神及其精神谱系，使高职学生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发展趋势，坚定历史自信。

四、学理论读经典激活首都红色资源

␌要重视和加强第二课堂建设，重视实践育人，坚持教育同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认识国情、了解社会，受教育、长才干。”[4]思政课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关键课程，这就要求深度融合思政课小课堂与社会实践大课堂，创新教学，发挥实践育人作

用。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以理论创新引领壮阔实践，以党史为载体，将党史融入到思政课社会实践，进行现场教学，结合学校新商科特色，建立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调研选题库，深入调查研究，撰写调查报告，教育引导高职学生把人生奋斗志向扎根于实际行动中，践行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中，在实践中落实理论学习成效，以学理论读

经典激活首都红色资源。

开展现场教学。首都红色资源非常丰富，遵循党的历史脉络，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创建思政课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名录，立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聚焦首都“四个功能”建设，开展党史现场教学。⑸笔者是建筑工程管理学院兼职政治辅导员，带领高职学生前往大兴国际机场开展社会实践主题活动，见证新时代首都发展，深刻感受中国力量。在前往大兴国际机场的途中，笔者以北京的首都机场简史为主题给高职学生们上了一堂党史课，通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1、T2、T3航站楼及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历程，呈现首都建设、首都经济、首都发展的历史脉络。

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我校新商科专业特色，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立思政课社会实践调研选题库，引导高职学生深入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比如， 围绕北京文化中心，以党史为载体，结合我校长期的中华老字号研究特色与优势，制定与各个专业相匹配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选题库，包括工

商企业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百货文化研

究，电子商务专业和连锁经营管理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服装文化研究，导游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食品文化研究，旅游管理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餐饮文化研究，旅游英语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茶文化研究，酒店管理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酒文化研究和中药文化研究，电脑艺术设计专业、广告设计与制作

专业和会展策划与管理专业的追忆党史足迹␎北京中华老字号民间工艺文化研究等选题。[6]一是聚焦各个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北京中华老字号。比如王府井是百货领域的代表、瑞蚨祥是服装领域的代表、稻香村是食品领域的代表、全聚

德是餐饮领域的代表、张一元是茶领域的代表、牛栏山二锅头是酒领域的代表、同仁堂是中药领域的代表、皮影戏是民间工艺领域的代表。二是聚焦党史，追寻红色足迹，领会以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感悟北京精神。以北京中华老字号全聚德餐饮文化研究为例，旅游管理专业高职学生追随党史红色足迹，追寻百年老字号全聚德的红色旅程，在全聚德烤炉鸭技术历史演绎中深入研究全聚德的餐饮红色文化并思考其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撰写调研报告，从老字号百年历史红色传承中汲取智慧与力量， 坚定历史自信。

综上所述，要不断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基层支部建设，锤炼党员党性，提升全体党员、思政课教师党史理论水平是关键，坚持问题导向创新思政课教学模式是重点，透过党史现象直视本质，引导高职学生知行合一， 思政课社会实践环节是载体，教育引导高职学生脚踏实地，将远大抱负扎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首都新时代发展的生动实践之中，充分发挥党史的立德树人作用。

关于山东省总工会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山东省总工会资产监管中心联合调研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同志批示精神，全面总结和推广山东省工会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管理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推动工人文化宫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与山东省总工会资产监管中心组成联合调研组对山东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学习贯彻工作情况。2022年3月，王东明同志对《山东整治提升工人文化宫夯实职工思想引领阵地》的报告作出批示。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处领导同志对学习贯彻王东明同志批示精神，认真总结、宣传和推广近年来山东省总工会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的经验和做法提出明确要求。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于2022年4月2日研究起草了《关于学习贯彻王东明同志批示精神工作安排的请示》，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2022年9月29日，时任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同志实地调研山东省暨济南市工人文化宫， 并对山东省工人文化宫智慧管理系统等相关工作进行现场指导。9月1日，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组织部部长张茂华同志在临沂市主持召开推进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调研座谈会，听取了临沂、济南、青岛、滨州市总工会关于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情况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工会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总工会领导的批示精神，深刻认识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重要意义，推动工人文化宫实现高质量发展。山东省委对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时任省委副书记杨东奇同志专门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时任山东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刘贵堂，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魏勇高度重视全国总工会、山东省委领导同志批示精神的贯彻落实工作，推动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出席推进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调研座谈会，并对山东省总工会相关做法进行了全面总结。刘贵堂表示，山东省总工会将以学习贯彻王东明同志批示精神和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处要求为契机，按照调研座谈会的要求，加快推进全省工人文化宫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职工群众。

调研活动情况。2022年8月29日至9月1日，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联合

调研组到济南、泰安、济宁、枣庄、临沂等地学习调研，召开3次现场座谈会， 同当地市县党委、工会、工人文化宫负责同志面对面座谈交流，学习传达全国总工会领导同志批示精神，详细了解山东各级工会组织在党委领导下，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提升管理水平的具体做法，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联合调研组先后到山东省暨济南市工人文化宫、泰山区工人文化宫、济宁市工人文化宫、滕州市工人文化宫、临沂市工人文化宫等进行实地调研。山东省暨济南市工人文化宫开创了省市一体化构建服务阵地新模式，坚持资源整合、共建共享，省总工会、市总工会联合精心打造服务职工新高地。泰山区工人文化宫开展“回归公益搭建平台打造新时代职工共享美好生活的温馨家园”行动， 为职工提供高质量服务，创造特色服务品牌。济宁市工人文化宫创新运营管理体制机制，统筹资源整合，以“宫社联合、宫企合作”的模式，推出高质量服务职工的项目和产品。滕州市工人文化宫实施工人文化宫“下沉”计划，创新工人文化宫市、镇（街）、社区三级联合联建模式，实现工人文化宫建设全覆盖。临沂市工人文化宫强化思想引领，结合红色工运、沂蒙精神与职工文化， 搭建服务职工群众的多样化、一站式服务平台，填补了历史上没有市级工人文化宫的空白。

山东省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工作的成效。截至2021年底，山东省县以上工会所属工人文化宫共计124家，总建筑面积86.25万平方米，年收入5.69亿元，支出4.81亿元，年服务职工总人数1996万人次。根据2016年统计，山东省共有63家需要清理整改的县以上工人文化宫，其中：“三无”工人文化宫27家， 对外出租承包36家。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2020年山东省在全国率先全部完成工人文化宫清理整改任务。2019年，山东省总工会开展全省工人文化宫三年集中整治提升行动，以省总工会投入建设和奖补资金带动地方财政和工会资金，实现全省工人文化宫“机构增加、场馆增加、建筑面积增加、服务项目增加”的跨越式发展。山东省总工会大力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管理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清理整改工作成果，为工人文化宫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一是公益性服务性日益凸显。省总工会围绕有场地、有人员、有经费、有保障、有项目、有绩效的六有”目标，着力恢复和强化全省工人文化宫服务功能，提升硬件环境、管理能力和保障水平，服务职工人次逐年上升，阵地作用有效发挥，得到党政肯定和职工的认可，工人文化宫公益性服务性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相关做法被《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众日报》等多家媒体专题报道，进

一步增强了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二是思想引领全面加强。省总工会以工人文化宫为依托，实现集约化发展，建强职工思想教育阵地。工人文化宫大多配套建设工运史展馆或劳模工匠展馆。临沂市充分挖掘红色工运资源，在工人文化宫建设面向全国的红色工运史展览馆；曲阜市依托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工人文化宫同步谋划建设全省职工“四德”教育基地；济南、青岛、烟台等地都建设了各具特色的工运教育基地，充分发挥工人文化宫思想政治引领“桥头堡”作用。三是阵地建设提质增效。多年闲置、破败的工人文化宫得到彻底整治，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全省共计88家工人文化宫进行了服务阵地提

档升级，工人文化宫面貌焕然一新，职工活动日益丰富多彩，成为广大职工的精神家园、工会服务的金字招牌，全省工人文化宫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四是资产总量大幅提升。通过开展全省工人文化宫三年集中整治提升

行动，山东省新成立工人文化宫机构19家，完成实体化新建54家、场馆改建34 家，新增建筑面积50余万平方米。全省工人文化宫总数位居全国第二，实现了工会资产的安全完整、保值增值和高效利用。

主要做法

山东省总工会坚持突出公益、聚焦主业、自主经营、依法监管，以工人文化宫集中整治提升行动为抓手，大力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为职工服务阵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子。通过调研，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做法值得学习、总结、推广和借鉴。

坚持党对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山东省总工会在省委、全国总工会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认识加强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的重要性，切实把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纳入到工会整体工作中去把握、推动和落实。省委分管领导同志和省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切实加强对此项重点工作的领导。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兼省政协党组副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徐海荣多次就全省工人文化宫建起来、管起来、强起来作出批示，提出明确要求。省总工会党组多次召开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攻坚战视频会议和现场会议，研究部署、大力推动工人文化宫建设发展。省总工会将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写入山东省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纳入全省新时代工会工作创新发展标准化管理体系，连续4年列为全省工会重点工作。市、县两级工会把工人文化宫的建设管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形成了全省上下“一盘棋”、协调联动抓提升的浓厚氛围。

坚持把工人文化宫建设纳入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山东省总工会坚持开

放共享的工作理念，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形成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合力。省总工会将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纳入省政府与省总工会联席会议重要议题，与省编办、财政厅、发改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推动地方政府把工人文化宫建设纳入当地公共服务体系。目前，全省16个市均将工人文化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工人文化宫建设被列为民心工程、重点工程，全省工人文化宫实现公益一类或二类全覆盖，运维经费和人员经费得到了有效保障。新选址建设的工人文化宫大多处于城市中心地带或职工群众聚集的工业园区，建设项目的推进多由政府成立项目建设专班牵头，相关部门、单位全力支持，为工人文化宫建设项目的扎实有序推进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坚持系统谋划全省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山东省总工会坚持系统观念， 加强对市（县）级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的领导、指导、协调和服务，为全省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工作提供“路线图”“政策包”“工具箱”。2019年， 山东省总工会启动了“工人文化宫三年集中整治提升行动”，确立了到2021年底，全省工人文化宫全部符合"六有"标准和正常开展"3+X"活动的目标，“3” 为职工教育培训类、职工文化活动类、职工体育类，"X"为职工服务类或依据职能自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省总工会每年开展两次全省工会阵地建设实地观摩，传播经验、传导压力、压实责任。2022年，在整治提升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山东省总工会要求2025年前在全省选树40家标准化工人文化宫， 致力于打造工人文化宫改革发展"齐鲁样板”，以新目标凝聚新动力。

坚持把县级工人文化宫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山东省总工会在加强市级工人文化宫建设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把县级工人文化宫建设作为重点来抓， 推动全省工人文化宫全面提档升级。创新采取"以建促改”"以奖代补”双轮驱动的方式，在以建促改方面，主要针对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给予资金支持；在以奖代补方面，主要针对正常开展活动的县级工人文化宫给予资金奖励支持。自2019年以来，省总工会累计投入建设和奖补资金5.07亿元，撬动地方财政等多方投入40多亿元，全省县级工人文化宫新增机构17家，新建场馆50家，改建29 家，新增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极大地增强了服务职工、服务基层的综合实力。

坚持把加强考核评价作为落实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责任的重要抓手。山东省总工会先后出台了《关于开展工人文化宫集中整治提升行动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工人文化宫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并配套出台5个相关办法，建立

和完善工人文化宫考核评价制度体系；研究制定年度《工人文化宫考核评价标准》，每年对工人文化宫进行综合评定和排名，以考核评价促责任落实、促建设管理质量提升。坚持把严的基调贯穿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全过程，开展全省工人文化宫三年集中整治提升行动项目资金专项审计，确保奖补资金拨付足额及时和依法合规。山东省工人文化宫推进考核评价工作的过程，也是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建设管理更加科学、治理效能更加彰显的过程。

坚持探索工人文化宫绿色建设、智慧化管理的新模式。山东省总工会在工人文化宫建设中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理念，在全省统一实施工人文化宫节能化、智能化改造，利用监控、安防、消防和通信四大信息系统，调控水电采暖等智能节能设备，通过定时、联动、场景和远程控制，最大程度实现提升服务品质、提升职工体验、降低人工成本、降低运行能耗的“两升两降” 目标。着眼于更加方便快捷地服务职工，依托"齐鲁工惠"App，研发工人文化宫管理系统，搭建集活动信息发布、场馆智能预约、能耗实时监测、数据动态显示等功能于一体的集成管控平台，实现工人文化宫服务线上预约、事后评价、全程监控、实时排名。工人文化宫的精准服务、科学管理、风险防控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下一步工作建议

当前，工人文化宫等职工服务阵地建设正处于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实地调研山东各级工会组织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经验的过程中，调研组进一步深化了对贯彻落实王东明同志批示精神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了建好管好用好工人文化宫等职工服务阵地的决心和信心。认真总结交流山东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经验做法，对于巩固和深化工人文化宫清理整改成果，推动职工服务阵地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会改革创新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建好管好用好工人文化宫的政治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引领。这为做好工人文化宫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按照王东明同志的要求，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认真履行建好管好用好工人文化宫的政治责任。一是站在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高度，充分认识建好管好用好新时代工人文化宫的重要意义，把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放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引领，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升产业工人技术技能水平的大局中去谋划和推进。二是始终坚持工会资产公益性服务性方向，把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作为突出公益性服务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解决部分工人文化宫存在的阵地体制机制与形势任务不相适应、建设水平和功能布局与职工群众需求存在差距、服务内容和工作手段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发挥服务职工、服务基层的作用。三是持续巩固和深化清理整改成果，把工人文化宫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推动职工人数多、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实现工人文化宫全覆盖，加强功能优化和改造升级，优化和完善工人文化宫的阵地布局、空间布局和功能布局，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处关于加强和改进工会资产工作、加强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的要求落实到位。

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人文化宫评价工作，着力建立健全高质量发展工作体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四五”发展规划》要求，深入研究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信息系统建设体系和考核体系，推动工人文化宫规范化建设走深走实。一是部署开展全国标准化工人文化宫评价工作。拟印发《关于开展全国标准化工人文化宫评价报送工作的通知》，分层级实施标准化工人文化宫评价工作，逐步健全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运营、服务标准，提高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对“两性两化”运作的创新推动。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坚持公益性服务性方向推进职工服务阵地社会化市场化运作的意见》，以工人文化宫为重点，把加强阵地建设与创新运营管理方式结合起来，发挥对其他类型职工服务阵地的带动作用。根据全国职工服务阵地“两性两化”运作现场推进会议的工作部署，持续加强对“两性两化”运作的指导服务。三是建立健全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拟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关于加强工会企事业经营业绩考核工作的意见，实施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专项行动，以考核为抓手，推动包括工人文化宫在内的各级各类工会企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四是提高数字化管理水平。

依托智慧工会建设，积极推动各级工会在工人文化宫转型升级上下功夫， 用心打造线上工人文化宫”"数字工人文化宫”，拓展线上业态、线上管理和线上服务，优化线下互动体验空间，推动数字化建设从空间到资源、从平台到方式、从线上到场景取得新突破。

加强工作指导，总结宣传推广山东等地经验做法。全国总工会资产监督管理部将加强工作指导和分级分类监管，尊重和发挥基层首创精神，推动山东等

地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好经验好做法在全国开花结果。一是认真总结各地工会加强工人文化宫建设管理的经验做法。结合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对职工文化阵地的建设和管理状况进行分析摸底，包括阵地建设、资产运营、服务职工等情况，分层分类及时地，同时市总工会与杭州演艺集团、海宁篮协、海宁足协等25家单位和社会组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全方位、多层次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文体服务新格局，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更贴心、更精准、更优质的服务，使工人文化宫真正成为职工群众喜欢的"学校和乐园”。推动服务阵地焕发新活力。从"两性两化”运作以来，市工人文化宫始终在

高效运转。据统计，2022年各合作单位已实施各类公益培训项目93个，开展体育赛事、公益讲座、下基层演出等公益活动百余场，年服务职工新增83026人次， 出现了"工人文化宫里有文化，工人文化宫里有工人”的繁荣景象。

促进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两性两化”的有效运作，一方面弥补了工人文化宫专业人才偏少、服务不全面的短板，延伸了服务触角，撬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拓宽了服务领域，将更多的优质资源用于服务职工、服务企业。另一方面丰富了服务供给，服务内容从提供文体娱乐活动等单项服务向提供专业技能培训、文化素质提升等全面服务转变，实现供需双方精准对接，增强了服务的准确度和匹配度，提升了职工的满意度、归属感和幸福指数。口总结全国各地加强工人文化宫阵地建设、服务职工群众的经验和做法。二是抓好山东等地经验的宣传推广工作。拟在今年举办的全国工会资产监督管理干部培训班上，请山东省总工会领导同志作经验交流。利用《工人日报》、中工网、《中国工人》、学习强会等平台进行宣传和推广，充分发挥好先进典型引路作用。三是大力加强县级工人文化宫建设。按照"县级工会加强年”专项工作部署，借鉴山东好经验好做法，拟印发《关于在"县级工会加强年”专项工作中进一步加强职工服务阵地建设的通知》，扎实推进县级工人文化宫的建设、管理、使用和发展，把县级工人文化宫打造成综合服务阵地，努力实现党建引领突出、阵地发展壮大、管理质量提升、队伍坚强有力、制度完善规范、服务优质高效的目标。

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情况调查报告

杨宁琳

为了解广西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统计局广西调查总队于7月上旬对广西101名返乡已创业的农民工开展返乡创业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创业农民工外出经验丰富， 兼顾家庭是创业主因；二是创业选择多为传统产业，突显“小” “灵”模式； 三是创业环境总体可观，农产品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发展较好。返乡农民工创业存在政策宣传力度不够、创业资金扶持力度不大，销售渠道和形式匮乏、抗风险能力低，缺乏技术和人才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

一、广西农民工返乡创业基本情况

（一）创业农民工外出经验丰富，兼顾家庭是创业主因

据对101名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研，返乡已创业的农民工呈现以下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创业农民工多为中年阶段。45.8%为31岁0;40岁，38.5%为40岁以上，

30岁以下仅为15.62%。二是初、高中学历居多。50.0%文化程度为初中，17.7% 为高中，16.7%为大专。三是创业者拥有较丰富的外出阅历。39.6%外出从业3年

~5年，32.3%外出11年及以上，12.5%外出从业6年0;10年。四是外出主要从事制

造业等传统行业。37.5%返乡前从事制造业，11.5%从事批发零售业，10.4%从事住宿餐饮业，10.4%从事建筑业。五是兼顾家庭和追求高收入是创业主要动机。35.4%动机为兼顾家庭，15.6%认为自主创业收入高，12.5%是不愿为别人打工。

（二）创业选择多为传统产业，突显“小”“灵”模式

一是创业选择主要行业仍是农业。50.0%选择农产品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 13.5%选择制造业，12.5%选择批发零售业。北海市银海区福成镇余某利用老家农村闲置田地，返乡搞大棚种植，通过自筹的120万创业启动资金，成立了合作社，既能实现自主创业，也能带动周边村民提高收入，目前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300多亩。二是工作人员数多为6人以下。41.7%为3人以下，主要为批发零售

业；31.3%为3人0;6人，主要为建筑业、农产晶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三是创业

形式较为灵活。45.8%为个人创业，29.2%为合伙创业；创业场地多为租赁，占62.5%，自有场地占29.2%。

（三）创业环境总体可观，农产晶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发展较好

一是创业情况总体较好。从次数看不多，63.5%创业1次，25.0%创业2次，

需创业3次以上只有6.3%；从创业至今时长看较长，31.3%为4年以上，1年0;2年和2年0;3年分别为27.1%和18.8%。二是目前经营情况中等偏上。37.5%认为“良

好”，主要为农产品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49.0%认为“一般”；13.5%认为“不佳”。三是未来发展稳中求进。51.0%保持不变， 主要为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46.9%扩大规模，主要为农产品加工或规模种养殖业；2.1%缩减规模。

二、存在问题

（一）优惠政策宣传力度不够

据调查，在“当地政府有无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或扶持政策”的问题上，60.4%的受访者选择了␌不清楚”或␌无”的选项，并在“政府给予的创业优惠或扶持政策选择了其他”。据了解，受访者北海市合浦县石湾镇七里村的夏先生表示自己在村委工作，对创业扶持政策和优惠政策比较关注，但未发现能为自己创业提供帮助的政策。现有政策在产业规模、场地要求方面存在限

制较多，或者倾向于帮扶大规模种植业，如宜豆种植规模要求达到100亩才可以享受政策；或对场地环境方面限制，养猪场建立需要距离村居2公里0;3公里。钦州市钦北区青塘镇红村利先生反映，和小舅子合伙投资60多万元开办木片厂，

购买1台叉车、1台铲车及其他加工设备，投入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打工的血汗钱，不清楚有什么创业优惠或扶持政策，没得到过任何的帮助或补助，压力较大。

（二）创业资金扶持力度不大

据了解，在受访对象中81.2%的创业农民工反映创业资金主要来源是“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政府资助”占比仅为21.9%和3.1%，政府对创业资金扶持力度不大。如，百色市社马村黄某2014年回乡创业种植磨菇，总投入资金约95万元，创业以来没有收到返乡农民工创业的优惠或扶持政策宣传，没有享受到资金类奖补，由于银行贷款手续复杂，经营投入的资金以自有资金和民间贷款为主。

（三）销售渠道和形式匮乏，抗风险能力低

调研的101名创业农民工中，54.5%和37.6%的受访者反映“市场开拓艰巨” “缺乏销售渠道”，销售渠道和形式匮乏，受市场供求和价格影响大，农民工抗风险能力不足。钦州市灵山县大黎村委罗先生反映，2020年发现养猪获利较高，就辞职返乡从事养鸡和养猪创业，但由于对市场风险预计不足，2021年猪

价下跌，目前已亏损了二十多万。梧州市苍梧县石桥镇泗岐村易先生表示因为缺乏销售渠道，加上对市场供求预期不足和受市场价格波动大的影响，2021年种植的茄子收购价格为0.2元/斤，只能勉强抵消雇佣工人采摘成本。新建村村民李先生的家庭农场产品主要销往广东，受近期广东地区爆发新冠疫情影响， 只能在本地销售，2021年上半年销量比2020年同期下降50%，销售价格也低于广东地区。

（四）缺乏技术和人才问题

调研的101名创业农民工中，27.1%和28.1%的受访者反映“缺乏技术创新” 和“技术人才”。农民工返乡创业除了微型的家庭作坊外，上了一定规模的企业深感人才缺乏。玉林市博白县凤山镇的刘先生返乡投资创办了制衣厂，由于刚起步，刘先生面临诸多创业困难，如资金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工人技术有限等问题。刘先生表示，目前最主要问题是缺乏熟练的技术人才，厂里订单经常无法按时完成。贵港市港南区某镇致富带头人李某表示，缺乏有知识文化又能吃苦耐劳的年轻人加入。如村里有资金购买无人机用于无人机施肥，但缺少有一定文化知识，又愿意学习的年轻人。

三、几点建议

（一）加大返乡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和落实力度

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的订单不足、资金周转困难等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拓宽销售渠道、发放创业补贴等具体扶持政策，利用社会和企业资源解决销路问题，提高各种扶持创业补助、补贴的使用效率，切实帮助返乡创业农民工解决燃眉之急。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政府、村委，深入各工业园区、乡镇、村委进行排查，了解返乡农民工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名录库，根据实际需求，进一步细化本地本行业的农民工创业帮扶政策，定期跟踪、回访，了解农民工创业项目的经营情况和相关诉求，及时宣传和落实各项创业扶持政策，让更多的农民工了解、掌握政策情况，加强政府与农民工创业互动互联，发挥政策导向，用好政策效果。

（二）拓宽融资渠道，发挥好小额贷款“及时雨”功效

拓宽融资渠道，给予贷款优惠政策倾斜，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小额担保贷款，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金融支持。针对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活动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与信贷支持，切实发挥好小额贷款“及时雨” 功效。据调查，56.3%认为小额担保贷款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帮助最大，这个

比例是最高的。对未来的创业发展，也有50.0%希望政府在小额担保贷款继续加大力度。目前，很多创业实体规模不大，小额贷款作用值得可期。在不违反现行政策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国家能适当给予地方一定的灵活操作权限，有效扩大小额贷款的广度和深度，发挥好小额贷款助力创业的作用。

（三）加大返乡创业培训力度，增强企业抗压能力

针对创业人员需求，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定向、分级、分行培训。一是开展基于创新素质的创业培训，帮助返乡农民工完成从劳动参与者到经营管理者角色的转变。积极组织讲座、培训提升农民工创业能力，邀请创业成功典型、先进创业带头人开展创业指导，对乡村振兴之下农民工创业突破口、农民工创业规划、投融资策略，以及当前最新就业创业政策等内容进行解读，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发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热情。二是开展基于职业教育提升农民工素质的培训。根据创业农民工需求，结合创业农民工文化教育程度整体偏低，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培训关于创业方面的补贴力度。将创业补贴发放与参与职业培训教育相挂钩，严格培训后人员考核，对创业实体进行审核，通过补贴激励创业单位壮大发展，帮助农民工获得实实在在的创业成果。三是创建技术服务平台，为农民工创业提供有效信息和服务。增加乡镇技术人员的职数对农民工创业开展经常性的踏田实地指导，开设综合技术平台，吸收各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为农民工创业遇到的问题在线答疑。建立农作产品交易的信息化平台，丰富销售渠道，便于返乡创业农民工以最优的价格和最快的时间达成交易，进一步增强农民工创业抗压能力。

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建议

赵婧雯

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主要经济形式，是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和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2019年在乌镇举行，会上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正式启动， 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六个试验区获批开工建设。会议公布了《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强调在数字经济要素的资源配置、流通机制、新型生产关系等方面，各试验区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结构转型的特征进行深入的探索，充分发挥新的活力［2］。展望未来，在数字经济空间布局、产业集群、生态环境等方面，试验区将更加具有探索和创新意义，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建设的先行示范区，为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治理提供新模式、新路径。因此，通过对试验区建设进展进行动态的跟踪和观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转型的理念、模式和路径。

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的定义，刘雷梳理了数字经济的内涵定义，分析当前数字经济的典型特点，并针对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发展重点和努力方向［3］。魏中龙对当前的数字经济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数字经济新的定义，并从八个层面对其本质特点进行了剖析［4］。二是数字经济统计的分类与测算，许宪春等在深入分析数字经济规模核算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监控，为中国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5］。吴翌琳等从广义概念视角明确数字经济统计界定［6］。三是数字经济相关的实证研究，韩璐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人才集聚和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7］。叶胥等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行业、技能三个层面就业结构的影响［8］。程文先等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非线性化特征［9］。

关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研究，学者们从试验区发展情况、经验做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指出了试验区的发展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徐滢对各地政府工作报告及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对六个试验区进行了调查，并对其在基础设施、政策法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体系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进行了研究［10］。覃剑提出试验区的建设前景，认为要从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设模式等方面入手，然后形成一种可复制利用且受欢迎的经验［11］。李志起等对试验区的发展路径、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相应建议，为更多省市的发展提供借鉴［2］。韩骞等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关联评价指标体系，对试验区的科技创新投入与数字经济发展效果的关联评价进行了研究［1］。这些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支撑。

综上，可以发现，虽然已有研究大多直接对试验区的发展情况、经验做法进行了探索，但缺乏相关数据资料对其进行理论支撑。鉴于此，我们在总结了目前的研究成果后，收集近年来试验区的相关数据资料，结合各地区出台的政策，通过数字经济规模、信息化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交易水平和发展路径等方面来分析试验区的发展现状。并从统筹规划、治理水平、技术创新、法治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二、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设立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和四川省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其2021年GDP总量占全国GDP的32.25%。近年来，我国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围绕数字生产要素充分流通、数字要素高效配置等数字经济发展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试验区建设与探索工作，并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一）数字经济规模逐步扩大数字经济规模是反映一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数据统计（见图1）2019—2021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均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从总体来看，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由2019年的12.3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6.2万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4.8%。从不同试验区来看，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是广东省，其占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数字经济规模总量的36.4%，其次是浙江省（占比22.2%），最小是重庆市（占比8%）。2019—2021

年，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数字经济规模从2019年的1.1万亿元、2.7万亿元、1.7万亿元、4.9万亿元、0.5万亿元、1.4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39万亿元、3.6万亿元、2.3万亿元、5.9万亿元、1.3万亿元、1.7万亿元，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2.4%、15.5%、16.3%、9.7%、61.2%、11.2%。由此可知，自2019年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建设后，六个省市的数字经济规模受试验区建设影响都得了良好的发展。其中，重庆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长最快2021 年重庆市数字经济规模增速超过20%，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贵州省。

（二）信息化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是在信息化技术和平台的共同推动下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其与信息化发展高度相关。信息化发展是指通过信息化技术把信息资源与服务平台相结合，从而逐步实现生产、运营的智能化。参照王海艳等［15］的研究，区域信息化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光缆密度、移动电话基站密度、电信业务总量和软件业务收入等指标进行衡量。

1.                  从光缆密度来看（见图2），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光缆密度除福建出现略微的负增长以外，其余均为正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光缆密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0%、7.12%、

-0.51%、10.42%、7.49%、6.21%。可以看出，2020年光缆密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浙江、广东、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20年光缆密度增长最快的是广东。

2.                  从移动电话基站密度来看（见图3），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移动电话基站密度均呈现增长的态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移动电话基站密度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05%、10.76%、11.38%、10.55%、11.01%、14.46%。可以看出，2020年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浙江、广东、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20年移动电话基站密度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3.                  从电信业务总量来看（见图4），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信业务总量均呈现增长的态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信业务总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5.93%、23.72%、20.80%、24.73%、22.56%、45.73%。可以看出，2020年电信业务总量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四川、河北、福建、重庆；2019—2020年电信业务总量增长最快的是四川。
4. 从软件业务收入来看（见图5），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软件业务收入除了河北和福建出现负增长，其余均为正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软件业务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47.84%、15.18%、-23.45%、14.79%、17.29%、15.08%。可以看出，2020年软

件业务收入从高到低

（三）互联网发展水平数字经济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互联网发展水平则是衡量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所谓互联网发展， 就是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参照已有研究，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等指标来衡量。

1.   从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来看（见图6），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只有河北、广东和重庆实现正增长，其余均为负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90%、-24.47%、-4.34%11.29%、0.38%、

-0.96%。可以看出，2020年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河北、广东、浙江、福建、重庆、四川；2019—2020年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2.                   从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来看（见图7），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只有河北、重庆和四川实现正增长，其余均为负增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9%、-9.63%、-2.96%-8.41%、0.62%、3.40%。可以看出，2020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重庆、福建、河北、四川；2019—2020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四）数字交易水平

数字交易是包括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的交易，其利用数字技术建立数字服务平台，以提升数字产业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参照已有研究，互联网发展水平可以通过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电子商务销售额和网上零售额等指标来衡量。

1.   从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来看（见图8），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8.45%、

4.27%、6.25%、4.63%、10.48%、6.78%。可以看出，2020年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重庆、四川、浙江、福建、广东、河北；2019—2020 年电子商务交易企业占比增长最快的是重庆。

2.   从电子商务销售额来看（见图9），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电子商务销售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电子商务销售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61.48%、5.60%、13.50%、1.21%、21.99%、9.94%。可以看出，2020年电子商务销售额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四川、重庆、福建、河北；2019—2020年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最快的是河北。
3.   从网上零售额来看（见图10），2019—2020年，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网上零售额均呈现增长趋势。河北、浙江、福建、广东、重庆、四川的网上零售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83%9.10%、16.31%、12.94%、9.07%、12.81%。可以看出，2020年网上零售额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广东、浙江、福建、四川、河北、重庆；2019—2020年网上零售额增长最快的是福建。

（五）发展路径各具特色

当前，我国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发展综合考虑了所在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发展状况等，已经形成了雄安新区以数字城市建设带动数字经济发展，浙江省以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福建省积极完善“数字福建”整体架构，广东省以“双轮驱动”+多维发力推动数字经济创新，重庆市多措并举强化数字化转型的要素供给，四川省以产权驱动创新做大做强数字产业的发展模式，为全国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发展探索崭新的路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试验区区域分布、试验重点以及具体措施如表1所示。

三、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制度体系不完备

当前，我国各省市存在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均衡、政策供需不一致的情况， 数字经济资源与应用资源竞争日益加剧，各省市纷纷积极构建数字经济发展制度体系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但由于缺乏统筹协调和省份间的分工协作，一些区域在发展路径和举措方面纷纷出现了严重的同质化现象，例如各省市均提出在人工智能领域加快发展，但其中河北等省市并未列明细分领域及重点发展方向。由于数字经济企业间使用的业务架构和体系不尽相同，使得数据在联通、整合、共享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出现较严重的“数据孤岛”现象，例如根据

《广东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018—2020年）》显示，广东出现超过4000 类“数据孤岛”。

（二）治理水平不高

政府必须正确认识数字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理性地分析这种经济形态发展的道路。政府在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上缺乏对它们之间协同性的考虑。在建设过程中，没能充分考虑到试验区发展的基础条件以及实际需求。项目管理的制度不够健全，工作管理机制也不够完善。例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河北省政府和财政的数字化转型明显滞后，体现为数据标准不统一、政务平台分散等，特别是对财政数字化转型而言，河北省尚未打破部门间“数据烟囱”。

（三）创新水平滞后

我国的数字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即使是广东省和浙江省等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地区，在核心技术方面的研究也仍然比较弱［17］。并且，各省市还存在创新人才引进不足、技术创新水平不够、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不足、数字软硬件存在短板等问题。从各省科技经费投入情况来看，2020年福建省、河北省和重庆市R D经费投入强度分别为1.92%、1.75%和2.11%，排名居第12、13和16位。从引领创新浪潮的独角兽企业看，2021年我国共有301家独角兽企业，前六名分别为北京（91家）、上海（71家）、深圳（32家）、杭州（22家）、广州（10家）和南京（10家），而福建省和河北省都只有1家。

（四）法规政策不健全

目前，试验区都相继出台了有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例如《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福建省大数据发展条例》《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和《重庆市数据条例》等。但当前只有广东省出台了

《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其余试验区均未出台实施专门的数字要素市场建设方案。并且，六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出台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法规未能很好地将数字化要素与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有效的融合， 使得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激励机制不足；统计指标体系存在行业代码多、统计口径不统一、实施难度大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评估数字经济的实际情况以及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直接、间接带动效应。

（五）经济发展存在差距

从试验区内部发展的格局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也就越高，试验区数字产业的发展也就越强。并且，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更有利于吸引技术、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也更有利于推动试验区的发展。2021年，河北省和重庆市的GDP排名相较于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来说比较靠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发展不足。从数字经济规模看，2021年浙江省和广东省的数字经济规模分别达到3.6万亿元和5.9万亿元，而河北省和重庆市均未达到1.5万亿元。

四、推动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统筹规划

根据独特的区域产业特色、发展基础、战略需求等，积极完善目标体系， 实现精细化和差异化的发展，制定并实施具有独特发展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例如作为全国互联网产业发展高地的浙江省应当积极将各类产业与互联网融合，形成新业态、新模式。各省份之间也需要积极应对和推动变革的强大合力，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进。认真研究编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中、长期规划，确保目标不要太大、太空，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理念和实现路径，提出发展目标和主要预期指标。在新型基础设施和不同行业中，应该制定顶层设计和专门的标准，以推动数据的标准化，打破“数据孤岛”。

（二）提高治理水平

应当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政府的业务协同和管理能力，打破分散的“信息孤岛”，推进政府信息系统的集成和共享，实行差异化的监管。要加强工作管理，例如项目申报评审、专家咨询、绩效评估等。要强化对数字平台的监管， 特别是那些在行业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业务范围十分广泛的平台。要允许企业在许可范围内进行尝试，应对一些行业规模不是很大的企业或者一些新兴业态给予适当的宽容。在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实际需求和基础条件，防止新的生产过剩［11］。要推动信息安全、开放、共享，提高社会数据资源的价值，完善数字要素的市场化运作，促进数字经济的创新要素价值流通在国内领先。

（三）提升技术创新

各试验区要加强科技创新研发水平，构建产业、地区的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平台，加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不断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新模式。要加强创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激发创新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重要技术人员实施激励，继续增强核心技术方面的研究。积极鼓励企业、高校院所不断

加强研究投入，支持地方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加强合作，打造政产学研一体化数字创新人才培养基地。通过政府采购、税收优惠等方式提高关键数字软硬件的自主研发、设计、制造，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自主可控， 推动数字软硬件与传统基础设施的融合，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支撑。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需要得到有效的利用和持续的发展，打破企业想依赖原有路径和“不想”数字化的想法。

（四）优化法治环境

要为新技术、新要素的发展和运用提供相应的法律保证，健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18]。在管理制度、政策、法规等方面，要推动数字化要素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融合，打破体制机制壁垒，强化区域政策协调，制定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特点相匹配的年度评价机制，推动共建共享。在知识产权保护、公民隐私保护、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等配套支持政策方面，应当积极推进改革。与时俱进地调整法规的内容、监管的形式，推动治理向科学化、精细化和精准化方向迈进，促使数字经济向法治化、规范化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潜力和发展活力，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五）促进经济发展

要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带动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促进形成强大市场。努力满足各方面的消费需要，提升产品的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和旅游等服务业的不断发展，改善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更好地激发居民的消费需求。继续保持各省市消费持续不断扩张，牢牢把握居民消费向中高端升级的大趋势，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不断开拓和升级我国消费市场。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切实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健全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有效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运营模式实践与探索

帅长斌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新一轮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对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及其子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剖析了其在平台化运作、构建投融资体系、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好的做法，供国有资本运营类公司借鉴，并在发展战略、投资布局、市场化改革、风险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参考性建议。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自此，全国拉开了以管资本为主的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序幕，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陆续改组组建，推进国资国企分类、分批授权，进一步激活市场化经营机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着力推动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

自2014年起，国务院国资委先后选择国家开发投资集团、中粮集团、中国诚通控股集团、中国国新控股等21家央企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以来，中央和各省属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在“定战略、调结构、创模式、试机制、强党建”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运营模式逐渐清晰成熟，综合实力、竞争力、影响力得到较大提升，出现了一些做得较好的、值得借鉴推广的经验做法。

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组建于2017 年，是全国较早推进两类公司试点的23家国资运营公司之一。经过5年努力，逐步打造了资产运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融资租赁等业务板块与运作平台， 管理（参与）33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到2021年底，该公司资产总额从1478亿元增长至2620亿元，净资产从344亿元增长至690亿元，净利润从21亿元增长至108亿元，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国有资本运营“浙江模式”。

对标一流，打造国资运营平台标杆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宗旨是围绕经济发展战略和国有资本发展规划，以市场经济环境变化为基本导向，以资本运作为基本手段，在优化国有资本结构中， 不断发挥国有资本的导向作用和职责功能，不断创造新的经济价值，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和增值，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国资力量。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立足

“资源配置、资本运作、战略投资”平台功能定位，坚持服务于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经营机制，发挥功能优势、专业优势、资金优势，在支撑政府重大战略落地、国资国企整合重组与改革、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一）资源配置平台

国资国企改革主要内容之一，是推进国资国企产业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推进政企经营性资产脱钩，实施国资统一监管；推进低效无效资产处置， 提升国资国企资产质量。

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坚持一企一策，针对主业突出、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通过改制改革、资产剥离等措施，支持其做强做大；对体量较小，业务相关性较强的企业，实施合并同类项，开展专业化经营；对低效无效资产，坚决处置变现；通过发行抵押贷款支持票据（CMBN）等资产证券化手段，盘活存量房产。

截至2022年6月底累计实现存量项目、股权债权、土地房产、不良资产等退出变现约179亿元。

（二）资本运作平台

国资国企监管体制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资本运作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最重要的经营手段之一。以资本为纽带，充分发挥资本流动属性，通过资本巧妙腾挪运作，实现资本保值增值。

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通过参与引战混改、接收非主业资产等，支持物产集团、建设集团完成整体上市，参与省交规院、省军工集团等6家国企混改；组建上市公司定增基金，积极支持省内上市公司再融资；联合各地市国资，组建首期规模15亿元的浙江省战略配售基金；联合其他资本，广泛参与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推动上市公司产业转型升级；联合当地政府，参与上市公司大股东纾困项目，维护社会金融稳定。

（三）战略投资平台

战略投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赋予国有企业的历史使命，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过程中赋予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新平台的重大责任。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对战略性重大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引领带动社会资本跟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

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通过发起设立母基金、产业基金、专项基金等，同时

与央企、省地市国企、民企、券商、银行等联合组建特色投资基金，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年度投资比重超过36%，带动社会资本跟投超300亿元。5年培育上市企业合计15家。

良性循环，构建投融资体系

“管资本”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核心功能与主业。“管资本”就是要解决“钱从哪里来”“钱投到哪里去”“钱在一投一退中实现保值增值”三大问题。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通过搭建投资平台，创新投资业务体系，广泛发展投资“朋友圈”，开拓融资渠道，构建了良好的投融资生态圈，实现投资与融资的良性循环。

（一）打造自主投资平台

根据战略功能定位，在整合原有投资平台的基础上，新设增加不同功能定位、差异化发展、市场化竞争的多种投资平台，形成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融资租赁、国企改革、国有资产证券化等投资平台，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投资组织架构体系。

（二）构建“4+2”基金群

发起设立国企改革发展基金、国有资产证券化基金，联合银行投资机构发起设立新兴动力基金，与头部券商共同组建新兴产业基金，代表省方牵头参与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二期）、国新国同投资基金，初步形成“4+2”基金投资群体。加大资本运作及资本市场投资力度，组建上市公司定增基金、IP0战略配售基金、国资ETF基金等。加大与产业资本合作力度，分别组建大消费产业基金、生物医药S基金等。合计管理（参与）33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三）创建“四系四化”业务体系

充分利用试点的特殊机遇期，积极改革创新，主动融入市场，努力创建更加市场化的业务体系。推进“四系四化”业务体系再造，深化健全“投研体系、投决体系、投后体系、责任体系”四套体系，锚定“机制市场化、团队专业化、管理数字化、定位差异化”四化方向，完善投资业务运行机制。

（四）组建“国资运营联盟”

牵头各地市20余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发起组建“国资运营联盟”。近2年来，联盟谋划开展了“十四五”规划研讨会、国资基金专题研讨会等专题论坛， 基金合作、产业项目等10余个项目相继落地，金额近40亿元。联盟已成为各成

员单位开展工作交流、资源共享、业务合作的区域性平台。

（五）广泛发展LP（有限合伙人）“朋友圈”

以“4+2”基金为主抓手，广泛开拓发展LP（有限合伙人）“朋友圈”，建立与央企、券商、银行、省地市国资、知名民企、产业集团等的战略合作关系， 成立5年来，累积对外募资近30亿元，引领带动社会资本投资约300亿元。

（六） 积极创新信用融资方式

积极发挥AAA信用评级和持股企业并表优势，创新融资品种，通过注册基金债、优质企业债、国企改革专项债、储架式公司债、CMBN（抵押贷款支持票据） 等债券品种，努力拓展融资渠道。

优化体制机制，持续提升治理能力

2020年下半年开启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体制机制改革是其核心内容之一。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推进分级授权为突破口，不断引进、实践、创新市场化经营机制，企业治理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

（一）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秉持“党建强，发展强”的发展理念，切实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研究制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顶层设计方案， 理清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将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各环节有机融合，较好发挥党委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为公司稳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二）开展董事会决策授权

在确保“接得住、管得好、用得活”国资委对公司授权的基础上，开展董事会对经理层决策放权，完成资产运营管理、财务管理、项目投资、公文审批、用印审批5大方面51条授权事项，持续提升经理层执行力。以权力“授得出、接得住、行得稳”为原则，坚持“一企一策”，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团队能力强的子企业董事会进行授权，压缩决策流程。

（三）建立经理层任期制与契约化

深入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在公司本级和所属控股公司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覆盖率达到100%。层层明确权责利，做到考核层层落实、责任层层传递、激励层层衔接，以业绩目标论英雄，实现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增能减”，实现管理层激励约束机

制市场化。

（四）探索团队跟投制度

建立强制跟投机制，将权与责紧密捆绑，子企业经理层出资占到跟投比例的80%左右。建立超额业绩激励机制，跟投团队可以从超额收益中分段提取业绩奖励，超额收益越高，提取比例越大，极大激发了投资团队的积极性。

（五）深化三项制度改革

积极探索市场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全面推行用工市场化选聘、中层管理人员竞聘上岗、岗位不胜任退出等制度，建立“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与知名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打造内部微课堂、宣讲员等内培平台，推行挂职交流和轮岗实践，建立广泛的人才培养机制。

（六）推进数字化改革将数字化改革作为建立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抓手，以此大力推进公司的规范管理和效率提升。不断深化OA系统建设，建立财务共享中心，全面推进投资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统、大风控系统、大监督系统、人力资源系统、党建数字化等业务系统建设。

（七）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

根据投资业务极为市场化的特点，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充分保护和调动了全体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

对建设国资运营平台的相关建议

近几年，省以下市、县积极推进国资监管体制改革，陆续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截至2021年8月底，全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投资运营公司52家（中央2家，地方50家）①。中国国新、上海国盛、重庆渝富、浙江省国资运营公司等在运营模式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与实践，为后来组建的其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提供了参考借鉴。但对照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还需要在进一步激活市场化经营机制，提升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战略引领力方面继续不断地探索与创新。

（一）强化战略引领

提高战略站位，深刻认识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带动、托底和基础作用，勇于担当起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战略使命。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国有资本改革与结构调整目标，依托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特有的功能定位，在国有企业整合重组方面谋划大思路，在国有企业产业专业化、证券化方面谋划大举措，在国有资本布局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谋划大项目。

（二）优化投资结构

兼顾战略性和财务性投资，统筹做好中长期项目和短期项目投资比例动态平衡，逐步提高战略性投资、大项目投资的比重，构建在区域、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与战略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资布局， 鼓励适当增加孵化阶段等前中期创投项目的投资力度，构建未来产业制高点。注重资本运作过程中项目有序进退，实现资本在流动中良性循环、保值增值。

（三）加强行研驱动

进一步加大战略研究、行业研究，提高对产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判。以产业某一细分领域、关键技术或重要环节为突破口，做深、做细研究，提升专业化能力。做熟、做透行业，对拟投或所投行业和产业链进行剖析，论证投资方向、工具运用、业务模式等，深耕行业，打造行业话语权与竞争壁垒。

（四）深化机制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薪酬管理的市场化水平，从绩效、跟投、持股等方面建立激励约束机制，构建以岗位价值为基础、以绩效贡献为依据的企业内部薪酬管理制度，深入推进项目跟投和超额利润分享改革试点，建立较具市场吸引力竞争力的人才体制机制。

（五）推进数字化赋能

继续推进管控数字化转型，实现投资项目投前、投中、投后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动态管控，运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全面风控管理和预警预示。加强对宏观政策、行业数据、投资标的经营情况等数据信息的收集分析，提升投资项目数字化管控的精准性。关注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加大对数字化经济的投资力度。

（六）完善风险偏好评估体系

做好项目风险防控，处理好投资与风险的关系，明确风控模式、风险容忍度。不同类型的项目，应有不同的与之相适应的风险容忍度，通过建立风险偏好指标体系进行评估。进一步完善容错免责机制，让团队敢于试、大胆干。

（七）建立健全合规管理

高度重视合规管理建设，打造业务部门、合规部门、监督部门三道合规管理防线，突出公司治理、投资决策、资本运作、市场交易、融资担保、合同管理等重点领域合规管理，有效防范和控制公司投资经营风险。

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问题与对策

温毓敏

一、引言

现阶段河南省的科技中小型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质量下降、发展速度减缓等情况。在此背景下，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将日常管理重点放在创新管理模式上，这不仅能够实现管理与项目的充分结合，提高人员的参与积极性，还能为企业在日常工作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保障，达到促进河南省中小型科技企业长远发展的目的。为了确保未来科技型中小企业依旧能够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更好完成人员凝聚力的提升，本文将对管理模式进行针对性的创新分析与研究。

二、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概述

1.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界定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以专业员工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化中小型科技企业，在产品的结构与分布上主要是以产品研发与销售、信息化服务为主，通常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盈亏以及科研资金会自行负责，因此政府在此方面的帮扶力度也较小。现阶段我国在企业的划分方面主要是以经营规模为条件，从注册资本、营业收入等方面出发，衡量企业的性质。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概念为依托科技人员从事科技研发活动，并利用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将其转化为高新技术产品的形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小企业。如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定义也变得更加清晰，通常要求企业内部的员工数目不多于500 人，资产总额在两亿元以下，年销售收入小于等于2亿元。所有满足以上情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都可以去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在河南省科技管理部门审核确认相关信息符合实际情况之后，方可以享受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人员补贴、纳税关照等政策。

2.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特点

1.   研发费用支出多，资金需求量大科技型中小企业顾名思义需要时刻进行创新发展，促进新技术的产生与优化完善，因此对于这种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中小企业发展来讲，应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这就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技术开发，不断满足市场上对产品发展的需求。技术的研发需要大量的新型设备，这样才能够保证技术应用测试可以如实地反映技术情况，降低测试中出现

问题的可能性，以此保证最终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以上这些工作都会产生大量的成本支出，具体包括：人力、资源、技术、设备等。科技型中小企业对技术创新的要求非常高。

2.   高风险、高收入由于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科研工作的进行会产生大量的资金浪费，因此很容易出现资金风险，一旦企业研发失败，前期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都会成为财务方面难以收回效益的成本。同样，若科技研发成功，能够投入到后续的产品研发中便可以申请技术研发专利，得到很高的经济效益，更好地帮助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真正达到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
3.   科研企业创新能力强第三产业与工业发展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 展模式不同，其产品种类主要是科技研发的信息化设备和软件等，因此这类企业在日常管理以及人员招聘方面也更加重视学历、学习能力等。同时企业的研发团队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习与研究，有较好的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上这些情况也导致中小型科技企业必须不断提升自我实力，加强信息化、科技化的创新，拥有其他企业难以复制的核心技术，这也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相比其他行业更强。

3. 河南省科技企业发展状况

现阶段，河南省在税收方面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了大力的扶持，以此帮助企业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能够良好地进行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发展。据调查，在2020年全年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共实施各类科研项目37826项，带动研发投入167.3亿元，累计获得知识产权9.6万件。这也彰显出河南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近几年的发展速度变得越来越快。根据调查发现，虽然企业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在员工的能力水平方面却依旧难以满足发展需要，与发达地区相比， 河南省的专业型人才比例较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河南省的地理条件的制约，导致很多企业在研发资金方面较为匮乏，难以进行投融资管理。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帮助小微型企业的创新发展。

三、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存在的问题

1. 资金不足，投融资较为困难

充足的资金投入是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进行管理研发创新的基础。但是现如今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却由于资金不足难以进行投融资，这也局限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第一科技型中

小企业没有可以进行抵押的资本，在厂房以及设备上都不能符合大型贷款的需要，因此在金额上经常会出现风险；第二很多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营依旧停留在传统的方式上，因此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概率较小；第三现如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本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很多资本的帮助都是针对大型企业， 忽视了小型企业。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能力。

2. 孵化器平台不够完善

孵化器平台的建设可以良好地为中小型企业的生产、销售等全过程提供帮助，从而使科技型中小企业能够高效地度过前期发展阶段，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以及综合水平。在2014年河南省便针对孵化器平台这一情况制定了《河南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这也直接促进了孵化器平台在中小型企业发展的应用，但是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却也逐渐显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由于不同地区的孵化器平台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使用效果上也有所不同，对于省级孵化器来讲可以良好地与相应政策进行融合，但是乡镇地区却难以直接享受政策上的帮助；其次，孵化器平台的搭建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必须购买先进的设备才能够发挥其作用，对于孵化器建设来讲，资金的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难以满足孵化器平台的需要；最后，专业性技术团队较少，河南省的孵化器平台有着明确的规定，管理人员应该保证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占比27%，这样才能够更好地保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有效发挥制度的作用，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职称人员以及学历达标人员的占比却很少，与要求不符。

3. 技术型专业创新人才匮乏

技术型人才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虽然近几年来河南省的各级政府已经帮助企业进行人才招募，但是由于省内自身的高校建设较少，因此专业型人才出现了严重的匮乏。此外很多专业人才更加倾向于去一线城市进行个人发展，进入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占比很低，无法帮助企业进行不同阶段的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专业领域人才的操作，因此企业要加大对于管理人才以及技术人才的引入。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长远发展来讲，主要是资金与技术。若缺乏对信息化技术领域的专业人才，则会使企业难以形成一支专业技术团队对相关系统进行定期的优化升级，反之若企业能够对管理以及技术及时进行完善与发展，就能够帮助企业决策以及发展更加具备科学性。

四、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创新的具体路径

1. 创新企业融资模式

1.       信息化金融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来讲应该不断拓展融资发展方式。现阶段已经逐渐出现了互联网小额贷款，这种方式也可以解决中小企业发展以及创新上的燃眉之急，但是企业的财务人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分析财务风险，降低小额贷款中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为了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产业链的发展需求， 需要加大力度发展企业的价值链融资，将科技企业的产业化进行完善。在价值链融资中，需要把价值链作为核心内容，并将其中的各个环节做好完善，以应对价值链中各价值活动的参与者的个性化需求。

2.       融资渠道的发展筹措资金时必须要对多种融资方式进行全面考虑， 对其性价比进行严格比对，进而将企业的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利用股权融资进行资金的筹措很容易由于股票的发行数量过多，导致企业股东控制权被分散， 使企业管理存在隐患，而发行债券的措施则具有时间跨度长的缺陷，并不适用于急需资金的部分企业。信托投资基金作为融资的新渠道，其对发行的门槛要求较低，具有多种多样的分类，能够为企业的资金筹措开辟新的道路。与其他融资方式相比，此类融资方式只需要企业具有稳定盈利的项目，进行评级时， 其目光集中在项目本身的盈利能力而非企业。

2. 完善孵化器平台建设

河南省孵化器平台的建设主要包括事业单位、企业、科技园等几种类型。孵化器的建设需要符合相应标准，以省级为例需要河南省科技厅进行确认。因此政府应该不断结合实际情况完善与优化孵化器的运行制度，形成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孵化器运行机制，这样便能够真正达到合理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资源浪费，整合相关信息的作用。此外建设孵化器平台离不开资金的支撑。

3. 引入高端科技型人才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与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也必须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创新研发效率，政府需要加强对科技中小企业的推广力度，改善不合理的就业思想观念，同时为了避免因地区经济水平不够发达，无法有效留住专业性人才的问题发生。需要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开展专门的培训工作，强化专业性的知识教育，并适当进行一定程度的资金补贴。人才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对于人才的需求很高，要大力推动河南省的教育，宣传教育对于

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为未来发展提供人才基础，同时政府要加强对于科技信息化的学习，可以通过举行相关专家定期培训的方式，提升企业员工的综合水平。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创新管理模式，加强企业竞争力可以有效改善发展质量。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要想占据一定的优势，就应通过建立提高人员个人能力、提升人员思想意识等管理措施，解决中小型企业日常管理不完善、人员能力水平不高、个人思想意识不强等发展问题，进一步促进管理模式的创新，才能更好地推动企业的经济发展，帮助管理人员提升队伍水平。

互联网金融下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与对策

湖北工业大学 陈钰瑞

中小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然而，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信用水平低、内部资产结构不稳定等问题“，融资难”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巨大难题。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不仅改革中小企业传统的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也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传统融资模式下中小企业融资难成因分析

（一）融资渠道有限。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传统融资渠道十分有限，主要有三种融资方式：银行贷款、发行债券、上市发行股票。在这三种融资渠道中， 仅银行贷款这一融资渠道可行性较高。但由于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小、发展不稳定、产品单一等原因，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即使获得了银行贷款，银行审批通过的贷款金额也不大，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没有有力的支持。且当企业在受到危机影响而面临资金问题时，向银行寻求贷款帮助，往往更难通过银行的信贷审批，这无疑是对中小企业的致命一击。

（二）融资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规模小、融资频率高且自身企业资产抵押能力弱，这使得企业通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债务性融资的可能性小。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更愿意将贷款发放至发展稳定的大型企业，因此，中小企业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债务性融资来缓解经营所需资金压力。没有融资支持的中小企业不得不选择不正规的融资渠道来缓解企业正常运转所需的资金压力。虽然这种私人融资方式能缓解燃眉之急，但却不受法律保护，也没有体制约束，融资风险高，为企业后续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隐患。

（三）中小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中小企业缺乏长期战略规划。我国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创立都是源于某一盈利点，以此来获取利润。创业者在企业战略的长远性上没有过多的考虑，缺乏对企业所属产业未来发展的展望。特别是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更加凸显出中小企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微弱，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无法对企业发展做出合理规划。其次，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匮乏。由于中小企业自身初期的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大部分是经营者自己投入或者向亲朋好友等借贷、筹集而来，且大部分资金用于拓展市场、购买

固定资产和研发产品等，所以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小企业。另外，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较低。不少中小企业仍坚持传统且落后的“家族式”企业模式来运营公司，这使得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往往形同虚设，特别是关于财务管理方面的管理制度。公司对财务部门的不重视、会计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以及会计信息的虚假情况，使得企业的真实财务情况无法被披露。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水平进行正确合理评估，因此中小企业在进行贷款时因自身信用水平低的原因，无法达到融资条件，往往在申请时不被审批或者少批。

二、互联网金融融资模式优势分析

近年来，中小企业逐步接触到互联网金融这一新兴融资模式，并开始利用互联网金融中的网络小额信用贷款、P2P网贷、众筹等贷款模式进行融资。互联网金融融资主要有以下三点优势：

（一） 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信贷市场中，银行等贷款机构由于无法充分掌握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及信用水平而产生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往往通过减少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力度来降低自身风险，因此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

互联网金融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大范围且准确地搜集并处理各项数据信息，为所需各方提供全面有效的数据结果。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信息找到最适合自身的融资信息，拓宽融资渠道，节省搜寻时间和降低融资成本。互联网金融企业可以对申请贷款的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盈利水平、现金流量等具体数据进行搜集及分析，并得出相关信息分析结果，金融机构便可以根据分析结果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额度，有效解决了盲目规避风险带来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 大大降低融资成本。互联网金融的一个显著优势就是信息效率高， 利用实时更新的数据库、完善的数据分析处理系统，互联网金融可以高效快速地筛选出最优选项，为中小企业以及金融机构都降低了信息收集的成本。中小企业在传统融资模式下，往往因线下的各种审批手续、操作流程等花费大量的人力成本以及交易费用，影响企业后续资金周转情况。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提供了线上的操作流程，有效规避了传统融资中繁琐重复的融资操作步骤， 节省了不必要的人力成本，简化了操作流程，减少了交费费用，因此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

（三） 有效解决信贷配给问题。传统融资模式下，金融机构无法对中小企

业信用水平进行正确评估，从而拒绝中小企业的贷款申请或者只满足部分贷款需求，无法有效完成资金配给。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信贷双方都可以借助大数据进行信用评估，金融机构能根据更多信息数据来综合分析企业实力，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有效避免了中小企业信贷配给问题。

三、互联网金融下中小企业融资存在的问题

（一）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安全性欠缺。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普遍运用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管理漏洞。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了避免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大量收集用户信息，虽然能因此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由于没有安全有效的网络信息监督平台，可能会造成信息泄露的风险。中小企业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中进行融资时，提供的都是企业最真实的经营情况及相关财务数据，若信息泄露，不法分子趁机利用内部信息进行违法活动，会使得融资用户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互联网金融企业也将失去信誉。

（二）企业风险防范能力薄弱。互联网金融平台在2013年后才开始在我国兴起，截至目前，互联网金融企业管理模式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互联网金融平台尚未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正式连通，也没有一个完善的企业信用共享平台，不利于融资平台规避风险，互联网金融企业也缺乏相应的风控机制。此外，互联网融资平台虽然为贷款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融资平台，但由于双方提交的资料和手续等都是线上办理，借贷双方可能为了简化流程、提高交易量等原因，导致资料的真实性以及审核流程存在漏洞。缺乏风控系统、不规范操作和没有相应监管机制的问题，都提高了融资风险，不少网贷平台因此停止运营。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近几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中，我国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对借贷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与借贷上限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但对于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纠纷的情况还没有具体的措施，且在真正实施中还存在着不足，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到实际中去。同时，融资平台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风险问题，需要相关政府机构的监管以及引导， 对金融平台以及借贷双方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尽快制定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建立起惩罚机制，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四、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小企业融资对策

互联网金融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有效渠道，但要想彻底解决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还需中小企业自身、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

（一）中小企业自身

1.   制定长远的战略目标。广大中小企业的管理具有思维短视、僵化的问题，这使得企业在面对不确定环境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风险、渡过难关。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应摒弃狭隘传统的经营战略，结合自身的经营管理情况，综合分析市场条件等外部环境因素，针对互联网科技迅速发展的市场特征，促进自身产品的研发创新，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迅速反应，及时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 制定出适合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
2.   优化内部资产结构，提高信用水平。尽管各大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均推出了一揽子低息免息贷款，同时互联网金融平台也简化了融资审批手续以及审批时间，但融资只是解决资金需求的“缓兵之计”。中小企业不能仅仅依靠贷款来缓解经营困难，在平时的经营活动中就要注重留存收益的积累，扩大自有资本规模，提高自有资本充足率，优化调整自身的资产结构。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信用水平。保障企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坚决抵制虚假的财务报表，真实反映出企业的现金流量、生产能力和偿付能力，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准确，帮助企业管理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也有助于提升企业自身的信用水平。
3.   提升对互联网金融的认识，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生融资模式，为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各种便利，在未来，互联网金融将成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因此， 中小企业要紧跟市场变化，主动学习了解各项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掌握运用这些新兴科学技术对企业未来的发展产生帮助。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应积极学习与企业经营相关的金融知识，主动了解以及运用互联网金融这一融资渠道，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融资模式，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二）金融机构

1.   提高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控制水平。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借贷双方资 金交易过程中均是线上网络虚拟交易，网络安全很难得到保障，可能造成双方的资金出现安全问题。因此，互联网金融平台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加大对网络安全技术的投入与运用，有效防范网络安全问题。互联网金融平台也有义务对收集来的企业信息进行保密，杜绝信息泄露问题，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另外，互联网金融平台应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析预警和防控体系，积极运用大数据和云

计算等技术手段进行风险识别，构建全面的中小企业信用系统，提升风险预警和防控能力，创造一个安全、便捷、高效的互联网借贷金融环境。

2.   鼓励金融产品创新。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覆盖面不断扩大，其所面对的中小企业也更为庞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因此，互联网金融企业应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供给支持，根据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定制个性化的新金融产品，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与中小企业构建新型竞合关系，促进借贷双方共同发展。

（三）政府部门

1.   构建完善的中小企业信用体系。目前，互联网金融平台尚未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企业征信系统连接，只能依靠互联网大数据功能搜集到有限的企业资料数据，无法掌握全面真实的企业信用数据，阻碍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因此，应由政府为主导，联合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以及信用评估机构等建立统一的信用体系。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制定一套适合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标准，综合客观评估中小企业的基本情况、财务结构以及偿债能力等，辅导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以及发展。
2.   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尽管互联网金融存在着风险性和不规范等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金融极大地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政府应大力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科学引导互联网金融合法规范发展。首先，可以根据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特点，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互联网金融的行为， 使得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有可靠保障。其次，发挥政府机构的监管作用，督促互联网金融平台采取提高准入标准、完善风险预警机制、保障数据安全等措施，政府部门也应尽快建立针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监管部门。

综上，中小企业融资难产生的原因是其本身特性所决定的，这一难题在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得到转机。互联网金融为中小企业融资创立了新渠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小企业在融资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高融资成本以及信贷配给问题，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但这种新型融资模式的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这就需要中小企业自身、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力，不断克服互联网金融的弊端，防范和化解危机，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问题分析探索与实践

陕西建筑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杨锋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力度越来越大、步伐越来越快。党建工作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国有企业增强自身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必须矢志不渝、毫不动摇地坚持。如何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既能继承和发展国有企业传统政治优势，又能很好地适应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要求，加强自身建设，促进企业发展，成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一个亟需解决的命题。

一、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

1.                  认识不全面。当前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在党组织设置上存有模糊认识，有些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设置党组织，势必要配备人员、增加各项支出、挤占经营时间。在党组织地位和作用上认识片面化，认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行使决策权，经理层行使执行权，党组织主要就是组织学习，开展活动。
2.                  定位不明晰。存在没有达成共识、便于操作的制度和规范，与混合所有制企业运行机制还不相适应的情况。党组织定位及运行机制不明确，对混合所有制企业运行特点掌握不充分，没有兼顾到多元化利益主体的需求，不能很好融入企业发展中，特别是存在为党建而党建，与企业中心工作脱节的情况， 党的活动机械化、党务工作号召化、教育方式套路化，工作缺乏吸引力、感召力，不能满足职工成长进步的实际需求，不能适应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3.                  作用不到位。存在党建负责人对于企业经营了解参与不够，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想参与又提不出好的意见和建议，存在会上听“报告”，工作当“陪衬”的情况。党员发展源头弱，由于用工制度的多元化，企业员工构成复杂，人员流动性大，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性不强，有的虽然综合素质具备， 但其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对党的认识和信仰不足，致使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出现断层，队伍建设工作处于尴尬境地。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济属性进一步凸显，加之党员的教育和管理灵活性不够，多样性不足，造成党建工作在企业的作用发挥上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二、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存在问题分析

1.                  思想认识的冲击。在企业内部不同程度的存在单纯强调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重视与经济相关的业务工作，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潜在的和长远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被现实利益所掩盖，致使产生重经济、轻党建的思想倾向。一些股东片面强调自身经济利益，支持、配合党组织工作的主动性不高，甚至在某些方面不自觉的对其设限。另外，企业对党建工作做不做、做得好不好， 缺乏评价标准，造成党务工作者工作缺乏压力感和动力源，从而出现了一种进而无功，退而无害的思绪。
2.                  功能定位的明晰。在国有企业之中，党组织的职责定位明确，作用发挥较为稳定。而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地位、职责、权限、工作方式， 目前还没有形成有效稳定的规定，党组织工作有时瞻前顾后、缩手缩脚。特别是对于新组建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言，缺乏成熟的党建工作责任制度，党务工作在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落地难、实施难、推进难的情况，一些党组织的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3.                  自身建设的创新。由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 在制度创新上相对滞后，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班子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目标责任及考核机制，造成工作开展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不够。随着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大部制、扁平化”的逐步推行，从事党建工作的人员减少，工作节奏加快，此时企业党的自身建设还囿于传统，疏于创新，就不可能完全适应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需要，就不会完全得到企业职工的认同。

三、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探索

1.                  坚持党组织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确保党的优势和现代公司治理体制优势有机结合。笔者所在单位面对各下属企业股权多元化的特点，深入践行“合作共赢”理念，尊重股东方权益，加强和股东方沟通，就如何做好混改企业党建工作达成了共识。一是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充分和股东方沟通，凝聚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在企业成立时即把党建工作写入企业章程；坚持“四同步”“四对接”，推动体制对接、机制对接、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确保了党建工作的有序开展；坚持“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在组织架构上将党的领导和公司治理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发挥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二是坚持重大事项党组织前置审议。制定《党委会议事规则》《“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实施细则（试行）》《党委会研究决定、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试

行）》等制度，明晰了党委会、董事会、股东会、经理层权责，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更加清晰，从而使党组织决策按照法律程序顺利转化为董事会、股东会的决议。三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决策相统一。对于涉及各下属企业的事项、报送的文件，严格按照公司法，企业章程规定的权限及党委前置审议的相关要求决策，形成了党委会、董事会、股东会和经理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支持、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运行机制。

2.                  坚持党管干部和遵守公司章程相统一，确保权责明晰规范运行。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相结合。一是坚持党管干部。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笔者所在单位党委将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聘相结合。一方面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组织部门对集团总部和各企业中由大股东委派的干部履行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程序。另一方面逐步探索出在委派各企业董事、监事时，按照企业章程，通过向股东方发函建议的方式进行干部聘任，既坚持原则，又尊重股东方，达到了凝聚合力的效果。对于经理层的任命，则坚持由各企业董事会进行聘任。二是激发董事会活力。本着尊重股东方管理方式和合理诉求的原则， 笔者所在单位管理参股、控股和代管企业中本方委派的干部，对于股东方委派的干部由股东方通过法定程序进行任免，对于一些处于交叉模糊地带的管理， 按照不留空白，协调管理的原则进行。通过这种方式，理清了各企业中大股东和各股东方对于干部管理的权责，维护董事会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增强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激发了董事会的活力。
3.                  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合力，始终围绕企业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切实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以党员为主体，以党建带工建、带团建为抓手，凝聚广大职工力量，激发青年青春活力。一是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互促共赢。坚持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谋划、推进、考核都要围绕经营管理和“第一要务”发挥作用，把解决企业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中的问题，作为发挥党组织和党员作用的舞台，把工作业绩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努力促进生产经营目标的实现。二是强化移动互联网的宣传优势。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领移动互联网阵地，净化网络空间，营造职工健康成长的网络环境。借助移动互联网强有力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有序做好企业宣传，展示企业经济建设成果、管理成效，展现职工工作、生活风采，用职工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正能量，激发新动能。三是发挥劳动竞赛的助推作用。结合各企业业务

模式不相同、发展阶段不一样等特点，积极探索开展不同业务间的劳动竞赛， 以完成年度经营业绩指标中的经济指标（合同签约额、营业收入、利润指标、资金回收率）为主要目标，以确保安全、质量、服务达到要求为重要目标，采取每月一评、年终总评制，有力推动了各企业生产经营工作，营造出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四是弘扬“向善而建”的企业文化。结合行业特性和发展阶段，将弘扬践行“向善而建”的企业文化作为凝聚干事创业合力的利器，通过专题讲座、主题活动、项目攻坚等形式，全面弘扬“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的企业精神，职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战斗力显著提高。

4.                  坚持以学习促党建，推动混改企业全面从严治党行稳致远。坚持把学习作为抓好、抓实、抓强混改企业党建工作的切入点，以学习坚定政治定力， 以学习夯实思想基础，以学习提升业务能力，以学习促进履职成果转化，真正以党的建设推进混改企业各项工作稳步发展。一是多措并举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将党内学习教育渗透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专题党课及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知识抢答赛、举办专题读书班等形式，将政治学习与企业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企业重点工作相融合，确保了在企业各项中心任务和重点工作中有党组织的声音、有党组织的活动、有党组织的形象、有党组织的作用。二是有的放矢推出微党课。借助微信公众号平台推出主题教育系列微党课，多角度、全方位、以点带面展示了建党100年以来的典型模范及重大事件，通过较短的时间，运用身边人、身边事来宣讲党的理论成果，让党员得到更为精准、更有共鸣的党性教育。三是与时俱进组织“周一诵读”。利用工作日早上十分钟的时间集体诵读，结合《学而时习之-读懂新时代的100个关键词》《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等书籍，围绕“新、快、实”特点，声情并茂朗诵，切实谈感受，变“一人讲”为“大家讲”，变“长篇大论”为“短小精悍”，变“单一型”为“多样化”，变“灌输式”为“互动式”，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增强。

加快打开“两山”转换通道 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 铜仁“两山”转换路径探索及启示

铜仁日报社采访调研组

（2023年1月5日）

锦江如黛，风光无限。家住在铜仁市碧江区八官溪安置区的居民卢芳容的小卖部又迎来了一批新游客。自铜仁乡村振兴产业带上的马拉松赛道建成以来， 依托旖旎的田园“光”景，如今露营、烧烤、农家乐等旅游业态为带上的村寨发展注入新活力。

走进宋家坝，层峦起伏、若隐若现的群山与悠然恬静的河水交相呼应，仿佛置身于一个“天然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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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畴沃野丰收忙，乡村气象满目新，农民日子美，田间村里的小故事，汇聚成乡村振兴的“绿色”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广袤大地生态正美起来、环境正靓起来。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画卷不断铺展。

自2016年省委对铜仁作出“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奋力创建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发展定位以来，我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科学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一路向绿发展，积极打通“两山”转化通道，焕发绿水青山活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绿色是铜仁最鲜明的底色。优良生态环境是铜仁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如何积极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将养在深闺的生态铜仁资源走向全国、全世界，是铜仁深处武陵腹地所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作为。前不久，铜仁日报社课题组深入武陵山区、乌江水系、锦江河畔，走进田间地头、村户农家，以新闻人的视角和笔触，感受黔东大地，记录下了过往铜仁积极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故事。

开新局顶层设计动力足推动绿色变革强势上扬

绿色，生命的颜色，财富的底色。

如何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机制，是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

铜仁成立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定出台多项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年度工作要点和重点领域、重要事项责任分工方案，形成了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工作机制。同时，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履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内容，作为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并实行“一票否决”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铜仁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铜仁不断深化、细化绿色发展理念、路径、制度，一系列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有力助推了铜仁绿色发展高地建设。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大力实施“生态立市”工程，深入践行“两山”理论， 先后编制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应对气候变化、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等20余项生态文明领域重要规划，其中《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6-2025）》成为全省第一个经同级人大审议批准实施具有法律效力的同类规划。规划提出以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为核心，麻阳河自然保护区、佛顶山自然保护区、黔东植被保育区、乌江水源涵养区为支撑，乌江、锦江、舞阳河和松江河生态廊道为纽带的“一核四区四廊道”生态安全屏障战略目标，为我市探索和创新绿色发展路径指明了方向。

目标指明了方向，法治为绿水青山护航。出台《铜仁市梵净山保护条例》

《铜仁市锦江流域保护条例》《铜仁市农村饮用水管理条例》等7部地方性法规， 不断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水污染防治监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2022年12月1日，贵州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次会议批准了《铜仁市中心城区山体保护条例》《铜仁市锦江干流大江沿岸建设管理条例》。我市两部地方性法规同时获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这在我市立法历史上尚属首次。

除此之外，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全面推进林长制、河长制、湖长制。自此，全市山水资源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绿色发展阔步前行。

激活力两山转化点“绿” 成金旺了产业富了乡村

古樟、村道、小溪、石桥，往江口县美丽乡村更深处走去，有一望无际的蔬菜地，有山间田野盛开的各色鲜花，有游人如织的景区化村庄，有整洁干净的村道村舍满目是景，处处蒸腾着乡村振兴活力，老百姓安居乐业，燃动着建设美丽家园的满腔热情。

近年来，铜仁始终围绕“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奋力创造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发展定位，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大力发展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兼具的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品牌农业、林下经济等，推动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

——念好“山字经”，发展生态农业。

地处武陵山脉腹部的铜仁，境内呈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群众饱受贫困之苦，近年来，铜仁大力发展生态茶、中药材、蔬果、生态畜牧、油茶、蜂蜜等优势产业，不仅让荒山、石山变绿，也增加了群众收入， 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山。

2016年至2020年，全市实施国家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坡耕地治理、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等工程，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224.23平方公里，总计投资46162 万元。结合我省十二大特色产业，重点发展茶叶、油茶、猕猴桃、黄桃等主导产业，实施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增加经济收入16亿元以上，增产粮食5800余万公斤，受益群众80余万人。

发展生态茶产业。我市抢抓东茶西移发展机遇，围绕茶产业建链、补链和强链，聚集资源要素，强化创新引领，突出集群成链，引进和培育了一批茶产业龙头企业。截至2022年7月，全市已建成茶园基地153万亩（基地规模位居全省第二），其中投产133万亩，实现茶叶总产量12.95万吨、总产值142亿元。有茶叶企业495家、茶叶专业合作社501家，引进了英国太古集团詹姆斯茶业有限公司、贵州贵茶集团、上海联合利华公司等国内外知名茶叶龙头企业落户铜仁。梵净山茶公共品牌在2022年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排名全国第30 位，品牌价值达到35.2亿元。铜仁坚持产业生态化，累计发展生态茶产业150余万亩。

发展中药材产业。目前我市已建成中药材基地80万亩，总产值14.9亿元。全市已培育规模化标准化基地279个，其中200亩以上规模化基地248个。印江自治县刀坝镇建成全国最大的黄精规模化基地、石阡县建成了全省最大的八月瓜种植及加工基地。种植规模位居全省第一的品种有黄精、玉竹、八月瓜3个。

发展生态畜牧业。目前，全市有天然牧草地面积283.74万亩，人工改良草地12万亩，冬闲田土种草7万亩，高大型高产牧草10.07万亩。全市生态畜牧总产值突破140亿元。

发展食用菌产业。充分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食用菌产

业。2022年全市规模生产菌棒10万亩（亿棒），实现产值50亿元。

发展水果产业。全市以“千亩村”“万亩片”“农文旅”一体化基地为示范引领，以“稳规模、调结构、增效益、树品牌”为目标，以沙子空心李、黄桃、万山香柚、脐橙、猕猴桃等优势单品为抓手，不断突出生态绿色、优质干净品质果品，建成黔东区域特色优势精品水果产业化规模化重点生产基地。目前，全市水果生产面积稳定在105万亩，建成10个“农文旅一体化”示范点基地， 形成玉铜松沿线产业带、梵净山沿线产业带、乌江沿线产业带。

——做好“水文章”，让丰富水资源“变现”。

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是贵州最独特的一个地理坐标，原始森林覆盖面积达95%，负氧离子每立方厘米高达18万个，是一个返璞归真、怡养身心、令人遐思神往的人间仙境和天然氧吧，同时也是乌江与沅江的“分水岭”，这座神奇的山汇集了秀丽的水。

据资料表明，铜仁市境内共有河流229条，年可开发利用淡水资源总量达132.21亿立方米；

山泉等浅层地下水资源量达31亿立方米，水资源十分丰富，温泉更是属水中之精品，是“全国独有，世界少有”，具有良好的医疗和保健作用，大量的温泉资源，为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载体。

2016年，铜仁市举办首届水博会，提出打造“健康水都”的发展思路。编制完成《铜仁市特色水产业五年发展规划（2018-2022）》，明确重点实施水源保护、开发利用、品牌建设、衍生及关联产业发展、产业融合等八大工程，为水产业发展提供科学引领，陆续制定促进水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编制招商引资项目，开展大招商，致力打造成百亿级产业，“水文章”越做越精彩，水产业呈现出涌泉式发展，条条绿水，已成致富新渠道。

发展饮用水产业。截至目前，农夫山泉、屈臣氏、好彩头等一大批知名水企业纷纷落户投产，把铜仁的深山好水搬出大山，同时培育了石阡泉都、梵净山泉、德江清心露等一批本土企业，全市水产业链条逐步形成、日益壮大。目前已申报注册“梵山净水·健康水都”“梵山净水·泡茶好水”等商标品牌。

发展温泉产业。开辟“温泉+”特色产业融合发展之路，着力推进温泉资源与大生态、大健康、大旅游深度融合，丰富产业发展业态，延长温泉产业链， 与商务、健康、保健、休闲和度假等功能融合，形成一种时尚的旅游业态。凭借丰富的地热资源，思南县也跻身为“全国温泉开发利用示范区”“中国温泉

之乡”。

推进“水+N”融合发展。积极打造温泉养生、康养休闲、度假旅游等新兴业态，建成以玉屏茶花泉、德江武陵陶缘、乌江山峡、梵净山大健康产业园为代表的农旅相生、水旅相融示范区，“梵净山珍·健康养生”“梵山净水·泡茶好水”“梵净抹茶·香溢天下”等品牌依水而生、伴水而长，“梵山净水·健康水都”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铜仁正成为人人向往的康养胜地。

发展生态渔业。全市累计培育各类渔业经营主体478家，其中有贵州东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口绿源水产养殖有限公司2家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市级农业龙头企业9家、县级龙头企业11家。目前正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名特优淡水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把生态渔业打造成绿色生态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和乡村产业振兴贵州样板。

目前全市水及关联产业总产值已达150亿元，成为拉动铜仁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支柱。

—打好“生态牌”，让绿水青山释放民生红利。

近年，铜仁市依托绿色底色，按照“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的理念， 推动生态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2021年初，贵州出台“旅游强省”新规划， 提出“旅游+多产业”发展思路，强调推动旅游业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

发展生态旅游业。我市发挥良好的生态优势，奋力推进全市旅游产业发展， 按照“市级抓龙头品牌、区县抓精品景区、乡镇抓特色亮点”发展思路，扎实推进梵净山文化旅游创新区建设，全市文化旅游业呈现结构优化、业态丰富、转型升级、亮点纷呈的良好态势，全市文化旅游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2018年，梵净山成功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并被列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

2019年2月，梵净山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选为2019年全球最值得到访的28 个旅游目的地之一，是中国唯一一个入选的景点；2019年11月，国际编号为“2150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梵净山星”；江口县入围2021年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全市旅游综合评价指标从2018年全省第六名跃居2019年全省第三名，入境过夜游增速2018、2019连续两年列全省第一名。特别是2021年9 月26日至28日，我市成功承办2021国际山地旅游暨户外运动大会和第十六届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乡村振兴产业带等重点项目惊艳亮相，全方位的展示了我市建设国际一流山地旅游目的地、国内一流度假

康养目的地的成果。

发展林下经济。近年来，我市围绕“四新”主攻“四化”，高质量推动林下经济发展，全市林下经济加速推进，取得较好成效。截至目前，全市林下经济利用森林总面积397.82万亩，综合产值54.84亿元。

推动大生态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按照大生态产业发展要求编制了铜仁市大生态项目工程包和大健康产业项目工程包，共包装项目6750个，实现铜仁市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项目库与国家重大项目库同步。注重以项目包装促进大生态与大健康项目融合发展，将生态资源有效转换为大健康产业价值，推动“生态+”与“+生态”并进，构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经济体系，促进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形成了“医、养、健、管、游、食”六大领域的大生态与大健康融合发展产业，同德药业、江口苗药等企业初具规模，铜仁苗人古城九龙湖休闲旅游综合体、江口旅游风情小镇、九龙洞温泉度假庄园等30多个大型生态健康养生项目已产生生态价值。

此外，我市依托政策项目支撑，全力抓实绿色经济发展平台建设，不断壮大铜仁生态建设名片，先后获批全国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全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省仅2家）。辖区内江口县、石阡县、印江自治县、沿河自治县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印江自治县、石阡县列入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县，江口县抹茶、石阡苔茶、玉屏油茶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先后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委认定为第二、第三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在全省12个国家融合示范园中我市占3个，我市被国家贸促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国家林草局评为2021年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江口县列入全省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江口县太平镇获得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印江自治县石漠化治理工程被保尔森协会和清华大学授予可持续发展奖等，绿色经济平台不断壮大成为铜仁生态建设的名片，成色越来越足。

促发展厚描绿富美底色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绿水青山是铜仁好生态的金字招牌。铜仁市生态旅游资源丰富，绿色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具备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客观条件。

开展GEP核算，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是铜仁市把生态效益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前提条件，是铜仁市高质量谱写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的有力支撑。

江口县率先开启“生态账户”试点，创新探索生态产品在金融领域的价值运用，在探索初期从绿色生态资产、绿色生态生产、绿色生态生活、绿色生态支付4个维度为5类市场主体分门别类构建生态账户指标体系和信息数据目录， 细化量化积分标准，推出了5套个性化《“梵净生态账户”积分评价标准表》， 设计评价指标147条，制定了系统的信息数据采集体系、核算体系、评价体系， 建立了健全的生态账户数字化系统。同时，将梵净生态账户信息收集与农村信用工程“整村授信”、普惠大走访、网格化金融服务有机统筹起来，打通生态、金融、经济之间的“转换器”，搭建绿色生态与绿色经济相互转换的中间“桥梁”，逐渐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金融效益的“多向互通”。

截至目前，江口县共创建“梵净生态账户”308户，利用账户积分评级授信5557万元，利用账户积分应用发放贷款1370万元，通过生态积分转换，平均授信额度提升1.8万元，平均利率下降10个百分点，真正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让更多群众端上了“生态碗”、吃上了“生态饭”。目前，我市已完成《铜仁市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行动方案》，着力构建了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换机制的完整制度体系。创新开展了铜仁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研究， 并在江口县试点开展常态化《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使生态系统自然资本的价值和社会经济接轨。建立一个与GDP相对应的、能够衡量生态状况的评估与核算指标，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区域内生态资产与生态保护效益，量化评估生态系统价值和绿色发展指标。试点成功后，在全市稳步推行。目前已完成了《铜仁市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核算报告》。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及时成立铜仁市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我市资产清查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已完成全市范围内10个区县全民所有土地、矿产、森林、湿地、草原等资源及市级管辖矿产资源的实物量清查，并完成价格信号采集、均质区域划分等工作，正在进行价值评估体系建立工作。江口县创新探索建立“梵净山生态账户”促进生态价值变现。

铜仁县县有穿城秀水、乡乡有青山绿水、村村有田园山水。

遍寻铜仁，我们发现美丽乡村提档升级下的不仅仅是农居环境的蝶变，还生成了由内而外的美丽蜕变，承载着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站得高、看得远，想得深、做得细，作为黔东门户的铜仁，不断激发乡村

内生动力，持续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加快打通“两山”转化通道，大笔描画景美人和、产业兴旺、生机勃发的美丽经济新画卷，为建设美丽乡村风景线添加铜仁注脚。

坚持人民至上共创美好生活 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发展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课题组

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重要评判标准。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超大城市发展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视察北京，对北京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强调北京要探索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 以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为导向，提出解决问题的综合方略。

北京市适应新时代要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北京工作和首都发展的重要指示和系列讲话精神。五年来，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大城市病”， 北京市坚持党建引领，坚持改革创新，以群众诉求为驱动，扎实推进接诉即办改革，全面回应群众诉求，着力解决城市治理难题，大力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的新路。

接诉即办改革是北京市委市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一领导、整体谋划、统筹推进的一整套改革创新举措。在接诉即办改革发展中，北京市委市政府将群众诉求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压实责任，狠抓落实，用实际行动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不断实现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鲜活的治理实践背后，是一条热线所撬动的城市治理革命，呈现出一幅党建引领、人民至上、依法推进的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北京画卷。经过持续不懈探索，北京市依托市民服务热线及其网络平台，从解决一件件民生诉求做起，

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接诉即办改革领导体系和工作机制。群众诉求解决率、满意率从最初的53%、65%分别提升至94%、95%，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接诉即办改革形成了以群众诉求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的新模式， 为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鲜活样本，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交了一份厚重的北京答卷。

一、改革开启与进程

接诉即办改革源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再到“主动治理”，接诉即办改革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一脉相承、相互衔接，共同构筑了接诉即办改革完整体系。

（一）“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城市治理重心“沉下去”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量任务在基层，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策落地的责任主体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

2017年，北京市在城市治理实践中最早探索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模式（见专栏1），并将其作为2018年全市的“1号改革课题”。2018年2月， 出台《关于党建引领街乡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在总结平谷区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建立起服务群众的响应机制。

2018年11月，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北京市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探索》，对北京市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出了明确要求。

“吹哨报到”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明责赋权。制定完善街乡职责规定， 明确街道98项、乡镇118项职责，明晰权责边界、划分条块事权。为街乡镇赋权， 重点赋予街乡镇党（工）委六项权力，如职能部门综合执法指挥调度权、职能部门派出机构工作情况考核评价和人事任免建议权等，使其“吹哨”管用。二是力量下沉。采用“1+4+N”模式，建立综合执法平台（即一支街道综合执法队； 公安、消防、交通、市场监管等四部门常驻；房管、规划国土、园林等部门随叫随到），进一步下沉执法力量，整合执法资源，有效提高了执法效能。推进街巷长制度，由街道干部担任，负责街巷的环境整治和文明创建。探索社区专

员制度，编制在街道，岗位在社区，承担社区建设指导工作。三是减负增效。严格社区工作准入事项，梳理任务清单，压减市级部门下派的工作事项、评比示范项目、证明等，集中开展社区填报表格清理，让社区有精力把该干的事情干好。按照“6办+1队+3中心”模式综合设置街道内设机构。

“吹哨报到”工作的改革实践，大大增强了条块合力、部门联动，推动了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向一线报到、向群众报到，实现上级围着下级转、部门围着街乡转、干部围着群众转。各区、各街乡镇依托“吹哨报到”机制， 对问题的发现、处置更加及时有效，重点难点工作取得新突破。

（二）从“吹哨报到”到接诉即办——各方治理主体“动起来”

为更好地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北京市进一步延展了“吹哨”主体，将群众诉求直接转化为“哨声”。各诉求承办单位迅速回应，推进诉求办理直达现场、直求结果。推动“吹哨报到”向接诉即办深化延伸，实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实践中，接诉即办与“吹哨报到”两者相互衔接、互为一体。特别是面对疑难复杂诉求，依靠“吹哨报到”机制，通过条块结合，合力解决。

从2019年1月1日起，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的、管辖权属清晰的群众诉求直接派至街乡镇，推动“吹哨报到”向全面受理群众诉求、解决群众身边事深化。同年6月，完善派单、考核、专项治理、挂账督办、重点问题协调调度等工作机制。同年10月，增设企业服务热线，设立接听和处理企业诉求的专席， 专门负责接收来自企业的“呼声”，实现企有所呼、我有所应，形成北京市统一的个人和企业诉求受理平台。2020年10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见专栏2），推动接诉即办改革不断深化。2021年9月，北京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以立法形式为接诉即办改革保驾护航，接诉即办工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党员干部工作作风和服务群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接诉即办”入选“2019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得到广大群众的肯定认可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经过实践探索，接诉即办逐步形成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对群众诉求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的为民服务机制（“诉求办理”工作流程见图1）。接诉即办是民生“晴雨表”，反映的是群众诉求，检验的是各级干部为民情怀和政府治理能力。“接”，是义不容辞的态度和职责；“诉”，是老百姓的期盼与需求；“即”，是闻风而动的理念和

作风；办”，是扎扎实实的作为与担当。

（三）从接诉即办到主动治理——基层治理效能“强起来”

接诉即办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能够立即办、容易办的诉求基本能够得到有效解决，剩下一些难啃的“硬骨头”，无法通过“有一办一”的方式简单快速解决，需要开展主动治理、前瞻治理、源头治理。北京市委市政府启动接诉即办改革之初就前瞻性地提出将有一办一、举一反三” 和“共性问题的主动治理”相结合，在推进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主动治理的实现路径。

2020年10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接诉即办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转化。2021年9月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中将主动治理单独成章，明确市、区人民政府应当聚焦诉求反映集中的高频次、共性问题，开展重点领域和区域治理，同时要求诉求承办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021年12月，市委深改委“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出台《关于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指导意见》，将主动治理实践探索进行制度化提升，明确了主动治理三项工作机制、十项工作措施（见专栏3），将制度力量充分化作治理效能。

接诉即办改革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深化，有效匹配了常规治理和专项治理的制度优势，在市级层面建立“每月一题”和治理类街乡镇两项工作机制。“每月一题”是从群众诉求反映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中，选取需要市级层面出台改革创新举措或存在跨层级、跨部门职责交叉的若干问题开展主动治理。治理类街乡镇整治提升工作是选取群众诉求集中、基层治理基础薄弱的街乡镇，通过强化资源禀赋、优化治理单元、开展专项治理， 持续缩减诉求问题。同时，各诉求承办主体在实践中也积极探索将诉求工单转变为主动治理任务，采取“冬病夏治”“未雨绸缪”“周期防治”“春风化雨” 等措施，推动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20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对深化接诉即办改革作出进一步部署，为接诉即办改革的未来发展擘画出清晰蓝图，提出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坚持“有一办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深化主动治理、未诉先办，集中破解高频共性难题。强化条块结合、部门协同、共建共治，更好发挥吹哨报到作用，提升基层自主治理能力。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探索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首都样板”。

二、改革实践与创新

接诉即办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以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 形成了党建引领、主动治理、法治保障、协同共治、科技赋能的崭新城市治理体系，开创出一条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新路径，奏响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乐章。

（一）坚持党的领导，构建系统协同的改革推进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接诉即办改革牢牢把握党建引领这条主线，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机制引领，充分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体现出党的领导在接诉即办改革全过程、各方面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重要作用。

1. 加强组织领导体系

加强对接诉即办改革的领导。市委常委会听取接诉即办改革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在市委深改委下增设“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负责全市“接诉即办”改革工作的统筹谋划、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连续3年被列入市委深改第一督察组督察事项。市政府主要领导不定期专题调度难点问题，研究改革办法，推动问题加快解决。分管市领导挂帅督办，每月以会议和现场检查等方式加强专题调度，围绕解决问题“听民意、解民忧”。

建立全链条工作责任体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突出“书记抓、抓书记”，各级党委政府将接诉即办作为“一把手”工程。市委书记主持召开区委（部门党组）书记月度工作点评会，各区委书记定期召开街乡镇党（工）委书记点评会，形成了从市、区到街乡镇各级“一把手”亲自领导、指挥、协调、督办工作机制。将接诉即办工作情况纳入各级部门年度党建述职评议考核，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日常考核，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参考。市纪委市监委对群众诉求办理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现象开展专项监督。

2. 贯通工作体系

一号受理、全面接诉。整合64条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将全市343个街乡镇、16个区、65个市级部门、46个国有企业和60个绿通企业全部接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平台系统。实现一条热线听诉求，全年365天.7x24小时快速受理群众来电。推动接诉即办向互联网延伸，开通首都之窗网站“12345网上接诉即办”平台，

搭建起以“北京12345”微信公众号为主，涵盖微信、微博“北京通”APP、“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等17个渠道的互联网接诉即办诉求响应矩阵。

快速直派、一单到底。按照诉求分类和管辖权属，编制共计2395项三级分类的派单目录，并实行动态调整更新，提升派单精准度。派至街乡镇的诉求， 街乡镇能办的快办，办不了的及时“吹哨”，配合单位迅速回应，推动受理办理直达一线、直达现场、直求结果。同时抄送区政府督促协调解决，在缩短群众诉求流转周期的同时，便于区委区政府加强统筹调度，缩短“条”“块”衔接周期，形成工作合力。

四级响应、协同办理。区分咨询、投诉、建议、应急等诉求类型，根据轻重缓急和行业标准，按照2小时、24小时、7天和15天分级处置模式，实行不同类型诉求四级响应、差异化管理。针对需要跨部门解决的复杂问题，街乡镇通过“吹哨报到”工作机制，召集相关部门现场办公、集体会诊、联合行动，整合辖区资源统筹解决。针对跨行业、跨区域的诉求，建立分级协调办理机制。针对本级难以解决的重点、难点诉求，提请上级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协调解决。

3. 搭建评价体系

人民群众成为评卷人。诉求办理时限期满后，12345市民服务热线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进行回访，由诉求反映人对诉求响应情况、解决情况、办理效果及工作人员态度作出评价，真正做到“城市工作好不好，市民说了算”。

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机制。将接诉响应率、问题解决率和群众满意率“三率”作为考评核心指标，强化解决问题的导向和群众满意的目标。开展“部门+行业”联合考评，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行业问题，推动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主动发挥统筹协调、业务指导作用。建立“七有”“五性”①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定期对各区进行综合评价，引导各级政府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结合全市重点工作，适当调整考核标准和指标权重，对疫情防控、两个“关键小事”（生活垃圾分类和物业管理）等落实情况进行考评，充分发挥接诉即办考核的导向作用。

以“赛马效应”引导基层攻坚克难。坚持月度全市“三率”大排名、街乡镇环比排名，评定先进类、进步类、整改类和治理类街乡镇。建立接诉即办末位约谈制度，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每月约谈排名最后区的区委书记。市委组织部会同市政务服务局、市发展改革委等市级部门，每月对排名后十位的街乡

镇、最后一名市级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展缓慢的治理类街乡镇开展集体约谈，督促整改提升。针对群众关注、媒体反映的热点问题、高频共性难点诉求， 市区两级党委、政府督查部门实行联动督办，加大督办力度，直至问题解决。

（二）坚持诉求驱动，建立主动治理的城市治理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面对诉求反映集中的高频次、共性问题， 北京市坚持接诉即办与主动治理相结合，开展重点领域和区域治理，以点带线、以线扩面、标本兼治，使城市治理发展到新阶段。

1. 建立“每月一题”机制，推动民生疑难问题解决

从群众诉求中选取高频共性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每月一题”工作机制作为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重要抓手，以诉求为驱动，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大数据分析选取需要市级层面出台改革创新举措或存在跨层级、跨部门职责交叉的高频共性难点问题纳入“每月一题”开展专项治理。明确一个问题由一位分管市领导统筹，由一个市级部门牵头主责，相关单位和各区协同配合，形成市、区、街乡镇三级联动的“每月一题”工作格局。

采用清单式管理。2021年选取房产证难办等27个问题，2022年聚焦老楼加装电梯等17个问题。每个具体问题在年初均制定“一方案三清单”（见专栏5）， 实行清单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明确年度量化目标任务、进度安排。围绕破解疑难复杂问题，从解决一个问题延伸到解决一类问题，精准施策、标本兼治推动问题解决。

构建问题场景治理。在治理过程中按照解决问题的具体场景形成“一单一表一图一问答”（见专栏6），推动问题解决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尤其“一单”梳理明确了市级、区级部门和街乡镇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职责，以市委编办、“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名义联合印发两批次《接诉即办“每月一题”专项清单》，理顺条块关系、厘清职责分工，为街乡镇在“吹哨报到” 过程中找准报到部门，为解决问题过程中部门协同联动提供可操作、制度化的指南。

全程督办监测治理效果。市纪委市监委建立对“每月一题”的监督执纪问责机制。市政务服务局会同市委、市政府督查室建立日常联合督办、重点督查督办工作机制。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定期通过市民回访了解难点诉求办理情况， 每半月监测一次具体问题的诉求量变化，同时对上一年度治理问题的诉求量变

化进行持续监测跟踪。年中和年底通过第三方评估对每个问题政策落实情况、问题解决效果进行公众满意度调查。

2. 开展治理类街乡镇专项治理，补齐区域治理短板

选取诉求集中的区域开展专项治理。治理类街乡镇整治提升作为重点区域主动治理的创新实践，主要聚焦群众诉求集中、人口多、面积大、城乡问题交织的区域，选取诉求集中、基层治理基础薄弱的街乡镇纳入治理类街乡镇，开展系统治理、优先治理，着力打造区域治理样板。实行“方案+清单”精细化管理模式，统筹制定街乡镇和区级整治提升工作方案。按照“量化、细化、具体化、项目化”原则，每个治理类街乡镇形成“一方案四清单”②。

与市级重点工作紧密衔接。注重与“每月一题”、城市更新、美丽乡村建设等全市重点工作融合衔接，将治理类街乡镇作为“每月一题”的重点、示范和先行区域。市级部门将治理类街乡镇群众诉求集中的高频问题、高频点位优先纳入工作计划，推动转移支付、补助资金项目向治理类街乡镇重点倾斜。精准实施治理类街乡镇整治提升项目，加快补齐民生短板，着力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引发群众诉求的重难点问题。

不断完善督导治理机制。建立完善督导“前有约谈、中有调度、后有跟进” 的闭环管理。督导工作包括：对当月进入全市接诉量前十但未纳入治理类的街乡镇开展预警约谈；依托城市管理综合调度平台进行清单事项进展跟踪、群众诉求动态分析，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推动清单事项及新增的高频诉求问题有效解决；持续跟踪监测已退出市级督导的治理类街乡镇群众诉求变化情况，市级部门继续通过“吹哨报到”等方式支持各区、街乡镇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3. 积极探索将诉求问题转为主动治理任务

提炼主动治理任务，实现未诉先办。诉求承办单位通过系统分析群众诉求， 找出个性诉求背后的共性根源问题，梳理问题清单和重点点位，提炼出主动治理任务。推进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主动治理，形成各诉求承办单位从接诉即办到以群众诉求驱动主动治理的转变。

鼓励街乡镇设立主动治理项目。街乡镇可根据“每月一题”、“疏解整治促提升”等全市重点工作任务，结合本区年度重点任务和工作实际，对诉求量大、涉及面广的群众诉求进行主动治理，申请主动治理项目。主动治理项目在实施期内给予考核激励政策，调动和保护基层干部参与主动治理的积极性。

（三） 坚持法治保障，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把改革发展决策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既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法治，又通过更完善的法治保障各领域改革创新，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接诉即办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围绕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边实践边总结，根据实践发展不断改进、完善和充实现行制度，推动接诉即办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1. 立法巩固改革成效

开门立法、广听民意，全过程人民民主贯穿立法全过程。高位统筹成立《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立法工作专班，深入开展立法调研，全程参与、指导推动。市领导带队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在市政协广泛开展立法协商。充分运用“万名代表下基层”机制，组织人大代表走进“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 走到基层群众身边，面向社会三轮公开征求意见，广泛征集1.1万余名人大代表和近6.7万名基层工作人员、市民群众意见，汇集各方意见建议9000余条，并研究吸纳到法规草案中。

规范流程、明确责任，强化为民服务的责任意识。规范了全面接诉、分类处理、精准派单、诉求办理、考核评价、主动治理等全链条工作流程，明确了“接”“办”的主体，对诉求主体依法赋权和引导。总结首都治理创新经验， 形成了一部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服务法”“制度保障法”“深化改革法”， 一部具有北京特点的“首都原创法”。《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在操作层面做出原则性规定，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留出空间。

2. 完善改革配套制度

向基层放权赋能。2019年11月出台《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将“吹哨报到”“接诉即办”等基层治理成功经验，以地方性法规形式固化，明确街道办事处职责定位，赋予其行政执法和组织协调职权，强化服务管理能力。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强化街乡镇和社区治理的基石作用。明确为社区减负，让社区有精力把该干的事情干好。

细化配套措施。针对关键业务环节出台配套文件，相继制定接诉即办首接负责制工作办法、公开工作试行办法，细化派单目录，修订完善考评办法。各区都按照《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规定建立了“吹哨报到”双考核机制， 督促“报到”部门履职尽责，或制定条例实施任务清单，压实责任分工；或出台专项规定，着力推动央地协同解决难题；或强化对区级部门分管领域诉求办理情况的考评，提升行业诉求办理质效。

完善法规制度。聚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体系，制定颁布《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订完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为改革的系统推进、可持续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推动接诉即办与公检法司协同联动

依法处理人民的建议和诉求，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着力解决好群众涉法涉诉问题，保护人民权益，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建立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与110热线定期沟通、双向对接、驻场联勤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检察+热线”合作机制，推动检察履职与群众诉求有效衔接，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开展法律监督、法律服务。通过诉讼服务热线为全市基层诉求承办主体提供司法服务，法院系统深度参与“每月一题”涉法涉诉问题研究调度，融入诉源治理。探索“人民调解+12345”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推动组建“接诉即办律师团”，加大接诉即办公共法律服务，在法治轨道上提升治理效能。

（四） 坚持多元参与，打造协同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接诉即办作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纽带，注重发挥社会各方面作用，充分调动各方主体主动参与，激发全社会活力，推动实现“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1. 激励群众参与

协商解决诉求搭建区域党建议事协调平台共商区域发展。构建区、街乡镇、社区村三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区、街乡镇党员领导干部担任下一级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主任，形成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多方联动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整合区域内中央单位、国有企业、高校等单位资源，组织在职党员“双报到”，带动群众从“站着看”到“跟着干”，参与基层治理。

激发群众参与基层自治热情。探索居民自治新路径，打造线下议事厅和线上微信群“双平台”。通过议事厅、恳谈会、理事会、社区微信群等听民声、汇民意、集民智，拓宽群众参与渠道。一大批群众的“小事情”在“群里”得到及时回应和解决，缩短接诉即办工作周期，提升诉求办理工作效率。

新闻媒体创新舆论监督。推出《向前一步》《接诉即办》等电视节目，实现接诉即办向电视端延伸，走到百姓身边，推动疑难问题解决，营造理性、温暖、积极、务实的社会舆论氛围。各区融媒体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平台对接，开辟接诉即办新渠道，整合各方优势资源，合力参与社会治理。

2.                  引导市场主体主动参与接诉即办推进接诉即办工作向行业延伸。引领市场主体将行业治理深植于基层，以行业治理促进基层治理。制定《关于开展党建引领行业治理专项工作方案（试点）》，选取互联网、律师等24个重点行业，加强分类指导，施行“一行一策”。

建立消费争议快速和解绿色通道。围绕群众在市场管理和消费领域的突出问题，确定60家重点平台企业，进行诉求直派，提高一般性消费纠纷解决效率， 倒逼企业加强自律、积极主动解决问题。

3. 推动接诉即办进高校、进党校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接诉即办进校园工作，精准回应师生关切、提升校园服务质量、及时化解矛盾问题、提高学校治理效能。坚持对师生诉求“有一办一”、涉及疫情防控诉求日清日结，形成工作闭环；搭建全天候诉求反映渠道，分级分类服务师生；加强数据挖掘与评估分析，精准疏通校园运行中的痛点堵点，推动师生服务管理由“端菜”到“点菜”的转变；坚持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上好疫情防控“大思政课”。接诉即办进校园工作被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写入《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在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北京市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基地。在北大、清华等6个首批试点高校开展接诉即办教学安排、案例编写、课程研发等工作，推动接诉即办案例课程“进高校”。中央党校开展接诉即办案例教学。北京市委党校开设接诉即办相关课程，列入主体班次，举办“深化接诉即办改革推动未诉先办”专题培训班，广泛凝聚各方力量。

（五）坚持科技赋能，提升数据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互联网和大数据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强调“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接诉即办改革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推动数据治理场景

化应用，提升政府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城市治理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发展。

1.                  数据整合辅助决策服务全量汇聚社情民意数据库。规范数据管理服务标准流程，完成3400余万件群众反映记录、240余万条企业法人基础数据、7000 多个社区村点位信息汇聚管理。通过大数据技术深度诊断治理堵点痛点，从城市管理、农村管理、市场管理、公共安全、公共服务5个方面8个版块进行实时分析。建设以诉求量、类别、地域、考核排名、城市问题台账为主要内容的大数据分析决策平台，动态监测社情舆情，及时提供预警信息，围绕高频问题、高频区域，提高风险性问题主动治理能力。

深度挖掘历史数据价值。智能分析事件发展特点和规律，以科学预判牵引基层有限资源的投放。建立“日通报、周汇总、月分析”机制，定期汇总分析群众诉求情况，辅助领导决策，为51个市级专班或领导小组办公室、52个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提供专项数据定制推送服务，提供治理建议。应用“悟道2.0”智能工具，根据群众提问向互联网平台提供市民热线政务咨询知识库内容，累计提供政策问答1.2万余条，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2. 推进“热线+网格”深度融合

建立完善“热线+网格”为民服务模式。充分发挥网格主动发现问题、主动处置解决的特点和平台、机制、人员等方面的优势，推进区级城市管理指挥中心热线系统与网格平台数据对接融合，匹配关联网格巡查的部件类事项、事件类问题与诉求三级问题分类，对比、分析群众诉求与网格问题，以诉求为驱动， 既为网格后端处置、末端执法拓展问题来源渠道，也为开展专项治理和集中整治、部署管理资源和执法力量提供指导依据，使服务管理更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贴近群众需求，实现协同治理、主动治理、智慧治理、长效治理，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深化“创城+热线+网格”联动机制。在“热线+网格”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服务管理事项和范围，深化应用，将文明城市创建的考察测评指标纳入， 依托、用好12345市民服务热线和网格化主动治理体系，通过建立共享问题台账目录、明确互通问题整改标准、规范问题处置流程等工作机制，实现“创城+热线+网格”联动，推动接诉即办、网格化管理和专项治理协同并进。

3. 智慧应用服务大局促发展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在疫情防控工作中，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大数据集中

承载了“晴雨表”和“传感器”功能，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提升热线平台受理能力，分流引导涉疫诉求。在微信公众号开设“疫情防控”专区，及时处理紧急就医、药品配送、物资供应、核酸检测等8个场景类型诉求。开发建设涉疫情封管控点位地图。全天候实行涉疫情诉求“小时报”。定期总结涉疫情诉求规律，为领导研判疫情防控形势提供决策参考，在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

优化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建立重点企业服务机制，设立复工复产专席。优化受理流程，推动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快速惠及企业。助力解决疫情期间货车通行证、房租减免、复工复产等问题。建立疑难工单会商机制，定期分析研究涉企共性诉求。疫情期间及时收录更新各部门出台政策和简明问答，有效帮助中小微企业了解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扶持政策。

三、改革成效与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要深刻认识发展和稳定、发展和民生、发展和人心的紧密联系，推动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凝聚人心。接诉即办改革的重点，就是将各项工作与群众诉求紧密结合起来。北京市委市政府以上率下，将解决群众诉求作为每年工作安排的主要出发点，建立健全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落脚点，聚焦为民、便民、安民，狠抓责任落实，将“人民城市”重大理念落在实处。经过五年的不懈探索，作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北京市接诉即办已经成为围绕“七有”五性” 做好民生工作、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抓手。接诉即办改革重塑民生实事项目设置和考核机制，持续转变各级党员干部工作作风，推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理念落到实处，有效形成了以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接诉即办改革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和时代特征，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鲜活的北京样本，为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北京案例、交出了人民满意的北京答卷。

（一）探索党建引领超大城市治理“新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所以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北京市通过接诉即办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形成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

“人民之治”。

以党的政治优势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五年来，北京市坚持把党委领导摆在接诉即办的首要位置，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评价的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新机制。建立月评考核、末位约谈机制，将工作情况纳入年度党建述职评议和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日常考核，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参考，压实了党委“一把手”主体责任，为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以党的组织优势汇聚基层治理的强大合力。接诉即办改革以市、区、街乡镇三级领导机制为统领，以基层党组织为重心，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为保障，形成了齐心协力、齐抓共治的工作格局。以群众诉求为最直接的“哨源”， 以街乡镇、社区村党组织为“轴心”，街乡镇党组织“吹哨”，上级部门、辖区单位“报到”，力量下沉到基层，“一竿子插到底”，打通了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以党的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增强党员干部的为民情怀。北京市聚焦“七有” 要求和“五性”需求，以接诉即办工作为抓手，各级党员干部将群众诉求直接转化为“执政行动力”。“当官即（为民）办事”，“政务即（为民）服务”。发现问题“从群众中来”，解决问题“到群众中去”。以“马上就办、办就办好”的态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在实践中处处体现着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

（二）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

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接诉即办就是践行初心使命，就是践行党的宗旨。5年来，接诉即办工作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突出人民主体地位，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接诉即办让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治理问题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治理成效的获得者、治理程序的监督者。让人民民主广泛、真实、管用的重要特征生动化、实践化，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地生根，看得见、摸得着。

贯彻民生主导的治理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

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接诉即办改变了过去民生实事主要由政府拿主意的做法，树立了人民群众主导的价值导向，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同时，构建了以响应率、满意率和解决率为基础的反馈机制。人民真正成为城市治理的主体， 实现了政府工作围着百姓转、治理重心下沉的目标，实现了人民群众对城市发展的共建共治共享。群众纷纷反映，诉求响应更快了，问题解决更及时了，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高了，由衷地说“12345真管用”。

（三）实现政府基层治理能力“新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四五'时期，要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上下更大功夫”。首都工作关乎“国之大者”，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并对北京工作发表系列重要讲话，对首都城市治理提出明确要求。

提升政府破解难题的能力。聚焦接诉即办改革实践中发现的重难点问题， “每月一题”以问题场景化治理为导向，建立职责研究机制，印发两批25个问题共涉及310项职责的《接诉即办“每月一题”专项清单》，推进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建设。针对房产证难办、垃圾清运等具体问题，进一步理顺条块关系、厘清职责分工，逐步成为基层解决具体问题“吹哨报到”的工作指引，为牵头部门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加强统筹、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提供可操作、制度化的工作指南。

促进城市治理更加简约高效。各区、各部门围绕高频事项、高频区域持续发力，对突出问题、共性问题进行规律性研究。将精准回应式的接诉即办与积极行动式的主动治理有机结合，逐步探索出一系列新机制新办法，给城市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党委统领、多元共治的城市治理格局正在形成，法治、德治、智治、共治和良治水平显著提升。兴起了一场以群众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的深刻变革，逐步形成以接诉即办为牵引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首都样板”。

树立大抓基层的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接诉即办改革始终坚持以解决基层一线问题为主攻方向，大胆探索、创新实践，“一条热听诉求”“一

张单子管到底”，有效破解过去“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等基层治理实践顽疾。长期关注基层、始终聚焦实事，在个案处理中找到解决普遍性问题的线索和抓手，接诉即办改革实现了从精准治理、精细服务向主动治理逐步迈进的发展路径。

（四）激发群众诉求驱动城市治理“新动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作为城市治理的典型代表，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应运而生、应时而动，其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精细化治理的实践路径，展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了新路，为“中国之治”提供了北京样本，为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了北京智慧与经验。

与人民在一起，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七有”“五性”的本质是以民为本， 内涵是给群众带来更便利、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接诉即办改革实践中，北京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前。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市区各部门围着街乡镇转、街乡镇围着社区村转、党员干部围着群众转。“三转三包三上门”工作模式③受到群众广泛好评。接诉即办改革拉近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距离，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底气、干事创业的士气和担当作为的志气。

以诉求为驱动，提升政府精准服务能力。一流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接诉即办改革积极推动政府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企业群众集中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优化审批流程、压减申请材料、缩短办理时限，有效解决了企业群众办事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问题，深化了接诉即办与“放管服”改革的深度融合。围绕群众反映的重难点问题和高频事项、高频区域持续发力，创新构建了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模式，实现了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优化升级。群众诉求成为驱动政府服务深刻变革的内生动力，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产品供给能力和质量的全面提升。

（五）书写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共产党当家就是要为老百姓办事， 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

是党的事业。

解决了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接诉即办就是解决百姓家门口的事。近年来，北京市依托接诉即办，注重“小切口”改革，通过坚持不懈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体验获得大幅提升。接诉即办改革的发展历程，正是践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理念要求的过程。

攻克了城市治理的难点“大事”。接诉即办通过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起民生数据库，真实再现民生问题，精准发现不足及痛点，推动政府持续健全完善民生政策，改进公共服务、均衡城市发展。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下大力气补短板、强弱项，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各类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接诉即办改革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群众网上留言说，“接诉即办”不是“远在天边”的口号，而是“近在眼前”的获得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民心工程。

彰显了民生福祉的实绩实效。接诉即办改革以来，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共受理群众诉求1亿余件，解决率、满意率在原有基础上分别提升了41个百分点和30 个百分点。接诉即办改革五年来，一批菜场超市、公园绿地等便民利民设施相继建成，一批养老托幼、看病就医等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普遍反映诉求响应更快、问题解决更及时、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更高，彰显了大国首都服务群众、造福于民的责任担当。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北京党建引领接诉即办改革也有一些长期积累或新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例如，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尚有距离，城乡、区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城市治理体系仍有待优化， 部门和属地协同性有待加强，各区、各部门的接诉即办工作水平存在差异和不足；接诉即办运行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有待提升，韧性治理需予以重点关注，平台建设还需优化；偏重应急式问题解决，主动、提前解决各类高频共性难点问题的意识和能力仍有提升空间；接诉即办改革配套性政策及体制机制建设有待完善，特别是以接诉即办为核心的治理机制与既有体制的衔接和融合亟需加强。

四、改革建议与展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坚持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积极回应人民群众重大关切，在深化改革中持续推进全渠道接诉、全领域响应、全主体参与，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走出了一条人民城市建设新路。

沿着接诉即办这条路走下去，办好群众身边的事，守好百姓的日子。不断深化改革、调适体系、优化治理，努力让北京更健康、更智慧、更舒适、更具有韧性。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以群众诉求驱动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展现中国之治的“首都样板”，创新形成具有典型性、标志性的基层治理理念和经验。

（一）坚持党建引领，发扬历史主动，探索中国式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

路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本质要求。探索中国式超

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新方式，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和加强党对城市治理的全面领导。发挥好各级党组织在城市治理中总

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服务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优化首都功能大局，确保万众一心凝聚起共创美好生活的磅礴力量。

持续提升党领导城市治理工作的能力。以接诉即办改革为切入点，主动深入研究超大城市发展规律，全面准确把握人民群众诉求意愿。切实完善党的组织体系，有效提升党员干部综合能力，将党的领导优势充分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强大效能，勇于开辟中国式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新境界，与人民群众一起，共同实现美好生活新愿景。

（二）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进一步优化接诉即办工作体系和能

力

进一步深化接诉即办改革，继续坚持“小切口”“深突破”的改革方法论，

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持续提升超大城市治理系统优化和改革成效。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完善数据库运行机制和提升算法能力，增强问题预警能力，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推进接诉即办改革的迭代更新。将“每月一题”机制作为主动治理、未诉先办的主抓手，持续开展专项治理。以主动治理破解城市治理的综合性难题，以重点突破带动城市治理能力整体提升。

坚持依法治理，推动接诉即办规范化、制度化。依法推进现行制度落地，

依法监督权利义务落实，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改进完善，力争形成机制完备、程序规范、标准清晰、运转有效的接诉即办改革制度体系，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坚持科学评估，扩大深化接诉即办“牵引效应”。开展系统谋划与战略研究，邀请智库专家进场把脉，发挥好接诉即办改革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破题效应”和“牵引效应”。

（三）坚持系统观念、强化综合配套，做优做强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推动人民群众线上线下参与城市治理。以接诉即办改革为牵引，做实做好听民意、集民声、聚民智、解民忧的群众工作体系。

坚持在党建引领下推动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治理体系。强化条块结合、部门协同，真正构建起权责对等、边界清晰、功能耦合、协同高效的府际关系和层级关系。完善党组织领导、村（居）委会主导、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框架，探索党政系统引领群团组织联动的立体格局。

坚持以破解高频共性复杂问题为突破口，提升治理能力。认真梳理高频共性复杂诉求引发的各类情况，引入外脑合力攻关，研拟科学应对预案，配合运用场景治理机制和试点先行工作法，提升科学决策和改革攻坚能力。

坚持基层治理对于带动城市治理效能的基础性作用。基层是群众实现直接切身利益之所，是问题之源，也是改革创新方法论之泉。要继续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深化基层治理改革为重点，解决好基层治理的痛点堵点，为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夯实基础。

（四）坚持人民至上，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人民生活品质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城市治理中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坚持治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始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围绕城乡区域间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紧扣“七有”要求和“五性”需求，精准化保障民生。补齐民生短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以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努力构建加强社会治理与优化公共服务互促双赢的新模式。统筹做好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两项工作，积极探索寓治理于服务的新机制，通过服务减

少治理压力。围绕助企纾困、稳经济稳增长，推进接诉即办与“放管服”改革深度融合，着力解决民生痛点难点问题。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调动多元主体的治理积极性。进一步发挥新型经济组织、新型社会组织、群团组织的作用，拓展人民表达诉求和参与治理的渠道，推进人民诉求板块的构建，优化网络民情民声工作机制，让接诉即办成为化解民生难题、连接民心工程的“连心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调动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基层群众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能力。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结果。

聚焦产业优势 赋能乡村振兴

万荣县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中药材产业调研报告

（2023年1月16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支持革命老区加快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万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于1月上旬组织专人就该县革命老区特别是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万荣县有汉薛、西村、解店、荣河4个革命老区乡镇，27个革命老区村。西村乡、解店镇、汉薛镇（北部沿稷王山一带）多以中药材种植为主，辅以玉米、小麦、杂粮的种植。其中，中药材种植面积达7万亩，占万荣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的70%，亩年均收入1500余元。2021年，“万荣柴胡”以品质好、药用成分高等特点，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

西村乡共种植各类中药材4.2万余亩，有中药材种植大户141户、中药材初加工户26家、中

药材经纪人87人。近年来，该乡实行“1+N”的发展模式，以柴胡、黄芩为主导，制定了特优高效中药材产业三年发展规划，将实施品牌和标准化战略作为推进中药材产业提档升级的重要举措，从强化组织保障、厚植品牌基础、坚持标准引领等方面持续发力，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全方位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了以万荣县药草主题公园为核心的道地中药材种植片区，并逐步构建起中医药产业稷王山产业带、孤峰山产业带、黄汾滩涂产区“两带一区”的发展格局。

但是，万荣县革命老区以中药材为主导的产业发展并不均衡。调研组在专题调研中发现，目前全县10个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不同程度存在中药材产业有优势（种植面积大）、没强势（产量相对偏低、品质相对欠佳、附加值相对较低、农民相关收入相对较低）的“瓶颈”。

如何将优势变强势，让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跃出困境，综合分析，该10个村有3个比较优势：

一是村级班子工作能力较强。通过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一批年轻有为学历高、头脑灵活会干事、善理民事办法多、公正廉洁心眼好、带头致富本事大的优秀人才走上了农村“两委”干部岗位，加上多实行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有效加强了党的领导，提高了基层治理能力，增强了干部执行力，保证了党的各项农村政策不折不扣得到贯彻落实，加快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步伐。以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西村乡西村村为例，该村共有16个居民组1043户4176口人，有8130亩耕地。过去，由于村子大、人口多、基础差，各项工作开展难度较大。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时，在西安经营旅游产业多年的张康生，被村民选举为该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这个年近50岁的“带头人”，走马上任后瞄准中药材产业发展，使全村中药材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至6300余亩，比2020年增加1080亩，人均收入突破8000元。二是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占比较小，相较更易扶持，只要政策倾斜、措施得力，发展就能立竿见影。万荣县总人口35.7万，革命老区总人口9.2万人，占比25%；全县有14个乡镇，革命老区乡镇有4个，占比28%；全县有207个行政村，革命老区村有27个，占比13%；全县有10个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占革命老区村的37%。  三是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产业基础好，帮一把，送一程，经济发展一定会有大起色。除荣河镇荣张村以苹果和粮食种植为主导产业、中药材种植为辅助产业外，其他9个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均以中药材种植为主导产业，只要瞄准中药材上项目、创品牌，提高产量和品质，延长产业链，就能有效增加革命老区人民的经济收入。

在看到优势的同时，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中药材产业发展短板也不容忽视。其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是价格波动较大，市场行情不稳定不同程度影响着药农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导致药农不愿意多投资，管理粗放。以黄芩为例，2021年地头收购价为每公斤6元，2022年则降至每公斤不到5元。

二是产业组织化程度较低。目前，各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中药材种植面积均具备一定规模，但由于缺乏市场引导，畅销对路产品单一，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难以适应多元化市场需求，难以形成规模效益。

三是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较低。受资金、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在中药材收储、加工、品牌创建等方面能力较弱，大多数中药材收获后经简单去杂、晾晒便出售。还有的受客观条件限制，在地头现收现卖，导致区域中药材产品附加值几乎为零。

四是企业带动能力不强。因缺乏规模化的加工型龙头企业，少数相关专业合作社对中药材生产加工尚处于简单分级、挑选、切片、晾干等初始阶段，资

源优势不能完全转化为效益优势。

全方位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是洞悉乡村振兴大势，赋能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崛起的谋事之举、顺势之为。为切实解决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相关问题，补齐短板，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绿色产业、品牌产业和数字农业，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根据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的诉求，现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在政策上倾斜。万荣县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地处稷王山麓道地药材主产区，既有历史种植经验，又有一定的种植规模，建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优惠，拿出一定的资金，制定扶持计划，支持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把做大做强中药材产业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相结合，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二是在项目上支持。帮助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建立中药材初加工企业，开展中药材趁鲜分级、筛选、清洗、切片、烘干、包装等业务，全方位提升中药材产地初加工能力，并帮助与省内外药企建立合作关系，畅通销售渠道，提高产品附加值。

三是在技术上指导。定期组织相关院校、科研机构、农技推广等单位的中药材专业人才，加强对革命老区重点困难村药农的技术培训，开展包联服务， 在提升中药材产量和品质上下功夫，全方位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四是发挥政府和中药材经营主体的引导、带动作用。各级政府要引导药农掌握市场信息，选择对路适销品种，实现品种多元化。乡村基层组织要动员合作社能人真正带领社员及周边群众，建设中药材标准化、现代化、规模化生产基地。

五是建设数字农业与智慧农业。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发展中药材产业上，实施种植精细化管理、加工标准化为本、销售市场化运作，逐步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奋斗。”万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将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挖掘老区资源，做强产业优势，延长产业链条，为全方位推动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康平县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

辽宁科技人才强省战略发展研究中心 王琪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乡村人才振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备要素和重要资源，是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目标的重要保障。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更加明确了做好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重点，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交汇点，突破乡村人才困境、打造一支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的乡村人才队伍，成为当前“三农”工作中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乡村振兴呼唤着人才，乡村也是人才历练成长提供的“舞台”，要加强政策引导，畅通人才流动通道，让更多的人才流向乡村，也要在聚拢人才的过程中，做好人才服务工作，让人才感受到亲人般的关怀，让乡村成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要用好考核“指挥棒”，方能鼓足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创新创造的勇气，让每一个人才都能在乡村广袤大地找到自己的方向，实现人生价值，做到“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让人才源源不断流入乡村，使人才数量、质量、结构更优，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1.                     康平县人才队伍建设现状

一是人才队伍整体情况。截至2021年底，康平县人才有副高以上职称人才6203名，享受国务院特贴专家6名，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6名；市优秀农村实用人才15名；市、县级拔尖人才、学科带头人242名，技师以上高技能人才6752人。劳动力指标都低于沈阳其他县平均水平。二是从事农业相关专业技术人才中高职称、高学历人员少、占比低，服务水平不高。三是康平县人才结构情况，35 岁以下人才占24%，36~50岁人才占37%，51岁以上人才占39%。四是保障类人才情况。教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2.9%，本科学历占35.6%；过去转正的民师在近几年集中退休，近三年县共引进教师2338名，减少3668名，人才引育呈现递减状态。

2.                     康平县人才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涉农部门人才服务乡村动力不够

一是农技人才工作缺乏积极性。农技术专项资金投放不足，农技人才从事专业工作缺乏必要的经费保障，农技推广人才必须下村入组到户，种粮大户的技术需求往往不在节假日，对服务农业工作并没有刚性的制度约束，导致很多农技人才宁可坐在办公楼里闲着也不下乡服务农村工作，出现人才短缺与人才

浪费的现象。

二是人才服务意识淡薄。政府安置政策下移，大学毕业生也极少能走进县级以上涉农部门，造成农技术人才只出不进的状态。一些地区为农产品安全配备先进农业生产设备，但由于农户缺乏专业技术和设备使用经验，设备成了摆设。此外，农村群众包产到户后对农业科技需求降低，造成涉农技服务人才找不到服务的切入点，导致人才缺乏职业成就感。

                              乡、村干部组织与管理能力不强

一是乡镇党政人员组织能力不强。乡镇干部除了要做好服务工作，还要承担扶贫、环保、信访等中心任务，可以说没有休息日、全天候加班，对乡村振兴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了解还不够，对于怎么能够引才、留才、用才都无心思索。

二是搞好农村专业科技管理。现在农村人才中，专门的技术人员数量过少， 常常被抽到各帮扶、环境保护、信访及安全等工作中去。

三是村干部能力不足。领导干部老龄化严重。村干部平均年龄60岁，年龄最大支部书记70岁，40周岁以下者仅有34名，乡村干部年纪偏大、断层化现象尤为严重。

四是新老更替的渠道堵塞。长期以来，村干部极少主动辞职。同时，由于工资低且对青年人并无吸引力，新干难选，整个队伍新老更替缓慢。

五是乡村干部的管理人才能力不足，学历水平偏低，加上长期从事农村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管理理念滞后和政治思想固化，无法起到对乡村振兴的有效推动作用。

                              引才困难问题尚未得到破解

一是乡镇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人才招聘问题。由于受到凡进必考和“缺三补一”的影响，乡镇公务员队伍的配备参差不齐，有编无人外，人才考核方法单一，专业性、技术性人才引进困难。管理型人才多、技能型人才少，人才结构极度失调。农村事业单位改革后遗留的存量及复退军人一直处于满员状态， 难以补充新鲜血液。

二是教育、医疗人才招聘引进困难。根据教育规划要求，高中、初中、小学招录教师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实际招录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困难，只能降格取才。

三是保障能力有待提高。优质的农村老师、医务人员多数已被城里企业“吸”

走，而留守在农村的教师、医务人员普遍职称和专业层次较低。而农村教师、医疗人员数量不足，一人多岗，造成农村教师、医生的素质远远滞后于县城， 乡村人员也觉得在农村里看不到未来，因此开始向城区迁移。

                              留才政策与措施落实不到位

一是提升乡村人才待遇。乡镇编制内的人员收入低，而县城房价普遍在每平方米3000~4000元，成家立业、孝敬长辈、照顾孩子就更加艰苦。在偏僻地区工作的人才生活、交通成本较高且课余农村文化娱乐活动减少，生活相对单调。人才处于“职业倦怠”现象尤为严重。二是政府对人才资金投入不足。城镇依靠财政拨款，村级财政靠转移支付，对人才投入偏低，许多工作都靠找关系、拉亲情。把村内贤能人、在外的事业有成人士和离退休老干部、老共产党员等选聘为“名誉村长”，参与乡村治理工作，这些人不求回报，只是靠感情、靠情怀。三是人才容量偏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土地资源的利用降低， 加之政府热衷扶持“高大上”新兴产业，乡村创业被冷落，造成乡村创业困难、创业人才留不住。

3.                     康平县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对策

                              选优建强乡村干部队伍

一是加强乡镇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贯彻“从一线选拔”的用人理念，主要考虑长期在乡镇服务、思想政治素质较好、工作经验丰富且被群众广泛认同的乡镇工作人员搭建领导班子。坚持按照农村人才专项编制合理补充人员，在全市、县、区、乡镇范围内对农村人才编制实行动态控制管理。在招录新人时， 优化考虑管理型与技术型并重综合型人才，偏远地区要达到人才准入门槛。二是加强乡镇干部班子建设，选好工作牵头人。通过内派、外引、内育等方式， 着力于从乡村致富带头人、在外务工经商人士、退伍军人和乡贤等人群中选择优秀的乡镇管理干部。扩宽乡镇干部人才遴选渠道，着力在致富能手、村民组长、新型农业生产负责人群众中遴选农村后备干部。三是做好乡村后备干部培育工作，增强干部服务群众意识，精选第一书记，把精兵强将挑选出去、派下去，努力打造一批经得起考验、百姓信得过的农村干部队伍。

                              积极培育农村致富带头人

一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因产业而聚，产业因人才而兴。重点培育发展三产，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营的模式，促使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构建集自然、风情、历史、人文于一体的“可游、可养、可居、

可业”的乡村景观综合体、多彩田园综合体，形成“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互联网”的乡村新业态，让百姓在乡村体验农事耕作乐趣。利用“互联网+ 乡村”模式，借助“互联网+”将乡村农产品进行加工改造，实现“线上+线下” 新零售商业模式，有效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渠道。二是大力推进“头雁工程”建设项目。开展信商回归计划，组建乡土人才信息库，利用“项目+亲情+政策”带动信商返乡创业，并主动吸纳在外就业的大学生、外出人才、离退休干部和农村技师等回乡村发展。推行乡贤治理项目，将乡贤能人、在外出务工经商成功人士和离退休老干部、老共产党员选聘为乡贤委员会成员，解决农村基层组织解决不了的“难”事和公益建设中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困”事， 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服务政策

一是加大人才乡村服务动力。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对农业技术人才实施合同制管理，根据承担任务的具体情况和后期评考核效果进行专项补贴，鼓励农业技术人才面向农村合作社提供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并收取适当的费用。制定农业技术人才服务乡村目标责任制，要求其每年必须达到一定次数和效果， 对于业绩突出农业技术人才予以表扬，对完不成目标的工作人员予以惩罚。二是职称评定政策倾向基层。对农村人才评定专业技术考核放宽结构比例和岗位限制，放宽对论文、论著、成果考核，坚持评聘分离，确保职称可持续激励。针对偏远具备三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开展遴选，给予更多农村人才参与职称评定机会。建立健全农村人才终身教育体系，定期为农村人才提供教学实训机会，通过专项短训、学术交流、派出进修等形式，帮助解决工作、生活中困难，让其增强职业认同感和自豪感。三是完善农业技术人才兼职挂职政策，鼓励专家教授、企业家、技术人员等到农村进行精准服务。鼓励“三支一扶”、三区人才，农技推广人才、科技特派员下乡参与新农村建设工作，促进技能型人才向农村、向艰苦地区流动。四是解决乡村人才的实际困难。加大政府资金投入，改善乡村人才就医、教育、卫生生存环境，修建乡村人才周转房，加大乡村人才生活补贴，帮助乡村人才减少日常生活、工作成本等。五是提高乡村人才评优指标分配比例，扩大乡村人才评优的机会。通过评选乡村拔尖人才、农业专业技术带头人等特殊人才方式，鼓励乡村人才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优化引才留才生存环境

一是完善乡村引才政策。建立乡村人才引进专项编制管理办法，吸纳急需紧缺乡村人才。对专业性较强的岗位，施行统一考试录用方式，引进高层次技术人才。打造多样化乡村人才引进吸纳途径，对于偏远地区的人才可以考虑户籍、年龄、性别和学历等方面的限制，逐步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对乡镇医院、学校和其他符合条件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进行备案制管理，并建立乡村人才专业技术岗位购买制度，通过政府购岗方式选聘真正懂乡村的专业人才加入现代新农村建设，弥补乡村专业技术人才短板问题。二是进一步优化留才政策。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与扶持政策措施，通过创业激励、创业场租自主等措施，为乡村人才创新创业实施初创期、成长阶段予以扶持，同时对回乡创业就业予以信贷保障和减息补贴，对回乡从事现代农业就业或林下经济创业的人才，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助津贴。加强对优秀乡村人才的考核与奖励，重点宣传和推广回乡创业就业的典型事迹，为乡村人才成长提供有利的发展条件和环境。

4.                     结束语

当前，农村人才短缺，农村人口空心化、老龄化已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问题，迫切需要将人才振兴工作置于乡村振兴的首位，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型农民， 为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人才支撑。乡村振兴涉及生产、教育、文化、生态、组织全面的振兴，而如何吸纳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就必须坚持内外融合，为乡村振兴提供源头活水。对内要深挖专业技术人才，着力培养本土人才队伍，选优配强村“两委”班子作为“火车头”，充分发挥村干部“领头雁”作用，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外要不拘一格、开门引才， 通过扩宽人才引育途径，让人才源源流入乡村，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探索线上引才途径，加强对电商销售、直播带货等新兴行业人才的吸纳， 形成不同行业、不同环节、不同类型人才集聚乡村，进一步健全完善服务乡村振兴的人才框架。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干部、科技人才、乡土人才等现有各类人才培育，实施人才精细化培训，人才定向培养计划，激发“存量”人才潜能。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政府必须提供促进各类乡村人才成长、发挥作用的环境，努力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探索

沈阳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刘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决战全面建成现代化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农村经济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新起点，是统筹解决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各种社会领域主要问题矛盾冲突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国家“两个一百年”目标任务的必然历史要求。

一、辽宁省乡村振兴现状

党的第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战略推动下，加快推进辽宁省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辽宁省是全国粮食建设示范省之一，优质农产品产量连续位居全国前列，农业农村经济结构逐步趋向优化，农业产业化规模持续提高，农村社会服务基本规范，商业信用经营服务组织制度正在形成。辽宁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融合实现新提升， 着力整治农村生态环境。坚持推进以乡村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工作为主题统领， 继续巩固和完善乡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期不变。

辽宁省明确提出，围绕“三农”工作重点转移，牢牢把好粮食安全主动权， 巩固和扩大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高效对接。严格执行“四个不摘”要求， 在贫困县脱贫摘帽之后，建立五年过渡期，在过渡期期间，维持现行主要帮扶政策的整体稳定，从集中资源扶持脱贫攻坚逐步顺利过渡到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完善精准扶贫制度体系，确保2022年底前全部完成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解决温饱问题；建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财政管理制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创新实施分类扶持政策。

辽宁省是国家粮食主产省，明确提出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加不减少，争做有余粮的省。完善产粮大县扶持政策体系，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绿色发展工程，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壮大。贯彻落实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生产者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其他惠农政策，使种粮得到合理回报。尽管近年来辽宁省在乡村振兴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仍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以城带乡

的能力严重不足、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农作物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乡村人才缺乏、农村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二、辽宁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问题

（一）城乡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当前，在辽宁农村地区，民众思想意识普遍滞后，注重传统道德与熟人社会，城乡资源占有量比还存在着较大地区差异， 城乡在资源合理利用关系中还处在不对等状态，甚至长期用牺牲部分农村区域资源作为支撑城市发展的代价。因此，要想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解决好城乡经济一体化问题。而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辽宁省资源配置方式不足，严重制约着农业现代化以及新型农村建设顺利进行。另外，辽宁传统农业从整体形态上看是粗放生产，尽管近几年各地区因投入修路、建房、发电等大型公共开发项目兴建而占地较多，并将相应给予被征地农户以补偿，但农户普遍存在着地少人少，人与土地关系紧张等问题，进而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生产与种植作物积极性。而辽宁省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相对于我国多年平均农田可灌溉总面积开发程度，辽宁灌区农田水利化程度低，农田节水灌溉在有效面积中所占比重不大。

（二）以城带乡能力严重不足。从整体上来看，目前辽宁省以城带乡能力存在严重的不足，缺乏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指导政策。首先，辽宁省目前城乡差异较大，除了沈阳、大连两个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还相对落后， 无法与南方城市相比。单就整体形势而言，沈阳和大连两个地区的总体经济及综合实力水平也有待提高，从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根本无暇去考虑对其他周边地区进行帮扶。其次，缺乏以城带乡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具体落实。由于辽宁省属于老工业区，缺少新型工业，相对于南方城市，在确定未来发展规划上相对较保守，且具体执行力度较弱，难以保证能达到预期效果。

（三）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善。

第一，土地流转期限的不确定性。尽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期满后延长三十年”的要求，但是农民在订立土地流转合同时仍然心存担忧。由于至今尚未有关文件明文规定，流转期限为不得超过土地承包期满延长30年后，或者不得超过二轮土地承包届满。第二，农业补贴并不能保障经营者在流转之后的权益。尽管国家每年拨出一笔资金，作为惠农资金来补贴农民，但是目前农村形式已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而将其承包地转让给别的农民，即使有部分农民土地仍在撂荒，也仍然可以获得年度惠农补贴。而且那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除了各自承包地外，均不能获得惠农补贴资金。土地流转完成后， 相关保障措施欠缺。虽然辽宁省已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土地受让者权益，但在实际土地流转过程中仍然缺少对转让土地之后务农为业的农户的保护，对土地流转主体家庭农场、农村合作社、种粮能手等也缺少资金上的支持。

（四）农业新产业发展相对缓慢。近些年来，随着农业发展的结构性调整， 改革试验不断扎实推进，农业发展促进机制持续完善，现代化农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创新和技术服务应用等多个领域不断创新，现代工业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生物科技体系等许多新技术已经被农民广泛接受并且应用，农业发展新兴产业、新金融业态正不断快速涌现。但辽宁目前只有少部分地区发展了一定规模的农村新技术产业及新消费业态，用新理念、新技术、新设施装备等对农村农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及升级效果明显不足，先进产业技术市场扩散的渗透力仍然不强。与当前南方地区农业新型经济建设蓬勃兴起的市场现状相比，辽宁的农业发展明显起步迟缓，农家乐、观光采摘、旅游农业、特色小镇开发等一些特色经营虽有所涉及，但大多只处于尝试探索和起步的阶段，并且发展比较缓慢， 形式特征也都相对简单，难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

（五）种植结构调整有一定难度。近几年，辽宁农村种植业结构布局综合调整试点的项目工作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通过逐步调整减少玉米的种植面积， 一些农民现在逐渐开始着手改种花生、特色杂粮、花卉苗、木药材以及其他特色农作物，虽然有了一定的改善，但目前辽宁的种植作物比例变化幅度相对不大。探究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玉米相对于其他的农作物种植较为省时省力，且又相对高产，易于机械化种植生产管理，抗灾及防病等能力都相对较强。一些特色农作物资源缺乏，购买来源比较困难，仅靠少数农户生产种植，种植后的作物品质和产量自然就无法保证。所以，大部分农民都不愿意选择一些其他的农作物去进行种植。即使种植玉米的收入相对于其他农作物较少，但由于人们长期以来已经养成一定的种植惯性，大部分农民的思想又较为保守，短时间内很难调整种植结构。

（六）乡村人才严重缺乏。近年来，辽宁省农村劳动力人口外流严重，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增长。由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没有足够的公共服务供给，生产、交通、医疗、教育、生活和文化环境等方面与城市有显著

差距，造成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大多青壮年不愿留在农村更愿意到城市中发展，在外读书的本地大学生也很少愿意回农村就业。面对这样的情况， 虽然近几年辽宁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鼓励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工作就业，但是由于辽宁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大部分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从小几乎没有吃过苦，甚至是养尊处优，所以很难接受农村的生活条件，宁可选择在城市的小型企业工作，也不愿意到农村工作。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辽宁的农村人才极其缺乏，导致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滞后，与城市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进一步导致农村经济水平落后，对辽宁乡村振兴战略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三、辽宁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议

（一）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当前，辽宁省急需深入推进农村土地的土地产权流转接续制度试点工作，必须正确把握和深刻理解好中央精神，切实保证把关于农村承包地使用权试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首先，一定要搞好试点，明确农民土地权益流转的年限范围。政府部门可以进一步结合各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台一套可实施的办法，明确规定土地可流转延长期限范围，规定企业土地整体的流转或使用管理期限不超过土地第二轮期限范围即可。这样农民和经营主体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签订合同，有利于促进土地的规模化流转承包经营。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对于未承包且长期没有被批准撂荒改造农田用地的广大农民，发包方有权决定直接依法强行收回这些原承包地。其次，辽宁省的相关农业职能部门应结合实际尽快出台惠农农业补贴标准详细工作方案，确保农民的切身利益。

（二）提高辽宁省以城带乡能力。针对辽宁省以城带乡具体问题，辽宁省政府应该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以城带乡的能力。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缩小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最佳途径之一，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方面应该了解到以城带乡对于乡村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如果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对于城市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对于政府而言，应该早日确定以城带乡的具体战略，深刻了解以城带乡战略的重要性。通过发展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可以提高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所以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重视，设立以城带乡专用资金，以此来帮助乡村地区在多个方面进一步发展。其次，企业方面应该积极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对于乡村地区，应该承担接纳乡村劳动力的责任。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农业本身利润相对较低，无法让当下的乡村地区人民获得

满意的收入。所以，企业应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来促进乡村地区人口回流， 避免进一步的乡村人口流失。

（三）加强食品粮食安全。辽宁省作为全国粮食的主产省之一，加快实现规模化农业产业，稳定推进粮食农业生产，保障当前的国家总体粮食安全生产。辽宁省在“十四五”建设期间制定了具体发展目标，大力实施先进系统的保护式耕作制度，粮食产区的农田开发机械化，用来快速稳定地提高粮食产量。当前，辽宁省计划实施积极稳步推进传统剂型的化肥农药残留的污染减量化，进一步提高当前农村科学安全用药及合理平衡施肥体系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传统重点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综合体系和病虫害统治综合防控手段与高效现代的绿色农药病虫害防控系统技术相互融合。实施玉米秸秆安全高效循环综合利用，建设大型养殖畜禽粪便资源化、集中化、无害化，生产高效绿色化、资源化、生态化，系统改造农业重点工程建设，保护农村环境。以建设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为基本依托，构建高效农业食品产业链，加强农产品质量及安全源头化管控， 从而增强粮食生产安全，提高生产质量。

（四）合理规划土地资源。辽宁省应科学准确地规划和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从源头上严格控制一切房地产开发或建设项目占用农村耕地，坚决做到依法遏制浪费农村耕地及“非农化”耕地面积增加，防止浪费耕地。保持优质农田稳定高效发展，确保全省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长期保持在较合理区间，新建高标准农田项目，同时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落实惠农政策，保障农民的稳定收入，积极调动农民生产发展的积极性，加大惠农政策的宣传力度，落实好产粮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区县政府的奖励资金。增加土地供给，通过土地流转、充分利用废弃地、改革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等措施，解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的土地供给不足的矛盾，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五）完善农业产业体系。辽宁省应加强农业创新发展驱动约束机制，积极探索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建立更加紧密有序的利益主体联结共享机制， 规范农民合作社的有序发展。加强新形势下农村基层组织的制度建设，提高村委会工作站等各类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引导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大财政投入，通过设立农业基金、贴息、担保支持等多途径，为促进农业新兴产业及新农村业态的发展积累融资。积极采用科学合理的田间种植、无人机施肥等方式，提高种植效率。农业技术推广要依托于农业龙头企业，采取讲座、培训等方式，对农业合作社负责人、生产大户进行

专业技术培训，提高种植效率和产量。要探索建立符合省情的“三农”混合资本所有权制度改革，探索建立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能够形成高效连通的农业经营服务网络，从而提高农业产品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快开放各类农村金融市场，支持农村金融机构增加金融信息服务功能供给。对一些已经形成规模但是受限于资金问题的企业，要主动对接金融服务，为农业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增加有效土地的供给，通过鼓励农地依法流转、充分利用农村废弃留用地、改革生产建设用地制度等，推进农村产业协调发展，解决各类土地资源供给明显不足导致的矛盾，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六）重视乡村本土人才价值。辽宁省当前应努力挖掘和培养乡村各行业的高级技术工人和传统民间技艺人才的优秀传承者，汇集当地本土人才群体的创新智慧创意和文化力量，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动力保障。辽宁省应根据实际人才需求情况，重点培养一批生产加工经营型、专业应用技术型、针对各种不同岗位的复合型农业人才，深入调整优化都市新型现代农业人才队伍规模。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激励本地大学生回到乡村工作，保障乡村人才建设。切实做好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文化建设，使乡村每位基层干部都能与家乡农民建立起浓厚融洽的群众感情。让乡村工作者在工作环境中不断探索积累新经验、提高组织实践活动能力，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自觉保卫者和有效推动者，为加快乡村振兴提供更为强有力的动力保障。

综上，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研究背景，对辽宁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辽宁省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可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推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辽宁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发展，还可以提高辽宁省整体经济的发展。

民营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叶景英

资金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基础，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活动中。近年来， 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企业集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现金流对于现代企业经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往往是很多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集团企业，更加离不开现金流的支持。通过有效的手段使资金布局更加合理，管控更加高效，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是现代民营企业集团必须考虑的问题。提升企业的资金管理能力对于民营企业的长久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探究民营企业资金管理的重要性，分析民营企业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管理提供有效的策略。

一、民营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一）提高资金管理的有效性

资金是企业正常运行保障基础，大多数民营企业资金数额有限，如果缺少妥当的管理方式，资金得不到最大化地利用，会产生资金浪费问题。资金管理贯穿于企业的所有经营生产活动中，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通过资金管理提升企业的资金布局与管控，让民营企业有限的资金可以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丰富企业发展道路。资金管理工作涉及着企业多方运行工作。需要特别关注，通过妥善的资金管理实现资金成本控制，增加企业经营效益。

（二）保障企业稳定发展

资金管理是构成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企业生产离不开人、财、物的支持。资金的稳定性、灵活性和及时性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企业的长久稳定发展必须拥有充足的资金流。各类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资金管理水平对于企业的规模化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都有资金的分布与流动，做好资金的支持与管控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促进企业战略落地。随着企业规模不断发展，集团资金更加分散，资金管理难度也不断增大，要想使企业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保障企业可以持续稳定发展， 企业就必须在资金运行方面进行完善的管理工作。

二、民营企业集团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集团化管理的意识不够

民营企业近年来可以得到快速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支持。国家各项扶持政策的不断出台，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地增大，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改革不断深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更多民营企业不断向着规模化，集团化方向发展。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方面也面临着重大挑战。传统的民营企业受到企业规模和发展模式的限制，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方面更加看重业务。但忽视资金管理工作，会导致企业逐渐走向没落。资金管理工作是民营企业最为重要的工作环节之一，需要随着社会对企业需求的改变而不断进行优化。这样才能为企业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带来助力。在企业向着集团化发展的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对于中小民营企业而言，筹集资金的难度比较大，资金来源的搭建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布局。民营企业只有跟随时代的发展才能不被时代抛弃。部份中小民营企业财务管理能力相对较差，资金管理制度松散混乱， 资金使用不明确，资金流动性较差，分布也不合理，从而导致资金利用效率低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隐患，降低了企业盈利能力，不利于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二）资金集团化管理的能力不足

近年来，民营企业数量不断上涨，企业内部经营也在不断扩大，业务链条不断增长，其资金管理必然要比原来更加复杂，这就对企业的资金管理能力带来极大挑战。在集团企业中，资金的分配和使用对于企业的发展和企业成本的控制具有极大地影响。集团企业高层管理组织框架中，财务管理必须占据重要位置，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搭建有效的财务管控体系，实现合理的资金分配和成本控制。在搭建财务管控体系时需要各部门的共同配合，投入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耐心细致地对业务全流程进行深入梳理。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财务管理并没有完善的模式可以直接使用，需要根据企业的不断发展进行调整完善。与中小民营企业相比，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与使用需要从集团全局出发进行考量，统一部署，保障资金的控制和调配更加有效；企业发展需要在保障资金安全稳健的同时，还需要兼顾资金调配的效率和效益。

（三）资金管理手段相对落后

信息化发展不仅让民众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还让各个企业的运行和管理方式得到了优化。资金管理手段优劣决定着工作是否有成效，信息化技术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大多数的企业都应该在资金管理过程中进行使用。随着信

息技术的革新，市场人群的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和消费理念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为民营企业带来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市场机遇。传统的民营企业大多属于生产加工端，与消费端的联系并不紧密。受到商品流通和市场群体的限制，传统民营企业产品分布和销售的地域性比较强，传统的资金管理方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民营企业在向集团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调整思维方式，进行管理手段改革和技术能力提升，避免因为模式落后，管理粗放而被市场淘汰。

三、完善民营企业集团资金管理的对策

（一）提高资金集团化管理的认识

1.   提高资金管理的战略高度。资金管理是企业集团经营管理的核心部分， 其工作不能仅仅依靠财务部门，而是需要整个集团各部门共同配合。企业需要从集团战略需求出发，根据集团发展方向，对企业资金进行合理布局。企业需要根据自身战略规划和未来的业务设计规划，提前搭建资金来源渠道，设置全局性和系统性的资金管理平台，完善资金管理体系，保障在企业业务发展过程中拥有稳定充足的资金支持。企业资金管理平台体系的搭建需要集团高层内部达成共识，从而减少资金管理过程中的阻力，使得资金管理真正为企业发展服务。集团资金管理需要从集团总部到子公司进行系统统筹规划，同时又要保障子公司的资金自主性。从集团总部来讲，资金管理是企业运营的重要环节。集团高层应当设置相应的框架为财务部门的资金管理提供组织保障，实现集团财务的有效管控和资金管理，从整体上实现资金的统筹安排。集团企业的资金管理主要体现在筹资、投资、重要项目以及日常运营资金的安排等方面。银行融资是企业最常见的筹资行为。集团内部的多家企业集合形成规模效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银行融资，使企业之间在资金上互通互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大规模的集团企业相比中小型民营企业在融资方面拥有更高的议价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这能保证企业在融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降低企业融资的难度和成本。从投资角度而言，集团企业的总部相当于资金池，每一个子公司资金在总部汇总，在集团总部的统一规划指导下，集团内部上下一心贯彻企业经营发展方针，使企业投资决策能够被有效执行。集团企业一般会对一部分资金进行统一管理，资金流转模式规范可控，这就使得子公司在经营方面的资金压力被分解，可以将精力集中于业务的拓展和运营管理，从而提高集团整体的运营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2.   做好集团项目资金预算工作。集团企业要根据企业战略规划制定资金管理计划，确保资金管理与使用在可控范围内。集团企业在进行筹资时需要考虑企业的发展规模；当然，集团企业因为融资规模相对较高，所以其经营存在较大的风险，资金成本对于企业的盈利侵蚀性比较大，这会导致企业的利润水平下降。如果集团企业没有对企业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充裕的资金就容易使企业进行盲目扩张，一些不合理的项目也会被轻易通过，这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同时，也为企业的长久发展带来隐患，甚至会威胁到企业的生存。过于宽松的资金管理制度在导致企业资金运转效率低下的同时，会提高企业的沉没成本。因此，集团企业需要对资金进行合理把控，在一定程度上对资金进行集权式管理，确保企业资金可控，管理有效，应用灵活。
3.   提高资金管理的安全性。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因此保障企业资金的安全就是保障企业平稳健康发展。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拥有充足的资金，企业可以度过艰难的“寒冬”，寻求新的市场机遇，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多数企业往往走上破产清算的道路。因此，财务必须参与企业的重大投融资决策。企业的资金搭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搭建稳定的资金供给来源和渠道。在一些大型企业中，财务往往对一些重大项目决策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企业应当在运营环节对资金流进行额度管理，确保企业在掌握真实的经营现状的同时能够清晰认知企业运营环节中存在的薄弱点和风险隐患。财务部门应当明确资金流转的渠道，设置安全的流动资金额度与占比， 确保各项资产和资金占用额度适度，严守货币资金的存量下限。

（二）加强资金集团化管理的能力建设

1.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企业集团的资金管理可以形成资金集合效应。对于一个具体的企业而言，没有任何一种现成资金管理模式可以直接套用到企业资金管理中。因此企业必须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自身的组织框架和业务特点来制定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资金管理制度。最基础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就是减少企业各项成本，费用支出。降低成本、费用，不光是减少资金用量， 而且直接增加利润，一增一减，企业资金使用效率能够得到成倍的增长。除此之外还应该减少库存囤货，加快资金周转，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存货占企业资金比较重大，通过减少囤货，来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在集团公司财务管理中，企业集团资金管控的集权程度是一项重要指标。每个集团企业的组织架构和产业布局都不相同，集权程度和业务操作模式自然也不相同。无论哪一类

型的企业在重大筹资投资方面都应当进行统一把控，使企业资金使用情况符合集团发展定位，保障企业的安全等级，使企业面临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集团企业的产业链如果相对较短，业务模式比较一致，集团企业的资金集中程度就会相对比较高；产业链分布相对较长或者子公司经营特点差异较大的企业就需要集团采用更加灵活的资金管制方式，这样才能保证企业经营的活力和积极性。这些都需要财务部门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进行深挖细查，全方位了解企业，实现企业资产的合理布局，不断扩大并优化企业资金来源的渠道。资金作为企业的资产也是有一定成本的，所以资金的使用必须认真对待，企业应当采用科学有效的方式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企业的经营收益，减少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减少企业的沉没成本和企业负担，降低企业利益损失。

2.                  从企业流程优化中要效率。由于企业资金的流动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流程中，所以企业资金管理的模式比较复杂，难度较大，做好企业资金管理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优化资金流转流程可以有效提高资金的运转速度，在降低资金成本的同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财务部门应当梳理企业的全部业务流程，优化业务流程中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企业整体运营的健康发展，增强企业活力，保障企业经营的灵活性和安全性。企业应当集中精力对于流动性较差的环节进行创新，在提高资金安全性的同时，保障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在市场销售方面，根据客户群体的性质实行不同的交易方式。针对散户可以实行现款交易，对于规模较大的客户应当设置应收账款的额度，尽量保障无挂账交易，使企业收入与现金流保持一致性。

（三） 信息化技术在企业资金管理中的应用技术进步对于企业管理能力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随着信息化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企业管理也在进行信息化和数字化管理变革。各大企业热衷于建设信息化管理平台，引进更加安全方便的财务软件，实行工业链系统线上运营，搭建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在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下，企业内部的各项数据保存和传递的速度大大增加，信息交流更加顺畅，企业的经营指标也更加细化和精准，企业的管理会更加全面深入，集团总部对于子公司的管控更加方便有效，对于市场的变化反应更加灵敏。在企业资金管理中，搭建资金信息平台，建立财务结算中心， 设置财务公司等，都有利于企业积极探索更加有效的资金管理模式，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及互联网技术，资金的结算效率和流程管控效率大大提高，企业对于资金的综合管控能力不断上升，企业资金运营成本不

断降低，这些都对于提高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着积极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资金管理工作在民营企业运行中起到的作用十分重要。通过科学合理的资金管理才能更好地推动民营企业更好的发展。集团企业应当对子公司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合理的监控，使企业的经营更加合规、安全、稳健。企业集团对于自身的资金需求以及资金量要有清晰的认知，对于企业资金能够进行合理的调配，减少资金的占用，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和利用率。企业集团的资金应当形成规模效益，规避企业财务风险。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祝可为

平潭位于福建省东部，是离台湾最近的海岛，同时也是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地和闽台地区交流的重要窗口。2016年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指出要努力将平潭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岛。因此，对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状况进行研究和探讨，可以为平潭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践提供参考。

1.    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者对平潭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多。林予希借助问卷调查对平潭旅游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市场定位、设施建设、营销手段等方面的建议。丁丽英借助ASEB栅格分析法对平潭生态体验旅游开发的优劣势进行分析，提出生态旅游的具体思路。周美云从社会参与、设施建设、人才培养等6个方面探讨平潭乡村旅游开发的策略。肖徐进从海洋、海岛森林和和衣渔业等资源构建海岛生态旅游模式。何惠静等从信息网络化的角度：平"旅游资源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问题展开分析，提出构建平潭旅游信息网络化平台的方法冈。林海从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个层面对南海乡江尾村进行

分析，提出旅游资源利用与幵发策略叫林倩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对

策展开研究皿。林心瑶梳理了平潭岛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赋存状况和旅游利用现状，提出平潭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和旅游利用模式岡。

综上所述，学者主要对平潭的旅游市场现状、旅游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旅游开发模式、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研究，但是在文化旅游资源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史前文化、军事海防文化、红色文化、海丝文化、闽台文化和非遗文化的角度分析平潭的文化旅游资源的类型和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2.    平潭的文化旅游资源分析

平潭因主岛在海上远眺如坛而得名，故称海坛，俗称m又因岛「最高的君山常有岚气弥漫，简称“岚”。平潭新石器时代遗址证明远在七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平潭岛同时沉淀了丰富的史前文化、军事海防文化、红色文化、海丝文化、闽台文化和非遗文化等文化旅游资源。

         史前文化

平潭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距今七千多年的壳丘头遗址位于平潭平原镇山显美村南垅自然村东北，是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福

建沿海城市年代最久远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周围还分布从新石器到青铜时期的聚落。通过对平潭壳丘头遗址群的考古发掘，专家学者们推断，平潭极有可能是南岛语族从陆地向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壳丘头文化与台湾大坌坑文化有着历史渊源，进一步验证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此外，平潭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的成立为探索海峡两岸人文血脉关系和扩大福建在南岛语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有着重要意义。

         军事海防文化

平潭海防史历史悠久，宋代因海盗猖獗，官府即在：上设巡；检司，派驻军队，保护商旅和岛民，在苏澳镇钟门村卩付近还遗有当时石条砌成的军路。现存的龟山古营寨、百花寨、南寨、寨顶寨、五皇山烟墩、凤髻』烟墩等遗址

见证了平潭抗击倭寇的历史，也逐渐形成和完善平潭的军事海防体系嘔为了守

护台湾，在平潭设立海坛镇水师，平潭右营与高雄左营在台海两岸遥相呼应， 海坛海防文化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佐证。抗日战争期间，平潭六次沦陷，六次光复，终将日伪驱赶出岛。解放后，两岸军事对峙时期，平潭人民抗击侵略， 抵御外侮。

         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有别于其他文化，具有中国特色，是激发人们追求理想和信念的源泉。红色资源中不仅包含军事资源，还有革命文献资源、红色精神资源等。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了百条红色旅游线路，平潭就有3条：平潭“追寻革命史迹”之旅（民主村革命史迹一烈士陵园一中正堂）、平潭爱国教育之旅（江继芸纪念馆一海坛古城海防博物馆一将军山）、红色乡村之旅（青观顶村一国彩村一大坪村主题党馆）。此外，其他部分红色资源见表1。

         平潭与海丝文化渊源

海上便利的交通和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唐宋年间的长江澳是饲养军马的地方。宋代，苏澳、钟门、连街对外贸易频繁，商业发达，有驰名中外的“船舶三都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明朝，平潭逐渐成为海上通商和对台贸易的中转站，把中国的瓷器、茶叶等销往国外。

另一方面，考古专家对“碗礁一号”古沉船、“碗礁二号”古沉船、五代沉船遗址、西南屿宋代沉船遗址、九深明代沉船遗址等进行水下考古，证实至

少在1000多年前的五代时期，海坛海峡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段。此外， 猫头墘村的琉球国驸马墓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政材料。

         平潭在闽台文化中的地位

平潭是福建省重要的对台贸易港口之一，与台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80% 的台湾居民祖籍是福建，其中有部分来自平潭，沿袭着相同的语言、习俗和信仰，陈靖姑、杨府爷等神灵是闽台地区的共同神灵。平潭已确定的非遗项目中与台湾密切相关的有岚台传统灯飞、平潭台湾国'损伤整复、大福村“台湾妈” 妈祖文化三项，它们将成为两岸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随着台中、台北两条航线的开通，闽台合作愈加紧密，闽台文化资源在不断挖掘和开发利用，推动了闽台文化交流，深度、高度和广度。

         非遗文化

平潭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产生了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们是平潭人民长期生活的缩影，具有深刻的内涵和丰富的价值。根据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发布的信息，截至2021年11月，全区省（甫、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上升到25项。参照王文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将其进行汇总。

此外，平潭还有陆地行舟、公背婆、踩高跷、孩儿戏蚌等独特的表演活动。受地理气候和环境的影响，平潭人历经千年，建造石头厝的传统工艺代代相传， 形成独具特色的石头厝景观。

3.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缺乏挖掘力度

近年来，平潭成功举办过多场国内外赛事，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虽对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进行了挖掘，但力度和深度远远不够，只有不断地开发和挖掘，才能更全面地展现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历史内涵，才能展示文化资源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才能更好地向外传播。目前，平潭的文化旅游资源多停留在学术层面，如学者对南岛语族文化的研究颇为深入，但没有在大众中产生影响，大众缺乏对平潭海岛文化旅游资源的认知，旅游行程主要以海岛观光旅游为主。

         缺少精品工程

精品工程是城市的名，能人产生联想，能有机地将文化与产地联系起来。从全域上看，平潭汀旅游资源数量多，分布散，景点间相对独立没有形成整体这大大地降低：了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力。就史前文化壳丘头遗址公园而言，目前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虽硬体建设已完成，但缺乏软体建设，如增加一些史

前文化的体验式活动，研究史前文化的纹案，设计地方特色文创产品等。

         单一的宣传模式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对外输出需要传播渠道，不仅需要借助数媒、纸媒， 还需要搭建国内外高水准的对外平台，高频高质地对平潭文化旅游资源进行传播。目前，平潭的文化旅游资源主要以政府推动为主，在省内外和中央媒体平台均有输出，但未形成“官、商、民”并举的多维度传播形式，缺少民间私营企业参与，导致宣传力度不大、渗透力不强、后劲不足等现象。

4.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利用对策

         深度挖掘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

对于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能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若缺少对内涵的挖掘，就难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和生命力，无法给游客带来良好的体验，激发再次游玩的兴趣，同时，也难以高频高质地进行传播。从宏观层面来看，深度挖掘平潭的史前文化和海丝文化的优势，是扩大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对外渠道； 从省域层面看，深度挖掘闽台文化和军事海防文化，是架起闽台合作交流的桥梁；从地方层面看，深度挖掘非遗文化和红色文化，是提升平潭自身软实力的必经之路。

从历史、科学、人文和艺术等层面展现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内涵，以点带线、以线带面，提升资源的知名度，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对于将领、战士等历史人物应从多方位、多层次、多视角进行剖析，提炼出蕴含的核心价值观，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可融入平潭闽剧、平潭词明戏、平潭沙画等形式进行展现。让更多作品走进百姓中，让他们成为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者和传播者。

此外，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还要依靠专业的研究团队，发挥学校和企业联动作用，走上产学研互利互惠的路子。目前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海峡旅游学院与平潭部分乡村搭建了校企合作平台。此外，省内外高校还可结合自身特点，开设与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相关的课程，让广大的学生参与其中，加快对外传播的步伐。

         设计平潭文化旅游经典路线

文化旅游资源若没有借助媒介进行展示，很难与人构建认知联系和情感共鸣。在数字化的时代，新媒体成为信息传递的优质媒介。在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物质丰富的年代，人们需要的旅游不再是单纯地欣赏风景，而更注重

精神层面的享受，这使以文旅为主题的旅游线路更受大众喜爱，不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还能有效延长平潭的旅游假期，减少旅游淡季的时长。

史前文化路线：主要集中在平原镇山显美村南垅自然村东北，主要由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龟山遗址等27处史前遗址组成，通过文物展示、遗址参观等， 探寻南岛语族的发展脉络。

军事海防文化路线：以青峰村为例，主人口广场→石头厝遗产保护中心→ 观景台（最佳摄影点）→旧军事碉堡→半山大王宫→防空洞→东江灯塔→听海慢道→青峰渔市，路线参观以海坛海防博物馆为主，以实地参观古迹为辅。

海丝文化路线：以钟门村为例，钟门村村史馆、游客服务中心→沉船文化体验馆→观海廊架→三都会坊市→榕树祈福广场→连街澳遗址→钟门琉球墓→ 观海民宿群。

此外，其他主题路线可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开展多维度的宣传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宣传需要“官、商、民”齐力并举，由政府制定的长远规划，调动商人和大众的积极性，参与到文化输出的队伍中。首先，政府可鼓励和支持主流媒体以独资、合资等方式开展境内、外文化交流。其次，培养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如文化投资公司，在开展策划咨询、演出展览、影视制作、艺术品拍卖等过程中，有效借助平潭闽剧、词明戏等传播平潭文化旅游资源。杨丽萍导演的大型舞台剧《平潭映象》，融入平潭元素，将平潭文化旅游资源做了大力的宣传，提升平潭国际旅游岛的知名度，但目前剧组没有平潭非遗传承人参加。建议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通过文化投资公司对《平潭映象》进行片段节选，邀请平潭非遗传承人参与排练，在传统村落开展巡演。其三，在疫情常态化下，通过现代化技术进行线上文化传播，有效地扩大受众群体，实现不出门也能“云旅游”。

5.   结语

平潭文化旅游资源丰富，见证了人类从大陆向海洋迁徙的过程，验证了台湾与大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构筑较为完备的军事海防体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遗文化。对于这些宝贵财富，我们要探寻有效的传播途径，促进平潭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平潭， 加速提升平潭国家旅游岛的软实力。

青浦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为例

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 张术霞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青浦区计划用3年的时间建成300 家左右的社区中心，实现新时代幸福社区村居全覆盖。建设新时代幸福社区， 是青浦区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神要求和市委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大创新，是青浦创新基层治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实践， 更是青浦在承接两大国家战略框架下自觉行动、率先示范的战略举措。

一、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成效和主要做法

（一）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成效

2021年3月19日明确年度试点计划以来，幸福社区建设工作已经在全区11个街镇全面铺开。截至目前，已经建成了既符合幸福社区建设理念，又各具特色的45家社区中心，还有30家社区中心正在加速推进建设，一批社区中心正在筹备启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为民服务能级得到有效提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动4大类31项区级部门管理服务资源下沉社区，“一网通办”24小时自助站点、智能工具箱、慈善幸福购智能机、快递机器人、健康驿站等一批便民利民服务已在社区中心落地。针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服务需求，结合社区中心的区位特点、空间布局、需求结构，因地制宜探索出多样化、各具特色的幸福社区功能和应用场景，如在社区中心创设共享工位、共享会议室、共享自习室、综合教学点、老人助餐点、便民理发室、儿童活动室等一批新的公共服务产品， 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产品的针对性和用户“黏性”。40多个幸福社区，将原有的办公空间还给人民群众，打造成老百姓家门口的“公共客厅”，社区养老、康复健身、文化娱乐等各类嵌入式服务定期开展，让社区不仅成为群众生活的家园，更是心灵的家园、精神的家园。除此以外，青浦区还不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布局，建成了一批便民利民的健身广场、篮球场、小型室内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等场地设施，让百姓充分享受“十五分钟”生活圈的便捷高效，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显著增强。二是共建共治共享格局正在逐步构建。通过“幸福共建”计划的实施，一大批青年党员、社区志愿者、优质社会组织、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社团达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等多元主体正在参与幸福社区共建。“幸福合伙人”培育计划、“幸福课堂”主题活动、在

职党员服务社区“幸福火种”计划等一批全新的机制创新载体不断涌现。

（二）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开创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新局面。区委专门成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领导小组，推动形成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推进办公室三级指挥体系。定期召开新时代幸福社区推进大会，出台《关于高质量建设新时代幸福社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意见》，形成了“两核六化”幸福社区建设整体工作架构。把建设安全、和谐、美丽的幸福家园温暖港湾作为核心理念，把提升党组织领导力和水平作为核心战略，推动社区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转变，社区服务项目向标准化共享化转变，社区发展向精致化现代化转变。

二是细化工作举措，确保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有成效。坚持分步实施。第一步是打造线上线下两大融合发展的枢纽平台，线下打造社区中心实体平台， 线上打造“幸福云”智慧社区全景应用系统网络平台；第二步是建立社区社会两大融合支撑的服务体系，建立以线下社区中心为核心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和以线上社区中心为平台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步是构建共建共治两大融合共进的治理格局，健全“高质量”社区共建格局和“高效能”社区共治格局。

坚持样板先行，将幸福社区建设分为过渡型、标准型和示范型分批推进。首批选取11个街镇的20个各具特色的社区中心先行先试，着力打造幸福社区先行示范样板，形成若干幸福社区建设示范精品。在此基础上，深入总结首批20 家试点社区创建的有益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规范，以点带面、逐步启动，推广至其他社区（村居），最终实现幸福社区建设全覆盖。

三是创新工作机制，实现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新突破。加快推动社区治理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版的“超级社区中心”。围绕“幸福云”智慧社区全景应用平台，系统布局全自动社区办公、全民化社区共治、全要素社区管理、全景式社区服务四大系统。加快构建以社区中心为主体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和“15 分钟生活圈”。根据老旧小区、乡村振兴、大型居住区、国际化社区等不同社区特点，积极探索产业社区、商业社区等不同形态幸福社区实体阵地布局，形成功能互补、相互融合、全面覆盖的“居村+楼宇”幸福社区实体阵地。着力推进“四化改革”，即社区运转模式去行政化、社区服务功能高集成化、社区生活方式泛智能化、社区干部队伍准职业化。着力打造“八大功能”，即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综合服务、平安管理、经济发展、农村建设、物业治理、矛盾

调处。着力创设“六大机制”，即综合服务机制、资源下沉机制、活动策划机制、产业发展机制、集中考核机制、管理协调机制。在整体提升服务效能的基础上，城市社区更加强化物业治理，农村社区更加强化经济发展。

四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构建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新格局。聚焦构建共进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启动六大“幸福共建”计划，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实施“幸福火种”计划，积极引导青年党员参加社区治理；实施“幸福志愿” 计划，积极搭建志愿者服务对象和服务项目对接平台；实施“幸福社团”计划， 积极引进和培育一批优质社会组织、社区活动团队和社团达人；实施“幸福合伙人”计划，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高校、科研机构等参与幸福社区共建； 聘请“幸福规划师”，积极吸引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为社区治理出谋划策；策划实施“幸福邻里”系列主题活动，通过社区课堂、社区运动会、社区音乐节、社区公益等富有社区特色的活动形式，强化家园共同体意识，推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的困难与挑战

（一）社区服务功能与居民需求尚有差距

一是服务供需匹配度有待提升。由于受到时间和财力的限制，只能以基本公共服务平均覆盖为主，尚未针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群体做到精细化服务供给全覆盖。例如，在满足社区养老、医疗保障、困难群众帮扶、残疾人就业、居民精神需求等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供给尚且不足。二是公共服务产品的利用率有待提升。新时代幸福社区以满足群众需求为抓手，打造了共享会议室、综合教学点、儿童活动室等诸多公共服务空间，但部分公共服务产品的利用率并不高。比如，一网通办、智慧健康驿站等智能化设备，对使用对象的知识储备、能力素质有一定要求，而基层社区多是老年人， 不太善于使用智能化产品，导致此类服务产品的作用发挥受限。

（二）幸福社区创建队伍素质有待提升

一是人员配备捉襟见肘。比如，已基本建成使用的新塘浦社区中心，在编人员仅有5人，在做好居委会常态化工作的同时，在维持幸福社区功能运作方面压力较大。二是专业类人才队伍有待培养。受农村社区发展空间的局限，对治理专业人才参与基层社区治理的吸引力度不大。参与幸福社区创建工作的虽有各部门、各条线人员，但受到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较少，社区治理类专业人才短缺。“幸福云”智慧社区全景应用系统的开发，对社区建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人才队伍的短缺，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幸福社区创建质量和服务效能。

（三）社区活动运行经费来源较为单一

尽管一直在倡导社区资金来源渠道多元化，但目前来看，幸福社区建设资金的供给和运作方式较为单一。幸福社区建设的资金供给主要依靠区财政和镇财政，其他治理主体投入资金较少。但是，为提升服务效能，幸福社区每周要开展数次、每月开展数十次不等的活动，活动支出大大增加，导致每月社区中心的水电费、电子设备采购费及各类活动经费均存在很大缺口，反过来又制约了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有待提高

一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人翁意识有待提升。目前来看，社区居民多喜欢参与文娱宣教类社区活动，但不愿意参与社区治理具体事务，存在社区居民自治事务被动参与多、主动参与少等问题。有的居民甚至认为幸福社区建设本应是政府的事情，与自身无关。这直接导致幸福社区自治管理的低效与弱化。二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和机制有待健全。在幸福社区建设或社区治理过程中，往往是管理部门觉得有必要时才召集居民代表开会，居民代表只是被动地听从安排、完成任务，大大影响了居民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三是社区“达人”、志愿者、幸福合伙人队伍有待挖掘。对社区“达人”、志愿者、幸福合伙人的挖掘还处于初始阶段，群众急需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合伙人较为缺失。

三、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党建引领，推动多元参与

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党组织的最大优势就是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四方。要始终把党建统领作为贯穿幸福社区建设的主轴主线，坚持统筹推进、以上率下，推动各条线力量整合、资源下沉，确保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工作推进到哪里，相关部门的扶持政策、项目资金、指导服务就配套到哪里，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的强大动能。深化创新社区网格化党建和区域化党建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区域化党建平台作用，持续推进街镇以及居村与驻区单位等共建共治。探索建立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青年党员常态化志愿服务队。积极推动党代表和人大代表主动参与幸福社区建设， 带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党建引领，把职能部门、社会组织、企（事） 业单位、青年党员、居民群众、社区达人等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推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激活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把

“独角戏”变成“大合唱”。

（二）对接居民需求，补齐民生短板

要精准把握需求，补齐短板，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一是在急需惠民项目上下功夫。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善抓痛点、精选项目，精准解决居民所盼所求，如健康养老、就业医疗等需求。二是在社区服务功能便捷上做文章。要健全社区服务体系，提供如老人日托、事务代办、物业保修、家政服务、矛盾调处等多层面服务，打造“一体化”“一站式“”集成化”“便捷化”的社区服务综合体，让社区中心成为百姓生活中的“便利店”。三是在扶贫帮困、互济互助上想办法。提倡邻里守望，弱有所扶，难有人帮，互帮互助，构建幸福社区和谐大家庭。四是在提升社区品位上动脑筋。合理配置街头绿地、体育场馆、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友好、安全、舒适的生活服务设施，持续增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治理效能

幸福社区建设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对外，加大宣传力度， 提供政策支持，广泛吸引知识层次高、政治素质好、懂经营善治理的复合型人才参与到幸福社区建设中来。对内，一是进行人才深“挖”。从本地区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和“乡贤”中深挖社区治理“达人”，并给予一定政策支持，对表现优秀的可吸纳到居村“两委”班子中。同时，鼓励街镇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到居村“两委”交流任职，充分发挥基层带头人的“头雁效应”。二是进行人才广“育”。加大对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幸福合伙人等群体的培养力度，将幸福社区建设队伍纳入区人才发展规划，制定完善人才队伍发展专项规划和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建设一支素质过硬、作风优良的专业化队伍。三是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稳步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薪酬待遇，拓宽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业发展通道，推动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打造社区人才新高地。

（四）强化机制创新，推动资源聚合

加强资源聚合是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力保障。一是积极探索和完善幸福社区建设运行机制，建立区、街镇、居（村）上下贯通，各条线部门左右协同的平台机制，集成各类社区治理资源，大力推进社区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区、街镇、居村三级工作特点，区级职能部门着力加强常态化下沉管理服务资源工作机制，街镇着力加强“沙漏型”资源集成分配机制，居村着

力加强公共产品集成供给工作机制，同心聚力推动农村社区治理与城市社区治理同频共振、融合提升。二是建立各类管理服务资源向社区汇聚的工作机制， 整合各方资源，扩大社区服务资源导入，确保幸福社区建设工作取得实效。

总之，做好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工作，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对接群众需求， 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源源不断地把“幸福”送到老百姓的身边，真正把这项民心工程做到百姓心坎上，让更多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总的战略安排。本文梳理分析了中外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及演变进程，比较发现全球各国现代化既有共性又各有特点，西方现代化无论是“创新性变革”还是“传导性变革”模式，其实质还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更加全面、可持续，更为和谐、包容，为人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

一、“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和不同形态

现代化是经济社会和文明进步的发展过程，一般指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一国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低收入社会向以科技驱动的工业化和都市化社会的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现代化”的概念特征

早在19世纪中期，《共产党宣言》中就出现了大量关于“现代化”的表述， 马克思坚信，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过程就是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随着全球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深化，相关理论探索也不断演进，自20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掀起了经典现代化研究、后现代化研究、新型现代化研究等至少三次研究浪潮。其中，经典现代化理论被认为是用来阐释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变化最有力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领域。一是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选举、多党制和分权制衡等制度，由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民主化、分权化和秩序化。二是经济工业化。工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优势地位，社会化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看不见的手”主导国家经济。三是社会城市化。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组织形态由传统乡村型向现代城市型逐步转变。四是文化理性化。科学理性成为主导日常生活的基本价值尺度和精神追求，人的现代化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象征。

从现代化的进程看，受不同传统文化、地域习惯、政治制度、历史契机等因素影响，不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特点各有不同，但又具有一般性。西方经济体基本遵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串联式

发展顺序，特别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农业现代化开始兴起（秦宣，2022）。农业现代化是指排除自然禀赋的因素后，通过提升农业物质技术、科技装备、经营管理能力等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农业现代化是一项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西方国家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规模化农业、精细化农业、高值特色农业等多种发展模式，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现代化的形态看，受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等因素影响，西方经济体在以资本为中心的主逻辑下，又分化形成重视对外扩张掠夺、重视物质主义、全盘“欧美化”等不同的现代化形态，部分经济体更是出现两极分化，明显同时并存比较现代化和相对非现代化两种形态的“二元”社会结构1等异化特征。西方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很难实现媲美欧美的现代化，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中心—外围”地位，国际间的不公平分配等外部因素阻碍了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任保平、张倩，2022）。

（二）“现代化”的衡量标准

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英格尔斯构建了较为公认的衡量现代化的基础指标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人均GDP、农业产值比重、非农就业比重、服务业比重、城镇化率、大学普及率、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医生情况、人口自然增长率等10个指标，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生态环境、人的现代化等领域的发展情况也逐渐成为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标准。

我国学者对现代化的测度也有一定的研究，中国科学院何传启研究员团队构建了世界现代化指数，用于度量国家现代化实现程度，主要涵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人的现代化等六个领域的100多个指标。根据这一标准，现代化国家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数量较少，过去300年里，发达国家的比例不超过20%；二是具有稳定性，包括比例和地位稳定，过去50年现代化国家占全部国家的比例在13%-15%之间，90%的国家持续处于现代化国家行列；三是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现代化国家是“头脑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和“知识型国家”等。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演进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也是本土化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现代化概念，1954年进一步明确，“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首次细化阐述了现代

化的内涵。

1964年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完整提出现代化的目标为“四个现代化”，表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新的经济社会实际和建设经验，秉承开放包容的态度，在学习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独立自主探索开创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逐步增加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民主和法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化内涵进一步丰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解决生产关系现代化的问题（谢伏瞻，2020）。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两步走”战略，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战略规划和更高的目标。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系统布局和深入阐释，明确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外源式走向内生性、从单一化走向全面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转变，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二、西方国家现代化模式典型分析

现代化是一个长期、动态、非线性、阶段性的过程，各国因其经济和历史不同，现代化发展轨迹和水平各不相同，但现代化本身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各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既有共性，也各有特色。

（一）世界现代化进程经历了三次大浪潮

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起始于18世纪后期，发端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人类社会开启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世界性现代化进程由此起步，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历三次大浪潮。

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

下，英国和西欧国家的现代化浪潮。17世纪中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国家，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徐冬青，2012）。随着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到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产业结构中机器大生产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标志着英国已成为一个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美国19世纪初也开启了工业革命，并于19世纪50年代末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工业化进一步向全球蔓延，西欧一些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率高的国家，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先后进入并完成了工业革命。

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以欧洲和北美国家为主的现代化浪潮。以发电机、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技术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快速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在第一次大浪潮中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各国发展水平趋于接近。据统计，19世纪世界经济人均增长率为每年2.6%，而在18世纪则不到0.1%。在这一阶段，现代化浪潮的中心区域从西欧扩大到了东欧和北美，第一次现代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优势、世界市场和经济增长势头， 率先扩散到西欧的周边地区。同时，美国商品农业高效率发展推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东欧，俄国也在探索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现代化新道路，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总体来看，到20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国家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初步完成了现代化，农业劳动人口均下降到40%以下（英国下降到10%）（徐冬青，2012）。

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20世纪中叶至今，在第三次工业革命2和全球化推动  下，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浪潮。这一阶段，工业化、现代化向全球扩展，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西方发达国家由初级工业化向后工业化升级（徐冬青，2012）。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下，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长达20年之久的经济繁荣，在20世纪前期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相继步入了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并形成了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力节约、大众消费和福利主义为特征的发达资本主义文明。同时，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全力投入到追赶型的现代化进程中。东欧国家和中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日本进入高度产业化时代，西亚北非的新兴石油输出国从半农半牧社会走上以石油工业为特征的工业化道路，拉美

各国探寻自主性工业化道路。

（二）西方国家现代化的两种主要模式

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各个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因素众多，主要包含政治、经济、技术、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目前，学界对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动因主要有两种分类，一种是划分为“内源型”和“外源型”，另一种划分为“创新性变革型”和“传导性变革型”。由于内源型”和“外源型”的划分方法和标准略有宽泛，不少国家可能难以完全归因于“内源型”和“外源型”，因此，本文主要从“创新性变革型”和“传导性变革型”两种模式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进行研究。

一是“创新性变革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该模式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主要特点为现代化生产力是由内部逐渐孕育成长起来，并由本土创新性的技术变革带来生产力的重大突破，最终带动整个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全面的现代化。英国、美国是典型代表。

英国是世界现代化的发源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扫除了政治上的障碍，建立了现代国家政治制度，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为英国破除了思想上的藩篱，海外殖民扩张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尤其是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为其带来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从“手工时代”进入“蒸汽时代”，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最终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走入现代化的国家。

美国作为被殖民国家，主要依靠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国内统一市场，特别是通过引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崛起成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在独立之初就建立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制度，南北战争后，主张发展工业的北方打败了主张发展奴隶制的南方，为美国工业化扫清了障碍。这一时期，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交叉进行，在充分吸收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后，工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跃居世界首位，1920年左右，美国初步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得到了极大发展。20世纪中期，第三次工业革命在美国爆发，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美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国家。

二是“传导性变革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该模式主要是社会外部冲击、他

国先进技术引进而引起内部的思想、政治、生产力的变革，从而推动经济、政治、社会变革而实现的现代化，其特点是在先进国家的示范诱导甚至是政治变革或战争冲击下启动现代化进程的，并且一般是政治革命、战争、社会思想层面变革或他国技术变革发生在前，而本国工业化发生于后，是自上而下或上下结合的急剧变革过程。法国、德国、日本以及战后实现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是典型代表。

法国在大革命前夕就用激进革命的方式实现了政治现代化，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个阶段，法国经济有了明显发展。第二帝国时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压力下，法国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工业现代化得到快速发展。二战后，法国政府吸取了政局长期动荡的教训，开始广泛吸收第二次工业革命先进技术改造本国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协调发展政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大力发展教育。此外，法国还抓住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和“非殖民化”政策实施的重要机遇，敞开大门进入世界市场。这一期间，法国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政治民主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小成绩，成功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德国的现代化是由国家、官僚集团和传统统治阶级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的。1871年， 德国通过对外战争完成了统一，同时德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有利时机，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迅速发展，仅用40多年走完了英国150年的工业化历程。但这一阶段， 德国走的是一条政治经济不均衡的发展道路，直到二战后，西德在盟国扶持下建立了民主制度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对外关系上全面融入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德国才再度跃升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亚洲国家，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和开放性。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面开放，主动向西方学习先进知识、技术和管理等，并建立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确定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经济立国复兴战略。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经济开始飞速进步，1968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均实现了现代化。

（三）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回顾现代化历程可以发现，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国情、不同时代，特点各异。但总的来看，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均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同时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生产关系构成了其现代化模式的实质。

一是以资本驱动为核心。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遵循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依靠资本市场，凸显自由市场作用来实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 西方国家通过对内剥削、对外殖民的方式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后， 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推进现代化的第一驱动要素，资本增殖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市场经济原则渗透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推进， 资本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特别是金融资本成为推动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二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无论是英国把握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机奠定现代化的基石，还是美德日各国抓住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契机为本国现代化发展注入动力，都体现了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化目标中的关键作用。发达国家把科技创新当做推动现代化的第一动力，持续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人才引进上进行投资。1941年，美国用于科研的资金只有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则超过了1000亿美元。1956-1970年日本只用15年时间和60亿美元，就引进了13955项新技术，掌握了先进国家要用50年时间和2000多亿美元所发明的先进技术。

三是优先发展教育。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行教育先行战略，为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早在19世纪，德国就高度重视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并且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应尽义务。发达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断增加，日本的教育经费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增加了37.6倍， 是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同时，保障教育公平也是一项重要举措，如日本不断促进教育公平，为保障学生受教育机会均等，专门制定《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

四是构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为缓和劳资关系和阶级矛盾、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也沿着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台阶不断向上攀升。德国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源国，已经拥有100多年社会保障的实践，英国在二战后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完整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保障法》的颁布，标志着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但西方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多是本国经济面临困境、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时建立起来的，具有较强的工具性色彩，隐含的效率优先、社会控制等思维依然严重。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提供新选择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实现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现代化并没有完全否定西方现代化，而是从中外比较中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在科技、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在保留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中国特色，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将开辟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人间新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实质是以资本逻辑来引导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摆在首要位置。从本质看，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能发挥以政党为中心的社会整合与价值整合优势，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资本无序扩张等综合病症，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可持续的发展。特别是，与西方的周期性选举不同，我国持续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建设，把人民当家做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各项政策措施和各个层级工作中，全面激发14亿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从目标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两极分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深刻教训。中国式现代化把增进人民福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更好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韩保江、李志斌，2022）。从规模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主战场在农村、大多数是农民。目前，全球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约为10亿。我国14亿多人口如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规模将大大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 特别是其中包含了6亿农村人口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目标，艰难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具有世界性的深远影响，将加速推进全球现代化进程。

（二）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全面、和谐、包容

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丰富，充分考虑到了西方现代化各种弊端和教训，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引我国加快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主义膨胀是西方现代化的典型特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极不协调，而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以攫取式开发推进工业化建设，曾一度导致人与自然

关系持续紧张，各类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中国式现代化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之中，并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秦宣，2022）。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逐渐成为我国普遍遵循的发展路径。三是中国式现代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长期奉行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 思维，中国式现代化以和平发展为重要特征。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现代化矛盾、困境和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互利共赢的开发战略，特别是突出共同发展，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是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倡导文明交流互鉴。与西方现代化过程长期形成的传统和现代二元对立文明观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西方“文明冲突论”对人类文明的桎梏，主张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叶小文，2022）， 探索创立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契合我国实际，具有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基础和战略支撑。一是党的全面领导指引正确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始终立足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安排，持续不断推出“五年规划”引领大国崛起，诠释了“中国之治”的独特魅力。同时，勇于自我革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动力源泉。纵观世界政党发展史，没有哪一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始终坚持自我革命，这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供强大支撑。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又有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既充分利用资本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又有效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实现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叶小文，2022）。三是金融安全稳定和健康发展确保行稳致远。不同于西方金融业态“脱实向虚”的趋势特征，我国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同时，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努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和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

（四）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展现了光明前景

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改变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一统天下的局面，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并联式”发展新路。回顾我国工业化发展历程，我国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许多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这种中国独创的“并联式”发展模式打破了传统现代化的线性逻辑和发展规律，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减贫事业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也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关键问题。经过接续奋斗， 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信心、树立了典范。同时，我国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断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逐步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的跨越，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中国智慧”。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后发国家实现赶超提供了成功经验。立足国情和发展实践不断改革创新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一个后发国家即使不具备先发国家的发展条件，只要锚定自己的现代化目标，立足本国国情独立自主探索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也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师河区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

信阳市 河区农业农村局 鲁义敬

近几年，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大力加强了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的部署， 先后制定了《浉河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监督指导专班工作机制》《浉河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工作方案。为全面了解浉河区农业

面源污染现状，根据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力量对全区农业面源污染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为下一步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指明方向，为全面改善农业农村生态环境奠定坚实基础。

1.                              河区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化肥减量化及施用现状

浉河区是信阳毛尖主产区，主要种植茶叶、果蔬、水稻，其中茶园面积40773hm2，蔬菜533hm2，水稻12000hm2。随着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从2019年开始浉河区化肥施用量逐年递减。一是做好田间试验。根据《2021年信阳市浉

河区化肥减量增效工作方案》要求，2021年浉河区开展田间试验6个。在夏粮生

产前认真编写试验方案，根据方案认真选点、选作物，落实田间试验。6个试验分别为水稻肥料利用率试验1个，花生肥料利用率试验1个，花生叶面喷施钼酸铵肥效试验1个，水稻肥效校正试验1个，以及2个蔬菜试验，即减量施肥试验1 个，经济作物“2+X”试验1个。二是推广农业技术。根据不同作物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制定水稻施肥配方2个，制定茶叶施肥模式2个。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有机肥替代及新型肥料施用技术，推广配方肥、商品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和新型缓（控）释肥。水稻上推广配方施肥技术12000hm2，蔬菜上替代推广有机肥1333hm2。举办科技大集、水稻新品种展示、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培训会和

科学施肥技术培训活动5次，进行面对面技术指导、电话咨询、网上咨询等多种形式服务1000余人次。经过调研了解到2021年浉河区所有涉农乡镇施用肥料主要为复合肥、有机肥和农家肥，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为1.01万t，小麦、水稻

等主要农作物肥料施用量大幅度减少，实现了化肥施用量负增长，完成了2021 年化肥零增长的任务目标。

                              农药减量化及施用现状

一是强化检疫监管。强化种子产地检疫、调运检疫监管工作，从根本上控制病虫草害蔓延危害，为农药减量控害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精准监测预警。

不断加强监测预警工作，特别是对重大病虫草害的实时调查和动态监测工作， 正确把握病虫草害动态。通过会商分析对重大病虫草害的发生趋势进行科学预测，并及时报警，引导准确适期用药，确保农药减量控害。适时发布病虫害情报11次5000多份。三是统防统治有力。重点支持规模适度、管理规范且高水平的专业化服务组织建设，大力提高新型高效植保器械的保有率，促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发展，提高防治工作的效率和成效，促进农药减量控害。四是积极推进绿色防控。重点推广以“性诱”为主的非化学防控技术举措，积极推广病虫害生态调控、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扩大统防统治对种植散户的覆盖面。继续示范推广高效低毒低风险农药，加大新型高效植保机械的推广应用力度，扶持喷杆喷雾机等先进高效植保机械和植保无人机的创新开发与推广， 以达到农药减量增效目的。2021年，全区农药使用量继续保持负增长态势，主

要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4%以上，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技术覆盖率达45%以上，浉河港乡桃园村创建了1067hm2绿色防控示范区。全区农药使用折百量为85.6t，比上年的85.8t又下降了0.2t，单位面积农药施用强度为1.2kg/hm2。

                              畜禽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

自2017年以来，浉河区禁养区299家畜禽养殖场户均完成关停拆除，通过市级验收。2018年，区政府印发《浉河区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浉河区依据《实施意见》要求，按3年

规划逐步推进。经过调查得知，目前全区共有畜禽养殖场（户）271家，其中畜禽规模养殖场有5家，多数为散养户。现阶段生猪饲养量为1万头，家禽饲养量为38万羽，肉羊饲养量为0.8万只，肉牛饲养量为400头。5家规模养殖场均完成了粪污处理设施的配套建设，并通过了市生态环境局直属一分局、区农业农村局及辖区政府三方验收。全区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设备配套率100%，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95%。

                              农膜使用及回收利用情况

一是推进地膜使用标准化。加大市场监督管理，严禁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1mm的超薄地膜，大力推广完全符合国标的农用地膜。二是稳步推进废旧农膜回收体系建设。根据“谁利用，谁回收”原则和要求，鼓励企业及社会人员普遍加入地膜回收体系。2020年以来，通过乡镇推荐和对场地进行实地考察， 在全区7个乡镇街道建立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站点8个，基本实现全区覆盖。三是加大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政策宣传力度。结合科技大集、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等

活动，在各乡镇街道开展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政策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单1500 份，悬挂宣传横幅30条。对农膜使用者进行科普宣传，提高农户交售废旧农膜的积极性，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据统计2021年全区使用农膜58.6t，回收53.62t，回收利用率为91.5%，达到了预定目标。

                              农作物秸秆利用现状

浉河区下辖土地面积为15.12万hm2，耕地面积为2.58万hm2，12个乡镇，主要农作物有水稻、小麦、花生、油菜、甘薯、玉米等。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

12000hm2，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95%，农作物产量为11.4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

12.198万t，综合利用率达95%；小麦播种面积为1000hm2，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

85%，农作物产量为0.53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0.67万t，综合利用率达85%；花生播种面积为667hm2，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7%，农作物产量为0.26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0.33万t，综合利用率达88%；油菜播种面积为1333hm2，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8%，农作物产量为0.3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0.56万t，综合利用率达83.28%；甘薯播种面积为1000hm2，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30%，农作物产量为0.72 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0.16万t，综合利用率为30%；玉米播种面积为1200hm2， 秸秆还田面积比例为76%，农作物产量为1.8万t，秸秆资源产量为1.87万t，综合利用率达76%。

2.                              河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意识不足

一是农业面源污染因其分散性、隐蔽性、随机性、不稳定性、不易于检测性及空间异质性等多种特征而不容易察觉［1］。二是农业面源始终与农业生产相伴而生，致使农业面源污染随处可见，只要存在生产便会存在污染。三是有关单位在农业环境保护技术宣传和推广方面不够全面，加之农村群众由于知识有限对于农业面源污染缺乏了解，甚至完全缺乏污染防治意识，致使农业面源污染不断侵蚀着群众生存环境。笔者在走访该区200余户农民时获悉，目前还普遍存在着施用化肥和农药为农作物增产必由之路的传统观念，但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造成农业面源严重污染。

                              缺乏健全的污染防治机制

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还主要停留在对城市、工业等点源污染的规制上，上至国家、下至地方出台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政策措施多为指导性文件或者发展规划所提到，强制性法律法规还是一片空白［2］，不能充分调动各

利益群体主动参与其中，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建立与完善。

                              缺乏相应的专项资金投入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是一项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没有设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专项经费，农业农村部门仅靠地方财政的有限资金进行小规模污染防治试点。

近3年来，浉河区用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总投入约为1953.9万元，其中耕地土

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19.9万元，区域性农膜回收站点展示建设资金30万元，畜禽养殖场（户）专项奖补资金1598万元，用于秸秆综合利用奖补款（仅是总奖补款的部分）106万元。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农业环境保护中的一个棘手问题。

3.                              河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对策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地方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先于国家进行立法。”科学合理、因势利导地制定与农业环境有关的地方法规，是对农业面源污染进行有

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措施。目前浉河区尚未出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相关政策法

规，下一步浉河区要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制定并出台地方性法规，使得农村

环境保护有法可依。

                              强化宣传培训，提高全民环保意识

充分利用互联网、电视和手机APP等现代传媒技术积极进行科普宣传，增强全社会对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重要性的意识，构建农民参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直接获益机制，使农民了解污染治理必须落实的职责和意识到涉及他们切身利益。对公众加强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意识的培养，引导与规范农户的生产与生活行为模式，激励企业与农户采用环境友好技术。

                              加强科技推广，注重发展方式转变

积极推进有机肥全替代化肥和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研究，持续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以减轻化肥、农药残留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加大残膜回收力度，以回收补助为手段提高农户残膜回收积极性，降低农用地膜残留率。加大农田残膜综合利用力度，促进农业废弃物等得到充分利用。

                              加强督查监管，依法治理污染行为

建立和完善农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使用与管理机制，强化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与农业面源污染报警监测，建立控制规范与技术规范体系。环保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应当主动配合农业部门做好入场执法巡查、预警监测等工作。

积极落实《农业法》《农业环保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关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的规定。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政府的建设模式与实践探索 基于琼黔鲁粤等地的调研思考

郭明军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已成为各行各业转型提升的重要方向，政府治理领域亦是如此，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积极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2022年6月23日，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14号），指出“要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字政府建设新局面”，对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本文通过梳理全球政府治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就探索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的典型建设模式，以及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架构开展系统研究。

一、全球政府治理的发展综述

（一）全球政府治理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传统的政府治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走过了办公自动化、系统集成和数据集成三个阶段。

1. 办公自动化阶段：韦伯模式时代（20世纪初-70年代末）

“韦伯模式”即科层制，又称官僚制［1-3］。韦伯模式以等级制为基础， 将权力依照不同的职能进行分层和分工，是一种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模式，其组织模式对整个20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该模式内部具有严密的等级层次结构，政府自上而下统一划分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组织内部呈金字塔结构，按职能进行权力分层、职位分等、层层节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曾经普遍采用的与工业社会相匹配的管理模式，韦伯模式以其形式合理性和制度合理性，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韦伯模式也有其内在的巨大缺陷［4］，包括效率低下、内部成员创造性受限、组织结构僵化等。韦伯模式时代的政务信息化建设主要体现为办公自动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与科层制的结构相适应， 通过对应政府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制度规范建设政务信息化系统，从而提高政府内部信息处理能力与运转效率。

2.                  系统集成阶段：新公共管理模式时代（20世纪70年代末-2000年前后）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行政府管理体制改

革，推行新公共管理模式［5］。新公共管理引入绩效管理机制、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从而加强了公共部门内部的灵活性和效率。其管理机制所依靠的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在管理方式上，新公共管理强调采用分权和授权的方式进行管理，在权力的分配上要求政府共享部分权力，简化内部结构上的等级，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利用市场机制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进而提高公共机制的效率和质量。但新公共管理模式也存在其固有的缺陷［6］，包括由于政府部门分治模式而导致的部门信息孤岛林立，以及公共服务与后台数据脱节等问题。

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以局域网、企业内联网、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第三代信息技术［7］的应用使得个人信息处理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各组织开始将信息视为一种资源。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信息传播的效率加快，信息可以即时地从上层传递到底层，通信时间和距离上的障碍大大减少，这为打破传统的韦伯模式时代的层级制结构提供了契机。在一个以不确定性、复杂性、多样性和意外性为特征的信息社会中，传统的公共组织方式无法有效应对可能存在的变化，公共组织需要一种新的灵活的组织结构形式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信息化浪潮要求政府对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结构体系作出相应变革，要求政府简政放权、减少组织层级、推动层级结构扁平化和网络化、提高自身灵活性， 进而提高公共决策的效率和水平。新公共管理模式时代的政府信息化转型主要体现为政务信息系统的集成化发展，通过推进以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为核心的信息化发展，促进政府内部信息化应用的整合与提升，进而提升政府服务效率， 更好地实现新公共管理模式倡导的“以顾客为中心”的发展目标［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