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2-23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意见》系统科学设计了数据基础制度的总体架构、具体机制和政策措施，围绕我国数据基础制度构建的重点、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提出了大量符合数据要素发展特点和规律的任务举措，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安排。《意见》有利于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数据要素交易流转规则、激发数据要素价值，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一、构建起数据要素基础制度的框架体系

建立了保障权益、合规使用的数据产权制度。《意见》遵循市场经济产权制度和数据要素特性，界定并充分保护了数据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各参与方享有的合法权利，明确提出了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运行机制。在明确数据分类分级制度基础上，确立了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信息数据的使用原则和使用范围，并根据不同类型数据要素属性分类施策。同时，《数据二十条》着重激励行业数据要素供给，推动基于知情同意或存在法定事由的数据流通使用模式，在更好保障个人、企业和公共利益的同时，充分释放了数据要素价值。

建立了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意见》明确提出，建设数据全流程合规与监管规则体系，建设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构建数据要素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确立了数据流通准入规则、分类分级授权使用规范、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等，强调了数据采集和接口标准化，鼓励在数据流通安全保障技术、标准和方案等方面进行探索，并提出培育数据流通交易所需的硬件场所和软件生态，推动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通，为数据要素流通交易提供了全方位的制度保障。

建立了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意见》提出了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坚持“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着重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投入产出收益。《意见》明确了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以及在促进数据收益分配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意见》以市场评价机制为基础，充分激发数据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释放数据要素活力。同时兼顾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需求，强调了数据价值在维护社会公平、弥补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积极作用。

建立了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意见》统筹发展与安全，既注重激活数据要素市场价值，也强调守住安全风险的底线，提出了政府、行业、企业分工清晰、责任明确、有机协同的治理制度体系，强调了政府在数据安全和监管方面的责任，明确了企业维护数据市场公平竞争的责任和自律意识，并提出社会各方要积极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共建市场信用体系、市场良好秩序和数据要素标准体系，为数据要素市场有序、稳定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设计了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制度安排

《意见》立足数据要素的发展规律和我国基本国情，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实践经验，借鉴国际高标准数据要素流通与管理规则，提出了大量创新性突出、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方案。

探索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意见》明确提出，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制度。这符合数据要素流通特点与规律，切中数据流通管理要害。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类型数据采取差异化的管理方式，有助于妥善处理好数据流通与国家数据安全、企业商业数据保密、个人隐私数据保护的关系，有助于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同时更好推动数据领域对外开放，避免数据治理领域“一刀切”问题。

提出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意见》明确提出，构建数据交易制度体系和数据可信流通体系。无论从理论创新还是实践应用的角度看，都是对数据要素流通的重大突破。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规则，包括构建数据安全合规有序跨境流通机制，是突破当前数据流通难的重要制度创新。同时，《意见》还提出了统筹构建规范高效的数据交易场所、培育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服务生态等配套措施。

明确推进公共数据开放的具体工作机制。《意见》提出，推动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加强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和统筹授权使用，打破“数据孤岛”。同时，对公共数据的使用方式、使用前提、使用条件以及可使用的范围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有助于盘活公共数据资源，更好服务公共事业和产业发展。

设计数据跨境流动管理的相关制度。《意见》提出，针对跨境电商、跨境支付、供应链管理、服务外包等典型应用场景，探索安全规范的数据跨境流通机制。《意见》立足我国具有领先优势的实践领域，有序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并结合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机制，在推动数据便利化跨境流动的同时，统筹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安全保护。

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目前，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均在推动不同版本的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意见》提出，积极参与数据流动、数据安全、认证评估、数字货币等国际规则和数字技术标准制定，对接甚至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这些都有助于提升我国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水平，畅通数据流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聚焦数据制度和数据要素的痛点和堵点

《意见》围绕数据要素产权、定价、流通、交易、使用、分配、治理、安全等方面存在的痛点和堵点问题，积极回应企业和社会关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弥补了数据要素基础制度领域的空白。

创新数据产权制度，破解数据交易确权难问题。《意见》提出建立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推动数据相关权利结构性分置与有序流通，充分保护数据要素各参与方的合法权益，探索建立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机制。破解了因数据产权确权难造成的交易难问题，厘清了数据各参与方权责，保障了各参与方合法权益。

厘清数据流通规则，规避“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意见》提出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规范引导场外交易，培育壮大场内交易，有序发展跨境流通和交易，建立了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破解了数据流通黑灰色交易制约市场发展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疏解了数据流通中的堵点，有利于引导数据要素交易市场高质量发展，使市场主体能够依托规范交易市场最大程度地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建立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数据分配制度，防止资本在数据领域无序扩张。《意见》提出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发挥市场配置和政府调节“两只手”作用，鼓励中小企业参与数据要素资源配置，防止大型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和资本实力挤占中小企业市场，限制“数据垄断”，着力消除数字鸿沟。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再分配调节机制，让全体人民更好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系统设计治理机制，化解数据领域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冲突。《意见》提出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一方面，坚持改革、开放和创新，积极对接和引领国际高标准数字规则，不断提升数字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破解开放与安全的二元悖论，推动形成高效、安全、有序的数据流通市场环境。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县域发展

2022-12-2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2035年和2050年基本和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全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基础。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城乡的统筹协调，并以县域经济发展为基础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县域发展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指明未来县域发展的方向。落实《意见》，需要深入理解农业发展愿景及其对县域经济的要求，厘清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农业发展愿景及其对县域发展的要求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加快整个农食系统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围绕县域发展的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几十年，我国用有限的水土资源保障全球将近18%人口的粮食供应。国家层面上的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为提升农业生产力和保障粮食安全做出重大贡献。未来30年，实现“口粮绝对安全、主要农产品供应自主可控”仍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但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变化及人均收入的增长，需要农业在全面提质增效的基础上加强与上下游产业的关联性，带动整个农食系统朝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在继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聚焦地区发展的优势和区位条件、紧扣县域发展规律，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食系统的转型。

为实现农民增收和全民共同富裕，未来农业发展需加强农业内部分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加快缩小工农、城乡劳动生产力差异，县域发展是支持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和创造非农就业，带动经济结构转型和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过去几十年，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工农、城乡劳动生产力绝对差异的不断缩小。未来30年，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需要继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力，消除城乡收入差距。除加快城镇化发展以外，农业内部也需要按规模和产品实现专业化分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县域经济的发展将不仅通过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为加快城镇化提供条件，也将通过整合城乡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资源为农业内部专业化分工提供条件。

为提升农业韧性、实现低碳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农业发展需要充分利用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加强发展基于自然的、结合科技发展的生产解决方案，县域经济发展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需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建基于自然的食物生产解决方案和韧性农业是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在农业生产领域的重要共识和倡议，也是许多国家的经验教训总结。在现代科技创新和结构转型推动下，生态化、绿色与可再生农业、可持续畜牧业、蓝色水产业、气候智能农业等基于自然的生产解决方案以及提升应对脆弱性、冲击和压力的韧性农业将成为全球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不仅需要精准的顶层设计，也需要有效的实施主体和大量实践经验。在农业永续发展方面，县域的实践经验将对改善生态环境、服务“双碳”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为国民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食物发挥重要作用。

县域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临的挑战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农食系统提质增效的目标，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重视，也需要县域层面树立重视农业、服务农业的意识，并为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制度、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长期以来，随着农业在县域经济占比的不断下降，县域发展对农业的关注度有所降低。在部分地区，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被认为是低质量的产业，“非粮化”和“去农化”被认为是实现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途径。缺乏对农业的重视导致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进步和市场化改革的动力不足，抑制农业生产力的提升。现代农业的发展具有强大的产业关联性，关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的成败。实践表明，滞后的农业发展无法支撑以“粮头食尾”“农头工尾”为基础的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已成为部分县域地区进一步提升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瓶颈。

农业内部分工不足导致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跨产品、分地区错配，抑制农民增收，需要在县域层次上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要素分配机制。人力资本流失、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分工不明确，以及资本投资不足等带来的要素错配是当前导致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连接城乡的枢纽，县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支持了农村向城市的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但未真正发挥好将城市资源（资本和劳动）引入农村的作用。

在开展基于自然的生产解决方案实现绿色与永续发展目标的实践中，县域发展缺乏将农业现代化与现代生物、数字技术有机结合的意识和能力。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需要以现代生物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在北美、欧洲等地区，现代生物、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并成为涉农公共和私人研发投资的重点领域。虽然我国在无人机植保、农产品电商发展上取得了重要进步，但在县域农业生产实践中利用现代生物和数字技术解决农业可持续发展仍缺乏广泛的应用场景。在资源环境成本不断提升和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条件下，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生态环境改善是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当务之急。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经济发展思路

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促进粮食系统转型。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与主要农产品自主可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食系统朝向高效、高值和绿色方向转型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因此，县域经济的发展需要顺应国家需求，立足本地区资源环境优势和区位条件，建立支持农业生产、适应农村转型和兼顾城乡统筹发展的发展战略。统筹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两者关系，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用水和生态保护红线，重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改善农业价值链，延伸农业供应链，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以工促农带动农食系统逐步完成高效高质方向转型，是县域层次上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任务。

缩小工农、城乡收入差异，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以县城为核心构建多维度的市场机制，逐步缩小县乡和县城之间的收入和社会福利差异，提升资本和劳动在城乡间和农业内部的配置效率。这包括：加快县域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县域非农就业创造的能力，加快基于县域经济发展的结构转型；建立连接城乡、跨地区、跨行业统一的劳动和资本市场；通过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发展养老托育服务等措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带动资本和劳动下乡；推进农业内部种植业和养殖业之间、种植业内部大小农户之间、各地区不同农产品之间的专业化分工程度，提升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商业化程度；提升服务农业意识，通过高值化、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解决增收问题。

创建绿色农业发展方案，提升县域发展的可持续性。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重视自然资源经济价值评估，建立符合县域发展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措施；促进绿色生态农业、可再生农业、可持续畜牧业、气候智能农业在县域农业发展中的比重；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平台的发展、现代生物技术的应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提升农业及相关产业在县域发展中的韧性和稳定性。

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在产业转型升级

2022-12-22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要围绕产业发展这个核心问题，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立足区域联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长江经济带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是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取得了积极进展。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现实地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和突出问题，长江大保护任务依然艰巨，沿江产业发展惯性较大，污染物排放需进一步遏制。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历时较久、成因多样，需围绕产业发展这个核心问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大力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久久为功，使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抓住产业转型升级这个“牛鼻子”

基于治理成效、现实状态和逻辑联系等一体考量，产业转型升级是驱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只有持续强化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使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产业结构调整等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从治理成效看，这些年来沿江各地积极行动，针对黑臭水体、城镇污水垃圾、尾矿库、船舶污染、植被退化、滥采滥伐等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能力明显增强，所取得的效果也非常突出。但也要看到，解决工业点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等生态环境污染增量问题还比较缓慢，效果有待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增量污染与产业发展直接相关，推动产业绿色转型有助于减少增量污染。

从现实状态看，近年来沿江各地对部分化工企业实行关停限转改迁等措施，专项整治造纸、电镀等重点行业，强化区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总体状况得到改善。但也要看到，长江沿岸重化工业高密度布局，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数量较多，废污水及碳排放量较大，部分地区水土重金属污染较为严重。针对这种状况，应当采取有效举措，改善长江经济带沿江地区的产业结构，使其更加合理。

从逻辑联系看，产业发展一头连着生态环境保护，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把产业结构问题解决好了，增量污染的问题就能得到有效解决，生态环境保护才有坚实基础。同时，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能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因此，必须建设以绿色为重要特征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能够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可谓一举多得。

还要看到，长江经济带产业规模庞大，集聚度较高，但大多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重化产业比重较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上中下游产业同质化现象明显，部分地区存在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地方各自为政既阻碍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因此，推进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要立足区域协调联动，着眼于产业合作，破除相关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

立足区域协同联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长江经济带作为流域经济，涉及水、路、港、岸、产、城和生物、湿地、环境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必须全面把握、统筹谋划。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需立足于区域协同联动，加快建设长江经济带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产业合作能够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为产业转型升级汇集创新资源要素。沿江各地应强化系统思维，切实增强推进合作的自觉性、主动性，促进上中下游协同发展、东中西部互动合作，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具体而言，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加强产业规划对接。区域协同联动应从产业规划着手，依据各地区资源条件、发展基础、比较优势与刚性需求等编制发展规划，突出发展规划的针对性和独特性。要强化区域产业规划沟通协商，依照一体发展、合理分工、相互支撑的原则，梳理、统筹各行政区主导产业布局。还要建立产业规划统筹协调机制，基于国家产业导向、区域战略要求和区位特点、市场状况等对各地产业规划进行指导评估，最大限度地消除低层次重复建设和过度同质竞争。

第二，推动创新资源要素顺畅流动。创新资源要素跨区域流动是产业合理布局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条件与有力支撑，应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清理和破除妨碍资源要素顺畅流动、有效配置的规定与做法，清除市场壁垒，推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区域流动。要强化法治约束，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还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健全政策激励机制，促进创新链、产业链加速融合，持续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第三，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与承接是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和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长江经济带地跨我国东、中、西部，产业梯次发展特征明显，经济互补性较强，有利于深入推进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要梳理产业转移与承接的空间脉络，引导相关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进一步完善省际间产业转移统筹协调机制，以优势互补为支撑、结构调整为主线，推进重大工程、重大项目跨区域建设。还要因地制宜创新合作模式和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先行先试、示范引领，为区域间产业转移与承接提供良好环境。

第四，协力打造产业创新发展基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离不开创新，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应积极整合创新资源，携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发展高地，并以此克服各自为政带来的不良竞争、效率低下等问题。要立足于比较优势，通过强化分工和密切协作，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做强做大一批特色产业。还要综合考虑地理区位、现实基础、资源潜力，以沿江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载体，打造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立区域合作发展的利益分享机制和协调机制；统筹谋划未来产业，围绕创新资源集聚地，布局一批未来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和应用场景；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沿江各地建设产业配套或转化基地。

第五，建设一体化数字支撑平台。数字技术既能提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还能突破地区自然条件、发展基础等的制约，实现资源要素跨区域配置，推动区域强化比较优势，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产业结构。要聚焦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打造高速、泛在、联动的信息网络，打破数字壁垒，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要推进区域信息枢纽港建设，实现数据中心和存算资源协同布局。还要打造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提升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数字化应用水平。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加力提效

2022-12-2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针对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的状况，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励投资和改善消费环境为重心，将需求管理与改善供给、提升增长潜力有机结合，优化政策工具组合，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新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任务

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后疫情时期，疫情冲击将会减弱，我国经济显然要出现一波反弹，但这波反弹能否消除疫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深层问题，取决于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和力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需求收缩仍是最为关键的问题，供给冲击是经济承压的重要原因，而预期转弱则是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必然表现。今年以来，尽管我国在扩大内需方面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但内需不足仍是未来一段时期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

内需不足，体现在消费不振和投资疲软两个方面。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其中11月份下降5.9%。2021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8.6%，仍低于2019年的70.1%。消费不振是当前影响经济循环质量和活力不足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从投资上来看，1—11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8.9%和9.3%，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只有5.3%，仍处于较低水平。投资，一方面形成凯恩斯逻辑中的即期需求，另一方面形成未来增长的潜力，增加未来的供给，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进而决定了人们的收入状况和消费能力。中央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同时，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发挥好消费和投资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和系统的视角看待二者关系，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投资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只有将两者有效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扩大内需战略。实际上，这也是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的必然要求。

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其一，通过引导和激励投资，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加资本积累，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动力，实现中高速的高质量增长；其二，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消费条件，释放消费需求，提升经济循环质量，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两个问题

“加力”，就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经济增长潜力和目标，适度增加财政政策的力度，维持合理充沛的总需求；“提效”，就是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财政政策加力提效，需要解决“加多大力”和“提效”两个问题。

“加多大力”，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增长的潜力。综合就业和劳动力利用、资源和产能利用、物价水平、发展水平等多维度判断，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仍具有较大空间。考虑到今年前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速为3%，增长基数较低，未来5年我国经济有潜力有能力实现5.5%—6.5%的增速。可围绕中央制定的具体增长目标，在对消费、产业投资、房地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进行合理预测的基础上，确定财政政策加力的程度，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上加力的程度。

另一个是财政政策的空间，其中关键是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合理规模及安全状况。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问题的实质是增长与风险的平衡问题。虽然过多的政府债务，易引发债务风险，但决定债务风险的主要原因在于财政赤字和债务的性质，以及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只要债务资金的使用能够使经济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进而提升经济增长潜力，财源基础得以增强，就不会出现大的债务风险，债务化解也会迎刃而解。因此，相对于规模和数量，政府债务的性质和资金使用才更具有实质性意义。我们应该跳出财政看债务，立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从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潜力和增速、债务资金使用、本币债、债务利息、资产状况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等角度判断，我国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总体安全，并具有一定的扩展空间。

“提效”，则是通过优化组合赤字、专项债、贴息等工具，提升财政资源使用效率和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财政政策提效，需要统筹好两方面关系。一是统筹支出、债务政策与减税降费的关系。在不同阶段不同状况下，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不一样，需要根据宏观形势的发展和矛盾的变化，灵活选择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以及后疫情时期经济运行特点，需要围绕提升投资效率、改善消费条件、支持重点产业和技术发展，优化财政工具，提升财政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二是在防范地方债务风险的前提下，统筹国债和地方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的关系。国债与地方债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相同。与地方债相比，国债的成本较低、资金使用效率较高，并且对于降低市场风险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等具有较多优势。基于中央提出的“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需要进一步优化国债和地方债、地方一般债和专项债的结构，防范地方债务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的着力点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有效支持高质量发展中保障财政可持续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可控”的要求，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要以激励投资和改善消费环境为重心，将需求管理与改善供给、提升经济增长潜力有机结合，优化财政资源的使用，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在防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其一，提升财政赤字容忍度，优化赤字和支出政策。根据宏观形势和经济运行矛盾的变化，尤其是根据就业状况、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水平的差距，以及总需求的变化，适当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另外，要把握好财政赤字和支出调整的节奏，尤其是在经济恢复期，在还未达到潜在增长水平，或者经济尚未完全企稳之前，不能过早地采取收缩性政策，避免打断经济复苏进程。

其二，兼顾稳增长和防风险，调整中央与地方债务结构，适当扩大国债占比。截至2021年末，国债与地方债余额占比分别为43%和57%，这与大部分国家中央（联邦）债务占比高的状况有明显差异，如2021年末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比约为87%。适度提升我国国债占比，不仅可以降低政府债务成本、提升债务资金使用效率、防范地方财政金融风险，而且有利于提升市场抗风险能力，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同时，考虑项目的使用范围、方式与市场投资的边界，优化地方债结构，适当控制地方债增幅。

其三，引导和激励投资，增加中央基建投资占比。做好中长期基建项目规划，增加中央基建投资，是改善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关键之举，也是提升财政资金使用和投资效率的必然要求。立足国家发展全局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着眼于未来我国二三十年的发展，实施重大中央基建项目，可解决长期持续发展的预期和动力问题，带动经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同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与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的相互衔接，盘活巨额存量资产，创新基建投融资渠道，形成良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循环。

其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改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需求。配合国家出台的促进消费的规划及相关政策，加快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例如，可通过扩建停车楼（场）、充电桩，优化交通道路设施，释放汽车消费需求。同时，通过有效地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解决好住房、养老、育儿、医疗等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和能力。

其五，优化政策工具和财政资源使用导向，提升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优化财税政策，重点支持汽车、航空、半导体、制药和新能源等产业发展，增加资本积累，提升技术水平。同时，支持“卡脖子”技术攻关及相关基础学科长线研究。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与路径

2022-12-20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举措，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迫切要求。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加快贸易强国建设进程，需在科学研判内外部形势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从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等方面切实发力。

对外贸易是联通国内国际市场、面向世界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助推器，能够充分体现一国的经济活力、创造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举措，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迫切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进一步明确了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与路径，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建设贸易强国基础日益坚实

过去十年，我国外贸加快发展，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巩固优势，而且在质量上也持续提升，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货物贸易发展质量水平持续提升。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连创新高，从2012年的24.4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的39.1万亿元，我国连续多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我国出口主导产业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汽车、船舶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逐步成为新的增长点。同时，外贸“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25%提升到2021年的29.7%。2021年，中国进口对全球进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3.4%，有力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更好地满足了国内生产、人民生活的需要。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28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37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112家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的服务贸易发展平台载体体系。2012年至2021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从4829亿美元增长至8212亿美元，在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由5.4%提高至7.1%，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位。

数字贸易加快探索与发展。近年来，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直播电商、社交电商、工业品跨境电商等新型电商模式不断创新，跨境电商延伸的数字支付、数字金融、数字营销、数字物流等推动贸易数字化加速发展。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的背景下，2021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1.92万亿元，同比增长18.6%。云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卫星导航服务、离岸服务外包等数字服务贸易逆势增长。

科学研判内外部环境变化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我国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

从国际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全球经济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少数国家把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我国外贸发展的外部政策和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同时，全球经济贸易面临深刻复杂调整，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运行不畅，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通胀加剧，部分国家债务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化的外溢风险增大，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从国内看，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弱化、综合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等不利因素上升，基于低成本、高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对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这些情况都说明，只有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不断提升外贸质量效益，才能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迈上新台阶。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外贸逆势增长，国际市场份额和出口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表现出我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实力、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巨大活力。实践表明，我国已经具备在复杂多变形势下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能力。

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的现实路径

建设贸易强国，规模是基础，质量和效益好、竞争力强、国际分工地位高是重要特征，与贸易相关的产业、投资、货币金融、科技创新、国际规则制定等是重要配套和保障。面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加快贸易强国建设进程，需在科学研判内外部形势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从三个方面加快建设贸易强国。

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强大的制造业是建设贸易强国的坚实基础。当前，我国已经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下一阶段，需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提升货物出口的附加值，打造品牌、质量、技术、服务新优势，不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着力培育和提升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竞争力。要大力发展绿色贸易，推进传统出口产业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做强一般贸易，增强议价能力，提高效益和规模；提升加工贸易，鼓励向产业链两端延伸，推动产业链升级；探索离岸贸易、转口贸易、新型易货贸易等发展。

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扩大服务业开放，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形成服务贸易开放合作制度体系，完善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和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作用，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快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议把发展基础好的服务贸易中心城市打造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继续完善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建设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示范区。针对有优势有潜力的服务领域，重点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同时办好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不断提升其国际化、专业化水平。

发展数字贸易。要重视“数字强贸”，建议尽快制定和发布国家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专项文件，推动我国数字贸易企业“走出去”。针对数据跨境流动、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领域先行先试，不断优化我国数字贸易营商环境。研究建立我国数字贸易统计分类体系，加强与国际机构的统计口径和我国现有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衔接。统筹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监管与数字贸易发展。推进跨境电商业态升级，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形成以数据驱动为核心、以平台为支撑、以商产融合为主线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加快推进数字贸易标准化工作，把标准化作为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推进数字贸易国际合作的有力抓手。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2-12-19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今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3年经济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定向领航。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千头万绪，要从战略全局出发，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纲举目张做好工作。其中，“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要内容。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产业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行的谋篇布局，是中国经济赢得未来竞争的重要着力点。

我国产业发展具有良好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农业、工业、科技、交通、金融、网络、数字、能源等重要产业的大国。在数量与规模上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甚至超越。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在质量、效率、竞争力、创新、品牌、前沿技术等方面还有不少提升的空间，需要充分利用现有基础，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体系比较完整。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世界上最为复杂完整的各类制造产业链条。制造业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与世界经济紧密连接，“世界工厂”的地位十分稳固，体现了坚实的制造实力。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影响力持续攀升。

重点产业规模位居世界前列。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超过四成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31.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近30%，连续12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谷物总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服务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

创新与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居世界第二位，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首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基于世情、国情、党情，把握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加快发展物联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完善产业体系。围绕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找准关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薄弱环节，集中优质资源合力攻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构建集高效农业、现代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优质高效服务业、未来产业于一体的现代产业体系。提升传统产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加快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绿色低碳、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全速发展新兴产业，超前部署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推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统筹传统基础设施与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塑造产品品牌，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围绕产品与服务质量不高的突出问题，完善传统产业与新产业的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推动企业精心设计、精益生产、精细服务。健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提高全面质量管理水平。围绕着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贸易升级需求，推动高品质、高性能、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有竞争力、有良好体验、有市场前景、绿色低碳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发展。推动以平台化、共享化、供应链化、生态体系构建的新商业模式发展。

增强创新能力。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关键技术追赶跨越。加大科教人才支撑，最大程度释放创新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产业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仿制创新、集成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式创新，推动企业创新体系、产业创新体系、国家创新系统一体化构建，推动建设政产学研用金有机结合的创新生态体系。尤其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提升常态化监管水平，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提升产业竞争力。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勇于开辟新领域、制胜新赛道。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为导向，构建有利于提升竞争力的要素条件与环境，持续提升生产率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培育与打造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集团，造就具有产品出口、服务出口、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及重大工程承包能力的大型综合型企业，加快培养国际细分市场领域竞争力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体。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产业规划、设计、制造、建设、运营、维护等各环节，推动全寿命周期绿色化。开发高效率、低消耗、低排放的绿色供应链流程，降低供应链能源消耗总量；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推行清洁生产、绿色交通、绿色物流及绿色建筑，推进再制造工程，促进污染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并重转变。促进能源消费清洁化与清洁能源生产方式，提升新能源与清洁能源供应比重。

提升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以全球视野和全球战略思维，经略周边，布局全球。以高度开放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吸引各方资源和要素。构建多元化国际市场，稳定扩大传统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发展潜力市场。将中国产业深植于世界的资源、生产、研发、设计、创新、贸易、流通、金融、运输、物流、营销、信息和知识等体系，从世界汲取能量。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重点完善五类体系

以更好的体制机制、国内外环境来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处理好产业发展中多主体的关系，重点完善五类体系。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政策体系。做好战略谋划与统筹，制定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完善配套政策体系。我国已出台了大量产业政策，奠定了前期政策基础，但政策仍有不少优化空间。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有科学、完整、协同的政策体系来促进，涉及财政、税收、金融、科技、创新、标准、知识产权、品牌、产业组织、中小企业、区域、土地、贸易、国际合作、环境、人力资源、安全等多个方面。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市场经济体系。着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破除部门和地方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发展，提高要素流动效率。健全市场交易规则与价格机制，使交易公平，价格信号正确反映供需。加强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使市场经济成为信用经济。形成权威高效、规则合理、审慎包容、动态优化、前瞻性强的现代市场监管体系，维护市场安全和稳定运行。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开放体系。有序扩大市场开放，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充分理解各国发展的关切，与各国加强沟通，消除误解，增进互信，努力构建科技突破、产业发展、全球合作的良好局面。按照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等原则，与各国共同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发展环境。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法律体系。面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类型、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市场形势，错综复杂的各类市场主体关系，要通过完善保障产业安全的法律体系，着力公平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全面释放发展活力激发创新动能，推进产业升级适应结构优化，协调好各类主体关系。

完善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文化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先进文化为支撑，需要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在全社会倡导和树立“责任诚信”“开拓进取”“平等尊重”“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绿色生态”等文化理念，充分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等伟大精神。

把握消费升级趋势扩大内需

2022-12-19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出发，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明确要求“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当前出台《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和《“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对持续扩大和满足内需，释放新型消费巨大动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促进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紧密结合提供了重要的指引，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意义。

消费已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来源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是长期积累培育、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拥有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拥有形成超大规模消费市场的人口基础，消费结构升级与消费创新共同推动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壮大繁荣，消费作为经济“稳定器”和“压舱石”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增强。

（一）未来消费增长空间广阔。从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看，最终消费占GDP比重随人均GDP的提高呈“U”型走势，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消费率开始逐步上升。近年来，中国消费率已处于回升期，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50%以上。参照发达经济体相近人均GDP水平，2025年中国的消费率将有望达到60%，最终消费规模约为90万亿元，未来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稳定在60%以上，消费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重要动力和潜力来源。

（二）商品消费提质升级，消费韧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消费水平大幅提高，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胜利。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突出表现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更多选择高品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商品消费，推动商品消费加快提档升级，为消费品市场持续快速增长注入不竭动力。

（三）服务消费加速扩容，将成为消费增长的重要来源。国际经验表明，迈向高收入阶段，是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比重快速提升的关键时期。从我国情况看，2019年服务消费比重为45.9%，文化旅游、养老育幼、医疗教育、体育休闲等服务消费已成为城乡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和增长点，服务消费增速持续高于商品消费。预计“十四五”末期或“十五五”初期，居民服务消费比重有望上升到50%，服务消费成为支撑消费增长和服务业新体系加快构建的重要动力。

（四）线上消费全面提速，成为消费创新风向标。新一轮技术革命应用持续深化推动线上消费在我国日益普及，线上线下商品消费融合加速发展。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社交电商、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模式快速发展，新型线上消费创新更为活跃，消费场景日益丰富，创造了诸多新的消费需求。预计2025年中国网络零售额将达到18.5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9.5%，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3.5个百分点。居民每增加1元线上消费，可带来0.36元的新增消费，对扩大内需产生显著的带动和引领作用。

（五）消费人群高度分化，新消费群体加速形成。从收入层次看，我国拥有4亿以上中等收入群体，占我国人口比重不足三分之一，但其消费规模占全部消费比重超过40%，已经成为引领我国消费升级、促进中高端消费市场发展的重要基础。预计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将超过50%，对居民消费的贡献将超过70%。

“十四五”时期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消费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突出强调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实施方案》系统、全面、前瞻地谋划消费促进政策体系，并围绕提升传统消费、发展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倡导绿色消费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可见，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消费，在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积极鼓励消费创新是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变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内在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加快经济发展动力变革，让创新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战略机遇，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更好发挥新动能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加快培育新消费，有利于激励创新，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大发展空间，促进创新生态系统不断完善以及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效对接，形成更高水平的良性循环，从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二）不断壮大消费市场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增强发展活力和韧性的迫切需要

“十四五”时期，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将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劳动和资本投入的贡献进一步降低，技术进步速度有所放缓；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正在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和创新驱动，特别是我国拥有任何经济体都无法比拟的人口和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坚实基础。

不断壮大消费市场，进一步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有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缓释风险和对冲外部压力，消除企业避险情绪，提振发展信心，还有利于增强发展韧性和扩大回旋余地，提高自我调节能力，实现更充分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效应。

（三）有效畅通消费循环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重要支撑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培育更多新增长点，推动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通难点、堵点，畅通消费循环，有利于形成市场导向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加快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活服务业发展壮大，抢占产业链的高价值环节，加快培育企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实现新消费发展与促进产业升级、推动企业壮大的协同共进。

（四）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

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正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人民需求为导向，加快补齐消费短板，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举措，通过增加中高端商品供给和提高教育、住房、医疗等服务质量和公平可及性，满足人们对更优商品、更好教育、更舒适居住条件、更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更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现实需要，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着力提升消费能级是让世界分享我国发展成果、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之源

“十四五”时期，全球化深度调整将对世界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大国竞争不断加剧，全球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强，市场需求特别是新消费需求成为稀缺性资源。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推动者，将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着力提升消费能级，有利于增强中国消费市场对全球的吸引力，为世界各国企业进入全球成长性最强和潜力最大的市场提供更多机会，使各国企业分享我国发展的成果。同时，有利于展现我国担当，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注入稳定性。

《实施方案》为促进消费提供鲜明指引

首先，《实施方案》把“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放在扩大内需各项举措中的首要位置，突出了促进消费的引领性和重要性，强调了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效的需求增长要以消费为“出发点”，要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最终目标。

其次，政策举措系统全面。政策内容包括传统消费创新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新型消费着力培育、绿色消费大力倡导等方面，覆盖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领域和多个层次，考虑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两个方面和两种路径，容纳了消费者、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各类主体，统筹谋划消费需求和消费供给，体现了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要求。

再次，政策方向体现了较强的前瞻性思考。例如，在商品消费中提出要满足中高端消费品消费需求，并与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这一全球重要高端消费实现地紧密结合，为释放中高收入群体消费打开了新空间。又如，提出了支持“互联网+社会服务”“共享经济”“新个体经济”等具有鲜明数字经济时代特色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对进一步以数字赋能加快消费创新转型注入了强大信心。再如，绿色低碳消费、节约集约消费，为双碳目标下居民加快培育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提供了丰富的消费场景支撑。

最后，政策内容展现出鲜明人民立场。对当前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强烈，但供给存在明显不足的医疗健康服务、养老育幼服务、保障性租赁住房等重点领域，提出了有力的鼓励和支持措施。对当前供给质量不高、水平参差不齐的家政服务消费、社区公共服务消费等领域，提出了明确的质量提升指引。一系列以民生福祉为导向的促消费政策将加快推动全体居民生活品质提升和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

2022-12-15

2021年11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让开放的春风温暖世界》的主旨演讲。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古语“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阐明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强调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出自战国列御寇的《列子·说符》。其基本含义是，看见外表就可以知道内里，观察过往就可以预知未来。引申含义为，由表及里，透过现象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以史为鉴，学习历史可以掌握未来的发展规律。在对历史的连续性思考中，做到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明其将往。墨子说，“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意思是可以用过去的事来推断事情的发展，用出现的事来推知隐微的事。《吕氏春秋》中说，“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汉代董仲舒说，“不知来，视诸往”，意思是如果不了解他的将来,可以通过观察他的过去来了解。这种推断、认知事物的方法，符合认识规律。中国人充满思辨的思想，闪耀着智慧的火花。《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希望通过探究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历代兴衰成败之道，从而为后人提供镜鉴。中国人历来重视历史学习，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历史的纵深处启示现实和未来，在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

由表及里观察事物本质，可谓“见出以知入”。长久以来，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商品的全球流动满足了世界人民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要素的全球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全球创新。然而，次贷危机以来，全球化遭遇逆流。根据WTO贸易监控数据，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进口限制出现了快速增长。2009年全球进口限制措施仅为73项，2020年全球进口限制措施高达1515项。与此同时，世纪疫情加速了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演变。在国家公共卫生安全上，国际贸易准则可以随时被打破；全球疫苗生产分配极不均衡，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足；部分发达经济体为了技术垄断和自身安全人为“断链”，全球被迫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进行重新评估，发达经济体刻意的“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违背了全球化的分工原则，降低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效率。此外，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也导致逆全球化抬头。由表及里，可以洞见：逆全球化趋势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才能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以史为鉴洞悉发展规律，可谓“观往以知来”。中国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只有在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下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发展才能迎来更加和平、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履行入世承诺，实施贸易负面清单，大幅度降低关税，大幅度推进贸易和金融开放，以自身的发展惠及世界；进博会的举办，亦为中国提供了展示窗口，表达了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市场机遇的决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为全球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国际市场拓展和全球治理结构优化提供了新机遇，也更好维护了世界的共同利益。

依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测算，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七国集团（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未来，中国将继续在全球共同关心的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安全等问题上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坚定不移地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以科技创新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国内大循环的稳健性，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中国行动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

由表及里、以史为鉴，不难看到全球化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时代发展的潮流，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前路坎坷，更需我们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开放的春风必将温暖世界。

什么是健康的财富积累机制

2022-12-08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既是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准确认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提出的原因，首先需要界定财富积累机制的内涵。直观来看，财富积累机制指的是驱动国民财富水平与分布格局动态演变的因素集合。进一步可知，倘若国民财富水平与分布格局的演变方向符合共同富裕目标的发展要求，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财富积累机制是健康的。反之，如果国民财富水平与分布格局的演变方向和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这种财富积累机制是需要规范的。有鉴于此，可根据国民财富绝对水平与国民财富相对格局这两大维度，将一个国家的财富积累过程分为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即国民财富绝对水平提高而相对差距缩小；第二种情形即国民财富绝对水平提高而相对差距扩大；第三种情形即国民财富绝对水平下降而相对差距扩大；第四种情形即国民财富绝对水平下降而相对差距缩小。

结合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实际，我国国民财富的积累过程一定程度上契合第二种情形即在国民财富绝对水平提高的同时，国民财富差距却在逐步拉大。从财富规模的变化看，无论是包括存款、股票、债券在内的金融资产，还是包括商品房、贵金属在内的实物资产，我国国民财富总量在过去几十年都出现了快速增长。财富总量方面，根据《中国财富报告2022》，2021年中国居民财富总量已达到687万亿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户均资产也达到了134万元，2005—2021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4.7%。其中，金融资产增速更为迅猛，根据安联集团发布的《2022年安联全球财富报告》，2021年我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创历史新纪录达到3.2万亿欧元，占亚洲地区金融资产总额首次超过50%大关，在全球市场占比也由2011年的7.2%攀升至2021年的13.6%。然而，伴随着国民财富水平的快速增长，在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的内生缺陷以及经济体制逐步转型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居民财富的相对差距也开始逐渐拉大。与此同时，经济学理论与一系列国家的发展实践也已证明，倘若居民收入和财富水平持续扩大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将难以保持。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避免我国国民财富积累由第二种情形滑向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形，更是要力促国民财富积累过程向第一种情形转化。可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需重点破解国民财富增长停滞与国民财富差距拉大等两大难题。而考虑财富水平本身是随着经济发展状况而不断变化的动态变量，可从存量、流量、增量等三个角度来深入剖析财富积累机制的规范思路。

从存量角度看，财富积累机制要以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为前提。由于宏观调控政策能影响资产价格，作为不同类型资产集合的财富变量也会受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以货币政策为例，倘若货币供应量长期高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量，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就会以“铸币税”的形式掠夺普通居民的财富。房地产政策同样如此，由于房产财富已是我国大多数普通居民家庭的主要财产，如果房地产市场出现剧烈波动，也会导致国民财富水平出现大幅度下滑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因此，作为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的“因变量”，财富的稳定积累与持续上升要求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稳定。

从流量角度看，财富积累机制要以高质量就业为支撑。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稳定的工资性收入是其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这就意味着就业质量的提高是国民财富水平增加的根本前提。与此同时，宏观经济学理论也指出，除了经济增速外，生产要素质量与产业结构层次是决定就业质量的两大主要因素。因此，规范国民财富积累机制既要着力在微观层面提升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要素的质量，增强不同生产要素的收入分配能力，也要在宏观层面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产业体系吸纳就业以及提供高质量岗位的能力。

从增量角度看，财富积累机制要以多元化的财富增值渠道为保障。无论是缩小国民财富水平差距，还是提高国民财富整体水平，都需要着力拓宽居民财富的增值渠道。当前我国财富增值渠道并不通畅，潜力也未充分挖掘。一方面，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经验看，股票等金融市场是普通居民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渠道。我国股市在过去十余年不仅没有明显增长，甚至还屡次出现巨大波动，没有充分发挥财富增值保值功能。另一方面，我国农民财产增值的潜力巨大。当前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绝对值低、占总收入的比重低，202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财产性收入为469元，仅占总收入的2.48%，这也是导致我国国民财富差距较大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农村还存在大量未被盘活和有效利用的资源，各类闲置资产，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关键财产并未完全释放其价值，农民财产增值存在巨大空间。

由上可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要立足于稳定财富存量、优化财富流量、拓宽财富增量。

首先，要确保稳定的发展改革环境。毋庸置疑，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一场改革。由于财富涉及所有人的切身利益，财富积累机制的变化会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此，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确保宏观发展环境的稳定，尽可能通过财富流量和增量的变化来改变居民财富存量结构，要避免直接针对居民的存量财富进行大刀阔斧式的“再分配”改革。另一方面，对已严重制约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财富分配领域，也应在周密调研、摸清底数、科学试点、做好预案的前提下稳步推动改革，比如针对房地产税改革，可在准确掌握居民家庭房产信息的前提下，科学制定以遏制房地产投机为目标的政策体系。

其次，将提高宏观经济质量与增加劳动要素收入进行有机结合。一方面，要着力破除我国产业体系的技术瓶颈，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此同时，要坚持将实体经济作为发展经济的着力点，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土地供给制度、改革金融服务模式，不断降低实体经济发展成本和提高发展质量。另一方面，要将创新驱动战略、产业升级思路与教育体系改革进行深度融合，增强教育体系培养劳动力的针对性、匹配性与科学性，不断提高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过程中的地位与能力。

最后，要加快拓宽财富增值渠道，为居民提供更多的财富增值机会。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增强资本市场的活力、韧性和服务能力。同时要大力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资本市场法治体系，强化法律责任追究，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使资本市场真正能够成为国民财富可靠的增值渠道。另一方面，要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让农民手中的财产释放出更大的价值。针对闲置的宅基地，可以加快构建动态的宅基地进退机制，引导农民通过租赁、委托、合作等方式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此外，还需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的征地补偿机制，依照土地征用的不同用途与潜在产出，使土地收入在政府、农村集体、农民个人之间形成均衡分配。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2-12-08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我们要牢牢把握实体经济这个着力点，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些重要论述回答了新时代如何看待和发展实体经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遵循。

实体兴，国家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深入理解实体经济在我国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需要深刻把握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实体经济以满足人类需要的物质资料为目的，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只有不断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只有实体经济得到了充分、持续、高水平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各类物质精神生活需要，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维护社会长期稳定。

从实践逻辑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需要看到的是，实体经济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与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国制造在基础研究能力、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程度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实体经济供给结构尚难以满足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等等。同时，还要坚决克服经济脱实向虚的倾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是个大国，必须发展实体经济，不断推进工业现代化、提高制造业水平，不能脱实向虚”“要吸取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脱实向虚’的教训，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当前，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唯有不断发展壮大实体经济，才能站稳脚跟，增强经济韧性，有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重点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并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重要部署。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就要找准重点任务。

一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把握发展的阶段性新特征新要求，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这为我国加快向制造强国转变指明了方向。一方面，要统筹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完善促进新型工业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另一方面，要推动我国传统产业不断向中高端迈进，提升传统产业领域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加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二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筑实体经济竞争新优势。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对我国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和实现跨越式发展至关重要。一方面，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巩固提升我国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另一方面，要坚持开放融合发展，加快构建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着力培育新的增长点。

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提升现代服务业综合竞争力。引导先进制造业企业向附加值高的服务环节延伸，支持服务业企业向先进制造领域拓展，探索现代服务业同制造业融合发展路径。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智能农业、精准农业等新兴业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环境，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更多金融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特点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政策。

四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我国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通过产业间的关联作用壮大数字经济；激活数据要素及相关市场，探索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安全流通和应用机制，建设国家数据统一共享开放平台；进一步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监管制度，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健全法律法规；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加快推动传统实体经济数字化改造，增强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

五是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一方面，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强化基础设施对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国家重大战略等的支撑，适度超前布局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5G网络建设，打造全面互联互通的工业互联网，推动大型数据中心建设优化布局、小微型数据中心升级改造，加快建设国家级产业创新中心，不断完善技术开发设施体系，培育丰富应用场景，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和融合应用，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

拓展政策空间助企减负

2022-12-07

促进企业“轻装上阵”，发掘助企减轻税负的政策空间，对于稳定经济大盘、提升国民经济景气水平，意义重大。

当前，为使国民经济运行回到合理区间，需要进一步优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政策提质增效。其中，继续通过税收等方式助力企业减负，尤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各级政府为履行职能而筹集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是政府发挥应有的宏观调控作用、优化宏观经济治理的规范手段之一。作为市场主体，企业在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处于由税收等“经济参数”与机制构建的法治化、政策性调控环境之中。如何更好地促进企业“轻装上阵”，发掘助企减负的政策空间，在如今对冲经济下行压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备受重视并已有诸多有效实践。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11月10日，全国税务系统合计办理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3.7万亿元。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多重超预期影响因素，宏观政策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正积极推动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更好地形成复工复产、创新发展的支持因素。

增值税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2022年减税措施的“重头戏”，正是显著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力度。截至今年11月10日，已退到纳税人账户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款，合计达2309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退税规模的3.5倍，占前述减税降费总规模3.7万亿元的62%以上，充分表现了这一措施的显著分量。增值税留抵退税，可使受益企业获得“真金白银”的现金流支持。今年，这一举措不但规模大幅提升，退税额超过前3年总和，而且进度明显加快，原定的全年存量留抵退税任务提前到二季度集中完成。这体现了国家有针对性地发掘财政政策空间潜力，抓紧落实重点措施，对于稳定经济大盘、促进企业克服困难、提升国民经济景气水平，推进三季度以来趋势向好，意义重大。

当前，增值税留抵退税在追求总量型“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结构型“供给管理”。从受益于留抵退税的各行业看，作为国民经济脊梁的制造业，得到的退税为6176亿元，占比达26.7%，受益最为明显，这对于支持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升我国经济运行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后劲的意义不言而喻。从受益企业规模看，小微企业成为受益主体。在今年以来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1%，享受退税9178亿元，占比为39.7%，这对于当前生产经营较为困难的不少小微企业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目前我国城镇就业岗位在极大比重上由民营小微企业提供，因而此举也有望显著助力稳就业、惠民生。

结合上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两大结构性特征，联系全局，可以更加宏观地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提质增效作出展望。一方面，对于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制造业，政策应继续重点支持；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已决定，对制造业新增的增值税留抵退税额实行即申即退，到账平均时间压缩至2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对于具有“五六七八九”特征的民营企业（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和广大小微企业，也应保持政策引导、扶助与普惠式支持的延续性。加之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更为多样、全面的支持政策措施，将更加有效地形成合力，助力民营企业提振信心和向好预期，更加积极地创业、创新、谋求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怎样建立的

2022-12-05

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是在不断冲破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和影响、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的。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复杂国内国际形势，江泽民同志深刻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经验，审时度势、果敢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观点，并在党的十四大上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经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

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新局，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困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经济改革是重中之重。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有学者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率先涉及改革中要处理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客人时更是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我国经济改革主要围绕着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路展开。

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和经验，在理论上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指导我国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成为引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路明灯，推动经济实现持续快速发展。

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改革取向，强调“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思路。1988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出现政治风波、国际局势急剧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何去何从，中国来到了一个重大历史关头。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89年6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一鲜明的政治宣示，对于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全面理解、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为贯彻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同志不仅提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主持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探求经济体制改革思路，推动国家经济健康发展。1991年夏，江泽民同志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他要求参会人员必须具备三点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论证和文件起草等工作参与较多；三是找一到两名海外学成人员。另外，还要有几个能介绍并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和苏东经济的专家。江泽民同志还对座谈会的内容提出要求，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其次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至于整个国家遭受重大挫折，发生急剧变化。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敞开思路，对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作出探讨。从10月到12月，江泽民同志亲自主持召开11次座谈会。这一系列座谈会比较充分地讨论和酝酿了我国经济体制选择和改革目标，出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观点。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明确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月28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将邓小平同志谈话的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全体党员干部。3月，江泽民同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如何落实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4月1日晚11点，江泽民同志给国家体改委负责人打电话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下，向中央提出建议”。经过讨论研究，体改委的建议是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经过系列座谈、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发表了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立足全球视野，不仅谈到“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作了系统回顾，还介绍了国内关于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些代表性看法，并强调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他在讲话中鲜明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还指出，“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并指出“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

6月12日，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征求邓小平同志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赞成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他指出，“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校的讲话可以先发内部文件，反映好的话，就可以讲。这样十四大也就有了一个主题了”。江泽民同志就党校讲话征求了党内意见，结果表明党内对此普遍赞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意味着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锐意理论创新结出了累累硕果，意味着中国正在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告别，即将迎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刻。

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按照党的十四大精神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呢？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把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决定》所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四梁八柱”。《决定》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也借鉴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突破，思想性和指导性都很强，是继续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全会结束后不久，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决定》，极大推动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时，我们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加快建设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经过一系列改革，我国不仅确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极大激发了经济发展的活力，还为改善国家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同志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践已经证明，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巨大的制度创新创造，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活力，为我国在强国之路上越走越宽广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今天，我们已经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只有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