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汇编278篇53万字

全面抗战开始后，山东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发动武装斗争，加快各根据地建设，在齐鲁大地逐步创建了鲁中、胶东、清河等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反复“扫荡”“蚕食”下，夹缝中生存的根据地相距较远、联系困难，还没有连成一片并且不巩固，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安全畅通的交通线，方便在军事上互相援助支持。同时，地处沂蒙山区的鲁中根据地，作为全省军事政治中心却相对封闭、地瘠人贫，位于延安的党中央、边区政府和军队在那个时期经费也异常紧张，而胶东地区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特别是山东招远是当时全国黄金的主产区，登、莱两州黄金产量更是占全国总产量的89％，胶东地区的财力、物资恰是省委和党中央所急需的战略资源，建立秘密输送渠道就显得至关重要。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尽快打通“渤海走廊”，畅通胶东与鲁中、清河之间的联系。此后，在清河、胶东区委和山东分局关注支持下，随着党政军建设的加强，“渤海走廊”逐渐建立起来。

保卫“渤海走廊”开展的伟大斗争

“渤海走廊”开辟创建于最为艰难的抗战相持阶段。我英勇的昌邑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不怕牺牲，确保了“渤海走廊”的安全畅通。

一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中流砥柱作用。昌邑是山东地方党组织较早开展活动的地区之一，抗战前一年成立县委。抗战开始后，在中共鲁东工委领导下，昌邑发动了著名的瓦城起义，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后与第八支队合编后东征西战，为巩固、形成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发挥了显著作用。“渤海走廊”形成后，胶东、清河以及后来的渤海区委高度重视昌邑党的建设。到1942年，全县已在19个乡、34个村建立党支部，党员总数1043人。无论敌人多么残暴、形势多么严峻，这些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对敌斗争第一线。从1940至1943年，昌邑先后重建改建了7次县委，包括第一任县委书记张智忠、副书记王炳亮等在内的十几名党的领导干部光荣牺牲。正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英勇无畏、敢于牺牲的精神，在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树起了光辉形象、播撒了革命火种，使他们在保卫“渤海走廊”中看到了希望、感到了力量，坚定了一心一意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行动。

二是广泛发动武装斗争。当时我党政军民面对的是数倍甚至十几倍力量的敌人，“渤海走廊”沿线基本上是一望无际、毫无遮掩的盐碱海滩。就是在这种敌强我弱、地形不利的条件下，我英雄的党政军民遵循人民战争思想，创造性地开展了以改造地形、健全情报网络、伏击歼敌、围困据点、破坏敌人设施、反伪化、反奸特和瓦解日伪等形式为主的对敌斗争。在渤海湾畔的柽柳林里、胶潍平原的青纱帐里，我抗战军民与日伪顽斗智斗勇，走廊沿线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险象环生、威武雄壮的抗战“活剧”。他们发动群众在开阔地带大挖抗日沟，改造地形，形成主干沟和干支沟相通、村与村相连的战地交通网，挫败了敌人的“长途奔袭”战术。他们把情报工作做到敌人的司令部，打响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改变了被动应敌的局面。他们组成一个个游击小组，化装渗透、隐蔽出击，锄除罪大恶极的汉奸敌特。他们主动利用地形地物，设伏蹲点、突然攻击，痛歼下乡“扫荡”的日伪顽，并创造了以小股武装力量一次伏击战俘虏2名日军，和依靠民兵力量生擒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侄子、敌飞行员山田井马的战例，在当时军区部队引起极大轰动。

三是组织、宣传和发动群众。在保卫“渤海走廊”的伟大斗争中，昌北开展民主选举，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千百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庄户汉”第一次行使权利，选出自己信赖的区长、乡长、村长。开展经济互助、发动减租减息，实行开荒种田，增加群众收入。通过文化宣传、组织妇女“识字班”、军民“冬学”运动，使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看到了生活的新希望，在党的号召下，第一次有秩序、有纪律地组织起来，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支持并保卫“渤海走廊”。在一次次保卫战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无遮无掩的荒凉海滩上化身一片片“青纱帐”，年迈老人、儿童团团员、基干民兵等踊跃上阵，誓死护卫过往干部、战略物资。广大人民群众始终以极大热情全力支援前线，他们自发给部队送给养、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竭尽全力做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在他们背后，是一场场感人至深、引人泪目的生动情景：有甘冒生命危险一个月护送抗日部队和干部达20多次的抗战堡垒村，有“一门四英”“一门五英”甚至“一门六英”的革命家庭，有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掩护干部转移的大娘，有连续几天几夜摇橹划桨护送过往部队却分文不取的潍河老船工，有宁愿自己睡凉地也要让战士睡热炕头的年迈老大爷……正是这些千千万万最普通的人民群众，铸就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

“渤海走廊”的地位作用

“渤海走廊”长约120里、宽约10里，像一条带子，东西两头分别伸向胶东和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胶东与鲁中的另一条通道“滨海通道”被日伪军切断后，直到1943年，“渤海走廊”一度成为“敌必攻、我必守”的胶东通往清河、进而转去鲁中的唯一通道。在那段极为艰苦的岁月里，发挥了护送过往干部、协助跨区调兵、密运战略物资三大历史作用，为山东和全国全面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是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批示、文件、情报从这里来往通过。据考证仅1940至1943年，就护送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县团级以上党政军领导干部2400余人，传送各种文件、信函、情报300余件，使党中央、山东分局的抗战指示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在政治上保证了胶东、清河与山东分局和党中央的联系。

二是保证了胶东与清河、鲁中之间的跨区调兵。经“渤海走廊”自西向东行进的部队有力支援了胶东地区，使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加强；而自东向西行进的胶东部队也为清河根据地输送了有生力量，尤其是到解放战争期间，胶东部队通过走廊直接参与到潍县战役、孟良崮战役、张店和周村战役乃至济南战役，为山东抗战和解放战争决战决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密送了大量的黄金、药品、军火等战略物资。面对长期抗战中我党政军经济生活异常困难的严峻形势，“渤海走廊”沿途军民义无反顾担负起密送棉花、粮食、药品、武器弹药、食盐等战略物资特别是护送黄金的重任，在经济上保证了各根据地党政军民作战、生产和生活需要。其中从胶东招远经“渤海走廊”送到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黄金约16万两，无一两丢失、无一人携金叛逃，有13万两安全转送延安，为困境中的党中央解了燃眉之急。

“打老虎”始于何时

在党史上，“老虎”指的是较大的贪污分子。“打老虎”指的是严肃惩处一些大贪污犯。从我党历史发展来看，“打老虎”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底，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其中，“打虎”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首先宣布“三反”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1月23日，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宣传和文教机关、民众团体，用钱不多，必无大“老虎”的错误认识。1月25日，毛泽东又指出，“三反”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捉大、小“老虎”（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老虎”，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元）。随后，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打虎”行动，研究“打虎”战术，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惩处。华北军区政治部一名副科长兼任电影院的经理后，两年多来贪污灯片费、包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1.2669亿多元（相当于现在1.2万多元）。1月21日，这名副科长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军法处严惩。到2月5日，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老虎”108只、小“老虎”649只，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7万多人。在“打虎”过程中，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严格检查核实，实事求是甄别，“打虎”工作和业务工作并举。

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1952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实施，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办法、步骤及批准权限等，使有关的处理工作进入审判程序。

“地震英雄”和贵华：不惧生死勇救3名儿童

新华社昆明11月29日电（记者字强）1996年2月3日，云南省丽江、迪庆交界处发生7级大地震。23年过去了，在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中镌刻着一位英雄的名字——和贵华。生死瞬间，他用年轻的生命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3名儿童，自己却壮烈牺牲。

和贵华，纳西族，中共党员，1964年11月出生，1982年7月从云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丽江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一级警司。

14年从警生涯，和贵华从普通民警到副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长，一直战斗在第一线。他出生入死，常年超负荷地忘我工作，特别是担任刑警队长后，不顾身患疾病，顽强地带领民警同犯罪分子英勇斗争，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为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他领导的刑警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曾荣立三等功，还被人们誉为“神探”。

1996年2月3日晚，和贵华到丽江县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大案件。傍晚19时许，和贵华正在一位村民家了解情况。突然间，大地猛烈震动起来，房屋不断颤抖，围墙纷纷倒塌。

“地震了！”和贵华凭着职业养成的敏捷反应，迅速跨越到院子中的安全地带。村民也纷纷往院子里跑。和贵华猛一回头发现，在屋子里玩游戏的3个小孩不知所措，吓得哇哇直哭。没有片刻犹豫，也没有呼喊，和贵华转身就向屋里冲去，双手搂挟着两个小孩，顺势甩到了院中。此时，房屋正加速倾斜。

面对死神的威胁，和贵华没有任何迟疑，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最后一个小孩，周围的群众惊呆了，大声叫道：“别进去，房子倒了！”和贵华义无反顾，冲进屋里，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用身体挡住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可刚迈出两步，伴随着一声巨响，两层楼高的房屋倒塌了，和贵华本能地弓腰把孩子护在自己的身下，倒塌的梁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顷刻间，他被埋在废墟之中。

村民们呼喊着和贵华的名字，冒着余震危险，搬走瓦砾，挪开柱子，把和贵华抬了出来。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只是手上擦破了一点皮。和贵华则口吐鲜血，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遇到危险，别人可以退，我们人民警察不能退；即使需要我们去牺牲，我们也要勇于献身。”这是和贵华曾经跟战友说过的话，他用英勇举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1996年3月7日，和贵华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被云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97年，和贵华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时光飞逝，每次提到丽江大地震，人们都会想起英雄和贵华。沧海桑田，英雄曾经奋战过的这片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享誉中外的旅游胜地。玉龙雪山脚下，旧貌换新颜，城乡都建起了牢固的砖瓦房，英雄用自己生命救出的小孩如今已成家立业，生活在幸福美好的新时代。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57年10月，苏联将一颗名为“斯普特尼克一号”的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宣告了人类航天时代的来临。紧随其后，1958年1月，美国成功将一颗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送入地球预定轨道。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准确进入预定地球轨道，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也掀开了中国向浩瀚宇宙进军的璀璨篇章。

“东方红一号”卫星也与核弹、导弹一起，被称为“两弹一星”，成为中华民族科技强国战略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亲历者说

戚发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技术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负责人之一

随着卫星设计方案的不断修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已经从起初的150公斤，增加到173公斤。不仅如此，“东方红一号”卫星还必须达到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即“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当时，国外严密封锁，研制人员不要说完整的资料，就是卫星样品也没看到过，基本的研制条件更不具备。

拿实现“听得到”来说，太空奏响《东方红》乐曲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有很大难度。考虑到地面的元器件没有经过上天考验，研制人员以高稳定度的6个音源振荡器代替“音键”，用程控线路产生的节拍来控制发音，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确保“东方红一号”奏出了《东方红》。

我们在地面上直接听不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的乐曲，需要通过“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天线发送、地面站的接收，再由电台转播。

“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后，拉杆式的短波天线必须展开，才能确保《东方红》乐曲信号被地面站接收到。

要确保天线在太空高速旋转状态下顺利展开，对于当时的研制团队是一项艰巨的挑战，因为当时没有计算机来做仿真模拟，只能完全依靠地面试验。多次失败，大家没有气馁，在技术负责人孙家栋的带领下，研制团队对天线结构作了重新设计和改进，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

“有条件要上，没条件也要上”“不仅要干出来，更要干好，确保成功”是当时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真实写照。通过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攻克了一个个不可能，终于在1970年4月24日，将“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送上太空。“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轨运行了24天，不仅顺利通过了太空极端环境的考验，更圆满完成了国家提出的4项技术要求。与此同时，由于“东方红一号”重量超过了前4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重量总和，中国卫星更创造了人类航天史上新的纪录。

知识链接

我国空间事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68年到1977年的起航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在探索中实现了初步突破，相继将“东方红一号”卫星、“实践一号”卫星等送上太空，拉开了宇航各领域筑基的序幕。

1977年到1986年的耕耘阶段，推动我国空间技术实现了从试验到实用的转变，研制的东方红二号实用通信广播卫星、返回式系列卫星等相继成功发射。

1986年到1999年的提速阶段，引领我国空间技术全面转入工程应用。科学探测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气象卫星、通信卫星、传输型遥感卫星等多个卫星系列和领域先后形成。与此同时，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第一代导航卫星也进入了研制阶段。

1999年至今，我国空间技术进入了实现重大突破的攻坚期。中国航天人拉开了北斗导航全球系统建设大幕，创造了神舟五号和嫦娥一号两项中国航天新的里程碑业绩，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圆满完成第一、二步任务目标；高分系列卫星相继发射和投入使用，我国空间分辨率迈进亚米级时代。

参观贴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老厂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3号）竖立着一块“东方红一号卫星诞生地”的纪念碑，这里曾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结构件研制的主战场。在这里，老一辈航天人克服艰苦条件，攻克了大面积镀金、仪器舱罩焊接等一项项技术难题。2018年，厂区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国家工业遗产项目。

“儿童军”：长征到达陕北第一军

长征，是超越时空的丰碑。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红二十五军，这是长征中最年轻、最早到达陕北的一支队伍。

“儿童军”实施战略转移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有着两支红二十五军。原红二十五军主力在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由“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于1932年11月重建部队。在这支新组建的队伍中，“最堪注意的，就是这支队伍差不多没有年逾18岁以上的战斗员”。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虽是年岁较大的领导，也不过34岁，韩先楚、陈先瑞、刘震、刘华清等都在20岁上下。这是一支以“儿童军”著称的队伍，也是一支年青而富有朝气、充满青春活力而又革命意志坚定的队伍。在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红二十五军以英勇善战成为威震鄂豫皖边区的一支强师劲旅。

鄂豫皖根据地在敌人长期反革命军事“围剿”下，被敌人分割成“鄂东北”和“皖西北”两大块，红二十五军处境日趋艰难。为打破敌人的分割包围，1934年1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实施战略转移，成为各路长征队伍中的一支。

“儿童军”进军陕南

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路后，蒋介石乘其孤军远征之际，调集第47师、第54师和第115师组成追剿队跟踪追击，企图以30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消灭红二十五军。为摆脱敌人重兵追击，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实现了战略转移时的既定方针——进入桐柏山区创建新的根据地。遗憾的是，部队进入桐柏山区后，却发现桐柏山的地理条件对创建根据地十分不利：紧靠平汉线、襄樊线及汉水，红军能够获得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此外，当地的群众基础、物质条件相对薄弱，加上敌人重兵压境，这样的生存环境，可以预料部队将难以在桐柏山区获得发展。据此，红二十五军果断放弃在桐柏山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转而进军伏牛山区。兵贵神速。为甩掉尾随的敌人，实现进军伏牛山的战略方针，红二十五军掉头向东，挥师北上。蒋介石获悉这一消息，急令第40军第44师在老河口（今光化）、南阳、方城一线迎头截击。

11月25日，红二十五军与敌40军1个旅及骑兵团在方城的独树镇发生遭遇战。这一仗，由于红二十五军暴露在地形平坦的不利环境下，处境十分危险。为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儿童军”不畏强敌，英勇拼搏，终于挫败国民党军的合击，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如同桐柏山区存在诸多不宜创建根据地的因素，伏牛山区也存在着人烟稀少、地域狭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匮乏等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因素。如果部队留在伏牛山，可以预料，下一步将难以获得大发展。红二十五军再度变更战略方针，决定西进，从伏牛山入陕南，相机开辟新的根据地。

从伏牛山入陕，朱阳关、五里川两个隘口是入陕之路。敌人在隘口重兵布防，控制入陕大道。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沿着深山峡谷隐蔽前进，绕过敌人防线，打破了20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于1934年12月9日翻越蟒岭，进入陕西洛南县。“儿童军”从此“跳出困境，摆脱强敌，走上了宽阔的发展道路”，进入创建鄂豫陕根据地的新阶段。

在开辟鄂豫陕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克服了长途跋涉、连续作战以及人地生疏、给养不济等重重困难，相继打破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粉碎了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的阴谋，在鄂豫陕站稳了脚跟。

“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

红二十五军自1934年冬奉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主力红军的消息更是一无所知。直到1935年7月13日，在粉碎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后，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行动；并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界集结，妄图围堵消灭红军主力于川西地区。随即，红二十五军获取的这些消息在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送达的中央文件中得到确认。

鄂豫陕省委审时度势，于1935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作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与陕北红26、27军会合，以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创造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决策。在与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能够通观全局，作出这一战略决策，不仅适应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实现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同时也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相吻合。

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踏上了西征北上的行程。红二十五军西出秦岭、北渡渭河，以20多天的急行军直抵静宁城下，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安）兰（州）公路切断。西兰公路被切断以后，红二十五军紧紧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在西兰公路以北地区艰苦转战10多天，由于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红二十五军决定先行北上策应主力。当“儿童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越六盘山，直逼平凉城下时，这些在敌人眼里不过是“地上跑的小兔子”，却把自以为是“天上飞的老鹰”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直捣敌人后方的红二十五军，在钳制了敌人，减轻了红一、四方面军的压力后，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尽管沿途人烟稀少，部队无粮可筹，饥疲不堪，但在严重的饥饿死神威胁面前，全军上下没有一个人退却。

“儿童军”以打不烂、摧不垮的钢铁意志西征北上，前出陕南陇东两个月，行程4000余里，沿途攻克了3座县城，进行了大小战斗10多次，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正如1936年底出版的《共产国际》第7卷第3期刊载的《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所评价的：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像雄鹰在那里盘旋一样，使敌人布防于此的雄厚兵力，都惊得心胆惧寒”。

9月9日，红二十五军抵达保安永宁山，取得北上入陕的伟大胜利。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这一会师，既是西北主力红军大会师的前奏，也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一杆杆红旗空中飘，红二十五军上来了。来到陕甘洛河川，劳动百姓好喜欢。”一曲信天游，由衷地唱出了陕北人民喜迎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的兴奋之情，也宣告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胜利落下帷幕。

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在艰苦的长征路上表现出的披荆斩棘、不畏艰难的战斗精神，深深地感召着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度赞扬“儿童军”用热血和青春谱写的壮丽诗篇。1935年10月底，中共中央在《陕甘支队告红二十五军、26军全体指战员书》中高度评价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指出：“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中也盛赞：“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

“模范团政委”杨崇元

在江苏六合的横梁初级中学，一进校门的醒目位置矗立着一座铜像，学生们进出校门时都能看到面带笑容的“他”。

他就是杨崇元，1947年出生于江苏六合。1968年3月应征入伍，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排长、干事、政治教导员、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委员等职。上校军衔。他热爱部队，忠于职守，多次被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和优秀共产党员，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

1986年8月，刚从国防大学毕业的杨崇元调到基础较差的某炮兵团任政治委员。在全团军人大会上，杨崇元将创建“廉洁、公道、求实”的先进团党委的措施公布于众，请大家监督执行，并表示：“我是团党委书记，理应做标杆，我做不到先挨板子。”

杨崇元说到做到，他团结和带领党委班子，齐心协力抓部队建设；管理干部坚持原则，祛邪扶正，赏罚严明；平时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部队建设的实际及时解决问题。他作风深入，工作扎实，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坚持下基层调查研究，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担任政委两年多时间里，他下基层调查研究三百多天，其中在连队蹲点一百多天。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一班人”顽强拼搏，为改变所在部队面貌作出了贡献。

1987年，杨崇元带领全团在师和集团军组织的考核中夺得7项第一，他和团长被集团军党委评为“一对好主官”。1988年，他所在团党委被集团军评为先进团党委。杨崇元具有许多与焦裕禄相同的宝贵精神，官兵赞誉他是“军中焦裕禄”，党委一班人称赞他是“廉洁奉公的好班长”。

1988年11月，杨崇元在连队蹲点时，糖尿病病情加重。结束蹲点回机关后，他继续坚持抱病撰写文章，布置年终工作总结。12月29日，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被送进医院抢救。生命垂危之际，他嘱咐妻子，不要向组织提个人要求。1989年1月1日，杨崇元病逝，时年42岁。

1990年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追授杨崇元“模范团政委”荣誉称号。

“崇元精神”是杨崇元留给家乡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为纪念他，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黄中村正在建设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在未来形成以红色军旅文化、爱国主义教育为特色的教育基地。横梁街道黄中村委会副主任黄承红告诉记者，他们经常在党员活动日邀请村里的老人来讲述杨崇元的事迹。“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杨崇元先进事迹陈列室，把他的先进事迹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后人记住他，并向他学习。”

“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党的骆驼任弼时

作者：毛胜

说起任弼时，人们通常会想起他的“骆驼精神”。这是任弼时英年早逝后，叶剑英有感于他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崇高品格，在《哀悼任弼时同志》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任弼时是党和人民的骆驼，而且是初心不改的骆驼。

无论是为民族谋复兴，还是为人民谋幸福，都离不开艰苦奋斗的精神。1914年秋，任弼时升入初等小学四年级。在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中，他以《试述诸生入学之志》为题，写道：“凡人之生，无论士、农、工、商必各有其志，或为士、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是也。若夫为士者，必宜发愤然后达其目的。”在百余字的篇幅中，任弼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无论干什么，都要有志向，都必须努力，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目的。显然，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鞭策。

1948年10月，任弼时给女儿任远志写信。信中写道：“以前对你说过，学习要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

事实上，为党和人民勤劳工作，正是任弼时一生的追求。他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原则，长期抱病工作。曾任中央军委情报部副部长的戴镜元后来回忆说：1947年9月，他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向周恩来、任弼时汇报工作，“他俩每天下午3时至8时听取我们的汇报。连续工作5个小时，中间也不休息，和我们一起研究机要通讯情报保密等问题的方针、原则，甚至工作细节。直到10月底，30多天除了中央有急事，每天如此”，“当时弼时同志身体就很不好了，血压很高，但他从来不放在心上，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和我一起研究二局工作，他非常认真细致，一尺一码，一丝不苟，还亲自和我一起手工作业，一直到得出科学的结论为止”。

1950年10月24日，任弼时连续工作到深夜，休息前随手把台历翻到新的一页——10月25日。他完全没有想到，这天清晨自己的病情急剧恶化。10月27日，任弼时溘然长逝，英年46岁。

“破五”之后举行入城式

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城市交接，被历史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后，仿佛是在用中国新年，宣告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启。

1月31日，大年初三，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2月3日，正月初六，过完传统的“破五”，解放军以一个规模宏大的入城式，拥抱了这座古老的都市。

确定北平和平解放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是在1949年1月22日签署的。随后，25万国民党军队陆续开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原本计划于29日派部队进入北平与傅军交接防务，但考虑到这天正巧是农历春节，为了不打扰北平市民过年，决定推迟两天，此任务交给第十三兵团所属第四十一军。

1月31日，也就是大年初三，傅作义所部20余万人全部开出城外。当日，第四十一军政委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的干部和战士，从西直门进入北平，与城内的傅作义部队交接防务。虽说是和平交接，但谨慎起见，师部要求每个连指定一个排枪里压上子弹，重机枪脱掉枪衣由人抬着，以防止意外。在西直门，一二一师先头部队警卫营的一个排与守军的一个排相互敬礼交换防务，随后部队进城。这个画面被当时的部队摄影师定格，成为北平和平解放的经典时刻。

但是，这并非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正式仪式。解放军入城式是在三天后，也就是2月3日才盛大举行。聂荣臻在回忆录中提到：“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

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六，传统的“破五”刚过。

因为交接防务和入城式并非一天，后来有一种说法开始流传，著名的纪录电影《北平入城式》，并非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时拍摄的，而是一个月后重新组织补拍的。甚至说，纪录片中北平民众激动热烈的场面都是后来组织的。

为了弄清这段史实，有关部门曾经组织人到北京档案馆、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调查走访，当问到《北平入城式》是否为组织补拍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感到很惊讶，很肯定地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组织拍摄的，它是真实的，是当时摄影师亲自拍摄的！为此，有关人员通过《北平入城式》职员表，找到了几位尚健在的当时参与拍摄的摄影师，还采访了四位当年站在北京街头迎接解放军的北京八中的学生，以及当年坐上坦克的学生和在街头秧歌队的市民……多方证实，《北平入城式》这部纪录影片是以东北电影制片厂为主摄制的，拍摄时间就是2月3日解放军入城式当天，所有部队行进、群众欢迎场面都是真实的！

不过，北平入城式的确曾经补拍过，但补拍的人不是中国摄影师，而是苏联人。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的一个摄影队来到中国，与中方合拍一部叫《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彩色纪录片，主要讲述解放战争的过程，内容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苏联人没能赶上拍摄，而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大量镜头也不能用，因为都是黑白的。于是就需要补拍一些镜头，包括北平、上海、广州等重要城市的入城式。补拍内容后来进入到中苏合拍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

“求达于真理”：李大钊的干部教育观

李大钊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革命实践队伍的引导和教育，在他的身体力行和大力推动下，为中国革命成功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和领袖人物。

宣传演讲，用革命思想宣传教育干部

李大钊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抽出时间去校园、赴厂矿、走基层，倾力宣传爱国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1917年，天津青年组织爱国讲演会，邀请李大钊在东马路青年会礼堂作了“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听众热情极高。1918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后改称中山公园）举办讲演大会，李大钊到会讲演，讲题是“庶民的胜利”。1922年9月3日，他应邀在中华职业学校发表关于青年问题的演讲，号召青年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翌年4月，他又于复旦大学演说“史学与哲学”。这年4月至11月，在上海大学先后3次为上大师生演讲。从“演化与进步”鼓励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到“社会主义释疑”阐析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再及“史学概论”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李大钊的讲演总是那么深入浅出、热情洋溢，极受学员的欢迎。

聆听过李大钊演讲的人，都会被李大钊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教导深深打动。陈毅称李大钊“自学浑不倦，诲人何其勤”。林伯渠说李大钊“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毛泽东对李大钊更是感佩有加，称他是“真正的老师”。

讲坛授课，引导青年骨干走上革命道路

李大钊重视在讲堂上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女高师等校任教期间，他利用合法讲坛系统向学生介绍马克思主义，在史学系开“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在法律系开“社会主义”课。在政治系与陈启修教授合作举办“现代政治讲座”，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他所讲授的“唯物史观”“社会运动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学”“史学思想史”“女权运动史”等内容，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课题。

当时，李大钊在青年中的声望极高，许多青年把他看成自己的导师和引路人，不少人不远千里来到北京向他求教。他总是认真热情诚恳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道路，启发勉励他们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加入劳工团体”，改造中国和改造自己；同时，告诫他们什么是理想、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怎样才能“饫尝青春之甘美，浃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如薄一波、李楚离、方仲如、杨一辰等都聆听过他的教诲。

组建社团，使之成为教育干部的摇篮

当时的青年社团云集了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非常注重在社团活动这个平台上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努力推动青年社团成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的摇篮。少年中国学会，由王光祈、李大钊等7人发起，历时7年、有100多位会员，其中的毛泽东、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中共领导人。1920年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酝酿成立“马克斯（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叫“亢慕义斋”、共产主义小室，李大钊是顾问，多次举办专题研究、学术演讲、辩论会等，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人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等。

此外，还有新潮社、国民杂志社、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众多社团。李大钊和这些群体结合在一起，凭借其教授和导师的职位，以文会友，奋发探索，指导这些群体活动，给这些群体以深刻影响。李大钊就是通过和北大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识精英的组聚与散射，成倍量地放出了光和热，成为一代青年的导师和中共组织的创始人。毛泽东1949年进北京看到古都城垣时，无限感慨地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领导党校，培养教育干部投身革命实践

1920年12月初，北京党组织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补习学校，校址在长辛店镇大街祠堂口1号，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李大钊是到学校授课的主要教师之一。在劳动补习学校，老师们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事例，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讲外国工人怎样与资本家作斗争，讲怎样组织工会和政党。

1924年前后，李大钊深感培训干部的重要和紧迫。12月，他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回到北京，便与北京党组织的赵世炎、彭健华同志商议，决定成立一所党校，对外公开注册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会后向中央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请派罗亦农主持工作。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1925年秋冬时节，北京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北方区委党校成立，李大钊出席开学典礼并致辞，论述当前革命的大好形势与党校之任务，勉励学员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革命本领，以备结业后奔赴火热的革命战场，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

此外，1926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党校举办训练班，参加的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李大钊在培训班上讲了农民问题。他还领导北方区委成立了军事运动工作小组，推动举办了投考黄埔军校的党团员积极分子训练班，又派王若飞、宣侠父等分别开办军事学校，使党培养军事人才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下，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安体诚在天津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天津工余补习学校。这些举措，对于培养教育干部起到推动和促进作用，确实达到了中央所希望的培养领导人才的初衷，推动了党的革命事业的发展。

选派学习，注重提高工农和军事干部本领

李大钊号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中开展工作，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鼓励有志青年离开家庭和父母到劳动群众中去锤炼自己。同时，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灌输到社会里面，即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他恳切地对青年指出，“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特别在他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工作期间，曾派遣青年党员到基层去深入民众，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也教育和锻炼了一批适应革命需要的骨干和领袖。

李大钊领导北方区委支援南方革命，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很多干部被选派到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汉农讲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等地学习政治理论，有50多名共产党员被选送到黄埔军校学习，还有一些干部被委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张家口的西北军干部学校、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等院校学习军事，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建党建军人才，也为后来的革命斗争播下了种子、打下了根基。他们中间许多人，如刘志丹、王一飞、李运昌、张宗逊等，后来都成长为人民军队中的高级将领。

李大钊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襟怀、以“铁肩担道义”的勇气、以“求达于真理”的教育风范，为党的干部教育培养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正如XJP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说：“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铁肩膀”扛起“铁担当”

胡华先（1908年—1984年），江西瑞昌武蛟乡人。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瑞昌码头区农业生产互助组组长、武蛟大桥村党支部书记、大桥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等。上世纪五十年代，胡华先带领武蛟乡大桥人凭借着“两个肩膀一双手，一支扁担两个筐”，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改进栽培技术，铸就了享誉全国的“铁肩膀精神”，昔日大桥村旧貌换新颜。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桥村四周尽是荒湖、荒山，每年春夏之交，长江、赤湖顶托南阳河水，十年九涝，地势高处的旱地又全部都是红壤，农作物产量极低，再加上全村耕地面积总共不到500亩，大多数村民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如何改变现状？这成了胡华先的一块心病。

“只要有决心，黄土变成金。”1953年冬，刚当选大桥村党支部书记的胡华先便带领全体社员冒着严寒到杨泗岭开荒，40天开垦出40亩荒地，这也让大家看到了集体的力量，增强了干事创业的勇气和信心。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大桥人披荆斩棘、南征北战，开辟一个又一个“战场”。先后在丁家山、大石岭、南山脚等16个红壤山岗开出荒地300余亩，在裤脚湖、车马湖等17个湖汊开出荒地200余亩，使得耕地面积突破1000亩。1955年至1960年，大桥人又在上游官田湖垦荒600余亩。到1963年，大桥人硬是凭着“一把锄头，战天斗地”，将耕地面积扩大到1700余亩，由此，彻底改变了原先人多地少的状况。

耕地有了，怎样提高农作物产量成了又一道难题。大桥的耕地九成以上是红壤类型的红黄泥土和黄沙土，土层瘦薄，种植棉花的年份，即使风调雨顺，每亩也不过三四十斤的产量，要想改变不是易事。

大桥冬季湖滩上有挑不完的湖泥，夏季湖水里有捞不完的湖草，这些都是最好的有机肥料。1954年，一场洪水过后，胡华先便发动社员们开始了捞湖草湖泥工作，湖泥改变土壤有机质含量，湖草则用来覆盖棉田，保湿追肥，这一年，皮棉单产提高到每亩84斤，大灾之年的产量竟大大超过了往年。1957年，胡华先荣获“全国植棉模范”称号。

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里，大桥人一直将冬天挑湖泥、夏天捞湖草的习惯保持了下来，他们把20余万担湖泥和30余万担湖草挑上红壤山岗，全乡三分之二的棉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达到了中上水平。大桥，也由一个地瘠人穷的苦地方，变成了以棉花为主的粮棉兼作区。

在带领大桥人摆脱缺地少粮的困境之后，胡华先又开始钻研科学种田技术。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他开始试行棉、麦等行点播套种，实验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胡华先没有放弃，之后，他又开展了持续数年的实验，终于摸索出将棉花前作小麦由薄行点播，改为宽窄行条播的方法，并坚持棉籽“四合一”拌种下地，创造了“麦林四边”和“麦收六抢”整套管理经验，解决了棉麦争阳光肥料的问题，保证了棉麦双熟、双高产。1963年，大桥大队全面推广这一经验后，实现了棉花亩产118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小麦亩产也达到了186斤的高产量。

大桥人的妙招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农业专家前来参观学习，《江西日报》《解放日报》先后于头版刊登“铁肩膀大桥”的长篇通讯，介绍大桥改造红壤土的经验，高度评价大桥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如今，胡华先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一双铁脚板、一副铁肩膀，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精神永远被人们传颂。（夏梦）

“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写下的小诗。

■为狱中的难友送面条，散发“狱中挺进报”，让革命之火在狱中燎原……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也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力量。

“您就是宋社长（宋绮云1941年8月被捕前担任《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太太徐林侠吧？”1941年11月的一天，西安市郊外的一所民房外，一名带着鸭舌帽的男子对面前的女子说。

“先生是？”女子疑惑地问道。“我是宋社长手下的工人，这是宋社长的亲笔信。”说着，这名男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

“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待看到信上写的那几个字时，女子赶紧追问：“他在哪里？为什么不亲自来？”

“他工作太忙，脱不开身，麻烦您亲自走一趟，明天中午12点，我在报社等您。”说完这句话，男子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那名女子就是曾担任中共江苏邳县县委委员、妇女委员的徐林侠，那名男子则是国民党特务。第二天，徐林侠便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小萝卜头’宋振中一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了。”7月8日，站在红岩魂陈列馆“小萝卜头”肖像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给重庆日报记者讲述当年的情景。

监狱里成长起来的谦谦少年

据史料记载，宋振中的父亲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1926年10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此学习期间，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于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宋振中的母亲徐林侠同样在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192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0月，宋绮云与徐林侠结为革命伴侣，并在1941年生下幼子宋振中。

“虽然在襁褓中就不幸被捕，但徐林侠却从没忽视对宋振中的教育。”王浩说，她经常给幼小的宋振中讲革命故事，让他从小就拥有正确的善恶是非观念。

在徐林侠的教育下，宋振中表现出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据解放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浦回忆，1947年胡被抓进白公馆后，因为患有严重的胃病，根本吃不下糟糕的牢饭，只能躺在阴暗的地铺上，两天都不能动弹。当时仅7岁的宋振中从门缝里看见这种情况后，告诉了徐林侠。徐林侠遂把自己做苦工挣下的挂面，下了一大碗，让宋振中给胡春浦送来。

这样的行为让胡春浦十分感动，在写给宋振中家人的信中，他曾深情地写道：“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狱中党组织的小交通员

红岩魂纪念馆内，“小萝卜头”塑像的脖子上系着红领巾，眉眼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

“宋振中对外面的渴望不仅是希望自己能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奔跑，更希望能和同龄人一样在课堂内学习。”王浩说。

原来，随着宋振中的成长，宋绮云和徐林侠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外出读书，但这个要求却被狱方断然拒绝了。面对这样的情形，宋振中所在的息烽监狱秘密党支部经过研究后，决定采用绝食和罢工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狱方终于答应让宋振中在监狱内接受教育，并指派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担任他的老师。

据史料记载，从1947年底到宋振中牺牲，他一直都在黄显声处学习文化。“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黄显声不仅给‘小萝卜头’讲地理，告诉他中国有多大，还通过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让他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有充分的认识。”王浩说。

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宋振中还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成为狱中党组织的交通员，为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据史料记载，从息烽监狱转到白公馆监狱后不久，宋振中结识了同被囚禁于此的陈然。在了解陈然的经历后，宋振中帮助他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把黄显声将军摘录的消息提供给他，由他进行简单编发后，再由宋振中把这些写有消息的小纸片送到各个牢房。这些小纸片也被难友们亲切地称为“狱中挺进报”，它们的存在使坚持狱中斗争的同志们受到了极大鼓舞。

为父亲传递给狱友的序文

在红岩魂陈列馆，记者看到一封特别的书信，这封名为《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的书信为宋绮云所写，全文共1400多字。整篇书信不仅文辞优美，引经据典，借古喻今，还通过揭露蒋介石反动政府的黑暗，表现了作者乐观的革命精神以及对革命必胜的信心。

“这封书信为宋绮云在1947年所写，原件收藏在宋振中哥哥宋振镛在北京的家中，红岩魂陈列馆展出了这篇序文的复制件。”王浩说，信中所提到的含章同学是宋绮云在白公馆监狱的难友，但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黄埔军校毕业生。

宋绮云为什么会和他们有关系呢？据史料记载，梅含章等人因组织反蒋的“青年将校团”，被关押在宋绮云斜对面的房间。宋绮云见状，先是以同乡的身份接近，再通过关心他们生活起居的方式，与他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据《红岩春秋》记载，由于是蒋介石的同乡，梅含章深受蒋影响，拥护“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但又因正当壮年，却遭遇牢狱之灾，常自叹前途暗淡，焦虑不安。宋绮云在和他成为朋友后，通过列举古今中外的事实，驳斥蒋介石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欺骗性，逐渐让梅含章等人的思想开始转变，倾向革命。

1947年3月，王凤起、梅含章等人收到家书，得知陈诚正在南京解救他们，不久将得到释放。当宋绮云得知6人将被释放的消息，心潮澎湃，夜不能寐。宋绮云意识到，梅含章等人获释，是一大幸事，如果稍加引导，能让他们走上为大众谋解放的道路。

当夜，宋绮云分别给6人写诗留念，除了给梅含章写了一首长诗外，还特意书写《送含章同学赴金陵序》一文，让宋振中送给梅含章等人。“宋绮云在文中提到‘愿效贡公之喜’，意思是愿意像西汉贡禹那样，为朋友能出狱而高兴，文末的‘日之升矣，其将痛饮于东山之上’体现了宋绮云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王浩说。

梅含章收到宋振中送来的诗文后，仔细阅读，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一诗回赠宋绮云：“牢里相处亲又亲，共话肺腑期有成；临别千言铭座右，誓将热血报知音。”

“梅含章等人出狱后，果然履行了当日的誓言。”王浩说，例如梅含章不仅协助策动江阴要塞炮兵起义，为解放军顺利渡江立下功劳，还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了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员等职，为祖国的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这是1941年，刚入狱不久的宋绮云面对国民党特务威逼利诱之时，写下的小诗。”王浩说，他们一家三口不仅用生命捍卫革命理想，还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特殊的战场上，为新中国的成立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雪枫史馆”焕发新颜

特约记者相双喜王钰凯特约通讯员李灰懿

官兵在史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特战八连官兵结合连队纪念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教育。

驻地学校师生参观史馆。鲁小博、王展鹏摄

建成26年的第76集团军某旅“雪枫史馆”，完成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翻建。这个以新四军著名将领彭雪枫命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来陆续迎来了千余名军内外参观者。

作为“雪枫史馆”翻建前的解说员，29岁的中尉公铭曾在老史馆向部队官兵、驻地中小学生、党政机关领导等参观者进行过解说。他对这个军史陈列馆很熟悉，但他从没想过，自己会作为史馆的重建者参与其中。

2019年1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指出：师旅团部队有场馆依托的，结合实际改陈布展，与军史长廊、荣誉墙建设统筹搞好利用。

新时代的军史陈列馆该怎么建、如何用？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雪枫史馆”经历了难忘的翻建改造与探索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设者们找到了答案。

挖掘尘封已久的老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

“雪枫史馆”的翻建计划，曾在2015年就被列入旅里的“十三五”规划。但由于处于改革调整期，政策、经费、人员不明确，翻建计划迟迟无法实施。

直到《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下发，旅史办公室成立，专项人员组成，工程开始启动。

“我们像是被时代推着，得马不停蹄地动起来，让史馆‘重生’。”旅史办公室负责人、上尉陈萌说。但怎么建？她还没有明晰的思路。

对此，旅政委魏银建给出的建议是，“先去参观见学”。

陈萌参观了5家军内顶尖的军旅级史馆，发现它们有个共同的特点：用故事呈现历史——通过鲜活的故事打动人，让史料、文物“活”起来。

对于这个观点，公铭非常认同。担任解说员时，就有个让他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妻子林颖过生日时，时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的彭雪枫曾赠送给她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我们忠诚坦白之于爱，正如我们忠诚坦白之于党。”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爱情！”公铭感慨，它展现了彭雪枫将军的另一面——和普通官兵一样，有着对爱情的向往和忠诚。

陈萌说：“现在的官兵都喜欢听故事，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述历史，就有了吸引力。”然而在老史馆中，这样能打动人的故事并没有多少。

于是，陈萌决定再进行一次外出寻访，重走一遍征战路，挖掘尘封已久的老故事。

根据旅史记载，部队曾征战豫皖苏浙鲁。她计划，在这5个省找到所有与部队历史相关的展览馆、纪念馆，在收集资料的同时与当地同行建立联系。

在从河南夏邑到安徽新兴集的路上，陈萌意外地路过旅史中记载的“新新沟”。上世纪40年代，彭雪枫曾带领新四军官兵在当地驻扎。为了解决夏季的洪涝灾害，官兵协助地方修筑了“新四沟”和“雪枫沟”，后来合称为“新新沟”。

这组排水沟长10余公里，时隔近80年，依旧是当地疏导洪水、灌溉农田的重要水利工程。在“雪枫史馆”里存放的一张当年的《拂晓报》上，还记载着修筑水沟、构筑堤坝的情景。

随着“新新沟”被发现，陈萌将一路走来遇到的“雪枫路”“雪枫学校”“雪枫大桥”……汇编到一起，组成了“雪枫影响”故事板块。

在老史馆中，有一则关于战斗英雄叶春景的介绍。“只有短短两行字，对参观者来说，这只是一个名字，甚至不会留下什么记忆。”陈萌说。

寻访途中，宣传科干事杨丁恺找到了一本《跌不倒的英雄叶春景》，里面记录了关于叶春景的战斗故事，并附有他的照片。最终，杨丁恺成功买到了这本1950年出版的旧书，并将其收录在史馆的历史文物中。

发现老故事最多的地方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洪泽湖畔的雪枫墓园。

在墓园的月牙池附近，一行人看到了“彭故师长灵柩原葬处”。墓碑的下方，记录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马夫李哑巴用生命保护师长的遗骨。

墓园的另一角，有一个巨大的战马铜像，它代表着彭师长的坐骑“火车头”。陈萌拿起相机，拍下了这一人一马的历史印记。

随着更多老故事上的尘埃被拂去，新史馆的故事不断丰富起来。

上士张倩如第一次参观“雪枫史馆”，就被这两个无言战友的故事感动了。“听着听着，泪水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了。”张倩如说。

适应新时代官兵特点，让一砖一瓦都镌刻特定的精神符号

“雪枫史馆”建于1994年，上一次翻修还得追溯到本世纪初。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史馆的很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展品大多通过玻璃橱窗、玻璃柜的方式展现，风格偏重于平面化，形式相对单一；3个独立展厅的布局导致展览面积狭小；展厅以涂白墙、打木框为主，几乎没有装修过……

在这个全媒体时代，官兵的认知特点、接受习惯、审美情趣等都有了全新变化，昔日的史馆已经难以满足今天的官兵。为此，建设一座符合新时代特色的军史陈列馆已刻不容缓。

最直接体现新时代特色的就是外观。“雪枫史馆”的外墙采用一种真石漆的新型环保材料，展墙上穿插着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整体色彩从庄重的浅咖色、灰色、迷彩色过渡到鲜亮的蓝白色、红黄色。

为了适应新时代官兵的特点，新史馆充分让官兵积极参与到建设过程中——

在140平方米的序厅中央，摆放着的是彭雪枫将军的半身雕像，那是多名老兵集资雕刻而成的；雕像背后是3米×8米的巨大浮雕，镌刻着4个不同时期的战斗场景，由俱乐部主任程烨设计完成；右侧是大小错落排列的318张历史照片，拼成了一个“战”字，取名“胜战映像”，这是陈萌的得意之作。

同时，新史馆运用了多媒体、声、光、电融合技术，并加入了战场还原模型、半景画等元素。

在一场战斗场景还原模型中，下士钟林看到了连长袁辉站在洞口、张开双臂，用身体挡住大火的一幕。“很震撼，脑海里瞬间就有了画面感。”钟林说。

设计的初期，运用什么技术手段来呈现战场还原模型，大家曾产生过分歧：是运用体现高科技的激光投影、VR或AR技术？还是使用人物模型、全景画或半景画？

“战场还原模型是将一些具体的情节形象化地演绎出来，目的是表达出真实的情感与氛围，更直接地向参观者展现其战斗精神。”副政委边庆军认为，与技术手段的创新相比，精神内核的挖掘更为重要。

最终，大家一致决定，战场还原模型通过半景画与实辅景相结合的手法来展现。

油画专业硕士毕业的上尉张磊，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新馆3个战斗场景的主设计师。

“每一处设计的细节和技术都有特定的精神符号。”张磊说，设计过程中，他们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在板桥集战役中，一连一班机枪手常福祥用机枪打下日军轰炸机一架。根据亲历者的回忆录记载，常福祥是在轰炸机向地面俯冲时恰巧击中了飞行员，飞机失去控制后坠毁。

但机枪的枪身重、后坐力大，当时的支架没有现在的车载机枪那么灵活。加上板桥集地处安徽蒙城，是平原地貌，没有山石依托，常福祥的射击角度如何呈现？

“场景还原的细节关乎战斗的真实性，如果出现错误，则会引起参观者的质疑。”张磊说。为此，他和中士杨晓栋翻阅了大量史料。

几天后，杨晓栋找到了证据。那是一张两人协同射击的老照片。经过比对后，杨晓栋确认照片中的年代、枪型等细节均与板桥集战役相符，并以此确定了常福祥向飞机射击的姿势。

现在，2个等比例的模型呈双人协同射击的造型，墙壁上是敌机被击落的画面。这些，共同组成了板桥集战役还原模型。

针对年轻官兵的喜好，杨晓栋为史馆设计了3个风格各异的标识，并制作成印章和书签。“参观结束时，安排工作人员给参观者赠送书签和盖印章。”杨晓栋说，战士们最喜欢在迷彩帽里印一枚印章。

“从一枚印章到记住一次参观，再从一次参观到记住一个故事、一种精神。”杨晓栋说。

不仅是记录历史、承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兵、影响官兵

去年新馆装修前，入伍16年的老班长张胜利前来帮忙搬挪文物。他环顾史馆感慨：“在新兵的时候来过一次，之后就再没来过了。”

年底前要退伍，张胜利对陈萌说出了一个心愿：“走之前想再来史馆看看。”

陈萌意识到，这或许是大部分老兵共同的愿望。于是，在准备工作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新史馆对即将退伍的老兵提前开放。

张胜利成为第一批参观者。看着新建的史馆，张班长眼角闪过一丝泪光：“这一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回来！”

“以前的史馆，基本上体现的是存史的作用。”陈萌说，新时代的史馆不仅是记录历史、承载荣誉，更重要的是教育官兵、影响官兵。

特战文化展厅是“雪枫史馆”布设的新展厅。里面记录了世界特种部队的发展、特种作战经典战例以及各国特种部队的介绍。

“我旅转型特战仅20多年，与一些军事强国的特种部队相比，我们还很年轻。”魏政委说，在史馆最后的板块放上这部分内容，目的就是给官兵们确定一个目标。

除了定目标，让史馆由“参观场所”变为“教学场所”，也是一种教育官兵的方式。

在特战文化展厅，有一个可以容纳一个连队组织现场教学的空间。“听过解说员的讲解后，官兵们紧接着沉浸在史馆环境中上课。”陈萌介绍，他们会根据活动主题的不同，进行相应的场所布设。

现在，几乎每周都会有连队预约，来史馆上教育课。

在历史荣誉展厅的后半部分，“雪枫旅七张名片”板块对该旅历史进行了简短总结。其中，“百战旅”的名片非常醒目。

“我旅在历史上经历过的较大战斗共106次。但除了几次著名的战斗外，大部分战斗都不为人知。”陈萌说，他们将战斗名称按照日期填写，印制成一款独特的“光辉战史”台历，每个班排发放一本，提醒官兵记住在“历史上的今天”曾有前辈打响过的战斗。

一次官兵恳谈会上，一名基层战士提出建议：希望能带父母参观旅史馆。随后“雪枫史馆”发出公告：节假日期间定时向来队家属开放。

看到公告后，三级军士长冯志强带着爱人和2个孩子来到了史馆。

冯志强是旅里的伞降教员，多次参加过大型比武。在展示旅队近年来所执行的大项任务展板前，冯志强指着一张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时拍摄的照片，骄傲地向家属介绍：“我就是在这次行动中立功的！”

新史馆还增设了一处烈士祭奠区。从1939年1月至2015年7月，一共有134名烈士的姓名、年龄、牺牲时间及地点等内容均被记录在《烈士名册》里。墙壁上，“革命英雄永垂不朽”8个大字异常醒目。

3月18日，历史上该旅曾有两个连队在这一天经历了残酷的战斗。今年的这一天，两个连队的官兵一起来到“雪枫史馆”进行祭奠。

官兵们手持白色菊花，依次走到祭奠台前，献花、脱帽、敬礼。“通过祭奠仪式，让官兵们感受到了沉甸甸的责任。”特训三连指导员李柏林说。

史馆焕发新颜之后，探索还在继续

“雪枫史馆”翻建完工了，但更新并没停止。

在解说员培训中，卫生连上士张倩如成为解说团队中第一个达到所有要求的解说员。

不久前，在协助指挥通信连梳理“红色家谱”时，张倩如想起自己在任总机班班长时，班里有一个传承了45年的记录本。里面记录着各个时期总机专业人员总结的业务技巧和总机班获得的各项荣誉，今年刚好记录到了最后一页。

她敏锐地意识到，这可是由官兵创造的珍贵文物。为此，由现任总机班班长杨潇负责，郑重地把这个记录本放进了“雪枫史馆”。

历史荣誉展厅里还有一个6栏的“功臣谱”。史馆计划每年都要更新一次。今年2月，在去年陆军比武中获得冠军、荣立二等功的少校张奇和上士李靖，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功臣谱”上。

说到未来的探索，陈萌觉得，新“雪枫史馆”还需在传播途径和技术手段上有所突破，才能达到“让历史走出史馆”的效果。

“雪枫史馆”坐落在办公楼后，位于营区的正中心。今年，该旅计划以“雪枫史馆”为中心，在营区营造“馆－廊－室－墙”的全方位军史教育氛围。旅领导介绍说，他们通过区分专题的方式，在营区建军史长廊，在荣誉连队建荣誉室，在普通连队建荣誉墙，最大程度为连队保留个性化历史、弘扬独特精神打造平台。

同时，为了突破展板的单一形式，他们在室外展墙上采用二维码链接多媒体内容、语音讲解专题，拓展展板背后的红色故事。“官兵只需扫一扫，就可以看到、听到完整的故事。”陈萌说。

在建新馆时，老展板上有许多照片过于老旧，翻拍受到了一定影响；旧资料柜里存放的200多面各个时期荣获的锦旗，有不少字已经掉落，旗的边角也多有破损。于是，官兵们花费了很大精力加以修补。

“建设数字史馆应该是未来的趋势。”陈萌说，他们下一步要更好地借助网络，既让史料更好地留存下来，也让官兵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史馆。

史馆融入现代元素，在新时代焕发新颜。陈萌开心地说：“我们已经迈开第一步，期待未来更有新气象！”

“一心为民的好所长”赵振金

原标题：“一心为民的好所长”赵振金

新华社大连2月18日电（记者郭翔）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平凡岗位上无私的敬业奉献。2006年9月13日一大早，大连上千名公安民警和当地百姓自发为几天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赵振金送行。

赵振金，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从部队退伍，1979年参警，自1986年至2006年6月，在大连开发区新港派出所所长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2006年9月9日，时任大连市金州开发区公安局黄海路派出所教导员的赵振金在工作岗位上因过度劳累因公殉职，终年55岁。

在亲人、战友和群众的印象中，赵振金永远身着警服。大家在整理赵振金办公室留下的遗物时，看到他写下的一段话：“任何时候我都从来没有脱过这身警服，因为这身警服是我履行人民警察职责的标志，同时也是我接受群众监督的醒目符号。”

从穿上警服的那天起，赵振金就将打击犯罪、保民平安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当所长不久的一天，当地有个歹徒手握斧头在街头聚众闹事，赵振金迎着歹徒高高举起的斧头，将其制服。他的英勇举动不仅震慑了犯罪，而且赢得了群众对整治社会治安的支持。不到三个月，派出所依法惩治50多人。

作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赵振金常说的两句话是“我为百姓当所长”“人民群众满意是我最大的心愿”。群众有困难，赵振金总是全力帮助。赵振金把当时派出所辖区内的军烈属、特困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特困学生等定为重点服务对象。派出所登记造册，民警分工负责，每月上门服务一次，节日送油、米、面。

群众的事就是自己的事。赵振金写下了四点为老百姓当好派出所所长的体会：为百姓不徇私情、秉公执法；视百姓为父母；做一名两袖清风的“傻”所长；为百姓当所长就要政治建警，把派出所建成一个“战斗堡垒”。赵振金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办案3000多件，对大小领导、亲戚和战友等，都恪守“说情者止步”的原则；拒礼拒贿数百次，拒绝利用工作关系为亲属安排工作……

赵振金一心为群众，群众把他当亲人。老百姓送给赵振金和派出所锦旗150多面。当他的警车雨天执勤陷进泥坑时，老百姓喊着号子硬是把车给抬了出来。赵振金感动地说：“只有把百姓挂在心上，百姓才能拥护你。”

赵振金以身作则，在派出所队伍管理和建设方面不断进行探索。他在1986年制定了《派出所队伍正规化建设准则》50条，重点是提高民警素质和塑造警察形象。1990年，他将这一准则增补到100条，到1996年又细化完善到210条。在他留下的17页《派出所队伍正规化建设准则》里，对民警塑造自我形象、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等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

荣立个人二等功3次、三等功3次；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荣获辽宁省公安系统人民满意民警称号……赵振金最爱穿警服，他还没有穿够警服就匆匆走了，但他用生命诠释了“为我所钟爱的公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

“英模”肖立斌：赤胆铸金盾，热血践忠诚

新华社武汉10月21日电（记者冯国栋）在公安部今年举办的“为祖国放歌——第四届全国公安系统文艺汇演”上，“一级英雄模范”肖立斌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观众。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肖立斌以惊人毅力同持枪歹徒殊死搏斗，直至光荣牺牲。英雄已逝，英魂长存。在他生前工作过的武汉市公安局，民警把他的故事写进情景剧，让英雄“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永远激励新时代民警奋勇前行……

肖立斌，原武汉市公安局行动技术处防暴队民警、副队长。1963年生，河北省昌黎县人，汉族，1983年在武汉市警官学校学习，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参加公安工作。入警后每次执行任务，肖立斌总是冲在前头。入警7年间，共参加办案118起，其中破获重大案件102起，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子221名。

1992年10月，武汉市公安局对一个黑社会性质特大杀人、抢劫、盗窃、贩毒犯罪集团实施追捕。这个犯罪集团以刘雄才为首，由刑满释放人员、解除劳教人员组成。当地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多警种出击，先后捕获陈宇飞等5名犯罪成员，但狡猾的头目刘雄才却没了踪影。

10月11日，专案组掌握到刘雄才活动线索。接到指令后，防暴队副队长肖立斌带领6名民警展开包抄。当搜索至武昌车辆厂综合商店附近时，肖立斌等人发现了站在商店门口的刘雄才。正当肖立斌和民警迅速贴近、准备抓捕时，嫌犯已有察觉，转身溜进商店，企图混入人群逃跑。肖立斌与民警谢明立即拔枪紧追，民警韩枫在外警戒策应。

当两人追至距嫌犯约2米距离时，刘雄才突然转身，朝谢明连开两枪。中弹倒地的谢明忍着剧痛强撑身体，仰面举枪还击，击中刘雄才下颚。肖立斌疾步上前，果断向刘雄才射击，不料枪却突然卡壳。

为保周围群众生命安全，肖立斌奋不顾身扑向持枪歹徒，将其双臂牢牢箍住。凶残的嫌犯转动手腕又连开两枪，肖立斌的左臂和胸膛不幸被击穿，血流如注。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肖立斌拼尽全身力气将刘雄才扑倒，死死抱住不放。此时，商店外的韩枫听到枪声冲进店内，与其他闻讯赶到的民警一起将刘雄才生擒。现场的30余名群众无一伤亡。肖立斌、谢明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1992年11月，肖立斌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如今，我已长大，但儿子却不敢把思念告诉你，怕我的遥望让你牵挂。从此，我要学着你的模样出征，学你的模样当一名合格的警察，学你的忠诚，学你的勇敢，学你的无私……”这是肖立斌的儿子肖诗鹏为父亲写的一首诗。肖立斌牺牲那年，肖诗鹏还不满周岁。在成长路上，父亲的事迹时刻激励着他前行。大学毕业后，肖诗鹏毅然选择加入警队，立志成为一名和父亲一样的人民警察，牢记使命，忠诚履职，践行誓言。

在武汉公安系统，肖立斌的事迹被广为传颂。“肖立斌始终永葆初心，勇担职责使命，在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他勇斗歹徒，用一腔热血践行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他的英勇壮举将被永远铭记。”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政治教导员许奎说。

“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陈列展览馆的第一展厅里，一面绣有“子弟兵的母亲”字样的大红锦旗总会引起参观者驻足，这面锦旗是授予拥军模范、“戎妈妈”戎冠秀的。

戎冠秀，女，1896年生，河北平山人，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下盘松村妇女救国会会长、八路军伤病员转运站站长。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她带领全村妇女积极拥军支前，救护伤员。1941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连续发动多次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在反“扫荡”的艰苦岁月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为战士们送水、送饭，转运伤员。在严重缺医少药的条件下，为了救治伤员，她想尽一切办法，用温开水清洗创伤，用中草药敷伤口，用小勺一口一口地给伤员喂饭。在她的精心救护下，很多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指战员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人们都亲切地称她“戎妈妈”。

1944年2月，戎冠秀光荣地出席了晋察冀边区第一届群英大会，被授予“北岳区拥军模范——子弟兵的母亲”光荣称号。在荣誉面前，戎冠秀不骄不躁，把奖给她的骡子和农具全部贡献出来，带领群众掀起了支援前线的大生产运动，同年被晋察冀边区评为劳动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戎冠秀为了支援前线、保卫解放区，走村串户动员男子参军打仗，妇女生产支前，并把最小的儿子送上前线。在她的带领下，革命老区出现了母送子、妻送郎、兄弟竞相上战场的动人情景。她积极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出色完成了各项支前任务。在她的带动下，晋察冀解放区涌现出一大批“戎冠秀小组”，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戎冠秀继续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积极参加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历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生产队队长、中共平山县委委员、平山县妇女联合会名誉主任。她作为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参加开国大典。1950年9月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后又多次出席全国劳动模范会议和拥军优属表彰会议。先后当选为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三、第四届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第四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曾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改革开放后，年逾八旬的戎冠秀积极参加家乡的建设事业，为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献计献策。她一如既往地关心人民子弟兵，不顾年老体弱，向边防战士赠送锦旗，写慰问信，鼓励他们安心卫国戍边。

1989年8月12日，戎冠秀因病逝世，享年93岁。

2018年9月，戎冠秀的家乡平山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摘掉“贫困帽”的平山县，有了更加宏大的愿景——打造市域次中心，建设生态富裕文明和谐中等城市。

《大刀进行曲》：鼓舞军队和民众抗战斗志

李惠兰

1933年，二十九军官兵在喜峰口用大刀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全国为之欢欣鼓舞。当时在上海参加救亡运动的麦新受到鼓舞，奋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后来，随着它雄壮的旋律响彻全国军队和民众之中，并迅速在二十九军中流行。1934年，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亲自将该曲定为二十九军军歌。本文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宋哲元外甥女，使用二十九军将士的采访和回忆资料撰成此文。

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冯玉祥创建西北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快，枪支弹药不足，就为部队士兵配发了大刀。西北军用的大刀，都是长柄、宽刃、刀尖倾斜的传统中国刀，十分利于劈杀。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用的大刀，反而成了西北军的重要武器之一。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宋哲元重组新军，按南京国民政府统一编制称二十九军。由于武器不足，经费匮乏，没有能力制造新型的枪炮，很多战士就依然使用大刀作为武器。

二十九军的劈刺训练，包括劈刀和刺枪训练，尤其是劈刀训练，是西北军的传统训练项目。因为当时二十九军缺乏重武器，就连刺枪训练也是用木棍代替：所以在注重部队体力训练的基础上，以近战、夜战、突击、夜袭来弥补重武器不足之缺陷。刺枪训练，是从中国武术中的刺、挑、拨、撞等动作精选出来的，姿势灵活，动作敏捷，适合近战、夜战和突击、夜袭。劈刀训练采用中国传统的武术刀法，训练时，教官先历述西北军大刀的光荣历史：如1921年在河南打赵倜，1924年在天津打李景林，1926年在南口打直奉联军，1929年至1930年打蒋介石，该部都发挥了大刀的威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完全控制了东北，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奋起反抗侵略者，不到1年的时间已达30万之众。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负责在“龙井关—马兰峪—城子岭口—喜峰口—潘家口”长达300里的防线上抵抗日军。

接到命令后，宋哲元命二十九军各部迅速开抵前线。二十九军于3月7日赶到喜峰口等处接防，3月9日即与日军展开肉搏。宋哲元发现日军武器精良，而己方“有兵无枪，有枪缺弹，只是每人大刀一把，手榴弹六枚”。在与部队将领商议后，他决定“以己之长克敌之短”，采用近战、夜战战术突袭敌人。二十九军将领赵登禹等组织大刀敢死队，多次摸到敌人后方宿营地夜袭敌营，砍杀敌人数百，并销毁敌人大批辎重粮草，并于14日黄昏完全夺回喜峰口各阵地。为鼓舞士气，宋哲元特意写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有进无退，死而后已”两幅条幅。几天后，驻守罗文峪的二十九军官兵再次使用同样战术击退了日军。

喜峰口二十九军胜利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媒体报道说：“宋哲元在喜峰口督战士气大振。喜峰口我军奋勇创敌，宋部大刀队肉搏予敌以巨创”“宋哲元部忠勇不让十九路军，喜峰口迭演壮烈战斗，发挥白刃威力，进袭敌军屡奏功”“喜峰口日全军覆败，斫杀数千俘敌数百夺炮十八尊，制胜秘诀在夜袭神速白刃冲锋。我军反攻古北口，喜峰口敌军增援，宋部斫杀并俘敌车极众”。后来大刀队成了二十九军的象征。

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进步青年麦新被二十九军“大刀队”的英雄气概所深深震撼，于是奋笔疾书，一气呵成朗朗上口、深得人心的歌词，又谱写出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的旋律，充分表达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抗战名曲《大刀进行曲》由此诞生，其歌词如下：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团结战斗勇敢向前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麦新原名孙培元，又名默心，1914年12月出生，从1920年开始先后在上海市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离公学和格致公学读书。麦新的姐姐孙佩贞是一所中学的英文教员，精通音律，弹得一手好钢琴。麦新受姐姐影响，从小喜欢音乐，1926年，麦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南光中学，平时学习十分用功，上初中时就写词作曲。后因父亲去世、家中生活困难辍学，1929年到美亚保险公司任职员，并坚持读夜校。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麦新积极参加上海抗日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他发挥其音乐天赋，经常开展演唱活动，并担任领唱或指挥。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迅速创作了这首《大刀进行曲》。歌曲完成后，麦新先在街头巷尾咏唱，不久，即传遍整个上海，后来迅速传遍了全中国。

《大刀进行曲》最初发表时有个副题：“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歌词的第二句原为“二十九军的弟兄们”，后因已唱遍全国，遂改为“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歌词“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指的是主要活跃在1931年至1932年期间的东北民间抗日义勇军。1932年秋冬前后，日军为消除蓬勃发展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威胁，动用共近20万日伪军警，分别对各地义勇军进行大“讨伐”。日伪军暂停“讨伐”后，义勇军又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继续战斗。1933年3月，二十九军取得喜峰口、罗文峪战役胜利后，其中保持原组织系统的7万余人，分散各地山林的义勇军重新聚集起来，恢复活动。

长城抗战结束后，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宋哲元等将领成为抗日英雄。宋哲元在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对二十九军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一大批歌曲在二十九军官兵中传唱，《战斗动作歌》《射击军纪歌》等，其内容一般都包含爱国爱民的内容，歌词朴实无华，浅显易懂，而又慷慨激昂，铿锵有力。很多歌曲都是宋哲元亲自审定修订的。比如二十九军《军训团团歌》，其歌词经宋哲元修改后，字里行间充满了卫国御侮的锐气：“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扶正气、励精神、诚真正平树本根，锻炼体魄、涵养学问，胸中热血，掌中利刃，同心同德、报国雪恨，复兴民族、振国魂。”还有一些歌曲，如《吃饭歌》，是在吃饭前以队或班为单位唱的歌曲，但歌词内容同样积极向上，其创作本意是让官兵知道粮食是来之不易，粒粒皆辛苦，从而激发爱国爱民的思想。唱这首歌要求很严，如果唱不好，就不准吃饭。歌词如下：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

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

救国救民，吾辈天职。

长城抗战后不久，《大刀进行曲》也很快传进了二十九军军营。笔者曾经采访过时任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跂九旅三营副营长过家芳（曾参加1933年喜峰口抗战中赵登禹领导的大刀队夜袭敌营）和二十九军大刀队员杨云峰（参加过喜峰口争夺战、卢沟桥抗战，后随何基沣转战湖北等地），据两位老人回忆：在1933年《大刀进行曲》已经在二十九军军中传唱了，到1934年，军长宋哲元正式宣布将前几年所唱军歌———岳飞的《满江红》改为《大刀进行曲》。在军长的带领下，《大刀进行曲》在二十九军官兵中流行起来。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大刀进行曲》仍然继续在二十九军内传唱，并迅速传遍了全国，为鼓舞军民抗战斗志发挥了巨大作用。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义勇军进行曲》这样成为国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从1000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当时，从国歌歌词的征集启事发出到最后选定的时间是71天，最终当选的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原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据史料记载，在遴选国歌的过程中，刚开始有一些人并不是很认同《义勇军进行曲》。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至少是歌词里的某些词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比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同志就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不妥，因为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欣欣向荣的，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支持直接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和反对直接选用的这两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必修改歌词，“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面对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团，一起奋斗，共克困难；面对顺境，也就是形势一片大好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决定了个体或组织、国家究竟能够走多远。

《义勇军进行曲》的脱颖而出，还因为它彰显了当时的遴选主体们对以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义勇军进行曲》问世于全面抗战时期，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边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据说，这位在著名音乐剧《游览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举成名的演唱家，能用英、中、俄、法等20多种语言演唱。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在纽约用英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

《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歌词修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会。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刻”。1978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义勇军进行曲》。转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终于又回到了原点，恢复了本来面目。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就能够体会到居安思危的胸怀、境界，体会到对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更能感受到国歌对于中国人增强凝聚力的推动作用。国歌价值在于更好地发挥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体”？例如，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共同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主观认同。

【英雄烈士谱】马祖光：科研报国一生“追光”

马祖光，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教授，生前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一生“追光”、科研报国，是他生命的写照。

马祖光1928年出生在北京，后在山东大学求学。1950年，他响应祖国号召，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同时担任物理教师。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外做访问学者期间，马祖光成功发现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新光谱。这是国际上首次观察到这一谱区的荧光辐射。

然而，当时的外国专家认为，马祖光的成果是使用国外的实验设备取得的，在论文中把马祖光的名字写在了第三位。马祖光据理力争，最终，这项发现被认定只属于他一个人。

“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国人的尊严。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荣誉应该属于中国。”马祖光说。

在做这个实验时，马祖光两年吃下150斤挂面。别人白天用实验设备，他就瞅准人家休息的时间，从晚6点到次日早9点做实验。回国时，在马祖光的行李箱里，除了衣服和鞋子，只有一大堆笔记本和为实验室购置的小型仪器。他还把省下来的外汇全部上交给国家。“出国的机会和钱是国家给的，我不能用它买自己的东西。”他说。

马祖光科研、治学极为严谨。他受托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时，面对25万字的书稿，他对每一页、每一行，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推敲，几易其稿。大家都认为可以付印的时候，他建议再检查一遍：“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

从教数十年，根据国家发展需要，马祖光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先后提出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X光激光、非线性光学技术、红外激光技术和激光空间信息技术等多个颇具创新性的世界前沿科研方向。

在国际上首先实现激光振荡10项，发现新荧光谱区17个，首先观察到非线性光学过程7种，首先观察到了13个新谱区……马祖光承担了一批激光工程应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取得了一批处于国际前沿水平或国内开创性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专利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1999年，学校推荐他参评院士，他却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2003年，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应邀为学生进行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

“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人家的条件再好，都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这是马祖光生前朴实的话语，是他留给世间的精神财富。（记者杨思琪）

45岁生日这天，周恩来为自己立“规矩”

1943年3月18日，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十三日，初春的重庆乍暖还寒，细雨霏霏。被蒋介石“留”在重庆，几次欲回延安而不得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这几天都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参加南方局机关的整风学习。

“祖籍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是本家。但出生于江苏淮安，属于封建没落的官僚世家……”当日下午在南方局学习委员会秘书龙潜主持的发言讨论中，周恩来按照这次整风运动的要求，十分坦诚地进行自我解剖。

从黄埔军校工作、东征北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反围剿、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直到抗战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周恩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对这些业绩和功劳，在发言中只进行了十分简要平实的介绍，而把大量的篇幅放在了寻找缺点、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上。周恩来作为书记带了头，大家纷纷开始结合自身实际，就整顿党风展开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

当日，是周恩来农历45岁生日，可他和邓颖超都没有丝毫声张，准备和往常一样，度过这普通的一天。但南方局的同志们都记得周恩来的生日，为了让周恩来的45岁生日有一点“气氛”，南方局的同志们决定“热闹一下”，同时也可以鼓舞机关的士气。

当周恩来发言时，厨房的同志就已经按照组织部部长孔原、文化组组长徐冰和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安排，在一楼救亡室准备好瓜子、水果和糕点，想给忙碌的周恩来一个惊喜。

周恩来在会议完毕后回到二楼办公室，同志们委托邓颖超大姐上楼请“寿星”。可是一等再等，就是不见周恩来下楼。“南方局的同志们生活也很艰苦，我不能搞特殊啊！”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为了不让南方局的同志为难，周恩来缓和了一下语气：“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的同志吧！”周恩来坚决而婉转地谢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会，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面作为纪念。

吃过面条，周恩来就回到办公室，针对当时的整风运动，撰写了这篇200余字的《我的修养要则》：“一、加强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的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周恩来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自觉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83年前，那群年轻人的诗和远方

位于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红二、六军团长征入藏第一站”石碑（7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位于云南省西北部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旧称中甸县。大自然在这里塑造出了神秘的雪山、险峻的峡谷和明镜般的湖泊。这是今天都市人憧憬的诗和远方！

1936年4月25日，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六军团，从丽江的玉龙县石鼓至巨甸沿江一线北渡金沙江，进驻当时的中甸县，准备继续北行，跨越雪山草地。

他们大多是年轻人。据统计，这支红军部队的将领平均年龄不足25岁，师以上干部大多20至30岁，普通战士的平均年龄就更小了。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这里翻越雅哈雪山，跨过拉咱坝草地。在战斗中，160多名指战员长眠于此。

钱永福（左）生前与妻子的合影（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当年17岁的钱永福在家乡湖南加入红军，1936年4月，随部队行至中甸县金江镇吾竹村时，因水土不服一直腹泻，严重脱水，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行军，红军不得不将他留在了当地乡绅和崇善的家中。

和崇善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在红军到来时一家人进山躲避。尽管家中无人，红军在此借住后还是留下了一笔银元。和崇善回到家中，见到生病的钱永福，没有把他交给国民党，反而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掩护钱永福，帮他治病。

钱永福的长子、今年73岁的钱绪文坐在自家大院里（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那是一户大户人家啊，家里有骡子有马，我父亲在和家养了大概半个月的病。”钱永福的长子、今年73岁的钱绪文坐在自家宽敞整洁的大院里回忆，当父亲养好病时，红军部队已经远去，由于担心连累和家，他便出来自主谋生。钱永福没有离开吾竹村，通过打工在当地生存下来，娶妻生子安家，延续至今。

“父亲后来当了村里的生产队队长，他始终教导我们要老实做人，踏实做事，勤劳致富。”钱绪文说，如今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两个儿子都有各自的事业。“我时常给后辈讲述父亲的那段经历，希望他们能发扬红军的精神，奋发有为。”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即便是钱永福这样因病掉队的战士，人虽然留在了长征路上，但他的心始终追随着战友们远行，终生记得自己曾经是那支队伍中的一员。

残酷的战争年代，这群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心中奔涌着诗情。

“不合脚的靴子，是彩虹我也不要，感情不和的伴侣，是天仙我也不要。奔腾的雅砻江怎能倒流，离弦的飞箭绝不会回头。我们共同的心愿，是同红军走到底。心愿！心愿！长征到底！心愿！心愿！扎西德勒！”

这是在香格里拉市金江镇红军长征陈列馆里拍摄的《心愿——一个藏族战士的恋歌》（7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在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内，这首题为《心愿——一个藏族战士的恋歌》的诗歌，让记者心潮难平。

谁也记不清这个藏族诗人战士的名字，这质朴而炽热的情感穿越了岁月，直抵人心。

这是7月23日拍摄的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博物馆。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读物及其他遗物，红军当年战斗过的遗址、红军烈士墓，都成为人们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香格里拉市金江镇文化馆馆长张立国说。

香格里拉，是充满诗意的地方。83年前，年轻的红军战士只能与它交臂而过，去经历铁与血、生与死的考验，走上漫漫征程，奔向更辽阔的远方！（采写记者：丁玫、薛笔犁、林碧锋、李䶮）

84年前今天《义勇军进行曲》发表

84年前的今天，1935年5月16日，由著名剧作家田汉作词、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发表。

1935年初，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搬迁到荆州路405号，拍摄搬迁之后的第一部影片《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最早就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5年5月16日，《电通》画报创刊号刊登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

《解放日报》一篇报道中提到，1935年2月，聂耳听说上海电通公司已经开拍的影片《风云儿女》的结尾处还需要一首主题歌，便找到了此片的编剧夏衍，要求写歌。据夏衍回忆：“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他早就知道，所以他一拿到手就找到了最后那一首歌词。他连着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为音乐表达的需要，聂耳在歌词中加进了三个“起来”，并在结尾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又加进了“前进！进！”，使整个歌曲节奏更加浑然一体、铿锵有力。这首歌就是后来唱响全中国、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首歌的词作者田汉是剧作家、诗人，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究竟何时完成歌词的创作，就连田汉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民间曾流传着一种说法：当年，田汉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将歌词写在一张烟盒纸上，后经过内线从狱中传了出来。

影片《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表达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心愿的歌曲迅速传播到四面八方。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1929：党指挥枪铸军魂

1929年，在我党我军的建设史上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我党我军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军队。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斗争洗礼中逐渐走向成熟，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始终保持革命斗志，不断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思考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成功解决了这个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此，一个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真正建立起来了，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力量。

正确的思想不是从天而降的。在纷繁复杂的斗争实践面前，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认识。红四军党内就建党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就统一思想，明辨是非，维护了朱、毛的领导，巩固了红四军的团结。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各地红军逐步实行，壮大了红军的力量，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一）

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从惨痛教训中认识到独立创建和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提出建设一支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后，各地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起义，开始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伟大实践。

1929年1月，就在红四军和红五军在井冈山会师之际，国民党湖南军阀何键就指挥湘赣两省“会剿”的3万兵力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陷入困境。

当时的情况，迫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原计划是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引开“会剿”之敌。2月中旬，当红四军主力到达赣西南时，井冈山已被敌军占领。毛泽东、朱德便决定利用福建、江西良好的地理条件和群众基础，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奠定了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然而，在赣南闽西的长期游击斗争中，红四军内一些人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产生了怀疑。1929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带来了彷徨和困惑，从而也引起许多内部矛盾和争论。“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成为这一时期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走出井冈山的红四军，于3月中旬夺取了闽西长汀县城。此地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比较发达。红四军首次进入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不仅筹到大批款项物资，红军战士每人还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随后，红四军又相继攻占龙岩、永定县城，部队也由下井冈山时的3000余人发展到6000多人。

居安思危，毛泽东并未忽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紧迫性。在这一时期，他曾尖锐地指出军队人员构成上存在的问题：“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确实，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军队时，其成分就比较复杂，一部分来自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一部分来自军阀，一部分来自工人，多数则来自农民。因此，各地区的党组织从起义开始，都在逐步对军队进行思想改造。

毛泽东率部队上井冈山前，便在三湾进行改编，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官兵平等，消除旧军队的雇佣关系，还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但三湾改编为时只有几天，部队就匆匆奔向井冈山，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的纲领和文件，只能看作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起步。

而整编后的红四军成分更为复杂，主要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战斗中又吸收了不少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很多军事干部出身于旧军队，加上部队又一直处于战斗频繁的环境之中，政治思想工作缺失，致使旧军队的不良作风大量残存。随着红军的扩大和新根据地的开辟、革命进一步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一些不良倾向开始暴露出来。

当时特别突出的问题，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抬头。军中有些人对党委、支部讨论和决定问题的制度不习惯，喜欢“长官说了算”。有些人还有非常严重的错误观念，认为党委领导是“自上而下的家长制”，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

红四军中一部分人认为军事高于一切，主张政治机关附属于军事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表现出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些人不关心根据地的创建，不赞成红军宣传和组织群众，不赞成创建革命根据地，而热衷于攻打城市，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打下城市就到那里吃吃喝喝。有的干部经常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些消极言行扩散开来，不仅导致红四军党内对组织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政治工作的作用和地位等一些原则问题产生了不同认识，发生了争论，还影响到红四军的上层，从而引发了领导干部之间的争论。

（二）

1929年3月20日，前委汀州会议决定，在赣南、闽西20余县实行公开武装割据，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此时形势趋于稳定，红军发展态势非常之好。然而，在此前后，红四军党内逐渐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持续发酵，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日益滋长、泛滥，部队思想处于一种动荡混乱状态。红四军内部矛盾最终激化，聚焦在了关于军委的设置问题的争论，也就是前委、军委之争。

当时直接领导红四军的党组织有三个：湖南省委前委，书记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也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毛泽东当过书记，后来，朱德和陈毅也分别当过书记。中央规定“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2月初，在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由于特殊时期为提高决策效率而取消军委。前委“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在3月底，军委设置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军事上多次失利，政治工作有些弱化。红军在游击状态中产生诸多错误思想，又由于红四军自下山以后，连续作战，且频遭强敌追击，部队中军阀残余、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有所抬头。一些指挥员热衷于太平天国式草寇生活，不愿做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根据地的艰苦工作，加上旧军队带来的影响制约了共产党对军队领导权的建立。另外，当年随朱德上井冈山的湘南农军，在半年内被遣返了7000余人，离开井冈山后死伤惨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始终没有作出结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之间的团结。

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中共中央在后来的全党整风运动中高度评价古田会议决议：“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2014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XJP主席出席会议并指出：“福建古田是我们党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地方，是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是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三湾改编、井冈山斗争至古田会议，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原则基本成型，特别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将建军原则理论化和系统化，从而使军队的成长发展有了正式的纲领。此后几十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上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创造，但基本的原则还是来源于这个决议。1929年，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一年的艰苦转战，克服了人民军队创建初期的种种纷繁复杂的问题，最终取得了重大收获，确立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这一年我党政治建军的探索与实践，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芒。

1934：红军不怕远征难

1934年，中共中央领导中央红军主力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

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类1000年》一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00年间人类历史进程中发生的100个重大事件，中国入选了3个，其中之一就是1934年的长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是中华民族英勇奋斗的壮丽史诗。

（一）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博古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继续坚持过左的土地政策，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负总的责任。

此时，经过半年多准备的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红军。1934年1月，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起异常凶猛的军事进攻。4月，国民党军队逼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围。

面对国民党重兵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等人都不主张红军与敌军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赖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没有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坚持“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法，命令红军主力坚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红军同敌人“决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愤怒地讲：“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国民党军向广昌发起总攻。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持续18天，是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一次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这次战役的惨败，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放弃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的决定。随后，中央将这一决定报告了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二）

1934年7月，国民党调集31个师的兵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10日，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由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00余人，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中央党政军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00余人，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中央红军参加战略转移的主力部队，总人数8.6万余人。10月17日，中央红军主力出发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走出中央苏区了。这一天，参加长征的每个人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

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机关叫“中央分局”。最先被确定留下的“中央分局”的领导人是：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其他留下的高级干部是：何叔衡、刘伯坚、毛泽覃、古柏等。这些人都明白，留下来就意味着九死一生。后来，他们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三）

中央红军的行进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队伍中间的是两个军委纵队，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第五军团在军委纵队的后面担任后卫。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锁线，是赣南安远、信丰间的粤军防线。

粤军在与中央苏区交界的防线部署了东、西两个战斗群。粤军这样做，是想让中央红军不要入粤。8万多红军入粤，绝非粤军所能力敌；数十万蒋军再跟随入粤，他在广东数年经营的成果必然毁于一旦。此前，周恩来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粤军的代表谈判，达成五项停战协议，最重要的就是粤军与红军互不侵犯。双方达成协议后，粤军在湘粤边境划定通路，让红军从安远、信丰间通过。10月25日前后，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第一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是湘南汝城、粤北仁化之间的湘军、粤军防线。

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占领了城口镇。红军前锋部队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开辟通路，11月8日，红军通过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粤军和湘军混乱而单薄的防守中，红军通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三道封锁线，是湘南良田、宜章间的湘军防线。

由于中央红军通过两道封锁线很快，致使何键部因时间仓促，分散于衡阳以南的粤汉铁路、湘桂公路线上各要点的兵力，来不及向湘粤边境靠拢。11月15日左右，红军全部通过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的第四道封锁线，是桂北全州、兴安间的湘江防线。

这是蒋介石真正清醒过来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线。11月12日，在红军向第三道防线挺进之际，蒋介石发布命令：以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湘军与中央军16个师77个团“追剿”中央红军。国民党军队五路大军近25万兵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向中央红军实施四面合围，于湘江东岸与红军决战。能否突破湘江防线，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中央红军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广西东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间。1934年11月27日，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界首还有80公里。因没有轻车简从，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这种缓慢行军，让红军官兵在湘江上构成的一条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国革命异常惨烈的战斗在这3天里发生了。

11月29日，周恩来和朱德赶到湘江边上的界首。根据他们的计算，即使到12月1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渡过湘江。此时，湘军进攻兵力超过红军阻击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来和朱德要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无论如何要把敌人顶住，确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畅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名致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的电报中讲：“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军委纵队的人马陆续到达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红军阻击阵地上的告急电报一封接着一封，阻击战到了白热化状态，决定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了。

红一军团第二师在距离全州16公里处的脚山铺一带构筑了第一道阻击阵地，冲击上来的湘军黑压压的一大片，把整个山坡都盖满了。湘军一轮又一轮地冲击，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反击，厮杀声整整一个白天没有间断。聂荣臻政委提出战斗口号：生死存亡在此一战。

红三军团第五师奉命在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构筑阻击阵地，这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4天。战斗异常惨烈，师参谋长牺牲了，师长李天佑拿起驳壳枪冲出指挥所，政委钟赤兵在15团团长、政委都负伤的情况下，冲出指挥所向15团的阵地冲过去。

红三军团第四师在界首构筑阻击阵地，这里距离军委纵队的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这里被烧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团团长牺牲后，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师前沿指挥的师政委黄克诚拦住。

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几乎全部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这个军团的阻击战打得特别惨烈，这支从中央苏区出发时1万多人的部队，最后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战斗人员仅剩下1600人。

红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红五军团第34师一直担负中央红军的后卫任务，在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担架上，从腹部的伤口处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扯断，壮烈牺牲。

到12月1日下午5时30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经此一战，中央红军由苏区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国工农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中国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四）

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央派出了两支队伍。周恩来称他们，“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冲破两道封锁线之后，进入闽浙赣苏区，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11月4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军团。12月14日，在谭家桥战役中，寻淮洲壮烈牺牲。12月20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重围。1935年1月16日，粟裕、刘英等率领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围，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突破重围。转战到浙南，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转移到湖南中部开展游击战争。8月7日，红六军团开始战略转移。10月24日，红六军团各部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主力在贵州省印江县的木黄会师。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庆祝大会。两支部队会师后进行整编，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萧克续任红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军委来电，要求两个军团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调动湖南境内的国民党军队，以减轻中央红军方向的军事压力。长征路上，中央红军曾试图与他们会合，但这条路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无法走通。

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其他红军也进行了军事转移。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撤离后，1933年1月到达四川北部与陕西、甘肃的交界处，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9月，20万川军“围剿”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奋起反击，至1934年2月，双方在战场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万川军向万源发动进攻，这是关系川陕根据地红军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战，红四方面军5个军参加了这场空前惨烈的战斗。8月份，红四方面军发动总反攻，采取猛烈攻击和长距离迂回战术，使川军全线崩溃。1934年底，万源保卫战结束，红四方面军在枪林弹雨中生存下来，下一步将迎接更严峻的战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敌军进行围攻的情况下，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25军主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16日，在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领导下，红25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西越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开始西征。他们一路拼杀，转移伏牛山，奔袭紫荆关，北出终南山，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会合，共同为后来的中央红军开辟了一块落脚的根据地。

与此同时，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也在积极开展活动。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杨靖宇为军长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这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五）

湘江战役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事指挥错误的不满达到顶点。这时，毛泽东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领导人召开通道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李德主张从通道向北，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认为国民党军队已在那个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进，向敌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的当天，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布了西进贵州的命令。这是近一年多来中共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的意见，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高层会议上获得多数赞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周恩来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纳了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提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至此，红军的行军方向从根本上扭转了。6天后，中央红军向遵义方向移动。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博古、李德企图否定黎平会议的决定，与会者认为，黎平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无条件地执行。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上面这三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作了重要准备。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即将翻开崭新的历史篇章。

1947年孟良崮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74师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发扬敢打必胜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孟良崮进行了一场山地运动歼灭战，全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一举扭转了华东战局。

毛泽东的几封关键来电

1947年3月，国民党开始实施“黄河战略”，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毛泽东开始转战陕北。在山东方向，国民党军的兵力达24个整编师，总计45.5万人；我军华野共9个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总计27万人。

5月3日华野电报中央，准备派3个纵队（第1、6、7纵）分兵南下。毛泽东历来重视集中兵力。5月4日，毛泽东复电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不到200字的回电中，毛泽东三次强调“忍耐”“耐心”。

5月6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华野：“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5月10日，面对解放军再次主动后退，国民党判断华野“攻势疲惫”，汤恩伯立即发布命令，以张灵甫第74师、黄百韬第25师为主攻，限令12日直取华野总部所在地坦埠。5月12日，毛泽东来电：“敌5军、11师、74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5月13日，粟裕决心集中主力歼灭第74师，当晚开始行动。14日华野全线发起总攻。当日，毛泽东致电华野：“歼击74师极为正确。”正是毛泽东上述重要及时来电，反复叮嘱不要分兵，集中兵力，忍耐待机，充分信任“不遥制”，使得陈毅、粟裕临场决断，放手一搏，最终全歼第74师。

奇正用兵孟良崮

5月10日，国民党军推进到莱芜、新泰、蒙阴一线。敌军在24个师中，集中了17个师进攻鲁中山区，目标直指华野总部坦埠。其中，第74师居中，稍稍突出，第25师居左，第83师居右。

粟裕认为国民党军采用中间突破的方式，直接攻击华野总部，来势凶猛。虽然总体上我军仍处劣势，但74师正处于我军正面，不需过多调整我军即可在局部对74师形成5∶1的兵力优势。数月来苦寻战机竟在眼前。粟裕决定采用“猛虎掏心”的战法，出其不意，用中间突破对中间突破打掉第74师，即以陶勇和许世友的第4、第9两个纵队正面攻击；以叶飞的第1纵队插入第74师左翼，切断74师与25师的联系，阻击第65师，从左侧后攻击第74师；以王建安的第8纵队插入第74师右翼，切断其与第83师的联系，从右侧后进行攻击；隐蔽在鲁南的王必成第6纵队，昼夜飞兵急驰130公里山路，北上袭占垛庄，堵敌南逃，完成合围。

陈毅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粟裕命令各纵队“集中力量歼灭74师，宁可放走25师全部，不能放走74师一个连”。

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造就出更强大的胜利者，孟良崮战役中解放军舍弱打强，体现了战场上强弱双方的辩证哲学，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真谛。华野跟第74师一直是死敌，全军上下对该敌早有灭此朝食的强烈想法。在苏北时粟裕就曾两次考虑围歼第74师未果。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到孟良崮粟裕把他从国民党军进攻集团中“剜”出来打，已经是第三次了。

战后一直有人说张灵甫弃路上山，犯了兵家大忌，否则可以突围逃生。实际上无论是否上山，面对智将粟裕、面对众志成城的华野将士，还有百万沂蒙百姓的舍命相助，张灵甫和他的第74师终究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战后叶飞总结认为，第74师上山出乎粟裕预料，干扰了粟裕的原定部署，第74师因此多支撑了两天，否则按原定计划，华野将运动中没有防御阵地的第74师压在孟良崮以北山谷下切割，居高临下冲击围歼，最多不会超过5小时。

一夜之间，华野5个纵队像汹涌的怒涛一样将第74师淹没在重重围困之中，而在外围，国民党军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华野，孟良崮战场上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势。如果华野不能在预定的短时间内歼灭第74师，则有被国民党军围歼的巨大危险。15日13时，华野各部下定最大决心，从四面八方向74师展开潮水般猛烈压缩攻击，由于是仰攻，攻击部队打得十分惨烈。在最后总攻时刻，为了快速应变，粟裕命令前方各纵队统一交由叶飞指挥。16日18时许，华野终于攻克大崮顶，击毙张灵甫。经过3天激战，华野全歼第74师和第83师一个团，总计3.2万人。5月17日，毛泽东特发贺电：“歼灭74师，付出代价较多，但意义极大。”

用兵之法，要在应变。孟良崮战役中，粟裕以中央突破对敌之中央突破，以攻对攻，选第74师祭旗，大出敌军所料，最终出奇制胜。孟良崮大捷震动全国。新华社特表《祝蒙阴大捷》的评论，孟良崮战役一举扭转了我山东解放区面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不利局面。一名被俘的第74师营长说“74师被歼灭了，以后就没有任何（国民党）部队能抵抗解放军了。”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蒙山高，沂水长

在孟良崮随处可以听到《沂蒙颂》，曲调悠扬，歌词字字讴歌着沂蒙精神。孟良崮战役中，车轮滚滚，担架如林，沂蒙人民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民工大军，民工人数与部队人数之比达到3.7：1。出现了“沂蒙红嫂”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抚养革命后代，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面。陈毅曾深情感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民。”

2013年11月25日，XJP总书记视察山东临沂时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不胜、无敌于天下。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人民军队铭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牢记兵民是胜利之本，万众一心，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最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游行群众：见不到主席，我们不走！

游行还在进行。

“两路漫长的行列，在《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声中，分向东西前进。东路游行队伍以被服厂工人为先导，农民跟近，机关人员、学生、部队……继后。这支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队伍，从早上八点钟，从各个角落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而今已经过去了十多个钟头，没有吃午饭，没有休息，但是，为立国大典的欢欣所鼓舞着，精神始终饱满而充溢。听吧，当队伍踏出三座门的时候，壮伟的歌声响起来了：走！跟着毛泽东走！

“从西长安街到东长安街，从王府井到王府大街，从西单到西四……游行的队伍被夹道欢呼的人群所堵塞，两个单位并列前进已经不可能了。游行的队伍走到哪里，就和夹道群众的掌声连成一片，口号声连成一片。”

大批农民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看出来了。是一种血脉的相通，亦或是一种利益的共融。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条件。新生的共和国不就是从农村走来的吗？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农村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小米和担架……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想象的吗？

毛泽东面对农民游行队伍，家国感情和28年的峥嵘岁月一起涌上心头，他又一次激动起来。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他从中间走到东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频频向游行的群众招手，挥帽致意。

在不少农民的观念中，毛泽东就是“真龙天子”，得见“龙颜”就是天大的福分。因此，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现象。拥挤中，有的人鞋子被踩掉了，想弯腰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好光着脚板跑去追赶队伍。没人能统计有多少农民光着脚走过天安门。

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大发感慨，写下《赤诚》的诗作：

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诚，

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

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

赤诚，是裸露的心，与鲜红的太阳相迎。

农民的队伍已经离开天安门很远，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都过了，大家还不时地回过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毛主席一眼，希望能再看一看天安门前难忘的场面。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从午后到晚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尽管已经很累，但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有些领导人劝他到休息室歇息一下，经过多次动员，毛泽东才进了休息室。落座后刚点燃一支香烟，喝了两口茶，就跟程潜交谈起来。毛泽东拿起点心，才吃了两口，周恩来就进来对他说：“你预料得很对，你必须在天安门连续站几个小时。你刚刚离开了主席台，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他们都停下来不前进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

他将香烟熄灭，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冲咽下去，然后朝程潜抱歉地笑了笑，迈出休息室，向主席台上他的位置走去，那是群众的目光聚集的地方。此时，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南侧，有节奏地齐声呼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当群众看到毛泽东再次出现在主席台时，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人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人们了却了最大的心愿后，才又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

这时，服务员尹辛笙从屋子里拿出一个凳子，对毛泽东说：“主席，你太累了，请你坐下休息一会吧。”

毛泽东微笑着朝他轻轻地摆了摆手。此时他不愿意因自己坐下而让群众等着，更不愿意让自己在开国大典这样庄重的场合中有任何特殊，因为主席台上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同志和朋友都站立着。

游行的群众通过天安门城楼后继续向前移动，把天安门广场的氛围也带向城区。

在夹道欢呼的人群中间，杂立着为数众多的老年人，有的则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这成为十月一日首都之夜的很大特色。他们有的是很少出门的，可是，用东单大街保康大药房门前的刘老先生的话来说，他们今天却要来看看这“万年不遇的大喜事”了。

王府井北口，突然卷起一阵急骤的掌声，乐队来了，一百八十件乐器齐奏着《团结就是力量》。追随在乐队之后，一位青年人对他的同伴说：“要是国民党的乐队，你不用想看一看。”他的同伴幽默地回答道：“国民党也有过乐队，不过，跟卖茶叶的差不了多少。”

乐队的两旁，跟随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一支特别的游行队伍，这是一支没有组织的队伍，可是它被乐队组织起来了。他们与乐队并列行进，他们鼓掌，他们欢呼。马路两旁一群一群的小孩，连那些还刚刚进小学的在内，随着乐声，拍着小手，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确，就是这团结的力量，在毛泽东的旗帜之下，为他们的前途创造了无限光明幸福的远景。这情景，给一位酱园掌柜以很深的感动，他意味深长地说：“这真是与民同乐。”

当游行队伍离开会场两个半小时的时候，整个首都已经为不息的欢呼声所震撼。可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还有长长的行列，正有秩序地踏出会场呢。

夜幕下，新中国的希望——青年学生游行方队最后过来了。这支方队由首都的4万多名学生汇成，他们高举着鲜花、红旗、灯笼，浩浩荡荡、朝气蓬勃地涌向天安门城楼。最前边是一支由近百人组成的大学生军乐队，吹奏着《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接着是红光闪烁的“清”“华”“大”“学”字样的大灯笼，整个队伍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迸发出革命的豪情。学生们“三十个人横成一排，大纵队行进走过主席台前向毛主席致敬，让毛主席来检阅一下北京学生的队伍。只见贝满女中一丈二尺高的红纱扎的大红星，电灯泡在上面闪闪发亮。慕贞女中一色白衣、白裤、白鞋，纯白色的队伍中的红灯笼分外鲜艳。清华大学的化工系扎了一所化工厂和一座大锅炉，上面写着‘发展重工业’来表示他们的志愿；航空系扎了一座大飞机，上面写着‘巩固国防’；机械系做的坦克模型和真的一样，里面还坐着一个学生扮成的坦克手……这是一支为着今天和明天的幸福而歌唱毛主席的队伍”。当这支队行进到天安门城楼前时，渐渐地慢了下来，年轻的声音清脆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手扶栏杆，一只手不停地挥动着。他看见了大灯笼上的几个大字，对身边的朱德总司令说：“大学生们过来了！”

这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队伍。1919年，广大师生参加了划时代的五四爱国运动；1926年，举行了三一八反帝爱国大示威；1935年，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解放区，为接管城市工作，建立新的政权，壮大革命队伍输送了大量骨干；也有的青年学生亲身参与到北平和平解放的实际工作中。

“把水银灯打亮！”毛泽东在扩音器里吩咐工作人员，他要好好看一看新中国年青的一代。

刹那间，城楼上下雪亮的水银灯一起打开，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青年学生们听到了领袖的声音，顿时高兴得跳跃起来。华北大学和华北革命大学的1.4万多名学生潮水般地涌向五座白玉石桥，几十面大红旗挥舞招展，几百支火把熊熊闪耀，上万只红灯、花灯汇成一片灯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欢呼声像海潮迭起，汹涌澎湃。

面对这青年人狂欢的场面，毛泽东的脸上焕发着庄严慈祥的光辉。在他的眼里，青年是早晨的太阳，是时代的希望，未来属于他们，新中国的灿烂美景属于他们。毛泽东把身子探出栏杆外，一只手始终伸向空中，向青年学生们不停地致意。学生们的“万岁”声使毛泽东十分激动，他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激情——

“青年同志们万岁！”

这激昂洪亮的声音通过广播喇叭传了出来，同学们听得清清楚楚，广场上再一次沸腾起来。“他们欣喜若狂，把帽子掷向天空，把红灯高高举起，直向桥上飞奔，欢乐地歌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地前进！’只听见桥上的‘毛主席’和主席台上的‘万岁’已响成一片，学生们和毛主席距离得这样近以致呼声相应和，他们的心更和毛主席的心连在一起！”

游行的队伍走远了，欢呼声也随之从长安街流向北京的大街小巷，狂欢夜开始了。毛泽东感慨万千地对身边的卫士连说了两句：“胜利来之不易！”

陈毅正好站在毛泽东身边。面对此情此景，也不禁感慨万千：今天看到这个场面，“总算不虚此生了！”

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病没有出席开国大典。他坐在收音机旁收听实况广播时，激动地对妻子陈琮英说出了和毛泽东同样的话：“胜利来之不易，要珍惜它啊！”

宋庆龄说，这一天，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这一天，还恰好是当年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探讨国家兴亡“周期律”的黄炎培71岁的生日。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写下了“英雄永垂不朽，立碑中华之门”“归队五星旗下，高声义勇军歌”的《天安门歌》。屈指算来，为了救中国他已经奔波了半个多世纪。就在前几天，他得知自己早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悲喜交加，他最期望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能够打破“周期律”，带领中国人民永远走在民主富强的康庄大道上。

这一天，中国人民终于实现了百年的共和梦想！这一天，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艾思奇：诚心诚意做学问

艾思奇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致力于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教育、传播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他独立思考、刻苦研究、严谨治学，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毛泽东曾说：“艾思奇是好哲学家，好就好在老实忠厚，诚心诚意做学问。”

服务大众学习大众

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焕发出巨大力量。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用，使其为人民大众所掌握，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开拓性工作。艾思奇认为：“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机会受教育的人不多，特别是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写文章，做工作，一定要把这些人当作我们的对象。”为此，他坚定地开始了新哲学通俗化的探索实践。1934年，艾思奇写出《哲学讲话》（后改名为《大众哲学》），成为实践哲学大众化的开端。这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书”，用鲜活贴切的生活实例、通俗生动的语言和别开生面的形式，阐述了新哲学的基本原理，一扫以往哲学艰深玄奥的色彩，使新哲学开始走进人民大众。《大众哲学》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启发引导人们追求真理、探寻改造中国与世界之路，起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蒙作用。许多青年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水平，决定开展学习社会发展史活动。艾思奇全力投入这项工作。他在《学习》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从头学起》一文，指出：全国人民为了掌握思想武器，要经过这一学习、教育，系统地掌握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还写出《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艾思奇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建树，对于20世纪5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确立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劳动人民，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艾思奇始终心系群众。他在工农群众面前，是一个很谦逊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下乡、下厂，一方面向工农群众学习，一方面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普及工作。1958年在天津，他多次到工人群众中演讲，并认真总结工人学哲学的经验。1965年，他两次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虽然当时他已患有较重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但他认为这“是深入实际，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并坚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实事求是联系实际

艾思奇一生最喜欢的格言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艾思奇紧紧把握这一精髓，十分重视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以说明中国实际问题，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并升华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艾思奇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方法。他常讲，理论工作者不论讲课或写文章，都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分析研究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自己的哲学理论工作中，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哲学理论的中国化、现实化。他认为，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不是书斋课堂里的运动，不是滥用公式的运动，而是要从实践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的理论。要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理论，而不是把固定了的哲学理论，当作支配一切的死公式；要把这一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思想行动。艾思奇的观点和学风，充分显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艾思奇针对自己偏重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的缺点，严格剖析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整风期间，他有针对性地写出《“有的放矢”及其他》《不要误解实事求是》《学习观念的革新》《主观主义的来源》《一往无前》《关于唯物论的几段杂记》《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他指出：“这一运动教育了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作干部，我自己在这个运动中也受到了很多的教育。在这些教育的帮助下，开始认识和改正了自己许多知识分子的缺点。”

1958年，艾思奇发表题为《破除迷信，立科学，无往不胜》的文章，一方面赞扬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破除迷信后一定要立科学，而一点也不能离开科学，冲天的干劲一定要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是我们一条重要经验。”

解放思想不懈探索

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求不断解放思想、不懈探索。艾思奇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不断创新的过程。他在学术研究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1950年，在清华大学讲授对立统一规律时，艾思奇提出基本粒子不基本、仍然可分的观点。但一些物理学教授依据当时的专业知识，坚持认为基本粒子不可分，有人甚至认为艾思奇不懂自然科学。后来的科学发展证明，艾思奇的观点是正确的。作为一名哲学工作者，能在物理学领域有如此创见，其中所体现的解放思想、追求真理的勇气，正是理论创新与学术研究的第一要义。

解放思想、不懈探索，需要兼容并蓄，虚心听取不同意见。艾思奇始终以平等讨论问题、乐于接受正确意见的态度对待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他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真理会越辩越明。一次，在北京大学的学习讨论中，发生了关于形式逻辑是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艾思奇最初主张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有的学者则认为二者不是一回事。经过反复辩论，大家取得共识，艾思奇虚心接受了形式逻辑不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这种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风范深为哲学界所称道，其学风值得后辈学人传承弘扬。

爱国将领杨杰：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新华社昆明5月21日电（记者字强）在云南省大理古城广武路中段，有一座古老的“四合五天井”白族民居，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战略家、军事理论家杨杰故居。这里每天都有大批游客前来参观，缅怀这位杰出的爱国将领。

这是杨杰像新华社发

杨杰，字耿光，白族，1889年生于云南大理。他自幼聪明，熟读《孙子兵法》。1908年，杨杰入日本陆军士官学堂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杨杰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5年，杨杰参加了护国战争，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1921年，杨杰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陆军大学进行学习深造。

1924年，杨杰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军第三军前敌指挥官、河南陆军教育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中功勋卓著，出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参谋长、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中央陆军大学教育长等要职。

杨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北伐战争中同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然而，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企图私吞大革命果实，消灭共产党。杨杰对此明确反对。1930年12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杨杰劝阻蒋介石无效，“愤其所为”，遂离开部队，避居上海。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杨杰担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通过杰出的外交活动，为中国争取到大批贷款及军事物资，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由于杨杰的政见和蒋介石相抵触，于1940年被免职召回国。此后，他在重庆赋闲，撰写大量军事理论著作，积极宣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主张外联苏联、内联各党派一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试图拉拢杨杰，让其出任云南省主席，解除龙云势力，被杨杰拒绝。后来蒋介石留杨杰在南京为其发动内战出谋划策，杨杰托病再次拒绝，从此杨杰的一切行动被蒋介石派特务监视。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杨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负责西南地区的组织发展和活动等工作。他密切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积极宣传中共的政策，将西南地区的爱国人士紧密团结在一起，开展反蒋斗争，同时组织策划川、康、滇军队起义。

杨杰赤诚爱国、不畏权贵、深明大义的言行，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关怀，中共中央对杨杰极为重视，并关心他的安全。1949年6月，中共中央电邀杨杰即时赴京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代表会议。但因杨杰在西南的策反工作已有一定成效，怕离去影响工作，故回电要求容许暂缓离滇北上。

1949年9月，杨杰秘密飞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9月19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杰不幸被害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共中央极为震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主席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家属致唁。

1982年6月，党和政府追认杨杰为革命烈士。

杨杰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对共产党的支持，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永载史册。如今，杨杰长眠于大理市烈士陵园，他崇高的爱国情怀、不屈不挠的民主精神、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爱民模范——欧阳海

新华社长沙8月7日电（记者谭畅）在湖南省桂阳县，欧阳海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家乡人民将水库、广场、学校、道路等冠以“欧阳海”之名，寄托对这位爱民模范的无限思念和崇敬。

欧阳海，1940年生，湖南桂阳县人。1959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前，在农村任记工员、会计，他热心助人，经常帮助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干活，并用自己的粮食救济本村困难户。

入伍后，欧阳海在广州部队某部一营三连七班任战士、班长。工作积极，训练刻苦，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人称“小老虎”。他曾两次抢救溺水儿童，一次参加灭火，并救出一位老人。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树为标兵。

1963年11月18日清晨，欧阳海所在部队野营训练沿铁路行军，行至湖南省衡山车站南峡谷时，满载旅客北上的288次列车迎面急驶而来，驮着炮架的一匹军马猛然受惊，窜上铁道，横立双轨之间。就在火车与惊马将要相撞的危急时刻，他奋不顾身，跃上铁路，拼尽全力将军马推出轨道，避免了一场列车脱轨的严重事故，保住了旅客的生命和人民财产的安全，自己却被卷入列车下壮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是继雷锋之后在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涌现出的又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64年，中国共产党广州军区委员会追授他“爱民模范”荣誉称号。同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欧阳海班”，并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他的崇高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朱德、董必武、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高度赞扬他的英雄行为。1988年，他生前所在部队修建了欧阳海纪念馆。

欧阳海用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实践了自己的人生格言：“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为了让红色基因融入文化、融入血脉、代代相传，桂阳县专门以“欧阳海”为英雄家乡的乡镇命名，并建成了欧阳海水库、欧阳海广场、欧阳海大道、欧阳海中学等，编辑出版《欧阳海》青少年读本。近年来，还重点修缮了欧阳海故居及陈列馆。

桂阳县委书记彭生智说：“欧阳海舍身推战马、勇救人民生命财产的英雄壮举，正是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在伟大时代的新征程上，我们要把欧阳海精神贯穿到桂阳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和各方面，不断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新业绩。”

安业民：不顾烧伤顽强作战

厚重的青砖外墙低声诉说着烈士的英雄事迹，鞋帽等物品记录着烈士的成长之路……在辽宁开原，每逢清明节及重大节日，家乡人民总会来到安业民烈士纪念馆，缅怀牺牲在福建的安业民烈士。

安业民，满族，1937年出生于辽宁开原。1957年3月，安业民应征入伍并被分配到旅顺口海军一个海岸炮兵连当战士。1958年夏，由于战备需要，安业民所在海岸炮兵连被调防到福建前线。

1958年8月23日，在福建前线与占据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炮战中，一颗炮弹在炮位上空爆炸，弹片击中火炮后面堆放的弹药包，燃起熊熊烈火，火舌扑向炮位左侧的数百颗弹头，严重威胁着火炮和整个阵地的安全。

危急时刻，安业民不顾个人安危，机敏地把炮身向隐蔽壕转动。炽烈的火舌烧着了他的衣服、伤及脊背和胳臂，他全然不顾，以坚强的意志忍受着烈火的燎烧，奋力转动方向盘，直到炮身转回隐蔽壕中，才跳下炮盘，滚灭身上的火焰。但他却由于全身烧伤达70％而陷入昏迷。

苏醒后，安业民坚持不下火线，再次登上炮位，准确完成了指挥员下达的每一个战斗口令，顽强战斗40分钟，直至炮战结束。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1958年9月9日壮烈牺牲，年仅21岁。

弥留之际，安业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牺牲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记一等功。福建厦门修建了安业民烈士墓，纪念碑上镌刻着朱德的题词：“共产主义战士安业民永垂不朽”。（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铮、高爽）

八路军河防部队：创造“绝无仅有的战绩”

贾晓明

从1937年8月下旬起，八路军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与此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劲光率八路军一部分兵力留守陕北，固守黄河河防，防止日军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

1938年开始，日军频繁向陕甘宁边区河防进犯，企图切断边区与山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助中共中央的安全。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八路军河防部队迅速修建起有相当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并日夜侦察敌情，在千里河防线上严阵以待。

2月底，日军炮轰黄河西岸宋家川渡口，并派小股部队强渡黄河做试探性进攻，被八路军击退。3月2日，日伪军自河曲、保德间渡过黄河，侵入府谷县城。两天后，八路军河防部队击退了侵入的日伪军，并收复该城。

3月13日，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抵达神府河防对岸，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待日军蜂拥渡河时集中火力出击，并通知晋西北八路军部队猛击日军侧背，终于击退来犯之敌。

5月初，在得到日军准备渡河的情报后，河防部队警备第八团先于敌人悄悄渡河，在汾离公路沿线伏击、骚扰敌人后方。5月10日晚，警备团选择进抵王老婆山的一个日军联队，乘黑夜对其发起突袭。日军在八路军的突然打击下，没到黄河岸边即行溃败。

通过几次战斗后，八路军河防部队各部队通过及时总结，取得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经验。其中主要是两条：一条叫“半渡而击”———击敌于岸边上船处，或击敌于航渡中，或击敌于登陆之际；另一条叫“主动出击”：派部队到河东去袭击敌人后方，以配合部队的正面防御作战。到1939年，这些作战经验已经在部队中得到推广。

12月下旬，日军集结兵力，分三路扑向黄河东岸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渡口。1939年1月1日，敌人在飞机投弹轰炸的掩护下强渡黄河。八路军河防部队沉着应战，集中火力猛击强渡之敌船，击沉敌船多只。与此同时，晋西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部队不断袭击敌之辎重与增援部队，迫使日军退却。八路军乘胜追击，收复土门、黑龙关、大宁、吉县等城镇。

1939年5月，日军调集兵力分两路向边区河防发起进攻。日军一路占领碛口，一路占领柳林，企图借分进合击之势，夺取军渡。八路军河防部队一面把日军堵截在渡口，使其无法向纵深发展，一面与晋西八路军部队密切配合，在汾离公路附近相继打击敌人援军和补给。经过6天激战，日军全线溃退，八路军部队乘胜收复军渡、柳林，攻占汾阳城。

6月初，日军调集3万余人，企图从宋家川和马头关渡口突破边区河防。八路军依然使出“老战术”———河防部队以猛烈的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河东部队猛袭日军侧后。经过3昼夜的激战，日军不支，再次败退。八路军河防部队又乘胜出击，收复了李家垣、柳林等地。

9月，日军改编战术，为作持久进攻准备，企图修筑永久性工事。八路军河防部队派出小股部队进驻河东，日夜袭扰，最终迫使敌人放弃了工事。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1939年10月，中央军委先后调八路军第一二跂师第三五九旅等部队，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回师边区保卫河防，加强了边区的守备力量。

11月20日，日军又拼凑万余人，准备强渡佳县渡口。23日，日军强渡，八路军河防部队立即以密集火力封锁河面，日军在渡船损失惨重下仓皇撤退。

1940年4月初，日军向宋家川渡口发起猛攻，八路军河防部队英勇反击，昼夜坚守阵地，多次击退渡河的日军。在敌人疲惫之际，河防部队炮兵突然轰击日军炮兵阵地，第三五九旅一部渡河主动出击，日军根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主动出击，一时间丢弃大炮、渡河器材等狼狈败退。此后，日军虽依然调集兵力进犯河防，但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均被八路军河防部队“轻松击退”。随着1944年9月八路军配合当地游击队夺取军渡玉皇顶，敌人再也无力发起渡河攻势了。

八路军河防部队在晋西北、晋西、晋西南八路军的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下，先后对日作战达百余次，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23次进攻，歼灭敌人近万人，胜利完成了保卫边区河防的任务，创造了“抗战史上江河防御作战中绝无仅有的战绩”。

八女投江：宁死不屈的巾帼战士

初冬时节，牡丹江的支流——乌斯浑河在漫漫草木枯黄中静静流淌。“乌斯浑”是满语，有凶狠的河流之意。80多年前，这条裹挟着侵华日军罪恶子弹的凶狠之河，吞噬了8位宁死不屈的英雄女儿。而今，“八女投江”纪念碑矗立在乌斯浑河东岸，透过历史的尘烟，深情凝望着这片承载过血与火的土地锻铸出的富饶与祥和。

抗日战争时期，以冷云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8名女官兵，在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投江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她们是第2路军第5军妇女团的政治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冷云，原名郑志民，1915年生，黑龙江省桦川县人。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1936年，她与具有爱国思想的吉乃臣（后改名周维仁）加入东北抗联第5军，后经组织批准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志同道合，共同进行抗日斗争。冷云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后调到第5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1938年夏，冷云强忍丈夫英勇牺牲的巨大悲痛，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随第5军第1师部队西征，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

在西征队伍中，妇女团的战士们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英勇作战；1938年7月12日参加了攻打楼山镇战斗。是年10月上旬，队伍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与日伪军千余人遭遇。已行至河边准备渡河的妇女团上述8名成员，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毅然放弃渡河，在冷云率领下，分成3个战斗小组，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的攻击，但她们却被敌人围困于河边。

在背水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面对日伪军逼降，女战士们誓死不屈。冷云坚定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不做俘虏！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高唱着《国际歌》，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牺牲时，她们年龄最大的冷云23岁，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

白马石：留存抗联路上刻骨的记忆

一路穿过茂密的林海，越过一望无际的农田，81年后的我们与81年前的抗联将士奔赴同一个目的地——“白马石”。

一块石，一个地标，它是东北抗联秘密联络站，也是西征途中的会师地

“白马石”位于绥棱县四海店镇，传说是天外飞来的殒石。经年风雨侵袭，中部断裂，裂缝笔直。其石状似一匹卧着的白马，故得名“白马石”。这块石因其特别，而成为当时的“路标”。

1936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妄图一举消灭东北抗联。为了粉碎敌人的计划，北满抗联部队实施了战略转移，开始西征。1936年9月，抗联第三军六师师长张光迪率部队从汤原出发西征到达绥棱后，将“白马石”作为抗联交通员联络点。

1938年6月，北满抗联部队为跳出日伪当局在三江地区布置的包围圈，开辟新游击区域，又展开大规模的西征，向绥棱、海伦挺进。首批西征部队从依兰出发，指挥员为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第三军政保师师长常有钧和第九军二师师长郭铁坚，这支队伍于同年9月到达“白马石”。途中魏长魁英勇牺牲。

第二批西征部队分两支队伍进行。一支队伍由抗联第六军军部教导队一部、六军二师十一团组成，指挥员为六军参谋长冯治纲和第二师师长张传福。1938年8月，这支队伍从老等山出发，历经一个多月到达“白马石”，途中张传福牺牲。

另一支队伍由三军三师、六军三师八团等组成，指挥员为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这支队伍出发时就遭遇了大规模来袭的敌人，每个战士仅带了4穗玉米出发，这支队伍后来也于10月到达“白马石”。

1938年11月，李兆麟率领的六军教导团和十一军一师师长李景荫、政治部主任于天放率领的部队在富锦集结，为第三批西征部队。这支队伍在极寒天气中艰难行进了一个多月，于12月底到达“白马石”。

“白马石”不仅是西征队伍会师地，也是召开临时会议的重要场所，设有秘密活动据点和交通站。1939年初，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金策在这里主持召开成立西北临时指挥部筹备会。

一块石，铭刻历史，也留存着抗联路上刻骨的记忆

“白马石”前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是黑龙江原省长陈雷的墨宝。石碑的一面写着“白马石”3个大字，另一面是陈雷创作的歌词《张家湾》。歌词写道：“洪水涨，浪涛翻，多少战士牺牲在河滩”。绥棱县委党校教师姜楠楠告诉记者，陈雷当年也参加了西征，他所在的队伍行进到张家湾河的时候，正遇河水暴涨，战士们体力不支，有100多名抗联战士牺牲，非常惨烈。这首歌描写的就是那时的情形。

西征途中山高林密、人烟稀少。到了冬天，大雪深至膝盖，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据姜楠楠介绍，许多战士到达“白马石”时，因长途行军，穿行于林海，棉衣早被树枝刮破，难以御寒；有许多将士的耳朵和手脚都有不同程度的冻伤，甚至都无法伸出手来与会师的同志握手。西征路上忍饥挨饿是一种常态，李兆麟将军就曾经连续数日没有吃过粮食。郭铁坚所率的60多名战士，曾经断粮20多天，靠树皮野菜充饥，许多战士饿昏病倒，幸好在绥棱东部栾家烧锅屯，遇到抗日群众张大嫂，她将自家的两垧玉米全部送给战士，部队才得以脱离险境。尽管困难多得无法想象，抗联队伍仍然完成了西征，保存了骨干力量，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

一块石，见证初心，也指引方向，它让抗联精神代代相传

姜楠楠曾经无数次站在“白马石”前为不同的团体讲解西征这段历史。她说：“西征是东北抗联史上非常悲壮的一幕，西征的壮举是东北抗联精神的最好体现。我们现在讲的‘不忘初心’，这4个字的分量特别重，这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先烈和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传承下来的初心。”

“白马石”所在的绥棱县四海店镇拥有多处抗联遗址，据四海店镇党委书记田刚介绍，这里初步发现郭炮营、八道林子、四平山、大青观后方基地等抗联遗址29处，抗联第三路军后方基地建立、黑嫩平原游击战争根据地创建等重要史事都发生在四海店区域内。为了让抗联精神代代相传，镇委镇政府从2017年开始打造红色抗联小镇，组织编写了《四海店抗日斗争史》，为研究和推介四海店抗联史提供了丰厚详实的史料基础；以四海店抗联史事为原型，以北满抗联西征为主线，创作了绥棱县首个大型红色舞台剧《四海魂》；召开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创小镇办会之先；启动了“东北抗日联军北满部队西征纪念馆”建设；镇里还同步规划设计了北满抗联西征会师纪念碑、抗联会师广场，打造抗联主题文化园；围绕29处抗联遗址遗迹，由点到线规划了远中近3条抗联路线，初步形成了具有教育意义和游览功能的“抗联路”。

白求恩战胜传染病肺结核

2020年是白求恩诞辰130周年。

白求恩在中国虽然家喻户晓，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曾经患上过极为严重的传染病———肺结核，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然而，也正是这次患病，使白求恩勇敢尝试新疗法，痊愈后致力研究并成为外科专家，成为社会化医疗的倡导者，最后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这些故事，是他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的前奏。

少年立志学医有成

白求恩家族的祖先是法国胡格诺教徒，在美洲被称为清教徒，16世纪中叶从法国北部移居苏格兰，18世纪迁移到加拿大。白求恩的祖父叫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三一医学院的创办人之一，有名的外科医生。受祖父的影响，白求恩少年立志，决心要成为像祖父一样的外科医生。

中学毕业后，白求恩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学医。他1909年秋入学，1916年12月毕业，获得学士学位。在他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英属自治领地加拿大跟着卷入。这一年9月8日，白求恩在魁北克省的瓦尔卡蒂亚应征入伍，在多伦多是第十个入伍的人。战事惨烈，5万多名加拿大士兵阵亡。白求恩在加拿大第二战地医疗救护团服役，曾前往法国前线任担架兵，曾在比利时西北部的第二次伊普雷战斗中左腿负伤，伤愈后继续服役，战争结束回加拿大继续完成学业。

大学毕业后，白求恩在加拿大行医，也曾在军队担任上尉军医。1921年10月，白求恩赴爱丁堡皇家医院参加皇家外科医学会考试，次年2月5日被录取为会员，随后任西伦敦医院外科医师。在西伦敦医院期间，白求恩结识了爱丁堡一名法官的女儿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小姐。1923年8月13日，他与弗朗西丝结婚，去英国海峡群岛度蜜月。他们赴瑞士、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德国旅行6个月，在各国观摩欧洲外科名医的示范手术。1924年初，他们返回加拿大，后来去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城梅奥诊所进修神经外科。1924年秋，白求恩迁居美国密执安州底特律市，12月初在该市开业行医。

肺部感染勇战病魔

1926年夏，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白求恩患上了传染病——肺结核。这年10月，他返回家乡，去加拿大格雷文赫斯特的卡利多疗养院治疗。12月18日，转入美国纽约州萨兰纳克湖畔阿迪龙达克山的特鲁多疗养院。1927年5月底，他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就返回底特律行医，后因病情恶化，不得不又回到特鲁多疗养院。

这段时间，白求恩经受了百般折磨，在1927年11月创作了9幅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预测自己将死于结核病。在这些画作里，白求恩把肺结核病菌的来源描绘成一种类似蝙蝠的动物。

出生前的部分，他把子宫画成一个黑暗的洞窟，婴儿已经受到结核杆菌的袭击。病菌用一种红色的飞龙目动物来代表，这是一种史前爬行动物，长着长长的嘴巴、尖利的牙齿和蝙蝠似的翅膀。他感叹地配上了这样的诗句：“哦，新来者，我们的主人公，胚胎之时即遇险，结核蝙蝠如血染，一何凶残。”

后来，他画出这样的画面：“置身都城的峡谷，繁花魅人似锦，却敌不过结核菌蝙蝠的云翳雾障——秽气中，层层阴影，他已渐渐病入膏肓。”“痼疾吞噬其生命，咳嗽，啐痰，形容枯槁……”

在最后一组壁画中，把自己画成在死亡天使的怀抱中，并配上这样的诗：“亲爱的死神啊，你这仁慈无比的天使，让我在你温柔的怀抱里，与世长辞。天上的繁星明亮，烈日早已无光，我演完小小的一幕，无聊的戏剧就此收场。”

但是，白求恩并没有屈服于病魔。他是一个医生，在住院期间，他积极配合治疗，还广泛阅读有关医学书刊。有一次，他偶然读到约翰·亚历山大的《肺结核外科疗法》，这给了他很大启发。作者约翰·亚历山大是著名胸外科医生，其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大夫首创的“人工气胸疗法”。

人工气胸疗法具有一定危险性，因为需要人为地切开胸腔造成气胸，大气压肺回缩，体积缩小，肺内结核球内的脓液和物质就会排出并愈合，等到愈合得差不多了，再把气体抽出来，把胸腔合上。在白求恩那个年代，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还没有研制出来，这种危险做法一度被各国采用。

他找到特鲁多疗养院的医生们，要求进行这种治疗。医生们告知“这种疗法不成熟，很危险”，但是他不怕危险，执意一试。1927年10月27日，在他本人要求下，试用带有一定危险性的人工气胸疗法，最终在两个月时间里通过这种不成熟的疗法奇迹般痊愈。

1927年12月10日，白求恩痊愈出院。白求恩将改写后的《使徒信条》作为圣诞贺卡，写道：“我信健康的身体从病体复活，以及肺结核患者得永久照顾而长生。”他回顾这段与病魔斗争的经历，感慨万千地说：“恐惧是幸福最大的破坏者，而多数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可以说，人靠希望才能活着。不要失望，要心情愉快和保持平静，遵循法则，把游戏进行到底。”

由于自己身患肺结核，白求恩不知道自己能否康复，就在他接受人工气胸疗法时，与妻子弗朗西丝离了婚。病愈后与弗朗西丝复婚。来中国之前，白求恩到蒙特利尔探望弗朗西丝。临终前他立下遗嘱，请求国际援华委员照顾她。

北美名医致力科研

这次患病，使得白求恩致力于研究肺结核感染。病愈之后，白求恩立即去美国纽约州雷溪州立早期结核病医院进修。3个月之后，他返回加拿大，在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出任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主任、北美著名外科医师爱德华·阿奇博尔德大夫的第一助理，在这里工作到1932年秋。他在加拿大、美国医学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如：《气泵与人工气胸一起的新组合》《呼吁肺结核患者尽早实施压缩治疗》《关于肺部螺旋体病的细菌诊断》等等，成为北美名闻遐迩的名医。1932年5月，白求恩去美国底特律市赫曼·基弗医院临时主持胸外科部，同年当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并担任学会五人理事会理事。1935年1月，白求恩回到蒙特利尔市，在北卡第维尔新成立的圣心医院出任胸外科主任。

为了更好地治疗疾病，白求恩成为一位发明家。他医疗实践过程中，他勤于思考、精益求精，研制和革新了一些外科器械，如：肩胛骨提升器和牵开器、长肋骨剪或肋骨剪和肋骨剥离器。其中最大的仪器是在白求恩的指导和直接监督下，由蒙特利尔圣心医院的工人制作。一家公司购买了白求恩大夫的专利，生产出以“白求恩”命名的医疗器械：白求恩胸腔注气器械“护士的朋友”和白求恩肺部止血带等等。

心系人民呼吁改革

患上肺结核病，让白求恩对于社会医疗制度产生了深刻的思考，他说：“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富人复原而穷人死亡。”1934年，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市加拿大进步协会发表讲演，主张由政府资助结核病防治工作。他在蒙市郊区自设门诊室，每周六下午为贫困患者免费治疗。1935年8月，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期间，白求恩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回国之后，他在蒙市“苏联之友”协会举办的集会上发表访苏观感，希望借鉴苏联的医疗制度，还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任会长。该会主要宗旨为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参加者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

从此，他多次在加拿大、美国的医学大会上大力宣传社会化医疗。他说：“政府应该把保护人民健康看作是它对公民应尽的主要义务和责任。让我们来重新规定医务界的道德标准———不是作为医生之间职业上的一种成规，而是作为医务界和人民之间的基本道德和正义准则。”1936年4月17日，白求恩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讨论会上发表了讲演《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7至8月，安大略省议会选举前夕，他向候选人、魁北克省总督及医学界、宗教界发表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宣言，建议实行社会化医疗。他向政府提出了一个为全体人民提供有计划的医疗服务的全面的、完整的方案。

从思考社会化医疗出发，白求恩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信仰。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为了信仰，1936年10月他奔赴西班牙，担任加拿大医疗队队长。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白求恩设计了一个流动输血队，直接去前线救治伤员，使伤员死亡率大为降低，有些战区降低了75％之多。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1937年8月，白求恩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蒙湾演讲中，表示愿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10月，他去美国与援华委员会、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以两组织捐赠款项购买医疗用品。1938年1月8日，白求恩率加美医疗队自温哥华启程，乘“亚洲女皇号”轮船取道香港赴中国。他给妻子弗朗西丝写信说：“西班牙和中国都是同一战场中的一部分。我现在到中国去，因为我觉得那儿是需要最迫切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1938年1月下旬，白求恩抵香港。宋庆龄回忆道：“白大夫的来华是我们发起并且尽力向他提供了所需要物品的。”这一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呼吁国际和平人士援助中国，纽约国际援华委员会是配合保盟进行工作的组织之一。1939年8月15日，白求恩给友人写信说：“你们能否让援华委员会寄来钱……也许他们应该给在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寄去1000美元。”然而，就在他写这封信之后不久，11月12日凌晨，白求恩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不幸逝世，从此长眠于中国大地。

白求恩深深爱着中国人民。他说：“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作者为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研究中心社教部主任）

板家窝伏击克敌

贾晓明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敌后解放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冀中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最早发展平原游击战的地区之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冀中根据地蓬勃发展，到1938年冬，已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占有13座县城及周围的广大农村。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北宁、津浦铁路和多条重要公路之间，还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北平（今北京）及保定、石家庄、天津等重要据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1938年冬开始，日军对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接连发动“扫荡”。

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跂师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八路军冀中部队及自身发展部队的任务。一二跂师主力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下于1939年1月25日抵达冀中的河间县，与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会合。

此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起新一轮的“扫荡”。对此，贺龙、吕正操迅速确定了以动员一切力量坚持游击战争，粉碎敌人围攻为中心；避敌锋芒，与敌周旋，寻找有利战机消灭敌人的战略。

1939年1月28日，贺龙、关向应签署命令，为配合冀中第五军分区开展抗日斗争，由七一六团3个连组成独立第三支队，同时任命余秋里为独立第三支队政委，司令员是余秋里在红军时期的老搭档贺炳炎。贺炳炎未到职期间，军事工作暂由副司令员常德善和参谋长刘忠负责。

贺龙给余秋里下达任务时告诉他：冀中的霸县、固安、雄县，地处北平、天津和保定之间，是个三角地带，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好像一把尖刀插到敌人的肚子里，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和保定的敌人，可以牵制平、津、保敌人的力量。贺龙的话，让余秋里深感任务光荣而艰巨。第三支队成立的第二天，他便和常德善带领全体指战员，迅速向大清河北开进。

三支队于2月1日到达大清河北岸地区，在和冀中五分区取得联系后，余秋里得知了这一地区的敌人兵力部署情况：霸县驻敌300多人，新城驻敌200多人，白沟250人。三股敌人频繁外出“扫荡”，企图将驻该地的冀中军区机关和部队一举消灭。

2月3日深夜，余秋里率部队进到新城县东南50里的板家窝镇。部队到达时，群众已经熟睡。进村后，余秋里立即命令不要打搅群众，在加强警戒的同时，各连队以班、排为单位，露宿街头巷尾，在能避风雪的柴草垛下合衣轮流休息。

天亮后，余秋里从5分区得到情报，驻在白沟和新城的300余名敌人乘7辆汽车外出“扫荡”，途经板家窝，另有500余人的伪军随后出动。余秋里向地下党的同志了解情况后认为，日军侵入冀中以来，没有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将骄兵狂，应该抓住日军这个弱点，予以果断打击。他和常德善商议后，对部队进行了部署，并和战士们立即抢修工事，准备伏击敌人。

刚刚准备就绪，敌人已经来到村东，和外围部队接上了火。由于敌人尚不知余秋里率领的是八路军主力团的3个建制连，因此全部压上，多方出击，企图寻找破绽，实施突破。余秋里命令各部按照部署，坚决打击敌人。他和常德善一直坚守在阵地前沿指挥作战，从上午7时到下午5时，敌人先后发起4次猛烈冲锋均被击退。黄昏时分，敌人依仗其火力优势，发起了第5次冲锋。余秋里命令战士们沉着应战，同时命令部分战士迂回敌后包抄。敌人进至离阵地八九十米处时，余秋里下令开火，击毙敌人10余人。

见敌人已经疲惫不堪，余秋里抓住机会，命令部队迅速出击。霎时间，各部战士从不同方向朝敌人扑过去，很快将敌人分割成几段；板家窝的乡亲们也奋起参战，不仅把做好的饭菜送到阵地上，照顾伤员，更有不少人手拿着锄镰镐锨随子弟兵追杀敌人。残敌抵挡不住，慌忙爬上汽车，狼狈逃窜。

此次战斗，余秋里率领刚刚组建的三支队，击毙日军78人，并击伤敌人100余人，缴机枪6挺、追击炮一门，长短枪65支，子弹数千发，给大清河北岸人民送上一份丰厚的“见面礼”。

便衣神探梁学章

“敬礼！”铿锵有力的敬礼声，表达着在场所有民警对英烈梁学章的无限哀思和敬意。虽然过去了30多年，但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的干警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英雄。他们常常在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梁学章墓前开展党课等活动，向英雄致敬，向英雄学习。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剧《便衣警察》红遍大江南北。梁学章就是这样一名便衣警察。梁学章，1965年9月出生，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沣水镇良乡村人，1985年7月从淄博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警队工作，成为一名便衣警察。参加工作3年多，他共抓获357名犯罪嫌疑人，13次光荣负伤。

由于便衣警察工作的特殊性，梁学章和战友不能穿警服，只能穿便衣，常年穿行在人流密集的集市、车站、公交车上，随时发现、制止犯罪行为，擒获犯罪嫌疑人。刚工作不久，梁学章就在淄博火车站遇到一名抢夺旅客钱包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追到了一条死胡同。无路可走的犯罪嫌疑人掏出九节钢鞭，梁学章毫无畏惧，一脚踩住钢鞭，一脚踢向犯罪嫌疑人手腕，犯罪嫌疑人想跳墙逃跑，梁学章迅即跟着翻上墙头，最终将犯罪嫌疑人制伏。

与歹徒搏斗，受伤是常有的事。1986年除夕下午，天空飘着雪花，梁学章和队长李行广在火车站拥挤的人群中巧妙隐蔽，紧紧跟踪5个形迹可疑的男青年。从火车站到商场，又到了集市，足足跟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这几名男青年手持刀具凶相毕露，梁学章临危不惧，和队长一同与歹徒展开了激烈搏斗，5名歹徒全被擒获，梁学章却在搏斗中被歹徒用匕首刺伤多处。

梁学章不仅勇敢，更不怕苦、不怕累。1987年2月，梁学章参与侦破一起重大贩毒团伙案件，为跟踪一名犯罪嫌疑人，他和队友张明河化装成乞丐，5天5夜跟乞丐睡在一起，直到抓获嫌疑人。

1987年夏秋之间，为侦破张店区连续发生的几起夜晚拦截妇女强奸案，梁学章和同事在附近玉米地里连续蹲守了七个夜晚，最终在犯罪嫌疑人再次作案时当场将其抓获。

1988年12月，为抓捕一名全国通缉的特大盗窃犯罪嫌疑人，梁学章和战友连续7个昼夜没有休息好，不少队员患了重感冒，梁学章同样病得厉害，但他仍咬牙坚持。12月23日晚，梁学章机警地盘查并发现了这名通缉犯。此时，梁学章忘记了疲劳和病痛，面对手持凶器的通缉犯，他舍生忘死，在头、颈9处负伤，主动脉被刺破的情况下，仍顽强搏斗，最终在群众协助下将通缉犯制伏。梁学章却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同年12月31日，梁学章被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1989年1月19日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梁学章的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张店公安人，砥砺前行、真情奉献，用汗水和热血擦亮金盾、铸就警魂。”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刑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安烈鹏说。

蔡廷锴：尺地寸草皆不可弃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雄鹰）蔡廷锴，1892年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县。因家境贫困，他自幼失学，少年从军，并在上级影响下，投身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蔡廷锴先后担任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师长。1930年，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军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率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二天，蔡廷锴与蒋光鼐、戴戟三人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抗日通电，表示身为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卫国抗战而抵抗，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经过近40日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与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一起，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他们抵抗合围福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与红军签订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1935年，蔡廷锴在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张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抗日。

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筹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1947年，他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筹建活动，1948年初，民革在香港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任。

1948年9月，蔡廷锴作为民促首席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到达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诸问题”座谈会等活动。北平和平解放后，蔡廷锴到达北京，先后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等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蔡廷锴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等职务。

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因病在北京逝世。

曾日三：屡建功勋的红军高级指挥员

据新华社电（记者谭畅）曾日三，又名曾日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04年生于湖南宜章城关镇曾家湾一个读书人家庭。1919年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宜章第一区高小任教，后任国民党宜章县署督学。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发动宜章暴动，将宜章县反动上层人物一网打尽。暴动胜利后，曾日三作为正直青年被吸收到县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工作。同年2月，他参加中国工农革命军，4月，随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起，曾日三任红4军军部秘书、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保卫井冈山、开辟赣南闽西苏区的斗争。1934年10月，曾日三参加长征，任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代政治委员，率部担任后卫。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后，红5军团改番号为红5军，曾日三任代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被编入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并作为前锋部队。他坚决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1936年10月，曾日三随部西渡黄河，转战甘肃省河西走廊。参与指挥古浪、永昌等战斗。后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9军代政治委员。

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他任西路军第三支队政委，率200余人突围，艰苦转战祁连山区。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要求共产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每一名指战员都要做钢铁战士。

1937年4月27日，曾日三在红柳园子遭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伤病员和妇女先撤，他率部担负阻击任务，最后落入敌手。面对敌人的屠刀，他大义凛然，高喊“红军万岁”，壮烈牺牲，时年33岁。

“曾日三有谋有勇、英勇善战，成为红军高级将领。他忠于党，为了大家敢于牺牲，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宜章县史志办原主任吴绪斌说。

曾志与夏明翰之弟夏明震的故事

陶斯亮，1941年出生于延安，陶铸和曾志的女儿，主治医师职称，曾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市长》（中国市长协会会刊）主编。

夏明震之死

1928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转入低潮。国民党利用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幼稚错误，煽动土豪劣绅和愚昧农民暴乱，发动了“白带子反水事件”。暴民见共产党就杀，一时革命者血流成河，仅郴州县遇害的共产党人就有一千多。

我母亲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她的第一个爱人夏明震，被暴乱分子捅了几十刀，暴尸于河滩，现场惨不忍睹。这位才华横溢又英俊潇洒的共产党人，此时虽仅21岁，却已是党的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第七军党代表。他们夏家满门忠烈，兄弟姐妹中有五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大哥就是著名“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

少女时期的曾志

年仅17岁的母亲，亲眼目睹了新婚丈夫被如此的残杀，受到极大刺激，愤怒几乎使她失去理智。但要强而任性的她，在为夏明震送葬时，却作了个事后令她痛悔终身的决定，她没有去送亲人最后一程，因为她不愿让人们看到她的眼泪，她宁可一个人躲起来让泪水决堤。

紧接着郴州地区发生了彪炳史册的湘南起义，我母亲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岁月倥偬，六十年弹指一挥间，直到1988年她才重回故里。但当年烧炮楼的那个红衣小姑娘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此番回乡，是为了找到夏明震的墓，在人生即将进入终点时，想祭扫亡夫的英灵，以深埋心中的那份未了情。

当初，她听说夏明震被葬在文庙附近的山上，可是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文庙！早已变成一条公路。她山上山下四处寻找，然而再也找不到夏明震的一丝遗迹了！烈士的骨骸可能早已当了铺路灰。“我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母亲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1998年3月，在纪念湘南起义70周年之际，郴州人民在烈士陵园内，为夏明震立了一个墓。然而此时母亲已重病在身，我义不容辞地代母出席纪念活动，特别是要代她祭拜夏明震的墓。

1998年3月16日，我手捧鲜花，来到郴州烈士陵园凭吊夏明震。墓后刻着夏明震的生平事迹，他“生于1906年12月24日，衡阳人，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任湖南特委组织部长，1927年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1928年3月12日上午牺牲，年仅21岁”，后面还刻有与夏明震同天牺牲的黄光书、何善玉（女）、周碧翠（女）、焦玉才、陈代长等八位烈士。墓周还有白色汉白玉护栏，墓前有两根石柱，上刻一幅对联：犹生虽死招唤忠魂衡郴云树寄哀思；有弟如兄为求主义铁血头颅酬壮志。

从1922年加入共产党到1928年壮烈牺牲，短短六年，夏明震已为党立下了丰功伟业，是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我怀着无比崇敬无比虔诚的感情，将鲜花放在夏明震遗像前，并向他深深三鞠躬。我默默地对母亲说：你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心愿，今天我为你了却了！夏明震从此后不再是漂零的孤魂，他的英灵终于有了归宿。三个月后，妈妈无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7岁。

1954年，曾志与丈夫陶铸及女儿陶斯亮。（新华社图片中心）

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深埋心间，就是大哥石来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是蔡协民还是夏明震？这是根据大哥的出生日期是1928年11月7日，而夏明震牺牲于当年3月份，母亲与蔡协民的结合是夏明震牺牲以后的事。如此推算，大哥应该是夏明震的遗腹子，但出生时的父亲是蔡协民，而真正养育他的是石连长。

对母亲而言，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先烈。特别是她觉得石家全家被国民党杀害，惟独保留了大哥这么一个红军后代，大哥理应传承石家香火。蔡协明是看着大哥出生的，又是井冈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有很高的声望，大哥拿到的烈士遗属证就是蔡协民的。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的大哥，一方面守候着石家的祖墓，一方面守望着蔡协民的英魂。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夏明震的人。

直到离母亲逝世前几天，我才下决心问个究竟，我说：“妈，你一定要回答我个问题，大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这很重要，爸爸有我，蔡协民有春华，可是夏家几乎满门抄斩，都那么年轻，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遇害了。‘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只是烈士的豪言壮语，可如果大哥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在中国革命史上牺牲最惨重的家庭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母亲沉默良久，突然说了句：“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都是烈士后代么，不要搞那么复杂。”我真不能赞同母亲的逻辑，搞革命就可以不讲血缘啦？

母亲留给孩子们的话

1998年的4月4日，是母亲87岁大寿。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一个生日，清晨6点就起来了，擦了点头油（这可少见），换上一身干净的病号服，又让我用鲜花布置了房间。10点钟，全家人齐刷刷地来给她祝寿。

自1995年母亲病后，二哥春华和二嫂统惠就一直住北京家里，但这次我特意从井冈山请来了大哥石来发。我们兄妹三人共同为母亲祝寿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向她的两个儿子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已在她心里埋藏了很久很久。我早看出她企图以关爱的行动去补偿，但晚了！她和他们都老了！从不说温存话的母亲，今天能讲出这么情真意切的一番话来，说明她心中始终在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

春华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可以说是爱怨交加，有一肚子的委曲，我很同情他。相比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

母亲去世4个月后，我带着井冈山的两个侄子和侄孙女，特地到郴州为夏明震扫墓。夏明震若地下有知，那么，现在他不仅有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个重孙子，四个重孙女，还有两个第五代孙儿孙女。这正是：杀了夏明震，还有后来人！

查玉祥：救群众于滔滔洪水中的人民卫士

新华社沈阳8月5日电（记者李铮）凝神望着坚固的小凌河堤坝，穿过旁边的高楼大厦，查洪烈仿佛看到了56年前滔滔洪水中的父亲。和最亲的人虽素未谋面，但父亲的鲜血已流淌在查洪烈的血脉，一直激励她38年的从警生涯。

2018年，55岁的查洪烈从锦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退休了，依依不舍地脱下穿了38年的警服。作为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获评优秀公务员10次的人民警察，查洪烈说：“父亲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群众的生命，身穿警服这38年，我唯有勤奋工作告慰父亲，擦亮我们两代人头顶的警徽。”

查玉祥，1941年出生，生前是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凌安派出所民警。

1963年7月20日，辽西遭遇百年不遇特大暴雨，锦州的小凌河、女儿河洪水成灾，水漫堤坝，一片汪洋。锦州市内多处路段被淹，房倒屋塌，群众被困。

查玉祥所在的凌安派出所辖区是锦州城区人口密集的低洼地带，共有3000多户、1万多名居民，一旦发生洪灾，后果不堪设想。20日早10点，最担心的事发生了，小凌河溃堤，汹涌的洪水咆哮着涌向地势低洼的龙江南街。

查玉祥曾是一名无数次出入火海抢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消防卫士，他主动向领导请求承担引导疏散辖区居民撤离的任务，随后和民警黄广成冒着狂风暴雨，在过膝的水里艰难地向险地跋涉，他们挨家挨户敲门呼唤，转移群众。在他的疏导下，绝大多数群众都顺利撤离到了安全地带。

这时查玉祥发现人群中没有刘大妈的身影，那个无儿无女的革命烈士遗孀，他立即奔向刘大妈的房子。进到屋内他发现刘大妈正在炕上抱着一个大木箱，她哭着说：“这些东西我得带着啊……”查玉祥忙说：“等水退了，你缺啥我给你备，咱先走，只要人在就啥都不愁。”可是大妈还是不愿放手。这时洪水夺门而入，眼看着没过了炕沿，千钧一发之际，查玉祥一把背起了刘大妈朝门外奔去，就在他们离开屋子不到20米时，刘大妈家的房顶被暴雨冲塌了。刘大妈安全了，又冷又饿的查玉祥才感受到体力透支，泡在水里的双腿已经快失去知觉。

此时他突然想到西边还居住着一位老人，不过去看看心中总是不安。在路上他遇到了民警胡振兴，胡振兴知道查玉祥水性不好，对他喊道：“那边水太深了，你快往回走。”可是查玉祥担心那户人家，就和胡振兴彼此搀扶着并肩往前走。暴雨倾盆而下，水位仍在不断上涨，水流湍急而浑浊，水下什么情况完全看不清。突然，他俩脚下一空，一同陷入了深处，两个人瞬间被水淹没了。等胡振兴从水中挣扎上来时，却寻不见查玉祥的身影，年轻的查玉祥被湍急的洪水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年仅22岁，查玉祥就这样穿着警服走了，留给父母、妻子巨大的悲痛，而妻子腹中已有了两人的骨肉。

得知查玉祥牺牲的消息后，近千名群众自发为他送行，锦州市公安局追授他“五好人民警察”荣誉称号，随后，查玉祥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女儿出生时，妈妈张凤兰给她取名查洪烈，寓意“洪水中的英烈”。

1980年，查洪烈光荣加入警察队伍。从警38年来，遇到困难她总是迎难而上，从内勤文书到外勤打扒窃，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她总是巾帼不让须眉，出色地完成任务，深受上级和同事称赞。

从1992年开始，查洪烈的母亲和丈夫接连患重病，她将眼泪压在心底，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支撑全家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查洪烈说，英雄父亲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感染着我，我把事业和生活上的一切收获都看作是对父亲的告慰。热爱事业、热爱生活、不怕困难、顽强拼搏是这个家庭永远传承的精神力量。

陈嘉庚：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据新华社电（记者邓倩倩、陈弘毅）福建厦门集美东南隅的鳌园内，有一位爱国归侨长眠于此。他的名字出现在厦门的学校、建筑、街道、公园中，也铭刻在乡亲、侨胞和一代代学子的心中。他，就是南洋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现厦门市同安区）仁德里集美社，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20岁，他回乡完婚，并出资2000元在集美建立惕斋学塾。

1904年，父亲企业破产后，而立之年的陈嘉庚以菠萝种植加工业起家，并套种橡胶成功。1907年，他代还父债，在华侨中赢得信誉。

陈嘉庚于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从物质上支援辛亥革命运动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年，陈嘉庚筹办集美小学校，之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以及集美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形成集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并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内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泽东为其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回忆其与陈嘉庚的三次接触。他说：“嘉庚先生力主为社会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诸多海外华侨校友传承了他的精神，归国办校，形成一种风气。”

陈云：做好群众工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做好群众工作应成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

——重温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石立国

为了指导全国群众工作深入发展，根据毛泽东“找人来”的指示精神和“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的有关同志谈话后，针对群众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撰写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他在文中阐述了加强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理论的光辉。

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7年11月15日，北方局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领导下，华北各地党组织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发动群众，与八路军协同工作，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格局，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事业的展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工作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考虑到战略相持的阶段特征，要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还是有不少弱点。从党的方面来看，党员队伍大量、迅速发展的同时，党员的阶级教育没有及时跟上，党内混入了一些投机异己分子，因新进党员工作经验不足，导致大多数基层党支部无法成为当地群众的主心骨；从政权方面来看，乡村政权大部分未被人民掌握，因发动群众不够，改造不当，导致基层政权成为土豪劣绅们压榨人民的工具；从军事方面来看，军队需要民众在抗战中源源不断地提供支持，但因减租减息等政策没执行好，加上组织群众不力，民众积极性不高；从民众团体来看，虽然大多数区域自上而下建立了工农青妇等团体，但在群众眼中，这些团体仅是“抄名册”式的官办团体，未能解决群众的迫切需要，缺乏号召力。

因此，要“以简御繁”，使党政军民学工作都能进步、发展和健全，基本的环节就是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从维护群众自己的利益出发，从群众内部去发动群众斗争，把群众团体自下而上地建立起来”，彻底改造乡村政权，使之真正掌握到人民手中；把维护群众利益和抗日救国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支持军队把抗战进行到底；紧密联系群众，清洗党内坏分子，巩固党的组织，让新党员和新干部在群众运动中锻炼和提高，增长才干。

发动群众必须改善群众生活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处于对日斗争的最前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补充，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随着战事的不断发生，民众的负担呈加重趋势。休养才能生息，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机构不能仅向群众索要东西，不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群众生活的，同时抗战时期群众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抗战力量。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为了发动群众，必须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诉求和现实困难，研究解决路径；群众生活改善得愈多，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就愈高，群众切身问题解决好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应提高了，群众才会更加拥护党和信仰党，党的威信才会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党的有关政策制定了，党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仍需要紧紧依靠工农，深入到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自己认真讨论，进行深化细化具体化工作，以便更好地实现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是巨大的。1941—1943年是华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华北各根据地财政发生极大困难，面积大幅缩水，党员人数和正规部队的力量都削弱了1／3到1／2，要维持农民在粮食和人力补充方面的支持，变得极端困难。为此，华北各地继承和发扬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依靠人民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把武装斗争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党政军民学同甘共苦，成功粉碎了日军多次“扫荡”“蚕食”活动，根据地迎来了恢复和再发展，为战略反攻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群众工作离不开好的工作方法

在群众工作中，要坚决依靠群众，坚决摒弃“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用良好的工作方法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否则会缘木求鱼、劳而无功。针对华北地区群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三条工作方法。

一是学会开会。开会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解决问题，不是“清谈馆”“月旦评”。处于抗日战争这种战时环境，开会不是一件小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陈云指出：“开什么会，怎么开法，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群众来开会走路方便不方便，都要认真考虑，做好准备。”我们不需要中组部巡视团曾经参加过的华北某支部那样的小组会，它不提出任何拟讨论的问题，相互推诿、说车轱辘话；我们需要着力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会议，形式要生动活泼，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要能解决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需要。

二是重视典型的力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主要方面放到战区和敌后”，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因为华北是全国抗日的前哨，既是日军进行封锁和“扫荡”的主要目标，又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主要地方，所以陈云尤为关注华北工作，以晋察冀边区一个好支部为例，说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解决群众切身利益才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树立典型，介绍经验，进而推动工作进展。

三是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常讲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要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共产党人不能墨守成规。陈云指出：“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重温陈云这篇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文章，对于我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XJP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振亚：矢志不渝献身革命

陈振亚1905年出生于琼东县（今琼海市）嘉积镇加宝岭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琼崖发生“四二二”事变，陈振亚与一批进步同学投奔位于乐会县第四区（今琼海市阳江地区）的中共琼崖地委机关，积极参加反对白色恐怖的武装斗争。同年秋，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国民党调集重兵分别向琼崖东、中、西各路苏区进犯。时任乐会县委宣传委员的陈振亚积极配合红军发动群众，建立起严密的联防组织。在他的工作下，监督敌人的哨站从乐会四区伸展到嘉积对岸的乐会三区的溶沐墟，前后30多公里，使乐四区军民有条不紊地对付来犯之敌。

1928年5月，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红军师长梁秉枢等带领琼苏政府机关和红军余部共600余人撤到定安县母瑞山，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陈振亚等人留在中平仔一带坚持斗争。1929年2月，陈振亚被任命为中共乐会县委书记。

1930年8月，琼崖特委在琼崖红军独立团的基础上，统一组编各县红军和赤卫队，建立了琼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特委任命梁秉枢为师长，杨学哲为政治委员。由于杨学哲在海口开展兵运工作不幸被捕，未能到任。因此，琼崖特委决定派陈振亚接任政治委员。

在中共琼崖特委和红军第二独立师党委的领导下，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琼崖红军师、团两级成立党委会，营级成立特别支部，14个连队成立了党支部，连队还建有共青团组织，全师党团员约占45％。

1931年5月，陈振亚等根据琼崖特委的意见和琼崖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决定，在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组建女子军特务连。1932年春，又组建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娘子军活跃在苏区，除了在乡村中做宣传工作，看守犯人，帮助农民耕种外，还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被誉为“红色娘子军”。

陈振亚强调要对红军家属优待，这样不仅发展和壮大红军队伍，而且使苏区得到进一步发展，苏区人民的革命积极性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他们热烈响应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参军作战，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3月，正当陈振亚在第二师中把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琼崖特委开展“肃反”运动。陈振亚不幸被错杀，时年27岁。1957年海南行政公署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嘉积4月27日电袁宇）

成仿吾：为准确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重要贡献

据新华社长沙9月15日电（记者谢樱）成仿吾，189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回国。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6年3月，成仿吾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任教于广东大学，同时兼任黄埔军校兵器处代处长，接触了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刘少奇、孙炳文等许多共产党人，以及鲁迅等革命文化人士。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经上海、日本，流亡欧洲，坚持革命，学习马克思主义。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1931年9月，成仿吾回国后，于11月初到达鄂豫皖根据地，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及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教育委员会主任，后又兼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1934年1月，成仿吾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后，成仿吾留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途中与徐特立一起任干部团政治委员。

1935年10月到陕北后，成仿吾任中央党校高级班教员、教务主任。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革命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中央决定成立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1939年，他带领几千名青年学生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先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委员、华北大学副校长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

成仿吾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他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他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5月17日，成仿吾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湖南娄底市博物馆预留着400平方米的纪念室，将专门用来陈列成仿吾的生前用品、手稿、藏书等近900件珍贵文物。“我们要让成仿吾的革命文物‘活’起来，撰写好故事，绘成连环画，使之成为乡土、研学和培根铸魂的生动教材。”娄底市博物馆馆长戴小波说。

成熟的共产党具备找差距的无我品质

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人们习惯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这是我们党在执政后召开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总结经验大会。会上，发扬了民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查找差距，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统一全党思想，提高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第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撰写的《我的修养要则》，带头找差距、纠正短处，自我完善。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重要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阐明了共产党员加强党性锻炼和修养的目的、方法和基本要求。

延安时期红军战士在学习，以补知识上之贫乏、思想上之不足，进而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抗战期间，为解决八路军战士无线电通讯方面的技术短板，特意邀请无线电专家林迈可讲授无线电通讯知识。随后，“延安声音”终于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直接传向世界。

“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是党的十九大对自身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经历多次极其严峻的考验，但总能够排除风险、一往无前，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勇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查找差距不足，勇于自我纠正错误，并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经得起风浪考验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成熟的党。

这主要体现在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从客观实际和历史发展规律出发，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教训；把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到伟大工程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在党的重要会议上查找差距与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创造了通过党内巡视、全党整风等查找差距、自我纠错的形式；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查找差距的优良作风。

从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1944年9月，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因公殉职，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参加了这位普通战士的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革命的队伍，这支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深情地说，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随后毛泽东强调：“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改正错误。

半年后的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发生过的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科学地总结了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的路线、纲领和任务，并从党的宗旨高度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他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他又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可以说，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实实在在地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从哲学高度全面总结经验，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在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引导全党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全面提高了全党全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全党解决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经济工作、文化发展、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能力。

1937年，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纠正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深入研究哲学，并亲自在抗大讲哲学课，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他还从哲学高度指出教条主义的要害：“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毛泽东得出结论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党把总结经验、避免重犯错误作为党的任务。

1939年毛泽东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如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所强调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形成通过党的重要会议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制度体制机制

在明确了从坚持党的宗旨和纲领出发为人民利益坚持真理寻找差距修正错误，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为理论指导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制度建设，这既包括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党委工作制度、监督制度等基本制度，也包括具体的如党内巡视、报告等经常性工作方面的制度体制和机制。

通过重要会议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形成有效的纠错机制。这首先体现在每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起到了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的作用。如中共三大陈独秀在会上作主旨报告的时候，指名道姓地批评其他中央委员，如批评张国焘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批评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陈独秀还批评上海、北京和湖北党组织的工作差距。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这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后来的实践证明，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策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大发展。又如中共七大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确定了正确的纲领、路线、战略和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在每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全面报告，总结成绩查找差距。

此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查找差距、纠正错误。如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次全会批评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等纪律。还实际上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会议充分认识到党要领导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存在着本领恐慌等差距，为此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全党加强学习的任务，要求提高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又如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全党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全面总结经验教训，作出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央全会对自己的查找差距，对错误进行彻底纠正，并取得成效的典型案例。

在重大历史关头召开会议纠正错误也取得积极成效。如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党通过会议纠正错误的一个典型案例。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军事路线，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还有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也是通过会议找差距和纠正党内错误的重要会议。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发现党领导现代化建设和管理水平的差距，再次号召全党开展新的大学习，开辟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着力推进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的具体制度建设

为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着重进行基本制度建设同时，还认真地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以增强自我修正、自我提高的能力。

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会发现：早在1926年中共中央就通过巡视来了解和指导地方工作，纠正出现的错误。特别是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强调应当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1928年10月，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这个条例对为什么要巡视、巡视员的设置、巡视时间、巡视任务范围、巡视方式方法等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蔡和森、任弼时、李维汉等都担任过中央巡视员，对上海、顺直、湖北、湖南、安徽等地党的工作进行过巡视指导，找出差距，起到纠正党内错误的作用。1931年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党内巡视条例》，对巡视员的条件、巡视员的基本任务、巡视员的工作方法、巡视员的职权、教育与纪律作了明确规定。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巡视制度，加强党的上级组织对下级组织的指导监督和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差距和错误。

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长时期内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之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渡过长期严重的困难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组织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随着党本身的不断成熟，革命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党曾在六届六中全会、党的七大上作出了党内报告和通报情况的规定，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

为争取革命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1948年1月起中央正式建立了严格规范的报告制度。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包括了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下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按时间和程序规定向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报告，特别是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二是上级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针对报告内容及时地对下级进行指示。历史证明，这个报告制度不仅对党内互通情况，互相监督，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建立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执政党建设的角度来说，党内实行的“报告制度”，起到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用，提供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制度保障，这些做法和经验也是十分宝贵的。

创造了全党整风为主要形式的查找差距自我提高的方式

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针对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以及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破坏党的纪律的宗派主义作风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种不良作风，以增强党性和党的纪律。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着整风运动的开始，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整风运动的结束。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使全党在思想、作风和纪律上提高了一大步，增强了党性，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保证了党高度团结统一同心同德夺取民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形成的这种集中整风的党内教育和整顿的方式，为加强党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成功的样板。此后，新中国成立初期（1950年）的整党、中共十二大后的整党、“三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当前正在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等又积累了集中进行党的教育活动的新鲜经验。

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找差距加强修养自我提高

中国共产党有党的主要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优良传统。在查找差距、修正错误这方面，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等政治局的同志都写了几万字的笔记，都在会议上发言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中共党内具有崇高的威望。他在整风运动中真诚地作了全面总结，作了五天的报告，与同志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以下他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上，人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周恩来会赢得全党的尊敬。周恩来给自己规定的修养要则是：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这种领导带头找差距，自我完善的精神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给今天的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形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以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早在1929年形成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指出：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反复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学习中共党史并作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展党内健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还在整风过程中总结出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并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为了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认为党内民主非常重要，“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只有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毛泽东还殷切希望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XJP总书记也强调：“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我们要大胆使用、经常使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使这个武器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果。党内要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意志、增进团结。”近日，XJP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又强调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关键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带头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带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头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带头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历来的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一切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分清是非，以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国共产党98年的历史证明，坚持真理查找差距修正错误已经成为取得成就创造辉煌的法宝。我们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会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作者陈述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教研部教授】

初绘中国现代化蓝图

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和完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的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四化”，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反复思考，确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从此，实现“四化”成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即使在后来发生挫折的艰难岁月里，这个伟大目标仍是凝聚和团结亿万人民奋发图强、建设国家的强大精神源泉。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了“四化”目标和两步走设想。

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懈奋斗，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一步提出“三步走”战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阔步前进。

传奇将军李克农：隐蔽战线屡建奇功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在情报和保卫等特殊战线上工作，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工作方法，屡建奇功，在关键时刻向党中央提供了决策性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被誉为“传奇将军”。

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0年，李克农调中央特科工作，从此国民党CC组织的秘密经李克农小组有领导有计划地及时掌握。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了苏区和红军的政治保卫工作建设，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冬，李克农奉周恩来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使我党在西南一带有了公开的代表机构和领导核心。

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

解放战争中，李克农指导党的隐蔽战线为配合军事作战，特别是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1年曾参加朝鲜停战谈判。1954年曾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于北京病逝。

李克农的故居位于安徽省巢湖市烔炀镇中李村，是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安徽省十大红色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有无数人来此瞻仰“传奇将军”的英雄事迹。（据新华社电记者鲍晓菁）

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革命理想高于天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没有公路，交通闭塞，党中央制定了“一面进军、一面建设”的方针，要求尽快修通公路，促进西藏经济建设，方便人民交流往来。

1951年5月，康藏公路（后改名为川藏公路）正式动工，在参加修路的解放军战士面前，有14座终年积雪的雪山。物资短缺、高寒缺氧、地质复杂、工具简陋，筑路条件异常艰苦。到了秋冬，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积雪一两米厚，冻土一米多深，铁镐砸下去只见一道白印子。

敏拉山皮康崖，百米峭壁如刀砍斧削，直插云霄，民谣唱，“飞鸟难过皮康崖，神仙到此也咬牙”，当地藏民说，“那是牦牛也爬不上去的皮康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

负责该段的十八军某部二连官兵发誓：“我们的战士都不是神仙，而是凡人。但我们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们徒手攀上陡壁，从崖顶用绳子吊着人悬空打眼放炮，山风吹来，人像铃铛在空中晃，就这样一点点开出一条刚能站住脚的小道。经过全连两个月艰苦奋战，终于在这段悬崖上修出了公路。

修筑全长2255公里的康藏公路，总共牺牲三千余人，平均每公里牺牲官兵至少1.5人。

1954年底，雅安到拉萨的康藏公路正式通车，改变了两千多年来西藏不通公路、没有汽车的历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口号，开始在西藏部队中流传起来。

1962年10月，该部奉命开赴前线。在一次突袭战中，面对敌军的凶猛火力，二连六班班长阳廷安高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阳廷安中弹牺牲，副班长上，前赴后继往前冲，六班8名战士牺牲了7名，为全歼敌军打开了通道。

“阳廷安班”的英雄壮举震撼了各参战部队。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听取作战情况汇报时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为了理想信念，不向困难低头，不被挫折压倒，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挺起革命者的脊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

1964年，全军各部队正准备庆祝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文艺单位多次向亲历长征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约稿。

深思熟虑后，肖华决定写一部组诗。他认真研读毛泽东著作、诗词，以及老同志的长征回忆录，从长征历史中选取了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四渡赤水、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大会师等12个典型场景，采用中国古典诗词风格，每段诗歌4个三字句、8个七字句，共12行68字，一诗一韵。

肖华一进入创作状态就什么也不顾了，即便生了病，还经常通宵达旦。回忆起牺牲的战友，他一边流泪一边写，稿纸上沾满了泪水。

经过反复修改，1964年11月，十二首诗定稿，以毛泽东《长征》一诗的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题。1965年4月，战友歌舞团的晨耕、生茂、唐诃、遇秋4位作曲家，选择其中10首诗谱成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正式公演，立即轰动全国。

经历过长征的人，才能从心底里流淌出这样经典的作品。《长征组歌》始终激荡在亿万人民心中，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

1985年5月，69岁的肖华经检查诊断为胃癌并伴有全身转移，病重期间，护理员经常播放《长征组歌》给他听以缓解病痛。有一次护理员问他，“《长征组歌》那么长，您最喜欢哪一句？”肖华脱口而出：“革命理想高于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不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绽放光彩。

1989年，黄文秀出生于广西田阳一个农民家庭，由于父母亲身体不好，家境贫寒，她在国家助学政策帮助下才完成了学业。父亲黄忠杰常对女儿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家不可能脱贫，不可能有今天的生活，一定要入党。”

2008年，黄文秀考上山西长治学院，入学军训刚结束，她就申请入党。她在入党申请书里写道：“只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的理想之中，理想才会更远大。我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政府的扶贫资助，家里不可能供我来上大学。我选择读思政专业，选择加入党组织，是发自内心的。”2011年6月，品学兼优的黄文秀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016年，黄文秀从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没有留恋都市繁华，加入广西选调生队伍，回到生她养她的家乡，成为革命老区一名普通干部。毕业那天，她对导师说：“我来自广西贫困山区，我要回去，把希望带给更多父老乡亲，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尽绵薄之力。”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2018年3月，她主动请缨，到乐业县偏远的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百坭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石山林立，山路陡峭，基础设施薄弱，全村11个自然屯散落在大山深处。

百坭村贫困户黄仕京问她：“你是北京毕业的研究生，为什么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农村工作？”黄文秀说：“这里是脱贫的主战场，我有什么理由不来呢？共产党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党，我是一名党员，这是我的使命。”

黄文秀到了百坭村后，白天抓工作，晚上走访群众，用两个月时间遍访全村195户贫困户，绘制“贫困户分布图”，把每一户的住址、家庭情况、致贫原因等都详细标注出来。

她带领干部群众深入挖掘百坭村的资源优势，学经验、找路子，大力发展杉木、八角、砂糖橘、枇杷等特色种植产业，千方百计拓宽增收渠道。还把扶贫与扶志相结合，筹办百坭村幼儿园，搞乡风文明建设，开展文明家庭评比、村规民约吟诵活动。经过努力，百坭村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88户418人顺利脱贫。

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她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两万五千公里。她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2019年6月16日，黄文秀因惦记百坭村的防汛抗洪工作和群众安危，在看望做完手术不久的父亲后，冒着暴雨连夜开车返回百坭村，途中遭遇山洪暴发，不幸牺牲。

从大山走出又回到大山，因为心中不变的理想信念，娇弱的农家女娃成为满腔赤诚的共产党员，成为冲锋在前的第一书记。黄文秀用青春扎根基层、把深情奉献乡土，用短暂而精彩的一生写下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树立和坚持明确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就是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进入新时代，理想信念依然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一切困难，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迈进的强大精神支柱。

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从家书看邓颖超的人性光辉

朱广联

原标题：从家书看邓颖超的人性光辉

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50多年如一日，志同道合，心手相牵，风雨同舟，忠贞不渝，堪称楷模。如果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默默奉献、甘愿付出的女人的话，那么邓颖超便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家书是不说谎的历史，是窥探心灵的窗户。让我们透过邓大姐与丈夫、与亲人的部分书信，来看看其如何做妻子，当母亲。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解这位平凡而伟大女性的人性光辉。

相濡以沫肝胆相照

为了共同的理想，邓颖超和周恩来于1925年8月在广州结婚。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做夫妻、为伴侣、做战友的光辉岁月。在艰险的革命斗争环境里，两人时聚时分，彼此牵挂，情深意浓。无论发生什么，邓颖超总是以女性的温婉体贴和妻子的特有情怀，给周恩来以关心与呵护。1942年7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重庆，周恩来因过度劳累，犯病住院。邓颖超经常看望和陪护。每当不在一起时，便以鸿雁传书，对周恩来以热切的问候和贴心的抚慰。7月7日，邓颖超在信中以“来”开头，“颖妹”落款，动情地写道：“正以你为念。接到泰隆信，知你昨夜睡眠好，不曾受日间多人谈话的影响，悬着的心，如一释重负，而感到恬适轻松！……现在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快出院了，我真快活！……一心一意在欢迎你回来，我已经开始整洁我们的房间迎接你了。”信的结尾是“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给夫君一份甜蜜大礼和心灵的慰藉。

1954年4—7月间，为实现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和平，周恩来以外长身份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由于美英等西方敌对势力的阻挠破坏，会议前后开了80多天。在家的邓颖超，看到院内周恩来喜欢的海棠花开了，见花思人，就剪下硕大的一朵放进一本厚书里压实，然后连同之前采自北京香山的红叶，一起装进信封。并在一张纸条上写上“红叶一片，寄上想念”，托信使捎给周恩来。周恩来收到后，知道邓大姐在想他。由于工作太忙，多日未能回信。经身边人员多次催促，6月13日深夜回信并对邓大姐感言“你还是那样热情和理智交织着，我愧不及你”。海棠寄语，红叶传情，方式别致，简约而芬芳，朴质而浪漫。为的是给心上人紧张生活中“加上一些点缀和情趣”。1955年3月，我有关部门获悉，台湾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身处北京的邓颖超得知后，很是担心，但同时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坚定和自信。4月10日，邓大姐抱病提笔，在给“最亲爱的人”的信中深情写道：“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下毒手施行暗害的……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也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我衷心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为了宽慰战友，同时给自己鼓劲，信中还写道：“虽然偶一念及，亦难禁忐忑，但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我们正从事着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辉伟大事业，则就忘我而处之泰然了。何况还有三十多年的经历和考验哩！”落款为“你的知己兼好妻”。字里行间，那种对心上人的安危牵挂，对正义事业的必胜信念跃然纸上。

1970年3月底，眼看再有几天就将出访朝鲜，周恩来抓紧处理国事，没日没夜地工作，整个人看上去很疲惫。几次劝告无果，于是邓颖超以书代言，郑重发声。“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做最低标准的精力储备，以防不测。要大破既往的习惯势力，行前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总之要储备精神，保持好状态……”明确表示“这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来的”。“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的这些意见”。此番忠告，得到了周恩来的回应：“同意你的好建议，我当照办。望告杨德中、钱嘉东两同志也帮助注意。可给他们一看。”这样，邓大姐悬着的心总算有些许放下。为了周恩来的休息和健康，为了他“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邓颖超及工作人员曾“设计”以6岁的小咪（周秉宜乳名）作“秘密武器”，央求、生拽伯伯带她去公园看花。在周恩来办公室门上贴“大字报”，联名“造反”，请求他“改变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适应身体变化情况”。这些举动看似有些无奈，却也难得一片苦心。

慈严相济亦师亦友

邓颖超曾两次怀胎。由于险恶的斗争环境和当时医疗技术所限，一次流产，一次难产致婴儿夭折。无后，对于两位情深笃厚的伴侣来说，是件非常残酷的事情。但是，他们却活出了一种新境界。邓颖超、周恩来两位战友出于“对国家和社会负一份责任”，以其博大的爱，关心呵护收养了很多孩子。有烈士遗孤、社会遗孤及其亲属家的孩子。周恩来由于肩负大任，公务繁忙，爱妻“小超”更多地扛起关顾照料养子养女之责，并与孩子们结下深厚感情。孙炳文女儿孙维世，是周恩来、邓颖超收养的烈士遗孤之一。孙维世聪明好学，多才多艺，励志上进。周恩来夫妇视其为心肝宝贝，掌上明珠，各方面给予关心。作为妈妈，邓颖超更是对孙维世疼爱有加，时时处处想着她。1950年1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孙维世作为俄语翻译组组长一同前往。1月18日这天，当年重庆红岩村老房东托回家省亲的女儿给邓大姐带来红岩本地生长的水仙花。正值花季，清香扑鼻。邓颖超十分珍惜和喜欢。“三年红岩，往事萦绕，百感交集。”睹花思人，感慨万千，决定分享并送上祝福。1月21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特地写道：“特寄三枝给你，望分一枝给女儿，把我的想念和祝福托花儿带给她！……女儿未出我所料留下了，我很高兴十年后她能在莫斯科有助于你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我。”孙维世得知后倍感喜悦和温馨，因为这是远方妈妈的爱和她的一份心啦！1958年4月下旬，得知孙维世因病住院，邓颖超迅即赶去看她。回来后，仍觉不放心。24日这天，给女儿写信。“亲爱的闺女——维世：匆促地看了你，未能尽所欲言。回来后总觉得不能释怀！说真的，在你的病未痊愈之前，我是不能放心的！亲爱的维世！你必须认识你所害的病的性质——慢性消耗病，还可能引起并发症。”在提醒女儿既要注意配合治疗，又要重视“排除一切人为的消耗”时，特别叮嘱“千万要少看书，最好不看，善于自己消遣，积蓄力量，以便对疾病作胜利的斗争！”信中交代“金山亦应这样帮助你，不能一味地顺着你的要求。……此信望你给金山一阅。”信末深情地写道：“衷心地望你能重视我的话，祝福你早日痊愈健康！”落款：“你爱的、爱你的妈妈手书”。这封家书，真是“字字见母情，行行显慈意”。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邓大姐超越血缘、超越代际，对病中女儿那种至真至纯、至笃至厚的牵挂、慈爱、深情和博大。对于孩子们的爱，邓颖超既有慈的一面，有时也很严格和认真。1970年底，侄儿周秉和从他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寄到中南海，想让伯伯和七妈高兴高兴。很快他就收到了七妈的亲笔信。“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就这样，只当了三个半月兵的秉和，又回到了延安农村继续当农民。原来，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学生下乡插队落户，为逃避农村艰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参军服役为名，想着法子到部队去，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周恩来和邓大姐认为，周家的孩子不能带这个头。于是邓颖超便唱起“黑脸”，亲自写信、谈话做工作，得到侄儿及其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大侄女周秉德，12岁随伯伯和七妈住进中南海，直至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周恩来眷顾她，邓颖超更是将其视为己出。关心她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传授理想，引领人生，助力健康成长。“亲爱的秉德，我可想你啦！不知起过多少次念头，要给你回信，直拖到今天才写。”这是50年代末邓颖超到广州养病时给周秉德信的开头。“我看了你每一封信，都很高兴！因为从你信里知道你们修水库的情形，从苦干实干到巧干的过程。更高兴的是你到下边去在群众工作中锻炼得有了长进。”在勉励周秉德继续好好干后，七妈以亲切而又充满爱的口吻写道：“我从南方回来时，买了一双凉鞋，准备送给三个闺女，看谁穿得合适。结果是维世、粤生都一致让给你啦！等你回来时，送你作奖品吧。让我在这里紧紧握手和拥抱你！祝你劳动、工作、思想都丰收。你的七妈手草，1959年5月7日”。信内信外，都是暖暖的。一年多以后，周秉德来信就自己的终身大事问题请教七妈。邓颖超很快回信：“我应该也必须把我的意见快答复你，不过这只是供你参考，决定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自主。”信中邓大姐根据养女遇到并提出的问题，与之谈原则、指方向、给建议。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条件和品质”。建议周秉德注意与男友先互动和相处一段时间，不能急。同时通过组织渠道向对方单位做一些情况的了解后再作决定。信的落款为“你的七妈同志”。情真意切，言近旨远，对周秉德教育帮助很大。1964年国庆节这天，得知周秉德与党外知名人士沈钧儒老先生的孙子沈人骅喜结连理，邓大姐携礼前往祝贺。当沈人骅的姑父范长江、姑母沈谱等惊讶邓大姐亲自登门相贺时，邓颖超笑呵呵地说：“嫁女儿，我能不来吗！”此时此刻，七妈的心，慈母的爱，瞬间被诠释得淋漓尽致。

几十年的生死相依，半个多世纪的肝胆相照。当伴侣，邓颖超善尽为妻之责；做母亲，邓大姐倾尽姆妈之能。无私，润泽山河一片；无后，养育孤困一群。家书中声声对“恩来”的呼，对“女儿”的唤，凝聚了邓颖超的万千情怀，展现了其贤妻良母的拳拳大爱和至高境界。海棠依旧，逝者长存；大音希声，厚植万代。邓颖超的名字将与周恩来的名字一起，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从五湖四海到聚天下英才

1949年5月的一天，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钱学森收到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香港分会负责人曹日昌的来信，信中写道：“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致意。如果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地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

早在1944年发表的《为人民服务》中，毛泽东就写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五湖四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襟和揽才之道，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重要原则。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就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未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大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949年12月6日，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留学生回国招待所。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广播电台，诚邀在海外的留学生及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曹日昌的信送到钱学森手里，颇有些曲折。曹日昌与钱学森并不相识，也不知道他的通讯地址。于是，曹日昌联系了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葛庭燧，拜托他将信转交钱学森。葛庭燧转寄时附上了一封亲笔信：“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收到祖国的召唤，钱学森毫不犹豫地放弃优裕条件准备回国，却受到美国方面的阻挠。美国移民局抄了钱学森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了14天。随后，钱学森被软禁在家，不允许离开洛杉矶，每月还要接受移民局的传唤。

中国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多种方式营救钱学森。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中方在会谈一开始就宣读了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的声明，并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提出交涉。在美方提出“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时，中方代表拿出了关键证据——钱学森夫妇写在小香烟纸上、请求祖国帮助他早日回国的信。

迫于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10月8日，受国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代表朱兆祥在罗湖桥深圳一侧接到了归来的钱学森。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党和国家的帮助、推动下，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等一批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参加建设。至1957年，2500多名留学生陆续回国，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顽强奋斗，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认识到，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依靠数以亿计的专门人才。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2002年，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007年，党的十七大将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党章。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中国航空航天人才的代际传承，正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人才梯队的生动体现。

1994年初，长征三号甲火箭即将发射。虽然火箭已进入发射场，但设计人员仍在进行产品可靠性试验。发动机试车过程中，意外发现发动机的伺服机构工作不正常。距离发射仅有20多天，如果不能迅速查明原因，发射就会被推迟。

“一定要查出症结，决不能让长征三号甲火箭带着隐患上天。”负责火箭空气动力和热设计工作的岑拯带领型号队伍夜以继日开展测试、试验，查找根源。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伺服机构的油管上：天气太冷，油管被冻住了。赶在火箭发射点火前，岑拯成功破解难题，那年他才30岁。十年后，岑拯出任长征三号甲火箭总指挥，之后被任命为绕月探测工程火箭系统总指挥。

中国航天史上，留美的钱学森被称为第一代；留苏的王永志是第二代；中国自己培养的戚发轫、黄春平是第三代；神舟五号成功后，第四代航天人全面接班。如今，在探月工程“两总”（总指挥、总设计师）队伍中，45岁以下中青年占比接近一半。

“把担子交给他们，我们这一代人很放心。”航天专家王永志说。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才和人才工作，坚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人才强国建设步伐，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将国内外人才聚集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德国专家思博森精心保存着一张照片，这是2012年12月5日XJP总书记会见20位外国专家时与他的合影。

这位来自德国的天文学家，对研究超级计算机很感兴趣，然而这样的项目在德国得不到支持，人们认为已经有了常规计算机，不必再研发新型超级计算机了。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思博森了解到，中国有机构正在进行超级计算机群的研究，双方一拍即合。

到中国后，思博森建立了一支致力于推进高效能超级计算机在天文学中应用的团队，团队成员五湖四海，分别来自德国、中国、乌克兰、意大利、澳大利亚，项目组的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思博森给团队起了一个有浓郁中国风格的名字——“丝绸之路”，“19世纪70年代，‘丝绸之路’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命名，是中国和欧洲贸易往来的途径，也是文化交往的途径。我们的项目以‘丝绸之路’命名，因为这个项目是中国和欧洲学术交往的途径，我们希望秉承中西交流的传统”。

这支国际化团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2014年4月22日，欧洲空间局宣布，“丝绸之路”项目组首次在普通星系中发现了互相绕转的超大质量双黑洞。这一发现为星系合并提供了重要证据，将帮助人类了解星系的演化历史。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共产党包容开放的政策和海纳百川的气概，引燃了全球英才来华创新创业的持续热情。党的十八大以来至2017年底，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已达到334.6万人次。

人才是第一资源。古往今来，人才都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新中国70年的发展说明，干一番大事业，就要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眼界、魄力、气度。中国共产党正在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事业，最需要这种眼界、魄力、气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三句话环环相扣，融为一体：党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党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党要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家主席XJP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于敏、孙家栋、袁隆平等多位科学家入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70年始终不变。

大别山精神的深刻内涵

2019年9月，XJP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指出，“大别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肯定了大别山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重要地位。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前仆后继，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孕育了彪炳史册的大别山精神。党领导大别山军民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决定了大别山精神的形成与发展，铸就了大别山精神的丰富内涵。

追求理想、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大别山精神的核心是对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对中国革命必然成功信念的执着追求。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董必武、陈潭秋、恽代英等就开始在大别山区传播马克思主义。1921年11月，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在湖北黄冈成立了中共陈策楼小组，为鄂豫皖边区第一个党小组，此后大别山区党组织不断发展，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成为我党重要的建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大别山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始终保持对党忠诚、坚守信念的高贵品质，“一根筋，不二心”，初心不改，不屈不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离开大别山，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根据地的中共鄂豫皖省委确立了独立坚持斗争的方针，重建红二十五军，创建红二十八军，进行坚持和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在敌人重兵“围剿”，根据地人力、物力枯竭的情况下，省委奉命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向其他地方转移。留在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在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根据地屡遭敌人“围剿”“清剿”的情况下，独立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大别山先后经历4次主力部队转出，每一次主力离开后仍然有武装力量在大别山坚持斗争。他们靠着对理想的执着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愈挫愈勇，一次次从磨难中奋起，革命的红旗始终在大别山上高高飘扬。

革命战争年代，大别山人民坚持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从1921年至1949年，大别山区为革命牺牲近百万人，仅在册革命烈士就有130351人，可谓“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革命的播火者董必武在其90岁生日的诗作《九十初度》中写道：“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是大别山人坚定理想信念、不屈不挠斗争的最好注解。

胸怀全局、勇挑重担的奉献精神

大别山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对党和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在革命斗争中始终能够以革命大局为重，为了革命需要和全局利益勇挑重担，牺牲小我，无私奉献。

1935年7月，为了迎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会师，鄂豫陕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策应中央红军。在出征动员大会上，军首长吴焕先、徐海东对战士们讲：“这次的行动，我们这几千人就是牺牲完了，也要牵制住敌人，保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顺利北上。”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长征。其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入冬后，中央红军物资补给面临极大困难，毛泽东向徐海东借2500元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中拿出5000元送给中央红军，并命令部队节衣缩食，从人员、物资上全面支援中央红军。徐海东说：“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1947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以破解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对这场关乎解放战争全局的战略任务，刘伯承、邓小平始终从战略全局出发，把是否对全局有利作为取舍的首要标准。邓小平向中央军委明确提出：“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淮河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则极有利。”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讲，解放战争时期有很多重担，最重的担子是挑挺进大别山这副担子。

大别山军民以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始终把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勇于牺牲，甘于奉献，深刻诠释了胸怀全局、勇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

依靠人民、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

大别山区党和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与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党群、军民关系，筑起了打不破、摧不垮的铜墙铁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在发动武装起义和创建根据地之初，即着手建立革命政权。在根据地逐渐形成了省、特区（道）、县、区、乡、村六级苏维埃政权，大别山广大穷苦人民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主人。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分得了土地。苏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各项事业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老百姓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文化教育上得到解放。党一心为民，成为人民的主心骨；人民一心向党，成为党的铁靠山。群众纷纷参军参战，为革命凝聚了巨大力量。“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黄安战役中，数万群众组成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送饭队、洗衣队，不分昼夜地支援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红二十八军便衣队扎根于群众之中，打击恶霸土匪、救济贫苦百姓，被群众称为“流动的苏维埃”。在国民党实行“坚壁清野”的恶劣斗争环境下，群众依然想方设法掩护和支援便衣队。白天外出劳动时，老百姓自己饿着肚子，把饭藏在田边，让便衣队来取。他们把鞋脱下留给便衣队，自己光着脚回家。正是群众的无私支援，红二十八军才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徐向前在回忆大别山革命斗争时说：“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有了群众的支持，红军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的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大别山党和军民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凝聚起人民战争的磅礴伟力，这是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关键所在。

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大别山党和军民面对艰难曲折的斗争形势，始终能够保持自立自强、求实创新的宝贵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与大别山斗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黄麻起义后，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反扑，起义部队决定转战木兰山区，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后开辟了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在长江北岸率先竖起了武装割据的旗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重要实践。

在游击战当中，徐向前等人总结出了“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等游击战术7条原则，与毛泽东在井冈山提出的“十六字诀”游击战术异曲同工。红四方面军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为训词，在军事上进行了大量创新，比如围点打援，“反四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等。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大别山实行土地改革。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分巩固区和游击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以及保护工商业等政策的建议。毛泽东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大别山经验”为党中央制定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别山党和军民从当地革命的具体实践出发，探索新的规律和方法，坚持长期斗争，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展现了大别山区军民自强不息、排难创新的进取精神和革命智慧，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坚实保证。

党的“一号机密”历经艰辛接续守护

张成乐

中央文库是党的第一所核心级别的档案库，记录党中央早期革命活动的原始文件就珍藏于此，形成了党史上的“一号机密”。在新中国成立前近20年的岁月中，数位共产党员用鲜血和生命保全了这批档案。1949年，这些“比黄金还贵重”的原始文献终于完好无损地被交到党和人民手中。

张唯一：老成持重的首个守护人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党中央被迫迁往上海转入秘密状态。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党中央的机密文件随时有着暴露的风险。1930年，党中央下达指示，要求各机关把暂不需要的文件，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以及中央领导人的手稿、照片等机密文件都上交中央文库妥善保管。

周恩来对新建立的中央文库作过多次指示，要求文件分类整理以及加强保护措施，组织起草《文件处置办法》，明确规定了中央文库收集文件的范围及整理的方法，为规范中央文库管理提供了依据。

党中央将保管中央文库的任务交给了张唯一。他在工作中老成持重，与外界来往较少，这正是周恩来挑选他成为中央文库首位守护人的重要考量。张唯一从中央文件中挑出最重要的，按照一定的顺序再重新排放。对一般的事务性文件，则把其内容简单记到一本流水账上，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可以随时销毁，不致落入敌人手中。

为了严格的遵守保密措施，党中央派出一名领导人与文库保管人单线联系，其他任何人除非在特急情形下不得过问文库工作；严格限定保管人与外界接触，防止暴露机密；还要时常变换中央文库的保管地和更新保管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不久叛变。他为向国民党邀功，即向敌人供出了党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无一幸免。顾顺章到南京后，又向蒋介石供出了上海党中央机关的办公地点和领导人住址，党中央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幸好潜伏在国民党中统高层的钱壮飞知悉了这一消息，并火速通知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亲自指挥了一场大转移，还特意关注隐藏在上海的中央文库。

张唯一在接到周恩来紧急通知后，马上雇了两辆黄包车和交通员先将重要文件运往自己家中。在前往法租界途中，还受到外国巡警和国民党特务的数次盘问，但都被他机智地一一化解了。经过两批次的转运，中央文库才转危为安。

陈为人：为守护中央文库献出生命

1931年底，周恩来根据中央安排到江西苏区工作。张唯一因要负责上海执行局秘书处工作，故无法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后经党中央批准，调派陈为人保管中央文库。

1932年，陈为人将文件秘密搬运至住处。陈为人把重要文件放于阁楼中，他新安置了一个火炉，一旦出现敌人搜捕的紧急状况，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毁”的誓言。

陈为人夫妇一直保持着警觉，一旦察觉中央文库保管地有何异常，随即马上搬家。数年下来，陈为人因安全问题经常变换住址。1935年2月，张唯一因叛徒告密而被捕。陈为人的妻子接头后没有按时回来，他断定一定是被捕了。情急之下，他马上决定安全地转移中央文库，而非营救妻子。

转移到安全地点后，他不能出去工作，再加上失去了和党组织的联系，因此得不到经费，只有把衣物卖掉，才能维持一家的生活。一段时间过后，二楼的家具几乎被变卖一空，但为了不让房东看出破绽，一楼的陈设仍旧如常。

他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每日仅吃两餐，靠红薯度日，以水代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为人为防止文件被虫蛀，还要经常翻晒文件。后来，陈为人终于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被沉重的工作拖垮，十分虚弱。

转交文件结束回到家后，陈为人突然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陈为人拒绝医治，不想使用极为宝贵的经费。1937年3月，陈为人病逝，时年38岁。

接力守护：中央文库完璧归赵

1937年起，上海地下党接管了中央文库，党组织派徐强和李云夫妇把中央文库转移到新地点。1939年，徐李二人奉命赴延安工作，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继续保管中央文库，在广泛筛选后，调派刘钊管理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

1940年秋，由于工作需要上级把刘钊调离，派老党员缪谷稔接任保管人。接受重要使命后，缪谷稔立即和妻子把机密档案重新打包，雇佣黄包车运到自己家中。

1942年的一天，缪谷稔来到商店接头，差点被捕。缪谷稔决定把中央文库的重要文件迅速转移出去。经过紧张的转移工作，缪谷稔也病倒了，浑身无力，四肢疼痛。妻子为了照顾他也失业了，二人只能变卖家具维持生活。

1942年夏，缪谷稔的身体越来越差，党组织决定让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嘱咐年轻的陈来生，保护中央文库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工作，要注意保密，尤其是想办法解决经费问题。陈来生家境贫寒，但他看到当时上海很多人“跑单帮”（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便想到可以带着家人“跑单帮”赚取生活费。

后来，陈来生发现居住地来往人员太多，不久后他又开始新的迁移。这次他借钱租下了一栋房子，办了一家面粉坊，对外以面粉生意掩护。同上次一样，他将阁楼内从地板到四周都贴上了木板和报纸，这样夹壁墙就建成了，重要文件得到了安全的保护。

1942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中共中央恢复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党中央多次调用原始文献。陈来生接令后，蹲在阁楼中寻找文件，没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经过几天的查找，在陈来生抄写副本后，由地下交通员送到延安，为延安整风的顺利进行作出了贡献。

1943年，上级下令调出有关六届四中全会的文件。为安全起见，文件被拍成照片，装在干电池里，由特派员及时送往延安。中央文库保存的文件对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重大问题进行总结时，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陈来生在上海解放后汇报了中央文库的历史沿革，这批珍贵文件遂逐级上交到党中央。9月初，党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发来电报，指示华东局对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员，给予嘉奖。至此，记录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的原始文献，经过数位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守护，历经艰辛交回到党和人民手中。

党史视角的“伟大工程”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XJP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明确指出：“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法宝。”学习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对于进一步认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什么叫“伟大工程”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特别强调，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核心所在，进一步凸显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在这里，毛泽东豪迈地、独具匠心地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工程”一词最早出自1937年7月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他说：预想的计划在实践中变为事实时，“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就“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由此可见，“伟大工程”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需要一个长的努力过程”，具有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系统性。

总起来说，毛泽东借用民族语言的“法宝”和现代概念的“工程”来比喻我们党的自身建设，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目标和基本要求，既形象又生动，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把党的建设定位为革命的“法宝”“伟大的工程”，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是前所未有的，使全党对自身建设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80多年后的今，“党的建设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仍然是全党共识，成为推动执政党建设的不竭动力”。XJP总书记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这篇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指出：“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加强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社会主义中国？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哪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伟大工程“新”在哪里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不仅第一次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工程，而且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经验，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就高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指明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要求，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要完成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个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它强调的是要提高革命的战斗力。

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放松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里的“新”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要完成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伟大革命而进行的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也都强调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时期，还提出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继继续深化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一时期的“新”，都强调我们党要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伟大社会革命而进行的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突出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勇于自我革命。这实际上就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也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新的伟大工程。

总之，党的建设从“伟大工程”到“新的伟大工程”的提出及深化，彰显了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坚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政治品质和政治勇气，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和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

如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XJP总书记强调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既要培元固本，也要开拓创新，既要把住关键重点，也要形成整体态势，特别是要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

我们党既是执政党也是革命党，必须推进“两个伟大社会革命”。XJP总书记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这两个重要论断，阐明了党的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昭示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在处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关系上，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只有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才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

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在“四个不容易”上过好关。XJP总书记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深刻揭示了政党执政的普遍规律，也深刻阐明了政党执政面临的执政考验。这“四个不容易”无论哪一方面做不到、做不好，都不可能长期执政。无论是历史上的统治者，还是现代执政党，丧失政权大多是在这“四个不容易”上没有过关。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其中执政考验是所有考验中最大的考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掌握好国家政权，必须为人民管好用好权力，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旦犯错误，就必定是颠覆性错误。

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真正做到“五个过硬”。XJP总书记强调：“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怎样才算过硬，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具体要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和“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再到把“自身必须始终过硬”具体化为“五个过硬”，都充分体现了一点。这“五个过硬”既是对党员领导干部寄予的殷切期望，又是对“本领恐慌”的及时提醒，更是一次触动心灵、提升境界的明确要求，也是衡量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合格的基础标准。“五个过硬”是一个有机整体，每个“过硬”都有具体指向。最首要的在于信念过硬，最根本的在于政治过硬，最迫切的在于责任过硬、能力过硬，特别是作风过硬。（樊得智）

邓大姐参加我们的婚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在国务院机关工作。1957年5月20日，我和陈其贤结婚。当时，陈其贤在总理办公室做机要干事。为了工作方便，总理办公室部分工作人员的住房就安排在紧邻西花厅西侧小院里。

那时，国家经济状况不很好，物质匮乏，住房条件也很差。我们就在小院一间平房里结的婚，里面摆放了几件简单的家具，把两张长条桌拼起来，上面放了些花生、瓜子、糖果之类的小食品。双方单位的同志们也来帮着筹备。我们还收到了一些花瓶、桌布、茶具等礼品。屋子虽小，可来的人却很多，里里外外，坐着、站着的好几十人呢！有的忙着在“来宾签到纸”上签名，有的在吃花生、嗑瓜子，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正在这时，邓颖超大姐来了。我很兴奋也很惊讶，大姐怎么会知道我们今天举行婚礼呀！这么大的领导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突然大家鼓起掌来，都用惊讶和崇敬的目光看着大姐。有人赶紧请大姐进屋。我惊喜极了！看到大姐穿着一身普通衣服，清纯朴素、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我们赶紧上前和大姐握手。

总理办公室一位同志请大姐在“来宾签到纸”上签名，大姐高兴地拿起毛笔写上了“邓颖超”三个字，字体秀丽、苍劲有力。我们把签到纸收好，作为永久的纪念。

大姐签完字后，将手中的礼品交给了我们。她说：总理因中央有个会议，不能前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了，他委托我来向你们祝贺。望你们互敬互爱、互相学习、互相照顾，白头到老。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点礼物，一是阿尔巴尼亚果酒，二是罗马尼亚果脯。祝你们甜甜蜜蜜、美满幸福！

我和其贤都太激动了，也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心中的感激之情，只是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

大姐回去后，我们便把果酒和果脯送与所有来宾分享。来宾们高兴极了，都赞不绝口地说：好吃！好喝！

这件事，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和老伴也已离退休。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其情其景仍历历在目，邓大姐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那激动而又感到温馨、幸福的场景，永远让我们难以忘怀。留有邓大姐签名的那张签到纸，一直作为我们家中最宝贵的物品被珍藏了起来。

（作者邝允丽曾任中国文史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照片由全国政协办公厅老干部局薛潇提供。）

邓华将军：南征北战挽救国家危亡勇无敌

新华社长沙9月3日电（记者谭畅）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有一栋湘南民居风格的清末建筑，常年有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学习；附近的一座戎装半身铜像前，也总有人前往瞻仰、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这栋建筑就是开国上将邓华的故居，铜像就是邓华将军。

邓华，1910年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鲁塘镇陂副村，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他在《论青年人生观》一文中写道：“青年人当舍身报效祖国，挽救国家危亡，解放亿万生灵涂炭！”

1927年3月，邓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军教导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红1、红2师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华任八路军第115师685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任115师独立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政治委员、平西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领导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宋时轮率部到冀东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起，任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4分区司令员，参加了百团大战。1944年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治委员，后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华任东北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辽西（后改辽吉）军区司令员，率部参加秀水河子战斗和四平保卫战。1947年起，任东北民主联军辽吉纵队、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44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组织指挥了海南岛战役。

1950年，邓华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协助彭德怀指挥第一至第五次战役。1952年起任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3年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邓华南征北战，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

1954年回国后，邓华历任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80年7月3日，邓华在上海病逝。

位于陂副村的邓华将军故居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郴州市、北湖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和干部职工传统教育基地。

2009年，在历年修整的基础上，当地党委政府对邓华将军故居进行全面修缮，并设置了邓华生平业绩陈列展。2010年，邓华将军100周年诞辰之际，将军的半身铜像在陂副村落成。

邓小平如何办好《红星报》

《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军委机关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于长征途中停刊。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他为办好我党我军早期的这份军报，倾心尽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新闻报刊宣传工作经验。

“油印博士”重操旧业，展现宣传工作特长

邓小平从1923年开始，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便已显露出擅长宣传工作的才情。其时，他一边做杂工，一边参加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后改名为《赤光》）杂志的编辑工作。因其蜡版刻字工整、印刷油印清晰、装订简雅结实而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1933年5月，邓小平因遭受错误打击被撤销职务，不久受命主编《红星报》，重操“油印博士”旧业。他充满热情和活力，展现出了革命家办军报的胸襟。

上任伊始，邓小平就与机关选派的3位办报人员一道，冒着酷暑，深入红军指战员中，搜集意见，听取建议，亲自组稿、采写、编辑、印刷、发行。经过多次调研，他决定改进报纸出版形式。首先恢复铅印，提高油印质量，增强阅读效果。其次活跃版面，请懂行作者设计栏目题图和尾花，为各类文章配上插图或漫画。至于文章标题，他有时亲自用美术字题写刊印。再次，增设广大红军指战员喜闻乐见的知识性栏目和文艺性副刊，将思想性与知识性、趣味性融于一体。在他的精心策划和努力下，《红星报》以图文并茂的崭新形象出现在红军指战员面前，让人耳目一新。

《红星报》的目标读者是广大红军指战员，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不高。要让《红星报》充分发挥其宣传组织引导作用，首先必须让指战员们能够读得懂、感兴趣。为此，《红星报》除设有“社论”“要闻”等栏目外，还有反映政治思想理论建设的“党的生活”，反映红军生活的“红军家信”，介绍开展群众工作方法的“群众工作”，介绍军事战略战术的“军事常识”，介绍战场救护和防病治病的“卫生常识”等。此外，还在文艺副刊上开辟“山歌”“猜谜语”“趣味问答”，以生动有趣的内容丰富战士们的业余生活。

《红星报》编辑部与军委印刷厂相距三四华里。每期编好的稿件先要送到印刷厂，待工人排好版后，再拿小样回来校对。邓小平校对极为认真，错漏之处很少。《红星报》丰富的内容、活泼的形式，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群众的喜爱，被誉为“政治工作指导员”“红军战士的良师益友”。

注重通讯员强势阵容队伍建设，扩大政治影响

为了办好这份党的早期军报，邓小平坚持全党全军办报的方针，广泛发动群众，采取专兼职相结合的办法，组织起了一支500多人的通讯员队伍。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中的各级领导，也有基层连队的普通干部战士。其中，罗荣桓、肖华等红军将领都是积极写稿的通讯员。通过组建这支思想业务过硬的通讯员队伍，《红星报》不仅保证了丰富的稿源，而且还为红军培养了一大批宣传骨干。

邓小平经常采用“红星号召”专栏，报道和反映红军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项决议的情况，以发挥《红星报》政治指导员的作用。每当有重要社论和理论文章发表，邓小平在仔细编辑修改后，总是再请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最后审定。他还经常约请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和各方面负责人为《红星报》起草社论，撰写文章。从署名看，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红星报》上发表过文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许多重要决策，也通过《红星报》迅速传播到广大红军官兵中间。

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时，正值南昌起义6周年，他决定在“红军故事”专栏中刊发一系列有影响的红军战斗故事以示纪念。于是，他主动向毛泽东约稿。毛泽东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题目是《吉安的占领》，并署上笔名“子任”。1933年8月14日，改版后的《红星报》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生动形象地叙述了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表达了对当时“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不满。毛泽东这篇文章不仅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而且也体现了邓小平作为革命家办报的胆识和魄力。

团结鼓舞红军斗志，“红星”闪耀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战略转移。邓小平带领《红星报》编辑部跟随中央纵队踏上了长征。

每到宿营地，邓小平总是立刻铺开摊子忙碌起来。他们一边听取军委领导指示，一边搜集各军团战况，既采编稿件，又亲自动手写社论，还要刻版、油印，忙得不亦乐乎。10月20日，长征后仅十天，《红星报》长征专号第1期，就带着芬芳的墨香传到广大红军指战员手中。邓小平为这期报纸亲自撰写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的勇气和信心。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的问题很多，《红星报》以问题为导向，团结鼓舞红军斗志。比如，针对红军战士光脚行军问题，《红星报》在第2期上发表《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大声疾呼红军各级领导要把解决战士行军穿鞋问题，提到减少病员、巩固红军战斗力的高度来认识，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在很短时间内问题得到解决。再比如，红军进入粤湘境内后，由于不少战士缺乏防空知识，使敌机轰炸造成严重人员伤亡。《红星报》立即组织编发《加紧部队中的防空工作》的文章，连夜刻印，使红军指战员较快地学会了防空知识和隐蔽办法，并采取对空射击措施，从而减少了人员伤亡。

1935年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邓小平被突破乌江的英勇事迹所震撼，当即在马灯下撰文翔实记述。全文写完时，已是6日拂晓，他便在文尾处写下“1935年1月6日”。由于战事吃紧，《红星报》一直没有时间出版。在遵义期间，邓小平加紧编辑制作，1月15日《红星报》1935年第1期终于出版，里面刊登了他在桐梓坡深夜写就的《伟大转折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场胜利》一文。

遵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便在《红星报》上刊出了党中央与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及时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遵义会议的重要精神。遵义会议后，邓小平告别《红星报》编辑部，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在主编《红星报》70多期的工作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

邓小平如何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

张文良

从历史上看，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一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率先垂范，以上示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表率。

1979年，改革初兴。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时有发生，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为了整肃党风，邓小平亲自推动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严格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要求高级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规定》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求加快制定《规定》

至1979年，改革开放正在全力推进，各项事业陆续进入正轨，但干部思想和作风问题还需整顿。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生活特殊，影响恶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密切关注这些不正之风，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策。

1979年7月，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福建、广东一些领导借落实侨务政策为名，行受贿之实，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还美其名曰“赠送”“捐献”。对此，邓小平深恶痛绝。他批示：“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对已发生的事件，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对性质严重的，需要严肃处理，以儆其他。但最重要的是，在最短期内，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并提出：“由中检委为首，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开一小会，拟出几条，报中央批准后，立即施行。”10月4日，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

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79年下半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各有关方面参加，起草了《规定》。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几次审阅过程稿，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

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规定》作动员报告，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要求严格执行《规定》，恢复和发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亲自对高级干部进行动员和说明

为了消除干部的疑虑，让《规定》顺利执行，在1979年11月2日的大会讲话中，邓小平亲自作了说明。

关于制定《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一些好的传统，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规定》基本重申了以前的一些规定，把以前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当前，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不仅在高级干部中，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他指出：“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关于干部特殊化的危害，邓小平认为，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了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家长背了黑锅……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

关于《规定》的具体施行，邓小平认为，“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要想通这个问题。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规定》的施行

1979年11月13日，《规定》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并通过各种形式传达到海内外各界。

《规定》的内容共10项，对高级干部的住房、用车、食品供应、外出休养、文化娱乐、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做出详细严格的规定。

比如，要求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家属不能随迁的，其宿舍另行安排。宿舍的面积要有限额，由国务院做出规定。已工作的子女可以同住，如不能同住，其住房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解决。已安排宿舍的，不准再占用宾馆、招待所。高级干部宿舍，除按规定附设的会客室免收房租，其他用房按面积收取房租。水电费也要根据实际消耗，按比例分摊。

其中也有具有时代“特点”的规定，比如凡高级生活用品，如电冰箱、电视机等，今后一律由个人自理。原公家已经配备的，一律按市价合理折价处理给本人。本人不要的，由公家收回，不得以任何理由长期无偿占用，化公为私。在那个年代，冰箱、电视等物品还是高档用品。

比如，部长以上干部，每人配备专车一辆。临时需要增加车辆，由有关单位派车。常务副部长、外事和公安部门副部长及65岁以上的年老体弱的副部长，根据工作需要，每人可配备专车一辆。其他副部长一般不配备专车，由所在单位根据需要，保证用车。家属子女单独外出不供车，因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按乘坐里程收费。

比如，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各部门各地区和生产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在外事、外贸活动中，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除价格不高的零星纪念品外，一律交公。

《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今后凡违反规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错误严重、情节恶劣的，应给予纪律处分。

《规定》下发后，在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高瞻远瞩，及时发现问题，突破重重阻力，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带头执行，在整风肃纪中作出了表率，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私奉献的本色。

（摘自2018年第2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

邓小平怎样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王艳

从1978年1月到1979年2月，邓小平曾密集出访，数量之多，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出访国家的总和。当时，邓小平的出访有重大的战略目标，一方面要团结周边国家，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中国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帮助。他作为中共领导人，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决定了这些国家与中国国际关系的走向。最终，邓小平以他不同凡响的智慧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成果，改善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走上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道路。

针对不同受众，传递不同信息

国际传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细分受众市场，针对不同的受众提供不同的传播策略。出访之前，邓小平针对不同国家所要传递的信息早就做到了心中有数。

对于尼泊尔、缅甸、朝鲜等周边国家而言，讲故事的重点在于解释中国尊重别国独立自主和绝不称霸的信念。邓小平在尼泊尔指出：“霸权主义者在南亚的激烈争夺，使这一地区长期不得安宁，严重威胁着这一地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遭到南亚人民的谴责和反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深切同情并坚决支持这种正义的立场。”“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定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将继续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反对霸权主义。”

对于美国和日本，除了要寻求它们对中国外交的支持外，还要向它们寻求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和帮助。因此，讲故事的重点就在于中国推进和平的决心和中国未来发展稳定的预期，以及愿意成为一个负责任合作国家的态度。邓小平在白宫同卡特进行会谈时指出：“我们的看法是，整个世界局势是不安宁的。如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和平、安全、稳定的世界，就应该认真对待国际局势。就中国来说，我们不希望打仗。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环境。”

尊重当地文化，充分释放善意

讲述人只有先融入当地社会，让受众感受到他的善意和尊重，才能真正吸引到愿意听故事的群体。在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事先简单了解了邓小平的习惯，专门为他准备好痰盂和烟灰缸。但是邓小平事先也了解了李光耀的习惯和过敏症，与他在一起会谈时既不抽烟也不吐痰。当李光耀解释为何新加坡会在印尼之后同中国建交时，邓小平表示完全理解，并一语双关风趣地说：“我能忍耐，如同在这里我尊重主人的意愿，会谈中忍着没有抽一支烟。”邓小平对新加坡的访问赢得了李光耀极大的信任和好感，随后，中新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展开了深度合作。

在泰国，邓小平参加了王储哇集拉隆功亲王剃度仪式，这在非常崇信佛教的泰国广大公众中引起了强烈而良好的反响，泰国人民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这一情景都甚为感动。当地媒体评论到，“邓小平对泰全国头等大事的理解与重视，使他抓住了泰人民的心，成为最重要的历史性来访者”。

追寻共同之处，引发情感共鸣

寻找讲述人与受众之间共同的历史经历总是能快速地拉近彼此的距离。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民间流传着很多为两国人民所熟知的故事。邓小平访日期间借用历史上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道出了此次出访主题。他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邓小平的话音一落，现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接着，邓小平又补充说，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邓小平的话一下子就拉近了中日两国的距离，让人回想起2000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使双方可以忘却短暂的不快，携手走向未来。

各国人民在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巨大，但在情感抒发和表达上却有超越国界和民族的相通之处。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之间交往很少，美国人对于中共领导人往往留下刻板的印象。但是当邓小平在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热情拥抱并俯身亲吻了唱歌的孩子，在场的不少美国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那一刻，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和他们有着一样真情实感的邻家爷爷。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泽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投票反对孩子们唱中国歌曲。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在美国休斯敦马术竞技场表演开始前，两名骑白马的妇女把邓小平请到观众面前，向他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他当即高兴地戴上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后来回忆此事时说：“美国普通民众看到这样的邓小平，当时就觉得，这个人虽然是个共产党，但好像也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他会笑，也许我们可以和他接触和他谈判。”

善于运用媒体，发出自己声音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媒体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传播媒介。邓小平在对外访问中，不仅以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向世界讲述中国，还通过当地知名媒体记者来传播他的观点。

邓小平访日期间出席了在东京日比谷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参加西式记者招待会。在面对400多名世界各国记者时，邓小平从容、巧妙地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当“钓鱼岛”这个敏感的问题提出后，他冷静、幽默、智慧的回答令在场记者深深为之折服。在回答有关四个现代化问题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中国已经制定目标，在20世纪末时，现代化建设有所突破。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正确的政治环境和政策。邓小平通过各国记者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希望稳定发展的愿望和决心。

邓小平还善于利用当地知名媒体记者的影响力，他接受美国广播电视界评论员采访时表达出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愿望：“我这次访问美国肩负着三项使命：第一是向美国人民传达中国人民的友谊；第二是了解美国人民，了解你们的生活，了解你们建设的经验，学习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第三是同贵国的领导人就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在休斯敦访问期间，他还同美国西南地区的报纸、杂志主编和发行人共进早餐。席间，他充满自信地预言了中美合作的光明前景：“中美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

邓演达宋庆龄平息骚乱

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与支持下，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同年7月，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邓演达等领导国民党左派高举新三民主义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被蒋介石和其他反动势力从东、南、西三面包围，而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打着“讨赤”幌子，命奉军主力南下，一面抢占吴佩孚的河南地盘，一面布军于湖北边界地区，从北面威胁武汉。为了从军事上打破被围困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先将威胁武汉的奉军击退，迎接冯玉祥的军队进入河南，将北方的军事行动交付冯玉祥处理，随后再回师全力对付蒋介石。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领导了战前动员，并主持制定了北伐期间政治部的工作原则和方法。

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举行北伐誓师典礼并庆祝军事委员会成立。邓演达在北伐誓师典礼上发表讲话，阐述了出兵河南进行“二次北伐”的重大意义。4月29日，邓演达率领总政治部随北伐军进驻信阳，后移驻驻马店。期间，他一面领导政治宣传工作，一面主持举办各种培训班，训练有关人员。此外，他还经常去前线视察、指挥作战，并随时指导部队的政工工作。

邓演达非常关心官兵的健康和生活情况。部队出发前，他就指示有关单位为官兵注射防疫针，并购买了大批药品以备不时之需。他还三令五申地训示采购人员：要严格把好药品质量关，坚决杜绝“变质和腐坏”的药品进入战地医院，并重申一旦发现在采购过程中出现拿回扣、购假药等行为，一定“严惩不贷”。

当时，由于交通条件的制约，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都被送到驻马店，稍事停留后再集中送往武汉治疗。邓演达不仅亲自慰问伤员，还派得力人员建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专门负责救护、慰问工作。通过总政治部的大力宣传，驻马店民众很快捐款捐物，送水送粮，并主动参加护理，让伤员们得到了及时救治和很大照顾。

1927年6月，北伐军击溃奉军，和冯玉祥部胜利会师后，陆续撤回武汉。一天，在武昌伤兵医院里，有一些从河南运回武汉的伤兵闹事，用手榴弹威胁医院的医生护士。医院连忙打电话到总政治部求助。邓演达闻讯后，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立即赶到医院，冒着生命危险和闹事伤病员面对面对话。当时，闹事者握着手榴弹前来。邓演达毫无惧色，冷静地说：北伐军负伤官兵同志们，这次北伐作战，你们辛苦了！你们在战场上艰苦奋战，负伤流血，是为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对内打倒军阀、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这次打败了敌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我们大家都感到高兴，人民也感到高兴。你们回到后方，理应得到好好的照顾，可是我们做得不够。也是环境关系，没有尽量做好，我们很抱歉，也很难过。但是我们一定积极设法来解决那些困难问题就是了。

宋庆龄也赶到医院，对闹事者发表讲话说：北伐军负伤官兵同志们，你们在前线负伤流血，回到后方来，没有很好地关怀照顾你们，我们感到遗憾，也十分难过。她接着还说明了这次北伐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关系。对闹事者既晓以大义，又热泪盈眶地表示同情与关怀。

负伤官兵听了两个人诚恳的讲话后深受感动，闹事者放下了手榴弹，事件在没有人受伤的情况下得以迅速平息（据后来查明，这次闹事是蒋介石的特务为了给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造成混乱暗中唆使的）。事件刚一结束，邓演达就马上派人到各医院，听取医生护士和伤病员的诉求，找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一一做出了妥善处理。

邓贞谦：积极开创萍北工农武装割据

吴昌荣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贞谦受组织委派，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萍乡从事农民运动。

他与中共萍乡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在萍乡县城东门伞铺里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以《新萍周刊》主编的身份为掩护，进行广泛的社会联系，积极恢复、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了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入党。

由于工作出色，1927年12月5日，在中共安源市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时年20岁的邓贞谦被推选为中共安源市委委员，不久，又被安源市委派往萍乡湘东区担任区委书记。当时，为响应中共湖南省委促成湖南全省总暴动的政策，中共安源市委决定分五个区域准备萍安总暴动。邓贞谦积极准备，并通过办刊“结识”了驻扎在上栗的国民党靖卫队队长，“介绍”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该队“当兵”，很快摸清了靖卫队的布防情况。

1928年1月15日，暴动队成功发起起义，袭击了上栗靖卫队驻地，一举夺得50余支枪，暴动首战告捷。第二天，起义部队到上栗斑竹山，宣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直辖第二团，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击土豪劣绅和筹建苏维埃政权等革命工作。

斑竹山起义震惊了国民党当局，他们立即纠集萍、浏、醴三县反动派军队发动“围剿”。起义军虽进行了英勇战斗，但由于寡不敌众，3个月后起义失败。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邓贞谦等人组织起义队伍埋藏枪支，分散隐蔽，以图东山再起。

斑竹山起义期间，邓贞谦被组织上派往东桥，代表中共安源市委正式接管小西区党组织和工农武装。1928年3月，萍乡之敌深入小西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敌人，邓贞谦等人把萍乡区游击营与醴陵南区游击营合编为萍醴游击营。此后，邓贞谦应工作需要离开部队，但仍设法和部队保持联系，并及时把毛泽东转战井冈山的情况传递给他们。

此后，由于邓贞谦的身份暴露，《新萍周刊》遭封查，邓贞谦便来往于宜春西村、萍乡宣风、湘东各地，领导进行恢复扩大党组织、发动建立工农武装的活动。

邓贞谦在担任湘东区委书记的同时，还负担起中共安源市委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联络工作。1928年4月的一天，邓贞谦来到井冈山茨坪，将萍乡地区的情况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向邓贞谦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下山前，还让邓贞谦带上一些黄金，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不幸的是，邓贞谦从井冈山返回萍乡路过南坑的街头时，被靖卫团认出并逮捕。邓贞谦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严刑拷打，他咬紧牙关，没有向敌人吐露一个字，并在监狱的墙壁上挥笔写下了“暴动不怕激烈，牺牲要有价值”和“坚决执行土地革命，彻底消灭统治阶级”两副对联以明志，表现出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1928年6月8日中午，邓贞谦被敌人残忍地杀害在萍乡县城大西门外的一棵茶树下，年仅21岁。

东江北去

原标题：东江北去

作者：黄加佳

行进中的东江纵队

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

曾生在坪山与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

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

1946年6月30日清晨，三艘美军登陆舰徐徐开出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军舰上搭载着2583名东江纵队指战员，向着中国北方的解放区缓缓驶去。

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创建和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之时，国民党反动派却在预谋发动内战，谈判桌上假意与共产党和谈，背后的屠刀已然寒光乍现。

广东是国民党军事统治最森严的地区之一。几乎是孤陷重围的东江纵队，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的直接冲突。事实上，广东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完成了彻底清洗东江纵队的军事准备。

为了争取和平，也为了保存革命火种，中共中央果断决定东江纵队北撤。

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中，东江纵队能够全身而退，既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也与东纵领导层在谈判桌上与敌人苦心周旋密不可分。3年之后，北撤的东江儿女与大军一同挥师南下，为解放华南作出独特贡献。“东江纵队北撤”也成为一次为人称道的战略大转移。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这个消息传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指挥机关所在地广东罗浮山山区时，当地百姓和东江纵队的战士们沸腾了。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人们欣喜若狂，高唱《东江纵队之歌》，到处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许多人流下激动的眼泪，有的同志拿出仅有的钱换煲糖水喝，有的“小鬼”高兴得乱蹦乱跳，高呼“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更是喜出望外。就在8月9日，毛泽东主席刚刚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毛主席说：“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宣战），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看到这个声明时，曾生认为，“最快也要一年半载才能把鬼子打出去。”没想到，过了不到一周时间，胜利就来了。

激动过后，曾生陷入沉思。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今后的斗争还很艰巨。一来，日本虽然宣布投降，但是日军庞大的武装尚未解除，仍盘踞在许多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二来，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向粤北调兵遣将，打算围攻东江纵队。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围追堵截。早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就曾经派兵疯狂进攻曾生在坪山的驻地；1945年7月，驻赣南的国民党军第63军、第65军又对东江纵队的北江解放区发起进攻。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双方失去了“共同抗敌”的合作基础，矛盾也就进一步公开化了。下一步是战是和，时局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大家如坠迷雾。

日本投降后的十天之内，蒋介石先后给毛泽东发来三封电报，请他去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刻薄寡义早有明证，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遭遇便是前车之鉴，但为了谋求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9月14日，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突然派特使贝鲁罗索夫秘密访问延安。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长春铁路30年，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共享30年，大连为自由港等，作为交换，苏联政府承诺将一切援助给国民政府，而不给中国共产党。

然而，“条约”刚刚签署一个月，苏联发现美国有染指东北的意图，于是他们秘密联络中共中央，表示继续支持中共。

基于这一变化，中共中央对战后军政总方略做出重大调整。9月1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抢在国民党军队前，夺取整个东北的控制权；“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长江北的防线，牵制和阻止国民党向华北和东北进军。

原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曾庆榴告诉记者，抗战胜利时，中共军队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北地区，在长江以南不占优势。因此，“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着眼于全国战略部署的果断抉择。

不过，这样一来，长期在广东作战的东江纵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建议东江纵队采取“分散坚持”的方针，力求保存干部与实力。

1945年10月10日，经过43天尖锐而复杂的谈判，《双十协定》终于签订，但正如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说的那样：“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双十协定》签订后，国民党军队一天也没有停止对人民军队的进攻。

《双十协定》公布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发布了《剿匪手册》，冠冕堂皇地告诫各级军人：“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对蒋介石“剿匪密令”响应最积极的国民党将领莫过于主政广东的张发奎。《双十协定》签署仅10天，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便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

张发奎是广东始兴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给所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之名。时任第四军军长的正是张发奎。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发奎曾率部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可以说是于抗战有功。可抗战后，张发奎坚决反共立场丝毫未变，对付起自己辖区内的东江纵队更是毫不手软。“绥靖会议”上，他召集广东、广西两省的军政首脑，布置了3个月内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清剿”完毕的任务。

会后，广东的国民党军倾巢出动，第65军154师扑向东江纵队东进指挥部；第63军153师扑向东江纵队江北指挥部；第63军186师袭击粤东大北山根据地；第63军152、187师包抄五岭根据地……一时间，从南岭山脉到珠江两岸，从潮汕平原到雷州半岛，国民党军队动用了17个师，“围剿”东江纵队。

一支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

《双十协定》签署后，中国不但没有迎来和平，国民党挑起的冲突反而愈加频繁。1945年1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节国共双方的冲突。

1946年1月初，国共双方签订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随后，国民党代表张群（后改为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最高三人小组，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军调部向冲突最激烈的地区派出了8个执行小组，其中的第8执行小组就是派往广东的。

1946年1月25日，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乘坐美国运输机降落到广州天河机场。中共代表是方方少将。

方方，1924年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他回到家乡广东省普宁县从事农民运动。红军长征后，他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三年多。抗战爆发后，方方担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领导广东、福建、广西等地的抗日武装斗争。他是一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过，这一次方方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第8执行小组刚到广州，张发奎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密令：“长江以南不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内，贵行营管辖区残匪希加清剿，限期肃清。”

有了蒋介石的尚方宝剑，张发奎根本不想跟第8执行小组多费口舌，一口咬定广东只有“土匪”，没有中共武装。

1946年1月31日的香港《华商报》写道：

本月廿六日，广州各报刊载广东军事当局的发言说：“广东没有中共军队，只有些‘土匪’，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

在第8执行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黄伟勤与张发奎的口径如出一辙，上来就说：“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停战在广东没有实际意义。”

方方立即驳斥：“广东的中共武装部队有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粤中的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韩江纵队、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等，他们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抗日战争中，曾生将军领导的东江纵队在惠阳、东莞、宝安、增城、佛冈、南雄、始兴等地建立了根据地，香港沦陷之后冒险营救国际友人、盟军飞行员和国民党政府要员。这些都是中外皆知的事实。如今国民党政府颠倒黑白，诬蔑东江纵队是‘土匪’。这是在为消灭这支抗日部队制造借口。”

美方代表米勒上校也对国民党方面的态度表示不满。他说：“军调部给我们第8小组的训令与任务，我是亲自接受的。作为军人，我竭力效劳。”

黄伟勤见美国人也站在方方一边，无言以对，第一次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此后的几次会议，火药味越来越浓。国民党副代表凌志明后来回忆说：“会谈开始时，一方说‘有’，一方说‘无’，态度比较文雅，可后来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常常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常常是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味。”

2月5日，张发奎在广州行营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据国民党中央社报道：

张氏对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来粤问题，有所论列。张氏郑重指出：行营从未奉到辖区内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

张发奎的态度很快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驳斥，他要求广东军政当局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

同时，香港《华商报》等媒体也开始声援东江纵队。2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发表了中共广东区党委发言人的谈话，呼吁各界共同督促国民党停止进攻解放区，实现全面和平，要求国内外正直人士派遣考察团来广东考察，了解事实真相。

抗日战争期间，东江纵队不但秘密营救驻港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营救过盟军飞行员，还为盟军提供过情报。因此，当张发奎否认东江纵队的存在时，不少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纷纷站出来声援。

张发奎一时难以抵挡舆论的压力，3月初借着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躲到重庆去了。

为了破解僵局，此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将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治委员尹林平叫到重庆。

尹林平，原名尹先嵩，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在赣南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他就是赤卫队队长。红军长征后，尹林平滞留福建，一直坚持斗争。1938年11月，中共东江特别委员会成立，尹林平任书记，领导东江各县的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当年，就是他配合廖承志将800多位著名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从香港秘密转移到内地安全区。尹林平在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中很有威望，让他来代表东江纵队发声，最合适不过。

1946年3月18日，周恩来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让尹林平向中外记者介绍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事迹，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东江人民的暴行。《大公报》记者问：“听了林将军（尹林平当时对外公开的名字是林平）的介绍，我清楚知道东江纵队是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为什么张发奎将军竟一口否认呢？”

尹林平回答：“我们这支部队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把它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它，我们一直在敌后坚持抗日，从东江、珠江，打到北江、西江和韩江，哪里有日本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受到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海外侨胞的拥戴，许多青年从海外跑回国加入我们。现在单是东江纵队就拥有一万多人。我们在广东艰苦抗日八年，多少战士的血洒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6万多平方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成为一只中外共知的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日本投降了，蒋委员长调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对我东江纵队根据地全面进攻。他们一面派出重兵大肆围攻，一面却谎称‘东江没有共军’，这不就是他们睁眼说瞎话吗？”

这次招待会影响很大。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民盟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消息传到英美，当年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盟军战士也先后发表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不但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张发奎的信口雌黄，一些国民党内部人士对他的态度也颇为不满。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刚到重庆，军调部国民党代表张治中找到他说：“你是第一个否认共军存在的高级将领。”

张治中对张发奎说，马歇尔对他破坏调处的行为非常不满，因此要蒋介石将他召到重庆，迫他承认广东省存在共军。

没想到，张发奎态度异常强硬。马歇尔要见他，他不见。蒋介石出面让他去向马歇尔解释，他说：“我没有错，怎可以认错？”限期消灭共军是蒋介石的手令，可是面对美国人的压力，他也不得不让张发奎虚与委蛇。

张发奎不甘心，向蒋保证：“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张发奎回忆，蒋介石仍劝他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

听了蒋介石的话，张发奎仍愤愤不平，觉得自己可以消灭东江纵队，没必要听美国人摆布。心中虽然不忿，但作为下属他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计策——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力量存在，并于3月底与中共方面签订了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

再次回到谈判桌

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主要有这样几条：一、华南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二、华南中共武装力量北撤2400人，不撤退的可以复员，发给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三、北撤人员撤退到陇海路以北。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具体措施商定回广东再谈。

为了监督这一协议的落实情况，3月31日，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和美方代表柯夷组成军事代表团与张发奎、尹林平同机飞回广州。没想到，一到广州张发奎又捣起乱来。

4月2日，廖承志与张发奎、皮宗阚、柯夷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开始，国民党代表皮宗阚问张发奎：“广东究竟有多少中共抗日部队？”张发奎哈哈一笑说，广东只有几十个，最多上百个土匪，成不了什么气候，根本不值得一提。

廖承志听张发奎的话头儿，知道他又要出尔反尔，于是回敬道：“张主任，你调了六个师的兵力去进攻谁呀？如果张主任的话属实，我准备在明天的《国民日报》头条发表一个爆炸性新闻！广州行辕张主任兴师动众，派出六个师的兵力，围剿不到百人的抗日游击队！”

张发奎理屈词穷，无言以对。就连美国代表柯夷也觉得他前后矛盾，十分可笑。廖承志借此机会，向柯夷讲述起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港岛，处境十分危险。东江纵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800多位文化名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克尔率领20架战斗机轰炸被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战斗中克尔的战机不幸被日军击中，克尔跳伞降落在观音山。日军发现后在附近展开地毯式搜捕。幸亏东江纵队的小通讯员李石及时发现了克尔，并通过东江纵队辗转将他护送回桂林空军基地。

1945年3月，美军海军上尉甘兹带着陈纳德将军的介绍信找到东江纵队，请东纵协助他们在大亚湾和汕头附近选择适合美军登陆的地点。东江纵队发现，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洞穴工事，于是绘制成图交给美军。接着，东纵情报人员买通一名日军翻译得知，驻守在那里的是日军精锐“波雷部队”。得到这个情报后，美军决定避开“波雷部队”，在连云港登陆。后来，为加快战争的结束进程，美国决定向日本本土扔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虽然没有执行，但美军对东纵的情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军专门致信曾生：“你们关于日军129师团的报告十分重要，总部致以感谢！”

美国代表柯夷听完廖承志的介绍，深受感动。张发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交锋，张发奎终于在“北撤协议”上签了字，并发表《行营公报》：东江纵队2400人乘坐3艘美国运输船，北撤山东。路线是从广东省宝安县大鹏湾出发，前往山东烟台。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协议虽然签定，但是还有许多遗留问题悬而未决。国民党政府会不会报复留在广东的东纵队员？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及居住、就业自由？海南岛的琼崖纵队怎样撤退？东江纵队北撤会不会成为第二次“皖南事变”，如何保证战士们的安全？这些都是未知数。

为了不让敌人“一锅端”，领导留在广东的东纵战士继续战斗，曾生认为，他、方方和尹林平三人，不能绑在一起，一定得留下一个人。方方是第8执行小组成员，走不了；曾生是东纵司令员也走不了；尹林平是政治委员，国民党认为政治委员只会做政治工作，不会打仗，他要是留下可能会容易些。

正巧这段时间尹林平闹肚子，于是他在一次谈判中提出请假去香港治病。国民党代表黄维勤猜想，尹林平这一去肯定不会再回来，于是极力反对。方方找到米勒问：“上校先生，在你们的军队中，病人有没有治病的权利？军队是否也要有人道主义？”米勒很痛快就同意尹林平去香港治病。

尹林平按规定将所乘的火车班次告诉国民党方面。然而，到了火车站，他见人头攒动，根本买不到票，于是当机立断改乘轮船。谁知道，他原定乘坐的列车行驶到增城境内，竟然翻了车。事后曾生他们了解到，这起翻车事故是国民党“杀敌”大队大队长朱兆康干的。

尹林平躲过一劫。

集结大鹏湾

5月份，北撤工作进入实质执行阶段。

东江纵队各部队分散在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彼此之间通讯不便，想要在一个月之内顺利集结到大鹏湾，难度可想而知。为了破坏东江纵队的集结，国民党方面人为设置了许多障碍。

东江纵队《前进报》记者钟鲁平回忆：

（东纵）宿营地必须经过国民党指定，行军道路仅仅由国民党军队撤出五里的走廊，东纵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随时都可能有遭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同时宿营时不能作军事演习（初意竟不许放岗哨，后争取补充为：自卫性的警戒是必要的）。此外对民众方面：第一，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第二，不许民众慰劳；第三，不能作行军以外的工作；第四，不能与当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项。同时还规定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

为了保证顺利集结，5月25日第8执行小组分三个支组，由广州出发分赴江南、江北、粤北三个地区调处东江纵队北撤工作。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跟随江南支组抵达惠州。曾生回忆，到惠州后，国民党地方要员三天两头请他们吃饭，可就是对部队联络的事情推三阻四。

眼看半个月过去了，还没和部队联系上，曾生心急如焚。他向国民党方面摊牌，要求立即与坪山根据地的东江纵队江南支队联系。

当时，惠阳县有两个地点——一个“坪山”、一个“平山”，若用广州话讲发音相同，若用客家话讲则发音不同。坪山在淡水镇西南，是东江纵队的根据地，平山则在淡水镇东北，没有东纵部队。这个情况国民党方面心知肚明，可他们偏偏要到平山去寻找部队，来来回回耽误了好几天，而在坪山根据地原地待命的东纵战士们则心急如焚，明明收到了北撤的通知，却迟迟接不到起程的命令。起初，他们以为是通讯联络搞错了对象，殊不知是国民党在暗中使坏。

为了把东江纵队消灭在集结的路上，国民党军队不惜下杀手。原名刘锦进的刘黑仔是惠阳大队短枪队小组长，出了名的神枪手。1941年至1945年，他带领短枪队在惠宝、港九一带活动，收集军事情报，运送武器，护送文化人，抢救国际友人……甚至还曾经夜袭日本兵营，化装成日军小部队活捉日军特务东条正之大佐。刘黑仔威名赫赫，日军曾多次重金悬赏他的人头，都奈何不了他。

5月1日，刘黑仔短枪队随粤北支队撤至南雄和江西交界的界址圩。那天上午，刘黑仔等人正在一间屋里开会，敌人的便衣故意在街上惹起事端。冲突之下，枪声响起，街上秩序大乱。敌人的机枪、手榴弹从四面八方袭来，刘黑仔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差，刘黑仔受伤三天后，牺牲在前往指挥部的路上。这位威名素著的抗日英雄，就这样倒在了北撤的路上。

在集结途中，国民党军队曾屡屡向东江纵队的战士们发起进攻。国民党第153师457团1营偷袭江北部队，8名东纵战士牺牲、7人被捕；粤北部队集中在龙江时，一名国民党特务企图暗杀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曾生率部集中到牛皮嶂下，国民党军保安第7团出动两个营兵力，向他们发起了进攻……东纵的战士们恨不得跟他们同归于尽，但曾生等高级将领总是劝大家“以大局为重”。

6月下旬，距离集结日期越来越近，分布在广东各地的东纵战士排除万难，先后抵达了集结地葵涌大鹏湾。

登船前险象环生

葵涌位于广东省宝安县，也就是深圳的前身。葵涌被求水岭、雷公岭、坪头岭、笔架岭群山环抱，对面就是大鹏湾。这里虽然风景秀丽，但是打起仗来没有回旋的余地，很容易被敌人“一锅端”。

曾生、方方等十分忧虑。特别是曾生，看着葵涌的地形和从四面八方集结而来的北撤战士，他头脑中不断闪现“皖南事变”的画面。

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国民党已从惠州淡水调来两个师，包围了东江纵队的北撤人员。几天前，曾生在惠州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联络北撤工作时，该指挥所司令曾悄悄提醒他：“你们要抓紧时间走，他们正在调动部队，想消灭你们。”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国民党正规部队。可见，广东地方部队希望将东江纵队送走，但国民党正规军希望将他们就地消灭。

为了不重蹈“皖南事变”的覆辙，曾生等人召开作战会议，重新调整编制，布置兵力，要求大家分头寻找船只，以备不测时从海上突围。除加强布防外，东纵指挥部还在葵涌入口处布置重兵，埋置地雷，做好应战准备。一时间，部队进入紧急状态，战士们个个严阵以待。

当然，从源头解决国民党的武力威胁，还是最关键的。在第8执行小组抵达大鹏湾后召开的小组会上，方方当着米勒的面质问黄维勤：“国民党政府军队总是尾随着我们，我们的安全究竟能不能得到保障？”

黄维勤心中有鬼，默不作声。米勒则一个劲儿地打圆场，要方方和曾生相信张发奎的承诺。方方向米勒列举了国民党向葵涌附近的横岗、虾涌增兵，修筑工事的事实。另一方面，人在香港著名报人萨空了也通过《华商报》记者连贯，向东江纵队递来情报：“顽军两个团又开向我区，拟歼灭我集中的部队。”

面对事实，米勒非常不满。他以第8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封急电，要求他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之前，保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

张发奎接到电报后，知道不可能在葵涌对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下手，于是又生一计，他发电报给米勒称有“要事相商”，让第8执行小组全体人员回香港。方方一眼识破了他的伎俩，表示：“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米勒也想尽快完成工作回国，也不同意离开葵涌。

与此同时，香港的报纸也不遗余力揭露广州行营针对东江纵队集结的一系列阴谋。广东的民主人士、香港惠宝同乡会和海外侨胞纷纷发表声明，要求广东行营保证东江纵队安全北撤。在各方压力之下，广州行营只好通过中央社发表声明，“保证中共人员安全北撤”。

虽然北撤人员遵守沿途不举行欢送会的规定，但是部队集结到葵涌后，许多战士们的家属和父老乡亲，仍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子弟兵送行。为此部队专门设立了一个临时招待所。

北撤战士张持平回忆，家属们有的带鸡鸭，有的送茶果，有的送零用钱，有的送冬衣，还有从没去过北方的家属问：“北方冷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小便下来立即结成冰塔？”这些担心虽然听起来可笑，但是折射出父母、家人和乡亲对广东子弟的担忧。他们到北方会不会水土不服？能不能吃得饱、穿得暖？

为了做家属们的思想工作，干部们没少费口舌。不过，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北撤战士们自己坚定的意志。

北撤战士罗贵回忆，自己的父母、姐姐、姑姑、堂兄多次到葵涌，劝他复员回家。亲人们说：“你北撤到山东，远离家乡，前途渺茫，生死未卜，整天行军打仗，吃不饱穿不暖，不如回家团圆、共同劳动过日子，免得家人为你担惊受怕。”亲人的泪水虽然令罗贵心酸，但想到自己刚刚念过的入党誓词，哪能先顾自己和家庭呢？于是，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跟随部队北撤。

原定6月23日启航，但是由于遇到台风，三艘美国军舰直到6月29日下午4点才靠岸。临行前，方方站在沙滩上对北撤战士们说：

你们打了八年日本鬼，解放了大片国土，挽救了千百万同胞的厄运！然而日本投降了，你们却不能不离开家乡……去为和平而努力，去为民主而努力，去为创造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努力……你们为了坚决执行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训令，决然毅然冲破困难——不怕牺牲，不怕艰苦，义无反顾地英勇集中北撤，说明你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怀抱的伟大，不愧是人民优秀的儿女，不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方方的话给了北撤战士们很大鼓舞。为了感谢米勒上校在北撤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曾生代表全体指战员向他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米勒接过锦旗也很激动，举起双臂高喊：“祝中国早日实现和平！”方方高喊：“和平万岁！民主万岁！”在场的战士们也高喊起来，现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仪式结束后，北撤战士们开始登船。

按照“协定”东纵战士只能撤退2400人，而中共在华南的抗日武装人员总数要远高于此。曾庆榴教授说，北撤人员大多是排以上干部，更多人只能留在广东。

很多战士或想继续追随革命，或怕复员后遭到国民党当局报复，都想跟随部队北撤。张持平记得，快开船时，海滩上还聚集着200多女卫生员、女炊事员和小鬼。“她们不愿复员，有的还大哭着，恳切要求跟我们一道上船。她们说：我们参加部队好几年，无论如何跟你们去。”

张持平深受感动，立即请示曾生。曾生说：“虽然规定只能撤走2400人，但是美国佬没点名，就让这些女同志上船吧！”就这样，滞留在海滩上的200多名女战士和小鬼都上了船。据统计，最终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队员共有2583人。

6月30日凌晨，北撤军舰启航，向着目的地烟台驶去。

曾庆榴教授说，6月26日，也就是北撤军舰开船的前三天，国民党当局已经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江纵队的战士们仍能成功北撤，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北撤之后

经过5个昼夜的航行，7月5日清晨，北撤人员乘坐的登陆舰终于抵达了山东烟台港。眼前的一切令北撤人员们感动。东江纵队《前进报》随军记者钟鲁平这样写道：

在挡浪坝码头，八路军的仪仗队奏起了庄严的军乐，马路两旁欢迎的老百姓高呼：“热烈欢迎抗日有功的东江纵队北上烟台！”“坚决保卫和平！坚决保卫解放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打内战！”欢呼声、锣声、鞭炮声此起彼落。当战士们走到大街的时候，老大娘把准备好的糖果、鸡蛋、苹果、花生等一袋袋慰劳品往战士们的挂包里塞，战士们感动得掉下热泪……

半个多世纪后，北撤战士何小林回忆当时的情景感慨：“对于刚刚走出山沟丛林的游击战士来说，犹如来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

两个老大爷一边一个拉着“小鬼班”战士的手，这个往战士口袋塞花生，那个往战士干粮袋塞鸡蛋。这个问战士：“孩子，你多大啦？”那个对战士说：“孩子，你到家啦，不再受苦啦！”一位老大娘拽住连队卫生员不让走，一会摸摸卫生员的短头发、黑脸颊，一会看看卫生员的黑衣裳，端起一碗鸡蛋糖水，喃喃地说：“闺女，好闺女，辛苦了，喝吧！”

一路上，何小林记不清与多少热情的群众握过手，说过“谢谢”！记不清有多少大娘、大嫂送来糖水、毛巾，更记不清自己的干粮袋里被塞进了多少花生、糖块、鸡蛋和红果子……昨天告别了广东的亲人，今天迎来了山东的亲人，背井离乡的北撤战士们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

1947年3月，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共中央决定以东江纵队北撤人员为基础组建两广纵队。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在山东滨县成立，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隶属华东野战军。

解放战争中，这支队伍先后参加了江淮、临朐、诸城、豫东、济南、淮海等战役，配合主力兵团作战，共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

1949年秋，两广纵队挥师南下，与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及粤、赣、湘边纵队并肩作战，解放了广州。北撤的东江纵队儿女们，终于兑现了自己“打回广东”的诺言。

渡江战役第一枪：西梁山战役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全面发起渡江战役之前，在安徽和县长江北岸的西梁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奉渡江战役总前委命令，率先打响了“渡江战役第一枪”，打乱了国民党军队长江防御部署，牵制了敌人数万兵力，为我军横渡长江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军战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进入最后一年，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主力已损失殆尽。但国民党政府不甘心失败，在长江沿岸增派重兵把守，加紧构筑工事，并凭借海陆军联合作战的优势，建立了自吹为“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共军只有经不起几发炮弹的木帆船，要想渡江那是做梦！”“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为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根据党中央的命令，成立了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人组成的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共100万人，分三个重兵集团，部署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长江北岸。根据总前委命令，1949年3月底，第90师万余人，进抵安徽和县西梁山北边的白渡桥待命，揭开了震惊中外的百万雄师过大江战役序幕。

西梁山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与芜湖的东梁山夹江对峙，隔江相望，合称为天门山，如一座天设的门户，扼守江面，地势险要。当年李白游此地后留下“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的千古佳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重地。为确保渡江战役胜利，渡江战役总前委综合分析战场态势，明确指出：在抓紧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要以一定兵力，拔除敌人在长江北岸的重点布防据点，确保我军顺利渡江。西梁山作为国民党长江防线在江北的唯一制高点，是扼守国民党首都南京的咽喉要地，攻打西梁山对于渡江战役尤其中路突破意义重大。因此，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制定并报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指出：为扰乱敌人江防计划，迷惑敌人，减少我军真正的突破口处敌人的防守兵力火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战略，由第39军第90师率先攻打西梁山，千方百计让敌人产生错觉，牵制敌人的兵力火力，为主力部队渡江创造有利条件。根据敌人的防守配备，我军指挥部研究部署决定：以第269团担任主攻，第268团担任佯攻，同时第270团为师预备队，两三天内打下西梁山。

“渡江战役第一枪”。1949年4月7日黄昏，第90师师部由白渡桥进入西梁山西北边指挥所，各团进入预定阵地，并立即排除地雷等进攻障碍，开辟进攻道路，组织火力准备进攻。8日凌晨3时，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担任主攻的第269团的步枪、机枪等轻重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扫射，一排排手榴弹投入敌人工事内爆炸，战士们飞身冲入敌人战壕肉搏拼杀，国民党驻军很快溃不成军，纷纷向大陀山主峰逃窜，小陀山、卧龙岗阵地飘起了胜利的红旗，战士们在巩固阵地后向大陀山主峰发起冲锋。

面对我军的攻势，国民党军队不甘心失败，凭借大陀山主峰地形优势疯狂射击，江面上4艘军舰、江对岸东梁山炮兵和数架飞机形成了海空交叉火力，向我军阵地和后方补给线狂轰滥炸。面对敌人的疯狂反扑，指挥部立即对战斗部署进行了调整，补充物资人员，并根据战斗的发展，采取偷袭和强攻相结合的办法，10日晚间向小陀山守敌发动了再一次攻击，成功夺回失去的小陀山阵地，残敌逃往大陀山。

11日，敌方再次集中兵力、炮火、飞机对我军阵地发动凶猛攻击，整个山头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我军严阵以待，前仆后继，与冲上来的敌人作殊死的拼夺，击退了敌军的一次次疯狂反扑，战斗呈现胶着状态，异常激烈。天黑前，部队正准备向西梁山发起总攻，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因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8天的临时协议，兵团部电令部队暂停进攻，回原地驻扎待命，西梁山战役至此终止。

“西梁山战斗是一场重要的牵制战”。西梁山一役，我军声东击西，敌人误以为解放军要打下西梁山，从西梁山渡江，并与敌军反复争夺，加深了敌人的错觉，敌人更加重视这一带的防御，调集了大批兵力火力进行防守围攻，我军从而成功迷惑和牵制了敌人，保证了兵团主力从荻港、鲁港、三山镇等处的顺利强渡成功，并使固守西梁山的敌军遭受重创，瓦解了敌人的军心，最终完成既定主要任务——帮助主力部队成功渡江，在我军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但是，短短数天的西梁山战役是一场极为惨烈的大血战，包括第270团团长朱慕萍、第269团一营营长范光和在内的人民解放军1500多名指战员，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下，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大军渡江的胜利和江南的解放。为缅怀先烈的光辉事迹，激励后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1952年起，党和政府在西梁山上建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及革命烈士塔、馆、墓、亭、院等，供后人瞻仰怀念。

范文澜在河南投身抗战

抗战前夕，范文澜来到开封，任教于河南大学。时值日军由华北南侵，范文澜便以河南大学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抗敌工作训练班，聘请有经验的教员讲授中国问题和游击战术，参加训练班的青年学得非常积极。

抗敌训练班声誉很好，范文澜与同仁商量后，决定挑选部分优秀学员南下信阳打游击，并沿途举办短期培训班，联系当地青年，宣传抗战，发动民众，培养抗日骨干力量。

这支近百人的队伍被命名为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简称服务团），由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范文澜分别担任正副团长，成员大多来自河南大学及北仓女子中学、省立女子中学、开封女子师范和开封高中。服务团一切具体事务都由范文澜负责。

服务团从开封步行到许昌，在许昌办了一个为期两周的训练班，受到当地政府、驻军和民众的欢迎。1938年1月30日（农历1937年腊月二十九日），范文澜带领服务团抵达舞阳县一个小村庄。这时恰逢过年，服务团连夜组织学员画漫画、写标语，向村民宣传抗日道理；随后又在附近村庄举办识字班，编唱通俗易懂的《抗日三字经》。范文澜带领学员们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演出抗日话剧。

春节后，范文澜带领服务团进驻舞阳县城，与当地抗战及青年团体联手进行抗日宣传，这引起了驻舞阳第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的不安，于是授意县政府将服务团赶出县城。舞阳县长也不敢出面，派警察局长去找服务团。

范文澜听到警察局长的“逐客令”后非常愤怒。第二天，他找到关麟征，质问他为什么赶服务团走。关麟征自知理屈，随即摆了几桌酒席为范文澜和服务团学员“压惊”。范文澜将酒桌当成了演讲台，他对大家说道：“诸位，我们在这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和炮声，可是大家可曾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一场怎样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有多少父老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在遭受着敌人的蹂躏！我们的民族在流血啊！大家还是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服务团学员和在场军官们无不被范文澜的演讲感染。

1939年春，日军加紧对信阳、桐柏一带的侵犯，为保证范文澜安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范文澜从信阳回到确山县竹沟镇，随同党委机关一同行动。

父辈的荣光

管严

我父亲管开智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工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身边。在父亲可以查阅的档案里，一页纸上有寥寥几行字：1921年3月出生于四川营山，1933年参加儿童团，1937年冬到延安中央警卫营任警卫战士，1940年初担任朱德总司令贴身警卫，新中国成立后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安排，离开中南海，南下西南参加地方建党建政和征粮剿匪工作。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既是父亲战火青春的写照，也是他军旅生涯中不变的信念。

记得一个晚上，我从军校毕业休假刚回到家，父亲叫我到书房，威严的目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转身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黑色文件包。

我心中陡地一颤，这个文件包我早年见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个“非常年代”里，一个雨夜，开门声与脚步声让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客厅，我看见父亲将这个黑色文件包裹在川西坝子老乡常用的棕麻雨衣里，悄声对一个农民模样的青年人嘱咐着什么。青年人点了点头，走出家门，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倾盆大雨之中。

这时，父亲轻轻地打开暗锁，从黑色文件包中取出一个在中南海工作时的笔记本。翻开页面，两个遒劲的大字映入眼帘：前进。我的眼睛亮了。

父亲说：“这是我在中南海工作时，毛主席对我的鼓励。朱老总看见后，连说主席题得好啊！前进，既是你要前进，也是全党、全国人民要前进！朱老总也挥笔给我题词：努力工作。”

讲起这段难忘的往事，父亲十分激动，像是在深情回忆，又像在娓娓诉说。

1937年冬天，父亲被组织安排在中央警卫营工作。一天，他奉命骑马去执行任务，转过一个河湾，突然看见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迎面走来，父亲立即收住缰绳。可奔跑的马儿借着惯性冲到了总司令身边，父亲赶忙举手敬礼。总司令停止了交谈，笑容满面地看着他，右手伸向眉间，正正规规地还了一个军礼。总司令给父亲这个入伍不到半年的新兵还礼，让他激动得热血沸腾……

不久，组织选派父亲到总司令身边担任警卫员。父亲知道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但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这项重要工作。报到时，见父亲有点紧张，总司令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和他拉开了家常。总司令一脸慈祥，问他家在哪里，多大年纪，参军几年了。父亲见总司令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还十分和蔼可亲，心情也随之放松了。总司令认真听着，不时地点点头，还鼓励他：“你年纪还小，在这里除了工作外还要多学文化，学一点革命理论。”

谈到担负的警卫工作时，总司令严肃认真地说：“你是组织上派到我这里来工作的，我们是同志关系，都是为党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罢了。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安全的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否则是无法补偿的！”

“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父亲心里一热，鼓足勇气答道。总司令赞同地说了一声：“好！”这句发自内心、脱口而出的话，便成了父亲多年来担任总司令警卫工作始终遵循和追求的目标。

这天夜里，父亲和我彻夜长谈，回忆了很多战争年代的往事。他给我讲了在延安窑洞里第一次见到总司令补衣裳的情景。闪烁的油灯下，总司令盘腿坐在炕头，一边缝补衣裤、鞋袜，一边拉家常说：“老百姓说得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们干革命，更要提倡艰苦奋斗。”总司令有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甚至到了没法穿针引线的程度，他都舍不得换新的。连铺在炕头的一床草垫子烧了个大洞，总司令也要补好后继续使用。

父亲还讲了总司令一次发脾气的故事。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总司令的工作非常繁忙，时常通宵达旦，有时还要带着大家上山挖野菜。司务长见总司令那样辛劳，生活又很清苦，便买了点好菜，准备给首长改善一下生活。

总司令知道了，很生气，当即批评司务长：“人的嘴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我要搞特殊呢？！”

当时父亲也壮着胆子提意见：“总司令，您年纪大了，肩上担子重，责任大，您不能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呀！”

总司令见大家一脸认真，笑着说：“吃苦耐劳是革命者的本色嘛，我也是普通一兵哟！”

总司令关心自己少，却时刻惦记着官兵的生活。那阵子，各抗日根据地物资供应陷入空前困境，为打好南泥湾垦荒战役，年近六旬的总司令也经常抽空下地干活。他和年轻人一样，带着干粮和水上山砍荆棘、除杂草，选地、翻地。劳动累了，总司令还带头喊号子，为大家鼓劲。

那天晚上是我长大以来，父亲第一次给我讲述这段光荣的历史。我知道，因为我已穿上了军装，从此，父亲不止把我看作是孩子，更是看作一名军人，他要让我懂得这段历史，接过这份责任。父亲讲得十分动情，我听得热血沸腾。

“永远不要忘记，在军人的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高于一切。”多少年过去了，父亲的话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坚定的信念。

大江流日月，岁月代古今。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新的发展起点上，每每回忆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伟人风范，我都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前进”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努力工作”才能无愧人民的期待、历史的选择，“绝对忠诚，绝对保密，绝对安全”是父亲对我的叮嘱，激励着我在改革强军征程中不忘初心，奋勇前进。

（摘自2017年第6期《新湘评论》）

敢死冲锋队队长强龙光：与敌激战壮烈牺牲

强龙光（1902－1933），原名锡珍，1902年出生于甘肃省安定县（现定西县）栾家坪乡强家湾村，1927年经谢子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对早期西北红军的组建和发展均做出过重大贡献。后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前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

在1933年夏收复多伦的战斗中，强龙光作为敢死冲锋队队长，率先冲入城中，与敌激战，壮烈牺牲。

“农民协会的一员猛将”

1927年春，陕西大革命进入高潮，井岳秀部被改编成国民军联军第九路军。当时，谢子长在井岳秀部开展建立党组织的工作，他率领一个连驻防安定县城时，在县城东门外开辟了一个足球场，与兵民一起开展体育活动，借此宣传革命思想。强龙光按照谢子长的指示，活跃在足球场上，同前来围观的群众广泛交流意见，大力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发展党团员。此后，强龙光跟随谢子长在安定县进行了创立并巩固农民协会的工作，他们还举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训练农运骨干。

1927年夏，安定县县衙差役到强家湾催粮要款，形同抢劫。强龙光挺身而出，质问差役：“你们前来，有没有经过农协允许？把同意征收的条文拿来。”差役们大骂强龙光是“刁民”，上前对他进行逮捕，被强龙光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

这件事很快在县城不胫而走，大家都知道强龙光专门为农民百姓说话，农协力量进一步增强。县长丢了面子，恼羞成怒，在一天夜里派了大批警察偷偷把强龙光逮回县里。群众得到消息后群情激奋，谢子长立即出面营救，告诉县长强龙光是驻防连的人。在谢子长和群众的压力下，强龙光获释。谢子长见到强龙光后大笑说：“你真是咱农民协会的一员猛将。要让农民翻身，就要这样干！”

“最勇敢的冲锋英雄”

1930年初，强龙光随谢子长赴宁夏平罗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打入国民党苏雨生部，取得了第十一旅旅长的职衔，随即联络中共陕北特委，动员近300名党团员和青年学生参加第十一旅。谢子长把文化较高的几十名青年编成学兵队，其余被直接编入部队。强龙光被谢子长任命为第七连连长，驻守平罗。不久，谢子长与刘志丹一起来到庆阳三道川，在国民党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强龙光留在第十一旅代替谢子长指挥。

不久，苏雨生被国民党马鸿宾部击败。1931年春，谢子长把第十一旅的同志分成两个组，自己带领一组北上米脂镇川堡一带活动，强龙光等一组留在当地开展武装斗争。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强龙光带领堂弟强世清等加入了游击队，任新成立的骑兵队队长。此后，强龙光随晋西游击队转战陕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先后击溃敌人3个营，毙伤、俘虏敌人200余人，缴枪百余支。在战斗中，强龙光多次率领奋勇队冲锋在前，率先突破敌人阵地，被游击队领导誉为“最勇敢的冲锋英雄”。

早期西北红军骑兵部队的卓越领导

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宣布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强龙光任骑兵队队长。同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成立，强龙光任骑兵大队队长。

骑兵大队成立时，强龙光和骑兵队没有参加成立仪式，而是秘密前往职田镇监视敌民团的活动，掌握了敌人的确切情报。13日拂晓，强龙光指挥骑兵队在地方党和群众的配合下，在旬邑、正宁、彬县各县掀起暴动，一举抓获了数十名为害一方的土豪劣绅。

一天后，敌警卫团一个营联合民团赶来“进剿”，被游击队设伏包围。强龙光率部冲锋，不幸被敌人击中头部，差一点就牺牲了。但他包扎后仍然率部猛打，牵制了敌人火力，让阎红彦部从容绕到敌后。敌连长李明轩是地下党员，乘机大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我们被包围了！”敌人听见后争相逃命，溃不成军，此战是游击队成立后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毙、俘敌百余名，缴枪百余支，我方只有强龙光等3位指挥员受伤。

4月12日，陕甘游击队一举攻进旬邑县城，这是游击队第一次打开县城，极大地鼓舞了指战员和群众的革命斗志。此次战斗中，强龙光带领骑兵队发挥其机动性，紧紧拖住了敌人援军，胜利完成了打援任务。

不久，游击队成立了陕甘边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4月21日，强龙光带领骑兵队攻打永寿县监军镇后，转战到乾县、永寿、礼泉交界的五峰山，并配合刘志丹打击民团及土匪，均取得胜利。

刘志丹根据敌情态势，决定率部队突破敌人包围，向陕北做战略转移。5月15日，陕甘游击队开始北上作战，在半个月内连打9仗，8次获胜，部队发展到1000余人。5月27日，部队进军到富县吉子岘时突遭敌人包围。形势危急，强龙光率领骑兵一阵猛冲，打开缺口，游击队乘势冲出包围，渡过洛河。

此后，游击队转战宜川、甘泉、韩城等地，于6月底回到正宁县麻子掌。部队整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队，刘志丹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强龙光继续担任骑兵队队长。7月9日，杨林、高鹏飞等领导国民党官兵170余人在合水西华池成功起义。得到消息后，阎红彦命令强龙光带骑兵大队前去迎接。次日上午，起义部队在盘克塬与骑兵大队胜利会合。强龙光与杨林既是同乡、同学，更是老战友、老朋友。两年多前在宁夏平罗分手后终于再次相遇。起义部队与游击队主力胜利会合，极大地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8月16日，在五顷园子战斗中，强龙光又一次负伤，暂时离队休养，骑兵队活动暂时放缓。敌人乘机散布谣言说：强龙光被打死了。强龙光听后，立即归队，重新提振了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的士气。8月30日，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集中力量攻打保安县城。9月25日拂晓，强龙光带领骑兵大队从山上冲进城里，和敌人激战，不幸再次负重伤。陕甘游击队转移到平正川后，谢子长、吴岱峰率强龙光、高鹏飞等干部和伤员留在当地，看护伤员。谢子长和强龙光等在当地度过了一段异常艰苦的日子。他们在四面受敌、物质极端贫乏的情况下咬紧牙关，靠野菜、野果充饥，用草药、树根医治伤病，终于战胜了重重困难，医治好了伤病，重新开始了战斗。

在收复多伦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2年12月下旬，谢子长等去上海汇报工作；强龙光前往北平，给北方局送经费。1933年初，强龙光沿途躲过敌人盘查，历经艰险来到北平，找到了北方局，把经费交给了组织。经陕北特委驻北平特派员赵通儒与在北方局工作的陕北老同志乔国祯联合向上海中央局要求，谢子长、阎红彦、高鹏飞很快就和强龙光会合，奉北方局派遣，4人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工作。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大规模进犯华北。为推动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抗日，共产党派出大批党员干部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所在部队工作。5月26日，在共产党的推动与帮助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部队发展到10余万人。谢子长、阎红彦、强龙光、高鹏飞被派到由共产党组建的第十八师工作。共产党员许权中任师长、谢子长任党代表。

1933年6月20日，冯玉祥任命方振武为同盟军北路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对日伪作战。共产党员领导的十八师等部队作为主力，从6月22日到7月1日，先后收服康保、宝昌、沽源等县城。

7月7日，同盟军分三路进攻多伦。9日晨，同盟军攻克城外据点。12日，吉鸿昌利用夜间日本飞机无法扫射投弹的时机，派精兵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同盟军分别从南、西、北三门攻入，强龙光担任敢死冲锋队队长，带领同志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攻进多伦城中。敌人炮火猛烈，将后续部队拦截于城外。城内战事激烈，强龙光率领敢死冲锋队几退几进，巷战肉搏3小时，终于将日伪军击溃，失守72天的多伦，终被同盟军克复。但强龙光在冲锋中被敌人炮火击中，壮烈牺牲，战后连尸体也无法找到，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牺牲在抗日前线的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中国工农红军将领”。

赣粤边妇女英雄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

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一页。它在主力红军长征后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树起了一面鲜红的战斗旗帜，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保存了革命火种，发展了武装力量，锻造培育了大批骨干。

赣粤边游击区之所以能领导和坚持三年游击战，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密切联系群众，赢得群众大力支持。当时，为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国民党喊话“一人通匪，全家同罪”，即便如此，广大人民群众将生死置之度外，全力支援和保护红军游击队。其间，赣粤边的妇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游击区的妇女，特别机智勇敢。1935年夏的一天，江西信丰上乐村妇女朱叶妹在地里干农活时发现国民党军进村来了。为通知游击队员迅速转移，她便大声喊叫：“有人来了！”游击队员闻讯，从后门飞奔上山，进入深山密林。

国民党没有抓到红军游击队，十分窝火，想起刚才有人事先报信，便立即将全村老少赶到一个坪子上，挨个逼问是谁叫喊报了信，但始终没人承认。恼羞成怒的敌人便从人群中拉出一位老婆婆，悬吊在一棵大树上毒打示众。

见此情景，朱叶妹不忍老婆婆承受这种折磨，便勇敢地站了出来：“刚才是我喊的，一人做事一人当！”敌人当即把凶恶的目光投向了朱叶妹……就这样，为了保护游击队和百姓，朱叶妹壮烈牺牲。

周篮，小名三娣，是江西大余县池江镇彭坑的一位地下交通员。她聪明能干，平日里常提着一只篮子，以上山打猪草为名，给游击队送去油、盐、菜饭等。若是遇上游击队开会，她就守在草棚外，边打猪草边替游击队放哨。因为她当时没有大名，陈毅为此给她取名周篮，游击队员们都亲切地称她周篮嫂。

1936年6月，陈毅腿部伤病复发了，那是1934年在兴国老营盘战斗中负的重伤。由于当时环境恶劣，陈毅的伤口始终无法痊愈，这次，大腿肿得像个冬瓜，疼痛难忍。因为山上草棚简陋又潮湿，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把陈毅安置在山下周篮嫂家里养伤。周篮嫂一家把陈毅安顿在存放粮食和农具的楼上，对他精心照顾。

那时，游击队医疗物资匮乏，碘酒、红汞都难以找到，更谈不上使用抗生素了。周篮就用土办法，从山上、田埂上采集草药制成药饼，每天给陈毅熏洗包扎伤口。经过几次治疗，伤口慢慢愈合了。陈毅按捺不住感激之情：“周篮嫂，你没有用一滴红汞、一块纱布，就把我的腿伤治好了，你成了一位高明的医生啰！”周篮笑着回答：“其实，我也是试着干的。”

有一天，周篮嫂突然发现几十个国民党兵快要到家门口了，此时通知陈毅转移已来不及，情急之下，她便朝门前一头牛喊了起来：“还不快回去，士兵老爷来了，不走就会一枪打死你！”陈毅在屋内听到，立刻明白敌人来了，连忙从屋后上山，藏了起来。事后，陈毅竖起大拇指称赞：“周篮嫂，你真有法子，当得了一个诸葛亮哟！”

游击区像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还有很多牺牲的妇女群众连名字也没有留下。一次，敌人来搜山，来到了项英、陈毅住所外的草棚前，当时陈毅外出，项英来不及躲避，一位妇女便把项英藏在附近的草堆里。敌人抓住这位妇女后，对她严刑拷打，要她交出“大头子”来，她拒不开口，敌人无计可施，便把她抓去坐牢，她一路高喊：“白狗子来了！白狗子来了！”当时外出归来的陈毅闻声赶忙绕道而走，项英也化险为夷……

这些妇女群众舍生忘死，对红军游击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后来，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发自肺腑地写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高宝来：“警察爷爷”的爱从未离开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记者鲁畅）在北京许多中小学和幼儿园门前，都有“高宝来爱民服务岗”，这是首都公安系统对“宝来精神”的传承——他从警35年，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事迹：生命的最后5年，他坚持在校门口护送孩子上学，风雨无阻，保证了3000多名小学生每天平安走进教室，是孩子们眼中的“警察爷爷”。他的爱绵延传递，从未离开……

高宝来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恩济庄派出所民警。2011年1月，已经54岁的高宝来成为北京市公安局首批驻区民警，海淀区实验小学正是他的辖区。由于学校紧邻西三环且位置特殊，每遇上下学时段，接送孩子的车辆总会把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孩子们在车流中穿梭，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宝来想出一个“笨办法”，主动帮家长“接应”，把孩子送到安全地带。整个过程用时7秒钟，以此节省车辆停留时间，保证孩子安全。于是，每天清晨6点半，高宝来都会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前，近5年时间里，“7秒钟”的连贯动作，高宝来重复了40多万次。雨天，他为孩子撑伞，宁可自己被淋；雪天，他早早来到学校门前清扫积雪，生怕孩子滑倒；发现行动不便的孩子，他都会背起来送进学校。

但家长和孩子并不清楚的是，校门口站岗其实并不是高宝来的分内事，在这里忙完，他会赶到警务站，开始一天的驻区工作。高宝来笃信“一个警察就要像一棵树，把根深深扎进社区，为老百姓挡风遮雨”。在开展大量工作后，他所辖的社区连续3年发案大幅下降，2014年侵财案件同比降幅达到85％，被评定为“免检放心社区”。

然而，命运无常。2015年春节期间，一直没休息的高宝来身体严重不适，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住院治疗期间，高宝来的手机总会响，都是社区居民打来的电话，要找他办事情。虽然已经说话困难，他还是一一接听，然后把代管民警的电话发给对方。

在与病魔斗争3个多月后，5月22日，高宝来终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警察爷爷”没有完成给孩子们站最后一班岗的心愿。5月26日早上，高宝来的灵车经过海淀区实验小学，师生们在校门口一字排开，手持白色菊花，等待着高宝来最后一次路过学校。“警察爷爷，您去哪儿了／每天的上学路上，我都在，远远地找寻／警察爷爷，我想您，想让您陪着我们慢慢长大……”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写下《爱的传递》，纪念他们的“警察爷爷”。

高宝来走了，“宝来精神”却在首都公安系统薪火相传。2019年，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学之际，新增设“高宝来爱民服务岗”46个。截至2019年，北京市“高宝来爱民服务岗”已达563个。

2020年4月3日上午，恩济庄派出所所长李小军带领民警代表为“时代楷模”高宝来扫墓。4月4日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后，李小军写道：“英雄离开，但成为前行路上的精神动力。我们会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忠诚履职、接续奋斗，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告慰逝去的生命。”

高树理：牺牲时依旧保持战斗姿态的人民卫士

新华社沈阳10月8日电（记者李铮）每年8月，沈阳铁路公安局锦州公安处新青年民警都会在沟帮子车站派出所开启入警第一课。革命烈士高树理生前的日记、警服以及他直至牺牲时保持的战斗姿态激励一代代沈铁公安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定前行。

高树理是在与枪杀五名民警的持枪暴徒的英勇搏斗中壮烈牺牲的。1989年10月26日，李世勇、李世博、李世海三名严重暴力分子，在鞍山、海城、台安先后杀害五名民警，夺走三支手枪，于当晚向沟帮子方向逃窜。22时45分，沟帮子车站派出所接到紧急电话通缉。22时50分，高树理和同事王锦彪抄录完通缉，值班簿都没有合上，就带着敌情上岗，深入到候车室认真巡视。

23时许，长春开往石家庄的214次列车开始检票，高树理立即赶到检票口，巡查缉捕逃犯。当多数旅客已经通过检票口时，高树理发现一名脚部有伤的人，感到十分可疑。高树理当机立断，抢上前去一把抓住这个人后背，大声喝问：“干什么的？”那人突然转过身，向高树理连开两枪，高树理当即倒地，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紧抓罪犯不放，以惊人毅力顽强地与凶犯搏斗，这时紧跟其后的凶犯又向高树理连开数枪。年仅32岁的高树理为了旅客的安全，当场壮烈牺牲。

高树理和战友的拼死阻击切断了三名犯罪分子的出关道路。三名犯罪分子从火车站逃出后，劫持一名司机一路向北，逃窜到了北镇县鲍家乡。27日7时40分，犯罪分子藏身地点被数百名军警层层包围，犯罪分子抵抗无望，被迫释放了人质。随后，军警联合发动强攻，李世海被公安民警击毙，李世勇枪杀李世博后开枪自尽。

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献出宝贵生命的高树理自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凭着对党和人民的真诚感情，忠于职守，克尽职责，先后堵截抓获各种犯罪分子134名，协助外地公安机关破获案件70余起，为旅客办好事1297件。刚刚入警时，他就有生擒持枪暴徒的经历。1980年12月，两名犯罪分子从锦州驻军武器库中盗走“五四”式手枪5支，子弹1100余发。案件发生后，高树理和全所民警换上便衣，以大无畏的气概生擒两名嫌犯，缴获全部被盗的枪支弹药，被公安部荣立集体三等功。

高树理牺牲后，他被公安部追记为一级英模、烈士，被辽宁省追认为优秀共产党员。

高树理烈士牺牲30年了，每年清明节，锦州铁路公安处的民警都会来到锦州市郊的帽山革命公墓进行祭扫，深切缅怀他们的战友高树理。“树理虽然走得那么匆忙，但走得那样坚定，我们永远怀念我们的好战友，我们的好兄弟。”沟帮子车站派出所所长王洪元说。

革命伴侣宋绮云徐林侠：狱中八年从未屈服

革命伴侣宋绮云、徐林侠（左）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江苏徐州邳州市八路镇岠山脚下，小萝卜头纪念馆里，共和国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纪念馆里“团聚”了。

宋绮云，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市）八路镇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邳县，宋绮云首先响应，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1920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6年10月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即黄埔军校第六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徐林侠，1904年出生于江苏邳县邳城镇一个农民家庭。1924年考取江苏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宋绮云受党指派返回邳县，先后任中共邳县特别支部组织干事、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和书记。同年，徐林侠也回到邳县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1928年10月，徐林侠与宋绮云结为革命伴侣。

1929年，宋绮云赴东海县组建县委，并担任书记，同年秋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文学系作旁听生。1929年12月，宋绮云到河南南阳的杨虎城部队，担任《宛南日报》总编辑。

1931年夏，宋绮云被任命为第十七路军的机关报《西北文化日报》副社长兼总编辑。1935年10月，按党中央指示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任务是做杨虎城将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宋绮云任特支委员。

西安事变前夕，宋绮云参加草拟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文件，徐林侠筹备妇女救国会，并协助宋绮云开展革命活动。事变发生后，宋绮云利用《西北文化日报》，全面介绍事变的起因、经过，积极评价事变的实质和意义，广泛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西安事变后，宋绮云处境极为危险。他在赴延安学习后，回到西安坚持工作。1938年初，宋绮云被党派往国共合作的河北省临时政府，任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负责与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工作。1939年11月，党组织派宋绮云到晋西南中条山孙蔚如第四集团军总部任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政治教官。他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从事统战工作，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巨而又特殊的斗争。

1941年底，宋绮云、徐林侠及他们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先后被囚禁在重庆“白公馆”监狱、渣滓洞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狱中八年，他们遭受了非人的严刑拷打和种种折磨，但他们从未屈服，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坚强意志，“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1949年9月6日，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未满9岁的幼子“小萝卜头”，与杨虎城将军父子一起，在重庆松林坡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为了纪念他们，2003年当地政府在宋绮云的出生地八路镇动工筹建小萝卜头纪念馆，展示其一家三口一生的故事，2005年纪念馆建成开放。邳州当地的中学经常组织学生来此参观，先后组织开展“和小萝卜头比童年”“少先队入队宣誓”等活动。

“邳州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与邳州有关联的英烈除了小萝卜头一家，还有王杰、李超时等等。每逢清明节等，很多人会到这些纪念场所缅怀英烈。”小萝卜头纪念馆负责人李平年表示，将利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做好爱国主义教育。（新华社南京5月23日电记者邱冰清）

革命屯里的动人故事

在北安有一个革命屯，革命屯原名“李殿芳屯”，是北满地区最早接待抗联西征部队的村屯之一，革命屯的村民还与周边的十几个村屯的村民一起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等抗日组织，发展会员120余人，为夺取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北安市革命屯抗联纪念馆，讲解员详细地为我们讲述了革命屯的故事。1940年10月31日，由于叛徒告密，日伪军400余人乘十余辆大卡车，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包围了李殿芳屯。为了保存抗日力量，救国会秘密把当时的中共绥滨县委书记王永昌等人转移。当天，李殿芳屯有55人被捕，日伪军对他们严刑逼供，但他们宁死不屈，没有一个人变节投敌。两天后，日伪军将尚大嫂、于长青等33名抗日群众押到北安宪兵队继续审讯，后又把其中25人押到哈尔滨监狱，分别判处10至15年徒刑，他们当中15人死于监狱，10人于1945年东北解放后被解救回乡。这其中有一位叫黄凤九的老同志，被解救回乡后还曾在《黑龙江日报》工作过。

记者在纪念馆里还见到了李殿芳的孙子李国臣，这位82岁的老人向我们讲述他所了解的革命屯往事：“我爷爷李殿芳是这里开荒占地的老户，所以村子就以我爷爷的名字命名。我记得日伪军来我们屯子抓人那天，一大早他们就在屯子里架上了机枪，开始按名册抓人。屯子最早和抗联取得联系，是因为一个叫于万真的人，他让抗联的伤员躲在自家的玉米窖养伤，结果被我姑姑发现了。于是他马上找到我爷爷，极力劝说我爷爷帮助抗联抗日，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我爷爷一听就同意了，积极组织村里的人成立了救国会。”

救国会里有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就是抗日群众尚大嫂。尚大嫂原名张广英，因嫁给贫苦农民尚福而在李殿芳屯安家。尚大嫂积极组织当地妇女参加抗日活动，冒着生命危险为活跃在北安地区的抗联部队做棉衣、筹运物资、掩护伤员。1940年她担任了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为抗联部队建立了强大的后勤基地，筹粮十多石、棉鞋170余双、棉衣140多套（件），还有部分抗联需要的药品、日用品等物资。

尚大嫂身上的这种甘愿奉献、不怕牺牲的精神也在血脉中得到了延续。尚大嫂的儿子尚玉山是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他1965年入伍，在部队里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后，攒钱买了理发工具开始为战友和乡亲们免费理发，这免费理发的活儿他一干就是50多年，即使年过七旬的他身体已不再硬朗，也仍在坚持。

孤胆英雄崔魁福：把生命献给党和人民事业

新华社郑州7月23日电（记者刘高阳）“他立下赫赫战功，却告诉家人不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四川省乐山公安史馆英烈展厅崔魁福雕像前的这段话，仿佛将这位烈士的一生呈现在后人眼前。

崔魁福，1917年生于山东范县（今河南范县），1942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平津、淮海、渡江战役，多次立功。1952年任屏山县委书记、公安局副局长。1954年，调往乐山专区公安处成为首任治安科科长。

20世纪50年代，平叛战斗在全国各地仍零星发生。1956年7月，地处小凉山的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发生敌情，奴隶主木干携带武器从云南昭通窜回峨边，并纠集起了300余人的反动武装。

情况紧急，乐山专区公安处派正在党校学习的治安科科长崔魁福带领调查组，赶往峨边。7月12日，崔魁福与调查组的同志一道赶往峨边，在听取峨边县委领导同志的情况介绍后，崔魁福立即赶去情况最为复杂的新林乡。

此时，叛匪木干得知了乡武工队要进城开会的消息，夜里带领300余名叛匪从深山中窜出，包围了新林乡。他们在街上抢劫供销社，放火烧民房，寂静的山间小城顿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

崔魁福立即从铺上跃起，准备带人与叛匪展开战斗。但他发现，在场的同志，除自己带有一支短枪外，其他人都没有武器。

叛匪气焰愈发嚣张，开始对乡政府发起攻击。他们试图冲进乡政府大门，不断朝乡政府大门内射击。崔魁福知道，只有与叛匪进行对抗才能为同志们争取支援赢得时间，于是冷静地与匪徒展开了周旋。

凭借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崔魁福用手中的一支短枪，死死地钳制住了叛匪的进攻。但最终，由于敌众我寡，耗尽子弹的崔魁福不幸被叛匪击中，光荣牺牲。

崔魁福出身贫寒，对于他曾经的战功，他从未向任何人炫耀过。他甚至告诉家人，不要将他的事迹告诉别人。崔魁福曾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实现人类崇高的理想，要不惜自己的生命！”

1983年11月，崔魁福被批准为革命烈士。每年清明节，许多公安干警、群众都会来到乐山公安史馆向崔魁福烈士致敬，继承英烈遗志、传承革命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孤胆英雄刘光子：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在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有一位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刘光子，他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人活捉了63个敌人，威名远扬。

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我志愿军在雪马里地区全歼“格洛斯特营”。这是一支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堪称精锐中的精锐的英国军队。在这次战役中，志愿军战士刘光子带领两名新兵冲上一个小高地时，忽然发现山梁下面有“格洛斯特营”的一个炮兵连，100多号人乱糟糟地正准备携炮逃走。刘光子让两名新兵在石头后面掩护，自己扔出手雷后，端起冲锋枪一边奋勇冲击、扫射，一边大喊：“一营向左，二营向右，给我冲！”英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根本就不知道“从天而降”的到底有多少志愿军，最终无一例外地举起了双手……

老实、腼腆的刘光子干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没有声张。当部队清点俘虏时，才发现了这位活捉63名英军官兵的英雄。

刘光子被授予“孤胆英雄”荣誉称号，并记一等功。1952年6月，他被朝鲜授予“十级战士勋章”和“二级孤胆英雄”称号，并受到金日成的接见。1952年7月，刘光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周总理还赠送了他一支半自动步枪。1953年，当刘光子到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时，斯大林接见了这位传奇英雄，并兴致勃勃地问刘光子：“你怎么能一次俘虏那么多英军？”刘光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当时反正是豁出去了！”

刘光子在枪林弹雨中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在和平环境中，他不计名利地位，生活清贫，廉洁奉公。1958年复员后，刘光子回到家乡，先后担任过乡武装部部长、党委副书记以及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50多年来，刘光子从没有因为自己是英雄就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他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告诉家人，做人要多做少说。他说自己，一蹲在农民的炕头上，屁股蛋是热的，心是热的，话是聊不完的。

多年来，刘光子老人一直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在宾馆，他睡不惯弹簧床，总是把铺盖搬到地上睡，在抗美援朝时他用过的一个大瓷碗，仍很好地保留至今。

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旗检察院副检察长张万仁说——

战争中，刘光子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和平时期，刘光子不居功不自傲，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几十年如一日，与群众同甘共苦，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我们作为社会公正的守卫者，要学习刘光子对党忠诚、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严以律己，克己奉公，自觉抵制外界诱惑，筑牢防腐拒变底线，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养浩然正气，树立新时代检察干警的良好形象。（记者沈静芳通讯员郅磊刘敏）

官同生：真心英雄不怕牺牲

据新华社电（记者白田田）子弹击穿右腿股动脉，血流不止，官同生用身体压住罪犯，紧紧钳住罪犯的双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时隔38年，一级英雄模范官同生的英勇事迹，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湖南省祁东县公安局都会组织祭扫、宣誓等活动，缅怀英雄烈士。

官同生，出生于1948年，祁东县人。他于197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立志“争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察”。他先后8次奋勇救火，6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5月27日，7名犯罪分子携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的枪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旅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官同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同生对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的准备……”

5月28日凌晨1时40分，17名民警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房，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同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部，进入腰椎，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强的毅力打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压在身下，直到战友们将罪犯抓获。最终，7名罪犯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流血过多，当场壮烈牺牲，年仅33岁。

1981年6月16日，官同生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今年72岁的石承发，是当年和官同生一起参与抓捕行动的战友。他回忆说，他和官同生被分到“直接接敌组”，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罪犯。官同生在中弹流血的情况下，还能死死用身体压住罪犯，表现出一般人难有的英雄气概。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他还会落泪。

郭兴福：开启人民军队训练史辉煌一页

新华社南京9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樊永强

55年前，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而引发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军大比武运动规模之大、成效之好、影响之深远，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前所未有，谱写了军事训练史的光辉篇章。

郭兴福，中共党员，山东省邹平县人，1930年2月出生，1948年9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1958年自福州军区步兵学校毕业后任解放军某部二连副连长。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央军委提出恢复和发扬群众性练兵传统，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苦练精兵。作为连战术教练员的郭兴福在教学实践中注重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进行战术教学像打仗一样，不仅声音洪亮，而且动作既狠又准，能够充分调动起战士练兵的积极性。

“1961年初，我带着工作组来到郭兴福所在的二连蹲点，发现郭兴福的单兵战术训练很有效果，深受战士们欢迎。”当年担任郭兴福所在的第12军军长的李德生生前曾回忆道。

在各级首长和机关的帮助下，郭兴福在军事教学中把练思想和练战术结合起来，总结出一套符合部队实际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军的“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4月至10月，郭兴福及其示范班，先后应广州、武汉、沈阳军区的邀请，前去做了十多场表演，获得普遍好评。

1963年10月，叶剑英元帅在参加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后，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了专题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看完报告后，在文中“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下重重地划了一道鲜明的红杠，对此尤为赞赏。

1964年初，全军掀起了大规模学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性运动。1964年2月，南京军区领导机关授予郭兴福“优秀教练员”称号。

1964年5月15日，原总参谋部、原总政治部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向部队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各种军事训练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军广泛开展，各部队积极备战，训练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1964年6月至9月，全军性比武运动推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共有3318个单位，3.3万余名官兵参加了3766个项目的大比武，涌现出一大批全面过硬的训练“尖子”单位和“尖子”个人。

“郭兴福教学法”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的练兵传统，促进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加速军队全面建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几十年来，培养和造就郭兴福式“四会”教练员和群众性练兵热潮持续在部队蓬勃兴起。

作为“郭兴福教学法”诞生单位，陆军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近年来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不断赋予“红、活、硬、细、实”的教学法精髓以新内涵，加快推进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何功伟的三封诀别信：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此志不可移

何功伟（1915—1941），湖北省咸宁市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根据地。历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部长、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武昌区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鄂南特委书记等职。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刑场慷慨就义，时年26岁。

何功伟出身于书香人家，父亲是咸宁有名的绅士，办过小学，当过中学校长、民众教育馆馆长，还会行医。1930年夏，何功伟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1933年7月，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他与同学组织了省高的读书会、篮球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练球、学习、讨论时事政治，共同进步，他这一时期开始阅读马列著作，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影响，产生了对共产党的向往，认定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正义。他从所读的书中，思索着时局，也思索着未来。在革命思想和优良的民族文化熏陶下，他放弃了做“爱迪生第二”的志向，决心弃文从政，改学政治，投身民族解放斗争。

1935年12月，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后，何功伟首先在省高积极响应，商议举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1936年6月，两广军阀以抗日为名，联合反对蒋介石。何功伟召开省高学生大会，发表了反对内战的演说，宣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发起并成立了“省高反内战救国会”，筹划串联各校和各界，发动罢课、罢工、罢市。正在这时，何功伟的父亲来武汉，斥责儿子不该领头闹学潮，规劝他不要出头露面，好好读书，明哲保身。他说：“抗战有蒋委员长，关你们这些伢崽什么事？”何功伟对父亲说：“正因为蒋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才起来抗日的，我们并不是不愿意读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我们每一个热血青年再也不能只顾埋头读书了。”并表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回去对亲友们叹息说：“此儿太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其一人肩上者。”

走向革命道路后，何功伟辗转上海、湖北任重要职务。1940年2月，他接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职务。6月，日寇进犯宜昌，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将湘鄂西特委撤出宜昌，8月，改组为鄂西特委，何功伟任书记。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20日，何功伟在医院探视战友刘惠馨时，被叛徒出卖而被捕，他的身份完全暴露了。

敌人把何功伟关进了恩施的方家坝监狱。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没有屈服，他赋诗填词，谱写出《狱中歌声》：

我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志如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息尚存，誓为保卫真理抗争。

他用歌声鼓舞战友，激励自己，还用绝食来抗议，迫使敌人改善牢狱的条件。

一计失败，敌人又施一计，他们派出所谓的地方士绅、“社会贤达”来到狱中，企图利用巧舌如簧的说教，击溃何功伟的心理防线。这些人先是夸赞他如何年轻有为，进而又说他只是误入歧途，只要肯幡然悔悟，必然是前途无量。他们封官许愿，拉拢利诱，“只要你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当省府委员，全省青年领袖，还可以出国留学”。何功伟斩钉截铁地说：“我根本就没有误入歧途，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也决不会同你们这帮祸国殃民的民族败类同流合污！”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亲率他的“名士”“学者”来到方家坝，与何功伟进行辩论，妄想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人大谈什么共产主义是舶来品，不适合中国国情等。何功伟平静地听完他的话，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愿意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要实现的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唤起民众的三民主义。可惜今日，某些党国要人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实行的却是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害民主义。”何功伟把辩论当作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敌人罪行的机会。他大声地说：“你们把这么多青年关在这里，他们有什么罪？究竟是谁在残害青年？觉醒的中国青年都看清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何功伟辩论的声音铿锵有力，传遍了整个牢房，震撼着每个难友。

何功伟的事惊动了国民党高层。国民党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指示特务，找来何父，妄图利用骨肉亲情软化何功伟的意志。何功伟知道此事后，给父亲写下了第一封诀别信，希望能够劝阻父亲。但这封信没有能够寄出，而是被特务们截获，最后转交到陈诚的手里。陈诚看后，大为感慨地说：“这么难得的人才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并亲笔批示，“至情至性，大节大义，此人伟大！”

何功伟在写给父亲的第一封家书中，表明自己被抓完全是党派之争，是国民党制造的冤案，认为自己没有错，破坏抗战大好局面的是国民党当局！他坚定地说：

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行见汨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锯斧钺加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惟恳大人移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

何功伟深情地表述了自己七岁丧母，父亲对自己恩深似海的亲情，希望父亲把关爱自己的感情放到关爱天下大众之上。同时坚信抗战一定会胜利，今日痛失儿子，他日一定会迎来光明。

这封未寄出的信有1100余字，字字带血沾泪，字字铿锵，掷地有声，那种“以天下人为念”、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风范，令人动容。可惜的是他的父亲没有收到这封信，老人家爱子心切，还是跋涉千里，来到了恩施方家坝。

1941年4月9日，满面悲容的老人出现在方家坝监狱门前，父子俩在监狱的谷仓中拥抱在一起。父亲见到遍体鳞伤的儿子，悲痛欲绝。国民党特务利用老人救儿心切的心理，对老人甜言蜜语说，只要能劝何功伟回心转意，登报申明脱离共产党，就马上放他出去，还可以出国留学。老人把这些告诉儿子时，何功伟对父亲说：“爹，您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我抗日救国无罪，为共产主义献身，我死而无怨！您就只当少生了我这个儿子吧！”老人先后探视劝说何功伟十多次，均没有结果，儿子反劝说父亲不要作毫无希望的“营救”，督促父亲早日离开。何老先生千里救儿当面讲不通，离别前写了一封“一字一泪”的信再次劝说他，何功伟见信后，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表明决心赴死的勇气：

儿元月二十日第狱，于今日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根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

何功伟的父亲何楚瑛老人读罢儿子的信后，悲痛欲绝。最后一次去探监，在监狱的谷仓中陪了儿子一夜，父子俩难以入眠，彻夜长谈。当老人清楚地知道要与儿子最后分别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劝说儿子：“你是我最喜欢的儿子，我这是最后一次求你，你难道真的忍心舍弃老父、弟妹、妻儿？陈诚主席说了，不要你写自首书，只要你点一下头，就可以跟我回去。功伟，你就点一下头吧！”老人说完，竟跪到了儿子面前。何功伟见状，心如刀绞。他深知忠孝怎能两全？家国岂可并顾？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甘愿牺牲个人的一切。他把父亲扶起来，斩钉截铁地说：“爹啊！我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头可断，不可点！”老人怀着无比悲痛和惆怅的心情，踉踉跄跄地走了。

1941年11月17日，何功伟被押出了地牢。他穿着父亲给他带来的新鞋袜，从容不迫、正气凛然地踏上刑场的道路。

这位还差4天才满26岁的共产党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中国青年的楷模，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共产主义的壮丽颂歌。

两个月后，何功伟新婚仅仅一年的妻子，收到他从敌人监狱里发出的第三封诀别信，这封信是由老人从狱中带出，交给八路军办事处，又辗转交给她的。何功伟直到牺牲也未亲眼见到自己的孩子。他的第三封诀别信虽然只有短短的百余字，但它却是烈士向党组织发出的最后报告。

云妹：

在临刑前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面，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地）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继续完成我们未完的事业！

何功伟烈士在狱中写的三封诀别信，声声血泪，字字千钧，显示了一个普通人难以割舍的亲情和爱情，更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超出个人私情的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作出了一个钢铁男儿在大是大非中该如何抉择的坚定回答。革命，总是要有人敢于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去争取胜利。

何功伟烈士的抉择或许对他的家人，对中国革命队伍来说是个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是生命的一种超越。何功伟烈士虽然只度过了短暂的26个春秋，但他用热血谱写的英雄史诗却千秋传颂，用生命铸就的历史丰碑却永世长存。

何功伟牺牲的噩耗传到重庆，周恩来在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何功伟的遗书和遗诗，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延安各界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了何功伟、刘惠馨两位同志追悼会；《解放日报》发表了《悼殉难者》的社论。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仍然挂念着何功伟烈士，详细询问了烈士家属的情况，并托人向何功伟的父亲致意，感谢他为党和人民生了一个好儿子。

红军裁缝陈志诚：技艺全部传授村民

6月底，翻越重重叠叠的青山，我们跟当地党史专家徐宝来一道，来到汝城县盈洞瑶族乡新华村。今年82岁的村民赖石姣向我们讲述了红军裁缝陈志诚的故事。她过世的丈夫黄义雄，就是老陈的徒弟。

1934年11月初，部分红军队伍长征经过汝城县盈洞瑶族乡新华村。

几位红军战士受了伤，进入新华村大圳头组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其中有一位红军战士叫陈志诚，江西人，瘦瘦的，一直未娶媳妇，讲客家话，说话很爽快。

“听我父亲讲，当时陈志诚的脚烂了，还患上了气管炎，一直咳嗽，走不了路，就借住在家里。村里人还经常给他送米送菜。”赖石姣介绍说。

由于伤势比较严重，陈志诚在老乡家里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伤口渐渐好转后，他多次曾想去追赶红军部队。但是长征出发前，部队的行军路线并未明确，加上新华村地处偏远，信息闭塞。陈志诚实在无法找到大部队了。于是，他只能留在村里，并决心回报村里的百姓。

那个时候，村里没有裁缝。乡亲们缝制衣物，要走上二三十里路去找裁缝。

陈志诚告诉大家，长征前，他在红军被服厂做技术工作，有一门裁缝手艺。于是，他便给房东家和村里的群众缝制衣服。

因为技艺精湛，久而久之，周边慕名而来请红军老陈帮忙缝制衣服和学裁缝技术的群众越来越多。

“到后来，老陈发现，我丈夫黄义雄学裁缝很有悟性，便收了他做徒弟。”赖石姣说，当时没有缝纫机，也没有熨斗，缝衣服时，老陈经常用一块木板垫着，一针一线地细细缝制。一把一尺长、扁扁的铁烙头则经常被当作熨斗用。

当时，老陈主要做的是对襟便衣、打折裤、长衫、寿衣，还有布纽扣。

“老陈穿件长衫，很有师傅的尊严。”赖石姣说，这位红军裁缝教徒弟很用心，都是手把手毫不保留地将裁缝技术传给他们。

一开始，黄义雄不会用铁烙头，每次熨烫衣服，都会烧焦。老陈细致地教他：先把衣服捋平，再盖上一块湿布，最后用烧红的铁烙头熨上去。这样熨烫出来的衣服，既不会被烧焦，又平整美观。

就这样，黄义雄不仅跟着老陈学会了熨衣服，还学会了做布纽扣、缝纫切边、裁剪、拼接和搭配布料。

“看，这就是老陈送给我丈夫的，表示出师了。我们一直保存了下来。”赖石姣放下扫帚，认真地擦干净手，从衣柜里拿出剪刀和铁烙头，轻轻放在竹篮里。

眼前的这两件珍贵用品，饱经岁月，早已失去了当年的风采。经年累月使用后，剪刀的一个手柄已坏，铁烙头的手柄也已开裂变形。但老陈留下的手艺，却在当地传承了下来。

“我丈夫已去世多年，但我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都还吃着老陈的饭啊。”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赖石姣颇为感慨。她说，靠着老陈传下来的手艺，家里的后人大多走上了裁缝之路，靠一双双巧手养育着一家人。

“周边好多裁缝，也都是老陈和他的徒弟们带出来的。”赖石姣说，除了黄义雄，当时老陈还收了周边村的罗有莱、徐忠英等年轻人。

徐宝来告诉我们，上世纪60年代，文明公社就以罗有莱、徐忠英等人作为骨干办起了第一家缝衣社，办得红红火火。

徒弟越来越多，老陈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当地不少女孩子都对他动了心。有人主动上门说媒、提亲。可老陈总是说：“我年纪太大，不妥，不妥。”

之后，老陈就一直单身，直到1965年去世。老陈去世后，村里给他配了一副大棺材。晚上，大家点起松枝、蜡烛等，都来给老陈送行。

村里的老人们说，老陈被安葬在村里的埂头芋头垅。青山叠嶂，忠骨无声。每到清明，村里人都会自发前去老陈的墓前祭扫，纪念这位将自己的一身技艺全部传授给村民的红军裁缝。

采访手记

鱼水情密密缝

唐亚新

采访中，一个细节让我们颇为感动。

今年92岁的新华村村民徐壬姣，听说我们是来采访红军裁缝陈志诚的故事，特意从家里拿来一件看上去已经非常破旧的棉衣，小心翼翼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老人告诉我们，有一年冬天，天特别冷。她丈夫黄仁苟没有棉袄穿，老陈就把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衣送给了他。如果没有这件棉衣，黄仁苟可能就熬不过那个冬天了。前段时间，有人出高价要买走这件棉衣用来收藏，她坚定地拒绝了。

徐壬姣说：“棉衣是红军关心老百姓、真情实意服务老百姓的心意，是见证，绝不能卖。”

在汝城采访，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这样的赞誉：“红军对老百姓好！红军老陈是个大好人啊！”

一位失散红军，为何能这般赢得群众的心？靠的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服务。并且，红军裁缝老陈将这种发乎内而形于外的自觉行动，做到群众心坎里去了：缺少裁缝，那就为他们挑灯夜战，密密缝制；缺少缝纫技术，那就毫无保留地细细教会他们。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确，没有比爱护人民更高尚的品德，也没有比使老百姓安乐更厚道的行为。

如何爱民，如何乐民？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红军裁缝的故事，诠释的正是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将人民群众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然后把服务群众的工作真真切切地做细了、做深了、做活了，做到暖心处。将心比心，我们就赢得了民心。

红军传单，用生命守护

“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这是1934年红军印发的《什么是红军》传单上的内容。一张红纸上，476个字清晰可辨。每每读起，李登科都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

李登科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的农民，他的爷爷李玉才是一位老红军。“奶奶经常给我讲，所以我记在心里面。当年红25军来我们这发展红色政权，爷爷知道红军是为穷人翻身的，坚决参加了红军。”李登科告诉记者，爷爷脑筋比较灵活，表现突出，三四个月后就被任命为特务班副班长。

1935年，李玉才回家的时候，遭到地方反动民团的抓捕。他将缝到衣服里的红军传单撕下来交给妻子刘立英，反复交代她：“红军是给穷人打天下的，你要相信红军。”“你要拿生命担保，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保护好它。”

刘立英虽不识字，不知道传单上写的什么，但她知道红军是好人，这是红军发的传单，便决心将它保存下去。“小时候我见过奶奶身上的伤疤，多少次拷打和审问，她都没承认过。”李登科说。

在白色恐怖的岁月里，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反动武装的反复搜查中，刘立英将这张传单夹在家谱里，藏到房檐上，严密保存，即使经受严刑拷打也没交出来。如今，李登科家里保留着一张原比例的红军传单复制件，这是他家的传家之宝；传单原件则保存在郧西县档案馆，成了县里的宝贝。

郧西，地处鄂豫陕交界处，南临汉江天险，北靠秦岭山脉。原郧西县史志办主任李仁喜告诉记者：红25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来此时力量薄弱，先召开了郧西会议，做出了建立新的根据地、迅速扩大红军等决定，随后又召开了万人参加的军民大会，说明红25军为什么到此来、红军是怎样的军队等，许多人当天就参加了红军。

据统计，郧西县2409名烈士中，半数以上是在保护红军、支援红军中牺牲的。正是有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支持，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充实了力量，来时部队2500余人，只用7个月的时间，就发展到包括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在内的6000多人。

郧西县关防乡二天门村前村支书贾开化说：当时二天门村78户有76人参军，最多的一家五口全部参军。“当年红25军来时，没到老百姓房子里去，大家知道红军是文明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军队。”

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这句话也一直在郧西县村民丁祥根的嘴边重复。丁祥根的爷爷丁敬礼就是在军民大会当天参加了红军组织的“抗捐队”，后成为地方游击队的骨干成员，最终却牺牲在反动民团手中。丁敬礼读过书，曾任过镇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委员，红军发布的政策和主张，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自己编了一首歌，走村串户地唱给大家听。

“打富救贫，打富救贫，我们有了自己的土地自己能享受，吃得饱穿得暖，红军是穷人自己的军队……”如今，丁祥根仍然记着几句歌词，他这样唱道。

红色家书映照初心使命

XJP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

品读红色家书，穿越时空隧道，与先烈们展开心灵对话，深深感受到红色家书背后浓厚炽烈的初心使命，感受到强大的精神力量，精神上受到洗礼、心灵得到净化。

信仰的力量折射初心的执着，彰显使命的坚韧。王器民，五四运动时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1年4月参与创办《琼崖旬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广州参与创办《新琼崖评论》。1924年到新加坡等地，动员华侨青年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秋，受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三师政治部工作。在北伐战争中担负保卫广东北伐大后方的任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7月初被敌人杀害于江门市，时年35岁。

临刑前王器民在江门市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为求主义实现而奋斗，为谋民众利益而牺牲”……革命份子既抱定以上二句誓词，即牺牲又有甚么紧要。书信中还写道：“革命份子如无肯牺牲，革命是没有成功的日子。我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牺牲，我的革命目的达到了。惟是对你很对不住，因为数年与你艰艰苦苦，我用全副精神为革命而努力，没有和你享过一日的安闲快乐的日子，我们夫妻可谓因国而忘家，为公而忘私啊！”

这封家书，情真意切，字里行间映射出对信仰的忠诚，对理想的坚守，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同时，流露出对爱人、对亲人的深深牵挂和柔情，展现出革命者的高尚品格和纯洁情操，为我们生动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执着初心与坚韧使命。

真理的力量映照初心使命的光芒，点亮前进的道路，赋予革命者昂扬的斗争精神，成为革命斗争的精神支撑。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能自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其强大精神力量和实践伟力就在于它体现真理、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在许多红色家书中充分彰显。

夏明翰，1919年在衡阳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在汉口被敌人逮捕，3月被杀害，时年28岁。

夏明翰在给大姐的信中说，人该怎样做，路该怎样走，要有正确的答案。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封家书，以朴素的话语精辟地阐明了革命者的昂扬斗争精神、不屈的顽强意志的动力源在于共产主义的真理力量。正因如此，这些革命先烈才能在真理的指引下，义无反顾地积极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江诗咏，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湖南省农民协会工作，1928年参与重建中共桃江区委，1930年5月被捕，6月被杀害，时年25岁。他在写给两位哥哥的信中说，家庭困难，弟有令前之造就者，不过为全世界大多劳苦无产阶级谋利益而牺牲，终身无恨。如最近革命成功，你们子孙和你们自己有相当之安乐。切不要因燕雀之讥或怙惜之爱，痛哭不已，致伤德体。感人肺腑的话语，充分显示出为正义而奋斗，为人民谋幸福的豪迈激情与牺牲精神。

理想之火不灭，信念之光长明。从红色家书中汲取滋养和力量，补充精神之钙，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XJP总书记强调：“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透过一封封激情澎湃、热血沸腾的红色家书，我们感受和触摸到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壮举，体会到党的初心使命在千锤百炼中所呈现出的巨大力量，点亮我们的精神世界，烛照我们的奋进之路，让人充满希望和动力。XJP总书记告诫我们：“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红色家书映照的初心使命，砥砺我们不懈奋斗。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仍要向革命先烈学习，他们身上展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和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我们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共同的力量，进行共同的奋斗，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作者：李永胜，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洪学智言传身教：路要自己走

侯昂妤

洪学智（1913年—2006年），安徽金寨人，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仅此一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洪学智将军展现出很高的军事指挥艺术，贡献卓越。洪学智有8个子女，他对子女的教育十分严格，坚持言传身教。洪学智常常告诫子女：一定要按规矩办事，要走正道，不要走歪门邪道；不要指望我为你们的发展铺路搭桥，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洪学智尤其注重教育孩子要勤俭节约。女儿洪晓京回忆：“爸爸教育我们要爱惜粮食，吃饭碗里要吃干净。掉在桌上的米粒，他会随手捡起来吃了。他的言传身教，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子女8人，衣服都是大的穿过，留给小的再穿。小学的时候，我的棉裤接了好几处，裤腿、裤腰布都不一样，膝盖处还打了补丁。父母教育我们不要讲吃讲穿，要热爱劳动；不要好吃懒做，好吃懒做是万恶之源。”

1946年四平战役结束后，陶铸送了洪学智一条毛毯。这条毯子伴随洪学智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68年，大儿子洪虎要结婚了，两位老人实在拿不出像样的礼物，选来选去，就将这条毛毯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洪虎。这条毛毯被洪虎爱人徐晓峰精心保存下来，现藏于四平战役纪念馆。

洪学智家一床毛巾被盖了三代人。1949年10月，洪学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洪学智用自己的津贴在广州购买了一床毛巾被。他带着这床毛巾被赴抗美援朝战场，参加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学习，度过首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和下放吉林任农机厅厅长那些难忘的岁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洪学智把这床毛巾被送给大儿子洪虎夫妇，后来又传给孙子、孙女。这床普通的毛巾被在洪家用了60多年。

洪学智十分注意培养子女在社会上的自立能力。他经常对子女说，人在社会上要有真才实学，不要指望依靠家庭、依靠父母，要靠自己。洪学智一生几起几落，他经常用自己的人生体验教育子女：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人在顺境的时候不要骄傲、得意忘形，要想到会有不顺利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也不要悲观失望、丧失信心，要想到会有好转的时候。

洪学智先后两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却从不利用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取私利。他生活俭朴，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八条“铁令”：不管是我的家人还是别的什么人，不该办的事一定不能办；任何时候都不许用公家的钱请吃请喝；部队和下级送的礼一律不收；下部队吃饭必须交钱，账不结清不走；下部队就餐严格执行“四菜一汤”标准；就餐摆酒一律不喝；饭桌上不许有剩饭；出差不允许子女搭车。

洪学智工作繁忙，但从不因此放松对子女的教育。他注重从小抓起，从细微之处抓起。孩子们上小学时，每学期结束后家里都要开家庭会议，针对孩子们的表现进行讲评，学习好、表现好的有奖励。每年“八一”建军节，洪学智夫妇总要把子女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战争年代的经历，教育子女不忘过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洪学智曾语重心长地表示：“要教育后代热爱祖国，继承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不断发展与胜利的法宝。”

胡洪言：用生命为人民铸就平安金盾

新华社杭州10月11日电（记者顾小立）1991年11月6日晚，一声刺耳的枪响划破浙江省武义县的静谧夜空，浙江省武义县公安局纪检员、老民警胡洪言在与歹徒搏斗时不幸中枪倒下。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刹那，他使出最后的力气抓住歹徒，将其死死地压在自己身下……20余年过去了，他的英雄事迹仍在当地家喻户晓，深刻激励感染着他的后辈同事。

胡洪言出生于1940年，是浙江省永康县人，1971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浙江省武义县公安局壶山派出所民警、指导员、县公安局治安股股长、内保科科长、科级纪检员。在派出所当内勤时，他积累的档案资料齐全有序，大小案件都有备忘录，被同事称为“活字典”；跑外勤时，他把辖区内的厂矿企业住宅楼都画成平面图，社情概况掌握得十分清楚。

1991年11月6日22时许，胡洪言和同事像往常一样整理完当天的案卷正准备休息，突然接到群众上门举报，下午有两名形迹可疑的青年住进招待所，“传说有枪，不知是真是假”。

这一线索立即引起了胡洪言的警觉。他马上带着同事一起摸排寻找到这两名可疑人员的住处，发现房门大开，室内一片狼藉，不见人影。据招待所管理人员反映，二人刚刚结账，已匆匆离开。

“要拦住这两个人！”胡洪言当机立断，要迅速对二人予以追逃拦截，并同时向上级领导部门报告。当来到一处国道线附近时，胡洪言见两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正神色慌张地拦下一辆前往温州方向的客车。胡洪言与同事马上将二人截住，带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进行审查。

“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需要你们配合调查。”在亮明身份后，胡洪言对两名青年进行搜查。此时，突如其来的一幕发生了：其中一名青年突然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对着胡洪言和他的同事疯狂射击。胡洪言迎着歹徒的枪口冲上去，徒手夺枪。狠毒的歹徒向胡洪言开枪，子弹击中胡洪言的腹部，血流如注。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用最后的力气控制住歹徒，并向同事呼喊：“快去抓罪犯！快去抓罪犯……”

由于右腹腔大血管被击破失血过多，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胡洪言最终壮烈牺牲。1992年，胡洪言被批准为革命烈士，同年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武义县公安局白洋派出所民警廖思思表示，作为一名“95后”青年警察，她虽然未能与英雄前辈谋面结识，但胡洪言勇往直前、挺身而出的精神深深镌刻在她心中。“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在新时代为人民铸就牢不可破的平安‘金盾’，是我们这一代青年民警的职责使命。”

淮海战役中的道路抢修工作

1948年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连云港），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枣庄市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对国民党军打响了淮海战役。

郑州解放后，两万多民工和铁路工人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至12月初，使开封、洛阳、新郑完全通车，并将后方的军需物资运送到前线。

为了使济南至徐州段能提前通车，支援淮海战场。在“快修铁路，支援前线”“建设一条人民铁路”口号的鼓舞下，广大地方群众和铁路工人们团结协作，艰苦奋战，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进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他们仅用33天，将长达110公里、大小47座桥梁完全修复竣工，使济南至徐州段提前了一个月通车。修复这段铁路需要枕木17万根，夹板2.5万副，道钉75万颗，螺丝5万颗，2万立方米土方。沿铁路线的人民群众得知为支援淮海决战需要抢修铁路用的枕木，便积极行动起来。滋阳一县就征购枕木达15000根；离山（滕县西北新设县）、邹县、滕县、济北（济宁北战前新设县）、曲阜等县，一边准备木材，一边发动木匠集体赶制枕木，组织大小车辆抢时间运送。各县动员了240多个铁匠炉昼夜打制夹板、道钉，许多铁匠铺自发合炉成立不同工序小组，进行流水作业。这种方法使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保证了任务的完成。抢修铁路所需的其他各种器材，由于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和城市工人齐心协力，这些物资很快就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运来，17万根枕木在不到20天的时间就全部落实并送到铁路线上。

开封的铁路工人工程队，听到商丘解放的消息，连夜赶到民权县，仅用2天的时间就铺修好被破坏的路轨。平汉路郑州段铁路抢修队的工人，冒着持续数日的大风雪，在路基、路轨全掩埋进厚厚的积雪里的情况下，他们不畏冰雪严寒，工人们顶风冒雪，克服困难抢修铁路，一段一段完好的铁路在他们的抢修中不断向前伸展。

徐州铁路工人们保护了大量的铁路机车、车辆以及机器设备等免遭敌人破坏。徐州解放后不到20天的时间里，以徐州为中心，东到新安镇，西至洛阳，南抵宿县，北达济南的铁路全部通车，陇海和津浦路也得以贯通。

据不完全统计，铁路工人和后方人民群众共抢修铁桥68座，涵洞228座，修复铁路220里。同时通往前线的大路、公路、桥梁也已修复。东从黄海，西至运河，南到陇海路，北达胶济路的主要交通干线全部畅通，有力支援了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

黄金女：智勇双全的女交通员

三年前，临高县关工委副主任陈振雄到琼中白沙起义纪念馆参观学习时，被纪念馆的一行文字记录吸引住了。这行文字写道：黎族首领、白沙起义的领导者王国兴1949年7月在一位临高新盈渔家女的护送下，穿过琼州海峡，到北平参加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临高的这位女性这么勇敢，她叫什么名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英勇之举？”陈振雄当即决定要寻找这位女性，以弘扬她的革命精神。

近日，64岁的陈振雄携众多资料找到海南日报记者。这三年来，他拜访健在的老干部、查阅各种资料、寻找当事人的亲人，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这位勇敢的渔家女——黄金女的诸多记录。这位渔家女活到89岁，在1992年去世。她的英雄事迹被写入了党史：经她护送过海的不只是王国兴，还包括马白山将军等一批琼崖党政要员。

五次英勇护送

“我首先去拜访临高健在的老干部，比如王克祥、符莹等，王克祥说他曾坐过黄金女的船，他记得黄金女。”陈振雄说。陈振雄还寻找到多本年代久远的书籍和文字记录，其中最让他兴奋的是，黄金女的护送事迹被记录进了《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临高历史》（第一卷，1926－1950）第二十一章《解放海南渡海作战的支前工作》所记载，1947年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在琼崖沿海布防几万重兵，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令其海军、空军机动配合，妄图阻止南下解放军渡海解放海南岛。在这种情况下，琼崖各级党政有关人员要渡过琼州海峡联系解放军，报送军情，非常困难。中共琼崖区委指示临高县委负责选派得力的人员担当这一重任。临高县党政负责人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新盈镇头嘴村地下联络站的黄金女。黄金女人缘好，深得群众信赖，容易雇到船只。另外她母亲善于经营生意，积蓄了一些资本，她本人和国民党游击大队长张廷举有一定交情，万一出事，也比较容易脱身。

黄金女雇船只，筹经费，想办法先将渡海的大船驶离新盈港，到深水处抛锚等候，然后又摇着小船到准备过海干部的集散地彩桥村接送过海人员，并将他们送到大船上。黄金女用这种办法前后五次护送几十名干部和有关人员到达雷州半岛。其中第二次是1949年7月下旬的一天，她护送了白沙起义首领王国兴、临高县委书记朱家玖和新华社记者冯子平。当天下午5时他们从头嘴湾起锚，第二天拂晓接近徐闻海边，将要靠岸时，碰上了敌人的巡逻队，受到盘查。朱家玖忙从怀里取出手榴弹准备应急。黄金女机警地坐在船舱上面，用布包着头，装扮成护送病人去治病的样子，比比划划，巧妙地瞒过了敌人。

一个月后的1949年8月，黄金女与妹妹又护送了6名干部过海。这6名干部其中之一就有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他过海是为了参加首届全国政协会议。

史料记载英雄事迹

“她不是大个子，也不是小个子，中等个头。”5月30日，临高97岁的老革命干部王克祥对海南日报记者回忆说，1949年12月，任琼崖纵队司令部警卫队队长的他就曾坐黄金女护送的船暗渡海安港，寻40军驻地，为解放海南岛提供情报。

94岁的老革命干部符莹也记得黄金女，还曾去过她新盈的家。“那时她60多岁，头发花白了。”老人回忆说。

陈振雄遍访相关人员收集黄金女的材料，包括由海南省民间文化研究会和临高县民间文化研究协会所编的《琼崖革命斗争故事》一书所载的《在烈火中成长的好阿婶——黄金女》、中共临高县委老干部局所编的《烽火人生》一书中所记录的《执舵劈浪渔家女》等资料。

黄金女的儿媳、74岁的林二，家里珍藏着一份纸张已泛黄的资料，这份资料打印在A3纸上，作者是黄正安，题目是《智勇双全的女交通员——黄金女》，资料最后一页盖有临高县委党史办的公章，落款时间是1989年6月20日，在尾页还附有临高县委党史办一段手写的说明：“本文是我办两位干事采访老干部黄正安同志执笔撰写的。此文采写的情况基本属实，可供参考。”这些资料不同程度记载着黄金女参加革命、受命当上交通员、机智渡送亲人的故事。

但是关于黄金女的个人和家庭故事少有记录。黄金女1903年出生在新盈镇头嘴村。她嫁给了潭吉村的陈久有。陈振雄说，黄金女夫妻感情不错，可惜黄金女迟迟未生孩子，在她40岁那年，丈夫又从邻村娶回了一个女人。当年5月，丈夫的第一个儿子出生，7月，她也生下了唯一的一个孩子——一个男孩。目前她的后代仍然生活在头嘴村。

“母亲是爽快耿直的人”

黄金女只留下一张照片，挂在她居住的老屋墙上，照片下方标注了“1992年”，是她逝世的年份。

5月30日，在新盈镇头嘴村她的老宅，她的后代向海南日报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黄金女。

黄金女的亲生儿子已经过世了，她儿子儿媳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目前只有她74岁的儿媳带着小孙子生活在这里。

陈琼森是她的大儿子，但非她所生，目前也住在头嘴村。他回忆说，“母亲个性比较爽快耿直，发现有什么不对，会直接说出来，敢讲话。有时候看到邻居或路人争吵，她也会讲道理去劝阻。她是个很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陈琼森不是黄金女亲生的，但他一再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母亲最疼爱他，“小时候我个子小，她亲生的儿子个子大，她经常背我出去走走逛逛。”在困难的年代里，陈琼森读书到初中毕业，而黄金女的亲生儿子只读到小学。

黄金女在革命年代里为什么有如此的勇气？陈琼森认为，这是有原因的。他说，父亲有个外甥叫王景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王景星时常跟他的父亲讲革命道理，母亲慢慢地也受到影响。

王景星其人其事在临高党史上有记载。据黄正安《智勇双全的女交通员——黄金女》一文所叙，“在外甥景星的多次动员下，1940年4月初，黄金女与丈夫陈久有奔赴美合岭，寻找抗日部队。从此，黄金女踏上了革命历程。”

黄金女的儿媳林二说，她没有看到婆婆享受过什么待遇，也没有留下什么遗产。几十年来，她只是珍藏着临高县史志办出具的一份盖了章的叙述黄金女参加革命的英勇事迹文稿。这是黄金女英勇故事的记录，是写在他们家族里的骄傲。

而对陈振雄来说，更多地挖掘和传播黄金女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事迹成了他四处奔走的动力，他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已经有人对黄金女的事迹感兴趣，想拍成电影。

机关节省公物的“边区经验”

抗日战争中后期，党中央为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积蓄物资备战备荒，要求各抗日根据地的机关、部队、学校三大系统深入开展生产运动，同时组织开展节约运动。在机关节约运动中，节省公物成为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所在地、抗日根据地试验区和示范区，在抓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方面积极探索，创造了“边区经验”。

制定供给标准，把好节省第一关

缩减公物供给是节省公物的第一关。从1943年开始到1945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每年年初根据节省原则制定下发年度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

机关日常公物主要包括办公公物和伙食公物，办公公物细分为灯油、纸张、笔、墨等，伙食公物细分为粮食、肉、菜、食盐、石炭、青油等，同时明确各物供给量标准和价格标准，用“双标准”扎紧节省公物的篱笆，防止巧立名目无端浪费。比如1943年度机关办公公物供给量标准为：灯油，干部二人一灯，杂务人员四人一灯，春冬两季每日每灯六钱，夏秋两季每日每灯三钱；纸张，每人每月九张；笔，干部每人每月一支，杂务人员每人每两月一支；墨，干部每人每月二钱，杂务人员每人每月一钱。伙食公物供给量标准为：机关大灶每人每日小米一斤三两（一斤等于十六两），每月肉三斤，每日菜一斤、食盐五钱、石炭一斤四两、青油五钱。各物价格标准明确以当地之平均价格为准。

随着节约运动的推进，边区政府加大机关节省公物的力度，视情降低部分日常公物的供给标准，力促机关工作人员养成节省公物的习惯。1944年度边区政府大幅降低了机关办公公物供给标准，对机关干部的纸张、笔、墨三项公物每人每月的供给量就分别比1943年度减少了一半。

制定标准关键在于严格执行。机关日常公物供给标准执行的第一年，边区政府对边区一级机关单位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年度检查，发现了一些超标浪费问题，也找到症结所在。《边府系统各单位1943年机关生产总结》写道：今年我们“只注意了煤炭、粮食节约，而对文具、纸张、灯油等办公用品都忽视了。七、八、九三个月，如办公厅超支纸张1914张……这主要的由于领导方面的忽视，做供给工作的同志粗枝大叶”。

要解决领导把关不严问题，仅通过平常检查纠正是不够的。1945年1月，边区政府完善供给预算审核制度，一是要求各单位首长对该单位所提出之预算，应负责慎重审核，提出该预算是否必需，及所需物品确实数量之意见；二是要求各单位之主管供给机关负责该预算之第二次审核，审查该预算有无虚报多报或浪费情形。此举为机关各单位落实领导责任，把好公物开支预算关，严格执行公物供给标准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开展重点研究，推广节省经验

节省粮食既是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的紧迫任务，也是财经工作机关需要极力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1943年底至1944年初，负责边区财经工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通过广泛搜集节省粮食的个体经验加以研究，总结提炼出适合推广的高效做法。他们选定在边区的中直机关为调研样本，1943年全年该系统节省粮食就达1100石。

西北财经办事处主要针对“能不能节省”“最多能节省多少”和“怎样节省”这三个问题进行研究，从实践经验中找寻答案。1944年2月，他们将研究成果写入《财政工作总结》，并向全边区机关推广节省粮食经验。

“能不能节省”的答案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研究指出：“实际上政府所规定的吃粮标准是有富裕的，机关人员每人每日一斤三两，而中央系统每人每日吃粮数，生产突击等特殊情况不论，一般仅十一两四至十六两二”，“根据政府规定吃粮标准，节约粮食是完全可能的”。

“最多能节省多少”的答案是“每人每日节约三两小米”。这一节省目标，他们是通过召集中直机关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充分讨论得出的。这个经验后来被全面推行，在全边区备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5月为应对春季无雨导致粮食作物严重夏荒的突发危机，边区政府果断决定自6月1日起对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系统各单位粮食供给标准普遍减少每人每日三两小米。

“怎样节省”的答案是“关键是改善炊事工作”。他们总结提炼出六个管用经验。比如“煮饭下米，应详细统计吃饭人数，按人数下米，吃馍后，少下米”“剩余米饭，下顿煮食或拌油炒食，剩余面食留下顿煮稀饭食用，锅巴黄者煮稀饭，焦者喂猪”，这两个方法能有效解决全边区机关炊事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饭前下米不计算、饭后剩饭整桶喂猪养鸡这一浪费粮食问题。

树立榜样人物，弘扬节省作风

1943年，边区政府组织在全边区开展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选举运动，并从农村、工厂、部队、机关、学校五大系统中择优选出185位“劳动英雄代表”参加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所致的大会闭幕词中对数十位劳动英雄代表进行了点名赞扬，其中有一位是机关的代表——“节省公物的佟玉新”。

佟玉新是中央出版发行部下设中央印刷厂的总务处管理员。为改进烧水工作，他被总务处派去水房烧水，“到水房工作十七个月和以前比较，共节省石炭十二万五千斤，以当时市场炭价合算得一百一十二石五斗细粮，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节约成绩。”佟玉新被选树为全边区机关节省公物的榜样人物，而且得到林伯渠主席的高度赞赏，不仅仅因为他节省公物成绩突出，更重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展现出了苏区时期形成的刻苦节省作风，这种优良作风是需要机关在节省公物中大力弘扬的。

“斗争、钻研、增效”是佟玉新节省公物的鲜明特点，它集中体现了节省的优良作风。“斗争”是坚决地与浪费现象作斗争。他看到烧水工人“对公家东西毫不爱惜，老是大块大块的烧炭，炭渣到处都是”，就果断地将他撤掉了。“钻研”是仔细研究存在的浪费问题，找到节省的办法。他改造灶门尺寸，调整炉条高度和间隔距离，这样炭不会漏下去，且可以烧透。改进烧法，利用炭皮、烂炭渣、碎石炭、木炭渣、刨花等为燃料。“增效”是在节省的前提下，增大工作的效能。过去水房每天烧炭320多斤，却只能烧水10锅，每锅水要1小时15分钟以上才能烧开，因为水不够，工人常到水房吵闹。而他每天烧炭70斤左右，却能烧水26锅，每锅平均半小时就开了，开水热水喝用不完，随时都有。

江祥凤：足智多谋孤胆英雄

江祥凤，1917年出生于文昌县（今文昌市）潭牛镇文通村。他出身贫寒，幼年丧父，尚未成年就为孤苦的母亲分担生活重担，艰苦的生活锻造了他机智勇敢的性格。

1939年初春，江祥凤替牛皮商运货到湛江出售。在海边，他目睹日军火烧渔船，将20多名渔民活活地投入大海淹死，而日军却站在海滩上大笑。他带着满腔怒火回到故乡，立志要为同胞报仇雪恨，不久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

日军在潭牛圩修筑据点后，四处烧杀抢掠，还放任马群肆意践踏和吞吃禾苗、花生、番薯等作物，江祥凤生出一计，以巧夺战马保护庄稼。1940年春季的一天，2名日军把马群赶到田里放牧后，便在远处的田埂上来回踱步。江祥凤装作割草老人，慢慢地靠近马群，瞅准机会纵身跃上一匹马，策马而去，日军追赶不上，只能干瞪眼，从此不敢在田里放马。

1941年春节，江祥凤只身潜入文通村日军据点，打死一名日本军人，夺取了5支三八式步枪。文昌县抗日民主政府嘉奖江祥凤英勇果敢的精神，奖给驳壳枪1支和光洋10元。日军则对他恨得牙痒痒，悬赏1000元光洋捉拿。

有一回，江祥凤接到群众报告，称潭牛据点伪军百余人由汉奸带路，进犯大昌乡同乐村。他便立即带领同村几位青年直奔潭牛据点，剪断敌人的电线，点爆竹、吹哨子，虚张声势，迫使敌军仓皇撤兵，避免了损失。在东郊乡田头村，江祥凤带领小队人马，用计生擒了“地头蛇”庄迫萌，缴获长短枪30余支，俘虏30多名反共乡顽。

江祥凤先后参加了老鸦坡、猛烈坡、黑石口、大尼坡、美圹等战斗，多次单独执行打杀汉奸、接送情报等任务，因而被誉为“孤胆英雄”，闻名琼崖，琼崖《抗日新闻》还曾为他做过专题报道。

1941年5月，在琼山县白引战斗中，江祥凤不幸牺牲。（记者习霁鸿）

江阴要塞：人民海军集结号吹响地

71年前的1949年4月23日下午，张爱萍在江苏泰州白马庙王氏小楼上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当即，张爱萍带着海军早期班底一行13人南下江阴。第二天中午，张爱萍一行到达江阴要塞，进驻位于高巷路2号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开始人民海军宣告成立后的一系列工作。4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在江阴要塞司令部召开。这次会议吹响了人民海军奋勇向前的集结号，人民海军从此扬帆起航。

张爱萍受命急赴江阴要塞开展接收工作。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三野前委确定立即成立华东军区海军，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并上报渡江战役总前委并中央军委。当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正式成立。24日，张爱萍率领首批参加海军的12个人乘吉普车赶赴江阴。张爱萍等人是根据三野前委指示前往江阴对国民党起义海军进行紧急接收、接管工作。新成立的华东军区海军此时面临以下几个紧急接收任务：一是受理江阴要塞之海军单位。江阴是国民党海军江阴要塞区驻地。该部7000多名国民党官兵已于4月21日被唐秉琳等地下党员成功策反，顺利起义，亟待人民海军接收、接管。二是沟通并做好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等起义人员的工作。在地下党同志的长期努力下，华东军区海军成立当天，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少将率30艘舰艇、1271人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起义。国民党军第3机动艇队23艘舰艇也在镇江附近江面起义。林遵第2舰队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对其进行了报复性轰炸，其舰艇被迫一直停靠在南京附近躲避轰炸，形势刻不容缓。为接管好起义人员及舰艇，张爱萍等人进驻江阴后，立即指派李进奔赴南京，协调成立华东军区海军南京办事处，专门负责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起义官兵及军舰的接收工作。三是接管自江阴至江西800公里长江沿线属于国民党起义、投诚、俘虏、留下的海军人员、舰艇物资装备和各种设施，补充进人民海军。在做好上述接管工作的基础上，人民海军还必须根据战争发展态势突击做好国民党海军大本营上海的接管工作准备等。

新海军人员赶赴江阴要塞进行集结。4月24日中午，张爱萍一行到达江阴要塞，立即进驻原国民党江阴要塞司令部着手接收、接管工作，同时处理各地新海军人员的集结和整编工作。此时，张爱萍差不多还是一个“光杆司令”，身边只有4位机关干部和8名警卫与工勤人员。三野司令部作战参谋黄胜天回忆：“起初，我看看我们这十几个人，看看江阴要塞司令部空荡荡的大院，心里直打鼓。中央的要求能完成吗？怎么样来完成呢？！”不过，这种忧虑很快就被打消。就在当天，三野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带着三野教导师师部644名机关人员赶到江阴报到。紧接着，三野教导师师长冯文华、政委汪大漠和海防团团长张元培等人先后报到。4月25日，参与国民党海防第2舰队起义联络工作的85师政委孙克骥和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副部长杨进赶赴江阴。与此同时，调拨给华东军区海军的三野教导师和3团，苏北海防纵队、三野司令部侦察营等部队，也都成建制地到达江阴。两天内，新中国第一支海军成员从在江北白马庙的13人，一下增加到了4000多人，在江阴要塞完成集结。部队集结后，张爱萍随即召开会议就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构的人事安排和部队整编问题征求大家的意见建议。紧接着，张爱萍深入教导师所属部队，详细调查了解部队人员情况，为下一步整编打好基础。

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在江阴要塞成立。4月28日，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在江阴要塞司令部礼堂举行，教导师部队800多名官兵参会。会上，身着陆军军服的张爱萍首先宣布了华东军区海军党委的组成：张爱萍任书记，孙克骥、冯文华、汪大漠、张元培等任委员。接着，张爱萍又宣布了华东军区海军机关的组成。率先成立的是司令部办公厅和政治部办公厅两个机关。会议还宣布了华东军区海军部队的构成：将原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东军区海军第一纵队，将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3团步兵营和第三野战军直属侦察营合编为华东军区海军警卫团。华东海军第一纵队，负责接管从江阴（后来是吴淞口）到江西九江800多公里沿江的国民党海军过来的所有人员和装备物资。华东海军警卫团，负责沿江原国民党海军机构、设施、舰船、码头的警卫和海军直属机关的保卫任务。张爱萍作了报告。报告提出当前总的目标任务是：“建设一支具有一定护航和军运能力的海军，待命配合陆海空军解放东南沿海和台湾，最后解放全中国。”报告进一步归纳了组建海军部队的原则，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基础，团结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共同建设人民海军”。华东军区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就像嘹亮的集结号，把新海军人员的思想凝聚到建设人民海军上来，鼓舞他们去奋力开创新的海军事业。

江竹筠：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共产党员

她是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人物原型，她是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她的事迹被广为传颂，影响和激励了几代人。她就是江竹筠，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

江竹筠，四川省自贡市人，1920年8月20日出生在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江竹筠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秋，她进入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的工作。

1943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根据党的指示，1944年，江竹筠考入四川大学，以普通学生的身份做党的工作。1945年，江竹筠与彭咏梧结婚，后留在重庆协助彭咏梧工作，负责处理党内事务和内外联络工作，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她江姐。

1947年，江竹筠受中共重庆市委的指派，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这年春夏，川东党组织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武装斗争，彭咏梧奉上级指示赴川东领导武装斗争。江竹筠以中共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

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重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2007年，位于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的江姐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如今，这里已是四川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大批党员干部、群众来此追思缅怀。（据新华社电记者吴晓颖）

蒋光鼐：坚持抵抗外敌反对内战的爱国将军

据新华社电（记者黄浩苑）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南栅村三蒋自然村，有一座西洋别墅式园林建筑，这里就是抵抗外敌、反对内战、心怀天下的爱国将领蒋光鼐的故居。蒋光鼐故居负责人钟伟锋说，蒋光鼐作为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英雄，在全球华人中有着崇高的声望和巨大的影响力，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值得我们敬佩和缅怀。

蒋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出生于广东东莞。1906年，他考入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加入同盟会，立志救国救民。辛亥革命时，他与陈铭枢、李章达等人到达武昌，投到黄兴麾下。旋即作为学生军敢死队员，参加汉口龙王庙登陆和收复汉口的战斗。1912年，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军校。次年，“二次革命”爆发，蒋光鼐参加了李烈钧领导的湖口起义。起义失败后赴日本，在黄兴主办的军事训练班“浩然庐”学习，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之后一直追随其左右。孙中山逝世后，蒋光鼐东征北伐，屡建奇功。

蒋光鼐是一名有责任感的优秀军人，更是一个心怀天下的爱国将领。他一生坚持抵抗外敌，反对内战，救亡图存。1932年，日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企图占领上海。当时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为第十九路军，蒋光鼐担任最高指挥官。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号召的影响和推动下，蒋光鼐决心抗击日寇，保卫上海。他奔赴前线亲自指挥，并通电全国“尺地寸草，不能放弃”，誓死守卫国土、抵御强敌。

接到日军的最后通牒时，蒋光鼐下令：“用大炮回答他。”他拒绝南京政府要求停止抵抗的命令，顽强奋战，苦撑月余，粉碎了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狂言。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47年，蒋光鼐秘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一起，共同筹划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建工作，并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1948年元旦，民革成立，宣告与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公开决裂。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部长，主管全国纺织工业的生产。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

2008年4月，蒋光鼐故居被列为东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启动建设蒋光鼐博物馆项目，在故居旁打造一个集展示、教育、旅游于一体的博物馆，更好地发挥蒋光鼐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社会效益。

焦裕禄如何做群众工作

魏众石顺江蔡相龙

原标题：永不消逝的记忆

那是1962年冬天的一个上午，豫东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接组织通知，县委书记处书记焦裕禄调离尉氏县，前往开封的另一个县兰考任职。在尉氏县委机关院里，司机崔合义往车上搬着焦裕禄全部的“家当”——除了锅碗瓢盆、两床被子、几件衣服，剩余的全是书籍。当初，崔合义去洛阳矿山机器厂接焦裕禄来尉氏，也是这些“家当”。

孩子们听说兰考很穷，一个个哭着不愿意上车跟着走。焦裕禄穿着单薄的棉衣，一边帮着搬行李，一边安慰着孩子们：“困难不可怕，革命者要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其实，对焦裕禄来说，在尉氏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这里的一切早已融进了自己的血脉，因为，他不仅在尉氏成立了家庭，更有无数质朴的老百姓与他鱼水情深，尉氏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在尉氏期间，为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鼓足干劲发展好集体经济，焦裕禄经常深入席苏村蹲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防止庄稼受淹，焦裕禄带领群众开沟挖渠泄洪，并指导群众将过去种烟、栽红薯的传统种植模式改为麦棉套种，实行统一耕种、供种、管理，在全县树起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面红旗。利用晚上时间，他一边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一边却用手握成拳头顶着肝部——很少有人知道，此时的焦裕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

贾鲁河是河南省内除黄河外最长、流域最广的河流，发源于新密，途经郑州、中牟，达尉氏，再进入扶沟至周口入沙颍河，最后流入淮河，它的前身是历史上著名的“鸿沟”。尉氏县的靳村大队就处在贾鲁河滩区，毗邻鄢陵县马庄村和扶沟县小岗杨村。当年国民党扒开黄河大堤后，这里遭受大洪灾，洪水退后，河滩内泥沙淤积、寸草不生，找不到地界，周围三个县，没有一个人愿意耕种。慢慢地，靳村农民开始在河滩内压柳条、打柳橛，男女老少齐上阵，硬生生整理出大约1600亩土地来。

眼看着柳树林长起来了，柳林里也慢慢能种庄稼了，邻县马庄和小岗杨村的群众眼红了，要求收回属于他们的土地，贾鲁河滩成了影响三县人民感情的真正“鸿沟”。每年秋收季节，都会发生矛盾和冲突。

1962年秋季，河滩里的高粱长势喜人，靳村安排了护林人员。一天晚上，恰逢靳村唱大戏，护林员在巡视庄稼时突然发现，邻村几个人正在砍伐防护林中那一排柳树！护林员赶紧回村报告。

矛盾升级到一触即发，一场流血冲突眼看就要发生。

消息传到县里，焦裕禄主动提出前往，他说道：“以前我在彭店工作过，靳村我熟悉，让我去吧。”由于事关三个县，焦裕禄约上多方干部，又请来省厅领导，决心要解决这一遗留复杂问题。

焦裕禄组织大家每天徒步几十里察看现场，分析根源，结合原始文书，对照现有土地状况，逐家逐户丈量，耐心细致去做群众思想工作，最终重新勘定了三地土地界线，签订了协议，立下了三地交界碑，成功化解矛盾。从此，三县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

如今每当群众说起这块界碑时，还要提起焦书记，这界碑早已成了老百姓心中的功德碑！

时间已进入十一月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焦裕禄仍然穿着单薄的衣服，他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下。

那天，他到庄头区刘家村调查走访时，来到了村办公地点——一所两层砖混小楼里。上下层之间隔着一道木楼板，上层放的是花生种子，下面做办公用。当他楼上楼下仔细查看后，发现二楼正对着花生囤的地方，有一个几寸长的裂缝，于是拿起一个竹竿，对着缝隙轻轻一捅，一捧花生就哗啦啦地落了下来。

焦裕禄手里捏着花生意味深长地说：“这都是那些没尾巴的老鼠干的，以后大家要提高警惕啊。”其他人笑了起来，那些偷吃者却脸红到了耳根。

没多久，有人反映庄头区前曹村基层组织涣散，干部吃喝风严重，群众意见很大。这不由得让他想起上次刘家村干部偷吃花生种那件事来。“必须下去摸清真实情况才对。”焦裕禄还是那种惯有的工作作风，很快带着工作组进驻到前曹村。

一进村子，焦裕禄就带领工作组逐户走访，“村干部经常大吃大喝”“都没有看到俺村的党支部开过会”“有干部经常偷吃集体的花生种”“有的干部光当老好人，从来不敢得罪人”……群众反映的问题焦裕禄都一一记在本子上。经过七八天的走访，工作组终于找到了前曹村基层组织涣散的病根，起草了一份《关于前曹大队巩固集体经济工作一二条具体做法》的调查报告。

多日的奔波，让工作组的同志们疲劳极了，大家倒头就睡，清冷的夜色弥漫开来，焦裕禄站在院子里思来想去，再不整顿干部作风，群众利益、集体利益的损失将会有多大？真的不敢想象啊！他决定开一个让干部群众都参加的集体讨论会。

会上，焦裕禄用过去在前曹村广为流传的一段民谣唤起了大家的记忆，那时候的前曹村十户九贫，借债度日，卖儿卖女，如今什么样呢？我们能吃上国家统销粮，领到国家救济款，再也不用出去逃荒要饭了……

焦裕禄一席话引得台下群众一片哽咽声，很多老贫农纷纷上前忆苦思甜，几个村干部主动检讨自己，下定决心改变自己，听党话，跟党走，为群众办实事。

随后，焦裕禄提出了几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做法：一是要开展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要团结协作，三是要互相监督，党员发挥表率作用。在焦裕禄的带领下，县委驻前曹村工作组顺利完成了驻村工作任务。

58年过去了，焦裕禄在尉氏的办公旧址依然矗立，人们在聚精会神地听讲解员说着焦裕禄在尉氏的初心故事，焦裕禄曾用过的藤椅、桌子静默而泛有光泽，似乎还能看到听到，它们的主人曾经坐在那里，抒写着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的心声。

接管古都

1949年和平解放之后，北平这座凋敝、沉闷了多年的古城再次回到了政治中心。成千上万的干部汇聚而来，又步履不停，把这里改造成了“中国雄鸡”上的闪闪红星。

“是北平改变这些破衣烂衫的泥腿子，还是泥腿子们改变北平呢？”此种考验，对中共来说，虽然棘手，却并不是无准备之仗。

“干部都带到了北平”

1948年10月底，筹划着去解放区受训的滕藤（后任社科院副院长），突然得到通知，北平不久就要解放了，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来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一直都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地下电台通讯员方亭回忆，迎接解放的任务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大力宣传当前的形势和我党的政策，大力争取群众了解。二是保留更多的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等有用人才。三是发动群众保存档案、文物、文件和物质财产。四是多方面了解情况，便于解放军进城后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可以顺利接管。

地下党还发动力量，将城里的袖珍地图都买光了。各种情报在西柏坡汇总，被编为四本《北平概况》，作为黄泥警校“一百单八将”的课本。

后来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刘涌回忆，早在1948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就命他从各地遴选100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火速到西柏坡接受公安训练。训练班开始时，李克农又特意从北平地下党调来8名大学生，于是有了黄泥警校“一百单八将”的绰号。

训练班的课还没讲完，北平就被围了。围城当晚，训练班提前结业，和同样是提前结业的三千余名华北局党校“南下干部培训班”学员，一起组成了“燕山大队”，星夜北上，参与北平接管工作。

这些学员急行军时，中共北平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也定了：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同样被毛泽东亲点的，还有北平市首任公安局局长谭政文。

为了党中央这个决定，李克农还生了一阵子闷气，他说：“你们要走一个谭政文，我已经是割爱了，还要我把为全国准备的干部都带到北平，别的城市怎么办？”可周恩来认为，北平不能有闪失，不仅把“一百单八将”都拨给了谭政文，还交代说：“你到北平的任务，就是把北平的治安搞得清清楚楚，迎接中央进城。”“一百单八将”后来成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创业元老，其中还出了两任公安局局长。

七八千名接管干部聚到京郊的良乡后，叶剑英和彭真在一座大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训。叶剑英明确告诉大家：“北平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一所人民的大学”

1948年8月中旬，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浒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永茂建筑公司。到了永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头儿”刘仁，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回忆这段往事，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真没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迎接解放的起点。”在这里，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一百四十余人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在这次奇特的集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课，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堂互相看不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王浒这才知道，辽沈战役已经打响，按照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5年，也就是1952年即可解放全中国。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干部、准备人才。清华园里，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1948年12月15日，当北平还是一座孤城，清华园就解放了。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到清华，宣布这里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国解放中，人民政府接管的第一个正规大学就是清华。

16日，周恩来在对民主人士的报告中，重申了中央对大学的政策，“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按：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先维持下来再说。”

由于采取了“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先于北平解放的各院校都实现了平稳过渡。

“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

解放军入城式的第二天（2月4日），刘仁决定召开地下党会师大会，开会地点在宣武门外国会街北大四院（现新华社）。当时北平所有的地下党员一共有3376人，由于会场容纳人数的限制，只有两千多人参加。

出于保密习惯，刚开会的时候，许多人还戴着大口罩或帽子，彼此看不清面孔。彭真、聂荣臻、叶剑英、薄一波、林彪等很多领导都讲了话，最让大家振奋的一句是，“今天，北平的地下党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了！”此话一出，全场沸腾，所有人都把帽子扔上了天，扔掉了口罩，彼此相认。很多人指着对方说“原来是你呀”，然后握手、拥抱。

彭真和李葆华把刘仁从后排请起来，彭真对大家说：“这就是多年来领导你们坚持地下斗争、富于白区工作经验的刘仁同志！”

“啊！”台下骚动起来。在城工部，大家亲切地称刘仁为“老头儿”，而绝大多数地下党员与这位“熟悉”的领导人素未谋面。

会师大会上还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党的工厂、学校、机关支部全部向群众公开。这件现在看起来顺理成章的事，在当时却颇有些风险。

刚解放的北平社会秩序尚未完全稳定，国民党特务大部分潜伏起来，散兵游勇刚刚开始收容，同时，北平党的组织与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还有许多联系，因此各工厂、学校党的组织一时还无法公开。稍有差池，很可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北平市委对公开身份做了充分的铺垫，最后决定，在“七一”前公开所有党组织。6月28日，清华二校门贴出了当时全校187名党员及负责人名单，从此党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

公开过程中，为了将党“毫无顾忌地、坚决地、勇敢地放在太阳下，即千千万万群众监督之下了”，群众可以自由参加各支部的党员大会。

党组织的公开大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至1949年底，共发展了新党员5860人。

救火英雄：向秀丽

新华社广州7月28日电（记者李雄鹰）“磊落光明向秀丽，扶危定倾争毫厘；一身正比泰山重，风格如斯世所师。”这是林伯渠同志为纪念抢救国家财产，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而光荣牺牲的女共产党员向秀丽的题词。

向秀丽，1933年5月13日出生于广州市一个贫苦家庭。新中国成立后，向秀丽在广州市何济公药厂工作。

1958年12月13日晚，向秀丽和另外两名年轻女工罗秀明、蔡秋梅在药厂4楼化工车间加班制造化学药剂“甲基硫氧嘧啶”。当时，罗秀明正要把一瓶净重25公斤的无水酒精倒入量杯，向秀丽见她提得吃力就去帮忙。但就在向秀丽开始倒第三杯酒精时，越来越倾斜的瓶身突然失去平衡，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20多公斤的酒精倾泻出来，流向车间内10个火红的煤炉。一接触到煤炉的热气，酒精刹那间燃烧起来，车间内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更可怕的是，7桶60公斤重、用煤油浸着的金属钠就放在离酒精倾泻处不到4米的地方，金属钠遇水或高温便会立即爆炸。到时，不仅整个工厂将毁于一旦，还会殃及上下九商业区的商铺、居民、学校。

向秀丽来不及为自己考虑什么，她拼命地用帽子、围裙拨酒精，阻止火势蔓延。大火烧毁了她的帽子、围裙，向秀丽想都不想，直接伸出双手阻挡酒精流向金属钠。火流仍在迅速蹿动，金属钠已经冒起了白烟。向秀丽猛地扑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来势凶猛的火流。

大火最终被闻声赶来的工人扑灭了，但向秀丽的下身却被严重烧伤，双腿僵直无法弯曲，膝盖几乎可以看见骨头。

在医院昏迷了三天三夜后，向秀丽渐渐清醒过来。她睁开眼睛就问：“金属钠有没有爆炸？工厂有没有损失？罗秀明有没有受伤？”

住院治疗期间，向秀丽以超乎想象的意志力忍受着病痛。每次除腐肉、植皮、输血、注射，医护人员都不忍心望向她的脸。每次想呻吟时，向秀丽都会坚强地咬牙忍住。有时实在忍不住，便叫医护人员打开留声机，让歌声淹没自己的呻吟。尽管医院千方百计进行抢救，最终未能挽救向秀丽的生命。火灾33天后，向秀丽去世。

向秀丽虽然光荣牺牲了，但是她给予人们的影响却一天天在扩大。许多工厂、学校举行了向秀丽的追悼会、事迹报告会。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共青团广东省委等单位，号召广州市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学习向秀丽的高贵品质。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等同志为纪念向秀丽题词。

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原标题：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张建华

1939年12月，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做出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决策，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做出了“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谋略，确定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的敌后地区。12月中旬，张震球和赖毅等奉命由延安出发，经西安、潼关、洛阳转赴到达豫皖苏边区涡阳县北新兴集新四军游击支队。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即派他担任该支队第四总队政治部主任，协助总队长兼政委张爱萍，到津浦铁路东，开辟皖东北抗日根据地，担负起艰巨的敌后抗战任务。

大柏圩战斗

1940年1月，张震球和刘瑞龙等一行40人，穿过津浦铁路日伪军的封锁线，到达路东的第四总队。此时，华中淮北地区为敌伪统治区，津浦、陇海铁路是日伪军控制的交通命脉，徐州至蚌埠段敌人防护和封锁严密，沿铁路两侧各挖有7米宽的封锁沟，铁路上铁甲车日夜巡逻。

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及地方顽固势力对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抗日力量的发展“甚为不满”，派出亲信马馨亭率一个加强营约1000余人进至泗县地区，企图打通与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的联系，达到夹击八路军、新四军在皖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扩大反共阵地的目的。为粉碎这一阴谋，我军对马部予以警告、阻止行动，但马馨亭却趁夜绕道进入敌伪势力所控制的大地主庄园大柏圩子，与庄主柏逸孙的地主武装合流，企图凭借碉堡、深水壕沟、高墙踞圩固守。

中共苏皖区委和部队领导研究决定，由新四军游击支队第四总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苏鲁豫支队两个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一团等部共同作战，由新四军第四总队总队长张爱萍统一指挥，对马馨亭及其所部的驻地大柏圩发起攻击，乘其立足未稳之际聚歼之。

2月4日，大柏圩战斗打响。参战部队先以小部队佯攻，吸引敌人火力，然后集中兵力从大柏圩子东、南两面进行攻击。各部队用芦苇等物填塞壕沟，打掉敌人碉堡，架起梯子攀登圩墙，勇猛冲杀进入圩内和敌人激战。马馨亭见败局已定，仓皇率领残部从圩墙挖洞而出，逃往津浦路西。此战之后，皖东北为我军完全控制。

大年初一开仓济贫

皖东北属砂姜丘陵地带，土地贫瘠，农民多种爬豆作为主食。遇到春荒缺粮，群众多以草根度日，生活十分困苦，而大柏圩内地主、奸商却趁机囤积居奇，高价出售甚至拒售，使民众挣扎在死亡线上。

1940年2月8日当天正值大年初一，第四总队政治部张贴布告，阐明第四总队“依靠群众、保护群众、英勇战斗、抗日到底”的主张，迫使地主奸商开仓济贫。一时间，人民群众从四面八方拥向大柏圩运粮，肩扛手提，车拉畜驮，景象十分壮观。初二那天，宿迁敌伪出动百余人前来骚扰，又遭我军阻击，敌慌忙缩回据点。老百姓不分昼夜地运粮七天七夜，正如张爱萍诗中描述的：“开仓分浮财，万民齐叫绝。”

巩固根据地

3月，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争取整个苏皖地区（淮北，宝应、盐城以北，陇海路以南）成为共产党与进步势力管理之下的巩固的抗日反汉奸的根据地，并在这个根据地上建立统一的抗日军队、统一的民众团体，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坚持抗战。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成立了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刘瑞龙任书记，张爱萍、江华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工作。按照部署，中共党组织所掌握的这一地区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辖独立第一团、第十一团、第十二团，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张震球任总队政治部主任（5月兼独立一团团长）。至此，第四总队扩大为主力部队，对拔除日伪据点，消灭土匪武装，稳定局势，巩固我党我军在皖东北的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军政委员会、区党委对建立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工作的部署，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决心首先扫除盘踞在大庄、老周圩一带的反共顽固势力许志远部，以清除根据地的内部隐患。

3月下旬，第四总队在灵宿击退了敌伪的进犯后，得知许志远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驻地立煌县领取武器的消息，张爱萍立即向中原局请示汇报，并通知驻守在通往立煌县必经之路的新四军第五支队队长罗炳辉，将许志远在返程途中扣留，人马连同轻重武器全部缴械。

第四总队经研究决定，抓住许志远被扣和许部尚不知情的战机，拿下老周圩子。总队长张爱萍、政治部主任张震球、第十一团团长赵汇川和第十二团团长徐崇富，连夜召开会议，进行战前分析，周密部署作战方案。次日黄昏，独立第一团和第十一团在城外将老周圩团团围住，至天明前发起总攻，一举拿下老周圩。

接着，第四总队3个团挥戈西进，半个月连续作战13次，横扫灵北、灵南、宿东、五河北、泗县等地的敌伪和地方顽固势力。此后，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全面展开，相继在8个县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第四总队的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第四总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部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和抗日救国的政策，宣传减租减息的法令；号召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要团结起来，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不让家乡伪化。

多次粉碎日伪顽的进犯

1940年4月28日，刘少奇北渡淮河，到达皖东北泗县罗岗村的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队部视察并指导工作，并指导了这里的反“扫荡”与反摩擦战斗。刘少奇在宋湖召开部队及地方干部会议，做了《在敌后怎样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对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为皖东北根据地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刘少奇在皖东北期间，日军多次出动“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江苏省第七行政区专员兼保安第七旅旅长王光夏趁机率4个团出动，并指挥第三十三师2个团和泗县常备队，与日军呼应，突施夹击，妄图一举摧毁共产党领导的皖东北抗日政权。敌人进占朱湖、新兴圩子、金锁镇、界头集等地，到处袭击抗日政权机关，捕杀工作人员，焚烧抢劫，无所不为。1940年5月1日，第四总队正召开全体排以上干部大会，听取刘少奇的报告。刘少奇的讲话刚刚开始，侦察员就赶来报告说，泗县、五河日军突袭新四军第四总队驻地洪泽湖西岸的罗岗地区。张爱萍立即派出第十一团对上塘集、郑集方向的日军警戒阻击，其余部队掩护正在皖东北视察的刘少奇向泗县青阳镇东北的朱湖、新行圩子方向转移。

对此，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派一个团星夜赶到泗县增援。10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该支队分路南下，速向皖东北泗县前进，夹击敌人。13日，刘少奇组织指挥泗县地区反顽自卫战斗，调集新四军第四总队会同八路军共6个团，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向进犯顽军猛攻，给予迎头痛击。激战1日，顽军狼狈后撤，反击部队穷追猛打，收复界头集、金锁镇等地，13天共歼顽军1000余人，取得了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的胜利。

5月下旬，顽军韩德勤又纠集11个团，西渡运河，再次侵入金锁镇南北约5公里的地区。新四军、八路军在皖东北的兄弟部队协同作战，将西犯的国民党军驱回泗阳、宿迁及运河以东地区。随后，日军集中睢宁、宿迁、泗县等地的敌人600余人，对江桥、归个两地进行“合击”，经我军英勇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时至8月，第四总队在皖东北地区连续作战，先后6次击溃日伪，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8月，中原局经中共中央批准，确定了向东发展、向西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区分了战略任务。将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我党领导的所有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及陇海南进支队合编为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任支队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孙象涵任副司令员，张震球任政治部主任、张震寰任副主任，辖第七、第八、第九团。

（作者为张震球之子）

抗日英雄廖海涛：身陷重围奋战到最后一刻

陈弘毅

闽西崇山峻岭中的上杭县溪口镇风光秀丽。青山下，清澈见底的小溪从古色古香的民居旁流过。历史回溯百年，这里走出了一位在抗战前线奋战到生命最后一刻的英烈——廖海涛。

廖海涛，1909年出生，福建省上杭县溪口乡人。192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5月领导当地农民暴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共代英县委副书记、县苏维埃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廖海涛留在闽西苏区，历任中共杭武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中国工农红军闽西第7支队政委，领导上杭苏区军民坚持了极为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年，闽西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廖海涛先后任第2支队4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在张鼎丞的率领下挺进苏南敌后，参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于江宁、句容、溧阳、溧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1940年2月，廖海涛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5月，他指挥赤山战斗，歼灭日军中队长以下130余人。7月，陈毅、粟裕率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长江挺进苏中、苏北建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后，廖海涛任江南指挥部政委。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和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合编为新四军第6师，廖海涛任6师16旅政委兼苏南抗日根据地军政委员会主任。

1941年5月，他和旅长罗忠毅率16旅46团、47团回师茅山地区，经浴血奋战，终于恢复和巩固了茅山抗日根据地。10月，他和旅长罗忠毅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委机关驻江苏省溧阳县塘马村一带。

1941年11月27日深夜，日军集中步、骑、炮联合兵种共3000余人，对16旅驻地江苏溧阳塘马村发动突然袭击。廖海涛组织旅部及中共苏皖区党委机关转移，率部对敌阻击，掩护机关人员突围，打退日军多次疯狂进攻。战斗从28日凌晨一直坚持到中午，毙伤日、伪军300多名。廖海涛身陷重围，腹部中弹，仍然手捂伤口继续指挥战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32岁。

廖海涛烈士的故乡上杭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上杭县高度重视保护红色文化，将红色旅游与历史文化遗产利用保护、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现代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施了古田会议旧址群维修保护、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维修和纪念馆扩建、将军和名人故居维修保护等工程，产生了良好的政治、社会影响。（新华社福州1月2日电记者陈弘毅）

（责任编辑：赵丹阳）

孔繁森：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民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一直坚守这份初心，践行这份使命。回顾他的过往，每一名共产党员都能从中体悟到那份忠诚坚定的理想信仰，那份不畏艰险的拼搏精神，那份开拓进取的优良作风，那份心怀人民的公仆情怀，那份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

在奋斗的征途上，有艰难险阻的考验，有公与私的选择……由于坚定了初心，孔繁森经受了各种考验，做出了无愧于优秀共产党员的壮举。他留下的那句话，已经成为党员干部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

“咱是党的人，咱得给公家办事啊”

忠诚干净担当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应当具备的政治品格。忠诚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落实到每一次选择、每一次坚守中的勇气和担当。孔繁森曾做出的重大选择，尽显他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

如果一个结婚成家的男人，父亲70岁，母亲78岁，妻子身体不好，三个孩子尚在幼年，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自农村种地生活，但组织上决定调他去西藏工作五年，这个时候他该如何抉择？面对党和人民的需要，面对组织的号召，孔繁森毅然承担起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做出了必然的抉择，服从大局，把对家人的爱升华为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大爱与对党的绝对忠诚。

1979年4月26日下午，孔繁森和15位聊城籍援藏干部踏上西去的征程。起初，孔繁森进藏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地委领导通过考察，决定改派他到条件更加艰苦的边境地区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兼检察院检察长。岗巴海拔比日喀则平均高出几百米，含氧量不足50％，比日喀则还低15％左右，但孔繁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听从组织安排。

第二次进藏同样是考验。上级让孔繁森作为山东省援藏干部的总带队再次进藏。一边是87岁、瘫坐在轮椅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母亲，正处在升学节骨眼儿上的三个孩子，一边是比在内地更加艰辛的工作岗位，他该如何抉择？尽管有过犹豫，尽管很多人并不支持他去，但孔繁森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做出了再次赴藏的决定。他对别人讲：我二次进藏，完全是个人自愿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

孔繁森觉得对不起家人，不知如何对妻子说明这次选择的理由，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家人的愧疚。他最放不下的是母亲。要走了，孔繁森默默地站在母亲身旁，轻轻梳理着母亲稀疏的白发，然后贴在老人的耳旁，声音颤抖地说：“娘，儿又要出远门了，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要翻好几座山，过好多条河。”“三儿啊，咱不去不行吗？”年迈的母亲颤巍巍地抚摸着他的头问。“不行啊娘，咱是党的人，咱得给公家办事啊。”孔繁森的声音哽咽。“那就去吧，俺知道公家的事误了不行。多带些衣服、干粮，路上别喝冷水……”孔繁森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流着眼泪磕了一个头，恋恋不舍地踏上远去的征程。

“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面对高海拔环境，面对恶劣的气候和复杂的交通，孔繁森不仅对身体所受的损伤无所畏惧，而且甘愿冒着随时可能遇到的生命危险，知重而担，知难而进，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撑下，不惧艰险、不怕牺牲，勤勉工作。

岗巴县海拔4700米，空气含氧量少，下一次乡要一个多月，到最远的乡村需要走十天，有时一天也找不到一个村子。孔繁森像县里干部一样，吃糌粑、喝酥油茶，一开始并不习惯。由于缺乏维生素，他出现了头发脱落、口腔溃疡、嘴唇开裂、指甲变软、体重下降等情况。这些困难并没有阻挡孔繁森融入藏区工作生活的脚步。在给友人的信中，孔繁森写道，原来打一担水要休息两次，后来到400米外打水，可以一次挑到家。

从进藏第一天开始，他就把这片土地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参加藏语培训班，认真听，卖力读，很快掌握了32个藏文字母和当地常用会话。他克服高原反应，学会了骑马，很快适应了藏区的生活方式。

1989年11月，孔繁森在驱车下乡检查工作途中发生车祸。他在病房躺了十多天，还未完全康复就提前出院。在把别人送他的水果和营养品都送到敬老院后，他便带领考察组到北京、重庆、杭州、合肥等地的16所中学看望藏族班学生。病痛折磨着他，可他全然不顾。由于这次车祸没有得到彻底的治疗，孔繁森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右眼成像重影、颈腰损伤的终身残疾。

1994年2月，一场50年不遇的暴风雪，让还没解决温饱的阿里雪上加霜。雪灾增加了数以万计的灾民，五十多万头牲畜冻饿而死，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亿元。孔繁森带领工作队踏着齐腰深的积雪，深入受灾最严重的革吉、改则两县，把每户牧民的受灾情况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挨家挨户地走访牧民、分发救灾物品和救济款。27日凌晨，孔繁森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感到死神的临近。他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在笔记本上给同行的小梁写下了遗书，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

一般人经过一次危难就会后怕不已，一生谨慎，孔繁森却历经危难志不移，越是艰险越向前。他干事创业、造福群众的初心，从未动摇和改变。据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回忆，他和孔繁森两次见面，都听他说过“活着就干，死了就算”的话，而第二次离孔繁森殉职只有四个月。在艰险的工作生活环境下，孔繁森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做好了为人民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群众的需求了如指掌，一步一个脚印地为群众办事

看到阿里的落后状况，孔繁森心急如焚。怀着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他搞调研，做规划，用务实之心、谋事之心、创业之心，推进阿里的稳定和发展。在阿里，孔繁森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县乡度过的，每一次少说也要十天八天。饿了，他们就吃一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一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路不通就骑马，马过不去就步行。长时间骑马下乡，腿都磨破了，裤子和血肉都粘在一起。不到两年时间，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

孔繁森下乡有“四必到”：必到敬老院，必到学校，必到边防哨卡，必到贫困牧民家庭。抗击雪灾时，孔繁森到达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坚持走访最偏僻的受灾户。小梁劝他，情况也摸清了，受灾情况也录像了，回去向自治区汇报就行了。你身体这么差，那些救灾粮款让其他人送去就行了。孔繁森却说，这么大的雪灾，我们不去，群众就会认为党和政府不管他们了！救灾物资到，和人到是不一样的！就算有一个人在那里，我也要去看他，让他知道，党和政府在关心着他，在和他一起跟自然灾害作斗争，让他感到今生今世的幸福，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

阿里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与印度、尼泊尔等国家和地区相邻，地处反分裂斗争最前线。孔繁森作为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为国家安全和边境安定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他跑遍分区每一个边防哨卡，为军分区解决巡逻车辆不足问题，为无人区哨兵送去新鲜的牛羊肉、蔬菜、录像带和卡拉OK机，处理缺少执勤马匹、牦牛和烤火用的牛粪的问题，为巴尔兵站建立投递点，为20多位官兵和家属解决生活困难。他制定并部署实施阿里双拥规划，全地区军政、军民、民族团结出现崭新局面，日土县、札达县、军分区分别跨入双拥模范县和双拥先进集体的行列，使阿里地区双拥创建工作实现零的突破。

西藏的老人是他的老人，西藏的孩子是他的孩子，西藏的土地是他的家乡

心忧百姓，亲民爱民。孔繁森在行动中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拉萨市的56所敬老院和社会福利院，他走访过48所。每次下乡，他都带着小药箱，自费购买高原常见病治疗药品。工作之余，他为缺医少药的农牧民送医送药，每年在这上面的花费有几千元。尽管这些对整个藏区人民的医疗需求来说是杯水车薪，可对每一个病人，往往关乎健康和生命。有一次，孔繁森通过吸痰救活了一个叫仁青的小男孩。1979年3月7日出生的仁青，如今在岗巴县昌龙乡乃村务农。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发生地震，孔繁森在指挥抗震现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在直孔区羊日岗乡齐马卡村，他领养了三个失去父母的藏族孩子。生活实在困难，但他既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又不忍心向家里要钱，就来到西藏军区总医院，化名“洛珠”三次卖血900毫升，领到营养费900元，用于孩子们上学和改善生活。如今，他收养的孤儿已成人成材。

孔繁森的殉职给阿里人民带来莫大悲痛。他把自己当公仆，却被阿里人民称为“活菩萨”。在西藏，“孔繁森式的干部”至今仍然是群众对人民公仆的最高称誉。

“咱不能沾公家的光”

坚持原则是孔繁森做人做事的准则。有一次，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柴腾虎陪孔繁森到基层去，在门口碰到一个人满脸堆笑地拦车。孔繁森面色冷峻，让司机开车照常前行。柴腾虎很是纳闷，平时一向和蔼可亲的孔书记怎么这么严肃？一打听才知道，那人是个包工头，想承揽阿里的某个工程项目，前一天找到孔繁森的办公室，掏出5000元钱，想让孔繁森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让孔繁森批评了一顿，装钱的信封也被扔到门外。

本家老乡孔祥茂一直想开个门诊，由于缺少行医资格，想找孔繁森找人特批，多次上门送礼恳求，孔繁森拒收礼品，严词拒绝，说人命关天岂能儿戏。后来，孔祥茂贪图钱财非法接生，造成医疗事故，痛哭流涕地跪在孔繁森面前，求他向有关部门说情，以逃避法律责任。孔繁森严肃批评了他，为他下了碗面条，看着他吃下，劝说他主动到有关部门投案自首，接受处理。

从严治家，立德树人，是孔繁森一直秉持的信念。在莘县时，县委通信员发现孔繁森儿子孔杰的作业本和笔用完了，就从机关仓库里领出稿纸、圆珠笔、墨水，给孔杰拿去用。孔繁森发现后教育儿子说：“你缺啥我给你买，咱不能沾公家的光。”趁孩子还没用，赶紧给送了回去。

从孔繁森给女儿孔玲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孩子严格的要求和细腻的关切。1993年12月2日，他在信中说：“要注意节约，咱不是怕花钱，主要是要养成节约美德，千万不要和同学比吃比穿，要知道全国还有不少县因财政困难发不出工资，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部分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1994年1月16日，他写道：“你们几个小姊妹（孔玲同宿舍的女孩）记住：一要把学习搞好，二要带着书回家，三是路上注意安全，四是回家后要谦虚，五是帮父母多做点家务，六是不要买什么东西回家。”殉职前，孔繁森在新疆考察工作之余，给孔玲和同宿舍的同学，每人买了一顶维吾尔族小花帽和一条丝巾，这几个孩子多年都叫他“孔爸爸”。这些没来得及送出的礼物，凝聚着他博大的父爱。

老红军忆长征：坚持向前走，不能掉队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陕西延安八一敬老院，91岁的梁克兴唱起了这首经典歌曲，将人们带回那段革命岁月。途经11个省区，行走两万五千里，各路红军主力陆续汇聚延安

老红军刘天佑也曾在八一敬老院生活。刘天佑出生于1916年，2009年逝世，是经历长征的老红军。回忆起外婆刘天佑，雷勇有讲不完的故事。“外婆是四川巴中人，小时候家里很穷，给人家当佣人。一次赶集途中，她遇到了红军宣传队，当时就报名参加了红军。”雷勇说，“后来还是红军的首长给外婆取名刘天佑。”

1933年10月，刘天佑参加红四方面军从事宣传工作。1935年8月随部队长征，翻越雪山，两次过草地。1936年9月到达甘肃会宁，在部队医院做医务工作。刘天佑曾给雷勇讲过长征的故事，她说：“爬雪山，过沼泽，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向前走，不能掉队。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和信念。”

这种精神和信念，影响着刘天佑的一生。2008年7月2日，北京奥运会圣火在延安传递，92岁的刘天佑在延安传递第一棒。“接过火炬，外婆执意不坐轮椅，自己小跑了50多米。”雷勇回忆。

“任何时候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这是刘天佑经常说的话。雷勇说，每次见外婆，她都叮嘱自己要踏实工作。

延安八一敬老院副院长张柏亚介绍，敬老院的老人们常结合自身经历现身说法，向来访者进行红色教育。这里不仅是老红军、老复员军人的家园，更是弘扬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新华社长沙8月1日电（记者刘良恒）从长沙市岳麓区出发，沿着雷锋大道向北行，大约经过三四公里，看到一尊巨型雷锋头像艺术雕像，就到了雷锋的家乡——长沙市望城区。

雷锋，湖南省望城县（今长沙市望城区）人。1940年出生，7岁沦为孤儿。新中国成立后，雷锋获得了新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参加了儿童团。在小学读书期间，他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小学毕业后，他当过记工员、通信员、拖拉机手，1957年2月加入青年团。

1958年9月，雷锋响应国家号召，到辽宁鞍山当了一名推土机手。11月被分配到鞍钢化工总厂洗煤车间工作。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多次被评为“红旗手”“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出席了鞍山市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60年1月应征入伍，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雷锋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牢固地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以“钉子”精神挤时间刻苦学习党的理论著作和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甘当“螺丝钉”的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事迹。连队分配他当汽车兵，他努力钻研驾驶技术，成为一名合格的汽车驾驶员。担任班长后，他事事模范带头，带领全班成为部队先进集体。他对共产主义事业无限忠诚，热爱人民群众，热爱集体，关心战友，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并身体力行，认真实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他生活节俭，省下的钱用来帮助受灾群众和家庭困难的战友，并常常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到部队驻地附近为群众做好事。他曾担任校外辅导员，经常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和激励少年一代健康成长。他谦虚谨慎，从不自满自炫，受到赞誉不骄傲，做了好事不留名。出差时，他一上火车就为旅客端茶送水，打扫卫生，群众称赞道：“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1962年8月15日，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殉职。在部队生活2年8个月，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受嘉奖多次，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在军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在广泛持久开展的学习雷锋活动中，全军各部队和全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大批雷锋式的英雄模范人物。仅在雷锋的家乡湖南长沙望城区一地，就先后成长起姚建刚、郭德高等7名“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周美玲，“时代楷模”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以及多名省市“道德模范”等。雷锋精神培育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之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

XJP总书记指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迫切需要迎难而上、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范和崇高境界，也是对党忠诚的重要体现。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担当精神既是他高尚道德情操和伟大人格力量的凝聚，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勇敢前行的精神动力。李大钊为了“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勇敢地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矢志不渝地努力于民族解放的事业。李大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勇敢地承担起时代和历史所赋予的艰巨使命。他不怕流血牺牲，投身于救民族于危难，救人民于水火的事业中。“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和英雄气概，影响和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

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担当精神表现为深切的忧患意识、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深邃的历史使命感，这在李大钊的身上得以充分体现。为了民族的复兴，他“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积极向上、百折不挠、刚毅进取的民族精神。李大钊的道德和操守非常崇高，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格。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李大钊建党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他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他终生不渝的追求和奋斗目标。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他把救国救民这一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终生奋斗的目标，作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巨大精神动力。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李大钊等同志属于先驱者和擎旗人。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他把实现个人的理想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与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紧密联系，并为之积极践行、矢志不渝。

李大钊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不遗余力地操劳奔波，为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发誓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才能够“创造环境、征服历史”。只有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和艰苦卓绝的奋斗，才能实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美好愿景。他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幸福和解放，以大无畏的精神舍生取义。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身上体现出的时刻牵挂国家兴亡、时刻不忘人民疾苦并为之奋斗的精神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

李大钊的担当精神源于对国家、对民族、对党、对人民具有无比深沉的大爱情怀和牺牲精神。只有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敢担当。他认为爱人民、爱国家、爱人类，就要付出牺牲。他曾说：“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怀有广济天下、“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大爱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他生活俭朴，反对奢靡。他济贫扶危，仗义疏财。当党组织活动经费缺乏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倾囊而出，拿出工资进行资助；当贫困的青年学生需要帮助时，他慷慨解囊进行扶助；当同胞和国际友人遇到困难时，他热心捐助以解危困。正因为如此，使得自家的生活难以为继。在他牺牲后，家里的物品只值一元钱，“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令人垂泪。他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高尚风范，崇俭戒奢、俭朴清廉的廉洁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要弘扬担当精神，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李敷仁：一滴血只要为人民流出都不会白费

新华社西安7月24日电（记者李浩）“知尔杀人数不清，焉知民力大无穷。一滴鲜血一抔土，杜鹃血染麦浪红。”这是著名新闻与教育工作者李敷仁在被反动派特务枪击受伤后写下的诗句，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的丑恶罪行。

李敷仁，1899年生于陕西咸阳北杜镇，祖籍陕西蒲城县。1920年考入陕西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毕业后在陕军何经纬部教导队任文化教员。

1928年后，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助理干事、科长、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编辑，曾发表《帝国主义进了潼关》等社论，又在《觉悟青年》发表了《地皮将透的咸阳》，揭露军阀、土豪、贪官污吏的罪行。

1931年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先后在凤翔二中、兴国中学等学校任职。

1937年，李敷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在西安创办了《老百姓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风格，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替老百姓说话，报道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和各战区情况，宣传抗日救国和民主运动。

《老百姓报》办报4年，总发行量达到100多万份，有万名左右的订户，影响颇大，该报被群众称为“咱们的老百姓”，李敷仁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百姓”。但因《老百姓报》旗帜鲜明地抨击国民党当局，被迫停刊。《老百姓报》停刊后李敷仁又续办《农村周报》，但仅出刊6期又被查封停刊。

1942年，李敷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西北民盟总支部青年部主任。1945年5月，李敷仁创办《民众导报》，任主编兼主笔，提倡民主，反对独裁，宣传革命，国民党当局因此对他和《民众导报》深恶痛绝。

1946年5月1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特务向李敷仁连开两枪，所幸李敷仁并未死亡，被当地群众救回家中。次日，在得知李敷仁生还的消息后，特务又去搜查，李敷仁经群众多方掩护未被发现。

5月3日，中共陕西省工委获悉情况后，立即开展营救工作。李敷仁先后被安全转移七八处地方，终于逃出虎口，卡在他颈部的子弹也被取了出来，并于7月17日抵达延安。

1946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李敷仁历任民盟中央委员，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西安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李敷仁因枪伤严重导致身体长期衰弱，于1958年2月19日在西安病逝，终年58岁。

2017年，李敷仁纪念馆在李敷仁女儿李荷力和侄孙李晓龙的努力下建成。“爷爷的座右铭是，向历史负责，为人民工作。我们要弘扬革命前辈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使它永世相传，永远爱党，爱国，爱人民。”李晓龙说。

李富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

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

——纪念李富春同志诞辰120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今年5月22日，是李富春同志诞辰120周年。李富春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一生忠诚为党、竭诚为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一、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和红军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1900年，李富春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少时，清贫的家境，严格的家风，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1919年，有感于国家内外交困的境况，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随后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立志当“实行劳动的先导人”，先后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对法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及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和《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等文章，控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在蔡和森等同志影响下，李富春同志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1922年6月，他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6月，根据中共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11月任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

1925年初，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中共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同年夏，他回到祖国，满怀热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8月，李富春同志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不久，受组织派遣，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他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形成坚强有力的政工队伍，使第二军成为“颇受民众欢迎”的革命军队。

1926年7月，李富春同志随第二军踏上北伐征程。途中，他带领政工干部战斗在一线，开展政治教育、宣传民众、扶助农工等工作。经过努力，第二军“国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战奋勇”，屡建战功。李富春同志等一批共产党人在北伐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为后来党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在党的建设、发展生产、扩大红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兴国县因工作突出成为模范县，毛泽东同志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李富春同志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长征开始后，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领导总政治部制定政治工作命令和训令。这对于做好政治工作、统一部队思想、保持战斗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李富春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错误。会后，他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积极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思想。8月，他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随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实干家和接管城市工作的先行者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李富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1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40年10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1941年9月，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在八年延安岁月中，他不惧困难、勇挑重任，展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

李富春同志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参与建章立制，明确分工和职责范围，推动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使中组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员之家”。根据中央指示，他直接领导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的检查工作，帮助调整充实组织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他和陈云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的指示，分类施策，推动各地组织系统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富春同志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克服严重财经困难，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不仅积极做好动员和领导工作，还带头深入劳动一线，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大生产运动持续数年，取得丰硕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1941年，李富春同志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分管生产、生活和机关事务。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加强卫生工作的意义。他提出的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解决医生和药材问题等多项举措，对提高广大干部战士和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5月起，李富春同志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多次参与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5年底，任中共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区政委。1947年起，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其间，他领导开展建设西满根据地的工作，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及军队后勤工作，同时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他特别强调东北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是“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坚持“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着力做好财经工作，提高部队后勤工作质量。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东北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面对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新任务，李富春同志贯彻中央“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针，心怀“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作全国的观摩”的使命，先行先试，逐步积累经验。他说：“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这在全国是准备的问题，而在东北已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东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经验，则将有利于全国。”他坚持“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建设”的理念，积极“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支援战争”，在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和以工业生产为中心任务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在东北工作期间，他为解放东北全境、接管城市、统一财经、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9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1952年八九月间，他参加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进行谈判。周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后，李富春同志带领代表团成员同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经过艰苦谈判，1953年5月，李富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署经济援助协定，最终敲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连同1950年已确定的50个项目和1954年苏联增加的15个项目，形成我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按照中央“求援而不依赖”“学习而不照搬”的方针，李富春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为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付出大量心血。每个项目的组织实施，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从头到尾，一抓到底”。新项目上马，他往往开完会就亲临现场，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岭和江河湖泊之间。在他领导指挥下，绝大多数工程都能实现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相继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科技效应。“一五”计划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干，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我国计划工作机构和计划管理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计划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继“一五”计划之后，他参加和领导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工作。在实践中，他总结出许多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

1953年，李富春同志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起来。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同志提出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1960年，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时，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八字方针的实施，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富春同志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他先后主持起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事业竭尽心力，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责难和诬陷，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同时，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心念全局，尽最大努力抓工农业生产。即使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牵挂国民经济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四、高风亮节，精神永存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因病逝世。李富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赵朴初先生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他的卓越功绩、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崇高品格。他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确立，便义无反顾，坚贞不渝。无论是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还是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无论是建设时期的严重困难，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即使受到误解甚至身处逆境，他始终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坚守信念。XJP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担当、任劳任怨的使命意识。他毕生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从不考虑个人荣辱得失，被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在香港开展地下斗争时，面对“满布侦探的监视”，他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在延安工作期间，他身兼数职，十分繁忙，但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的事情”。1964年，他已年过花甲，仍率队跋山涉水到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考察三线建设，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选址。XJP总书记指出：“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把初心落在行动上、使命担在肩膀上，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同志曾称赞说，富春同志是党内最守纪律的人。他有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凡是中央决定的事情，都坚决执行。在国家计委处理重大问题时，他从不擅自做主，要求不经请示批准，不准擅发文件；决定什么，都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他选拔任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从来不分亲疏，一律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XJP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不断锤炼党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优良作风。李富春同志在党内外以实干家著称。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了解经济情况，一方面要系统地搜集资料，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下去深入调查”。他重视“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强调要“注意正确掌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他要求所有经济部门的建设，都必须讲究经济效果，避免浪费。他作风民主，主张“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遇到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有分歧尽量协调，求得一致。XJP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中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齐家的公仆情怀。他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常说：“我们的生活上不要脱离工农群众，要俭省。”他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亲戚请他调动工作，他严厉批评道：“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不要把国民党那一套搬到共产党里来。”外出调研时，他反对“兴师动众”，常教育随行人员：“我们党员干部不论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老爷！”临终前，他将全部积蓄作为党费上交。XJP总书记指出：“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XJP总书记的要求，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无论公事私事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李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学习弘扬李富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荆斩棘、奋勇前进。

李家发：“黄继光式”的战斗英雄

新华社合肥7月16日电（记者鲍晓菁）每年清明节期间，安徽省南陵县家发中学的学生都会来到李家发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祭扫活动，缅怀烈士英灵。

李家发，1934年生，安徽省南陵县人。1951年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2年10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入朝后，李家发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六十七军一九九师五九五团一营一连二排六班当战士。在一次敌机空袭中，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朝鲜群众抢救衣物和粮食。他在战地练兵和修筑工事中成绩突出，荣立2次三等功。

1952年冬，李家发任二排通信联络员，主要任务是传递战斗命令，常常要在敌人的炮火中穿梭。从部队所在庆坡岘的山腰到玉女峰的前沿，要通过一片200多米的开阔地，美军飞机每天都要在这块土地上倾泻成吨的弹药，通过时极其危险。但他英勇机智，每次都能及时完成任务，被誉为“铁腿通信员”。

1953年7月13日，在金城战役反击的轿岩山战斗中，李家发所在的二排担负攻击116高地的任务。在部队前进受到敌人地堡火力阻滞时，李家发主动请战，担负起爆破敌人地堡的任务，机智地炸毁了主地堡外围3个火力点，他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仍然忍着剧痛艰难地向前爬进，在用最后一颗手雷摧毁了敌人的主地堡后，体力不支昏迷过去。

反击部队迅速发起冲锋，然而敌人的另一个暗堡又响起了枪声，火力封锁再次拦住了部队前进的脚步。突击排新的爆破组几次尝试爆破都因敌人火力太猛而无法接近。离天明只剩4个多小时，天亮之前如果拿不下轿岩山，部队只有撤出战斗。

正在紧急关头，敌人暗堡的机枪声突然静了下来。原来，昏迷的李家发不知什么时候醒了过来，以惊人的毅力悄悄爬近敌人暗堡，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暗堡的机枪射孔。为掩护部队冲锋，取得战斗胜利，李家发献出了年仅19岁的生命。

李家发牺牲后，根据他生前提出的申请，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9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同年12月1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轿岩山地区人民将李家发牺牲地附近的一条街命名为“家发街”。安徽省南陵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泉塘乡改名为“家发乡”，并建立李家发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李聚奎：一辈子为信仰奋斗

孙迪

右为李聚奎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这是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词句。当时活捉张辉瓒的一线指战员，是时任红军27团团长的李聚奎。这位被称作“将圣”的红军将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指挥部队用40分钟时间歼灭国民党军第52师师部和1个旅，在长征途中指挥17勇士强渡大渡河，一生战功卓著。而最让人敬佩的，则是他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1936年11月初，由红四方面军总直属队及红30军、9军、5军（原红一方面军5军团）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李聚奎调任红9军参谋长。不幸的是，1937年3月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李聚奎回忆，那天他望着渐渐落入山后的残阳，心中生出一个念头：太阳有落就有升！西路军是失败了，但革命没有完，党中央还在，河东红军还在，西路军的指挥员是不会被捕尽杀绝的。到黄河东区，找党中央去！找红军去！此时李聚奎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员，两人决心“讨饭千里”寻找党中央。后警卫员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他托付给一户老乡，自己孤身一人继续踏上迢迢征途。在近两个月千里行乞的过程中，他揣着一只干粮袋、拄着一根讨饭棍、握着一个指北针、怀着一颗忠诚之心，终于回到了他日思夜想的红军的行列。

此后，不论在抗日前线，还是在解放战争中，李聚奎都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1950年7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为抗美援朝战争建立了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被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当祖国急需石油时，周恩来总理提名李聚奎担任石油部首任部长，他二话没说率领石油工业战线的专家和工人大军，大战油田开发，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

不论岁月如何变迁，李聚奎始终牢记初心，坚守信念。80岁生日那天，他悄悄在记事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来自勉：“纵然给我更大的权力，我也决不以权谋私；纵然给我更多的金钱，我也决不丢掉艰苦奋斗；纵然让我再活80岁，我也决不止步不前。”这段话正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1986年，病中的李聚奎亲手抄录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并在首页上写道：“永远牢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子弟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本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宗旨。”他将这5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作为传家宝交给5个子女，嘱咐道：“这是我们的光荣传统，你们一定要牢记不忘。”1995年6月25日，李聚奎去世。弥留之际，他把5个在京的儿女叫到床前，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可以说，这5份手抄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释文是李聚奎留给子女的唯一“遗产”——一位老党员对信仰的执着坚守。

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李聚奎这份珍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位党员铭记、传承。我们要时刻记得：理想信念必须永刻心头，严明纪律必须挺在前头，只有这样，才能坚守住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摘自《机关党建研究》2019年第1期）

李良：无私无畏严守机密

据新华社电（记者陈弘毅）170多年前，民族英雄林则徐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句，激励了无数后人为国奉献。一个多世纪以后，林则徐的一位五世孙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替党和国家保守了机密。他的名字叫李良（原名林曾同）。

林曾同，字同甫，祖籍福建闽侯，1918年生于北京。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少年林曾同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和同学们上街游行，宣传抗日。16岁时，他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并自修德语、法语。

1938年毕业后，林曾同在德通社、天津美国新闻处工作。1945年在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城工部。1947年，林曾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化名李良。作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以公开职业为掩护，在敌人营垒内搜集了许多情报，并几次掩护党的地下组织转危为安。

新中国成立后，李良调入天津市公安局，任侦察组组长、副科长。1950年国庆节前夕，潜伏在北京的敌特企图在国庆节当天上午10点整，制造一起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危急关头，李良及时获取情报，破获了这一重大案件。此后，李良还参与侦破了多起敌特颠覆案件。

1965年，他肩负特殊使命，赴他国执行重要任务，1968年圆满完成任务回国。不想，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刚刚回国的李良因“通敌”“出卖情报”等罪名被逮捕，惨遭酷刑。入狱期间，他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操守，多次向上写信表示要为真理而斗争，对国家机密守口如瓶，决不屈服。经过长达349天的抗争，1969年7月18日，李良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他用自己的坚贞再一次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英雄气概。

1977年12月31日，李良冤案彻底平反，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78年7月18日，公安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公安干警学习“公安战线的英雄李良”无私无畏、宁死不屈、坚决保卫国家机密的英雄行为。197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烈火真金》一书纪念他。

李硕勋：28岁就义满腔热血写下厚重人生

毛志华

1931年9月5日，我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和卓越的军事指挥员李硕勋，在28岁的青春年华，英勇就义于海口东校场刑场，用自己满腔热血写下一个革命者永不泯灭的厚重人生。65年后，人们在烈士殉难处竖像建亭，并特意将亭前道路更名为“勋亭路”，以永怀先烈，训育后进。亭前竖立着花岗岩雕刻的李硕勋烈士半身塑像，正面镌刻邓小平题写的“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基座刻有李硕勋烈士写给妻子赵君陶的绝笔信。全文如下：

陶：

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

勋九.四

寥寥数语，李硕勋烈士从容就义、慷慨临刑的画面跃然而出，这泣血文字承载着他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忡忡忧心，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挚挚追求，对爱妻爱子的深深眷恋，读之不禁潸然泪下，亦肃然起敬。

1903年2月23日，李硕勋出生在四川庆符县（今高县）一个清贫的商人家庭。他自幼禀赋聪慧，勤敏好学。先后在成都省立一中、上海大学学习，积极投入各项斗争。192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五卅运动这一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者之一。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政治部主任的李硕勋率部在河南上蔡击败奉军，后回师武汉，东下讨蒋。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被任命为第11军第25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3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江南省委（江苏、安徽、浙江和上海）军委书记。

1931年春，李硕勋奉命到粤赣边区担任红7军政委，因身患疾病，被迫留在香港治疗。其间李硕勋改任广东省委军委书记。8月，他赴海南岛指导军事工作，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忠贞不屈，在写下碑文所刻“与妻书”后，壮烈牺牲！

李硕勋以赤子之心铸就钢铁城墙，以泰山之力撑起民族脊梁，他短暂而光荣的一生所表现的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范，犹如一座灯塔，永远照耀我们在逐梦路上奋勇前行。

学习李硕勋烈士坚如磐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李硕勋生活的时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他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17岁时，他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先进理论犹如清新的春风，使他那早已萌芽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归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上来。在给家兄的信中，他讲道：“我们认清只有彻底的用革命手段，坚决地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才是我们死里求生的唯一出路！弟近来对于一切均已置之度外，将本此伟大的使命作终身之奋斗！”从那时起，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和重大挫折，他始终没有动摇，越是危难关头，越是信念坚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硕勋的革命引路人，妻子的五兄，也是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被杀害，他坚定表示，要向五兄一样战斗和生活。即使“日内恐即将判决”，他依然毫不动摇地对狱友们说，“你们放心，要继续战斗，前途是光明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英勇奋斗。

学习李硕勋烈士铁骨铮铮、无限忠诚的坚强党性。李硕勋的一生，时时刻刻以党和人民利益为先，以革命事业大局为重。他常说，“共产党人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1931年在港期间，因工作一时未落实，他诚恳致信中央，“我去留如何，速复电，即遵行”，是他忠诚于党的生动注脚；1928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名他担任省委代理书记，受当时中央复杂斗争影响，未获批准，他毫不计较个人地位和得失，积极协助工人出身的徐英做好各项工作，是他忠诚于党的鲜活诠释；在狱中，敌人打断他的双腿，用铁丝吊在半空，“余在琼已直认不讳”，坦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而对党的秘密绝不吐露半句，是他忠诚于党的生命绝唱。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身为党员，就必须把对党忠诚牢记心中，任何时候都同党同心同德，把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作为根本政治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学习李硕勋烈士担当任事、鞠躬尽瘁的精神意志。李硕勋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党调他一地他熟悉一地，调他一处他深入一处，始终躬亲尽责，无私无畏，千方百计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从事学生运动，他为唤起同胞自强觉醒、引导青年投身反帝斗争积极奔走。军内任职，他因地制宜加强官兵思想政治教育，让25师这支曾沾染旧军阀习气的队伍脱胎换骨，成为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白区斗争，他机智果敢、镇定自若，数次挽救同志安危，让组织免遭重大损失。主持浙江省委日常工作，他忘我工作，迅速恢复20多个县的党组织。任职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他以极大热情和胆量，发动和领导了苏北的农民起义，并先后筹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十七军。“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是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精神写照，更体现出他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九死不悔的坚强意志。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进入新时代，我们要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对工作任劳任怨、尽心竭力，善始善终、善作善成，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学习李硕勋烈士理想崇高、真挚浓烈的家国情怀。李硕勋是坚贞不屈的革命者，更是一个有情有爱、有血有肉的人。当他的人生选择一次次与内心情感逆向而行，绝不是因为不眷顾家园亲情，而在于这炽热的情怀早已从乡土走向家国。南昌起义前，他看望怀有身孕的妻子，因军情紧急，只能是匆匆一瞥；白区斗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他，每每出行都要特意让妻子给自己化装，只为减轻她的担忧；香港团聚，几天的天伦之乐竟成永远的诀别。在狱中，他将写好的“与妻书”捧读良久，斟酌下把“前线”改为“前方”，把“善视吾儿”改为“善育吾儿”。“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死后勿为我过悲”“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流淌着他对爱妻爱子的愧疚与不舍，更加坚定地表达出他为之追求真理的可贵，为之斗争理想的崇高，为之献身事业的伟大。精神有了归属，生命才有意义，家国情怀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只要我们把远大理想与个人抱负、家国情怀与人生追求融为一体，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必能描绘大写人生、成就非凡意义。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英烈忠骨永流芳

李硕勋烈士纪念亭。本报记者苏晓杰摄

海口市勋亭路39号是李硕勋烈士纪念亭。3月的太阳暖而不烈，阳光轻轻洒下来，照在亭前烈士的半身雕像上。

1931年，年仅28岁的李硕勋永远地倒在了革命的道路上，今天，驻足在他的雕像前，他被执行枪决前那句“中国共产党万岁！”言犹在耳。

此刻，邓小平同志在其雕像基座上题写的“李硕勋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苍劲有力，雕像下的绿草伸展着腰肢，迎接新时代的盎然春意。

一片丹心爱国少年决心从戎

1903年2月23日，李硕勋（又名李陶）出生在四川省庆符县（今高县）。

李硕勋的少年时期，正值国家日益衰败、频频“挨打”之时。爱国的火苗从少年心里蹿起来，李硕勋决心从戎。在成都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李硕勋接触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等书籍，从此心中的火苗被染成了共产主义的红色。

在革命思想引导下，读中学的李硕勋就和阳翰笙等人在成都创立了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学生运动，并在成都《国民日报》上发表宣言，提出“作阶级式的斗争”，“推倒万恶抓钱抓权的军阀”。后遭军阀通缉，李硕勋离开成都。几经辗转，李硕勋入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一名党员后，李硕勋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对党的承诺。”海口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主任科员周琪雄说，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李硕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7月，第八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任大会党团书记，当选为中华全国学生总会负责人。1926年10月，任中共武昌地方委员会组织部长。同年冬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员会书记，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任政治部主任，率25师主力部队北伐，在河南上蔡战役中大败奉军，战斗结束后，又班师回鄂，与他部共同平定了夏斗寅叛乱。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李硕勋又率领25师主力部队冲破敌人层层阻挠，到江西省南昌市参加起义。”周琪雄说，李硕勋的部队南下南昌时，恰逢8月酷暑，“李硕勋不但和士兵们一样行军，还在队伍中来回宣传教育，鼓舞士气。”

南昌起义震动全国，蒋介石迅速调集大批军队扑向南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决定大部队撤离南昌，由周士第、李硕勋率领第25师负责掩护。在这过程中，第25师与敌军在会昌激战。按照规定，时任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李硕勋无须冲在前头，但他却巍然屹立在枪林弹雨中，指挥我军冲锋，最终取得胜利。

有勇有谋临危受命担起重任

1928年，在江苏省工作期间，李硕勋有一次得知省委秘书处办公地点被捕探发现，担心我党的秘密资料落入敌手，李硕勋不顾自身安危，匆匆赶到秘书处收取我党秘密文件，不料却被敌人发现，不得不冒险跳到邻楼，方才脱险。之后，李硕勋并未直接离去，而是留在附近路口，向不知情的我党同志提供信息，避免我党同志误入已被敌人掌握的秘书处。

“李硕勋是风云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其中一些人当时已经叛变了，所以他长期待在街上是非常危险的。”周琪雄说，然而，李硕勋却全然不顾，仍然留在路口，不断传递信息，以一身之力保护其他同志安全。

1928年，由于浙江省委妇女部长石爱云被捕叛变，浙江大批共产党员和暴动领导人被捕、被害。李硕勋临危受命，前往浙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在浙江，李硕勋和其他常委深入到各地指导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很快，全省10多个县建立了县委，20多个县恢复或成立了党组织，浙南、浙西建立了特委。

在长三角的白区工作期间，李硕勋还策动了数十次起义和战斗，仅1930年一年时间，他在江苏就先后组建起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15军和17军，并组织了一系列农村暴动，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1931年5月，李硕勋被任命为中共两广省委员会军委书记。“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二独立师）成立后，海南的土地革命达到了第二次高潮，他被委派来琼崖领导革命。”周琪雄说。

铁骨铮铮不畏折磨死守秘密

天不遂人愿。1931年8月13日，刚抵达海口不久的李硕勋便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琼山县警察局。

“我是共产党员。”面对敌人，李硕勋只反复说着这一句话。为了撬开李硕勋之口，敌人无所不用其极：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抽皮鞭，甚至是用铁丝把他绑起来吊在半空中……李硕勋的皮肉被打烂了，腿骨被打断了，但却始终不透露党的秘密。

不仅如此，备受折磨的李硕勋甚至安慰狱友说：“要革命，就不要怕艰难，就不要怕死，要努力奋斗，黑暗终究过去，胜利将会到来！”李硕勋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同样受尽折磨的狱友们宣传革命，稳定人心。

死活不松口将面临怎样的结果，李硕勋自然知道，于是他在狱中提前给妻子赵君陶留下绝笔：“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

1931年9月5日清晨，敌人用箩筐把无法行走的李硕勋抬到东校场，执行枪决。“这里就是东校场。”周琪雄指着眼前的李硕勋纪念亭说，“他就义时，儿子只有3岁，他在遗书中提到‘善育吾儿’，其实那时他的妻子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在他牺牲次年，女儿才出生。”

烈士已逝，党和人民却没有忘记。环视烈士雕像，其基座两侧分别刻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李一氓撰写的“李硕勋烈士传略”和李硕勋写给妻子的“遗书”。纪念亭的后面，一道黄墙绿瓦长廊上嵌着10块大理石，分别镌刻着缅怀李硕勋烈士的题词、题诗和题跋。

“党没有忘记李硕勋烈士，人民也同样怀念他。”周琪雄说，每逢清明节和“七一”，许多人会自发来到李硕勋烈士纪念亭，为他献上鲜花，寄托哀思。

（本报海口3月23日讯记者习霁鸿）

李天佑：戎马一生矢志不渝

据新华社电（记者黄耀滕）“风雨中走出一位年轻人，他看见国土破碎心如焚，毅然离开家乡去把那救国救民的道路来寻找……”在广西桂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文艺表演上，演员用当地传统清唱艺术“文场”吟唱了《将军赋》，纪念开国上将李天佑。

李天佑，1914年出生在广西临桂六塘镇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10月，在张云逸联络下，李天佑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李天佑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1931年，李天佑随部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地区，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掩护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撤离，被称为“小老虎连长”。1933年8月，任团长的李天佑指挥部队将国民党十九路军第62师366团全部歼灭，这也是红军首次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歼敌一个团。1934年1月，年仅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五师师长。同年11月末的湘江战役中，李天佑奉命率两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率部苦战，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1937年9月，李天佑参加平型关战斗，率部重创日军精锐，夺取制高点老爷庙，对战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同年10月，李天佑又率部参加广阳伏击战，歼敌千余人。解放战争时期，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李天佑指挥西进部队率先攻占金汤桥，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新中国成立后，李天佑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在北京病逝。

李天佑英勇善战，戎马一生，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在回忆新圩阻击战时，李天佑写道：“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称赞他：“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

李天佑：英勇善战戎马一生的开国上将

“风雨中走出一位年轻人，他看见国土破碎心如焚，毅然离开家乡去把那救国救民的道路来寻找……”在广西桂林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文艺表演上，演员用当地传统清唱艺术“文场”吟唱了一首《将军赋》来纪念一位将军，他就是开国上将李天佑。

李天佑，广西临桂人，1914年出生在临桂六塘镇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14岁的李天佑到桂系名将李明瑞部下当兵。1929年9月李明瑞起兵反蒋失败，在张云逸暗中联络下，李天佑于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李天佑参加百色起义，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连长，参加开辟和保卫右江苏区的斗争。

1931年，李天佑随部转战桂黔湘粤赣边地区，多次在危急关头带领全连冲锋在前，掩护军部首长和领导机关安全撤离，被称为“小老虎连长”。1932年2月，由于“左”倾错误，红军攻打赣州。战斗中李天佑带领敢死队抢先登城，连中三弹，身受重伤。

1933年8月，担任红三军团第5师13团团长的李天佑指挥本团将国民党十九路军第62师366团全部歼灭，红军首次在运动战中以一个团兵力歼敌一个团。李天佑获三等红星奖章，所部获“英雄模范团”锦旗。

1934年1月，年仅20岁的李天佑升任红5师师长，同年4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面对拥有飞机大炮配合、人数数倍于己的敌人，李天佑在负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坚守三天三夜，直到接到撤退命令。同年11月末的长征途中，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李天佑奉命率两个团在广西灌阳新圩阻击国民党军两个师，保证中央纵队左翼安全。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李天佑率部苦战，直到中央纵队渡过湘江。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天佑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6团团长。1937年9月，李天佑参加平型关战斗，率部担负主攻，重创日军精锐部队，并相机夺取战场制高点老爷庙，对战斗胜利起了关键作用。同年10月，李天佑又率部参加广阳伏击战，歼日军千余人。后任第343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转战吕梁山地区，指挥午城井沟战斗，参与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李天佑历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1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38军军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曾指挥部队参加三下江南及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和辽沈、平津等战役。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指挥西进部队率先攻占金汤桥，活捉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天佑历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曾参与领导广西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战斗，援越抗美斗争和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在北京病逝。

李天佑英勇善战，戎马一生，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建立了卓著功勋。在回忆新圩阻击战时，李天佑写道：“无论敌人何等的凶恶、强大，要想消灭革命的武装力量——中国工农红军是不可能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称赞他：“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

李延年：荣誉属于所有烈士

解放战争中，他在冰天雪地的东北和国民党军拼过刺刀，在山势险峻的湘西和土匪“掰过手腕”。

抗美援朝战场上，他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住了敌人多次反扑，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荣立了特等功。

凯旋之后，他继续投身国防事业，上世纪70年代来到祖国南疆，从此扎根祖国边陲。

91岁的李延年，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一位一生默默奉献，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军队老党员。

金秋九月，绿城南宁，市区里一座两层小楼里，李延年正在为家中的仙人掌、三角梅浇水。他觉得一棵棵在恶劣环境中顽强生长的植物，像极了他们这些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有种压不垮的气势。

1945年10月，李延年参军前往东北。那时的中国，内战的乌云笼罩在中华大地。参军后不久，李延年就参与到解放东北的战斗中。

初到东北，李延年和战友们连一件像样的冬衣都没有。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从不入户打扰群众，群众也非常拥护部队。

部队缺粮，群众主动把粮食送了过来。部队把群众送来的物资一一造册登记，打上欠条，并郑重承诺：解放后新政府一定如数奉还。

根植于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辽沈战役打响后，李延年所在纵队参加黑山阻击战，堵住廖耀湘兵团。

在阻击战最关键的时候，李延年和战友们连夜急行军100多里，双腿跑赢了敌人的汽车，赶在天亮之前到达预定地点修筑工事。在修筑工事期间，敌人以数倍兵力扑了上来，发起一轮轮强力冲击，一批批战友倒在了前沿阵地。他清晰地记得，在那场空前惨烈的战斗中，一个战友牺牲了，另一个就主动补上去，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那次战斗，李延年和战友们坚守了3天，为友邻部队对敌人实施包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辽沈战役结束后，李延年参加了平津战役，每战争先的他，连连立功受奖。1950年8月，在湘西剿匪的李延年，被提拔为连队指导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延年随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段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

1951年10月，李延年担任志愿军某营7连指导员。他所在营奉命对失守的346.6高地实施反击。

“前两个营在敌人炮火猛烈攻袭下伤亡惨重，我们营接到命令执行强攻任务。”李延年回忆，自己所在营攻击时，发现敌人每隔3分钟左右就会打一轮炮，掌握这个规律后，李延年和战友利用这个间隙慢慢摸了上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他们终于把高地夺了回来。

这时，连队的机关枪已打得无法连发，步话机也被打烂，后方指挥所无法知晓他们的情况。当时，李延年所在连只剩下40多个人，其他连队情况更差。全营弹药严重不足，部队就到敌前沿去收集敌人遗弃的武器和弹药。

两夜一天的战斗，敌人一轮又一轮地压向我军阵地。打完弹药的官兵，靠捡拾敌人留下来的武器，打退了一波又一波的敌军。一名战士在子弹打光后，拿着爆破筒，与冲上阵地的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看到战友一个接着一个牺牲，李延年带领官兵坚守阵地，直到得到上级命令才撤出阵地。

1952年11月，李延年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英雄”称号、记特等功1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自由独立二级勋章。

后来，李延年又参加了多次战斗。60多年过去了，这段悲壮的历史成为李延年永不磨灭的回忆。多少曾经日夜相处的战友，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余岁的青春年华。

离休之后的李延年生活低调，南宁市许多中小学邀请他为学生作红色教育讲座，他也从不提及自己的功劳。

“所有荣誉不是给我个人的，都是国家对所有烈士的褒奖，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些为新中国牺牲的英雄们。”为了做好革命精神的传承和教育，李延年把个人获得的各类证章大部分捐献给了博物馆、军史馆，并经常为青少年讲述战斗故事、传承战斗精神，积极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在青少年中弘扬优良革命传统。

在李延年家中，有一幅南宁市红星小学学生送给他的手工画，内容是操场上的两名小学生，向鲜红的国旗敬礼。每当有客人来家里的时候，李延年都会把这幅画拿出来给大家看。

“学生对于历史的认识很多时候停留在书本上，作为战争亲历者讲述历史，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广西军区南宁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政委肖兮说，只要有学校邀请李延年做讲座，他都会欣然前往。

为了讲好历史，李延年多年来坚持读书看报听广播，刻苦学习党的理论。他卧室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政治学习书籍，书和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理论要点和心得体会。

近年来，李延年被广西军区先后评为“先进离休干部”“优秀共产党员”“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先进个人”，始终保持老党员、老军人、老英雄的革命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019年中秋节前夕。广西军区军史馆烈士墙前，李延年驻足凝视。轻抚着牺牲战友的名字，他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李永强：与海为伴精神永存

军校毕业时，李永强坚决要求去南沙工作，这一干就是21年，直至将生命留在祖国的南海。

李永强是河南宝丰人，1968年10月出生，1987年11月入伍，1990年6月入党，历任战士、学员、技术员、气象教员等职。入伍27年，他先后27次赴南沙守礁，累计守礁时间86个月。

李永强从小对军营充满向往。他常对战友讲：“激情奋斗的青春最精彩，顽强拼搏的人生最光荣。”

为搞清楚南沙水文气象要素变化特点，李永强和战友克服重重困难，编写的《南海水文气象观测教材》成为南海海洋气象培训的第一本专业教材。

南沙海域气象复杂多变，气象预报被业界称为难啃的“硬骨头”。2003年以来，李永强和战友共同努力，建立南沙第一套地面气象自动化观测系统，建成南沙第一个大气波导站，创造了南沙水文气象事业的10多个第一，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家海洋局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

李永强与海为伴、以礁为家，先后在礁上度过9个春节。由于长期在前线守礁，李永强由当初壮实的中原汉子变成了头发稀疏的小老头，还患上了头晕耳鸣、风湿疼痛等多种病症，尤其是关节炎发作时，上厕所、下楼梯都需要有人搀扶。

2014年2月23日，南沙华阳礁气象站升级改造，在乘艇登礁途中，李永强突遇巨浪，艇上人员全部落水。李永强不顾自身安危，先将身边的小艇艇长乔龙用力推向浅滩，又奋力将小艇挂钩手张港推向礁盘，自己却被卷入航道中央，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把生命永远融入了广袤的南海。（据新华社电记者黎云）

《人民日报》（2020年05月20日20版）

李振亚：血染红棉映丹心

琼崖纵队战争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莫过于发动秋、春、夏季三大军事攻势，这三场战役奠定了解放海南岛的基础。李振亚将军便牺牲在第一场战役——秋季攻势。

李振亚，原名李荣，又名李伯崇。1908年，李振亚出生于广西藤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父母相继去世，由祖父抚养长大。1929年12月11日，担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副官的李振亚参加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红七军军部任副官，分管后勤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至1936年，李振亚先后随红七军转战于桂、黔、湘、粤、赣边境，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参加长征。在红军突破湘江天险、四渡赤水河、攻占娄山关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著名战役中，李振亚屡立战功。

1939年，李振亚到广东东江游击干部训练班当教官，不久任广东省东江军委参谋长。1940年六七月间，他和妻子受命入琼，先后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参谋长、第三支队队长、军政学校校长、挺进支队队长、西区地委书记、琼崖纵队副司令员、区党委委员等职。

李振亚在海南协助冯白驹将军建设革命武装力量，他亲自拟定作战、训练、侦察、通讯等各项工作条例，建立了一个精悍的军事指挥机构。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8年下半年，李振亚率领琼纵战士转战琼崖大地，多次粉碎来自国民党顽固派、日本侵略者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扫荡”，通过避实击虚、袭击军车、拔除据点，令敌人疲于奔命，有力支持了白沙、五指山等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队分三路进攻琼崖特委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六芹山。李振亚率领挺进支队与敌转战六芹山周围，采用分散隐蔽、集中歼敌的作战方针。经过3个月的艰苦卓绝斗争，作战近200次，毙伤敌147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彻底粉碎了敌军的“清剿”计划。

1948年9月中旬，琼崖纵队打响秋季攻势。李振亚指挥5个支队从祖关村誓师出发，向陵水县开进，横扫敌军如卷席，在不到十日内，接连拔除港坡、乌石、兴隆、李宅塘、米瑞塘、中兴等地敌据点，毙伤敌300余人，使五指山游击区与陵水、万宁解放区连成一片，占全岛面积五分之四。

1948年9月27日，李振亚率部围攻万宁牛漏敌军据点时，在侦查敌情时被敌人的冷枪击中，于28日晨牺牲，年仅40岁。

李振亚牺牲后，中共中央发来唁电：“李振亚同志于陵万战役攻势行动中英勇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之损失，特致悼念并望转示琼纵全体同志继续努力，为坚持解放琼崖而奋斗，以纪念李振亚同志永垂不朽。”（万城4月25日电记者袁宇）

李忠贵：舍身扑向引爆手榴弹的罪犯

新华社昆明10月15日电（记者王研）乡村医生、学生、军人、警察……一级英模李忠贵的一生不长，却曾在多个岗位工作过。无论在哪里，他都全力绽放自己的光彩。他在抓捕罪犯时，为保护战友毅然扑向引爆手榴弹的罪犯，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李忠贵生于1956年，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中共党员，壮族。1972年从富宁县卫生培训班毕业后，李忠贵到郎恒乡卫生所当医生。在富宁县爆发大范围疟疾时，他每天背着药箱翻山越岭，挨家挨户指导群众防病治病。

1977年，李忠贵应征入伍，在部队里发挥所长担任卫生员。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排长并被选送到大连陆军学校深造。在军校，他刻苦学习，因成绩优异两次受到嘉奖。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防六团的他一待就是7年。

1987年12月，李忠贵转业回到富宁县，成为县城区派出所一名民警，强烈的责任感使李忠贵总是尽最大努力去遏制违法犯罪。当时，有一名男子私藏自制火药枪，并携带凶器经常在车站一带抢劫、扒窃，过往群众惶惶不安。李忠贵只身一人蹲守了三天三夜，终于将该男子抓获归案。

1991年6月12日晚，有4个歹徒在城区新华镇一家旅社实施抢劫后逃跑。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抓获了其中一人赵某某，他供出了其他人的姓名和住址后，富宁县公安局抽调民警分三组实施抓捕。13日凌晨1时，李忠贵和战友们押着赵某某前往歹徒“老飞”的住地。敲开其家门后，民警们借着昏暗的手电筒光发现此人是一名连续三次被判有期徒刑的抢劫惯犯。因“老飞”家中还有其哥嫂和孩子们，为避免伤及无辜，民警决定设法将其引出家中。“老飞”被诱出门外后，民警打开手电筒直射在其面部，一名民警上前搜身时，“老飞”突然把举着的双手放下并迅速伸进裤子口袋。这名民警察觉不对并大喊“他有手榴弹，按住他！”电光火石间，李忠贵闪电般扑向歹徒，紧紧按住歹徒的手并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了身后战友。一声巨响后，李忠贵壮烈牺牲。

1991年10月，李忠贵被公安部追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被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李忠贵牺牲时，儿子李国斌只有10岁，女儿只有6岁。李国斌至今依然记得，噩耗传来时母亲抱着他和妹妹大哭的场景。以前，家里全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活，顶梁柱不在了，坚强的母亲多年来一直靠打工养活兄妹俩。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母亲一直用父亲的精神鼓励两个孩子，让他们好好学习。

李国斌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2004年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后报考公务员，次年进入富宁县公安局。如今，他和父亲一样在基层派出所工作，并成长为副所长。“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警察，做的工作不像父亲那么惊心动魄，但也和父亲一样，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宁一直努力坚守着、默默奉献着。”李国斌说。从警十余年来，李国斌曾多次获得优秀公务员、消防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父亲的精神一直激励着他前进。

立足实际知行合一——重读《实践论》有感

洪向华冯文燕

在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为了纠正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错误，摆脱中国革命的困局，推动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写就了《实践论》。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不仅从哲学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高度概述和总结，还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深刻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关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因此，深刻把握《实践论》的内容、领悟其中的思想真谛，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去认识客观世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握规律，实现主客观的统一。《实践论》一开篇就对实践的内涵和形式进行了分析。毛泽东认为：“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是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在此，毛泽东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赋予了“实践”更广义的解释。在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上，毛泽东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发展动力、目的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在突出实践的重要地位的同时，毛泽东也强调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在《实践论》中，毛泽东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进行了有效的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如果不与具体的条件、实际相结合，超越时空，就会失去生命力。《实践论》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提出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深刻论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实践论》强调了人的一切认识离不开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开端，“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从实践出发分析了认识的整个过程，通过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分与联系、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认识的规律性和上升性等，打破了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将传统的认识论提升到了实践认识论的高度。

人的认识从实践发生，又服务于实践，要明晰这种联系，需从认识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认为应在实践的基础上获得感性认识，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在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中人的认识要经历两次飞跃。在“实践—感性认识”的环节，毛泽东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人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表面的、外在的认识；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的环节，毛泽东认为由于感性认识阶段对事物的认识并不充分，在持续的实践中人会将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重复多次引发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形成概念。在这一环节会进一步了解到事物的本质、整体和内部联系；在“理性认识—实践”的环节，人们会拿“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完成认识的第二次飞跃。

但至此，认识的过程还没有真正完成，要在接下来的实践中验证先前的理论能否指导实践达到预期的目的。“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可是，因为人们受到了主观条件和客观事物暴露过程的限制，即使是对一个具体的认识过程也经常要经历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在实践中达到预期效果，才能够使得主观和客观的相符合。右倾机会主义者，由于思想的保守性，其认识只能停留在旧阶段，不能随客观情况而发展。“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所以，我们的认识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在知行、主客观、理论与现实之间寻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泽东建立的新的认识论系统有效地解决了在实践基础上人的认识怎样产生又怎样能动地发挥作用的难题。

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中创新理论、改造世界

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中推动理论创新。人类社会伴随实践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人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要想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思想、理论等就不能脱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要在实践中，通过直接经验、间接经验获得一手的丰富的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和改造形成在一定阶段对某些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当这些规律性认识被固化为模型、公式、条文等就会形成理论，人就会利用所总结的理论来认识、改造自身，指导实践。同时，要将这种理论应用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判断理论是否正确及理论真理性的适用范围，从而不断深化对理论的认识，这样才能推动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在领导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站在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高度，不断总结革命的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理论的飞跃。

在认识和实践的统一中改造世界。人类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仅仅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世界，更高层次的意义在于利用自己的认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世界。毛泽东认为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是为了在得到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更好地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从而达到革新世界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在《实践论》进行了这样的阐述，他认为“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在现实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探索了一条适应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梁士英：舍身炸敌堡英名永流传

在吉林省扶余市，提起梁士英的名字，不少人都能或多或少讲出这位特等功臣当年的英勇事迹。

梁士英，1922年生于吉林省扶余县（今扶余市）。出身贫苦的梁士英13岁就给地主放牛，当长工，深切体会到旧社会的苦难。东北光复后，梁士英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和对新中国的渴望，于1946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4师15团3营机枪连当战士。同一年冬天，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身为一名党员，梁士英在战斗中一直冲在前面。1947年，在攻打昌图和彰武的战斗中，他因作战勇敢，先后两次立功。1948年9月，梁士英随部南下北宁线，参加解放锦州作战，被派到尖刀连8连2排5班当战斗组长。

10月14日上午，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了。当部队向敌第二道防线冲击时，紧靠铁路旁的一座敌暗堡里两挺重机枪封锁了前进的道路，几个爆破组上去都没能把它摧毁。关键时刻，梁士英主动向连长请战。他艰难地爬行到敌堡下，将拉开导火索的爆破筒塞进碉堡里。然而当他转身正要离开时，爆破筒又被敌人推了出来。梁士英毫不犹豫地俯身上前，用自己的身躯死死地顶住了就要爆炸的爆破筒。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敌堡被炸毁，梁士英的生命定格在26岁。

战后，梁士英所在师党委给他追记三大功，授予“特等功臣”光荣称号，5班被命名为“梁士英班”。

如今，每逢清明节以及重要纪念日，扶余、锦州等地都会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位英雄。梁士英的事迹还被拍摄成影视作品，供后人学习传扬。扶余市士英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陈亚丽说，梁士英为了革命胜利付出生命的壮举，时刻激励着人们不懈奋斗。（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硕）

梁兴初找“精神食粮”

吴小龙

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攻下腊子口后，挺进到甘肃岷县。时任红一军团直属部队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率队刚到岷县一个村庄准备宿营，就接到军团部要他和指导员曹德连前往接受任务的命令。两人火速来到军团部，发现毛泽东和军团首长正围着一张大地图讨论。见梁兴初等到来，参谋长左权立即向他们布置了前往哈达铺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的任务。临行前，毛泽东补充说，要他们此行务必要搞点近期的报纸、杂志等“精神食粮”回来。

当晚掌灯时分，化装成国民党军的红军侦察连由连长梁兴初率领，“大摇大摆”地来到哈达铺。镇口值勤的敌军看到侦察连身着“中央军”服装，讲话也是南方口音，真以为是“中央军”到了，立即放行。国民党镇长、保安队长等人也赶紧跑出来迎接。国民党驻县城鲁大昌师的一个少校副官，刚从省城路过这里，也赶过来拜访。

梁兴初在镇公所与当地国民党政要人物“寒暄”后，称第二天有一万多“中央军”路过该镇，急需粮草等物资，要镇长立即办理。镇长不敢怠慢，急忙派人下去布置。梁兴初见红军战士已到达指定位置，突然一声令下，大家一齐动手，将该镇敌人一网打尽。

梁兴初一面指挥战士们看管俘虏，一面命令大家收缴战利品，同时前往当地的邮政代办所等处搜集报刊。有战士报告说，在被俘敌人副官的骆驼和马匹上，也发现了一些书报。于是梁兴初立即命令连夜将这批报刊和被俘敌人少校送往红军军团部。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首长从送来的这批报刊中，发现《大公报》上有如下记载：在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工农红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红色根据地面积已达23个县，人口约100万；而徐海东所率的红二十五军正在陕南一带活动。从报纸上获取陕北红军的讯息后，毛泽东喜出望外，高兴地对梁兴初说：“我们的侦察兵，这次出去收获最大，把刘志丹的根据地给‘抓’来了，好！就这样，从现在起，梁兴初，你的侦察连作为先头部队，每到一地，你们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找‘精神食粮’。”

1935年9月20日，毛泽东等人到达哈达铺。9月22日上午，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研究制定了有关红军今后的发展方向，做出了进入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的战略抉择。当日下午，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正式代表中共中央向红一方面军将士发布了“到陕北去”的决定。

林伯渠：”老战士”始终站在革命前列

新华社长沙7月29日电（记者袁汝婷）湖南常德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绿树掩映中有一座典型的清代民居，那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地方。

今年6月底，在林伯渠故居景区内，林伯渠生平陈列馆正式开馆。人们伫立在展厅橱窗前，听讲解员讲述这位“革命老战士”不平凡的一生。

林伯渠，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1886年生。从青少年时代起，他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民族灾难的深重，忧国忧民。1904年春，林伯渠东渡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中国同盟会，在革命实践中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林伯渠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920年8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并于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近半百。长征路上，林伯渠有五件宝：棍、帽、草鞋、粮袋、军包。他常常说：“行军带上五件宝，不怕目的达不到。”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们。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

1937年9月至1949年，林伯渠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他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54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楷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林伯渠同志的一生是彻底革命的一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临澧县林伯渠故居纪念馆馆长严清涛说，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林伯渠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以他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经受了历史的严峻考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林树芹：革命青年洒热血

林树芹，字泮元，1902年出生于海南琼东县（今琼海市）塔洋镇簪马村。成婚后的林树芹为谋生计，与朋友郭经纬在嘉积镇上合开了一间照相馆。然而好景不长，照相馆开办不到一年便倒闭。

为了寻找出路，林树芹到处走访同学、朋友，交换对当时局势的看法。他看到广东革命的大好形势，决心重返学校继续读书，寻求革命真理，于是报考了师生思想较活跃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1924年，林树芹被六师录取。林树芹入读六师后，接触了新思想，苦闷了多年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以及整个社会问题，逐渐清晰，其革命人生观也在此期间逐步确立。

林树芹由于对旧社会的深刻不满，接受新思想又比较快，在六师的左派学生中，是活跃分子之一。

1926年1月，广东国民政府终于发出讨伐南路军阀的命令，并派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进攻琼崖，兵锋所指，盘踞琼崖的封建军阀邓本殷迅速崩溃，雷琼的封建军阀势力，很快就被摧毁。革命军占领海口几天后，党组织立即派陈垂斌、许侠夫、罗文淹等一批优秀党员干部进入六师执教，并以此为基地，发动和领导全区青年学生运动。在此期间，正在六师读书的林树芹和其他一批先进学生表现非常突出，在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

六师学生会成立时，林树芹当选学生会领导人之一。他和郭儒灏、李顺平、魏宗周、符明经、雷永业等在六师被吸收加入党团组织。

1927年4月22日，琼崖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琼崖地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委及革命群众组织，被迫从海口、府城、嘉积及各县城撤至农村。林树芹也跟随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等同志撤离海口，返回嘉积附近的东定交界山区活动，发动组织农村群众。6月，中共广东省委派杨善集以特派员的名义返琼，召开地委紧急会议传达省委关于组织和坚持长期武装斗争及与此有关的各项工作指示，林树芹在会上被任命为青年部长兼《红光报》主编。10月，共青团琼崖特委改选，林树芹被选为团特委书记。

1928年1月，林树芹被琼崖特委派到琼东县，主持召开该县党的代表会议。次年在中共琼崖特委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委委员，同年又被选为琼崖苏维埃政府委员。

1930年8月，为适应斗争的形势，琼崖特委搬至琼东四区一带领导斗争，林树芹被任命为琼崖特委秘书长，成为冯白驹同志处理各项工作的得力助手。1932年，广东军阀陈汉光向我红色根据地大举进攻中，林树芹因身患重病，未能跟随领导机关转移，不幸被反动派逮捕，囚禁于海口监狱，因久病无医，卒于狱中，时年30岁。（金江4月20日电余小艳）

刘伯承：意志如钢的“军神”

“神威罕及惟关将，圣手能医说华佗。”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一代名将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关羽的意志力让人惊叹。

“《三国演义》毕竟是文学作品，难免有虚构的成分。然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刘伯承元帅，却在重庆留下了一段比‘刮骨疗毒’更加惊人的真实故事，并因此被誉为‘军神’。”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文物科科长付世权向我们讲述了刘帅“军神”称号的来历。

不幸受伤的川军将领

时光回溯到1915年12月底，袁世凯公然宣布复辟帝制。为保卫辛亥革命成果，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斗争。

1916年初，刘伯承奉孙中山之命回到四川，组织武装起义。“当年3月20日，为响应云南护国军入川，刘伯承指挥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在丰都与北洋军阀部队激战。敌军人数是护国军数倍，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付世权介绍，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不幸的是，在攻打城门时，遭到敌人疯狂射击，刘伯承连中两弹，一颗擦过颅顶，另一颗击中右侧太阳穴，从右眼眶飞出，刘伯承当即昏倒在地。

当刘伯承从昏迷中苏醒，发现自己躺在死人堆里。他感到身体难以动弹，又闭上了眼。好在天黑之后，几位护国军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敷了些草药，对他进行了简单救治。

当时，重庆北洋军阀当局在各地张贴榜文，悬赏捉拿刘伯承。刘伯承在涪陵隐蔽了一个多月。后来，等到对革命党人的清查逐渐松弛下来后，他才秘密来到重庆治疗，藏匿在王尔常兄弟家，但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由于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日益恶化，如果不尽快动手术剔除眼眶内的腐肉，后果难以想象。

拒绝麻醉，震惊医生

军阀对革命党人的清查逐渐松弛下来后，刘伯承才决定开始寻找医生治疗眼伤。经过多方打听，刘伯承在重庆临江门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当时诊所里的沃克大夫是一位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医，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外科手术。但这位医生很有个性，遇到伤病员畏痛呼喊，便十分鄙夷，甚至冷嘲热讽，让人下不了台。

经过仔细检查，沃克大夫发现刘伯承的伤势十分严重。而眼眶这个位置，由于内部的血管、神经都非常复杂，手术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沃克大夫经过深思熟虑，慎重地提出了手术方案：先去除腐肉，施行全身麻醉，做好输血、输氧等急救准备；眼部伤口愈合后，再安装假眼。

手术前一天下午，沃克大夫来到刘伯承面前，对他进行手术前的最后检查。检查完毕后，刘伯承突然问道：“打了麻醉药，以后对大脑神经功能是否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听到这个问题，沃克大夫愣了一下。看到沃克大夫这样的反应，刘伯承也陷入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对沃克大夫说，自己以后还要工作，这次手术就不用麻醉了。

听了刘伯承的要求，沃克大夫大吃一惊，连声嚷道：“啊！不行！绝对不行！不麻醉？简直是异想天开！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我的诊所以后还开不开？”

见医生不肯冒险，刘伯承再次坚定而恳切地说道：“沃克大夫，请您放心好了。不管发生什么意外，我不会要您承担任何责任。”

沃克大夫仍然连连耸肩，摇头说道：“真的吗？真叫人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即使我敢做，你也受不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刘伯承的三弟刘叔禹前来探望他。看到三弟进来后，刘伯承忙喊道：“老三，你来得正好！你记住，这次沃克大夫给我做眼睛手术，是我一再要求不用麻醉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全部由我本人负责，与沃克大夫没有任何关系。”刘叔禹点头答应了。沃克大夫想了一想，做出了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面对沃克大夫的退让，刘伯承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无奈之下，沃克大夫只好把刘叔禹叫出去，向他强调使用麻药的必要性。但当刘叔禹回到病房，向刘伯承转达沃克大夫的观点时，刘伯承依然坚持己见，坚持不用麻药。

面对固执的大哥，刘叔禹叹了口气，走出门外，对沃克大夫原原本本地转达了刘伯承的要求。听到刘叔禹的话后，沃克大夫长叹一口气，答应了刘伯承的请求。

72刀见证“军神”的诞生

翌日，刘伯承来到了手术室。面对这个固执的病人，沃克大夫苦笑着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例手术，像刘先生这样手术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来没遇到过。”

听到沃克大夫的话，刘伯承摆了摆手，坦然地说：“沃克大夫，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一次试验吧。”说完这句话，刘伯承便躺上了手术台，准备迎接手术。

手术的第一步是清除腐肉。沃克大夫在他眼部划了一刀，刘伯承猛然震动了一下，不由得狠狠地咬住了手帕，捏着床单的手上暴起了青筋。

“可以吗？”沃克大夫担心地问。面对沃克大夫的关心，刘伯承微笑了一下，镇定地说：“可以，你继续吧！”

听到刘伯承的回答，沃克大夫继续投入到手术之中。随着手术的进行，沃克医生的额头沁出了又细又密的汗珠，刘伯承则紧紧地咬着手帕，捏紧床单，一声不吭，浑身汗如雨下。

三个小时后，这台手术才宣告完成。不知是疲劳还是紧张，沃克大夫觉得自己差点虚脱了。但他依然不忘对刘伯承说：“刘先生，我真担心你会晕死过去。”

刘伯承带着疲惫的微笑说：“怎么会呢？我一直在数你下了多少刀呢。”

沃克大夫惊呆了：“是吗？多少刀？”

“72刀。”

听完刘伯承的话，沃克大夫失声叫道：“上帝啊！您哪里是人，分明是一块会说话的钢板……”

当时在手术现场陪伴的王尔常先生后来写下关于刘伯承元帅的回忆文章，对刘帅的英雄气概叹服不已：“昔华佗之疗关羽也，服以全身麻醉之麻沸散，仅施刀于臂耳。将军两次疗伤，余皆亲侍左右，目睹其沉雄坚毅，令西医瞠目，非超关羽千百倍乎？”

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刘伯承的眼伤痊愈了。由于已经和沃克大夫成为了朋友，刘伯承在离开前也把自己的身份告知了沃克大夫。从此，沃克大夫一有机会，便会向人提起这次难忘的经历，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个刘伯承，不仅是个标准的军人，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个‘军神’！”（黄琪奥丁颖）

刘伯承长征巧用“五行术”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刘伯承是一位具有坚定政治信仰、杰出军事韬略和深厚文化涵养的军队将领。他在作战筹划上有一句名言：“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所说的“五行”，即任务、我情、敌情、时间、地形。他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在红军长征中，他运用“五行术”随机应变、乘势而为，打巧仗、打硬仗，屡建奇功。

“节省子弹”智取遵义城

党的黎平会议后，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3日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一过乌江，刘伯承立即率部夺取遵义。他向受领任务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委王集成强调：“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冒着大雨，部队出敌不意占领了遵义城外围据点深溪水镇，并俘获了驻守在镇上的一个营。王集成和团长朱秋水通过俘虏摸清了遵义城的底细，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想法报告给刘伯承，刘伯承听了非常赞同：“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来。”很快，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20多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军的服装，让那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带路。乘着夜色，队伍顺利地到达遵义城门口。城楼上的黔军哨兵尽管盘问得十分细致，因为有俘虏答话，所以守门的士兵毫无戒备地打开了城门。红军战士一拥而入，一下子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20多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像潮水般向城内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敌人有3个团从北门逃走。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遵义守军北逃的方向是娄山关、桐梓。娄山关离遵义90里，是黔北连绵大山中的一道著名险隘，像一把铁锁锁住了遵义通往四川的出路。如果不及时控制娄山关，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将受到极大的限制。想到这一点，刘伯承与聂荣臻立即赶往第二师驻地。刘伯承要求第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立即带领部队出发，占领娄山关后占领桐梓，同时要“夺关快、伤亡少”。第四团领导进行认真研究和调查，决定对娄山关采取正面佯攻侧翼抄袭的战术。在一个老猎人的帮助下，部队找到可以迂回到娄山关侧后的小路，前后夹击，在1月8日迅速攻下娄山关后占领铜梓，保证了中央红军驻扎遵义的安全。

六条木船巧渡金沙江

1935年5月2日，朱德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1个营及总部工兵营1部，于4日上午赶到皎平渡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刘伯承叫先遣分队都换上国民党军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股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渡口。”来到离江30公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来欢迎。刘伯承和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说：“刚接到公文，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刘伯承又将河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问清楚，然后厉声告诉胖区长：“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带路。找到2只船后，前卫连乘船过江，消灭了30多个保安队人员，控制了渡口。在当地船民帮助下，又找到了4只船。

刘伯承设立渡河司令部，制定《渡河守则》，同时向朱德总司令发报：“皎平有船6只，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5日可渡完。”朱德下令，全军从皎平渡过江。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带领第3营翻山20里抢占通安镇，留下工兵连守渡口。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得知江防有失，带了2个营来增援。结果援敌在通安北面被第3营一个冲锋就冲垮了，刘元塘急得大哭，带残部逃回会理。打完仗，指战员们感叹，要是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5月4日到9日，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缴军5月16日赶到金沙江边时，只能望江兴叹。

三发炮弹开路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12日党的会理会议决定刘伯承任中央红军先遣军司令为全军开路。刘伯承执行和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群众支持，与彝族果基部落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结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

大渡河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安顺场渡口河宽有3000米，水深浪急无法架桥。当年石达开率领太平天国起义军2万人在大渡河安顺场无法渡河，在清军的追击下全军覆没。5月24日晚，刘伯承向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讲明情况，布置夺取安顺场渡口的任务并强调：“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晚上10点战斗开始，第一营顺利占领渡口，找到了船只和几十名船夫。25日上午9点，第一营第二连熊长林等18人登上船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让人架好迫击炮对参谋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船靠岸后，18勇士飞身下船。敌人欺红军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200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士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事，残敌溃逃。但是船小往返时间长，乘船过河全军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来到先遣司令部。经过研究，毛泽东归纳大家意见，决定分兵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前进，相互策应夺取泸定桥，在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刘伯承、聂荣臻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搞个局面。

军情紧急。刘、聂率领一师和干部团于27日出发，向泸定城急行军，29日赶到泸定城外铁丝沟。此时红四团政委杨成武率领该团向泸定桥发起总攻。敌人得知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首尾不顾，溃不成军。红四团于29日17时攻占泸定桥，30日凌晨两点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入泸定城。刘伯承在泸定桥上用力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在《七律·长征》中用“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对这段历史做了具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回顾。这不仅是刘伯承军旅生涯中精彩的华章，也是党史军史中浓墨重彩的部分。

刘伯坚：“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这是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烈士就义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最后一封家书，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字里行间浸透着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赴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和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3年底，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被推举为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1926年8月，刘伯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于1928年重返苏联学习军事，期间出席了中共六大。学习结束后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革命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初，刘伯坚率部队转移突围，在战斗中身中数弹，不幸负伤被捕。3月21日，刘伯坚英勇就义。

刘伯坚在狱中共写下四封家书，其中三封写给妻子的兄嫂，一封是写给妻子的绝命书。在他留给家人最后的书信中，言词间饱含拳拳父爱、鹣鲽情深，真实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舍小家为大家、舍小义取大义的情怀，充分展现了一名共产党人不怕牺牲、一心报国为民的坚定信念和赤胆忠心。

不怕牺牲、一心报国为民，为民族复兴大业而慷慨赴死，刘伯坚用生命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信赖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党心民心的巨大力量，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

由于工作需要，刘伯坚不得已与家人分离，舐犊之情更是让他对三个年幼的孩子非常想念。在写给妻嫂的家书中，刘伯坚多次提及孩子，信中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两位幼子托付的地方和人家。这背后是一位身为革命者的父亲的深深牵挂，也表明斗争形势的艰难。

刘伯坚的家书不仅饱含牵挂，还对孩子们提出殷切期望：“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

刘伯坚为三幼儿所设想的人生之路，不是追求大富大贵、功成名就，而是希望“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在给妻子的绝笔信中，刘伯坚亦不忘嘱托把孩子养育成人，希望爱人“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多年后，刘伯坚的二儿子刘豹生仍能回忆起自己被送走的那个夜晚，腿部受伤的父亲拄着拐杖站在漆黑的山间小路上，他哭喊着不愿离开的情景。他也曾埋怨过父亲的“狠心”，但在一遍遍重读父亲的家书后，渐渐读懂了父亲的赤子之心：有国才有家，父亲的爱是大爱，是一种超越于家庭之上的家国情怀。

刘伯坚用行动坚守崇高理想信念与追求，不仅为他的孩子示范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使命与情怀，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XJP总书记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色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大任。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

刘伯坚在家书中预见到了人生即将终结，但他坦然接受这一杀身成仁的结果，并拒绝家人设法营救自己。他在信中特别叮咛亲友们不要将他被捕之事告诉曾经的“友人”——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以及国民党上层人士于右任等人，更不要请他们出面营救。主要原因在于，他深知自己“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不愿“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刘伯坚的这种向死而生，书写出一个大大的“人”字，彰显了伟大的人格力量。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他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写道“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表露出“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决心。他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

刘伯坚“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四川的家“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鉴于三个幼子的养育还需要累及兄嫂，为此他信中恳请兄嫂的明达和理解，“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刘伯坚等革命先烈身上展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奉献牺牲精神，激励着无数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是刘伯坚对自己短暂一生最好的总结。刘伯坚将个人命运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紧密相连，毕生不懈追求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亦从不后悔。

XJP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全中国人民也要不忘初心，不忘我们的革命宗旨、革命理想，不忘我们的革命前辈、革命先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以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书写无愧革命先辈的精彩华章。

刘仁堪以鲜血和生命践行入党誓言

刘仁堪（1895－1929）江西莲花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他随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曾任红四军军委委员、中共莲花临时县委农工部部长、莲花县工农兵政府主席、中共莲花县委书记等职，1929年5月因叛徒出卖被捕。他在狱中受尽凌辱，但始终坚贞不屈，于1929年5月19日英勇就义，临行前用脚蘸鲜血书写就“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

大革命时期

在家乡领导农运和党建工作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工农运动蓬勃开展。当时身处长沙的刘仁堪迅速投身到革命，并在长沙结识了郭亮等工人运动领导人。当时，长沙各行各业都组织了工会，工会领导人中不少是共产党员。刘仁堪自觉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并成为基层骨干分子，革命信念更加坚定。1925年，在长沙码头的一个仓库里，刘仁堪由郭亮介绍，面对党旗庄严宣下“永远跟党走、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光荣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6年春，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刘仁堪回到莲花县，立即设法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以教私塾和行医为掩护，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工作和农民运动。

当时的莲花地处偏僻，封建势力顽固。刘仁堪不畏强暴，不畏风险，经常在土豪劣绅的围攻中挺身而出，为贫苦农民说话，受到群众的拥戴。为了教育广大贫苦工农反对封建剥削，刘仁堪引进长沙进步学生团体上演“文明戏”的方式，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文明戏”剧本《寄生虫》《横无理》，并在中秋节前后在家乡浯塘戏台上演出，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

在刘仁堪等的领导下，浯塘一带的农会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27年春，莲花全县各区均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3万余人。不久，刘仁堪被组织上调到县城，担任清乡委员会负责人，领导农会干部清算土豪劣绅的不义之财。

1927年3月底，在朱绳武、刘仁堪等人的努力下，中共莲花县第一次党员会议在坊楼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扩大组织，领导群众开展革命运动”等问题，并决定将中共莲花小组改为中共莲花支部，由朱绳武任书记兼组织委员、陈竞进任宣传委员、刘仁堪任农运委员、颜清珍任妇女委员，中共莲花支部下设县城、新城、桃岭三个党小组。刘仁堪负责桃岭党小组。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莲花。在国民党军队的支持下，被打倒的反动豪绅从组织“难民团”窜回莲花县城，疯狂镇压革命。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刘仁堪立刻和朱绳武等商议，决定带领莲花广大党员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反击敌人。1927年9月18日，刘仁堪等参与农民军攻打莲花县城的武装斗争，由于敌我悬殊，斗争失败，刘仁堪等迁往山区，坚持斗争。

敌人为了扑灭火种，出动靖卫队日夜下乡骚扰，并四处强贴通告，悬赏通缉刘仁堪等人。刘仁堪等在群众的掩护下，开展游击战争，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不断给予敌人打击。

1927年9月25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一举攻克莲花县城，砸开牢房解救被关押的革命群众90多人，并开仓济民，取得文家市会师秋暴以来的第一个胜仗。刘仁堪闻讯与同志们连夜赶赴县城，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当天，毛泽东下榻城南宾兴馆。次日，毛泽东在此召开了莲花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引兵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进一步了解关于井冈山方面的情况，毛泽东特意邀请刘仁堪、李伟、朱义祖等中共莲花县党组织负责同志到会上介绍情况。会议结束后，由于刘仁堪对井冈山一带情况比较熟悉，被毛泽东要求为起义部队做向导。

1927年9月26日，由刘仁堪等带路，秋收起义部队出发，一路进至莲花县三板桥乡。在这里，毛泽东与刘仁堪共同查看地图，研究确定进军井冈山的路线。

刘仁堪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被组织上安排到砻市龙江书院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学习。通过学习，刘仁堪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此后指挥武装革命斗争打下了坚实基础。

1927年11月初，刘仁堪、朱亦岳代表莲花党组织参加了毛泽东在井冈山茅坪村的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并向毛泽东汇报了莲花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参加会议的还有永新县的王怀、刘真、刘作述、贺敏学、朱昌偕、贺子珍，宁冈县的龙超清、袁文才、刘辉霄。毛泽东在听取各县党组织的情况汇报后，要求各县迅速重建党的组织，努力开展斗争，开辟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返回莲花领导武装斗争

1928年2月，刘仁堪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到莲花，与当时县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等人，在神泉乡大湾村的狮形坳召开党员大会，会议有20余人参加。会议传达了三县联席会议精神，成立了中共莲花特别支部（设在瑶坊乡龙上村），以朱亦岳为书记，陈竞进为副书记，朱义祖为组织委员，刘仁堪为宣传委员。会议还决定拿出贺国庆保存的一支枪成立赤卫队，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4月，中共莲花临时县委成立，刘仁堪任农工部部长。由于刘仁堪的不懈努力，群众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当地的基层组织得以恢复，党员人数迅速增加。6月26日，红四军二十九团开进莲花。刘仁堪闻讯后，立即发动党员群众推翻反动地方政权，筹建苏维埃政府，并组织迎接红军。

6月30日，莲花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县城万寿宫召开。会上，宣布成立了莲花县苏维埃政府，刘仁堪被选为第一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日，在莲花南门大洲上举行了庆祝莲花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刘仁堪到会并讲话。他说：“同志们，以前我们贫苦工农没有吃，没有穿，受剥削、受压迫，今天我们成立了工农兵政府，自己掌了权，打土豪、分田地，以后还要搞社会主义，日子越过越好。大家努力干吧！”

莲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苏维埃主席刘仁堪的领导下，各区各地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莲花苏区景象。

1928年9月，湘赣边界局势突然恶化，莲花县城被敌人再次占领，县委及苏维埃政府被迫迁往山区坚持斗争。11月，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调离莲花，刘仁堪接任县委书记。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刘仁堪紧紧依靠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敌斗智斗勇，逐步恢复了各区的红色政权，并通过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迫使敌人退出苏区。

1929年1月4日，中共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党团特委及宁冈、永新、遂川、莲花县委、茶陵特别区委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仁堪作为莲花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代表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然后着重讨论了如何粉碎敌人第三次军事“会剿”的兵力部署。会议通过激烈的讨论和分析，认为：在目前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能单纯地消极防守，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对策打击敌人，同时为了解决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方针，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突破敌人的包围，转到敌后，拖住敌人的尾巴盘旋作战以解井冈山根据地之危，红五军、红四军三十二团和莲花、遂川、酃县的赤卫队留守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坚持斗争；茶陵、永新、宁冈三县赤卫队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

英勇就义

柏露会议后，刘仁堪赶回莲花，秘密前往各地召集党员传达会议精神，并组织力量配合井冈山的反“会剿”斗争。由于当时形势紧张，各地党组织均转入地下活动，很难集中一处。因此，刘仁堪采取巡视工作的办法。5月上旬的一天，刘仁堪与县委妇女部长颜清珍等来到南村坳背村，见天色已晚，就在荷塘乡坳背村宁志昌家中歇脚。不料被叛徒发现告密，保安团连夜赶到坳背村，刘仁堪和颜清珍等人不幸落入了敌人魔掌。

国民党莲花县长听说抓住了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亲自审讯，亲自为其松绑，许诺只要刘仁堪交出共产党内部机密，可保全家平安，并委以重任。但刘仁堪对邹的劝说嗤之以鼻。敌人对他施以酷刑，百般折磨，但刘仁堪咬紧牙关、没有吐露一个字。

1929年5月19日，敌人将刘仁堪押到县城南门大洲上，准备将他处以死刑。消息传开以后，周围的群众纷纷赶来。敌人怕出意外，沿途派重兵看守。刘仁堪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便高声喊话，揭露反动派的罪恶，宣传革命必定胜利的道理，并高呼“工农红军是一定会打回来的”。凶残的敌人割去了刘仁堪的舌头，鲜血流到地上。刘仁堪不能讲话，便用脚趾蘸着鲜血在地上写下了“革命成功万岁”六个鲜红的大字，以鲜血和生命践行了入党誓言。

刘仁堪英勇就义后，中共莲花县委为他题写了“仁为革命有功，堪作烈士永存”的挽联。

（作者系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主任）

刘瑞龙：生死寻常事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生于1910年，1988年逝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省委外县工委副书记，江苏农委书记，红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936年冬至1937年4月，为了打通与苏联“国际通道”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体的21800名西路军指战员，西渡黄河作战。进入甘肃河西地区，西路军遭遇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的围追堵截，历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加之气候寒冷、环境险恶、无群众基础和后援支持等原因兵败河西。1937年春，刘瑞龙跟随毕占云支队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两个月后，被当地藏族民团搜山时发现，送交敌韩起功集中营，转押张掖看守所，同押的有魏传统、惠子明、徐宏才、袁正明、董光益、张玉清、刘金生等。他们经过相互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刘瑞龙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他们每天利用放风时间，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并互唱《苏武牧羊》，以此相互鼓励。当年八九月份，他们8人被马家军押送西宁。临行前，刘瑞龙等8人表现十分镇定，并请前来送行的同志们转告党组织：“生死寻常事，万一不幸，请告诉家里人，不要难过。”

刘瑞龙等人到西宁后，敌人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但刘瑞龙等红军干部大义凛然，毫不畏惧。他们按照在秘密党支部的约定，咬定自己的身份，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出卖同志。后来，敌人又施展阴谋诡计，提出要他们留下，许愿高官厚禄。刘瑞龙等人并不为敌人引诱所动摇，仍然坚定自己的信念，抗争到底。在党中央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积极营救下，刘瑞龙等人被马步芳派人押送到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由贺处转送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至此，刘瑞龙等人才真正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刘少奇：永葆公仆本色必须要坚持群众观点

永葆共产党人的公仆本色

——重温刘少奇《论党》

刘晓川

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50年1月经作者校阅，改名为《论党》。该论著阐述了永葆公仆本色的重要性、我们党具有公仆意识的原因、脱离群众的倾向和情形，并提出了永葆公仆本色的基本方法。

党取得伟大成就的力量源泉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源于其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民心。刘少奇在《论党》中用两个“之所以”和五个“已经是”论述了永葆公仆本色的重要性。

刘少奇认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起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成就，又在于坚持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使我们党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

刘少奇同时指出，正是因为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本色，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

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这表明，我们党从来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完全新式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做到“新”呢？刘少奇认为，原因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这是由“先锋队”与人民群众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因为，“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没有革命的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同时，“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因为，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称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另一方面，我们党具有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基本条件。刘少奇指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是由六方面的基本条件所决定的。第一，我们党诞生于“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我们党是一贯遵循毛泽东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第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第四，我们党具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第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第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现了思想上的“彻底改造”。

因此，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批判影响党群关系的几种错误倾向

刘少奇提出，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这是因为，“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然经历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此，刘少奇列举和批判了影响党群关系的几种错误倾向。一是尾巴主义、自流主义，即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二是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即先锋队如果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去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性，“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刘少奇同时指出，除上述两种倾向外，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错误倾向。随着革命形势和革命任务的不断推进，党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只有敢于、善于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始终“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坚持人民立场，永葆公仆本色

面对上述思想倾向，如何才能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人民立场、永葆公仆本色？对此，刘少奇提出：

第一，坚持群众观点。刘少奇指出，坚持人民立场，就必须让无产阶级群众观“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第二，强化干部队伍管理。刘少奇认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干部，就是最好的干部”。在他看来，党的干部既是党的领导骨干，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没有干部，党的纲领和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也不可能完成。但“我们重视干部，是从重视人民群众的观点出发的”。因此，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对人民群众的事业有无限的忠心”、与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

第三，坚持严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刘少奇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因此，在坚持人民立场方面应坚持严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坚持严肃性，就是要与普通的工人、农民、职工等有所区别，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张划清界限，使自己不断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坚持灵活性，就是立足于根本原则，在具体工作中保持适当弹性，“与本阶级的群众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极密切的联系”。

《论党》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在两种中国之命运的斗争日益尖锐的重要关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该论著对党的指导思想、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的政治策略等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重温这部论著，更能体会到它的经典意义所在。

刘少奇敌后办学记

刘静

从1940年到1942年，刘少奇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教学场地极其简陋、工作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仍旧想尽一切办法，创建了抗大分校和华中局党校等，并亲自为学员上课。刘少奇在领导党员教育工作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关于党员教育的重要思想理论，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的实践依据。

创建抗大第五分校并兼任政委

1940年2月20日，刘少奇向中央建议，在华中应立即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或新四军干部学校，吸收投奔新四军的大批青年学生。11月，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在刘少奇的指导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干部学校、新四军皖东干部学校等，在盐城合并组建抗大第五分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刘少奇兼任政委，陈毅兼任校长，张云逸任副校长，谢祥钧任教育长。分校编为5个大队和1个机炮连，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组建当日，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了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刘少奇出席了大会并讲话。他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

五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刘少奇在抗大五分校分别为学员作了三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并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刘少奇经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

抗大的生活异常艰苦，刘少奇和学员过着一样的生活，穿一件深灰色的旧棉布短大衣，经常同陈毅等来到学生宿舍嘘寒问暖，促膝谈心。皖南事变后，盐城一度作为新四军的军部和抗大第五分校所在地，曾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和封锁，这给抗大学员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了躲开敌人飞机的袭击，校部干脆给每人发一张小板凳，白天跑到城外的乱坟堆里上课。当时刘少奇给学员讲授党的性质和任务，数九严寒，刘少奇衣着单薄，站在刺骨的寒风中讲课，语调坚定有力、神态镇定自若，使学员们很受感动和鼓舞。

皖南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早晨，刘少奇来到操场向抗大学员宣告这个消息。他说：“敌人可能要干扰和破坏我们的学习，我们就更要意志坚定，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这坚强有力的话语，让学员精神振奋。

1941年1月11日，北风怒吼，寒冷异常。日军突然出动了15架飞机，对盐城进行狂轰滥炸，抗大宿舍被炸成了一堆瓦砾。当天晚上，校部召开紧急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政治动员。他气愤地说：“国民党反动派不抗日，制造皖南事变，打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帮了鬼子的忙。盐城是新四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将成为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因此，一方面，我们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立足于打；另一方面，又要争取和平、争取团结、一致对外。”会场上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刘少奇挥着右手，冷静而沉着地说：“你们有顽强的革命斗志和英勇杀敌的精神，这是很可贵的。但干革命要讲究战略和策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2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依靠三大法宝，这就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三个法宝缺一个也不行。”接着，刘少奇对三大法宝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详细的、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师生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抗大五分校训练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军事、政治干部，适应了抗日武装不断发展壮大的需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创建华中局党校并兼任校长

皖南事变后，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另一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

1941年4月下旬，刘少奇提议在盐城创办华中局党校，着重培训华中部队团以上和地方县以上的干部，以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刘少奇亲自兼任校长，彭康兼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党校设两个队，第一队的学员为团、县以上干部，第二队的学员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刘少奇明确指示，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根据这个办学方针，党校设置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刘少奇常到党校授课，主要讲授党史、形势、战略策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随着党内思想斗争的发展，特别是总结皖南事变经验教训中，有些地区和部门产生了一些偏向。1941年7月2日至3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连续作了两天讲演，全面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阐述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和方法。他明确地提出党内斗争的性质“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他指出党内思想斗争应该适当开展的原则，并深有感触地说：“同志们首先要了解，党内斗争是一件最严重最负责的事，绝不可以草率从事，我们必须以最严肃最负责的态度来进行……”这篇演讲稿传到延安后，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亲自写了编者按，指出：“这是刘少奇同志于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华中局党校的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现当整风学习开展与深入的期间，特为发表，望全党同志注意研读。”

7月，日军向盐城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同日军“兜圈子”中转移到阜宁县。华中局党校也随着迁到阜宁县西南的偏僻水乡汪朱集。10月，第二期培训班开学，这期学员仍是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以上干部，共200多人。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了解学员的思想和学习状况，刘少奇索性搬到党校，和学员在群众家里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刘少奇经常通宵达旦地备课，虽然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讲课。刘少奇没有其他个人爱好，只保持着每天上下午在街上散步的习惯，其余时间都在紧张地工作。

在这一个月中，刘少奇先后讲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战争和战略问题》《人为什么犯错误》《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等近20个题目。

他的报告深受学员和干部的欢迎，不仅党校学员听，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干部也都去听。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刘少奇授课时，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这些报告对普遍提高华中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促进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自2018年第1期《世纪风采》）

刘世让：郧西游击“神枪手”

1934年12月，从鄂豫皖苏区进行长征的红二十五军挥师西进到郧西。打土豪、分田地，创建了以郧西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其间，郧西儿女积极支持和参加红军，谱写了一段段革命佳话。郧西县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游击队队长刘世让就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位。

下山追随共产党

刘世让是郧西县湖北口虎头岩村人。佃农出身的他，因受地主迫害，举家逃到关防乡二天门的大山里。刘世让身材魁梧，体力过人，能打飞禽走兽，被人称为“神枪手”。因为人正直，又有胆识，他深受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推崇。

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陕西省商洛进入郧西县湖北口庙川，成立了大、小新川苏维埃政府，开展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与国民党军队不一样，红军是工农、穷苦人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打土豪、分田地，把没收的粮食及其他果实分给贫苦农民……红军领导的这一切令刘世让兴奋不已。

听闻红二十五军主力驻扎在泗峡口、庙川、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一带，他便约了20多位穷苦农民下山，跟着红军一同革命。

天上星星伴月亮，革命全靠共产党。1935年2月，红军又在郧西县的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庙川、虎头岩等地，建立起区、乡、村苏维埃政权。

郧西县原史志办主任李仁喜介绍，在二天门街前的群众大会上，刚刚成为共产党员的刘世让，担任新成立的二天门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游击队队长、抗捐队队长。

郧西各地轰轰烈烈的斗争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保卫和扩大革命果实，很多青壮年踊跃加入红军和游击队、抗捐队。当时，二天门村全村一共有78户人家，参加红军人数达76人。

配合红军巧歼敌

兼任游击队队长的刘世让，参加的战斗不断，只有大小之分。

平日里，他带领游击队、抗捐队同国民党民团、地主进行武装斗争。他率队配合鄂陕第六路游击师在湖北口等地打击国民党民团据点，捣毁了国民党郧西“铲共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游击队活动极度困难。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期间，刘世让协同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同敌人进行了上百次的战斗，先后打败敌人多次“清剿”。红七十四师直接或间接牵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有力配合了主力红军在西北地区的会师。

作为土生土长的郧西人，刘世让利用地熟、人熟的有利条件，带领百余人转战于一、二、三天门和鄂陕交界的山阳、镇安、旬阳等县边区。

忽东忽西、机动灵活，游击队常常出其不意，让敌人不知所措。敌人惊呼“到处都有刘世让”，不敢轻举妄动。

原二天门村党支部书记贾开化说，反动派抓不到刘世让，就把枪口转向他的家人。刘世让一家16口人，有11人被杀害。

1936年12月，红七十四师北上抗日后，刘世让带领队伍继续开展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不幸的是，1937年4月23日夜晚，熟睡的刘世让被叛徒杀害，年仅35岁。痛失革命战友，游击队员悲痛万分。1937年冬，游击队终于抓获并处决了叛徒。

烈士已去，英魂永存。像刘世让一样奋勇投身革命、舍身为国的英雄故事，仍在代代流传。

刘亚楼：组建成立空军付出特别心血

编者按：5月7日是我军杰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人民空军的主要创建者刘亚楼同志逝世55周年纪念日。刘亚楼原名刘振东，福建省武平县人。1929年，刘亚楼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刘亚楼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解放战争中，刘亚楼在东北、华北协助林彪、聂荣臻运筹帷幄，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他的指挥下仅用29小时即被攻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亚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1955年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胜利，是在没有空军的条件下，主要依靠陆军取得的。在武装夺取政权中，中国共产党早就渴望着建立一支自己的空军。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上庄严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党和政府着手建立人民空军。在建立人民空军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忘记为空军的组建和成立付出特别心血的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

“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1949年4月，正当刘亚楼准备率十四兵团挥师南下，参加解放中南广大地区的战斗时，党中央通知他留下来，负责组建人民空军。此后，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空军的建设事业。

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与时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政委王弼等研究，提出了一个组建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及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的初步设想，并以此请示了罗荣桓、聂荣臻等有关领导后上报中共中央。

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空军领率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同日，中央书记处给正率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发去专电，电文说：为准备在一年左右建成中国空军战斗部队，拟向苏联定购飞机、聘请专家，请代表团向斯大林作初步交谈，如对方原则同意，拟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率小型代表团赴苏具体商谈。

次日，刘少奇根据中央的电报精神，拜见了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提出了建立空军、定购飞机和聘请专家等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积极态度电告中共中央。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还说：“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任务以来，刘亚楼一直忙于为此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接到周恩来的通知，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准时来到中南海。朱总司令首先接见了他们。朱总司令扼要地讲述了华东、华南、西北战场以及即将向西南进军的简况，接着便关心地问起东北航校训练的情况。刘亚楼汇报说：“已经训练出60名我们自己的飞行员，目前还有50名学员在训。”

朱总司令高兴地说：“好啊！你们为建设空军培养了第一批种子，现在就像老母鸡孵蛋那样，一窝一窝地孵下去了，我们的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5点半左右，叶子龙把刘亚楼等3人领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泽东让刘亚楼等人坐下后，告诉叶子龙：“我要同他们研究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的问题，时间可能长一点，谈完后我请他们吃晚饭，你告诉大师傅准备4个人的便饭。”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点燃一支香烟，亲切地谈了起来。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到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进展的革命形势，到蒋介石日暮途穷、企图在台湾负隅顽抗；从解放台湾的历史重任到空军建设的重要地位，谈得十分深远。之后，毛泽东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刘亚楼把航校现有的“家底”和建立空军的设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一边吸烟，一边用笔记下一些数字，有时还插上几句话，询问一些不大熟悉的航空用语。

刘亚楼汇报后，毛泽东说：“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意见同苏联商谈。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1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这条方针叫做：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刘亚楼当即表示说：“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毛泽东看看表，时针已指在7点30分。笑着说：“刚才说了，请你们吃顿饭，表示饯行。走吧！”

刘亚楼等3人跟随毛泽东进了他的小饭堂。炊事员把4菜一汤摆好之后，毛泽东让取瓶葡萄酒来，给每人斟满1杯，说：“亚楼同志，中央派你们3个同志去苏联谈判建立空军，你就是全权代表。预祝你们顺利完成任务，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干杯！”

刘亚楼赶忙站起来，举杯说：“衷心感谢主席的关怀与款待。我们一定不辜负主席的嘱咐，尽快把空军建立起来，协同陆军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敬祝主席健康长寿！”

“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8月12日，刘亚楼等来到莫斯科城里中共中央代表团住处，向刘少奇、王稼祥汇报了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指示和拟定的初步方案。刘少奇表示同意。次日，刘少奇、王稼祥带刘亚楼等拜会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并参加了双方的第一轮会谈。华西列夫斯基说：“我已经得到斯大林元帅的指示，援助中国建立空军。请中国同志先说说建军的方案。”

刘少奇说：“我们党中央已经决定刘亚楼同志出任空军司令员，现在由他代表我们谈谈组建中国空军的意见。”

刘亚楼详细地谈了中央关于组建空军的设想与方案。苏联空军司令员维尔希宁又询问了其中的一些细节。华西列夫斯基说：“听了中国同志谈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的依据。我原则上同意这一方案。为了把援助计划搞得具体细致，我建议刘亚楼同志和维尔希宁空军元帅再进行详细的会谈，草签协议后，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尊敬的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安排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我同意，元帅同志，我近日将要回国，今后的会谈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此后，刘亚楼等与维尔希宁又深入地会谈了3次，并草签了苏联向我出售飞机434架、派遣专家和顾问878名，帮助开办6所航校等项内容的协议书。随后，又参观了苏联空军有关单位，瞻仰了列宁墓、列宁故居等。

9月中旬，王弼为筹备接待苏联专家先行回国。9月21日，刘亚楼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开幕的消息，并从毛泽东主席宣布的“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受到鼓舞。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告诉刘亚楼：苏联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第一批专家很快便可动身。刘亚楼用热情的语言向华西列夫斯基和维尔希宁表示感谢，并将此消息当即电告中共中央。10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援建空军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10月7日，刘亚楼、吕黎平一行启程回国。

回到北京，刘亚楼详细地向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出访苏联争取援助的过程以及回国后勘定校址、选派人员办航校的打算。周恩来高兴地说：“中央认为签订的援助计划很好。空军领导班子的任职命令即将下达。开办6所航校的经费优先保证。选调航空学员的命令军委已经发出。下面就需要你们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的这台戏唱好。”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空军的基础差，起步快慢，关键的一条是看你航校办得怎么样。你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选好办校人。这方面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从中南海出来，刘亚楼直奔灯市口。他掩饰不住心头的兴奋，对航空局的同志们说：“大的问题，中央都给我们解决了。下一步就要看我们如何敲起锣鼓，把建设空军这台戏唱好！”就在聆听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的当晚，刘亚楼亲自起草了一份征求工作分配志愿的表格，要航空局立即印发给在京的处以上干部填写后报他。从第二天开始，他分别找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和航校领导干部的预先对象个别谈话，逐一考核。

刘亚楼考核干部的方法也有独到之处。在听了一般情况介绍后，总要问：“他最善于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他最突出的成绩是什么，是什么方法取得的？他最不会做什么，为什么？假如你来提分配工作意见，他做什么工作最合适？”“三最一假如”的提问，又随时记下其中的要点。几天后，划归空军管理的上百名团以上干部的德才表现已印入脑际，6所航校办校的人选，开始在头脑里形成。他的笔记本中，在刘善本、刘凤、陈熙、吕黎平、方子翼、安志敏等名下，分别写着类似的话：懂飞行，会管理，有经验，政治上强，可充任校长。不久，中央军委任命上述6位同志为第1至6航校校长。行政干部解决了，尚缺合适的政治委员。刘亚楼起草了选调的6名优秀政治干部名单报呈毛泽东。毛泽东很快批示：“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任。各野战军提出3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后来，中央军委在19名预先对象中选下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王绍渊、张百春、罗野岗7位同志分别为第1至7航校的政委（航校后又增办了一所）。事实证明，空军第一批航校的领导班子，来源于五湖四海，重视了用人所长，体现了任人唯贤，为空军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自此，新中国的空军脱颖而出，在刘亚楼的历史上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由此，1949年11月11日便成为空军的诞生日。

（本文摘自期刊《中华魂》中《首任空军司令刘亚楼》一文）

刘英俊：勇拦惊马救儿童的好战士

据新华社电（记者邵美琦）在长春市第十八中学，每年开学的第一天被称为“英俊日”。刘英俊烈士舍己为人、甘于奉献的精神代代传承，时时鼓励后人修身励志、勇于担当。

刘英俊，1945年生，吉林长春人，1962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入伍后的第二年，他积极响应号召，时时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在连队，他是“业余修理员”，连队的桌椅、门窗坏了，他主动修好。在医院住院，他是“劳动休养员”，帮助重病号打水、端饭，协助医护人员扫地、刷痰盂。出差途中，他是“义务勤务员”，扶老携幼，急人所难，好事做一路。

1966年3月15日，刘英俊所在炮连到佳木斯市郊外执行训练任务。临近公路汽车站时，一辆炮车的辕马听到汽车的喇叭声便掉头猛跑，径直朝人群冲去。不远处的6名儿童，被飞奔而来的惊马吓得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时，作为炮车驭手的刘英俊用力将缰绳在胳膊上猛缠几道，大力一拉，惊马前蹄腾空而起。接着，他双脚伸向马的后腿，使尽全身力气踢倒惊马。6名儿童安然脱险，他却被压在翻倒的车底。由于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英勇牺牲，年仅21岁。

刘英俊牺牲后，所在部队党委给他追记一等功，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刘英俊学习的号召。佳木斯市修建了刘英俊烈士陵墓。长春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中设有刘英俊烈士事迹陈列室。

如今，刘英俊原住址所在地被命名为“英俊社区”，二道区八里堡英俊社区党委书记杨淑洋说：“刘英俊烈士的精神始终鼓舞着我们，我们需要刘英俊烈士那样为人民服务的大爱，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甘于奉献、勇于担当！”

刘愿庵：为劳苦大众献身

黎余

1930年5月8日，3名共产党人被军阀刘湘下令枪杀于重庆城内巴县衙门院坝里。其中一位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时年仅35岁。

时间回到1930年5月5日，刘愿庵在秘密据点——重庆浩池街39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商讨有关工作。此时的刘愿庵万万想不到他们已被叛徒出卖。时任省委秘书处交通科主任兼会计科主任的陈茂华，此前因执行送钱款营救李鸣珂任务时拖延误事，致使营救计划失败，受到刘愿庵严厉批评，因而心怀不满。出于报复，陈茂华找人向附近的警察所送交了告密字条，说在“裕发祥”楼上有共党集会。当时警察并未完全相信这无头告密字条。据事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报告说：“前几次密告，皆未得确据，他们前去并不料到真有其事。”遗憾的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缺乏经验，没有做好充分的防范和应变准备，结果警察一去就发现是在开会。与会者同冲上来争抢会议记录的警察发生扭打，混战中刘愿庵眼睛被打伤并被按倒在地上。省委组织部代理主任游少彬跳窗逃脱。

刘愿庵是从旧官场里杀出来的革命家。在四川军阀混战时期，他曾当过卢锡卿部的参谋、杨春芳部的秘书、刘文辉的第九师师部咨议官等。在杨春芳部时，刘愿庵曾被委任为丰都县知事（即县长），因为官清正，得罪了地方邪恶势力而被革职。而当地人民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给他建了“德政碑”。刘湘在大革命热潮中宣布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时，为扩大影响，曾辗转托人找到时任四川省参议会秘书长的刘愿庵，请他代写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职宣言》，通电全国。刘湘当时欲聘他为秘书，但遭到拒绝。

抓到共产党在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刘湘高兴不已。他企图用高官厚禄把刘愿庵收为己用，先后派出巴县县长冯均逸（刘愿庵早年的好朋友）和部属某师参谋长（刘愿庵的亲戚）等来劝降，并拿出省政府下属的“院长”“厅长”等要职任刘愿庵挑选，要他脱离革命，退出共产党。这些职位，正常的月薪都是200多块大洋。刘愿庵坚决拒绝了反动军阀当局的劝降利诱，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针对反动派的诱降回答道：“信仰不同，不可能同路。共产党追求的是真理，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这不是什么歧途，而是一条光明之路！”

劝降无效，利诱无果。5月6日，刘湘的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刘愿庵。法庭上，法官询问他姓名、职业及其地址，刘愿庵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法官愣了一下，连忙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非常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告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

未等他说完，刘愿庵轻蔑地回道：“真的么？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不把武力用来替穷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刘湘如意算盘落空，恼羞成怒，想到刘愿庵不能为己所用，还不如立刻除掉，以绝后患。

刘愿庵也料到，自己对敌人的软硬都拒绝了之后，他们很快就会将自己置于死地。他从容地给爱人周敦琬和表姐夫写了诀别书。在给妻子的遗书中，他倾诉了对爱人最后的希望：“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是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在给表姐夫的诀别信中，刘愿庵这样写道，“此身纯为被压迫者牺牲，非有丝毫个人企图。”这句话正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所追求的人生使命。

刘愿庵致妻书：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

我最亲爱的：

久为敌人所欲得而甘心的我，现在被他们捕获。当然他们不会让我再延长为革命致力的生命，我亦不愿如此拘囚下去。我现在准备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去就义，我已经尽了我的一切努力，贡献给了我的阶级，贡献给了我的党……

对于你，我尤其是觉得太对不住你了。你给了我的热爱，给了我的勇气，随时鞭策我前进、努力；然而毕竟是没有能如你的期望，并给与你以最大的痛苦。我是太残酷地对你了。我惟一到现在还稍可自慰的，即是我曾经再四的问过你，你曾经很勇敢的答应我，即使我死了，你还是——并且加倍的为我们的工作努力。惟望你能够践言，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的懈怠、消极。

……

我今日审了一堂，我勇敢的说话，算是没有丧失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精神，可以告慰一切。在狱中许多工人对我们很表同情，毕竟无产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抹杀的，这是中国一线曙光，我们的牺牲，总算不是枉然的，因此我心中仍然是很快乐的。

再，我的尸体，千万照我平常向你说的，送给医院解剖，使我最后还能对社会对人类有一点贡献，如亲友们一定要装殓费钱，你必须如我所愿和嘱托，坚决主张，千万千万，你必须这样才算了解我。

……

别了，亲爱的，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你的爱人死时遗书

五月六日午后八时

（书信为节选）

刘愿庵，1895年生，陕西咸阳人。1908年随父移居南昌，入南昌大同中学读书。1923年初，他参加了共产党人恽代英在成都组织的“学行励进会”，传播革命思想。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刘愿庵被推举为宜宾五卅惨案后援会负责人之一，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斗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刘愿庵任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共成都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9月起，他先后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主任、宣传委员会书记。1929年，中共四川省委正式成立后，刘愿庵任省委书记。

其间，刘愿庵不但重视武装斗争，掌握枪杆子，而且也十分注重宣传工作。1929年春，他和李鸣坷等通过驻军师长、共产党员张清平出面筹集经费，创办《新社会日报》，揭露抨击蒋介石集团的种种罪行和劣迹，深受群众欢迎。5月，四川省政府奉国民党中央命令，查封《新社会日报》，共产党领导该报坚持与敌斗争，并得到广大群众和各界团体的大力支持。

1929年11月，刘愿庵在重庆主持了省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会议认为，四川总的政治任务仍是争取广大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正当四川党的工作顺利发展的时候，四川军阀刘湘首先采取了罪恶的“自首”政策，即利用我党个别叛徒，从内部破坏党组织。重庆第二十一军军部下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各县、市也建立了“清共”组织，收买一些叛徒组成侦缉队，专门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成立“反省院”，开展所谓“心理战”。江（北）巴（县）士兵运动委员会秘书长易觉先、团省委负责人宋毓萍等先后叛党，充当刘湘侦缉队的爪牙。

1930年春夏之间，由于叛徒的出卖，驻在重庆的省委几次遭受重大打击。3月，临时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在重庆回水沟街被敌人逮捕，后被杀害。4月中旬，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外出办事，在朝天门碰上叛徒易觉先和一伙特务。狭路相逢，李鸣珂临危不惧，开枪打死叛徒易觉先，并打伤敌特3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被逮捕，后英勇就义。

5月5日，刘愿庵与省委秘书长邹进贤，宣传部长程攸生等人，在重庆浩池街三十九号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开会。叛徒陈茂华写了一张纸条叫街上一小贩交给附近岗亭里的特务警察，特务警察知晓此事关系重大，当即向第六区警察所长报告。警察所长立即派警察和便衣特务多人前往搜捕。突如其来的搜查，使大家措手不及，但很快镇定下来。邹进贤迅速将会议记录的纸张揉成一团，并高声问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警察吼道：“搜查”。此时，刘愿庵等见上楼的特务警察越来越多，便主动出击，争取脱险。刘愿庵因身患肺病，体质虚弱，与警察搏斗时被打倒在地，不幸被捕。程攸生、邹进贤在搏斗中也先后被捕。

军阀刘湘早已对刘愿庵的才华和在共产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有所耳闻，妄图采取“蜜糖”策略收买他。刘湘先后派刘愿庵的朋友、亲戚等来劝其投降，以“院长”“厅长”等官位和每月200元大洋的薪俸为诱饵，要刘愿庵脱离共产党组织。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刘愿庵，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誓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不会为任何诱惑所动。敌人的劝降破产后，5月6日，刘湘二十一军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刘愿庵。在法庭上，刘愿庵神态自若，据理驳斥，把法庭当讲台，宣传党的主张及共产主义真理。

当敌人的军法官询问刘愿庵的姓名、职业和住址的时候，他昂首挺胸，大声答道：“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

军法官愣了一下，说：“刘先生，你之为人，不但我们敬佩，就是军长也爱惜你。军长认为刘先生是国家的人才，他要我们转达刘先生，希望能退出共产党组织……”

刘愿庵坚定地答道：“我信仰马列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了仔细研究和长期考虑的，是为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这是我的人生观。至于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决没有什么退出共产党可言！”

“刘先生，军长对你非常惋惜……”未等军法官说完，刘愿庵轻蔑地笑了笑，说：“真的吗？我倒有点替你们军长惋惜。他吃的穿的都是老百姓用血汗换来的，不把武力用来替劳苦大众办事，反而伤天害理，残害无辜百姓，这倒真值得惋惜。与其惋惜我，不如去惋惜他自己吧！”

军法官见诱导不成，便威胁说：“刘先生，军长劝你不要误入歧途，你要三思而行，考虑后果啊！”

敌人的恐吓，激起了刘愿庵极大的愤怒。他高声斥责道：“什么歧途！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去把你们军部的政工人员和所谓‘名流学者’都找来，看他们谁能在我面前说清楚什么是歧途？除社会主义之外，谁能给中国社会及工农群众找出一条可以彻底解放的道路？我信仰真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祖国和广大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走的是阳关大道，决不是什么歧途。我看，那些替帝国主义服务，残民以逞的军阀、买办和官僚，才是真正的误入歧途……”

见刘愿庵正义凛然，威武不屈，军法官毫无办法，只得宣布闭庭。

敌人劝降失败，法庭上的斗争无疑是刘愿庵胜了。这时，刘愿庵预感到敌人将采取最后的手段，置自己于死地。于是，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一封遗书。在最后，他仍然不忘鼓舞妻子：“不要伤痛，努力工作，我在地下有灵，时刻望着中国革命成功，而你是这中间一个努力工作的战斗员！”

1930年5月7日，刘愿庵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就义时，年仅35岁。（叶介甫）

卢伟朝：用生命护一方平安

原标题：卢伟朝：用生命护一方平安

新华社南宁2月14日电（记者黄庆刚）“爸爸，我回来得晚了。明天早上8点钟我还要到所里办案，请叫我起床……”14年过去了，卢伟朝家中小黑板上，烈士留言仍在。

卢伟朝出生于广西梧州市，2001年7月在广西人民警察学校（现为广西警察学院）毕业后，任广西梧州市公安局南堤派出所民警。在职期间表现出色，受市公安局嘉奖3次。

“伟朝这个人，不怕苦不怕累，对待工作认真，总感觉他有用不完的劲。他常常是前一天晚上值完夜班，第二天又自觉留在所里值班。有时候加班困了，他就直接在值班室补个觉，醒了立马投入工作。”同事陆展辉回忆。

2002年9月，卢伟朝与两名同事前往深山抓捕吸毒和盗窃犯罪嫌疑人。在抓捕过程中，嫌犯手持长刀砍伤卢伟朝左手掌，卢伟朝仍奋不顾身，和同事一起制服嫌犯。到医院包扎后，他只休息了一天半，又返回派出所工作。

2005年6月的一个凌晨，卢伟朝乘摩托车追捕一名犯罪嫌疑人。雨天路滑，车辆失去控制摔倒在地，卢伟朝被碎玻璃刺中大腿动脉，因失血过多导致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伤势刚好转，又立刻返回工作岗位。

2006年3月14日凌晨，刚刚巡逻结束准备休息的卢伟朝接到线报，发现涉嫌重大伤害案件在逃犯罪嫌疑人高某的踪迹，负责侦查此案的卢伟朝马上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情况，实施抓捕行动。

凌晨3时，犯罪嫌疑人高某出现在梧州市一家酒店门口，卢伟朝确认目标后，冲上前去抓住高某手臂，并表明警察身份。高某疯狂挣脱逃跑，卢伟朝紧追，并抓住高某，高某用藏于衣服中的牛角刀刺中卢伟朝胸部。受伤的卢伟朝仍继续追赶，最终倒在地上。高某被警察擒获。卢伟朝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26岁。

面对危险毫不退缩，卢伟朝用热血诠释警魂，践行铮铮誓言。2006年，卢伟朝被梧州市人民政府追授为“梧州青年勇士”“文明市民标兵”。同年，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015年，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他从来不会把工作上的困难告诉我，只会说一些开心的事，我知道他怕我们担心。我总劝伟朝重新找份工作，但他不愿意，总说‘我舍不得这身警服’。儿子是我们一辈子的骄傲。”卢伟朝的父亲卢振全说。

路秀峰：勇敢搏斗精神长存

据新华社电（记者尹思源、李鲲）路秀峰，1948年出生，1977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为天津铁路公安处天津站派出所民警。1980年8月壮烈牺牲。1980年8月，路秀峰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9月被追授一级英模荣誉称号。

1980年8月初，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临河县（今临河区）的男子梁大东、王新国、白永胜，盗窃了临河县武装部大批枪支弹药。随后，他们计划乘车去东北，密谋干几起“惊天动地的大案”，中途在天津火车站转车。8月16日晚，3人在车站广场逗留时，由于形迹可疑被天津站派出所执勤民警马幼航带至派出所值班室，由值班民警路秀峰、路明做进一步审查。

在对犯罪嫌疑人王新国进行询问时，路秀峰准备对他进行例行检查。王新国猛然蹿起，撩开上衣前襟，伸手去拔别在腰间的两支五四式手枪。路秀峰猛扑上去扭住其胳膊夺下手枪。路明猛地抬头，发现梁大东正隔着屋门的玻璃举枪瞄准民警。路明来不及多想，向正在弯腰捡枪的路秀峰大喊：“注意后面！”话音未落，梁大东已经踹开房门，朝民警疯狂开枪。路秀峰迅速转身，冒着被子弹击中的危险，向嫌疑人梁大东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梁的小臂，迫使其双手高举，难以平射。梁大东斜下枪口，再次扣动扳机，子弹击中了路秀峰的后脑。路秀峰忍住剧痛，再次顽强地用身体撞向梁大东，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将嫌疑人逼退。然而，梁大东再次开枪，路秀峰胸口中枪，壮烈牺牲。

凶犯梁大东在仓皇逃窜中被随后赶到的刘五兴等民警当场击毙，王新国、白永胜被捕，3名犯罪嫌疑人所带的17支手枪和剩余子弹全部被缴获。然而路秀峰却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工作岗位和亲爱的战友们。

罗荣桓：入党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作者：卫惠笈

1926年6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他和张沈川一道由青岛乘货轮南下。临行之前，一位在五卅运动中结识的姓柳的朋友建议他们先到上海去找当时上海学联负责人、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再请侯介绍他们去广州。

罗荣桓、张沈川到上海找到侯绍裘。侯在了解了他们在青岛参加爱国反帝斗争的情况以后，对他们说：“现在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如果你们要上黄埔，我写封介绍信就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可以不用考试。”

这时，罗荣桓、张沈川并不了解这位看来十分文静的侯先生是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更不晓得他就是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而他们当时还是想读书，并没有从军的思想准备。罗荣桓又感到自己是深度近视眼，从军也不一定合适。他同张沈川商量了一下，婉言谢绝了侯绍裘的好意，仍然准备去投考中山大学本科。

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后，罗荣桓等继续乘轮南下。一路上，罗荣桓和张沈川经常登上甲板，倚着船栏，眺望祖国的辽阔海疆。他们回顾了这两年多走过的路程：长沙、北京、青岛、上海，现在轮船正乘风破浪向南航行……他们在中国东部绕了一个大圈，如今终于奔向向往已久的革命策源地，心情又怎能不激动呢？

7月间的一天，货轮由辽阔的伶仃洋进入虎门，只见环绕虎门要塞的一道白粉墙上，书写着异常醒目的10个大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见到这一巨大的标语，旅客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罗荣桓、张沈川听旅客说，这里就是林则徐销烟处。他们回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凌辱，人民所遭受的灾难，抚今思昔，深深感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了，革命正在向他们招手。

罗荣桓到达广州，正是北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很快攻占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7月12日攻克长沙……

罗荣桓、张沈川刚放下行李，就兴奋地走上街头，他们想尽快地领略这革命策源地的风采。在几条热闹的大街上，他们看到两旁高楼矗立，在商店的橱窗里、电线杆和支撑廊檐的水泥柱上，张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打倒列强！”“打倒吴佩孚！”“打倒孙传芳！”“工农兵联合起来！”有的地方还搭了庆祝北伐胜利的松枝牌楼。“号外”“捷报”的叫卖声此起彼落。在马路上不时可以看到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歌曲的国民革命军队伍。到处是一片喜气洋洋、热气腾腾的景象，同张宗昌血腥统治下的死气沉沉的青岛形成鲜明对照。

罗荣桓和张沈川兴冲冲地走进书店，买了不少宣传土地问题的报刊、小册子，从书店出来，罗荣桓双手捧着一大摞书，高兴地连声对张沈川说：“好啊！这下可好了！”在他厚厚的眼镜片后面，两只眸子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一回到旅馆，罗荣桓顾不上复习功课，如饥似渴地阅读买来的书籍。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罗荣桓跑了多少地方，又试验过多少办法啊！到了广州，他终于找到了！他看到了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工农大众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无比威力。他兴奋地对张沈川说：“现在看清楚了，帝国主义和军阀、土豪劣绅就是把中国搞得国弱民穷的恶势力。要打倒恶势力，必须以俄国为师，把广大工农商学兵各界民众联合起来，而唯有共产党才能担当此任。”他和张沈川相约，要勇敢地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在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认识到北伐需要大量青年从军，他虽然因为自己是近视眼，不宜投考黄埔，却多次写信给他弟弟罗湘和“土梦学友联合会”的同学们，招呼他们到广州来，投考黄埔军校，报效革命。罗荣桓报考中山大学，因为第二外国语德语——不及格，未被录取。张沈川考上了中山大学文科。罗荣桓仍然留在广州，一面等罗湘来，一面多看点革命书籍，思考一些问题。他常到中山大学去。当时，张沈川与许多共产党员关系密切，罗荣桓也深受他们的影响，对革命形势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10月，罗湘和十几位同学从湖南来到广州，罗荣桓帮他们办理了进黄埔军校的报名、考试手续。当罗湘即将入学的时候，罗荣桓鉴于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日趋尖锐，再三嘱咐罗湘，在参加政治运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

把罗湘送进黄埔军校后不久，罗荣桓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农民协会已普及到全县大部分地区。罗荣桓感到世道确实不同了，昔日的泥脚巴子已经挺起了胸膛，扬眉吐气；而那些绅士们却像经霜的秋叶，蔫蔫地低下脑壳。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他总是笑眯眯地认真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帮他们拿主意。他还受农友的委托，到县城找到县农民协会的负责人，汇报南湾的情况，受领指示。

不久，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在南湾罗氏定德公祠召开了成立大会，会后进行了庆祝游行。接着，农会又委托罗荣桓发动和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开展了为支援北伐进行募捐、破除迷信和妇女放脚、剪发等活动。有一次，土豪劣绅罗凤梧唆使打手打死向他募捐的一名儿童团员，罗荣桓领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坚决斗争，打开了罗凤梧的谷仓和钱柜，将罗凤梧的谷子和钱，一部分作为被打死的儿童团员的抚恤金，一部分分给了贫苦农民。

1927年1月，湖南各地纷纷开展镇压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农民运动达到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有利的形势下，南湾地区的群众觉悟普遍提高，农会、女界联合会、儿童团等组织进一步巩固。高涨的革命形势使罗荣桓在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4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不禁使罗荣桓怦然心动，这时，他与父兄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罗国理知道罗凤梧等人的势力依然存在，罗荣桓把他们得罪了，将来他们定会报复。他常常骂儿子忤逆不孝，急于把他赶走，罗荣桓在这个家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而他此时对上大学的夙愿也未能完全忘怀。于是，4月14日他动身去武汉。

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他和老肖顺着崎岖的小路，登上了南湾西面的金觉峰。这时，明月仍然悬挂在西天。罗荣桓停下脚步，转过身来深情地凝视着哺育了他的山河大地。南湾一带的屋宇、田野、林木、河流却仍然沉浸在朦胧的夜色之中，他投下了对家乡的最后一瞥。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罗荣桓到达武汉后，通过补考，插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读书。当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大革命处于危险之中。在武汉的政治舞台上，乌云翻滚，眼看着一场摧残革命的暴风雨就要来临。革命队伍中的许多不坚定分子被蒋介石的屠刀和武汉险象环生的局面所吓倒，纷纷脱离了革命。

就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罗荣桓却像海燕一样，展开了翅膀。到了武汉以后，他经彭明晶介绍，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了武昌中大支部的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共党员。7月初，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对吃苦、牺牲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信寄了出去，罗荣桓割断了同家庭的关系。他将几天后出发，奔向新的战斗岗位。

（摘自1999年第9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罗荣桓要亲自经受一番革命风雨的洗礼》）

罗银青与革命历史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于大别山区的革命历史歌曲，最初是为了庆祝苏维埃成立而创作的。由于曲调优美、歌词生动，这首歌很快就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传开了。后来，伴随着红军的足迹传遍了大江南北。它是以大别山民歌《八段锦》为曲调、依曲填词而成的，词作者就是罗银青。

罗银青（1894年－1952年），安徽省金寨县（原属河南省商城县）南部斑竹园镇沙堰大西冲人。罗银青自幼聪明好学，甚得师长喜爱，后随叔父罗师源攻读私塾十余载。1926年，他到武汉与从事工运的共产党员李梯云一起，鼓动工人罢工。1927年春，他进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夏秋之际结业后回乡参加农运工作，并在沙堰洪觉庵大庙办起了改良私塾，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冬，党组织安排他在小河王氏祠办学，他一面教书，一面在校内外发展党员，壮大当地党的队伍。1929年5月，立夏节起义胜利后，为了兴盛苏区教育，党组织指派他到果子园佛堂坳模范小学任校长。他擅长写诗作歌，出口成章，是当地群众眼中的大才子。

1929年的农历八月，金寨西部地区的区乡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张灯结彩，热烈庆祝自己的政府诞生。为了更好地宣传教育和引导群众，表达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成立时的喜悦心情，时任商城县委领导班子成员、红三十二师党委书记李梯云和红三十二师政治部主任漆禹源、县委委员漆先棣等人研究决定，创作一首歌唱苏维埃和红军的歌，在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后来，创作歌曲的任务交给了少共县委书记徐乾。徐乾与少共县委组织部长漆先棣、宣传部长漆先平商量，让佛堂坳模范小学校长、共产党员罗银青编写。

罗银青接到任务时，正好刚刚参加了乡苏维埃成立庆祝大会。当时，正值金秋时节，到处桂花盛开，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乡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人民群众的欢乐情景仍在脑海中浮现，罗银青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才思涌动，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填写了名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写好后他立即送交给李梯云审阅。定稿后，由模范小学女教师陈觉民负责教唱，并编舞，教16名学生以打花棍的形式表演。

在斑竹园长岭岗举行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上，《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舞表演十分成功，赢得观众热烈掌声。李梯云当场对模范小学进行了嘉奖，并把教唱这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罗银青把提前油印好的歌单分发给参会人员，并当场进行了教唱。会后，少共县委将歌单发给各团支部、各乡苏维埃，让大家一起学唱。自此，这首革命歌曲便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

1931年2月，随着根据地巩固和革命发展的需要，罗银青被调到赤南县苏维埃所在地、中共豫东南道委驻地汤家汇镇，同何复舟同志一起，共办赤南县《红日报》和石印馆，罗银青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任和石印馆的誊写主任等职。这期间，罗银青名声逐渐壮大，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文人。

1932年9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利，国民党陈继承等部向汤家汇发动进攻。当时，身负重伤的罗银青正在汤家汇医院治疗养伤。随着战斗越来越激烈，伤病员日益增加，医院无力帮伤员转移。罗银青在心里告诉自己：宁愿身死荒山野谷，也不能落入敌手。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忍着伤痛，拖着病体离开医院，躲进深山，藏在一个隐蔽的石洞里。后来，幸遇一位蔡姓老人相助，才幸免一死。

敌人知道罗银青在党内的威望，到处张贴布告，悬赏五百大洋捉拿他。时隔不久，因伪保长罗宗胜向敌人告密，罗银青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罗银青严刑拷问，要他交出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名单，并要他写出“自白书”。但任凭敌人使出各种伎俩，罗银青始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敢死文》，表白了自己的为人和志向：“针邪戒恶，笔下无情，今日敢作刀尖鬼；信守道义，固行共产，永世难将心性移……”恼羞成怒的敌人，咬牙切齿地放出狠话：“罗银青这个共产党员非杀不可！”

当地老百姓和进步人士，听说敌人要杀害罗银青，纷纷想办法营救，后由乡保长出面保出了罗银青。罗银青出狱后，有些“好心人”纷纷来劝他：“红军大部队已经走了，你现在是孤掌难鸣，以后最好慢开口、少动笔……”

罗银青听后笑着回答：“宁填沟壑，不辱斯文！”

因在狱中备受敌人摧残，罗银青身体孱弱，后以教私塾蒙馆为生。但他从未向苦难低头，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他的革命意志始终没有消退，革命之火始终在他心头燃烧。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撰写了大量的歌颂党、歌颂人民、歌颂革命的诗文，以此与反动势力抗争，抒发自己祈盼光明的心情。除了《八月桂花遍地开》外，罗银青还创作了《兵变歌》《穷人调》《小放牛》《妇女歌》等数十首歌词，大都配以民间曲调，在当地广为流传。

1952年，罗银青身患重病，时任华北空军政治委员的漆远渥自北京回故乡探亲，得知老师罗银青病重，想去看望，可假期只剩一天，路程遥远，交通不便，只好写信慰问：“银卿先生：先生该健康，家中人均致意！我近来自北京回故乡省亲，因为时间很短，不能亲来拜望先生，深感抱歉，特来函问好……”信写好后，漆远渥特请家人步行送到罗银青家中，并随信带去30元钱。罗银青看到过去的学生现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漆远渥写给自己的信，眼含热泪，十分激动，在病榻上写道：

老迈徒悲志力衰，频年愤愤总徘徊。

身处污泥防自染，腹藏攸思盼云开。

山河改貌歌千曲，书信传来笑满腮。

英才济济党陶铸，桃李春风亦快哉。

不久后，病痛夺走了罗银青的生命。他虽然未能看到“山河改貌歌千曲”的社会主义光辉前景，但他对党的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的矢志不渝，连同他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人，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罗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据新华社广州电（记者李雄鹰）罗志，原名罗长生。罗志11岁时随叔父到吉林长春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少年罗志义愤填膺，积极宣传抗日。1932年9月，罗志投笔从戎，参加苏炳文领导的吉林抗日自卫军。

1933年初，罗志从苏联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先后入新疆军官学校、新疆学院学习，后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迪化求学和工作期间，罗志受到俞秀松、林基路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培养和教育，参加反帝爱国群众组织“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罗志在新疆学院毕业后，曾留校工作，后又任省立简师训育主任兼迪化反帝会干事等职务。

1946年3月，罗志参加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罗志进入新疆中苏文化协会工作，积极向新疆各族群众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推动中苏友好做了大量具体工作。

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后，罗志留在迪化坚持地下斗争，负责领导地下进步组织“民主革命党”迪化区委会（即“战斗社”），出版《战斗》周刊。他以“庚克”为笔名为《战斗》周刊撰写了大量文章，大力宣传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并组织和领导迪化的学生运动，为推动新疆和平解放作出不懈努力。

1949年8月23日，罗志应毛泽东主席邀请，从伊宁取道苏联前往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27日，因乘坐的苏联飞机在苏联外贝加尔湖地区上空失事，罗志等5位同志不幸遇难。新疆伊宁市建有烈士纪念碑，由毛泽东同志为五位烈士题写碑文。

骆春伟：一腔热血断烈火

新华社南宁5月11日电（记者林凡诗）面对滚滚浓烟，他毫不犹豫跳入大海，奋力向火光冲天的渔船游去。他，就是骆春伟，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骆春伟，汉族，1979年8月出生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共党员。生前系广西公安边防总队北海市公安边防支队电建边防派出所所长。

“骆所长每次率队出警，都是冲在最前面。”骆春伟原同事、电建边防派出所民警周刚岭说。从警19年，骆春伟从战士、干事，成长为副所长、教导员、所长，无论在哪个岗位，他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尽职尽责维护辖区安全稳定。

英雄并非天生，英雄壮举也非偶然。

2010年9月21日，第11号台风“凡亚比”影响北部湾海面。当日10时左右，一艘停靠在北海市涠洲岛南湾街码头附近的船因台风导致其动力系统受损，眼看就要倾翻，船上还有渔民。危急关头，骆春伟衣服一脱就跳下海，用缆绳将船固定好。当他游到岸上时，由于体力透支，呕吐不止。

2014年5月16日，涠洲岛港口一艘滚装船倾翻，28人落水，骆春伟从海里救出5人。

2015年6月，骆春伟调到辖区治安情况更为复杂、业务更为繁重的电建边防派出所任所长。为解决海上治安管控难、违法犯罪打击难、情报线索搜集难等问题，骆春伟创建了“十船联防”“一天一巡查”等工作模式，提升了海岸线管控水平。

2016年5月27日，北海一个渔港内3艘停放的渔船起火。骆春伟带领同事们将险情排除，避免港内千余艘渔船出现连体着火灾情。

2016年10月20日11时许，北海市侨港镇边贸码头一艘装有11吨柴油的渔船发生火灾。接到报警后，骆春伟带领民警们火速救援。当时，失火渔船已失控，正冲向港内连片停泊的渔船。这些船上装载大量柴油和液化气，一旦被失火渔船点燃，后果不堪设想。要避免火势蔓延，就必须将失火渔船拖到岸边。

危急时刻，骆春伟立刻脱掉衣服、鞋子想要下海。“骆所长，危险！”周刚岭一把拉住骆春伟想要阻止他。“不要管我！”骆春伟将周刚岭甩开，跳入大海，嘴咬缆绳向前游去。

在骆春伟带动下，在场许多人紧跟着他跳进大海，合力将失火渔船拖回岸边，成功扑灭大火。不幸的是，骆春伟再也没能游回岸边。火灾救援完毕后，当日15时25分，骆春伟的遗体在海底被找到。骆春伟走了，年仅37岁。

骆春伟牺牲后，当地群众纷纷自发到码头悼念，许多停泊在码头的渔船为他鸣笛送行……同年10月24日，公安部批准骆春伟为烈士，并颁发献身国防金质纪念章。

毛岸英：主动请缨入朝参战28岁牺牲

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一块一米高的花岗岩石矗立在墓前，正面刻着“毛岸英烈士之墓”；背面刻着：“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

毛岸英，1922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8岁时，由于母亲杨开慧被捕入狱，毛岸英也被关进牢房。杨开慧牺牲后，地下党安排毛岸英和两个弟弟来到上海。后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毛岸英兄弟流落街头。他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

1936年，毛岸英被安排到苏联学习。在苏联期间，他开始在军政学校和军事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岸英遵照毛泽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在解放区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秘书。解放初期，任过工厂的党委副书记。他虽然是毛泽东的儿子，但从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相反，总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1950年11月25日上午，美空军轰炸机突然飞临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在作战室紧张工作的毛岸英壮烈牺牲，年仅28岁。

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据新华社电记者帅才）

毛泽东：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早在1931年作出的这一著名论断堪称妇孺皆知，其实它还有下半句“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则是其主要倡导者和践行者。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调查研究始终是毛泽东了解国情民意的重要渠道和制定决策的关键依据。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毛泽东当年大力倡导的这种工作作风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深入，更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事业成功的“法宝”

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核心诉求，才能更好地发动和引领人民群众参与革命、建设的伟大实践。对于这番道理，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就有相当认知。1917年和1918年，他专门抽出时间，到湖南的长沙、安化、沅江、浏阳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增进了对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了解。

五四运动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毛泽东开始在调查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他笔下诞生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典范之作。他撰写的调查报告让无数党员干部获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被当作“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还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不可分。大革命失败后，他意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才能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但如何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革命力量的源泉在哪里？他将目光投向了广袤的中国农村，并于1927年9月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中国革命就此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敏锐捕捉到蕴藏在农村和农民中的伟力，与他在农村地区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直接相关。

即便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下，毛泽东仍坚持做调查研究，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他在中央苏区时期的代表作品有《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调查报告为当时的党和红军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丰富、详实的第一手材料，也成为后人研究当时中国农村和城镇的经济、政治和各种社会状况的宝贵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所做的一系列调查研究，涉及社会、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实际上都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相关，且都有一个核心指向，即发动和领导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打倒国内外反动势力，争取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革命转向建设，毛泽东依然时刻不忘调查研究。1961年1月，他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为3个大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调研农业生产情况，每个大组再分为2个小组，每组3人，调研时间为10天至15天。他在写信指示工作人员如何开展调研工作时提出，“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这样一来，便能在较短时间内了解整个村子的实际情况。调研完成后，3个大组去广州与毛泽东会合，向他汇报情况。然后，他们转入广州市调查研究工业生产情况，为期1个月。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搞调查研究的重心，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升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

方法论是调查研究取得实效的“挖掘机”

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视一以贯之。延安时期，他撰写和起草了《关于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文章和文件，经过多年努力，他逐步把重视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推广到全党范围内，为党员干部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调查研究是为了得到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真相。调查研究所花费的一切人力、物力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真相、发现真相、解析真相。而所谓真相，就是真实的国情社情、民心民意。

那么，如何才能找寻到真相呢？这就涉及另一个重要问题：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谈到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毛泽东经常提到“察言观色”，就是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穿得怎么样，脸色怎么样，情绪怎么样，通过对这些细节的观察，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状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基层和群众中“察言观色”，还一直要求全体党员干部都要这样做。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的方法灵活、技巧多样，甚至随时随地进行。《木口村调查》就是他途经江西省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时做的一次专题调查，尽管时间短暂，却收获颇丰。

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强调，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第二是开调查会。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技巧有过精彩阐述。他提倡调查会式的调查研究，并总结了7条技术，其中第二条是关于“调查会到些什么人”。他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在7条技术的第五条，他还重点告诫党员干部搞调查研究“都要亲身出马”，“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

毛泽东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和干部要学习的不是“本本”，而是社会科学的方法。比如他提出，调查研究通常可以采用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法是指理论是从现实材料的分析得来，演绎法是指通过调查研究检验理论。二者相辅相成：运用归纳法时，必须制定调查规则，否则得到的只能是现象和随感；运用演绎法时，一定要围绕问题进行，否则容易把调查会开散。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即带着问题去调研，并在调研过程中不断打磨问题，让问题愈发清晰，最终找到解决问题之道。

研究是让调查实现升华的“催化剂”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在这段话中，他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调查，二是研究。仅做了调查，如果不认真加以研究，是无法发现事物背后的内在规律的。研究主要分两个层面：一是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归纳、提炼、总结；二是随时捕捉各类有效信息，窥一斑而知全豹。

毛泽东指出，对于通过调查而了解到的情况，必须加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研究很重要，只有通过研究，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对于如何进行研究，他曾举例说，在一个地方看到有冷却塔，再观察一下周围，看到配套的建筑设施，经过分析综合，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发电厂。再如，一个国家要出兵事先总有很多迹象，如动员、军事运输增加以及舆论变化等等。通过对这些迹象的研究，就可以得出是否要打仗的结论。毛泽东还强调，从报刊和书本中，也可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东西。有时，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不起眼的消息，经过研究，也许能从中发现一个大问题。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始终重视调查研究，并带头积极践行。如今，我们已步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党员干部很有必要把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传承好、发扬好。

毛泽东：打仗历来离不开调查研究

毛泽东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唯心主义，这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有生动体现。重温毛泽东军事调研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61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曾回忆起自己1931年5月领导指挥第二次反“围剿”首战东固时的情形。他说当时红军兵少，觉得很不好办，每天忧愁，于是跟彭德怀两个人到白云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后决定红一军团打正面，红三军团打包抄，结果战况果然如他所预料的，敌人很快败退了下去。对此，毛泽东深刻总结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打仗也是这样，凡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忧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

事实上，毛泽东一向是非常注重军事调查研究的。早在1920年3月，毛泽东就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指出，如果要为现今世界尽一点力，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这其中自然也包含着军事方面的内容。亲身领导革命战争后，毛泽东关于“打仗离不开调查研究”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示。在1928年11月写就的《井冈山的斗争》中，他用了很大精力来调查红军和根据地各县地方武装的情况，使得这份给中央的报告分外翔实可靠。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要求“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开篇就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并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很快，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向红军各政治部发出的通知中，提出了“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有力推动了红军中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却被当时的“左”倾错误者讥为“狭隘经验论”而不予接受，他们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而是用舶来的理论机械地指导红军作战，使中国革命走到了败亡的边缘。

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不仅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高度深刻论证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从军事角度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情况和规律是不同的，只有着眼其特点和发展，找出行动的规律并用于自己的行动，才能获得战争胜利，而这离不开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和熟识掌握。毛泽东还从军事认识论上说明了调查研究的实质过程：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加上调查得来的己方情况，进而形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过程，不仅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是一个不断调查研究、更新认识的过程。之后，毛泽东又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中，在延安整风中，反复论及和强调了搞好调查研究对于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全党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做军事调查研究工作，内容既包括军队的建设发展，如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进行周密的调研，系统了解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错误思想，为开好古田会议、形成古田会议决议做足了准备；又包括军队的行军作战，如1934年4月后，毛泽东曾在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等地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和调研，针对粤军的情况以及广东军阀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调研对象既包括人，如我军官兵、敌军官兵、人民群众等；也包括物，如长征到达哈达铺时，毛泽东及时通过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从而确定了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调研形式既有自己亲自动手，如《井冈山的斗争》中关于军事问题的调研等；更有听取他人汇报：因为事情繁多、分身乏术，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不可能事事躬亲地去进行调研，广泛听取工作汇报成为他重要的调研方法。

本着“慎重初战”的原则，毛泽东特别重视对新对手的调研。抗美援朝战争出兵前，由于我军此前还从未与美军大规模交过手，对其情况没有切身认识，因此毛泽东指示向正在与美军作战的朝鲜人民军，以及此前曾与美军有过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实地了解美军作战特点，对摸清美军底细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以前交过手、但经过较大变化的老对手，毛泽东也非常注意。解放战争初期，由于国民党军经过整编和大规模美援，战斗力得到一定加强，而我军已多年没有和其全面作战，毛泽东十分重视多方调查其真实情况，最初的苏中“七战七捷”等都带有战略侦察的性质，很快搞清了他们的长处和短处，制定出以“十大军事原则”为代表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将敢斗争善斗争充分结合

彭洲飞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当时，国民党军共计430万人，有强大的海军、空军和美国的支持，在物质力量上占了压倒性优势。由于这种悬殊对比，党内一些人害怕了，不敢同国民党决裂。毛泽东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气魄胆略，毅然领导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坚决打了4年，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战场上屡屡击败敌人，消灭了国民党军反复补充后的807万大军，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敢打必胜的斗争精神

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大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毛泽东在领导指挥人民军队战争实践中所铸造的革命精神，是我军克敌制胜的传家法宝，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精神基因和鲜亮标识。

敢于斗争，根本在于看穿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深邃历史规律，是毛泽东敢于斗争的世界观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决定力量的基本观点出发，毛泽东看穿了反动敌人表面强大背后的虚弱本质，明确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表面上吓人，也确实有强大的暴力机器，成千上万地吃人，但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最终必然失败。与之相反，革命力量在最开始的时候总是弱小的，但他们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拥有人民的支持，必将不断发展取得最后胜利。

注意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人民军队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战斗作风，集中体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指出，人民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他号召全国全军，都要注意学习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整顿战斗意志，树立战斗思想，不惧强敌，敢打必胜。

敢打必胜离不开理性分析。敢于斗争不是盲目斗争，更不是草率行事，而是建立在对敌我情况作出科学、慎重分析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强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同时，也指出他们还是真老虎、铁老虎，在具体对敌斗争策略上要谨慎对待处置。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既强调对敌斗争精神，驳斥投降论调，又全面客观分析敌我优劣势，指出“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经由诸多精细入微的战局分析研判过程，进而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终胜利属于中国的科学论断，为战争的彻底胜利指明了方向。

善于斗争的科学方法

战争既是信念力量的对决，也是物质力量的对决，更是策略方法的对决。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想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既要有敢打必胜的决心信念，也必须有纵横捭阖、善于斗争的科学方法。

把握战争规律，一切从战争实际出发。在战争实践中，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军事领域的具体运用，是我们制定斗争方针、实施作战指挥、战胜敌人的根本依据。毛泽东指出，要用客观、全面、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敌人、研究指导战争。同敌人开展军事斗争，要善于分析对方的特点规律，“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必须坚持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客观全面地认识不同战争的具体情况，根据战争的实际而采取相应的斗争策略，发挥战略战役指挥上的高超艺术。

突出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战略指导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比较容易理解，但运用起来却有云泥之别，对此毛泽东认为，这离不了战争中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战略指导力争主动，同时充分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造成他们的被动。灵活性指灵活地使用兵力，做到应时而变，趁势而动，创造性地发挥军事指挥艺术。四渡赤水中，毛泽东灵活地指挥3万红军，巧妙地穿插于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不断调动和迷惑敌人，当发现敌人弱点时，立即抓住战机歼敌一部，以少胜多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成为战场灵活指挥的典范。计划性是对战争的计划和准备，没有这些，就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由于战争的不确定性较之其他事物要强，实现完备的计划很困难，但也不能是没有一点计划，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不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在军事上也是不利的。

根本在于紧紧依靠人民。毛泽东在确定战略指导原则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人民战争思想，以广大劳动人民为战争的主体，充分运用人民战争的优势条件，把一切战略战术建立在人民支持革命战争的基点上，从而依靠军民整体力量战胜一贯依赖优势武器装备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为我军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以及他所指挥的一切作战行动，无一不是从依靠人民群众这一根本条件出发，把深入进行战争动员、建立适应打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系、周密组织人民支援前线等，作为战略指导的主要内容；在作战上，实行主力军、地方军、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的整体战，依靠人民群众克服和战胜困难，并使敌人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充分结合起来

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将斗争精神和斗争策略有机融合起来，强调既要具备斗敌的胆魄更要发挥斗敌的本领，抗美援朝战争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我们刚刚建立了新中国，差距悬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害怕美国，不敢与其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打，而毛泽东在经过艰难决策后却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不必那么怕美国。同时，毛泽东针对朝鲜战局发展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和预置，并慎重地调查美军的虚实，向正与美军交手的朝鲜人民军，以及曾与美军有过合作经历的原国民党军将领咨询情况，还多次派遣干部赴朝实地了解，努力摸清美军的底细，为决策出兵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战场上，毛泽东利用美军轻敌骄纵的特点，诱敌深入进行深远后方的迂回包围，集中优势兵力将其各个歼灭，很快扭转了战场态势。在美军改变战术、我军围歼其整建制大兵团甚为困难时，毛泽东灵活地指示采用“零敲牛皮糖”战术，每个军一次以彻底歼灭敌一个营为目标，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针对美军火力猛烈的特点，毛泽东领导志愿军积极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使美军的火力优势大打折扣。在美国被迫接受停战谈判、朝鲜问题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后，毛泽东又及时领导确立“持久作战、积极防御”以及作战与谈判相适应的方针，指导我方边打边谈、边谈边打，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配合，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劝许世友读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编者按：《学习时报》刊载《毛泽东三劝战将读《红楼梦》》一文中描述了毛泽东非常重视军队的文化素质，曾三次当面向军队的高级将领推荐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故事。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深刻反映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具有很高的历史和文学价值。向许世友推荐《红楼梦》时，毛泽东表示：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文中记述：

许世友是人民解放军的传奇战将，少年时曾到少林寺学习武术，革命年代多次担任敢死队队长，性烈刚勇，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底，中央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下达前的12月21日，毛泽东召集一些军队高级将领谈话。他对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接下来又说：你就只讲打仗，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指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许世友长期在一线带兵，打过很多大胜仗，忠勇过人，毛泽东很看重他，但毛泽东也很清楚，许世友的缺点正在于“少文”。作为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特别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只知道打仗而不知其他，在眼界和知识面上无疑是个缺憾，只有善于学习不断拓展知识面，才能提升综合素质，更好地驾驭全局。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就是为了让他提高文化修养，增进领导才干。

其实之前许世友对读《红楼梦》是有抵触情绪的。他曾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吊膀子”的事，因此不愿意看。对此，毛泽东也有耳闻。在这次接见许世友之前的11月17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起了这件事。毛泽东说，你还没有看，怎么知道是“吊膀子”？你没有调查，就下断语，大概是听什么人说的吧，我说它是部政治小说。毛泽东还引用了书中的很多话，如“坐山观虎斗”“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来比喻国际形势，并说“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针对许世友说的“吊膀子”，毛泽东跟许世友说，它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在与毛泽东谈话回去后，许世友立即找来《红楼梦》读了起来，还一并买来《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了解起周勃厚重少文的由来，坚定了信念，开阔了眼界，得到很大的提高。

（责任编辑：赵丹阳）

毛泽东如何巧妙运用战机

战机通常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以及对这种态势的认识、把握和利用。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极为重视战机问题。通观他的军事论著、作战文电，其中蕴含着大量的战机运用思想，这些思想为我军战胜强敌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南。深刻总结毛泽东战机运用思想的内容体系，对于打赢未来战争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避敌锋芒，忍耐待机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力量比较弱小，既没有条件与敌人拼消耗，更没有本钱与敌人拼实力。每次作战，敌人凭借人员数量多于我军，武器装备优于我军，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贸然与强敌作战无疑于以己之短击彼之长，而这恰恰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对此，毛泽东将战机问题作为作战筹划的重要内容，强调对待强敌要避其锋芒，忍耐待机，在敌人气势正盛、战斗力较强的时候，先不要急于与之作战，更不能与之死打硬拼，耐心等候出现有利于我的作战机会，一旦出现这种机会，就果断行动，坚决攻击，致敌死命。

在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指导我军发起的很多战役或战斗都深刻反映了避敌锋芒、忍耐待机的思想。如1931年4月，国民党军出动2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无论正面应敌还是外线出击，都难以保证作战胜利。对此，毛泽东要求红军主力在东固地区耐心隐蔽。苦等20多天后，终于等到王金钰部孤军冒进到我设伏地区，抓住这个有利战机，我军突然出击，一举歼灭敌1个师又1个旅大部。再如1947年年初，国民党军对山东战场实施重点进攻，从3月下旬到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实行高度机动回旋，力求调动敌人。但由于敌人采取了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打稳扎、齐头并进的战法，因此始终未找到歼敌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多次致电陈毅、粟裕：“要有极大忍耐心”，“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华东野战军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以极大的耐心和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在沂蒙山区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耍起了“龙灯”，最终调动了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华东野战军发起孟良崮战役，一举将整编第74师歼灭。

惑敌布势，创造战机

两军交战，战机问题从来不是无缘无故就有的，它是双方指挥员进行谋略博弈的结果，离不开指挥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在指导我军作战实践中，毛泽东强调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战机，通过运用隐真示假、声东击西等方法，诱惑敌人产生错觉，出现过失，从而使我军在不利和被动的态势中创造有利和主动的战机。红军巧渡金沙江就是毛泽东惑敌布势，创造战机的经典战例。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毛泽东指导我军灵活变化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创造出多次有利战机。先是派出一支部队，摆出东进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态势，而主力则迅速向南移动，佯攻贵阳。当红军逼近贵阳城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云南军阀龙云，速调滇军来贵阳“保驾”。正当滇军匆忙离开云南向贵阳开进时，毛泽东则指挥红军舍贵阳西行，一举渡过北盘江，乘虚入滇。当敌向昆明集结之际，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逼进，分别抢占了皎平渡和洪门渡等渡口，利用七天七夜时间渡过金沙江，最终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从根本上扭转了战略转移的被动局面。再如，抗日战争时期的大龙华歼灭战，针对日军傲慢轻敌等特点，毛泽东要求我军故意以战斗力不强的游击小分队与敌周旋，使敌掉以轻心，在敌人不防备时，对其发动突然袭击。战前晋察冀军区先派一个游击支队与日军进行周旋，一面抗击，一面后退，忽东忽西，致敌骄躁麻痹。随后抓住日军对我之周旋习以为常、疏于戒备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向敌发起攻击，打了一个彻底的歼灭战。这些战例深刻表明，在不利态势下，通过惑敌布势，往往能够欺骗敌人，陷敌于判断和行动错误的苦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我军就能对敌进行出其不意的攻击，从而夺取战争主动权。

乘敌之隙，捕捉战机

战场是一个千变万化、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无论多么强大的对手，由于主客观等多方面原因，总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这些失误很可能导致行动上的错误，从而让对方找到可乘之机。对此，毛泽东指出：“须知任何高明的敌军指挥员，在相当长时间中，要不发生一点过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他所说的乘敌之隙，实质上就是如何运用战机的问题，即与强敌作战，要善于发现敌人的间隙，这个间隙就是战机，捕捉并把握这一战机，弱军战胜强敌也就由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在具体运用时，毛泽东非常注重通过观察敌军协同关系的亲疏、兵力部署的多少等诸因素，发现其暴露的弱点，以此捕捉战机，战胜敌人。

如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期间，面对国民党军进攻势头旺盛、我军一时难以捕捉有利战机的情况，毛泽东与朱德决定率红军主力撤至根据地中部的黄陂、小布一带进行隐蔽。其间，公秉藩率军猛扑东固，结果与稍后到达的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在东固误打了数小时，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矛盾激化。公部脱离张的指挥，张也不与公联系，仅留一个旅守东固，自己率两个旅向龙冈冒进。毛泽东及时捕捉敌人协同紊乱导致张辉瓒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指挥红军在龙冈附近设伏，取得了歼敌近万人并活捉张辉瓒的重大战果。再如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后，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根据这一情况为西北野战军制定了“蘑菇战术”，先与敌巧妙周旋，迫其疲乏，锐气逐减，弱点暴露，然后寻机歼敌。西北野战军认真贯彻这一思想，诱敌深入，适时抓住被拖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的敌人，连续发起了青化砭、羊马河及蟠龙镇三个战役，并取得全胜，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先敌一步，抢夺战机

古往今来，两军作战强调兵贵神速，谁能以最快的速度实施军事行动或完成战略部署，谁就能够抢占先机，占据主动。毛泽东战机运用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善于通过对敌我作战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和判断，抓住影响战局发展的关键环节，指导我军赶在敌人之前完成作战部署，以此抢夺有利战机，不断将作战引向胜利。这方面的战例很多，比较突出的有三例：一是八路军深入敌后。抗日战争初期，针对日军即将在山西实行大迂回，而后方兵力不足的情况，毛泽东及时将原先确定的八路军主力在恒山一线展开战略部署调整为在山西四角展开战略部署，这一举措为八路军主力赶在日军控制其占领区之前，及时而大胆地深入敌后，迅速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二是辽沈战役歼灭廖耀湘西进兵团。在此次战役中，针对廖耀湘可能经黑山、大虎山向营口撤退的企图，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肖劲光、萧华率领部队，“兼程从抚顺以东进至营口及其以西以北地区堵塞敌人退路”。东北野战军及时赶到营口，为堵住廖耀湘兵团从海上撤退后路、将其留在原地歼灭抢夺了有利战机。三是平津战役发起之前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当时，傅作义判断我军在华北地区的数量不占优势，而东北野战军至少需三个月至半年的休整才能入关。据此，他将其嫡系部队部署于平绥路东段和北平以西地区；将中央军配置于北宁线平津唐段和北平以东地区，形成了兼顾西退、南撤的战略布局。针对傅作义的战略企图，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来消灭”的总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休整，取捷径以最快速度入关。当平津战役打响之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并先敌完成“隔而不围”战略部署，为隔断敌人海上南撤通路抢夺了有利战机。

毛泽东诗词的家国情怀：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主讲人：汪建新

简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10多年来，专注于毛泽东诗词的教学研究，著有《毛泽东诗传》《毛泽东的诗人情怀》等，主讲电视系列片《毛泽东的诗人情怀——阅尽人间春色》。2017年11月，人民网开设《汪建新专栏》，集中展示其毛泽东诗词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杰出的诗人。他一生共创作了100多首诗词，诗词中所呈现出的豪气、正气、大气等，气韵生动，独具艺术魅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8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欣赏毛泽东诗词，感悟毛泽东的家国情怀。本期讲坛汪建新教授从毛泽东的韶山情、父母情、夫妻情、湖湘情和天下情等角度来解读毛泽东及其诗词中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灵感触和人生追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是杜甫对家人的眷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是陆游对国家的期许；“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是文天祥对国运的痛感。家国情怀世代流淌，绵延不绝，凝聚成岿然不动的民族精神。

韶山情：

从“孩儿立志出乡关”到“别梦依稀咒逝川”

少年毛泽东为了追求人生梦想而走出韶山。青年毛泽东立下拯救民族危亡的远大志向，“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仰天长问，又有“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气。投身中国革命之后，不管是“倒海翻江卷巨澜”，还是“雄关漫道真如铁”，毛泽东同志东奔西走、南征北战，始终都矢志不移。这些诗词中，都表现出了毛泽东的家国情怀。他的家国情怀是20世纪最伟大最有代表性的精神符号，是近代以来中国改变积贫积弱，改变被奴役被剥削地位的时代最强音，是中国人民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

毛宇居是毛泽东的堂兄，也当过他的私塾老师。1927年元月，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回到韶山，毛宇居主持欢迎会，致辞说：“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1941年，毛宇居主持编撰《韶山毛氏四修族谱》。他在“毛泽东”条目下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新中国诞生后，毛宇居欣然写下《七律·颂导师》，赞颂毛泽东“一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韶山，湘中灵秀之地。相传舜帝南巡至此，见层峦叠翠，不觉心中大悦，遂命随从奏韶乐九成，引凤凰来仪。东汉文学家王粲《登楼赋》云：“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曾发出“我自欲为江海客”的豪言壮语，然而他始终满怀对家乡山水的不尽依恋。

1906年，毛泽东即兴写了一首《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青青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当时，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就读，无非是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毛泽东借此表达对旧式教育的不满，渴望离开闭塞的韶山。

1909年，“过激派”李漱清回到韶山。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读到了讨论富国强兵之道的《盛世危言》。特别是在阅读了小册子《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之后，少年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1910年秋天，他前往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诗《七绝·呈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表达了外出求学、四海为家的人生志向和坚定决心。

求学期间，毛泽东多次回到韶山，而走上革命道路后，他仅回过5次韶山。1921年春节期间，他回韶山为父母扫墓；说服全家人舍弃家业而外出革命。1925年2月，毛泽东携妻儿以回韶山，领导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月，毛泽东回韶山考察农民运动。临别时，他对乡亲们立下誓言：“二三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就不回韶山了！”

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韶山。他既没有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的慨叹，更没有刘邦“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张狂。他走村串户，接见了3000多群众，双手几乎都被握红肿了。毛泽东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倾情写下了《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历史长河中，32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个人的生命中却是漫长的历程。1927年他立下的誓言已经实现，中国的革命已然成功，韶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母情：

从“春风南岸留晖远”到“万端遗恨皆须补”

1959年6月26日，回韶山第二天的一大早，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给父母上坟。他把鲜花和松枝放在坟头上，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深情地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山途中，毛泽东对大家说：“我们共产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人民、师长、同志和朋友，还得承认。”

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与父亲之间充满矛盾与冲突。毛泽东对父亲的自私、专制的确心怀不满，但正是父亲的严厉，使他从小就能吃苦耐劳；而父亲供他读书，毛泽东更是难以忘怀。他在抄录《七绝·呈父亲》时，特意把原诗中“男儿立志出乡关”的“男儿”改成“孩儿”，表示对父亲的敬重；把“学不成名死不还”中的“死”改成“誓”，顾及父亲的感受。毛泽东对父亲的敬爱表达得深沉而又含蓄。

毛泽东母亲文七妹宅心仁厚，温良谦和，对他影响至深。1919年10月5日，母亲病逝，毛泽东赶回韶山冲。他跪守慈母灵前，含泪挥笔写下了他最长的一首诗《四言诗·祭母文》，尽情表达悲伤、思念、惆怅、悔恨、感恩之心。毛泽东在写给新民学会老同学的信中说：“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生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

毛泽东写好《祭母文》后，意犹未尽，又含泪写下两副挽联。其一为：“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其二为：“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毛泽东对母亲的高尚品德念念不忘。他曾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而他的母亲就是这最后一种人。痛失慈母后，毛泽东把对母亲的爱升华为对人民的爱、对民族的爱、对祖国的爱。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他把无限的爱都献给了伟大的母亲——祖国。

夫妻情：

从“堆来枕上愁何状”到“凭割断愁丝恨缕”

毛泽东的婚姻生活曲折坎坷，既有幸福，也有苦涩。他专门为杨开慧写过三首情深意长的诗词，分别是《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

《虞美人·枕上》写于1921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1920年冬结婚时，毛泽东事务繁忙，东奔西走，夫妻聚少离多。夜深人静时，毛泽东不免也会心潮翻滚、辗转反侧。“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上阕以一“愁”字入手，极写思念之深切；“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下阕以一“泪”字收笔，甚言思念之苦涩。这首词是毛泽东诗词中唯一一首纯粹属于婉约格调的作品，写得真切自然。

1923年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到上海再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他饱含深情写下了《贺新郎·别友》。全词围绕一个“别”字来铺写，从话别、送别写到别后，脉络分明，既有儿女柔情，更有革命激情。“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夫妻分别，总是难舍难分，如泣如诉。“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他们毅然从个人私情中挣脱出来，“重比翼，和云翥”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

1927年8月，秋收起义前，毛泽东回到板仓与杨开慧话别，这一别竟成为诀别。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毛泽东肝肠寸断，一声长叹：“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填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这是一首悼亡诗，追念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位烈士。一个“失”字表明了亲人的损失、爱情的损失、友谊的损失、革命的损失。“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毛泽东把追思升华到了一个更高更广更宏伟的境界。“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这其中既有烈士忠魂因为反动派被彻底推翻而欢喜的热泪，有仙人们为烈士飞洒的同情之泪和喜闻人间天翻地覆的庆贺之泪，也有人民群众欢呼获得解放的幸福之泪。

章士钊曾专门问毛泽东“骄杨”二字怎么理解，毛泽东答道：“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1963年9月1日，毛岸青、邵华请求毛泽东书赠《蝶恋花·答李淑一》，毛泽东将“骄杨”写成“杨花”，两人唯恐笔下有误，提醒毛泽东：“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沉思片刻，答道：“称‘杨花’也很贴切。”毛岸青、邵华写道：“称‘骄杨’表达了爸爸对妈妈的赞美。称‘杨花’，又表达出爸爸对妈妈的亲近之情。”

湖湘情：

从“云开衡岳积阴止”到“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湖南人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了得难”而闻名。湖南素有“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等盛誉。一代旷世逸才杨度曾写下慷慨激昂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与豪气。“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自幼狂放不羁，这种性格是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形成，而后在艰难曲折的革命事业中磨砺起来的。

湖南南阻五岭，北极洞庭，又称“三湘四水”。山水相依、灵动多变的地域特征使湖湘文化韵味无穷，也给了诗人毛泽东文思泉涌、新颖别致的诗词创作灵感。毛泽东诗词中涉及湖南的作品就有10多首，既有生活阅历的真实写照，更有对湖湘风物的深情咏叹。毛泽东诗词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湖湘文化元素，从三湘人物到诗文典故，从山水神韵到民间传说，从哲学思维到日常用语，应有尽有。“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毛泽东笔下钟灵毓秀的湖湘山水令人心驰神往。《沁园春·长沙》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这一湘江秋景堪称千古一绝。“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1961年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情不自禁地说：“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诗词中所表现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操、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格调以及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情怀，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屈原、贾谊对湖湘文化有深远影响，“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毛泽东为其赋诗《七绝·屈原》《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七律·答友人》把有关湘妃的神话入诗，使作品平添了悠远的文学色彩。毛泽东注释“才饮长沙水”时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毛泽东解释《十六字令三首》时写道：“湖南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面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毛泽东诗词还充满了湖湘百姓的生活气息。

毛泽东诗词借鉴了楚辞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手法，气魄豪壮、激情洋溢；形象雄杰、意境高远；思绪飞腾、想象奇绝。毛泽东诗词中有不少典故、词语、句式源于屈原作品。比如，毛泽东诗词多处通过设问抒发胸中豪情，如“谁主沉浮”“黄鹤知何去”“此行何去”“试看天下谁能敌”，显然借鉴了屈原的《天问》，“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毛泽东的“吴刚捧出桂花酒”，与屈原的“奠桂酒兮椒浆”如出一辙；毛泽东“红雨随心翻作浪”“截断巫山云雨”，与屈原“吾令凤鸟飞腾兮”“令沅湘兮无波”异曲同工。

天下情：

从“管却自家身与心”到“敢教日月换新天”

1912年秋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毛泽东第一次看到《世界坤舆大地图》，给了他强烈的心灵震撼：世界是如此之大！这使他觉得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是太值得研究了，他感到自己身上肩负有神圣的历史使命。从此以后，毛泽东的胸襟变得更加博大，志向变得更加高远。

毛泽东曾努力追求“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试图独善其身，甚至把当教书先生作为终生职业。然而，早在韶山时，他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农民的艰辛：“韶山冲来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走出韶山之后，他更是痛感中华民族的苦难深重。“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祖国备受欺凌；“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遍地哀鸿满城血”，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军阀割据，四分五裂。“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毛泽东不断升腾起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

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愤然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充满着革命豪情与报国之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为民族求独立，为人民求解放的革命洪流中去。

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毅然引兵井冈山，开展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毛泽东开始领兵打仗，“炮声”“开战”“枪林”“鏖战”“弹洞”等用于描写战争战役战斗的字眼频繁出现。“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力量由少到多。“天兵怒气冲霄汉”“前头捉了张辉瓒”“横扫千军如卷席”，革命武装由弱到强。“黄洋界上炮声隆”“赣水那边红一角”“百万雄师过大江”，战争规模由小到大。“一唱雄鸡天下白”“天翻地覆慨而慷”“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了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

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实践中，毛泽东从“山头鼓角相闻”的井冈山，“天高云淡”的六盘山，“横空出世”的昆仑山，到“一山飞峙大江边”的庐山，他的足迹遍布万水千山，视野变得更加开阔，胸襟变得广博。毛泽东从“忆往昔峥嵘岁月稠”“阅尽人间春色”“往事越千年”，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他的眼界纵贯古今，思绪变得更加悠远，思想变得更加厚重。“报道敌军宵遁”“六月天兵征腐恶”“宜将剩勇追穷寇”，战争年代，毛泽东不遗余力要推翻反动统治、改造社会。“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和平时期，毛泽东千方百计推动建设高潮，改造自然。“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毛泽东立足中国，放眼全球，不仅关注中国的前途，也关注世界的未来；不仅关心中国人民的疾苦，也关心世界人民的福祉。

毛泽东诗词中的赤橙黄绿

色彩是形式美的重要因素，把大自然装点得五彩缤纷，焕发出无穷魅力和生动气韵。诗词中的色彩让语言文字充满形象感，使抽象的情感具体化、物态化，表达着诗人的精神意念。“人面桃花相映红”之“红”令人遐想，“春风又绿江南岸”之“绿”令人神往，“黑云压城城欲摧”之“黑”令人恐怖。独领风骚的毛泽东妙手著诗词，神笔绘画卷。毛泽东诗词不仅情感真挚、思想深刻、气势磅礴、意境雄浑，而且颜色词的运用和搭配也个性鲜明，瑰丽神奇，达到了诗情画意的和谐共生，表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政治色彩、时代色彩和民族色彩。

异彩纷呈

毛泽东诗词善于用不同色彩来体现内心感受，描绘自然景观，烘托社会实践。无论是单一色彩的强调，不同色彩的对比，还是多种颜色的调和，都把握得恰到好处，增强了语言和形象的表现张力，深刻揭示出描写对象的内在本质，折射出美学和哲理的绚丽光芒。

毛泽东对色彩的感觉敏锐而又准确，既符合事物自身的自然属性，又契合人们的审美感知。“漫天皆白”“白云山头云欲立”“浪下三吴起白烟”“九嶷山上白云飞”“雪压冬云白絮飞”“白浪滔天”，“白”分别指水雾、云雾、雪花，都有“白”的特性。“歌未竟，东方白”，“白”指亮如白昼。而“一唱雄鸡天下白”之“白”，包含浓郁的政治色彩，是对“长夜难明赤县天”的彻底改变，寓意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便有精生白骨堆”之“白”，则充满鄙视和憎恶。“黑手高悬霸主鞭”“重庆有官皆墨吏”之“黑”与“墨”，指反动派政治手腕的凶残和卑劣。

毛泽东使用颜色词的方法灵活多样。有的直白，“索句渝洲叶正黄”，用黄叶指代秋天；有的含蓄，“延安无土不黄金”，用黄金寓意风清气正。有的诗句颜色词不露痕迹，但无“色”胜有“色”，如“雪花飞向钓鱼台”“鬓雪飞来成废料”，“雪花”即白色浪花，“鬓雪”即满头白发。“落花时节读华章”一句，说明时间是百花飘落的季节，但色彩斑斓却是其中应有之义。而在“漫江碧透”“赣水苍茫闽山碧”“关山阵阵苍”“更加郁郁葱葱”“暮色苍茫看劲松”“跃上葱茏四百旋”“古代曾云海绿”当中，对山光水色的描绘乍一看很单纯很清晰，可细一想却又很朦胧，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彩虹是雨后初晴，阳光照射细小水滴而出现的一种光学现象。古诗中，描绘彩虹的诗句并不鲜见，如“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李白），“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孟浩然），“雨霁彩虹卧，半夜水明楼”（赵善括），基本上是就事说事，略显平淡无奇。但毛泽东“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一句，惟妙惟肖，想象奇绝，自有诗词以来，的确是创新出“色”的千古绝唱。“赤橙黄绿青蓝紫”几乎成为彩虹的形象代言。

诗中有画

苏轼评点唐代王维的作品时指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历来是古典诗词创作的一种艺术方法，也是衡量诗词作品水平优劣的一个评价尺度。在《西行漫记》中，毛泽东这样回忆读书时上静物写生课的情形：“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毛泽东不善丹青，没有历练出“画中有诗”的精湛技艺，但他用色彩和意象创造的“诗中有画”却无与伦比，堪称一绝。

毛泽东诗词继承并发扬了中国古典诗词创作的传统手法。毛泽东写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里，一连三处提到“形象思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的方法，反映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毛泽东诗词特别注重以形象反映现实，以形式表现内容，加上频繁使用色彩词或色感光感很强的词来烘托渲染，刻画出一幅幅具体可感、光彩照人、栩栩如生的“图画”，诗画一体，相得益彰。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是一幅英勇红军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雪里行军图。“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壮阔雄伟、浑厚悲壮的群山夕照图。“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一幅温馨如意、秀色可餐的江南春景图。“红旗卷起农奴找，黑手高悬霸主鞭”是一幅对比强烈、爱憎分明的斗争形势图。“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是一幅朝气蓬勃、英气豪爽的巾帼英雄图。“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是一幅花团锦簇、色调明快的百花齐放图。“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是一幅亦真亦幻、协调悦目的湘妃传说图。

毛泽东诗词写景最集中、最全面、最精彩的段落，当是两首《沁园春》的上阕，构思奇肆豪纵，境象开阔宏大，色彩多样统一，笔墨精细酣畅，俨然就是壮美河山的诗画长卷。《沁园春·长沙》上阕绘制了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湖湘秋景图。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堪比“霜叶红于二月花”；近观：“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可谓“秋水共长天一色”。仰视：“鹰击长空”，万里无云的秋空，雄鹰展翅高飞；俯瞰：“鱼翔浅底”，波光粼粼的水下，鱼儿悠闲游动。《沁园春·雪》上阕，诗人极目骋怀，气势非凡地勾画出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景图。“长城内外，惟余莽莽”，舒展寥廓之境；“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呈现静穆之美。“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化静为动，活灵活现。“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红白相谐，妖而不媚，艳而不俗，娆而有致。

情有独钟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就审美体验而言，红色意味着热烈、兴奋、温暖、光明。红色是毛泽东气质和性格的底色，熔铸了他的欣赏偏好和审美理想，构成毛泽东诗词中所有色彩的主旋律，表达出鲜明的思想内涵和情感韵致。面对“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彩虹，他的直觉首先捕捉到是“赤”色。“残阳如血”“红妆”“红雨”“红霞”“朝晖”“曙光”等用语一再出现。

毛泽东构思色彩绚丽的画面时，往往以红色为主色调。他要么以多种色彩为陪衬，突出表现红色；要么以红色为背景，使景与物笼罩在红色之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木霜天红烂漫”“寥廓江天万里霜”，充满着江河奔泻的无限激情，蕴藏着扭转乾坤的巨大力量，彰显着乐观豁达的博大胸襟，给人以奋发向上、奔放豪壮之感。

毛泽东是诗人政治家，是政治家诗人，对红色情有独钟，充分体现出他的政治家本色。就政治寓意而言，红色象征着革命，预示着胜利。“红军不怕远征难”，革命军队的颜色是红色的。“赣水那边红一角”，根据地的颜色是红色的。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诗词多处展现“红旗”，如“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风卷红旗过大关”“不周山下红旗乱”“红旗漫卷西风”“红旗卷起农奴戟”“壁上红旗飘落照”，“红旗”是出现频率最多的意象之一。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红旗高扬了毛泽东的革命意志，红旗宣示了毛泽东的革命理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爱红装爱武装”一句中，“红装”指华丽的服饰，毛泽东希望“中华儿女多奇志”，寄语女青年不要学林黛玉，要学花木兰、穆桂英。毛泽东表达对红色的贬抑，这是一个特例。

毛泽东诗词中的古往今来：浸透着历史智慧

1963年12月，由毛泽东亲自编定的《毛主席诗词》出版，山东大学教授高亨填词《水调歌头》予以点评，“掌上千秋史”一句高度凝练了这本诗集的历史蕴涵。毛泽东诗词纵览天下风云，俯瞰历史兴衰，感受时光飞逝，把握时代潮流，反映了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浸透着历史智慧，洋溢着壮志豪情。

纵览：一从大地起风雷

毛泽东在抚今追昔、抒发感慨时，虽是寥寥数语，却包含无穷历史意蕴。“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著名人物出现至今已有500年，当今权贵却平庸无能，他要“粪土当年万户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反“围剿”的炮火硝烟中，他想起洪荒时代共工头触不周山的神话。“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他在品味自然风物时，遥想起娥皇女英痛悼舜帝投江而成湘妃的远古传说。“往事越千年”，畅游北戴河时，他与曹操进行心灵对话。“阅尽人间春色”“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面对巍巍昆仑，他回溯风云诡谲的社会发展史。“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评论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他联想到正邪交锋的漫长历史。

毛泽东在“湘江北去”“茫茫九派流中国”的似水流年中回望历史。他在“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天生一个仙人洞”的自然演化中把握历史。他在“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的季节更替中感触历史。《贺新郎·读史》区区115个字，纵论中国历史，风骨雄健。红军长征波澜壮阔，《七律·长征》仅用56个字，是一篇气吞山河的英雄史诗。毛泽东叙述历史的春秋笔法，恰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思接千载”，把历史长河写得律动跳跃，灵动传神，凸显出大国气派和伟人气度。

评点：有多少风流人物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沁园春·雪》以“惜”字为统领，列举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他们只有武功，却不善文治。毛泽东曾因“百代多行秦政法”而“劝君少骂秦始皇”，但他坚信“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封建帝王终归是过眼云烟。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毛泽东一反古代兵书“穷寇勿追”之说，反思项羽兵败自刎的沉痛教训，号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泽东对遭谗去职、愤然投江的屈原充满敬仰。“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他对敢于直谏的“中唐俊伟”刘蕡大加赞赏。“贾生才调世无伦”“少年倜傥廊庙才”，毛泽东既肯定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的经国伟略，又对他“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的迂腐至极而深感惋惜。

柳亚子曾赞扬毛泽东“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毛泽东评价古人，从不人云亦云，多有独到创见，闪耀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性光辉。“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一直被贬为“旷世奸雄”，毛泽东却认为他“这个人很了不起”，“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极力主张为他翻案。“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他推翻定论，重评历史，颂扬“盗跖庄蹻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认为起义英雄是创造历史的真正“风流人物”。

对比：天翻地覆慨而慷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五月七日，民国奇耻”“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遍地哀鸿满城血”“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苦难深重。毛泽东胸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大抱负，“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始终以理想中的“新天”为参照，去审视历史，去解读现实，去评判世界，并由此而引发或褒或贬的情感态度。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革命战争的洗礼，使根据地的河山变得更加壮美。“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南京解放预示着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颜斶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而今一扫纪新元”“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新中国的横空出世，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江山如画，古代曾云海绿。”斗转星移，历史在前进，中国在发展，“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血吸虫病曾经横行肆虐，毛泽东感情抑郁，语气哽咽。“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驱逐瘟神。“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火如荼。“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毛泽东为此欢欣鼓舞，而“神女应无恙”也势必“当惊世界殊”。他“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喜看“旧貌变新颜”“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毛泽东“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感慨万千，诗思泉涌。

毛泽东重视社会的变迁，也关注人的成长变化。“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毛泽东对作家丁玲奔赴前线、体验战斗生活高度赞赏。“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为一代新人在成长而深感欣慰。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他欣然写下《杂言诗·八连颂》。

惜时：人生易老天难老

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壮丽画卷，是他的人生足迹和心路历程的生动写照。毛泽东一生都在研读历史、评说历史、借鉴历史，他也在用奋斗人生体验历史、感悟历史、改写历史、创造历史。他的每首作品，都有鲜明的时间印迹。“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早已森严壁垒”“当年鏖战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久有凌云志”“又来南国踏芳枝”，毛泽东对人生岁月的感知细腻精到，呈现出一种激越、坚毅、豪迈、务实的人格精神。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历史在时间长河中流淌。“别梦依稀咒逝川”，一个“咒”字，道出了毛泽东对时光飞逝的极度敏感。“三十一年还旧国”“卅年仍到赫曦台”“故园三十二年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弹指三十八年”，他时常有岁月如梭之感。毛泽东有过“莫叹韶华容易逝”“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慷慨激越，但时间无涯，人生有涯，也不免使他形成“人生易老天难老”的生命意识。“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毛泽东从未因人生短暂而消极悲观，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挑战性格促使他不断升腾起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表现出强烈的“及时”意念。“雪里行军情更迫”“直指武夷山下”“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快马加鞭未下鞍”“跃上葱茏四百旋”“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飞上南天奇岳”，这些诗句把毛泽东的时不我待的急切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有“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但在具体行动上又异常迅速果敢，雷厉风行。

“永诀从今始”“今朝霜重东门路”“今日向何方”“今日长缨在手”“萧瑟秋风今又是”“今日得宽馀”“今日欢呼孙大圣”“君今不幸离人世”，毛泽东特别注重对“今”的把握，使“今”成为毛泽东诗词中的高频词之一。“鲲鹏击浪从兹始”“挥手从兹去”“而今迈步从头越”“而今我谓昆仑”，只有抓住现在，才能拥有未来，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去从事伟大的斗争与实践。毛泽东这样激励自己，也这样激励后人。

毛泽东诗词中的阴晴圆缺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古今一月，情怀万种，月亮是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之一。咏月寄情是中国文人绵延不绝的表达方式和文化传统，历代文人骚客留下了无数佳词丽句，形成了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诗人毛泽东也不例外，多次吟咏月亮，既有传承更有新意，抒发了人所共有的离愁别绪和万般情思，更寄寓了不同凡响的精神寄托和人生追求。

照横塘半天残月

《琵琶行》有吟：“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人们都渴望圆满，现实却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因而“残月”总令人感到冷清孤寂、凄楚悲愁。如王昌龄《青楼怨》：“肠断关山不解说，依依残月下帘钩。”

毛泽东有两句诗，表达了这种心绪。第一句出自1921年写的《虞美人·枕上》：“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夜深人静时，“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为革命四处奔波的毛泽东思念杨开慧，彻夜难眠。“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寂寞难耐，翘望星空，星星凄然，形单影只，正如李煜《捣练子令》所云：“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黎明时分，残月西去，相思之苦化作热泪喷薄宣泄而出。

第二句出自1923年写的《贺新郎·别友》：“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1923年底，毛泽东由长沙前往上海再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离别之际，依依不舍，恰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东门路”，指当时长沙东门小吴门外通往火车站的道路。古诗中常用东门泛指送别之地，如汉乐府诗《东门行》：“出东门，不顾归。”“横塘”，指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古诗中“横塘”多指妇女居住的地方，也常指送别之地。范成大《横塘》诗中就有“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之句。

唐代殷文圭《八月十五夜》诗云：“万里无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毛泽东《五律·喜闻捷报》中“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一句，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愫。这首诗写于1947年中秋，“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诗人渴望亲人团聚，但战火导致“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毛泽东关切“小家”的相聚，更追求“大家”的团圆。“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他翘首以盼革命战争凯歌高奏，正是为了彻底改变《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所说的“人民五亿不团圆”的社会现实。

寂寞嫦娥舒广袖

毛泽东为杨开慧写过三首词作，即《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蝶恋花·答李淑一》。三首作品都以月寄情，前两首含有月亮意象，但《蝶恋花·答李淑一》通篇没有提到月亮，构思精妙，达到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含蓄》所说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这不免使人想起“深山藏古寺”和“十里蛙声出清泉”的画坛珍闻。

《蝶恋花·答李淑一》悼念杨开慧和柳直荀两位烈士。“杨柳”二字一语双关，堪称天造地设，既指杨、柳两位烈士，又指洁白的杨花柳絮。一个“失”字表明了亲人损失，爱情损失，友谊损失，革命损失，饱含着怀念和痛悼深情。一个“骄”字，寓意“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的高度赞美。两位烈士灵魂升上“重霄九”抵达月宫，毛泽东没有描绘月亮的具体场面，而是写“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一个“捧”字，道尽吴刚的尊重和敬仰；一个“舒”字，尽现嫦娥的欣喜与畅快。人间传来革命胜利的捷报，“泪飞顿作倾盆雨”。一个“飞”字，惟妙惟肖地写出喜极而泣的酣畅淋漓。这既是烈士死得其所的欣慰之泪，又是仙人对烈士的同情之泪和对人间巨变的庆贺之泪，也是人民群众欢呼解放的幸福之泪。纵观全词，天上与人间交织，现实与想象混成，悼念与赞颂融合。悼念没有悲哀情绪，赞颂则不落俗套，表现了烈士忠魂与日月同辉的深刻主题，情真意切，意境幽远。

胸中日月常新美

旧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这不断激发起毛泽东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爱国热情和使命意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个“日月”是客观的，指“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黑暗现实。

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非常注重自我修身。1902年，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读学。一天，他偷偷下南岸池塘玩水，塾师邹春培发现后，责令其对对子，出上联曰：“濯足。”10岁的毛泽东从容应答：“修身。”在长沙求学期间，毛泽东的人生格言是“立奇志，交奇友，读奇书，创奇事，做一个奇男子”。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留学。临行前，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其饯行，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赠诗话别。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一句，既是对友人的叮嘱，也是给自己的自励。“管却自家身与心”，强调严于律己，颇似《孟子·告子章句下》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胸中日月常新美”，典出《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黄庭坚《答友求学书》亦云：“古人之学问高明，胸中如日月。”“胸中日月常新美”中的“日月”，是主观的，是要“吾日三省吾身”，内心光明磊落，胸襟浩然坦荡，纯净清新美好。

1915年9月，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他发布《征友启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但又限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毛泽东等人创办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他读书不倦，但反对“闭门求学”“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还“游学”各地读社会“无字之书”。他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热衷体操、登山、游泳等运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成为青年毛泽东修身储能实践的真实写照，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伟岸人格与崇高品质的光辉典范奠定了厚实基础。

长空雁叫霜晨月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东山再起。之后，红军继续长征，计划于宜宾和泸州之间渡过长江，由于国民党重兵阻截，被迫折返，攻打娄山关，再占遵义。《忆秦娥·娄山关》是攻克娄山关之后写的。按常理，诗中可以尽情挥洒“人生得意须尽欢”“今日痛饮庆功酒”的舒快心情。但这首词的格调和大革命失败之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一样苍凉沉郁，充满忧患。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对这首词批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个人境遇改变以及娄山关战斗取胜，并不足以迅速扭转红军危局，“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写得低沉凝重。西风凛冽，清晨的月光照着大地严霜，天空传来大雁鸣叫。“霜晨”已见晨曦，但“晨月”朦胧。“霜晨月”既是对战事时间的交代，亦可解读为“黎明前的黑暗”，这恰恰是毛泽东忧患与沉郁的深层原因。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泽东信仰坚定，信念执着，满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志”。《孙子兵法·军形篇》有曰：“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李白《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毛泽东性格刚毅，愈挫愈勇，洋溢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英雄气概，胸怀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慷慨悲歌，充满着“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的牺牲精神，引领中国革命攻坚克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为何说”我可以当卫生部长”

曹应旺

1950年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题词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说过“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国家部委有几十个，除卫生部之外，毛泽东从没有提出过可以当别的什么部的部长。他为何单单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呢？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1955年4月15日，毛泽东针对中医讲了这样一段话：“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关注中医、重视中医

早在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就将“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看成巩固根据地的三个方法之一。这个红军医院是包括中医的，“用中西两法治疗”。这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重视西医、轻视中医，甚至要废止中医是截然不同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重视边区的军事工作、经济工作的同时，也重视文化卫生工作，高度关注中医。他提出边区“每个乡要有一个小医务所”。针对当时疫病流行，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怎样解决？要发挥西医的作用，更要发挥中医的作用。毛泽东说：“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大家来研究一下，到底要不要统一战线？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当时边区成立了中西医药研究会，为帮助研究改造中医中药，还通过了好几个发展中医的提案。当时延安生动活泼、红红火火的局面，与重视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重视发挥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西医的发展，很多人认为中医药不科学，轻视甚至排挤中医的现象有所抬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中医、发展中医。1953年12月，他对卫生部的领导说：对中西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954年6月，他又对北京医院的院长周泽昭说：对外来的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他提出要建立中医研究机构，并说：“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7月，他明确指出：“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这之后，全国加强了对中医的重视和研究。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后来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成立了多所中医学院。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深切地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呢？第一个原因是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医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它溶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基因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在他眼中，中医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的一个突出的珍贵品，是可以让全世界享用的一大笔重要遗产。1953年12月，他说：“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1954年6月，他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7月，他又指出：发展中国医药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据毛泽东身边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菜饭，饮食也是文化”。毛泽东认为中国饮食文化中也包含着饮食治疗的中医内容。“我们祖先在寻找食物过程中也发现了药物，药食同源，许多食物中医都可入药，像百合、山药、山楂、大枣，连葱姜蒜都可以治病”。中医传递着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呢？从毛泽东的谈话和讲述中可以看到“中”“本”“预”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个“中”字。这个“中”不是从表面上讲的中国的“中”，而是从实质上讲的中庸的“中”、中道的“中”、阴阳平衡的“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这就是说，中医是医人之医；是不走极端，重视阴阳平衡，从整体上为人服务之医。

第二是个“本”字。这个本是本来、本源、根本的“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生命以气为本，气绝身亡。《黄帝内经》分《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就是本问。毛泽东终生都重视这个本字，重视医人医病要把本来的情况搞清楚。他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每一个人都是有特殊性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医人医病，要遵循和而不同之道，做好每一个特殊的“望、闻、问、切”。

第三是个“预”字。这个“预”就是预防，医国医人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就提出“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1954年4月21日，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时，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防疾病”。毛泽东深知中医文化中预防疾病是第一位的，治疗疾病是第二位的；预防做不好，等到疾病临头再去治，那是见事迟。

中医对人民防治疾病有重要作用

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医生在中国，那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医，如：神农氏、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5000多年前的炎帝、黄帝被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而炎帝、黄帝又是传说中最早的中医。那本称为黄帝医经的《黄帝内经》，虽不是黄帝所作，但与黄帝的传说多少有点联系。炎帝因农业上的贡献被称为神农氏，传说他善于用草药为人民治病，最后因尝断肠草丢了性命。他可以说是中医最早的发明者、实践者。毛泽东曾为此称赞他。毛泽东著名诗篇《送瘟神》，神医华佗的名字进入其中：“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毛泽东关注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关注历史上的中医重视解决瘟疫问题。毛泽东称赞历史上的中医，不仅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为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为人民防病、治病崇高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能够发挥为人民防病治病的作用，这是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的第二个原因。

毛泽东是揣着为民之心的领袖，“人民”二字在他心中有比天大、比地重的分量。在延安时，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原因就是毛泽东认为中医对人民健康、对为人民治病能发挥大作用。周恩来说：“在陕北时，西医只有百把人，其中许多都是小医生，但广大群众需要医生。毛主席就号召中西医团结，给人民治病。”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卫生部。毛泽东认为卫生部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任务很大。“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在毛泽东眼里，中华民族人口的繁衍和历史的连续性，与中医大有关系。他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

为人民服务，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而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对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医生放到农村去，要像华佗、李时珍那样在实践中提高医疗本领。他说：“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难、深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他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关心下，城市到农村去的医疗队多起来了，中西医结合特别注重于用针灸、中草药为农民防病治病的“赤脚医生”在农村大地大批地成长起来了。

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

毛泽东提出“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与他关注中医、重视中医，重视保护和传承中医传统文化，重视医疗卫生为人民服务密切相关，也与他重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密切相关。

中西医结合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延安时期，他号召中西医团结。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正是这次会议经毛泽东同意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的三大卫生工作方针。

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毛泽东认为中医、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将其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创造中国的新医学，不仅为了中国，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强调人的整体性”，“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西医也有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他认为中医和西医可以相互促进，如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针灸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有中医的基础，经过中西医的结合，“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

怎样实现中西医的结合？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之间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他说：“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他倡导中医要进大医院，要进医科大学，还要出国。他既肯定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又提出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

毛泽东“可以当卫生部长”的这些重要思想，对创造中国新医学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屠呦呦团队研究中医药学，发现青蒿素，在中国和世界上救了许多患者的命，得了诺贝尔奖，是一个证明。这次中西医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绩，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这次举国上下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取得的成功，与XJP总书记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防止疫情蔓延、坚持中西医结合等指导、指挥密不可分。

（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毛泽东为何在新中国前总结党的经验

1949年6月30日，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长篇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深入系统地阐发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篇文章从纪念“七一”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切入，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历史关口，毛泽东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

认识新中国离不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写一篇重头文章，目的是要向党内外、国内外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所总结的根本经验和继续前进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这件事，毛泽东非常看重。1949年6月24日，他曾告诉秘书胡乔木：“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这篇论文，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毛泽东亲笔撰写。

之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总结我们党走过的道路，一是要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二是要从中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经验和结论涉及到我们党的根本。

毛泽东在文中总结和提到的经验中，特别强调以下几点：一是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即：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二是积孙中山探索四十年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探索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选择的道路“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里讲的“一边倒”，着重是讲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三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为什么“取得了基本胜利”，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有“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那就是有区别于其他阶级和政党的一个党、一个军队、一个统一战线。提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特别强调她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总之，不了解我们党的过去，就不明白我们将要走向何方。

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思考了哪些重大问题

站在社会历史的巨变面前迎接新中国，毛泽东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思考了哪些重大问题呢？我们从《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坚定性。理论上的坚定性，是毛泽东写这篇文章首先要强调的问题。毛泽东开篇强调，我们“是共产主义者”，要树立正确的宇宙观，即正确的历史观。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一些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一是得益于二十八年的革命实践，二是得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他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文中反复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理论武装这个党，以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等方面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毛泽东提醒人们，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就是要掌握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辩证法，就要牢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有这种理论上的坚定性，否则“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有关中国人民所走道路的坚定性。道路的坚定性，是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一个主要结论。毛泽东坦言，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人所走的革命道路，也与俄国人相似。毛泽东认为，“俄国人曾经在几十个年头内，经历艰难困苦，方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俄国人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让“中国人和全世界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随着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一个崭新的时期”的来临，中国人所要选择的道路，也就有了方向。所以毛泽东坚定地告诉人们：“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所走的路，既是从俄国人的探索中得到的启发，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难困苦自己探索的结果。方向有了，但这条路怎么走呢？毛泽东清晰地指出，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取得“基本的胜利”。毛泽东还告诉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中国人民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毛泽东讲到，从康有为写《大同书》开始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都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文中还特别强调，我们要在所选的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中国人民自己要用人民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有关新中国政权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是毛泽东要表达的一个主题，也就是要表达共产党人的制度自信。毛泽东的回答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就是“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我们的制度选择，是在这样的国体下确定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要建立的，就是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回应那些“外国反动派”所诬称中共所要建立的制度为“你们独裁”时，毛泽东干脆利落地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他坦言，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一回答，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制度设计上的高度自信。他特别强调了这一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而“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的内容，讲清了什么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制度，与那些“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的制度恰恰相反。这种在制度选择上的坚定性，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深刻把握和创新发展，是毛泽东在制度问题上高度自信的表现。

有关新中国政权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政权的人民性，是毛泽东特别要表达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的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通篇充满着人民立场和人民情怀，明确而深刻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的问题，也清晰地告诉世人这个政权如何对待反动阶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毛泽东还深刻阐释了“人民”的概念：“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特别区分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对待人民和对待反动派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毛泽东还反复提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一般平民”的概念，指出“反革命专政”一直以来对“一般平民”的压迫，“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毛泽东所表达的这种人民立场，以及人民意识、平民意识，恰恰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宗旨决定的。

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高度自信的表现

毛泽东特别看重“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的“历史经验”。他还专门提到过，善于总结经验，是我们党自信的表现，“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当前的形势和前途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我们有巩固的信心”。善于深入总结历史经验并自信规划未来，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这个党每到重大历史关头的一项重要举措。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提出新的主张，向世人讲清楚了自己及其领导的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和前进方向。正如胡乔木在回忆毛泽东写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所说的：“这是基本问题，必须讲清。讲清就有主动权，否则就没有主动权，没有道理好讲。”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提出一些基本要求，表达出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强化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文章的开头处所点明的，共产党人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实现“人类进步的远景”。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毛泽东进一步告诫全党同志：“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党通过总结经验和深入思考，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达到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了一个又一个创造性发展。

每到重要的历史节点，为了更好地前进，开创社会历史发展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总要回望已经走过的路，总结党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宝贵经验，提出继续前进的思想主张和政策举措。这是我们党不断取得胜利、不断走向伟大的一个重要法宝。

毛泽东与《资治通鉴》

北宋编年体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世经典。毛泽东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了一生，他从这部史学巨著中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战争、吏治，体会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对其学术特点亦有独到见解。同时，毛泽东重视《资治通鉴》的影响与启发，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唯物史观。

对《资治通鉴》的研究持续一生

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泽东，让他学习清代史学著作《通鉴辑览》，这让毛泽东开始更系统地学习中国正史，也为他之后研读《资治通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开始研读《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智慧。多年以后，投身革命的毛泽东对历史研究的兴趣不减，无论行军、吃饭，还是扎营的时候，即使生病卧床，他也手不释卷。同时，毛泽东为提高军队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文化水平，还号召全党对历史进行学习。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明确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对历史研究的重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不无钦佩地评价毛泽东：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

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在他晚年，床头的一部《资治通鉴》被他翻阅得“支离破碎”，只得用透明胶“缝缝补补”。这部3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反复研究、批注、阅读了17遍之多。

从《资治通鉴》中获得历史经验

毛泽东反复研究学习《资治通鉴》，从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更从中获取历史的经验。北宋时期，中国已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发展变迁，司马光“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以近20年的努力编纂了《资治通鉴》。他的封建专制视角中，也带有民本史观的先进性。赤子之心，可昭日月。因此，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一直有着很高的评价。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举《资治通鉴》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段话来论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说：这段话“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中的辩证法内涵，也是毛泽东重点研究的内容。他曾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发现《资治通鉴》的治学特点

《资治通鉴》中的政治军事内容多，经济文化的内容少。关于这个特点，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代，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做‘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一部大的‘相砍书’……《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它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吗？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书坑儒，以为烧了书，杀了秀才，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可以二世三世地传下去，天下永远姓秦。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是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带头造反了。但是，没有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取天下，治理国家，历代的明君都离不开秀才。”

《资治通鉴》记叙并剖析了1362年的历史，其始与终都有讲究。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资治通鉴》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认为：“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唯物史观演进与中国传统回溯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革命实践的历练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有着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但他同时又深受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他读过很多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也读过《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书籍。在这之后，梁启超等人的史学思想，使毛泽东又受到资产阶级进化史的影响。但是，对于如何挽救当时中国的危亡，民族的未来要往何处去，毛泽东在当时的知识结构中找不到答案。

五四运动以后，以无产阶级主导的阶级联合逐渐形成，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毛泽东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他的政治信仰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20年初，毛泽东开始组织安源、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并开始以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指导革命实践。也正是这一年，毛泽东系统精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自此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再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从这时起，毛泽东早年受儒家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历史观，发生了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在之后的革命实践过程中，他始终贯彻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理念，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在全新的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也并未失去其宝贵的价值。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从研读《资治通鉴》到《阶级斗争》再到《社会主义史》直至唯物史观趋于成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不是单行道，而是一条汇聚涓流的大河。他的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跨越了时空与阶级等界限，将不同思想的光芒兼收并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研究800多年前司马光以封建统治者为视角所系统记述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他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让唯物史观自此具有了堂皇的中国气派。

弥足珍贵的标语和红布幛

红军长征过云南，留下非常独特的一条标语、一个红布幛。它们背后的两个故事反映了党和红军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揭示了民族团结的可贵。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来到云南寻甸县柯渡镇丹桂村，有一名红军小战士误把“打土豪”没收来的非清真食品带进清真寺，朱德总司令知道后，带着这名小战士向清真寺赔礼道歉，并命红军宣传员用紫土在清真寺墙壁上写下“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的大幅标语。柯渡镇回族群众深受感动，纷纷送粮送衣送草鞋支持红军北上抗日。这条标语作为红军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具体标志，保存完好，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遗存。

1936年4月底，贺龙率领红军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进入中甸县境内。中甸是云南连接康藏的重要通道和藏族群众聚居区，为了赢得藏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红军总指挥部要求全体指战员尊重藏族人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寺院。同时规定了7条政治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当时，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经堂（寺庙）两侧的耳房里，贺龙总指挥和各军团首长带头尊重藏族宗教信仰，不进大殿。部队冒着高原的严寒露宿野外，对群众秋毫无犯。有位红军战士的枪走了火，打死了翁水村腊咱列主家的马，红军领导亲自前去赔礼道歉并以250块银圆高价赔偿。红军的行动深深感动了藏族群众，大家积极为红军当向导、做翻译，帮助红军找住房、买粮食、碾米。

中甸县宗教政治中心归化寺（即噶丹·松赞林寺）派出代表到红军总部进行会谈，向贺龙敬献了哈达。贺龙得知寺院僧众对红军尚存疑虑的情况后，当即宣传我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讲述红军的宗旨和北上抗日的决心。贺龙等红军领导人又应邀到归化寺做客，受到全寺僧众的热烈欢迎。贺龙将亲笔题写的“兴盛番族”的红布幛赠送给归化寺，祝愿藏族群众繁荣昌盛。5月3日，归化寺僧众及商人、富户打开仓库，出售粮食、盐、糖等物资给红军，有的藏族群众还把粮食无偿地送给红军。短短两天时间，红军就筹集粮秣约10万斤，使红军部队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红二、六军团先后离开中甸继续长征，但这段“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佳话却传颂至今。

老一辈革命家朱德、贺龙执行党和红军民族宗教政策的故事，不仅感动了当时的人们，也深刻影响后来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对今天云南省建设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示范作用。2017年，丹桂村成为全国文明村。全村户户盖了新房，去年全村312户脱贫，人均纯收入7600元。标语“红军绝对保护回家工农群众利益”和“兴盛番族”红布幛，被珍视、保存了80多年，它们都成为民族团结的见证。

木排根据地：歃血结盟的抗日大本营

儋州西流居，“歃血结盟纪念园”里的歃血结盟五人雕塑像，于二○一八年六月三十日落成。本报记者林书喜摄

位于儋州西流居的木排革命根据地人民英雄纪念碑，于一九八九年十月落成，二○一五年进行修缮。本报记者林书喜摄

3月27日，从儋州那大镇沿着海榆西线向海口方向行驶8公里左右，左拐进西流居，高大的木排革命根据地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路旁。从纪念碑旁边的公路行至儋州和庆镇木排村后，近两年建成的歃血结盟纪念园、临儋联县县委县政府驻地旧址纪念碑、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驻地旧址纪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碑、红军井等散落在胶林山野之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这里曾是临儋联县县委驻地，临儋联县抗日民主政权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的诞生地。自1939年11月，琼崖特委创建木排根据地以来，这里成为琼崖特委领导全岛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琼西大本营。在11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这里共有4000多名中华儿女为国捐躯。

建立大南区抗日根据地

“建立木排根据地对整个琼西的抗日斗争具有战略性、政治性和全局性的历史意义。”儋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研究员唐卓昌说。

1939年2月琼崖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琼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势在必行。因为琼文抗日游击根据地地处日军重兵把守的公路交通线之间，且受偏居琼岛东北、地势平坦等诸多因素影响，不利于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和指导全岛抗日。因而创建一块进可攻，退能守，且接近五指山区的抗日根据地，以领导全岛军民坚持长期抗战，成为当务之急。

1939年11月，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攻克那大的战斗，把琼崖抗日斗争的重点由琼文向琼西转移，建立山区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琼崖特委决定在澄、临、儋3县交界的一带山区建立大南区抗日根据地，指定谢凤安、符志行、王茂松等3人负责筹建。

经过半年艰苦细致的工作，1940年6月10日，琼崖特委直属中共大南区委和祥乡武教村正式成立，下辖武教、巴总、罗便等10个党支部，抗日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1941年9月18日大南区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逐渐形成了以清平乡木排村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同时成为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驻澄迈美合根据地的外围据点，起到保护琼崖特委总部的作用。

“‘美合事变’后，木排根据地发展成为琼西抗日大本营。”唐卓昌说，1940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震惊国内的“美合事变”，琼崖特委、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部以及特务大队、医院、机械厂和琼崖公学共800余人突围后，先是来到木排根据地短暂休整，然后向琼文地区转移。当时根据地的人民忍饥挨饿，精心照顾好大部队转移时留下的200余名伤员，解决琼崖特委的后顾之忧。

1942年初，琼崖特委决定成立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四支队，由马白山任支队长兼政委，以增强琼西抗日的军事力量，原驻木排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直属特务第二、第三中队，改编为第四支队第二大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一、第二支队在抗日斗争中也经常往来活动于木排范围内，木排根据地因此成为琼西人民抗日斗争的大本营。

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

“美合事变”后，国共合作关系破裂，但琼崖独立总队依托大南区根据地，积极开展抗日斗争，因此被日军视为心腹大患，必先除之而后快。故日军经常从那大据点出来，对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

1940年10月，日军在汉奸张运天的带领下，突然包围清平乡罗便村，以发“良民证”为借口，威逼来不及进山躲避的部分群众，集中到该村民羊忠威家大院里，然后用机枪扫射，80余名无辜群众被杀害。

在日军的多次“扫荡”中，光古、木排、番长、武教和罗便等数十个村庄的房屋全被烧毁，被杀群众达500余人。

面对侵略者的暴行，木排根据地的人民前仆后继，奋起英勇抗战。特别是第四支队成立后，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如虎添翼。

1942年6月，第四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符志行组织一支由11人组成的突击队，在巴总桥伏击日军军车1辆，歼敌9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支、短枪1支，我军无一伤亡。

1943年6月9日，第四支队第二大队从木排出发，准备袭击清贤乡伪维持分会，部队因行踪暴露在迈格村，突然遭到数倍于我部的日军围攻，还有两架敌机助战。我军与敌激战一昼夜，趁夜秘密突围，安全撤回木排根据地。此役毙伤日军分遣队长长谷川和松本八郎等60余人。这是我军在遇敌包围，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一次能攻善守的成功战例。大队长符志行英勇顽强指挥，战绩显著，因此获独立总队颁发的特别奖章一枚。

同年8月初，由国民党保六团团长杨开东率领该团的两个营和国民党儋县县长王焕率领的游击大队共1000余人，进犯木排根据地的四行村。在根据地上百个村庄的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第四支队第一、第二大队进行反击。经过两昼一夜的激战，我军将顽军击溃。此役毙伤敌连长以下官兵90余人，拉开了琼西抗日反攻阶段的序幕。

四行战斗胜利后，以木排为中心的清平、洛基、和民与和祥等乡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随着抗日斗争的进一步深入，在木排根据地的基础上，我党、政、军还开辟了以南正山为中心的四里根据地和儋白边区根据地，为最后夺取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儋县联乡办事处、临儋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儋县抗日民主政府、临儋联县委员会等县级党政组织先后在这里建立和驻扎，从而有效地领导临儋两县军民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军接着与国民党军队较量。木排人民克服种种困难，粉碎国民党军多次“清剿”，力保根据地不失，最后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歃血结盟永跟党走

在木排村西北边有个纪念园，园里用红花岗岩石雕刻成的5人群像，向人们讲述着77年前发生在木排根据地“歃血结盟”的感人故事。

1943年8月，黎族首领王国兴组织和领导全国著名的“白沙起义”。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后受到挫折。王国兴、王玉锦分别带队伍进入鹦哥岭、什寒山一带坚持斗争。同年10月，王国兴在会上提出：天下只有红军不欺负黎人，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找红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经大家讨论，一致同意决定找红军（共产党）。经过几个月的苦苦寻找，派出的第三批黎族代表吉有理、王高定、王文聪终于在临高县和民乡能仁村（位于今木排村卜吉村民小组旁的一个村庄，现已不存在）找到了当时的儋临联县抗日民主政府，时任县长符英华把他们引见给马白山等人。

根据黎族代表的要求，马白山、符英华与黎族代表3人在临高县清平乡古板村（现西联橡胶公司红旗队）的山坡上，按照黎族的传统风俗习惯举行歃血结盟仪式。从此黎族人民的武装斗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海南的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毛泽东主席对王国兴领导的白沙起义高度评价，赞扬黎族人民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了纪念这段光辉的历史，2018年，儋州市委市政府投入资金1600多万元建设“歃血结盟纪念园”，由歃血结盟五人雕塑像、临儋联县县委县政府驻地旧址纪念碑、琼崖纵队第四支队驻地旧址纪念碑、第一次会面旧址纪念碑、五角纪念亭、纪念长廊、红军井等几大部分组成。该园区实现了民族资源、红色资源与绿色旅游的融合发展，如今已成为当地红色文化旅游的经典路线。

（本报那大3月31日电记者林书喜）

穆青：为革命事业洒尽最后一滴血

■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四川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

■他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在狱中，他常用中、法、俄几种文字给外面的亲戚朋友写信，表达自己将为革命事业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忠诚和对人民深深的热爱。

■1930年5月14日，他在重庆壮烈牺牲，年仅32岁。

1930年5月14日，重庆城内巴县衙门前的院坝里响起一阵枪声，中共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组织部长穆青应声倒在血泊中。这也是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人牺牲仅几天之后，又一名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人被军阀杀害。

他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

1898年，穆青出生在长江上游的合江县富宝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辛亥革命后，穆青考入合江县中学。这时正值袁世凯同日本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人和青年学生强烈反对。穆青和同学们一道，加入到了宣传抵制日货、唤醒民众的行列中。

此后，他又通过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受到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深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之中，决心寻找一条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0年，穆青考进了吴玉章等人在成都成立的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并于当年底，由上海赴法勤工俭学。”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介绍，1922年，穆青参加了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在法国巴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6年初，穆青回到国内，中央分配他到中共广东区委任组织部长，兼国际济难会中国南方办事处主任。穆青和大家团结一致，分工负责，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1928年，作为中央的特派员，穆青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四川。穆青根据自己在广东工作的经验，学习毛泽东、彭湃等人在井冈山、海陆丰建立农村根据地的经验，提出工作重点应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小城市，特别是边远县区。

他选择了高县、筠连、永宁、古蔺等作为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而在泸县、叙府（宜宾）、自流井三地则发动工人进行斗争；工作重心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在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建立革命政权。

经过穆青的动员指导，党组织很快在自流井的大坟堡、三多寨等地组织起盐井工人数千人，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在叙永、古蔺等地，农民武装组织也先后建立。

在狱中，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从文件和记录中，敌人证明了穆青的真实身份

“穆青虽是党中央派来四川视察和协助工作的特派员，但他事事身先士卒，不畏艰苦，密切联系群众。”黎余介绍，穆青经常深入农村，化装成苦力或小商贩，到山区指导地方工作，一次，在一个霜冻的早晨，穆青同江安几位干部一道去泸县的途中，被当地团阀程子芳发现，紧跟不放。穆青当时非常冷静，指挥大家爬上一个树林茂密的山头，居高临下，数处放枪，让敌人不知虚实以为中了埋伏，未敢穷追，让同志们摆脱危险。

四川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和壮大，武装起义蓬勃发展，让敌人大为震惊，并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建立侦缉队、反省院等反动机构，专门对付地下党。

1928年10月初，刘湘在重庆破坏了我党团省委机关，逮捕了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等。穆青闻讯后，立即到潼南双江镇召集重庆、川南、川西几个地区的负责人开会，决定将省委西迁到成都成立四川临时省委，以便领导四川党的工作继续向前发展。临时省委分工，穆青任书记。

1930年3月，穆青化名为吕维新，在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后，于重庆迥水沟街上，被叛徒邹荣芳带着的侦缉队逮捕。

在狱中，他沉着坚定，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叫吕维新，更不承认当过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同时用早已编好的口供去搪塞应付，并一直坚称自己叫“袁雨苍”。

“不料，同年5月初，临时省委机关因为叛徒出卖而被军阀破坏，省委书记刘愿庵等人被捕，敌人搜走一批文件和会议记录。从这些文件和记录中，敌人证明了穆青的真实身份。”黎余说。

在狱中，穆青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他常用中、法、俄几种文字给外面的亲戚朋友写信，表达自己将为革命事业洒尽最后一滴血的忠诚和对人民深深的热爱。

因为“浩池街事件”，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都前功尽弃

“本来穆青是有望脱险的，但是因为‘浩池街事件’的发生，穆青的自救和党组织的营救，全都前功尽弃。”黎余说。

1930年5月5日，时任省委书记刘愿庵在位于重庆浩池街39号的裕发祥酱园铺楼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包括刘愿庵在内的多名省委领导被捕。5月8日，刘愿庵等人在巴县衙门前壮烈牺牲，史称“浩池街事件”。

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在研究“浩池街事件”搜出的文件时，发现了这样的记载：“自维新被捕钟鸣（省军委书记李鸣珂的化名）被难，常委极不健全……”“自三月二十日起，同志被捕在狱中者省委常委一人……”特务们由此判断：“袁雨苍”是被捕的，在他之前没有捕获别的人，在他之后狱中也没有第二个叫“维新”的，因此，袁雨苍肯定就是吕维新。

反动派在确定了穆青的真实身份后，于1930年5月14日将其杀害。

黎余称，刘愿庵、穆青等人牺牲后，新建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沉痛向中央报告：这次损失最大的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黎余解释，先于刘愿庵、穆青等被捕的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因是当时四川文化教育界的名人，在各界舆论压力下，被判刑狱，直至抗日战争爆发才获释。张秀熟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重庆被捕的中共四川省委（含临时省委）书记中唯一的幸存者。

倪祥明：无名高地上的英雄27岁牺牲

“倪祥明烈士的英勇事迹将永远珍藏在杞县人民的记忆中。如今，在水东烈士陵园中央大道西侧修建有倪祥明烈士的纪念碑亭，他将永远被人们怀念和祭奠。”河南杞县党史研究室主任常峰说，每年都有青少年来这里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倪祥明烈士的壮举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倪祥明，1925年出生在河南省杞县泥沟乡聂寨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早逝，由姐姐抚养长大。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志愿军第39军115师343团3营7连4班副班长，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52年7月22日，在朝鲜黄海北道涟川郡老秃山战斗中，倪祥明与战友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子弹打光了，就投掷一颗颗手榴弹。在固守阵地上的洞口时，倪祥明手中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为了不让敌人接近洞口，他纵身一跃，提起手榴弹扑向敌人，被5个美军围住。倪祥明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紧接着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时年27岁。

1952年9月5日，根据倪祥明生前的请求，他被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同年9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追记他特等功，同时授予“一级英雄”光荣称号。倪祥明烈士生前所在的4班，也被命名为“一级英雄班”。

为纪念倪祥明烈士，1954年2月，杞县人民政府在杞县城隍庙内建成纪念碑亭一座，亭基六角形，周长20米，高1米许，南北两面各修石阶3级，上筑六角形亭，高8米。亭中央竖纪念碑一座，高3米，三棱形，上端3面各嵌五角红星，正面刻“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倪祥明烈士纪念碑”，另两面刻烈士事迹和修建单位名称，1986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9月迁水东烈士陵园。（新华社郑州7月7日电记者王烁）

聂耳：以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先驱，为创造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以笔和乐曲为枪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成为不朽的民族战歌。聂耳仅23岁就英年早逝，却以最新的、革命的、斗争的姿势出现，正如冼星海所指出，“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聂耳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因率领同学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斗争并取得胜利，使那些封建卫道者以“有碍孔子尊严、圣庙不能办学”的目的没有得逞。学校为此颁发书面褒状表扬聂耳的正义行为。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聂耳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宣传和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作文中，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认为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为残酷，提出了“欲免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产）阶级不可”的见解。聂耳虽还是一名中学生，但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已开始深入思考，认识日渐成熟。1926年，聂耳在《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时应提倡科学之原因》的作文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走上革命音乐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替人民呐喊、为人民斗争是聂耳始终如一的斗争方向。1932年7月22日，他在上海《电影艺术》第三期刊载的《中国歌舞短论》中有力抨击当时文艺作品的现状，“香烟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明确指出黎锦晖作品中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高呼“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聂耳把维护底层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无限的感动，体现了聂耳鲜明的斗争方向。聂耳始终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原则，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是第一个倾注全部创作心血、用占全部创作绝大部分篇幅致力于最底层人民劳动和生活题材的作曲家。

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纵观聂耳一生的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从未消退且愈加顽强。大革命失败后，聂耳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就读，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聂耳并未退缩，反而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争意志，1928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印刻张贴传单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1932年6月28日，聂耳在上海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是聂耳对其母亲提出的婚姻问题、回滇问题、人生问题做出的回答。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定斗争意志，积极主动担当。

“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侵略罪行，看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下，聂耳大胆发问，“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大众在呐喊，而不是用颓废的、色情的靡靡之音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聂耳还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歌舞而歌舞”的口号，揭露以此掩饰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服务的本质。革命艺术化，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斗争，艺术革命化，让艺术充满革命的力量，革命事业催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这是聂耳斗争艺术的最大特点。

“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有的深重灾难，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聂耳正是在这种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他刻苦学习、敬业工作、严以律己，一天至少练习七个小时的琴，生病的时候也从未间断，工作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创作、参加革命活动，还自学英语、日语、俄语。在为《新女性》配音时，三天三夜不睡觉，经常忙到废寝忘食。聂耳还积极主动学习革命理论，他在日记中写道：“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前进。”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摘录和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的篇章。在创作《大路歌》的过程中，他曾去上海江湾的筑路工地与工人一起拉铁磙，体验他们的劳动生活。在创作《新女性》过程中，曾多次于凌晨去沪西的纱厂观察女工的劳动、生活情景。聂耳总是主动投身于各种斗争中去，在斗争中练胆魄、磨意志、长才干，形势越是严峻、情况越是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就是为何聂耳的作品至今依然历久弥新、传唱不衰，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欢迎的原因。（刘杰）

潘汉年：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

新华社南京8月27日电（记者邱冰清）走进位于江苏省宜兴市陆平村的潘汉年故居，潘汉年半身铜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展厅里，陈列着他任职时期的一些批文和诗稿等，近200幅图文展示了潘汉年的一生。

潘汉年，1906年出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党隐蔽战线、文化战线和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潘汉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完成党交给的艰巨任务，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潘汉年到达中央苏区，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1933年10月，潘汉年作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到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后担任中共驻第十九军代表。1934年10月，潘汉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6年，潘汉年根据中央指示，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表明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我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到南京、上海等地沟通联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潘汉年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日伪情报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获取日伪军事动向的重要战略情报，并建立了从上海到淮南、苏北解放区的地下交通线，在“皖南事变”后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证了上海与解放区的人员和物资往来。

解放战争后期，中央发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潘汉年根据中央的指示，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停留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等大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护送到解放区，出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春，潘汉年组织策动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使大批技术人员、资产和档案资料被完整地保护下来。毛泽东同志发了贺电：“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1949年，潘汉年参与了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他在香港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见面，对他们的行动给予积极评价，给他们分析了形势，指出起义的光明前程，并就起义的具体细节进行了周密策划。1949年11月9日，两航人员在香港宣布起义，随后将12架民航飞机安全飞到北平和天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等职。1977年病逝。

为纪念潘汉年诞辰110周年，2016年1月12日，当地在潘汉年故居举行了书法作品展，以潘汉年的诗词、信件等手稿为依据进行书法创作，作品陈列于潘汉年故居中，以书法艺术形式缅怀他的历史功绩，传承他的革命精神。

彭德怀：永葆“勇敢农民”的本色

颜慧

彭德怀是我军的元帅，虽身居高位，但始终以“自己是一个勇敢农民”要求自己。“勇敢农民”是彭德怀伟大人格的象征，也反映出他的治军理念。

执着：认定的事情必须做到

彭德怀“吃得苦，霸得蛮”，一旦他认定正确的事情，就必须做到。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期，主张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就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种执着性格。

“六小时一贯制”，是指学员每天上午上课六小时，下午自习三小时，这是当时苏军顾问介绍的所谓“先进”经验。为了保证上午六小时的课时，学员们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就起床。冬天，第一、二节课因为光线太暗，还需要开电灯。为了保持体力，一些学校实行第三节课后课间加餐制度。从1955年开始，彭德怀就不断接到军校学员的来信，强烈反对这一制度。彭德怀虽认为这种制度不太合理，也不适合国内实际情况，但为慎重起见，1955年10月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安东随考察团赴苏考察时，特意吩咐他实地考察一下苏联为何实行“六小时一贯制”。

11月，安东回国后向彭德怀报告说，苏联军校实行“六小时一贯制”，主要是因为战后教室和教学设备比较紧张，实施这一制度可以大大提高利用效率，但只有部分学校实行这种制度。彭德怀弄清了这一制度的原委，鉴于国内军事院校的教室和教学设备比较宽松，遂决心改变这一制度。但是，遇到很大阻力。

1956年2月11日，彭德怀召集各总部领导召开临时会议，其中的一项议题就是“六小时一贯制”。他说，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大家没有满意的，为什么不改变呢？这是他第一次提出要取消“六小时一贯制”。在3月1日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又提出：1953年6月4日，毛泽东主席审阅总高级步校教育计划时，在每天九小时半的学习时间旁就批注了“似以八小时为好，即正课五小时，操练一小时，自习两小时”。后来，他又转引了毛泽东给他的信中话：“每天九小时半学习时间，似太多，改为八小时如何？尤其夏天，学生吃不消。”第二次提出了要取消军校“六小时一贯制”。在1956年5月19日、6月6日和6月9日的军委会议上，彭德怀又连续三次强调“明令取消学校的‘六小时一贯制’”，全军院校最终执行了新的学习日制度。

平等：“虚心倾听群众批评和意见”

彭德怀经常讲，上下级之间和官兵之间的良好关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上级与下级、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区别，只有职务上的区别，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他说：“军官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军官，上级关心下级，下级尊重上级；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友爱合作，团结一致，这就是我军内部关系的特点。”为此，他把官兵一致的理念也贯彻到新修定的共同条令之中。

在准备修改条令之前，彭德怀在基层部队进行了多次调研，普遍反映1953年颁布的内务条令，比较多地搬用了苏军条令内容，强化了军官权威，缩减并限制了官兵的民主权益，大大削弱了我军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在他的主张下，新修订的内务条令恢复了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士兵可以批评军官的光荣传统。内务条令明确规定：首长职责之一就是“虚心倾听群众批评和意见”。把军人应“无条件服从首长的命令”，修订为“部属对于首长的命令，必须坚决服从。部属如认为命令中确有不适合具体情况的地方，可提出建议，但在首长未作出修正前仍须按照原命令执行。如情况不允许请示的时候，应在不违背首长总的意图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的灵活的完成任务”。在新修订的纪律条令中，把“只有首长单方面实施奖惩权”，修订为“奖励与惩戒，由首长决定实施。在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群众评议、首长决定的方法”。此外，在申述、控告方面，也扩大并保障了下级广大官兵权利。1957年11月20日，国防部通知全军正式施行新修订的共同条令。

无私：公私分明，不占公家毫厘分

彭德怀曾对他的工作人员提出三点要求：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他认为，只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他不仅要求工作人员这样，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公私分明，绝不侵占公家一丝一毫。

1959年3月，彭德怀给乌石大队写信。他此前到乌石调查时，生产大队曾送他一瓷坛蜂蜜，当时随员不敢让他知道。彭德怀回到北京几个月后，才知道这一事情，他立即给乌石大队干部许立仁、怡静两人写信，说明本拟将蜂蜜退还，但又不方便邮寄，特寄去30元，请转交大队。

1966年3月，被中央重新分配到西南三线工作的彭德怀，怀着巨大的工作热情，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调研行程。28日，他不顾山高路险，轻车从简登上云雾缭绕的西昌螺吉山，视察山上的畜牧场。中午时分，在牧场工作人员的热情邀请下，在畜牧场场部食堂吃了一顿便饭。随后，工作人员以食堂规定的每人二角的标准上交了彭德怀一行十人的伙食费。晚上，当他得知交费情况后，随即给西昌螺吉山畜牧场党委书记田兴成写了一封补款信。信中写道：“田同志，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贰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贰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贰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

简朴：始终以普通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

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童少年时期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生活上始终以一名普通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

1957年8月，彭德怀赴张家口、大同、太原、石家庄等地进行战役勘察。临行前，他特地给随行工作人员“约法三章”：一是到院校和部队，一律住到一般干部和部队营房，不住招待所，不要惊动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二是各单位负责同志不要到车站迎接，只派一位管理员带路即可；三是坐火车去，买几张普通座票，同普通旅客坐到一起，不许单挂车皮。8月12日，彭德怀一行乘火车抵达张家口站，通信学院和当地驻军领导同志到站迎接，他一见面就沉下面孔，表示不满并责问：不是已告诉你们不要来，为什么还要来？让来迎接的领导同志十分尴尬。

在张家口视察期间，他住在张家口通信学院和大同某部营区士兵宿舍，白天使用普通的公厕，夜间距离远用痰盂做便器，生活上有很多不便，并且中间两次感冒，但他始终很高兴。这是因为他又回到了士兵中间，回到了戎马一生的源头，这让他感到无比的踏实。

彭加木：为我国科考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

新华社广州9月2日电（记者李雄鹰）广州市白云区有一座中学，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现有教学班32个，学生1400多人。这所中学是以我国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命名的，叫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东省番禺县（现广州市白云区）。七岁上私塾读书，1942年春高中毕业。1949年5月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综合科考委员会任助理员、助理研究员。195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中国科学院准备组织综合科学考察委员会，彭加木主动放弃去莫斯科学习的机会，请求赴新疆考察：“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起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请愿书中，他把自己的名字“家睦”改为“加木”。他说，他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

在此后20多年中，彭加木先后15次到新疆科考，3次进入新疆南部无人区罗布泊。

1964年和1979年，彭加木两次到罗布泊外围做科学考察，发现了大量的钾盐、稀有金属和重水等贵重资源，填补了一些重大科研领域空白，纠正了国外探险者对罗布泊的一些错误认识，实现了“为祖国和人民夺回对罗布泊发言权”的愿望。

1980年5月，彭加木担任罗布泊科考队队长，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罗布泊科考。

在多天的艰苦跋涉中，科考队采集了众多生物、土壤标本和矿物化石，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6月5日，科考队实现了一个壮举：中国人自己组队第一次穿越罗布泊核心地带，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6月11日，已经完成任务的科考队休整后，准备沿古丝绸之路南线再次横贯罗布泊地区。队伍预计返回罗布泊的行程大约为800公里，顶多需要7天时间，因此只携带了7天的水、油等补给。但是途中，队伍遭遇了骇人听闻的沙尘暴和数次陷车，3天才行进了150公里，保存的水也开始变色发臭。大家决定向最近的解放军部队基地求救。当时，求援送水需要花费六七千元的资金，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彭加木觉得飞机运水价格太昂贵，如果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决心继续寻找水源。

6月17日中午，驾驶员王万轩打开汽车车门时，发现了一张用铅笔写的字条：“我往东去找水井，彭。6月17日，十点三十分。”直到下午，彭加木还没有踪影。次日凌晨，科考队报告：6月17日上午，彭加木只身外出找水，不幸失踪！随后展开的4次大规模地毯式搜救均无结果。

彭加木为我国科考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化成了罗布泊永远的丰碑。作为全国唯一以“彭加木”命名的纪念中学，广州彭加木纪念中学以“让每一个学生体验成功，以铺路精神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人”为办学理念，不断培养社会新人。

彭真：城市规划考虑长远

郑学伟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首任市委书记彭真（1951年2月起兼任市长）直接领导了北京解放后17年的城市建设。1956年10月，彭真在北京市委常委会上谈北京城市规划时，对首都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意见，其中蕴含的思想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关于人口规模，彭真认为，城市人口近期发展到500万人左右，将来全市要发展到千把万人。今天的计划要考虑到今后发展的需要。关于道路宽窄，他提出：将来的问题是马路太窄，而不会是太宽。我们不要只看到现在北京全市只有不到一万辆小汽车，要设想将来有了几十万辆、上百万辆汽车时是什么样子。道路窄了，汽车一个钟头才走十来公里，岂不是很大的浪费？

彭真还把修建停车场的问题，也当作一件重要事情郑重地提出来。他说，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北京如果有了几十万、上百万辆汽车，怎么放？他认为要充分考虑，免得以后汽车多了被动。关于城市绿化，彭真提出：城市内应先划定各区公园分布网，划定后即公布，以免今后陷于被动。居民楼前面靠马路的地方可以留出一些空地搞绿化。工厂区内亦须留出充分空地建立园林，以调剂环境。

当时计划部门有不同意见，认为人口规模过大，居住区用地定额偏高，规划的道路偏宽，绿地河湖水系面积也偏大。对于这种意见，彭真说，城市规划要有长远考虑，要看到社会主义的远景，要给后人留下发展的余地，不要只看到眼前。城市规划如果不考虑远景，终究是要挨骂的。在讲这些话时，北京因为汽车少，马路显得空荡荡的，有人就将马路修宽些的主张称之为“大马路主义”。彭真回应：“一九五三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九十公尺，就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大马路主义就大马路主义吧。不要害怕，要看是否符合发展的需要。”

从1953年《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到1957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的研究编制，彭真都参与其中。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他主持研究，提出看法，经市委市政府讨论通过，再报中央批准。就这样，在当初具体描绘首都建设宏伟蓝图时，彭真坚持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发展的宽裕空间。

七一六团歼敌滑石片

1938年10月下旬，八路军一二跂师第三五八旅主力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由晋西北根据地进至山西省五台县城东南的寨里、白家庄地区，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反围攻作战。

11月，三五八旅为粉碎日伪军5万余人的围攻，在同蒲铁路沿线破坏交通，寻机歼敌。一天中午，前往侦察敌情的七一六团参谋长刘忠带回重要情报：侵占五台县城的日军蚋野大队于当日凌晨进犯了高洪口。

三五八旅首长经过周密分析，断定这股未带给养、孤军出动之敌，当晚或次日晨必将返回五台县城。于是决定，在敌归途必经的山高沟深、便于伏击的滑石片设伏歼灭该敌。担当伏击的重任就交给了七一六团。

黄新廷、廖汉生率领七一六团，进行紧急动员后立即出发，仅用了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50多里积雪结冰、崎岖难行的山间小路。当部队赶到滑石片时，向沟两侧高山设伏阵地运动时，时针才指向晚上9点半。就在这时，不远处已传来敌人的皮鞋声、马蹄声和嘈杂的人声。由于七一六团先敌一步到达了设伏战场，战斗的主动权稳操在七一六团手中。

为便于指挥，黄新廷把团指挥所前移到担任阻敌的第三营。当第三营各连到达阻击阵地时，发现日军尖兵分队已在沟底过去了10多人。黄新廷立即下达进攻命令，部队随即向敌人开火。日军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野岭深沟里会突然冒出八路军来，顿时乱作一团。但敌人毕竟训练有素，不久又重整了队伍，以骑兵配合猛烈的火力反扑，企图夺路出沟。黄新廷亲临三营指挥作战。三营营长王祥法脱掉棉衣，提枪带领战士猛扑沟底，把冲过来的敌人全压了回去。与此同时，担任拦腰截断和兜尾压底任务的两个营也向敌人发起猛攻，五连飞速占领了东山坡制高点上的一座小庙，打乱了敌人的指挥部；一营死死堵住敌人的退路。一时间，滑石片枪声阵阵，硝烟弥漫。经四小时激战，敌人终于被分割成几段。

这时，旅部下令发起总攻。七一六团战士冲向敌群，用刺刀和敌人展开肉搏。拂晓，敌人除20多人漏网逃生外全部被歼，沟里到处都是日军官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的军需物资基本被缴获，其中两门山炮和四门小炮还完好地驮在马背上。此次战斗是一二跂师到晋西北后第一次缴获日军的山炮。七一六团歼灭日军700余人，俘虏21人。漏网的敌人也被七一四团消灭。

滑石片伏击战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次以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战后，一些国民党将官竟说装备低劣的八路军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让人向他们展示了战利品，其中包括日军指挥官的大衣和指挥刀，在事实面前，这些人顿时哑口无言了。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五四运动前夜的近代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这一切使人迷惘，但又迫使新一代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考虑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等问题。这一群体中就包括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

1913年春至1918年夏（1913年春—1914年春在第四师范，1914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师范生。当时湖南第一师范在校长孔昭绶主政下，“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惟一之宗旨”，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张昆弟、周世钊、萧三等。他们纷纷聚集在堪称培养新青年摇篮的湖南第一师范，求知、立志、爱国。在他们的吸引下，被称为周南女校“周南三杰”的向警予、陶斯咏、蔡畅，周南女校初中部的杨开慧等也纷纷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勤学好问，以文会友

长沙浏阳门正街南面有一所大公馆，叫李氏芋园，是清代一位官员留下的产业，当时，第一师范的老师大多住在这儿。1914年上半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陈昌等同学组织成立课外哲学研究小组，经常到芋园问学，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师都是他们探讨学问的对象。讨论的问题涉及“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和“改造社会事”等。他们不仅向老师问学，同学之间也是有遇必论。毛泽东经常于假日和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五六位好友，到“板仓杨寓”学习讨论各种问题，或谈治学、做人之道，或纵论天下大事，探求救国教民的真理，常常一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应关心“大事”，即“人的人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1915年，时年22岁的毛泽东常感伤自幼失学：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单靠学堂一天上几节课是不行的，必须多结胜友，以求学业广博。7月，他写信告诉萧子升：“第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谈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带着求友心切的心情，毛泽东在9月中旬以署名“二十八画生”发出《征友启事》：：意欲结交对学问意欲结交对学问、、时事感兴趣，又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为友，“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应者有李立三等五六人。之后，他们也来往密切，每逢周末，就常漫步市郊各胜处，谈论包括治学方针与方法、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

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

读“无字之书”，就是指接触社会实际，参加社会实践，学习社会知识。第一师范学校的校章规定，“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身体活动”““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1914年，毛泽东在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19171917年夏年夏，，毛泽东利用暑假空余时间，邀约同学以“游学”的方式进行社会实践。他们身无分文，先后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5县的一些乡镇，通过给学校、店铺、庙宇和居民写对联、作诗文或提供其他服务来解决食宿和路费，行程900多里，历时一个多月。在游学中，他们广泛接触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等各种人。1918年春天，毛泽东又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到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农村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通过游学，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了解了农村社会，接触了农村各阶层群众，锻炼了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为他们日后养成注重调查研究之风，关注农民农村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一师范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在“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非常热爱体育锻炼，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毛泽东对游泳情有独钟，他和罗学瓒等同学常到湘江挥臂击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1916年前后，毛泽东的同学贺果还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远东运动会全国预备会，当时湖南选派了7名代表，其中一师就有3名。体育锻炼不但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同学们的自信和意志。1917年10月校友会改选，毛泽东担任了校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为文学部部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友会开展了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论辩会、运动会等许多课余活动。这年下半年，学友会成功地举办工人夜校。同学们亲自起草招生广告，主持开学仪式，兼任教员，与工人建立了深厚感情。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南向北溃退。长沙是溃军必经之地，学友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学生自愿军担负起护校的任务。18日，有一支30003000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道长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道长沙城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附近徘徊。毛泽东率领学生军配合当地警察鸣枪呐喊，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军不敢抵抗，全部缴枪投降。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

读书立志，心忧天下

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都有着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他们以“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之学”作为自己学习的目的。1915年5月7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而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准备接受这一不平等条约。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将一些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取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以激愤的心情在封面上写下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5年冬，在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高潮中，毛泽东和一师进步师生常去船山学社听反袁演说，并将有关不满袁世凯的文章编印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小册子，组织同学上街散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指出““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之觉悟”，这标志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到来。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就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很快，他们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他们在一起讨论不下百次，通过讨论，最终的结论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生活”。在讨论的基础上，他们“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等开始酝酿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同学们的响应。1918年4月14日，这个团体正式组建为新民学会，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张昆弟、萧三等13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从此，毛泽东等一批有志于国家的热血青年，聚集在新民学会，开始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学生时代的真实写照。在学生时代，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了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后来对他的学生时代这样评价：“在湖南师范学校中，我的生活上发生许多事件。在这一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确定，并且在校中初次得到了社会行动的经验。”

往事并不如烟。虽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学生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但是他们那种求知、立志、爱国的人生取向仍弥久恒新，这种真谛虽时代不同仍值得回味、值得总结、值得借鉴，更值得当今青年人去认真体会。

青化砭伏击战：中央撤离延安后第一个胜仗

张嘉升

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部队，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在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下，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展开周旋，在撤离延安仅6天后就通过伏击战术取得了第一仗——青化砭战斗的胜利。

诱敌上钩，巧设“口袋阵”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占延安，一时得意忘形，急于寻求共军主力决战，却始终侦察不出野战兵团的动向。其实，毛泽东、彭德怀早在撤出延安的时候，就已经谋划着下一步该怎样消灭胡宗南部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住胡宗南部求胜心切的弱点，一方面命令野战兵团主力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另一方面又命令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第二团第二营佯装我军主力，故意摆开阵势，大摇大摆地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转移以迷惑敌人。这样一来，敌军果然上钩，误认为安塞方向的部队即为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随即以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寻求决战。同时，敌人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30余公里处，南北是一条15余公里长的蟠龙川，咸（阳）榆（林）公路蜿蜒曲折地从中间穿过。公路的东西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山上长着密密的杂树，很利于部队隐蔽并出击。毛泽东在撤离延安路过此地时，就曾感到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3月21日晚，西北野战兵团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人在深夜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在判明敌三十一旅向青化砭进发后，决定采取伏击战术来歼灭这个侧翼之敌，全力打赢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彭德怀把主力部队部署于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形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敌军的“口袋阵”。为确保此战的胜利，旅以上的指挥员还到青化砭四周察看地形，在现地分配作战任务，具体部署了兵力。彭德怀一再强调注意隐蔽，并鼓励大家“要突然，要猛，一鼓作气把敌人歼灭在这沟槽子的公路上”。一切准备就绪了。

严守阵地，四面出击

3月24日拂晓前，西北野战兵团各部队全部进入了预定的设伏阵地。时值春寒料峭，指战员们伏在冰冷的山岭上，严密注视着下面河川地带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进击来犯之敌。可是从天明一直等到下午5时却始终未见敌三十一旅踪影，士兵们都犯起了嘀咕。于是，彭德命令各部于下午6时后撤出阵地休息。当晚，彭德怀、习仲勋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了情况，并猜测敌军可能是待补粮食。事后才了解到，敌军在到达拐峁镇时，果然因补给粮食不得不在拐峁镇住了一宿。

敌三十一旅未按预定计划出现并没有打断我军的战斗准备，当晚彭德怀电令各部队：明日我军仍以伏击态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25日凌晨4时左右，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再次进入各自设伏阵地，严阵以待。上午6时许，胡宗南军第三十一旅由川口、拐峁沿公路向青化砭前进，其空中侦察和地面的火力搜索都没有发现野战兵团的伏击部队。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主力部队进到石绵羊沟，后卫部队也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我军的伏击圈。随即3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西北野战兵团立刻按照预定部署投入战斗，在南面石绵羊沟担任截尾任务的独立第四旅紧紧封住“袋”口，在北面担负拦头任务的新编第四旅迅速堵断敌人，掐住了脖子，收拢了“袋”底。与此同时，在东西两侧山头上蛰伏的战士们也跃出了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使其首尾不能相顾。青化砭一时间枪声大作，炮声隆隆，硝烟翻滚。敌军遭遇到多自己6倍的兵力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在兵力尚未展开的情况下，被包围压缩在10多里长、二三百米宽的山沟里，完全丧失指挥，顷刻间乱作一团。敌军还企图抢占石绵羊沟西侧山梁来发动攻势，不料刚爬到半山腰就被我军击退。空中有几架胡宗南派来的战机，但因为敌我双方交互混战，无法投弹、扫射，只能不停地在山沟上空盘旋。最终经过一番激战，我军以牺牲256人的代价歼灭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及九十二团2900余人，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俘。

“就得杀鸡用牛刀”

3月25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这一战斗获胜的消息。青化砭这一仗，正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从枪声响起到撤出战斗用时不到3个小时，却缴获颇丰，在当时也被新华社称赞为“模范战例之一”。撤出延安后首战便告捷，彭德怀很是高兴，他兴奋地说：“敌人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了它。在具体战斗中，就得杀鸡用牛刀！”他还特别赞扬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作用，说：“我们这么多部队，在距敌人几十里远的地方埋伏了好几天，敌人却连一点消息也得不到。”说到这里，彭德怀用自己的右手抓住左手五指，比画了一个瓶子的形状，接着说道：“古人写信，信封上写‘如瓶’两个字。边区群众对敌人真是守口如瓶，不是自己人就不给你说真话。青化砭这一仗，要不是在陕北，是很难打的。”青化砭战斗的胜利，既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给了蒋介石和胡宗南当头一棒，又振奋了我军的斗志，发展了我军的战法，极大地提高了边区军民争取胜利的信心。

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冯白驹塑像。

位于海口市云龙镇长泰村的冯白驹故居。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苏晓杰摄

1926年，他自沪返琼，毅然投身革命事业；1929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两次遭敌破坏，特委主要领导人被捕牺牲，他挺身而出；1932年，他率百余人在山上度过了艰苦卓绝的8个多月，革命火种得以延续；1950年，他领导全琼党政军民配合解放军渡海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

他是冯白驹，是周恩来总理眼中“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背依山丘，面俯绿野，冯白驹故居就坐落在此。

石匠儿子投身革命

“孤岛奋战、艰苦卓绝、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进入故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荣臻元帅所题字的石碑，石碑的左后方，立着一尊冯白驹的半身铜像。

“受父亲的影响，革命的种子早就在年幼的冯白驹心里埋下了。”故居讲解员冯所孙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冯白驹的父亲是一名石匠，也是清末反抗封建压迫的民间组织“三点会”的成员。读中学时，冯白驹就曾参与抵制日货斗争运动，以及驱逐“八股教师”的学潮运动。

1925年，冯白驹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预科。后来由于家中经济紧张，冯白驹不得不辍学。1926年初，冯白驹返回琼崖。经过广州时，冯白驹找到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表示希望入读黄埔军校。徐成章却为冯白驹指了另一条路：“琼崖现在迫切需要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人，你回去后可以去找李爱春，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冯白驹依照徐成章的建议回到海南，并经李爱春介绍，进入海口市郊区农民协会办事处担任主任，从此踏上了革命之路。

虽然年轻，冯白驹却十分有谋略胆识。他一心扑在农运工作上，不辞劳苦，奔走乡村，走家串户，宣传和鼓动农民参加农会，发展乡、村农民协会。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府海郊区相当部分村庄建立了农会，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这年9月，冯白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在实践中，冯白驹不断得到磨砺，逐渐成长为中共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领导人，带领琼崖人民救亡图存谋解放。

母瑞山保存革命火种

“全琼处处都有冯白驹革命的身影，其中，定安县母瑞山是极为重要的一处。”冯所孙介绍道。

原来，1932年，琼崖红军反“围剿”失败，革命转入低潮，国民党军趁机“围剿”我军，妄图就此扑灭琼崖革命烈焰。冯白驹率党政机关干部及红军战士共100多人，在定安县母瑞山密林深处坚持斗争。

那段岁月极其艰苦。冯白驹在《红旗不倒》一文中提道：“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面，有的光着屁股。个个身上冻得发青发紫，有什么办法呀！只有像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摘树叶剥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上。男同志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盔甲；女同志穿起名副其实的‘百叶裙’。大家走动起来，好像是一群穿山甲。”

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下，冯白驹作为当时的特委书记，从来不搞特殊化。每当分粥时，冯白驹总是确保每个战士都分到一碗后，自己才会吃，如果食物不够，他就将自己的那一份分给别人，自己再煮野菜吃。

外有敌军不断来犯，内有饥寒交迫的折磨，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到1932年底，原先百余人的队伍只剩下26人。然而，纵是如此，冯白驹也依然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他曾回忆道：“我们坚决相信，革命是一定要胜利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有一天要到来的。”

8个多月的时间里，队伍数次尝试下山，均以失败告终。1933年4月，在冯白驹带领下，队伍终于成功突围。

下山后的一天夜里，冯白驹率人摸黑回到长泰村的家中，看见母亲，冯白驹连叫两声“妈”，激动地扑了过去，但由于冯白驹此时形容枯槁，母亲一时没有认出，被吓得连连后退。母子相认后，心疼不已的母亲点火开灶，为大伙儿做了一顿饭。冯白驹后来提起此事，感慨万千地说：“这一夜，我们吃了一年来的第一顿饱饭，我们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又回到了大地的怀抱了！”

“琼崖红旗23年不倒，离不开冯白驹等人在母瑞山那8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冯所孙说，那8个多月的抗争，保存了琼崖特委领导核心，使得革命火种得以延续，最终重整旗鼓，打开了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山不藏人人藏人”

“不是山藏人，而是人藏人”，这是冯白驹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走群众路线总结出来的名言。

从母瑞山突围后，冯白驹长期在琼山、文昌地区活动。正是在许多堡垒户的帮助下，琼崖特委和琼崖纵队才得以度过了这一艰险时期。

不仅如此，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残杀，在六连岭的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围困的100多名群众宁可集体饿死、困死，也没有一个人投降说出红军的踪迹；1949年底，党中央发出了解放海南岛的命令，在接应配合野战军渡海作战中，琼崖各族人民大力筹款筹粮，开展“一元钱、一斗米”运动（即每户捐光洋一元，捐米一斗），短短一个月时间，全琼就筹集粮食5万多石，组织起有6万多人的支前队伍，包括救护队、运输队、妇女缝洗衣队等。

“长泰村原先有40多户人家，在战争中，村民惨遭日军和国民党杀害，只剩了3户，海南解放后，才陆续有人迁了过来。”冯所孙说，在冯白驹的影响下，其亲属先后有20人投身革命，有12位亲人英勇牺牲。据说有一年冯白驹回到故乡，哽咽道：“整个村子的人跟我干革命，几乎都被杀了，但人民不会忘记。”

在琼山，冯白驹与失散的同志逐渐恢复联系。他们扎根农村，依靠民众，逐渐壮大革命队伍。1950年，冯白驹率部接应渡海解放军，摧毁了敌人精心构筑的“伯陵防线”，赢得了海南解放战役的伟大胜利。

将军已逝，将军的故事却在琼崖世代流传。“我爷爷是冯白驹的堂兄弟，因此，我从小就常常听到冯白驹将军的故事。”冯所孙说，冯白驹故居建好后，爷爷和大伯都曾在这里当过讲解员，如今，他又从长辈手中接过了这一棒，“我要守好这个地方，用冯白驹将军的故事教育后人，传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后人没有忘记。在长泰村，许多民居外墙上都喷涂着“英雄史诗热血铸，革命精神永流传”等革命标语，村民们靠着种植散尾葵，日子也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只要每一代人都能够传承革命精神，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更幸福。”冯所孙说。（海口4月29日讯习霁鸿）

邱少云：烈火真金铸英雄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威胁着新中国安全。1950年10月，党中央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中国人民志愿军陆续开赴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诞生了许多英雄，邱少云就是其中之一。

1926年，邱少云出生在铜梁县（今铜梁区）一个贫苦家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2月，邱少云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随部队开赴朝鲜。

11月5日，邱少云烈士纪念馆馆长王成金告诉重庆日报记者，1951年3月15日，邱少云随部队开赴朝鲜途中，给家人写了一封信：“我决心杀敌立功，带着光荣花回来看你们……”字字句句流露出他对战争必胜的信心。

1952年10月，邱少云所在部队担负攻击金化以西“联合国军”前哨阵地391高地作战任务。为缩短进攻距离，10月11日夜，部队组织500余人在敌阵地前沿的草丛中潜伏，邱少云正是其中一员。

10月12日上午11时许，几个敌人下山取水和巡逻，从地堡里钻出后向山下走来。我军指挥员便命令炮兵用炮弹消灭了这些敌人。敌人见状，在潜伏区上空投放了燃烧弹。其中一颗燃烧弹落在邱少云附近2米左右，大火很快烧到了邱少云身上。

王成金说，在邱少云不远处有一条小水沟，他只需侧身一滚即可扑灭身上火焰，但他并没有这么做。

当日傍晚5点30分，我军准时发起冲击。战士们高喊“为邱少云报仇”扑向敌人。仅用30分钟，敌人一个连和一个火器排就被全部歼灭，我军拿下了整个391高地。

邱少云牺牲时年仅26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申请书中“为了世界革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的誓言。

为表彰邱少云烈士，上级党委追认他为中共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给邱少云追记特等功，追授他“一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为纪念邱少云烈士，有关方面还在铜梁凤山之巅建设了邱少云烈士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建成开放57年来，让无数中华儿女受到了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

让红军精神代代相传

盛玉雷

万里长征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做人做事的精神坐标

走进位于广东清远连州的冯达飞将军纪念馆，正巧遇到一群来参观瞻仰的小学三年级学生。这群孩子刚在课堂上学过“小萝卜头”的故事，来到离学校5分钟路程的纪念馆，就是为了近距离感受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孩子们认真看、认真听、认真记，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被红军精神深深感染。

万里长征路遥迢，青史长留照古今。XJP总书记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可以说，讲好红军故事，铭刻红色记忆，既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内容，也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精神力量。保护好红色资源，研究好光辉历史，才能让红色基因不断传承下去。

令人欣慰的是，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以来，途经的每个地方都有不少讲述红军故事的人。在福建长汀，一名烈士后代成了中复村的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员，多年来坚持在红军桥上向来访的人介绍当地的长征历史；在江西于都，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160多名歌唱爱好者组成了长征源合唱团，满腔热血要将长征组歌传唱下去。正是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以讲好红军长征故事为己任，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为使命，用自发自觉的行动彰显对革命先辈的敬仰、对长征历史的纪念。

外化于行，内化于心。万里长征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在口口相传中逐渐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做人做事的精神坐标。“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工作”，这是一名老红军给家庭立下的家训；“履行好本职工作就是走好新长征”，这是一名乡镇基层干部对工作的总结；“听党的话，好好工作，不要做坏事”，这是一名烈士家属对子孙儿女的叮嘱……时间不会使记忆褪色，即使一些红军战士的名字已经难以寻找，一些惊天动地的事迹很难还原，但是他们的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始终闪耀着明亮的光芒。

踏进时间长河，了解历史、尊重历史，才能更好把握当下。正因如此，讲好长征故事意义重大。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我们都能从中看到长征的精神基因。同当年的红军长征相比，今天的新长征虽然在环境、条件、任务等方面有了不同，但都是具有开创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事业。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都可以从长征中获得精神的支撑、信仰的坚守、价值的导航，都要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在剩余的生命里，我要将发扬传承红色精神当作自己唯一的使命。”在距离松毛岭保卫战不远处的村子里，一名90多岁的老人在祖屋自费筹建了一个“红色家庭展”。展览的留言簿已经用到了第六本，其中记下了很多来访者的感想：“不忘历史，初心依旧”“传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奋进新时代”……正如老人对记者的嘱咐那样，“你们都是红军下一代”。继承前人的事业，进行今天的奋斗，开辟明天的道路，让我们一起接力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

新华社记者邵鲁文、李亚楠、初杭

焦裕禄在这个世界上只生活了短短的42年，却感动了几代中国人。

每年的焦裕禄逝世纪念日和清明节，位于河南兰考的焦裕禄陵园和位于山东博山的焦裕禄纪念馆内，人们从全国各地自发前来，祭奠、怀念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

今年5月14日，河南省委专门召开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55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焦裕禄同志，深情追忆他的感人事迹，再次号召全省上下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他的父亲焦方田被逼上吊自杀。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回到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在焦裕禄的主动要求下，他当了民兵，并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年1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参加区武装部工作，领导民兵坚持游击战。之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到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1951年。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团陈留地委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团地委宣传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年6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制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1962年6月任尉氏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3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拖着患有慢性肝病的身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民的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常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1966年，河南省政府追认焦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同年，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面介绍了焦裕禄的感人事迹。之后，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焦裕禄成为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的榜样。

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利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的泡桐树制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今天的兰考，群众收入持续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城乡面貌显著变化，曾经外出逃荒的兰考人开始坐高铁外出务工、旅游，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兰考来投资兴业。

焦裕禄留给后世无尽的精神财富，留给家人良好的家风。他的儿女们都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如今，已60多岁的二女儿焦守云把主要精力放在讲述父亲的事迹上，她说：“宣传好焦裕禄精神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缅怀。”

在百姓心窝里扎根的人，身体殁了，精神还活着。焦裕禄，这个永不褪色的名字，如一座丰碑，矗立在兰考，矗立在中国大地，矗立在亿万百姓心中。

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胜利

蒋越锋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屹立于江苏省徐州市凤凰山东麓，面东朝阳，气势恢宏。塔高38.15米，由塔帽、塔徽、塔身、塔基等几个部分组成。上端粗犷有力的回形石刻花饰围绕塔顶一周，正面镶刻着五角星、两支相交的步枪和松籽绸带组成的塔徽，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作战，共同夺取胜利，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及人民对淮海英烈的无限缅怀。塔身正面中部，镶嵌着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塔名——“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镏金大字。塔座正面雕刻着碑文。碑文如下：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八年十一月六日至翌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了伟大的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胜利展开之际发动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伟大军事思想的光辉体现，是人民解放军和广大人民艰苦奋斗、英勇善战的结果。战役中，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敢于打大仗、打硬仗，不怕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毒气，冒风雪，涉冰河，架人桥，闯火阵，逐村逐屋激战，一沟一堡争夺，前赴后继，奋不顾身，表现了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被解放的蒋军士兵，立即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罪行，调转枪口，杀敌立功。华东、中原、华北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全力支援，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二百万民兵、民工，冒枪林弹雨，忍风雪饥寒，千里远征，随军转战，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淮海战役中，许多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烈士们的高风亮节激励着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壮丽事业中奋勇前进！

英雄们的伟大业绩与日月争辉！

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万古长青！

碑文共700余字，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生动感人，书法遒劲，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价值。

毛泽东亲笔题写塔名

为纪念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和英烈们的革命精神，1959年4月4日，国务院决定在江苏省徐州市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同时兴建淮海战役纪念馆。5月10日，由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四省和南京、济南两大军区共同组成的建塔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建塔委员会向全国征求建塔设计方案，最终以著名建筑学家杨廷宝的设计方案为主，经过5次修改上报国务院审批。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审阅并同意了设计方案，并转请陈毅阅批。陈毅审阅并与刘伯承、李先念商讨后，同意建塔设计方案，并在上报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名中增加了“烈士”两字，至此纪念塔规划设计最终确定。

1959年底，国家开始压缩基建规模。纪念塔能否续建也提到议事日程。12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就修建纪念塔问题向内务部转达了意见，指出“淮海战役纪念塔肯定应该修建”，同时要求“要把纪念塔拟修建的过程和必要报请中央的理由说一下”。在习仲勋等中央领导的关心下，纪念塔工程继续进行。

建塔委员会紧接着报请党中央、请求毛泽东为纪念塔题字，1964年11月11日，建塔委员会收到内务部寄来的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行草大字，有的字毛泽东还写了几遍，供建塔委员会遴选。碑文是在建塔委员会1963年1月11日上报的草稿基础上，由时任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同原参战的中原、华东野战军部队和解放军报社等单位共同研究修改，经陈毅润笔后定稿，书法家蒋吟秋用隶书书写而成。

1965年11月6日，经过5年建设施工，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正式建成开放。

深刻揭示胜利原因

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碑文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全面概述淮海战役背景、战役进程和历史意义。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战略决战阶段，解放军以徐州为中心，对国民党军南线80万主力发起的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历经三个阶段、66天的鏖战，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南线的精锐兵团，解放了长江以北的豫皖苏广大地区，造成了“饮马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利态势。淮海战役以其辉煌的战绩，同辽沈、平津战役一起，被誉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决定了中国革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其次，深刻揭示淮海战役胜利原因。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人民军队在兵力、装备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奇迹，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树立起了一座经典战役丰碑。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人民群众不惜倾家荡产，全力以赴支援，为战役胜利提供保障，展现了人民战争波澜壮阔的宏伟场面。正如陈毅所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最后，热情歌颂淮海英烈伟大业绩。淮海战役中，3.1万多名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去战场休整时间，平均每天牺牲人数达700人，每2分钟就有一位烈士牺牲在战场。他们的英雄气概与高尚品质，将与日月同辉，永远激励后人开创美好的未来。

大力弘扬淮海战役精神

立足新时代，我们需要继承发扬“听党指挥、依靠人民、团结协同、决战决胜”的淮海战役精神。

听党指挥、信念坚定，是淮海战役胜利的根本保证。万山磅礴必有主峰，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大决战中，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坚决听从党中央和总前委的统一指挥，闻令而动、遵令而行、步调一致，充分展现了对党忠诚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淮海战役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淮海战役中军队打到哪里，人民群众就支援到哪里，充分体现了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只有人民，才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源泉。

团结协同、众志成城，是淮海战役胜利的重要前提。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首次联合作战，参战部队多，隶属不同指挥机构，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调度下，两大野战军从大局出发，同心协力，互相支援，充分发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形成了整体作战的强大威力。

一往无前、决战决胜，是淮海战役胜利的精神动力。淮海战役中，面对兵力和武器都处于优势的国民党军，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凭着一往无前的勇气，与敌人比意志，比智慧，挑战极限，与时间赛跑，弥补了在人数、武器方面的不足，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任弼时：站在群众之中虚心向群众学习

王培洲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其革命生涯中始终注重群众工作、强调群众观念。延安时期，为了在整风学习中改造党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使党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任弼时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在文中他用三个“为什么”强调了共产党员要向群众学习的原因以及如何向群众学习等问题。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呢？”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任弼时强调党的政策唯有得到群众拥护才能动员群众去执行。他认为向群众学习之所以关乎党的正确领导，是因为党制定的政策必须符合群众利益与群众要求，唯有如此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动员群众积极行动。然而，要想把党的政策有效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干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做到面向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倾听群众呼声以及深入了解群众的迫切需要。任弼时把这个过程中的“群众方法论”总结为：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在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这是因为党员干部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力地指导群众行动。

任弼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脱离群众的倾向，号召党员做到毛泽东强调的“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并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学习1943年中共中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任弼时认为群众有着伟大的创造力，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有办法可以解决。他在文章中为脱离群众的干部画像：“有些同志所拟的计划或决定，不是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不是从总结群众实践斗争的经验产生的，常常是只凭主观，只凭感想，只凭书本去决定政策，自然要成为不切实际的空论。他们在执行上级一般的决定时，常常不善于根据当地情况去研究具体实现的办法，而是简单地用强迫命令的官僚主义办法去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困难时，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办法从上面降临，自己完全失掉主动性和创造性。”任弼时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就是党员干部要虚心向群众学习。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呢？”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党的优良作风。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不统一的情况，任弼时强调，有些同志在讲哲学时，只是抽象地懂得理论由实践产生再回去指导实践，而一到实际工作中常常不能正确地使这两者统一起来。他在文中指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有人以为理论无法指导实践，如认为《资本论》不能解释边币、法币问题；还有人以为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实际工作中没有理论可言，也学不到理论。任弼时批判了上述两种错误认识，并指出学习《资本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些学习中能够得到方法以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在春耕运动、发展合作社等实践中要总结经验，找到规律，形成明确的方向。一句话，“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

在任弼时看来，唯有从群众中来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任弼时认为只有通过向群众学习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才能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任弼时强调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列原著，还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

“为什么说向群众学习，是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呢？”

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与人民性始终是统一的。之所以说向群众学习关乎党性，任弼时认为其原因是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是为了群众谋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他指出党密切联系群众就要“与群众融成一片”，这是每个党员应有的群众观念，同时也是每个党员有无党性的“起码条件”。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对待群众的态度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之中，并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任弼时还指出了工作中缺乏群众观念的干部特征：“他们在处理一切问题时，常常表现其观念上没有群众，或者只有抽象的模糊的群众，而没有具体的斗争的群众。他们没有从调查研究群众的实践中去想办法，而是从感想从书本上去想办法。没有想到他们所决定的东西，是否符合于群众的需要，是否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动员群众自觉地积极地起来去实行。他们没有站在群众之中，与群众融成一片，而是站在群众之上，去强迫命令。”任弼时强调这样的干部必然脱离群众，必然不能做好工作，这样的情况必然发展成官僚主义，并指出这是党性问题，应坚决纠正。因此号召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干部要坚持强烈的群众观念，在整风学习中纠正自己“三风”不正的缺点，使自己与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是任弼时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写的文稿。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正在向百年大党迈进。这篇文章中所蕴含的群众观仍然能够为党员干部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提供启示和借鉴。

三位开国将军的家风故事

在安徽大别山金寨县这块红色土地上，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他们不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建立不朽功勋，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初心不改，严以律己、艰苦奋斗，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育和影响着子孙后代。

洪学智：“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

洪学智十分注重家庭建设，他对子女的爱体现在对子女的严格要求上。洪学智的三女儿洪炜和丈夫金元都是1965年考上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上个世纪70年代，洪炜所在的清华大学化工系高分子教研室承担了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联合下达的研制高强度、高模量新型纤维的任务。该项目属国防军工项目，国内无先例，难度很大。洪学智知道后，鼓励她要知难而上、刻苦钻研，一定要做出成绩，为国争光。洪炜与课题组的教师们历经近10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科研任务，填补了国内空白。

1978年，洪学智的女婿金元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当时，部队医院急需工科院校研究生，金元被分配到301医院超声波室工作。到医院报到后，洪学智非常认真地找金元谈了一次话，对他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努力学习新业务、新技术，认真钻研、做出成绩；二要多联系群众，尤其要向老专家、老教授学习；三要少说话、多做事。

金元遵从老将军的教导，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与同事合作发表论文10多篇，与军内外专家合作撰写了《临床超声诊断学》等4部专著，获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成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现代医学分册）中“超声诊断”条目的撰稿人。

由于科研成绩突出，1985年金元任301医院党委常委兼科训处处长，负责全院的教学和科研管理工作。1987年，总后勤部让301医院民主评议推荐副院长候选人。根据专家推荐，301医院党委将金元作为副院长候选人之一正式上报总后。洪学智看到301医院报上的名单后，立即把金元找来，问：“医院推荐你当副院长，你知道吗？”

“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了。”

“我是总后勤部部长，如果我同意你当301医院的副院长，我以后怎么领导301医院的工作？这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金元说：“爸，您的想法我完全理解。如果我是您，我也会这么考虑的。您放心，我还年轻，当不当副院长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301医院的科研和训练工作抓好，落实您把解放军总医院办成第一流总医院的要求。”

“你有这样的想法很好，你今后的路还长着呢！”就这样，洪学智把金元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划掉了。虽然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但洪学智出于公心的举动，让女婿心服口服。金元说：“父亲始终用自己的行动为我们做着表率，我心里没有埋怨，反而对他更为敬重。”

林维先：“灾情就是命令”

1975年，林维先的三儿子林军是坦克11师通信营（驻河南确山）的一名战士。8月初林军休探亲假回湖北武汉的父母家，经过一天一夜的辗转，第二天早上才进家门。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林维先见到儿子先是有些诧异，接着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林军告诉父亲，是休探亲假回来的。林维先关心地问了下儿子途中的具体情况，而后话锋一转，说：“你刚走四个多小时，你们驻地附近的水库就因特大暴雨溃坝了，现在是一片汪洋。”在给林军讲述了目前灾区的情况后，紧接着林维先就给林军下了命令：“你在家吃完早饭，然后赶紧回部队参与救灾！”

此时的京广线已经被大水冲断，林军随口问道：“京广线都被大水冲断了，我怎么走啊？”林维先一听，立刻火了，大声说：“虽然你在休假，部队也没要求你归队。但是，灾情就是命令！你要牢记军人的职责，赶快回部队去参加抗洪救灾！现在你的战友都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你是我的儿子，就更应该做表率！”说完，林维先就到救灾指挥部值班去了。父亲的话让林军深感惭愧，他吃完早饭后就匆匆踏上了归队的征程。历时两天半，返回部队的林军马上投入到灾民安置和疏散工作中……

后来据林军回忆，这段只在家待了两个小时的休假经历成了他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父亲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思想境界让他受益终生。

曾绍山：“长大后要自力更生”

曾绍山的女儿曾明顺回忆说，她上初中时，一位首长夫人到家里做客，当看到时任沈阳军区政委的曾绍山家里除了被褥之外，其他用品都是公家配发的后，她感到十分吃惊。曾明顺清楚地记得，看到父母用的枕头后那位首长夫人嘴巴张得老大，半天没有合上，因为她看到枕芯里面填的全是小孩子穿旧穿破的衣服。

曾明顺说，父母一生都非常简朴。在她的印象中，父亲总是穿着一身布军装，母亲穿的也很朴素，姐妹仨从小穿的衣裤都是姥姥和母亲一针一线手缝的。1965年，曾明顺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母亲送她两双袜子。这两双袜子是把新布袜从底子中间剪开，翻上缝好，再在下面缝上袜垫。这种袜子不好看，但很结实。当年，市场上已有尼龙袜，自制的袜子显得很土，曾明顺便被同学嘲笑。但曾明顺回家后观察到，父母穿的都是这种布袜子。

“父母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他们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是他们的言行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曾明顺回忆说，小时候，父母经常对我们说，长大后一定要自力更生，不要有依靠父母的思想。

1970年，曾明顺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大连210医院当卫生员。当年大连缺淡水，需要卫生员们每天用扁担挑井水到各个科室。由于在高三下乡时学过挑水，所以她每天挑的水都最多。医院里有的患者看到了，就写了表扬信贴在走廊里：“希望大家向曾明顺同志学习，她是个从农村来的孩子，很能吃苦，很能干。”领导和同事们看到表扬信都忍不住笑了，患者竟把曾明顺当成从农村来的孩子。

1972年，曾明顺调到铁道兵10师47团卫生队工作。她所在的部队驻在陕西省安康地区旬阳县蜀河镇，那里当时是全国没有通公路和铁路的极少数县城之一。部队的工作是和民工们一起修铁路，大部分时间吃不上新鲜的蔬菜，住的是活动板房，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根本不相信她是高干子弟，认为高干子弟不可能到这么艰苦的地方来工作，但曾明顺工作勤恳，从没叫苦叫累。

1975年，曾明顺在北京卫戍区4师医院工作，经常和战友们一起下乡巡诊，到农场劳动……曾绍山趁到北京开会的空隙看望女儿，他直接走到曾明顺住的筒子楼，和她的邻居打招呼、拉家常，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将军。

上甘岭战役：将敌人打回谈判桌前

作者：吕少德张世贵

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停战谈判已进行一年有余，美国为增加谈判筹码，企图在战场对我发动新的攻势，妄想以战场上的胜利迫使我同意其在谈判中的无理要求。10月8日，美方代表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并叫嚣：“让大炮和炸弹和你们辩论吧！”14日，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对我15军45师驻防的五圣山前沿阵地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发动突然进攻，展开了所谓“金化攻势”。五圣山位于三八线以北约30公里，是朝鲜中部的绝对制高点，如果失守，我方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背后有一个村庄叫上甘岭，因此我方称这场战役为“上甘岭战役”。

指挥“联合国军”的主将范弗里特原计划在5天之内、以200人伤亡的代价拿下这两个高地，但是经过43天惨烈的战斗，“联合国军”投入60000余兵力、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付出25000余人伤亡的代价，仍然寸土未得。上甘岭战役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士气，此后，敌再未发动营以上攻势。这一战，打出了我国威军威，奠定了朝鲜南北疆界，将敌人打回到谈判桌前，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

“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坑道战术。10月14日凌晨，敌出动300多门火炮、27辆坦克，以每秒6发的火力密度对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阵地进行火力准备，随后，以7个营的兵力发动猛攻。然而，敌未料到在经过持续一小时的密集炮火轰炸之后，仍有大量志愿军“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对进犯之敌迎头痛击。当日，敌对我两个阵地发射炮弹30余万发、投炸弹500余枚，我表面工事全被摧毁，半数表面阵地失守，我军退守坑道。当日晚间，我军依托坑道组织反击，将阵地悉数夺回。此后7天，我军以寡敌众，在敌优势火力下，与敌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以伤亡3500余人的代价，歼敌7000余人，顶住了敌军的疯狂进攻。

在如此猛烈的敌军炮火打击下能取得这样的战果，与我军灵活运用坑道战术密不可分。在上甘岭战役爆发前，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按照上级部署，我军在上甘岭阵地反斜面（即敌进攻山体的背面）构筑起“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的坑道体系。每条坑道有两个以上出口，坑道洞内宽1.2米、高1.7米、顶厚30米以上。这种建在反斜面的坚固的坑道工事，充分利用各种火炮的射击死角和自然山体作掩护，有效削弱了敌炮火优势，使我有生力量在敌猛烈炮火的攻击下能得以最大限度保存。因此，当敌炮火延伸、步兵冲锋时，我坑道部队即可迅速冲出，发挥我军近战优势，与敌步兵展开搏斗。

10月20日，经过激烈战斗，敌军占领我大部分表面阵地，我军由于伤亡过重，无力反击，遂退守坑道，由此，战役进入坑道作战阶段。此后，我坑道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冷枪冷炮运动，从坑道内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修筑的工事，“零敲碎打收拾敌人”，以较少的代价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使敌人日夜惶恐不安，无法稳固占领表面阵地。仅在坑道作战前十天里，各坑道就组织小股部队主动出击158次、歼敌2000余人，将敌人拖在坑道上方的表面阵地无法前进一步，为我后方部队准备大反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在上甘岭战役中，我炮兵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我方火力较弱、步兵冲击路程较远等劣势，志愿军在常规步炮协同战术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假火力准备、假冲击、炮火假转移等战术，使我炮火威力倍增，对敌造成有效杀伤。

在战役前7天的拉锯战中，炮兵与步兵协同作战，防守时炮兵组成多道火力拦阻线协助步兵袭击集结、冲击、增援之敌，反击时步兵紧跟炮兵弹幕前进，猛烈的炮火支援有效杀伤敌有生力量，摧毁敌步兵工事和炮兵阵地，有力配合了我军防守与反击。

在坑道作战阶段，我炮兵各部分工负责保障各坑道口的安全，随时响应步兵呼叫给予火力支援，破坏封锁我坑道口的敌据点工事，掩护我小股部队出击歼敌，集中射击表面阵地上的敌军，“以准确而猛烈的炮火支援，有效地保护了坑道口的安全，给了占领表面阵地之敌以大量杀伤，对取得坑道作战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0月30日22时，我军集中各炮群以排山倒海之势展开大反击，开始了我志愿军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炮战。5分钟炮火急袭后，炮火延伸，我步兵佯攻，此时敌军从残破的工事中爬出，抢修工事，展开队形，等待我步兵冲击。然而我步兵并未冲击，炮火却杀了个回马枪，对已经展开的敌军再次进行了10分钟炮火急袭。如此反复数次，直接给敌军造成重大伤亡，摧毁敌工事70％以上，为我步兵冲击扫清了障碍，使步兵得以较为顺利地夺回阵地。此后的反击和巩固战斗中，我炮兵以灵活的战术和强大的火力配合步兵作战，“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亦逐渐减少”。到11月25日，我已恢复所有阵地，而敌再无力发动进攻，上甘岭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战役中，我炮兵投入轻重火炮总计500多门，发射炮弹40多万发，炮火毙伤敌军12800余人，对战役胜利起到重要作用。第15军军长秦基伟总结战役时说：“凡参战部队炮兵均组织得较好，快、准、狠，不仅本身战术俏皮，同步兵的协调也十分默契。步兵部队上下都感到满意。”

“坚信我们一定胜利”的战斗精神。我军在敌火力、兵力、后勤等全方位绝对优势的碾压下，在区区3.8平方公里的两个小山头激战43天，寸土未失。背后支撑我军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正是那无与伦比的战斗精神。

在战斗中，我志愿军官兵从上到下都充满着敢打敢拼、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45师师长崔建功说：“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43天的激战中，我军涌现出无数令人震撼的战斗英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在身负七处重伤、左腿被炸断的情况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用血肉之躯堵住敌人射击孔，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一级战斗英雄胡修道，孤身一人击退敌40余次进攻，歼敌280余人，自身却毫发无伤；一级战斗英雄孙占元，在被炸断双腿的情况下，用机枪消灭敌军80余人，弹药打光之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志愿军第15军战后编撰的战史资料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在坑道作战阶段，由于敌人的封锁，我运输队很难及时将物资运进坑道。火线运输员往往要付出几条生命的代价才能运进一袋饼干、一壶水，运输线上撒满了被炸飞的慰问袋、萝卜、苹果、馒头，以及运输员的鲜血。整个战役中，运输人员伤亡达1700余人，占我军整个伤亡人数的14％。而在坑道中，官兵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坚守着坑道阵地。坑道内缺粮断水，有些坑道连续几日断水，只能喝尿维持生命。敌人用炮轰炸坑道口，用巨石堵塞坑道口，用毒气弹、硫黄往坑道里熏，用铁丝网缠成团堵塞通气口，从坑道顶部凿眼装炸药爆破等等，使我坑道部队处境雪上加霜。坑道里空间狭小，弥漫着硝烟味、硫黄味、血腥味、粪便味，让人窒息。恶劣的环境中缺医少药，许多伤员伤口无法得到处理，化脓溃烂，甚至牺牲在坑道中。在艰苦的环境中，官兵团结一心，以强大的战斗意志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守着。他们在感谢祖国人民慰问的回信中写道：“我们除了战斗以外，就是说笑和娱乐，谈着我们的胜利，谈着祖国的伟大，还唱着歌曲。我们的心情永远都是愉快的，丝毫没有因为被敌人封锁和破坏坑道口而感到恐惧，因为我们知道任务的重大，明确战斗的意义，坚信我们一定胜利！”

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以钢铁一般的战斗意志和钢铁一般的战斗精神，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击溃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西方侵略者靠几门大炮就能使中国人民屈服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上甘岭战役功臣蒋诚：歼敌四百余人

核心提示

重庆有这样一名老兵，上甘岭战役中，肠子被炸出来，他重新塞回去。战斗中，他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并奇迹般地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荣获一等功。

复员退伍后，整整36年，他没向任何一级组织透露过自己堪称传奇的功绩，也没找任何一级组织提出哪怕是正常安排工作的请求，只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默默劳作，甚至个人举债修路，为儿子留下一笔“巨债”。

直至一份《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在一系列巧合下被发现，他的功绩才大白于天下。他因落实政策获得“全民职工”待遇之日，却是年逾60之时。

这样一名老兵，用自己的鲜血和无悔，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老爷子，这一辈子后悔过吗？”

“不后悔！打那么多仗，我那么多战友死了、残了，我还活着！”

“几十年了，没人知道你是上甘岭战役的英雄，遗憾吗？”

“我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国家和人民也给了我不少，没得啥子遗憾的。”

这段跨越了时空、跨越了生死、跨越了荣辱得失的对话，发生在7月3日。对话的主角叫蒋诚，一位说话都不利索的91岁老人，现居合川区隆兴镇广福村。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用鲜血和无悔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

初心

解放全中国

白发、秃顶、满脸老年斑，喘着粗气的他即便拄着拐杖，挪动小碎步都会全身颤抖，这就是现在的蒋诚。

唯一稍显他老兵印记的，是他那条肥大、破旧的绿军裤，只是到处都是缝补的痕迹，尤其是膝盖处，补在内里的补丁都已外露。

然而，就是这个看起来颤颤巍巍的老人，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在右腹部肠子被炸出体外的情况下，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并且奇迹般地用机枪击落敌机一架，荣获一等功一次，后又获三等功一次。

64年前，他退伍复员回到偏远的家乡，以普通退伍军人身份参与地方建设。

31年前，因为地方志的修撰整理史料，当年的“立功喜报”重见天日，他也因此成为“全民职工”。

只是，那一年，他年逾60，距他立功受奖已过去了整整36年。

如今的他口齿不再清晰。只是，说起曾经的戎马倥惚，他的眼神依旧会霎时闪亮。

蒋诚生于1928年，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战火与动荡中度过。入伍前，蒋诚全家仅有“土二亩、佃房二间、牛一头”，这么点家当，却要养活父母、兄嫂、弟、侄等七口人。

1949年12月，在解放成都的隆隆炮声中，21岁的蒋诚加入解放军。

“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中国！”采访中，大部分时间由蒋诚的家人和村干部介绍情况，坐在一旁、耷拉着脑袋似乎半睡半醒的蒋诚，突然睁开浑浊的双眼，一边用拐杖使劲地顿地，一边嘴里含糊地以浓重的重庆方言反复嘟囔。

“解放全中国！”或许，这句话正是蒋诚当年入伍时最朴素的初心。

执念

消灭所有敌人

蒋诚入伍后成为11军31师92团1营机炮连战士。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1月，蒋诚所在部队编入志愿军第12军建制，并于3月由长甸河口入朝参战。

也就在入朝参战的3月，时年23岁的蒋诚被火线提拔为机炮连副班长，与战友一道，扛着他心爱的机枪，唱着“雄赳赳气昂昂”的军歌，跨过了鸭绿江。

记者辗转找到的蒋诚士兵档案显示，入朝不足1年，蒋诚便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于朝鲜金城由张云介绍入党”。

时隔近70年，蒋诚在异国的战场经历了怎样的血火考验，才能在1年内实现火线提拔、火线入党，已无法找到当初的见证人，而他本人也无法清楚叙述入朝参战后的种种过往，但战史却忠实记录了蒋诚所在部队经历的连番血战。

据《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等史料记载，1951年4月22日至1951年11月，蒋诚所在的12军先后参与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作战等大小战斗400余次，并重创土耳其旅。

“就是不停打、打、打！要消灭所有敌人！”从蒋诚勉强可辨的话语里不难发现，“消灭所有敌人”六字，贯穿了他所有的朝鲜战场记忆。

1952年10月，入党4个月后，蒋诚迎来了永生难忘的上甘岭战役，也正是在这场震惊世界战争史的残酷战役中，他获得了一个中国军人的至高荣誉。

1952年11月1日，蒋诚所在的12军开始投入上甘岭战役。彼时，在上甘岭负责第一阶段战斗的志愿军第15军45师，已在短短半个月的血战中拼光了5600余人。蒋诚与战友们，就是在如此残酷的战况下冲上火线。

“我小时候最喜欢问爸爸打仗的事，他每次都是叹气，随便说几句就低头不作声了。”蒋诚的三子蒋明辉回忆，父亲年轻时一般不主动提及那场战争，反而是在神智、口齿都不太清的最近半年，会经常唠叨大家都听不懂的战场情况。

英雄老去，青史犹存。12军战史清楚地记载，1952年11月8日，蒋诚所在的92团到达上甘岭，旋即被上级要求3天准备，11日发动反击。

彼时，上甘岭537.7高地已陷入最危急境地，该高地4个连日血战后，仅剩24人退守七号坑道，并且连续11天断水断粮。

蒋诚所在的92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站上了朝鲜战场最危险的火线。

就是在这场事关整个朝鲜战局走向的残酷血战中，蒋诚创下了奇功，以手持轻武器击落敌机一架。

“一架敌机要轰炸我们，它冲下来，我就打它的头；它飞过去，我就打它的尾巴……”神智、口齿已不清的蒋诚，说到击落那架敌机时的细节，却表达得异常清楚。

按照蒋诚的回忆，当时突遭敌机轰炸时，作为机枪手的他，在战友们都在紧急寻找掩蔽时，扛着机枪跳进了一处深坑。

“我站在沟沟底，把机枪架在沟沟上头，就开始打，也不管打不打得着。”老人双手不停颤抖着比划，那一刻他的眼神无比闪亮。

传奇

一人歼敌四百余人

比蒋诚的回忆更具说服力和震撼性的，是他的立功受奖说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于上甘岭战役中，配合反击坚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战斗里，该同志发挥了高度的英勇顽强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班里在严密敌炮封锁下，熟练地掌握了技术……击落敌机一架……”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份立功受奖说明里还详细地记载了一项在整个人民军队战史上都堪称奇迹的辉煌战果：“以重机枪歼敌四百余名，击毁敌重机枪一挺，有力地压制了敌火力点，封锁了敌运输道路……”

“我是他弟弟，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居然有歼敌四百多人的战绩，要不是亲眼看到这些档案记录，我都不敢相信。”年届80岁的蒋启鹏看着泛黄的档案，感慨万千。

往事并不如烟，即便是相隔半个多世纪，从这份早已泛黄的立功受奖说明字里行间中，仍能感受到那场战事的惨烈。

也正是在这场战斗中，蒋诚身负重伤。

“他原来说过，肠子被打穿了，他就自己把肠子揉进去，还要打！”蒋诚的老伴陈明秀说起这些时，嘴角仍会止不住地抽搐。

在蒋诚右腹部，赫然有一道6厘米的深凹进去的伤疤。无从猜度蒋诚在腹部出现开放性伤口，肠子都流出来的情况下，是以怎样的悍勇把肠子塞回体内，又是以怎样的坚毅，裹伤再战。

但他的立功受奖说明，直接证实了这一惊天动地的细节：“……身负重伤，还不愿下火线，配合步兵完成了任务，对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此役毕，蒋诚被授予一等功，通令嘉奖。

只是，如今的蒋诚，在低头摸过自己那道伤疤时，只会憨憨地笑说一句：“我打的敌人还多些、还多些……”

复员

退伍返乡当农民

1953年12月，一等功臣蒋诚升任志愿军第12军31师92团1营机枪连班长。

随着朝鲜战事结束，1954年，在朝鲜战场征战4年的蒋诚随部回国。

据浙江省《江山市志》记载，回国后的31师驻地正是江山市。因各部营房紧缺，1954年5月，华东军区指示全区所属部队尽快着手兴建各自的营房。

蒋诚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中，再立新功。

“班长、党员蒋诚同志是上甘岭战役中的功臣，他在这次营建任务中，保持和发扬了过去的荣誉，表现得吃苦耐劳，肯钻研技术，对工作负责，真正起到了一个班长的作用。”这是当年组织上对蒋诚的总体评价。

而在“立功事迹”一栏，甚至用了洋洋洒洒近500字，细致记录了蒋诚的功绩。

蒋诚负责的是铺夯石工作。在“不顾疲劳、埋头工作”的钻研下，他从每天铺不了合乎要求的5平方米，激增到每日保质保量铺设12平方米，而这是“两个人一整天的工作定额”。

1954年12月，蒋诚因贡献突出，再获三等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部队崭新的营房建好了，蒋诚却没来得及住上一天，就于1955年2月10日复员退伍返乡。

士兵档案显示，蒋诚退伍时带回家乡的只有5样物品：便衣一套、鞋袜各一双、毛巾一条、肥皂一条、布票16尺。

回到家乡，这个在血火战场上悍勇无比的英雄，重新成为了一个农民。

“我们就晓得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不晓得他立过那么大的战功！”蒋诚64岁的亲侄儿蒋仁先，对于伯伯曾经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无所知。

“爸爸的几个奖章我看过，但都是纪念章，没看到军功章。”蒋明辉如是说。

即便是记者穷尽了各种可能的方式全力搜寻，但蒋诚从1955年2月退伍到1964年4月这近十年的履历，皆属空白。

“就是当农民呗！”陈明秀一语道破，原来复员返乡后的蒋诚，压根没有找过任何部门，而是完全以一个普通农民身份务农，闲暇时参与修建铁路等。

“爸爸性格好，话很少，总是沉默，不与人争。”蒋明辉幼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像山一般沉默，没有任何人想到，他曾是共和国的一等功臣。

直到1964年4月，蒋诚因有一手拿手的蚕桑养殖技术，临时到隆兴乡从事蚕桑工作。而这份临时性的工作，他一干就是24年。

整整36年的时间里，曾经上甘岭战役的一等功臣，就这样以最朴实的方式，安心务农，静静劳作。

传承

两代人默契的“父债子还”

复员返乡后的数十年间，蒋诚把自己的蚕桑技术传遍了十里八乡，经常一出门传授技术就是四五天不回家，这也使得他连前妻去世都没见上最后一面。

1983年，蒋明辉眼中“山一般沉默的父亲”，干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

“说实话，那件大事，当年差点把我压垮。”时至今日，已是51岁的蒋明辉回忆此事，依旧眼神复杂甚至略带痛苦。

1983年冬，当地决定修建隆兴乡到永兴乡的道路，自认有些修建技术的蒋诚，居然抛下蚕桑技术员的活不干了，主动请缨牵头修路。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乡村修路，绝不是什么包工程赚钱的概念，牵头人没有报酬，修路的也全是本地村民，然后按工分兑现工钱。

路修到一半，钱没了。村民们放下钢钎捡起锄头，跟蒋诚扭捏地表示想回家干活了。向来不怎么抽烟也寡言少语的蒋诚，据说当时连抽三根烟，末了扔下烟屁股，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大家继续干，钱我去想办法。”

蒋诚话极少，一旦他开口，那就必定是一个唾沫一个钉，大家闻言又笃定地放下锄头捡起了钢钎。

很快，工钱来了，甚至连每天的工分标准也没降低。修路工程得以顺利推进，直至完工。

“8年后，爸爸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当年修路的钱，是他以个人名义向农村信用社贷的款。”看着父亲严肃而又闪避的眼神，蒋明辉心头一沉，直愣愣地问了一句，“贷了有多少钱？”

“应该有2400多块……”蒋诚的话，如巨石砸在蒋明辉心头。

那一年是1991年，蒋明辉年仅23岁，参加工作3年省吃俭用才存了1000多元。而在蒋诚贷款时的1983年，2400元更是一笔“巨款”。

“父债子还……”父子俩沉默许久后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一模一样的这句“父债子还”。

彼时，蒋明辉有一个已经谈了3年多的女友，正筹划着结婚。面对这样的情况，蒋明辉不敢对女友说，偷偷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换得400元钱，住进了集体宿舍，然后又借了一部分钱，才还掉了这笔贷款。

如此大事自然瞒不住，女友质问蒋明辉原因，他只是反复念叨“那是我爸的名字贷的款嘛，父债子还嘛，天经地义嘛”。

“钱一分没得了，房子也没得了，你还想结婚？我看你是脑壳昏！”女友一气之下，远赴重庆主城打工去了。

事后，蒋明辉还是靠着真情感动了女友，两人最终喜结连理。但是，因为没了房子，婚后的小两口只有住进了女方家中。

“在农村，我这种情况叫倒插门。”蒋明辉坦言，这些年他为此忍受了不少风言风语，“但没啥后悔的，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事隔28年，蒋明辉的回答，依旧是当初的那几句话，原来时间不曾改变本心。

“爸爸话少，但跟我们几兄妹说话时，说得最多的就是‘老老实实做事，本本分分做人’。”蒋明辉继承了父亲沉默寡言的性格，更继承了父亲低调踏实的作风。

事实上，蒋明辉兄妹五人，除他自己当年因为招工拥有城市户口外，其余兄妹至今仍是农村户口，包括后来退伍回乡的大哥蒋仁君。

“送我去部队前，爸爸只交代我3句话：当兵就要准备牺牲；在部队严格要求自己；不要给组织添麻烦。”蒋仁君回忆。

信仰

“国家”二字永远高于一切

1988年，埋首乡野36年的一等功臣蒋诚，毫无征兆地迎来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一份阴差阳错尘封了36年的《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因为一个极其偶然的因素被发现。

那一年，原合川师范学校校长王爵英负责修撰《合川县志》，查找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份《革命军人立功喜报》。

《喜报》载明：“贵府蒋诚同志在上甘岭战役中，创立功绩，业经批准记一等功一次，除按功给奖外，特此报喜。恭贺蒋诚同志为人民立功，全家光荣。”

对原合川县而言，这是一份珍贵史料。但王爵英发现，这份《喜报》“备考”一栏，被注明“由八区退回，查无此人”。

回头查看投送地址，写着“四川省合川县四区兴隆乡南亚村”。巧的是，当时的合川，恰恰既有隆兴乡也有兴隆乡；更巧的是，王爵英恰恰又是蒋启鹏多年前的老师。

“会不会误将‘隆兴乡’写成了‘兴隆乡’，从而导致‘查无此人’？”王爵英主动联系上蒋启鹏，并与相关单位核实。

此事随后得到各方验证，埋首乡野36年的蒋诚，正是当年在朝鲜战场立下奇功的一等功臣。

第二件大事，就是随着这份《革命军人立功喜报》的面世，蒋诚迎来了一份由当时的合川县政府在1988年9月23日签发的通知，这份通知名为《关于蒋诚同志收回县蚕桑站为工人享受全民职工待遇的通知》。

《通知》中认定“蒋诚同志曾在朝鲜战场立过功，复员回到地方，不管干什么工作，他从不居功骄傲，总是谦虚谨慎，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为党工作，工作中做出了贡献……同意蒋诚同志从一九八八年九月起，为蚕桑站正式工人，按全民职工对待，工资定为80元。”

从1952年上甘岭战役立下一等功，到1988年“落实政策”成为“全民职工”，时间流淌了整整36年。

36年间，蒋诚没向任何一级组织透露过自己曾经辉煌的功绩，也没找任何一级组织提出哪怕是正常安排工作的请求，只是以一个农民的身份默默劳作，甚至个人举债修路，为儿子留下一笔“巨债”。

而就在成为“全民职工”的1988年9月，蒋诚已60岁零8个月，因超过了退休年龄，他正式退休。

英雄老去，传奇仍在。

2015年，蒋诚所在的广福村脱贫攻坚发展油橄榄种植项目，已是86岁高龄的蒋诚，全村第一个带头将全家的土地流转出去，并自告奋勇给其他村民做劝导工作。

“老爷子这么些年对村里贡献不少，年纪虽老但威望极高，经他劝导的村民，全部都同意流转土地。”广福村党支部书记杨元蛟说，在蒋诚神智尚清时，村里棘手的村民矛盾，只要蒋诚出马，基本都可以调解。

“我是国家的人，我还要为国家做事的！”这是老伴劝蒋诚换下那条早已千疮百孔的绿军裤时，蒋诚倔强的话语。

对这个老兵而言，“国家”二字，永远高于一切。（记者陈波）

上将李达的风范

严国红

李达是我军1955年授衔时的上将，在长达30年的参谋生涯中，参与了著名的神头岭战斗、百团大战、上党战役、鲁西南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等，曾辅佐过多位元帅。李达甘当助手，才能卓越，严于律己，生活简朴，家风严明，为全党全军树立了典范。

多智善谋

李达是我军历史上担任参谋长时间最长的杰出将领，刘伯承元帅不止一次地称赞他是“称职的好参谋长”。

1934年4月，李达协助红六军团首长组织指挥了沙市伏击战，仅用两个多小时就一举全歼了敌四十三旅。1943年8月，受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委托，李达指挥了林南战役，在历时9天的战斗中，我军共攻克据点80余处，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解放人口40余万。

1953年4月，李达被任命为志愿军参谋长。当时我军正在酝酿夏季战役，当六十军取得了毙、伤、俘敌共14800人的重大战果时，李达亲自与六十军的作战科长详谈，总结出了加强步炮协同等成功经验，向参战的各部队推广。当二十兵团部队攻占了敌层层设防的轿岩山阵地时，李达在尚未掩埋敌尸的情况下登上轿岩山，细心勘查了敌军部署情况，找出了其特点。当时主持志愿军工作的邓华代司令员将他誉为“诸葛先生”。

多智善谋得益于李达严谨的工作作风。每次作战，李达都细致制定计划，一般情况下总是同时拿出两三套甚至四五套方案供首长选择，经常亲自起草作战命令。为了使自己的方案准确无误、切实可行，他坚持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深入前线掌握第一手材料，对部队作战地域的地形地貌都作认真全面了解和考察。长期积累下来，战区的哪条山沟能放多少部队、哪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他都了如指掌，熟悉他的领导和同志称他是“活地图。”他81岁高龄时，还能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背诵如流。

精于职守

李达不仅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还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开拓者。无论是哪个岗位，他都兢兢业业，精于职守。

抗战初期，作为一二九师参谋长的李达根据对日军作战的实践和我军的特点，对师司令部进行改造，在原来按国民革命军统一模式设置的参谋、侦察、通信、副官4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为加强对干部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又把队列科分为队务、训练两科。1942年，他为适应作战和情报工作的需要，又将侦察科扩大为情报处。1945年后，他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设了军械科。中原军区成立后，为适应军队进行大规模野战和攻坚战的需要，他又将军械科升为独立的军械处。1945年夏天，他报请刘伯承、邓小平同意，率先在晋冀鲁豫军区设立了军政处，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

1958年，李达调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中国人民国防体协主任。到任后，他以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抓国防体育工作，他从组织建设入手，迅速在全国组建了一批国防体育俱乐部，配置了军事体育训练用器材，如摩托车、汽车、训练用枪支弹药等，并从空军部队调拨了一批飞机和航空、航海模型器材等，还从军队中选派骨干担任教练和辅导员。从国防体育的目标任务、发展规划布置到基层俱乐部的建设以及民兵训练工作等方面，他都亲自参加研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在短短的时间里，为国防建设培育了一批合格体育人才，为国防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胸怀坦荡

对待同志，李达胸怀坦荡，没有一点架子，只要是同志遇到困难向他提出来了，他总是全力帮助。他到红二军团工作的时间不长，贺炳炎就送给他“李菩萨”的外号，同志们都觉得这个外号十分贴切，与他的为人很相符。所以，“李菩萨”的美名迅速传开了。

李达是坚持原则的“菩萨”。他对下属工作要求很严格，但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即使下属做错了事，他最严厉的批评就是说几句“乱弹琴”，然后就引导犯错的同志去总结教训。曾经有一位参谋同志，在呈送给李达的战斗报告的信封上把我军部队名称写错了。此事发生后，这位参谋很紧张，担心受处分。李达知道后告诫道：“上面失之毫厘，下面就会差之千里，你在地图上标错了一根头发丝般的曲线，实战中就会产生不可想象的后果。”

1934年9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会合后，开展了反夏曦斗争。夏曦在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期间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遭到很多人的痛恨，要求把夏曦扣押起来审查。针对这一情况，李达向任弼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夏曦的错误是人民内部问题，并建议稍停反夏曦斗争，更不能扣押审查。党组织采纳了李达的建议。后来夏曦担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痛改前非，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直到黑水关殉职。

不计名利

李达对工作一贯埋头苦干，从不计较名利地位。一些他过去的下级，后来提升了，甚至职务比他高。他从内心里为他们高兴，见到他们时，总是勉励他们好好为党工作，保持革命的本色。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有了成绩不争功，出了问题不推诿。每次总结作战经验，他总是把功绩归于党、归于大家，而把缺点和错误当作自己改进工作的动力。

早在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工作时，李达就已经担任了参谋长职务。在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后，他起初仅担任一二九师的参谋处长，一年后才担任参谋长，其间他的情绪丝毫未受到影响，照旧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尽职尽责。

1943年9月，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在将近两年时间里，他指挥部队取得了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党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李达二话没说，仍回到军区参谋长的岗位上。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所以，孩子们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是什么军衔。

女儿在学校经常听同学们谈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便也想问问父亲的军衔。一天，女儿问李达：“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孩子们过了许久才从报纸上知道，父亲的军衔是上将。

严教子女

对待子女，李达在疼爱的同时也严格要求。他教育子女的方针有三条：一是自力更生，不准用他的名义谋私利；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勤俭节约。他从不肯为子女的事情动用权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李达在陕西老家农村的大儿子找到了父亲，想找一份工作。李达深知儿子经历的苦难，以他的影响力，给安排个工作是十分容易的事，可他却教育儿子安心去当农民，于是，大儿子又回到农村。20世纪50年代，李达还送给大儿子一辆架子车，鼓励他在老家搞好农业生产。

李达的大女儿在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工作多年，李达从未向军区领导打过招呼，而军区领导中，有好几位都是李达在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或者部下。直到李达到新疆军区检查工作时，秘书把大女儿找来，军区领导才知道此事。后来，女儿和女婿调到了乌鲁木齐的军区总医院工作，李达见到他们时还询问了此事：“你们不是在边防工作吗？怎么调到乌鲁木齐来了？”得知女儿女婿是组织上因为工作需要调来的，没有找任何关系，李达才放了心。

上将许世友的家风

张世贵

许世友是一位身经百战、具有传奇经历的将军。他戎马一生，七次参加敢死队，五次担任敢死队队长，指挥过一系列著名战役，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立下赫赫战功。许世友治军治家都很严明。他生活简朴，尊老爱幼，爱憎分明，粗中有细，既讲原则又重情义，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给我们树立了一位革命将帅的良好家风。

孝顺慈母

许世友六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所以他对父亲的印象是模糊的。他认为母亲是最了不起的人，自己的倔强、果断、勤俭、自立等个性，大都来自母亲。战争时期，许世友常常在睡梦中因思念母亲泪湿衣襟。

许世友离开家乡几十年，常为自己给母亲带来的种种苦难而深感不安，也常为自己不能亲自伺候母亲而备感内疚。新中国成立后，他让大儿子把母亲接到部队，当日思夜盼的母亲来到眼前，一眼看到母亲头上稀疏的白发，腰身佝偻，走路颤颤巍巍，许世友怔住了，不顾一切地扑上去，紧紧握住母亲干瘦的手，“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叫着“娘！”。母亲也抚摸着儿子，然后拉着他的手说：“快起来，你一个将军怎么能当着这么多部下跪我一个老太婆！”许世友泣不成声地说：“我当再大的官，还是娘的儿，就让我多跪一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在场的干部战士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当许世友派人把母亲第二次从大别山接来身边时，他亲自动手为母亲生火盆，每天的洗脸洗脚水，他不让任何人端，每次亲自端到母亲面前。尽管许世友夫妇无微不至、尽心孝敬，可母亲还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想回老家。许世友只好尊重老人家的心愿，把母亲送回大别山区老家。但他始终不能消除惦记母亲之心。后来想到大儿子许光是奶奶一手拉扯大的，与奶奶的感情很深，就劝说在部队服役的许光回老家工作，让许光代替他伺候奶奶尽孝子贤孙之道，这样他心里才踏实了。母亲去世时，许世友正赶上军务在身，不能回乡料理丧事。他朝着家乡的方向双膝跪倒以示送别。

重情重义

1948年9月济南战役中，许世友接到报告：一名在登城战斗中身负重伤的敢死队员，弥留之际呼唤“许司令”。许世友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队员以最后一点气力，说了半句话：“我上海家中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儿，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还想往下说时就咽气了。许世友摘下军帽，向烈士遗体致敬，随即吩咐医院方面清理了烈士遗物，记下了他老家住址和亲人姓名。许世友始终记着这件事。上海解放后，他第一时间就安排人去寻找。但由于相关信息太少，仅有的线索中断，此事没有了下落。1957年10月，许世友赴沪参加一个会议，见到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托他帮忙寻找烈士遗孤，虽然上海公安部门尽了很大努力，费尽周折，但依然没有找到，还把整个查访情况写了专题报告，便结束了这项工作。按常人来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但许世友心里始终惦记着。1959年4月，他再次见到黄赤波时，又说“那件事我还要拜托你”。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找到了烈士遗孤。许世友获悉后非常高兴，特意给孩子捎去糖果、饼干和文具。

许世友虽然个性刚烈，也有感情细腻的一面。他以独特的方式关爱身边每一个工作人员，远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凶”。遇有工作人员家属来队，他都会安排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对工作人员的过失，只要不是品质问题，他都能宽容。许世友的警卫员回忆，自己曾一时疏忽闯了祸，心想肯定要受处分，当有关部门征求许世友对其处理意见时，许世友的态度非常明确：“他不是故意的。这位同志跟随我多年，非常忠诚，我的意见，一不处分，二不调走，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就行了。”首长的宽容令警卫员非常感动，他认真吸取了教训，从此在工作中更加尽职尽责。

公私分明

1968年秋，许世友大哥的孙子许道焰中学毕业后没有升学的机会，就返乡务农。一年多后，许道焰到南京军区去看望许世友。许世友问这问那，非常热情。许道焰见他心情不错，就试探性地说道：“三爷（许世友排行老三），这次还有一件事，就是想请你给县里领导打个招呼，给我找一份工作干，到化肥厂当工人也行……”许世友沉默了好久，觉得侄孙提的事情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个原则问题，但又不好发脾气，就笑着说：“道焰，你爷我，管不了这个事情。”许道焰说：“您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有名的将军，只要你给县里写个字条，我的工作就解决了。”许世友态度更加坚决，他说，我不是许家的将军，我是人民的将军，我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不能乱用；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人，你现在在家种田不也很光荣吗？许道焰回去后扎根农村，后来入了党，还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在社员中口碑也很好。

过去有一个时期，当兵是许多青年人最大的梦想。许世友的夫人田普有两个亲侄女正值当兵年龄，她们从老家来到广州，想拜托姑夫和姑姑帮忙。没想到许世友再三强调，一定要遵守征兵的要求和规定，必须身体好、政审合格，绝不能通过他托关系走后门。尽管许世友的语气平和，但态度鲜明，透出不容置疑的威严。后来，一个符合条件的侄女当了兵，另一个不符合条件者只好回了老家。

生活简朴

生活中的许世友始终保持着简朴的本色。他对衣着从不讲究，长年穿一身旧军装，袖口脱线了，他用剪刀剪掉，继续穿。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他对生活用品从不挑剔，公务员统一购买什么他就用什么，他说自己也搞不清有哪些不同的牌子。许世友一日三餐很简单，早餐一般只需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一碟咸菜。午餐和晚餐通常摆到桌子上的就是两荤两素，全是小碟。他长期睡的是硬板床，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北京牌吉普车，机关几次要给他换一辆轿车，他都不同意。

许世友农民出身，戎马生涯没有改变他对田园生活的眷恋。晚年他住在南京东郊中山陵8号，这本是一幢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别墅。许世友自己动手，开垦花园，种上各种庄稼和蔬菜瓜果，饲养家禽，放养鱼苗，把这个高级花园洋房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家大院。许世友也被人戏称为“8号生产队队长”。当他听说这个绰号时，高兴地对大家说：“生产队长好啊！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喜欢种田，参加革命后，在部队识了几个字，文化不高。田没种够，仗没打够，书没读够。晚年只想过读书种田的生活。”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大别山来南京探望，临走时许世友送的礼品是一麻袋地瓜。

家教严格

许世友共有7个子女，这位“将军爸爸”虽然有着天下慈父所共有的柔肠，但更多时候体现的是严父。他教儿子学游泳，从来不教什么动作，逼迫孩子在水里折腾，任凭他们反复呛水才自己学会了游泳。他鼓励孩子们锻炼体质，绝不允许他们恃强凌弱。作为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军人，许世友对部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部队是一个锻炼人、培养人的大学校，他把几个孩子全部送去参军，接受部队的教育和锻炼。他从没有为一个子女的升迁调动发过话，也从不允许儿女打着他的招牌为个人谋私利。

相比儿子，许世友更喜欢女儿，从小在身边长大的女儿华山，是他最偏爱的。华山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管教。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出门必须请假，讲清楚缘由。在华山的记忆中，她很少用过父亲的车，出门都是骑自行车和搭乘公交，“我从小父亲就教育我，绝不能公器私用”。令华山记忆深刻的是，还有一次，她对父亲的工作人员说话大声了一点，许世友马上就呵斥她：“你没有这个权利。”

华山记得自己上军校临行前，父亲郑重交代她两件事：“第一，要服从命令；第二，要完成学业，当好士兵。”在军校学习过程中，华山也曾遇到种种困难，一度想退学。当她写信告诉父亲自己的想法，甚至说担心自己活不到毕业那天。然而她收到的回信却是：“既然到了军校，就要坚持到底。如果你觉得活不到毕业那一天，那你就要准备死，争取活！”这话虽然感觉是冷的，但是女儿心里明白，这包含着父亲对她最真挚、最温暖的爱和力量。

少年英雄：赖宁

新华社成都9月25日电（记者康锦谦）在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有座广场因一名14岁少年的名字而得名。赖宁，这是在当地家喻户晓的救火少年的名字。31年过去了，这里的人们一直保留着对他的深切怀念。

赖宁1973年出生于四川雅安市石棉县，从小就充满着一股子山里孩子那种冒险劲，山上的石头、野花、小动物，都是他探索未知世界的对象。在他的背包里，永远都会放进一把榔头，遇到奇异的石头，就会敲敲打打。他曾说：“将来要做像李四光那样的科学家。”

上学后，赖宁和几个玩伴组成了“金龙探险队”，经常去山上探险寻宝，赖宁就是他们的“头儿”。赖宁儿时的伙伴李林洲说：“赖宁课余涉猎的书籍非常广泛，地质、生物、无线电、化学等都在看。所以山上很多石头，他都认识，还带回来给同学看。”由于石棉是火险区，每当发生山火，他们“金龙探险队”的队员都会主动上山去帮助大人灭火。

1988年3月13日，是石棉人不会忘记的日子。当天下午3时左右，山上突然起火，县城周边的森林、卫星接收站和油库都面临巨大危险。赖宁得知火情后，为了不让母亲担心，就和生病在家的妈妈说了声：“我下楼走一走。”一下楼，赖宁就飞快地直奔火场，伙伴们也随后赶到。大家在现场找了一些松枝灭火，但火势非常凶猛，赖宁和他的伙伴们只能一次次地冲向火海。

在众人的努力下，火被扑灭了，但当人们第二天上午发现赖宁时，赖宁的右臂紧紧挽着一棵小松树，头靠着山坡，眼镜丢失了，左手撑地，右腿还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势。赖宁为保护国家财产勇敢救火英勇牺牲的事迹被广泛传扬。1988年5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赖宁为革命烈士；1989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育委员会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并号召全国各族少先队员向赖宁学习。

水火无情，面对危险，内心都会有恐惧。人们呼唤英雄，是因为希望在危机时刻，能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每逢节假日，来石棉县赖宁纪念馆瞻仰的人们络绎不绝。馆内陈列着赖宁的照片，照片中赖宁的脸孔虽带着稚气，但神情坚毅，让人肃然起敬。“赖宁身上有一种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高尚品德，这种品德永不过时。”有参观者说。

舍生忘死阳兆贵：“不要管我，快追”

新华社昆明10月4日电（记者王研）“如果遇到危急情况，我也会像爸爸那样毫不犹豫向前！”云南省新平县公安局民警欧阳艳姝说。

欧阳艳姝的爸爸叫阳兆贵，生前系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公安局侦技科科长。当发现犯罪分子企图逃跑时，他毫不畏惧地与其展开殊死搏斗。不幸中枪后，他坚持让战友先抓捕罪犯，自己却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阳兆贵，1955年出生，新平县人，中共党员。他生于农村，毕业于玉溪地区卫生学校药剂专业，1977年3月调入新平县公安局担任法医。每月只有40多元工资的他省吃俭用，挤出钱购买解剖学等书籍，让自己的业务更加精湛。接到凶杀案警情时，他总是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无论现场多么艰苦，他都细致认真地履行职责。在担任法医的12年里，阳兆贵走遍了全县的每一个村寨，共检验活体、尸体约300具，且全部作出了正确结论。

面对危险，阳兆贵习惯了冲锋在前。一次，警方成功抓捕了藏身深山的杀人嫌犯，回程途中要经过一段悬崖，一旦嫌疑人反抗，他和身边的人都可能掉下悬崖。阳兆贵主动请缨，押送着犯罪嫌疑人走完了这段路。

1989年8月16日，新平县工人俱乐部、文化馆价值千余元的录像机等设备被人偷走。接报后，阳兆贵先与同事去现场进行了细致勘查。17日凌晨，得知有工人在一个菜地的窝棚里捡到一台录像机和一些录像带，阳兆贵立即赶去了解情况并确定这就是被盗赃物。经商议，专案组决定在赃物现场蹲守抓捕罪犯，并布置了几个守候点。此时，阳兆贵的任务本来已经完成，但他不顾劳累，主动请求到守候点工作。

凌晨4时许，另一守候点的同志发现一高一矮两个青年鬼鬼祟祟地向藏赃物地点走去，形迹十分可疑。没多久，高个青年从小巷窜出观察动静，又顺原路返回。为了防止对方逃跑，阳兆贵不顾自身安危、只身悄悄地跟踪而去。走到照相馆门前时，矮个青年抱着一包东西突然出现。正面遭遇罪犯的阳兆贵无法和战友们取得联系，他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站住！”矮个青年丢下赃物后见已无法脱身，便掏出手枪向阳兆贵射击。阳兆贵腹部中弹，主动脉被击穿，鲜血直流。听见枪声的战友赶来扶他时，他却吃力地说：“不要管我，嫌疑人有枪，赶快追！”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凌晨5时50分，阳兆贵因伤势过重，再也没能醒来。这一年，阳兆贵分别被云南省和公安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和授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阳兆贵牺牲时，女儿欧阳艳姝还不到6岁。“听说爸爸不在了，我只知道跟着大人哭。”她说，小学、初中时因为没有爸爸，自己也曾伤心失落过。但随着与父亲同事的接触，她渐渐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虽然父亲没能给自己更多的爱，但这份大爱却深深感动了欧阳艳姝，让她立下了成为一名警察的志向。

2005年，欧阳艳姝从云南警官学院毕业后，也和父亲当年一样，成为了新平县公安局的一名民警。从山区派出所到县局指挥中心，不知不觉间，她已从警14年。

转眼间，英雄已经离开我们30年。30年来，每逢清明，新平县公安局都组织英雄生前战友和公安民警来到阳兆贵墓前，缅怀烈士忠魂、继承英雄遗志。

时光流逝精神永恒《红岩》原型可歌可泣的故事

2013年，《挺进报》旧址列入南岸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旧址以图片、影像、复制实物等方式展现《挺进报》的印刷过程

在重庆市南岸区野猫溪正街31号，有一幢青砖白墙的两层小楼，庭院碧树环绕，占地面积160平方米，建筑面积300平方米，它就是70多年前《挺进报》旧址。这里曾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场场用笔墨书写的战斗在这里激烈交锋。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大幕开启。1947年2月28日，战争形势愈发激烈，国民党重庆当局查封设在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悲观情绪在群众当中蔓延。原在《新华日报》领导下的“灰皮红心”进步杂志《彷徨》，仍在重庆坚持出版。其相关编辑和工作人员陈然、蒋一苇、吕雪棠、吴子见等为了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争取与党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利用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编的《新华社电讯稿》，秘密印发了一份油印小报《读者新闻》，向群众传播解放区的声音，这就是后来的《挺进报》。

面对严峻的形势，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时失去信心。陈然痛感有大讲革命气节的必要，与蒋一苇合作写成《论气节》发表在1947年《彷徨》第五期上。文中写道：“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精神……在平时能安贫乐道，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富贵荣华的诱惑之下能不动心志；在狂风暴雨袭击之下能坚定信念，而不惊慌失措，以至于‘临难毋苟免’，以身殉真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论气节》鼓舞了广大进步青年的革命热情，坚定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挺进报》创办后，《彷徨》仍继续出版发行，直到《挺进报》被破坏。

1947年夏，《挺进报》正式成为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报，由蒋一苇负责编辑和刻写，陈然负责印刷，刘镕铸负责筹款、采购和发行，吕雪棠于1947年底加入刻写工作。

1948年3月，刘镕铸奉命转移，陈然兼任《挺进报》特支书记，并承担最机密的印刷工作。川东临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决定，《挺进报》主要寄给敌方人员，并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特人员的内容，用以瓦解动摇敌人，由此引发了敌特的震怒和强力侦缉。

1948年4月，地下党员陈柏林阅读《挺进报》，被伪装成进步青年的特务发现，导致陈柏林及其上级任达哉被捕。任达哉叛变，间接导致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被捕，两人亦相继叛变。特务在叛徒的协助下，对重庆、川东党组织和川康特委进行了大破坏。《挺进报》相关人员中，李维嘉、蒋一苇等人被迫撤离。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地下党的报警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路平安！彭云。”他明白这是党内同志向他示警的信号，暗示情况危急，必须马上转移。他对姐姐说：“我的工作还没有谁来接替，我不能走。”仍然坚守在战斗岗位。

4月20日，陈然在家中被捕。在狱中，他受尽种种酷刑，始终只承认《挺进报》从编辑、印刷到发行，全部是他一人所为——他决心牺牲自己，保护组织和同志们，特务们用威胁利诱的办法要他写自白书，陈然拿起笔，写下了不朽诗篇——《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

随着刘国鋕、成善谋、古承铄等人也先后被捕，《挺进报》被迫停刊，至此共出版23期。

《挺进报》虽然遭到敌人的破坏，但地下党组织并未停止斗争。此后，《挺进报》曾两度复刊，继续战斗在重庆。1948年7月，在邓照明领导下，《挺进报》第一次复刊。重组的《挺进报》特支成员是李累、程谦谋、唐祖美。此次复刊共出版8期，后因程谦谋被捕，于1949年1月暂时停刊。

1949年2月，在邓照明领导下，《挺进报》第二次复刊。此次未单独设立特支，而是由社大支部书记朱镜进行直接领导，小组成员是宋禾、马华滋、董夏民。此次复刊共出版12期，后因朱镜被捕，于1949年8月再次停刊。

从1947年6月到1949年8月，《挺进报》三起三落，在敌人的“心脏”里坚持战斗，以委托转发和邮寄等方式，广泛散播到重庆各阶层群众手中。《挺进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传播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揭露了敌人的欺骗宣传，教育团结了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

在《挺进报》的周围，涌现了一大批英勇无畏的革命志士，如许建业、陈然、刘国鋕、成善谋、古承铄、程谦谋、朱镜等。他们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后被分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壮烈牺牲。

重庆解放后，罗广斌、杨益言等人基于诸多史料，以解放战争年代重庆、川东地区的地下斗争为题材，写成报告文学《在烈火中永生》，后改编为长篇小说《红岩》。《挺进报》的秘密印发与遭敌破坏，就是《红岩》的重要行文线索。《红岩》中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都是以《挺进报》相关的革命志士为原型。如许云峰的原型之一许建业，成岗的原型陈然，江雪琴的原型江竹筠等。

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山城，《挺进报》撕裂黑暗，带来光明的希望。它就像一面红色战旗，起到了传递信息、宣传真理、引导人民、团结同志、鼓舞斗志的作用。时光流逝，那些为了革命胜利的烈士已经逝去，《挺进报》也已经不再发行，但它所传达的精神和力量却是永恒的。（易利红）

思想建党：我党是如何解决与生俱来难题的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XJP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但在处于内忧外患中的旧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太难了。因为要民族复兴，必先独立建国；要独立建国，必先组党革命。这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问题的基本判断。而他们组党革命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要先运用一种新的工具——政党来打破僵局，创造出一个有别于过去的现代国家，然后再带领中国人民建设这个现代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与生俱来的一大难题：是知识分子政党还是“劳工政党”

在国共合作框架下，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收获颇丰，却也因此忽视了一个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因为从理论上说，中国共产党本应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然而至少到中共一大为止，共产党员还几乎全是以学校为依托的知识分子。这对于自称“劳工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的确是一件不合情理的事。为此，中共一大上还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据《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论述：当时以张国焘为首的多数人主张组织一个面向工人阶级的政党，并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直接目标；而以李汉俊为首的少数人则主张建立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的不定型的合法组织，从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作。

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客观、公允，姑且不论，但两派的态度却是鲜明的。在少数派看来，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需要进行长期的宣传和教育。因此，首先应当把知识分子组织好，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等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后，再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这恰好符合中国共产党初建时面临的实际状况。而在多数派看来，共产党本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应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基础。大家认为，李汉俊主张学生运动，反对工人运动。虽然在给中共二大的意见书中，李汉俊申辩说：“我并非根本反对劳动运动，而是因种种缓急而主张先作学生运动。”但这在当时仍然不合时宜。李立三甚至认为，如果当时“党不把李汉俊思想打下去，则职工运动就不会发展”。

中共二大的章程则更是开宗明义：“我们既然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我们便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织一个大的‘群众党’。”如此而论，共产党走出校园，面向工农，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当时有个口号称：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者的书斋，到群众中去！“甚至在学校中，当许多党员专门学习理论的时候，亦强调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指那些比较埋头读书的党员为‘学院派’”。对此，刘少奇后来批评说：“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只是很多人在20年以后才能得到。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怎样才能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

走出校园，深入工农，实际上反映中国共产党为保持党性而进行的艰苦努力。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共产党确也没有形成切合实际的统一认识。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李大钊说：“毫无团体训练的人民，也不能产生有力的民众运动”，“所以我们现在要一方注意团体的训练；一方也要鼓动民众的运动”。虽然如前所述，李大钊也指明：“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可是，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怎么实现“平民的”“劳动家的”目标呢？同时代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进行了探索。施存统认为，可以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他还进一步申明：“我们若以无产阶级的意志为意志，以无产阶级的思想为思想，以无产阶级的要求为要求，以无产阶级的行动为行动，则我们纵非出身无产阶级，而实际上却已成了无产阶级的分子。”

然而在那个历史环境中，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挥下，中共还不能在李大钊与施存统之间实现有效的连接。事实上，中共初生于高校，这本可为解决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完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设，这一与生俱来的重大难题提供莫大契机。但是党却以另一种方式回避了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上述问题在大革命失败后变得更为复杂。在八七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把大革命的失败归因为党的组织成分，认为“党的指导机关里极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智识阶级”，因此强调“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上述论断带来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八七会议后形成的政治路线，也在客观上制约了党在知识群体中的存在和发展。当时无论是“乡村中心论”者，还是“城市中心论”者，都把学校党建置于“边缘化”的地位。虽然后者也强调城市工作，但其注意力的重心却不在知识青年。这主要表现为关注城市的工人运动，而轻视城市的学生运动。

不过这时“乡村中心论”者的探索颇具建设意义。因身处农村，中共不可避免地要吸收大批农民入党。这迫使共产党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的新思路。一是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从思想理论上和政治路线上教育党员，要求“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是开展党内批评，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党员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而不是“无原则的无意义的纠纷，破坏党的组织”。毛泽东以此来克服党内的不正确倾向，确保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只是毛泽东等当时还局限在农村，对苏区以外的党建工作尚不可能产生实在性的影响。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创造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个人可以超越阶级出身的局限，各阶级出身的人经过党的教育都能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战士。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定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就是对这种假设的一场检验。中共中央作出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并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从而在党的建设史上第一次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既然“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那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入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不止如此，此时中国共产党还赋予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早在1938年3月的《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不在乎像其他学校那样照着书本一章一章地来上课，而在乎学习一种作风，一种方向。陕公的校长和教职员，他们都是从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出来的，所以你们在陕公里可以学习到一个方向——政治方向，同时又可以学习到一种作风——工作作风。”这反映了共产党依托这批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明显意向。

这一时期，每逢学校开学、毕业典礼以及重要集会，在延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要到场作报告或演讲，以指导学生及时把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脉搏。有些领导人甚至还亲自担任学校的兼职教员。其中有不少报告或讲座后来经整理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这当中尤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最为著名。前者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为中心，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后者则以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阐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两论奠定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它一方面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又要求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正确处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党内无产阶级意识与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关系，在组织建设上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与纪律的关系。这也标志着中共的建党理论已进入了成熟的状态。

毛泽东选择在抗大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也具有象征意义。其实质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武装高校，然后再以高校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实运动。其实，早在江西时期，毛泽东就已经放弃以开除、逮捕或刑罚来解决党内分歧的办法。他认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并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确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大创造。而将思想建党的原则真正付诸行动，则是从1942年发起的延安整风开始的。在整风运动中，共产党采用强化教育、小组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和思想改造等方法，来建造一个在思想、组织和作风等方面都一致的统一政党。

当然，整风运动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在一个含有非无产阶级的群体中，如何建设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头号难题。虽然当时共产党对学生及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认定没有改变，所以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将其直接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确实为青年学生的入党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且在实践中确立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基本原则。这多少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年提出，对学生同志“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这一建党思路的影子。只是此时通过整风运动的方式，使党的“无产阶级化”变得更可操作。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和刘少奇的“自我修养”，能够让每一个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灵魂上得到磨炼和洗涤，从而逐步将其净化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这可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和发展的一个最大创造了。

苏宁：用鲜血和生命为祖国服务

新华社太原10月12日电（记者王菲菲）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苏宁纪念馆前，立着一尊苏宁雕像。来此参观的人们，总是在雕像前久久伫立。

苏宁，山西省孝义县（今孝义市）人，1953年出生，1969年2月应征入伍，197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作训参谋、作训股长、营长、炮兵团参谋长等职，中校军衔。先后受嘉奖5次，提前晋级1次，立三等功1次。

苏宁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无比忠诚，埋头苦干，在所工作过的岗位上，取得了出色成绩。当战士，他是训练尖子；当班长，他带领全班夺得全团训练比武第一名；当干部，被师树为基层干部标兵、优秀指挥员。在走上团的领导岗位后，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勤奋工作，率先垂范，带领部队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苦练军事技术，掌握过硬本领。他心系祖国安危，着眼于未来战争，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潜心钻研军事理论，先后撰写了70余篇、共3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他撰写的《用对策论研究选择炮火反击最优方案》学术论文，被评选为军区优秀论文，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军事运筹学会正式会员。他撰写的《用运筹方法优选野防最佳方案》论文，首次提出和论证采用纵深机动防御的设想，对战术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摩步师攻防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总体设计方案，共两万余字，几千个数据，上百个计算公式。后在此基础上，与专家合作研制成《陆军师团攻防作战微机模拟系统》，引发了指挥手段的巨大变革。

苏宁不仅钻研理论，还脚踏实地进行部队急需项目的改革。为提高部队野战生存能力，制成了雪地宿营用的“罩式帐篷”；为提高部队雪地机动能力，设计了减轻战士负荷的三种爬犁；还研制成火箭炮简便射击发射架，制作了导弹野战训练模拟器等。从1981年到1991年4月，苏宁自己完成和参与研制的改革有162项，其中1项获全军模拟器材二等奖，6项受到总部、军区机关肯定和推广，1项获军区科研成果四等奖，8项被军区、集团军推广。战友们赞誉他是“炮兵英才”。

苏宁乐于助人，关心群众疾苦，与战士情同手足，曾3次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战友，并为群众和战友做了大量的好事。1991年4月21日，他组织部队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为保护战友身负重伤，4月29日牺牲，年仅37岁。

1993年2月19日，中央军委授予苏宁“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称他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干部中的一个德才兼备、忠于职守、献身国防的突出典型”，号召全军广大干部战士向他学习。

“苏宁的事迹具有极强的教育意义。他既是强军兴军征程上的先行者，更是督促我们践行强军目标的榜样。”苏宁纪念馆工作人员李秀云说。

邰忠利：纵身一跃感天地

滔滔江水，至今还在传颂着他的事迹——

原沈阳军区某边防团代理排长邰忠利，为救落水群众纵身一跃，将23岁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

2009年8月9日下午，邰忠利与几名战友沿江巡逻时，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呼救声。他迅速冲向出事地点，纵身跳入大江。几经周折，他用尽全身力气将男青年托出水面。

后来，落水青年张文礼得救了，邰忠利却被江水卷走。

整理烈士事迹的时候发现，当兵仅3年的邰忠利曾有过多次救人壮举——

2006年10月，邰忠利乘长途车返回连队。一名乘客突发脑溢血，邰忠利立即把他送进医院，用身上仅有的500元钱交了住院押金，还在住院单“与患者关系”一栏上郑重填上“亲人”。

2007年4月，村民王春水家失火。正在执勤的邰忠利冲进屋中，把王春水卧病在床的妻子背了出来，然后抓起水桶把水泼在身上，爬上房顶扑火。火熄了，邰忠利脸上、脚面、手臂却被烫起一大片水泡。

2007年8月，4岁男孩蒋鹏滑到了江中。邰忠利正好巡逻归来，立即跳进江里把孩子救上了岸……

邰忠利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家庭，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了他的忠孝仁爱。上学时，他先后获得了“红领巾雏鹰证章”“学习章”“环保章”“自理章”“劳动章”“自护章”等奖章。投身军营后，他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引前进方向，在全团推广了10种训法成果、培养出14名优秀士兵、带出两个“枪炮全能班”。

壮士已逝，精神不朽。

英雄走后，孩子们用点燃的白蜡烛在江堤上摆成“心”形图案。社会各界敬献的花圈绵延数百米，人们在雨中扯出“生命的丰碑，永远的感动”“英雄战士邰忠利，人民好儿子一路走好”等横幅，赶来送英雄最后一程。

至今，每逢清明、公祭日，英雄牺牲地的广大军民和他的家乡各族群众都会以不同方式深切缅怀这位英雄。（贾启龙）

谭明新：浴血奋战为革命

李梦瑶

一夕危亡，“五四”惊雷划破历史长夜。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琼崖大地掀起一股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出岛求学热潮，出生于琼山县（今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永群村的谭明新便是其中一员。

乘舟漂泊过海到上海求学，谭明新接触到进步思想，渐渐由一名普通的学生成长为初具革命思想的进步青年。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谭明新回琼参加革命不久，“四二二”事变爆发，琼崖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彼时，以邢森洲为首的国民党文昌县政府，对文昌县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进行“清剿”，革命力量亟待重新聚集。为此，谭明新与许侠夫于1927年9月在文昌县组建工农武装，他本人则被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任命为琼崖讨逆革命军第五路军（文昌）司令。1927年11月，谭明新率部在中共琼山县委、文昌县委的策应下，消灭金堆、溪尾、抱罗3个民团。一个月后，他又在百余名群众的配合下，率队乘夜攻打文昌县文教墟民团，歼灭30余人，并击溃国民党文昌县县长邢森洲带来救援的队伍。

谭明新因出色的军事才能，很快得到琼崖党组织的赏识。1928年2月，琼崖工农红军中路军指挥部成立，谭明新被任命为总指挥兼第一营营长。上任不久，他便指挥部队攻克树德头、三更、新桥3个民团据点，歼灭100多人，缴获一批枪支，赢得一场“开门红”。

1929年冬，谭明新调任琼崖工农红军军政干部学校校长，次年9月又重返战场，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参谋长，指导、参与了多场战斗。

1932年8月，国民党陈汉光率部对琼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谭明新在琼东县（今琼海市）一带指挥红军部队反击敌人，保卫母瑞山革命根据地，不幸于战斗中牺牲，年仅35岁。

探访“毛泽东小道”

本报记者卫庶叶子

苟坝会议陈列馆中的毛泽东手提马灯雕像

从这条“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位于苟坝村的苟坝会议原址

7月11日－12日，重走长征路期间，在贵州遵义的苟坝村，在泉水汩汩而出的大、小龙井之间，我们看到一条田间小道，一个木头指示牌上刻着：“毛泽东小道（新房子至长五间人行步道，全长1.5公里）”。

“1935年，中央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城之后，行军来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苟坝会议。我们眼前这条蜿蜒小路，就是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主席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走过的。此行撤销了一次冒险的军事行动，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一次重大损失。有党史专家把它称为‘毛泽东小道’。”苟坝会议陈列馆讲解员杨秀说。

■遵义会议确立正确路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尤其是湘江战役数万将士的鲜血，令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一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老式别墅二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张小灵介绍说，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他批评了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毛泽东的发言获得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3天的激烈讨论，遵义会议作出重要决定，包括：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张小灵强调说。

“更重要的是，它使毛泽东从此开始了他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王树增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长征》中这样写道。

遵义会议后，红军或移师北上，或挥师东进，二渡赤水河。1935年2月25日，再战娄山关。

娄山关，自古就是川黔交通要隘，兵家必争之地。7月11日，记者来到娄山关时，适逢下雨，烟雨蒙蒙。向上望去，东侧是悬崖绝壁，西侧是高山峻岭，中间两座山峰相连，形成一道狭窄的隘口，果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红军二战娄山关，重创黔军4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小尖山上，保存下来的战壕旁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红漆大字“遵义战役娄山关小尖山战斗遗址”。1935年2月28日，红军再占遵义。

“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的胜利，验证了遵义会议确立的路线的正确性。”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这样总结。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连蒋介石也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1935年2月28日傍晚时分，毛泽东随着中央纵队通过了云海苍茫的娄山关进入遵义城。在遵义的天主堂里，头发长长、又瘦又高的毛泽东，两年来第一次出现在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

今天，娄山关依然壮美，游客如织，一座铁索“长空桥”横架两山。站在桥上，极目眺望，也许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当年的那首《忆秦娥·娄山关》中的几分诗意。

■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红色圣地苟坝，是毛泽东用马灯点亮中国的地方。”杨秀介绍说。

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城之后，并未摆脱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3月初，行军来到苟坝村。

苟坝村是播州区枫香镇西北的一个小山村，是一块三面高山环绕的田坝，东有石牛山，西有崖头山和银屏山，北有马鬃岭。海拔都在1300米左右，非常有利于红军隐蔽。苟坝会议就是在这里一个典型黔北风格的三合院召开的。

会议源自1935年3月10日凌晨1点红一军团发来的一封加急电报。电报建议中央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今毕节市金沙县县城，离苟坝只有50公里的路程）。接到电报后，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马上召集主要领导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是否要进攻打鼓新场。

会议从3月10日的早晨一直开到了深夜，争论相当激烈，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与会领导，都一致赞同进攻打鼓新场。但是，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中央红军不应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打是手段，走才是目的。应立足于走，尽早跳出蒋介石在黔北地区设计的大包围圈。不利于脱身的战斗是不应该考虑的。

虽然分析得详细透彻，毛泽东的意见还是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会后，毛泽东回到自己的住所，依然十分担忧红军的前途和命运。

马鬃岭山脚渗出的一道山泉水，形成了大龙井，离大龙井不远处还有一口小龙井。这两口井水汇成一道溪流自北向南流，也就是当地人称的白腊河，形成了非常少见的一泉成一溪的景象。

苟坝的大、小龙井和白腊河可以作证，1935年3月10日深夜，毛泽东手提马灯就是沿着大小龙井之间的田间小道走了近2公里山路，冒着严寒去长五间找到了周恩来。

在随后连续两天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说服大家接受毛泽东的建议，重新制定进军路线。

苟坝会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军事决定，避免了中央红军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从苟坝会议开始，毛泽东掌握了红军军事决策权，成功地指挥了一系列战役战斗，红军屡出奇兵，三渡、四渡赤水，终于跳出敌人在川黔边的包围圈。

仁怀市文联原主席穆升凡退休后成为了赤水河茅台渡口的一名志愿解说员。他对记者讲起，1960年，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2015年6月16日，XJP总书记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时讲到：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核心，红军有了正确思想的指引。这是长征胜利的保证。”遵义市党史学会副会长申翔十分肯定地说。

可以这么说，正是从“毛泽东小道”开始，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图片由本报记者卫庶拍摄）

探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历史渊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救亡图存”思潮推动下，建立“新中国”成了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们思考的首要主题。据现有资料考证，最早提出“新中国”的是康有为。面对清末危机，1888年康有为提出：“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坐视不忍，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从“中华联邦共和国”到“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中国处在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因为民主政治未能成功，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这种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为此，党的二大指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真正民主共和国”性质的“中华联邦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起点。但由于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真正领会区别新旧民主内涵，不能准确判断分析中国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所以这一构想在国民党右派分裂下很快夭折。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叛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联盟”，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这是“新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囿于当时的情境，中共对“新中国”的构想还停留在移植苏联模式层面上，提出了“苏维埃共和国”口号。“苏维埃共和国”设想之初指的是“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全国规模、统一名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但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来不及对中国国情作深入分析的背景下，不顾中国国情地移植模仿，它的最终流产也在所难免。

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到“民主共和国”

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该决议指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是中共在民族矛盾突出背景下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深思的话语反映，它扩大了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但是，“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种称谓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苏维埃”的主张，不能真正适应民族矛盾至上背景下统战策略转变的要求，所以很快就被搁置。

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其中在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具体说明时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可见，“民主共和国”是从团结全国抗日救亡的历史任务出发而提出的又一“新中国”口号。

“民主共和国”的提出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民族抗战背景的形势，但是，“民主共和国”没有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民主目标：到底是新民主，还是旧民主？另外，“民主共和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即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时候，受到蒋介石为首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破坏和攻击。同时，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建政实践也推动着新的建国口号的提出。

从“民主共和国”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在“民主共和国”受到诸方挑战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了“民主共和国”内涵。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报告中指出“民主共和国”的国体：“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换言之，即是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这就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形成的“民主共和国”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的区别。

1940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问世，正式回答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问题。毛泽东强调：“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与民主共和国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了“新”质的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从国情出发提出的基本建国方略，其在各抗日根据地的初步实践，为最终重建国家积累了新鲜经验。

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6年6月，蒋介石最终撕毁停战协定，挑起了内战。客观形势迫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以战争为手段来解决“新中国”的问题。1947年7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10月10日，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一个“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

为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在政协筹备会上进行了比较和选择，黄炎培和张志让主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国”这个称呼，因为民主和共和在西方语言里意思相近，无须重复。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人民”二字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大多代表倾向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最终提交了政协会议并获得通过。

周恩来于1949年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因为在辛亥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成功，那时只能是旧民主主义的。在那以后由不完备的旧民主主义进步到完备的新民主主义。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此，中国共产党“新中国”话语体系经过不断演变和扬弃，最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为目标得以确立。这既是话语体系演进的必然，也是党的与时俱进理论品格在话语体系上的体现。

特区忠诚卫士：符永友

新华社广州10月17日电（记者李雄鹰、毛鑫）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与特区内的高楼大厦同步建设的，是那圈围绕特区的铁丝围栏，俗称“二线”。“二线”的建设倾注着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一代又一代官兵的青春、汗水和热血，官兵们对它始终有种难以割舍的情愫，更难以忘怀为之献出宝贵生命的“特区忠诚卫士”符永友烈士。

符永友，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人，1971年5月出生，1990年12月入伍，是原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七支队四大队二十中队战士。

1992年1月8日19时，二十中队战士符永友和许建华按时来到特区管理线一个耕作口哨所巡逻警戒。他们看见不远处有4个人从树林里蹦了出来，鬼鬼祟祟地向铁丝围栏靠近。符永友和许建华立即机警地躲在距铁丝围栏15米的树下隐蔽起来，伺机出击。不一会儿，那4人中间的两个人向上一蹿爬过了铁丝围栏，符永友和许建华一跃而上各擒住了一名歹徒。铁丝围栏外的两个人一看同伙被抓，便狡猾地躲藏起来伺机行动。符永友对许建华说：“你先把这两名歹徒押送回去，我留下来看守。”许建华刚走不久，一名不法分子见有机可乘，便翻过铁丝围栏闯进特区。埋伏在一旁的符永友扑了上去，歹徒拼命奔跑，符永友紧追不舍，追出20米开外，在过一条杂草丛生的旱水沟时，符永友猛扑上去紧紧抱住歹徒。在搏斗中，凶残的歹徒急红了双眼，拔出了身上携带的自制手枪，转身向符永友头部扣动了扳机……

当战友们第二天凌晨5时找到符永友时，他已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1992年1月，公安部为符永友追记一等功，广东省委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烈士，深圳市政府授予符永友“特区忠诚卫士”称号。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深圳已从昔日一个边陲小镇崛起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铁面无私黄克诚

□董文林

黄克诚大将在他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艰辛、屡遭坎坷，被称为“九起九落”。但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在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岗位上，他始终保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不忘初心，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克诚在年迈体弱、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日夜操劳，呕心沥血，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建章立制严格法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在研究一批老同志工作安排时，有人考虑到黄克诚的身体状况，曾建议他到全国人大或全国政协担任领导职务。但中央更看重黄克诚清正廉洁、铁面无私、无限忠诚的可贵政治品格，认为他到中纪委任职比较适宜。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次全会上，黄克诚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在历经磨难20年之后，黄克诚又重返中国政治舞台，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

中纪委成立之初，黄克诚请示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抓什么？陈云明确回答：“抓党风”。

1979年1月，黄克诚在中纪委第一次全委会讲话时说：“我赞成陈云同志的意见，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抓党风，要整顿党风，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转变党风。”“党风搞好了，党就有希望。”

黄克诚要求，纪检干部不仅政治上、思想上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且要有革命勇气，“敢于斗争，刚正不阿。凡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逢迎的人，不能做纪检工作”。纪检干部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同“大老虎”作斗争。由此可见，早在40年前，黄克诚就提出了要敢于打“大老虎”的口号。

为加强纪检工作，黄克诚提出了建章立制，严肃党纪党规、严格规范党内工作、生活规矩的建议，这个建议完全符合党中央的精神。不久，中央给中纪委下达了起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任务。《准则》草稿提交中纪委全会讨论后，广泛征求了全国各级党组织的意见，并征询了许多党外人士的意见，文件修改达七稿之多。为了早日定稿，中纪委常委会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体讨论，逐字逐句地斟酌、修改。黄克诚不顾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倾注全部精力和心血，坚持参加讨论修改，直到最后定稿，上报中央。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正式通过，颁发全党施行。

为解决党内一些干部利用职权、谋求私利、贪污腐败、搞特殊化等严重问题，1979年，中纪委决定制定《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黄克诚参与了该规定的起草组织工作。起草小组认真征求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反复讨论修改，完成了《规定》的起草、定稿。

《规定》对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人民团体的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了十项规定，每一项都严格、具体、规范、明确，便于贯彻执行。例如：规定“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不得同时占用两处。调到外地工作时，应将原宿舍交回”；“高级干部外出视察和检查工作不能携带家属子女和无关人员”；“除外事活动外不得在公共娱乐场所为高级干部设特座”；“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不得以试用、借用等名义，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等等。

《规定》公布后，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对于加强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反对特殊化，净化社会风气，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近40年过去了，这个《规定》中的许多条款至今仍在沿用。

1979年1月4日至22日，陈云（右二）、黄克诚（右一）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即使是老部下也不能特殊

黄克诚光明磊落、铁面无私、违纪必纠、严肃追责、敢于动真格的。1980年，他连续抓了几件很有影响的大事：

这年1月，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为了欢送调离总参的李达、张才千，同时欢迎调来总参工作的张震，在京西宾馆请他们吃饭，这顿饭共花去接待费400元。

事后不久，有人将此事举报到中纪委。黄克诚听说后非常恼火，说：“这样做是违反《规定》的，必须认真查处！”

秘书在旁边小心地提醒他，现在公款吃喝现象比较普遍，类似的事情较为常见，再说杨勇、张震都是你的老部下。

黄克诚听后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十分坚决：“一顿饭吃掉400元，一个农民一年能挣多少钱？我们吃的喝的，都是他们辛辛苦苦生产创造出来的。一定要查！是我的老部下就更要查！不仅要查，还要处理。谁出主意谁掏钱！其它公款吃喝的，发现一个也要查处一个。”

杨勇、张震和黄克诚都是当年浴血奋战、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在那枪林弹雨的抗日烽火中，黄克诚挥师挺进华中，曾与彭雪枫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当时，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他们在一个领导班子里共事，在一个饭锅里搅马勺，生死与共、并肩作战，感情甚笃。

刚开始，杨勇认为，迎来送往，按惯例招待一下是人之常情。纪委追查有点小题大做。不少人也前来为之说情，张震等参与饭局的人也请求共同承担责任，饭钱大家分担，低调处理一下就算了。

但是，黄克诚坚持原则，就是不肯让步。他思考得更加深远：党的高级干部，是端正党风的关键。只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廉洁自律，才能带动全党作风的好转。于是，他亲自给杨勇打电话：“杨勇，你官当大了，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杨勇一听老领导亲自发话，知道问题大了。他放下电话，立即赶到黄克诚那里承认错误：“公款吃饭的事我错了，我做检讨了。你也不用查了，我出的主意我付钱。”

“杨勇啊，请几位老战友、老同事吃顿饭说起来事情不算大，但中央有规定，发了文件，领导就要带头执行。这不是400元钱的小事，是党的高级干部工作、生活作风的大事！高级干部不带头执行，刚制定的《规定》不就成了放空炮？党风何时才能好转？在端正党风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是老部下，才越要严格要求，否则怎么能服众呢？”黄克诚语重心长地说。

杨勇听了黄克诚的一席话，深为震撼，他完全理解老领导的良苦用心。他心悦诚服，从自己工资里拿出400元补交了饭钱，作出深刻检查，还主动在总参发了通报。

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后来回忆说，我刚到总参工作就听说了这件事，黄克诚从严执纪、铁面无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我在总参工作期间从未动用公款请过客。

同年10月，商业部部长等人到北京丰泽园饭庄吃客饭，少付饭钱。该饭庄有位厨师给中纪委写信举报此事。中纪委立即派人调查，情况属实。根据黄克诚的指示，遂向全党发出通报，批评这种不正之风，《人民日报》还发了报道。事件公开后，王磊主动向中纪委作了检查，除认错并表示愿意如数补足少付的饭钱外，还请求给予党纪处分。

此事在高级干部中引起震动。事后，有一位中央领导对这样处理不太满意。黄克诚在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很不客气地批评说：“现在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不满，不就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自觉、搞特殊化吗？难道就不能批评了，不能见报了？有什么不得了？加强舆论监督，听听老百姓的声音有什么不好？”

1980年初，“渤海二号”钻探船由于工作人员违章操作，酿成钻探船翻沉、72人死亡的特大事故。事件发生后，石油部很长时间没有向上级报告。事发八个月后，死者家属们写信向中纪委告状。黄克诚知道后说：“这件事一定要管！这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问题，党委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拖着不报？一定要查！”

中纪委查明情况后，立即给予了通报批评，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免除职务。分管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对这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要不要给处分？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黄克诚始终坚持要给处分，他诚恳地表示，世恩同志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开发大庆油田，乃至中国的石油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但功是功，过是过，赏罚要分明。否则，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政治局最后表决通过，给予康世恩记大过处分。

此决定公布后，引起社会巨大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党中央抓党风是动真格的。后来，康世恩在去世前，希望撤销对他的处分，中纪委当即批准了他的请求。

1981年，黄克诚和夫人唐棣华在玉泉山。

从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严起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廉洁自律，模范遵章守纪，处处以身作则，严格教育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这是有口皆碑的。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黄克诚复出后，仍怀有为党为民鞠躬尽瘁之志。他夜以继日，发奋工作，不用扬鞭自奋蹄。但由于年迈多病，两眼又看不见，身体日渐虚弱。

为此，老部下和熟人都劝黄克诚到南方去休养一个时期。可他担心兴师动众，就是不肯答应。

他说：“我一出去，就要带一帮人陪护，那要花公家多少钱！还要给地方添很大麻烦，去不得！如果不是因为工作需要，去就是浪费。即使浪费掉一分钱也愧对老百姓。”

中央领导非常关心黄克诚的健康。陈云等领导同志指示中办，要求安排他就近到玉泉山休养一段时间。陈云还亲自劝说他，玉泉山环境安静，既有利于康复，又可兼顾工作。黄克诚这才答应，但他又提出，去玉泉山必须约法三章：一、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和其他随员；二、家属除星期日以外，不要去看望；三、一切生活费用自理，不要公家补助。陈云批示同意后，他才住进玉泉山五号院，一边养病，一边工作。

黄克诚在南池子的住房，由于年代已久，非常破旧，经常漏雨。机关管理部门为此安排了专项经费，准备重新翻建盖一幢别墅楼。但黄克诚认为，房子还能住，比老百姓住的强多了，不同意重新盖。一直到1986年12月去世，黄克诚都居住在这个破旧的院落里。

中央纪委制定颁布了《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做到的，黄克诚自己首先做到。《规定》颁布之日，他就要求妻子唐棣华交出自己的宿舍。他对妻子说：“中央纪委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只能享受一套由公家提供的住房。有了规定，我们就要带头按规定办。现在公家给我们安排了住房，你们单位以前分给你的宿舍就要归还。”

位于乾面胡同的那套单元房，是按照唐棣华的级别，由原工作单位分配给她的。“文革”中，黄克诚被关押、批斗，与家人分离，唐棣华带着孩子和家人苦苦支撑、艰难度日。这套单元房成为一家人勉强安身、遮风挡雨的“避难所”。唐棣华与这套住房的特殊情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现在要交出这套房，从感情上讲确实有些割舍不下。

但是，唐棣华是一位抗战初期就投身革命的老干部，加之与黄克诚几十年患难夫妻，俗话说“知夫莫如妻”，她早已习惯了这一切。既然中纪委有规定，不管别人家执行得如何，黄克诚家怎么能不带头呢？她二话没说，就交出了宿舍。

妻子的举动也深深地打动了黄克诚。他饱含深情地说：“谢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享福没多少，吃苦受难全轮上，谁叫你是我黄克诚的妻子？从严治党，咱们就应该带好头，要从黄家开始，这样才能把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凡是熟悉黄克诚的人都知道，黄克诚严格治家是出了名的。他们夫妇和孩子，加上外婆和亲戚共八九人合住在一个院子里，平时过着准军事化管理的生活。

孩子的衣服主要由外婆缝制，大孩子穿过再给小的穿，穿到实在不能再穿了，便由外婆拆成布条做鞋底，一点也不肯浪费。

孩子们从小就被父母告知：父亲的车是办公事用的，他们不能坐。因此，孩子上学或外出，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路途远近，都是走路、骑车或挤公共汽车，看病也是雇一辆三轮车，从来没有什么特殊待遇。平时，孩子们爬树上房算正当娱乐，但如果干了什么出格的事，就要受到惩罚，被塞进车库“关禁闭”。

黄克诚有个哥哥叫黄时玑，兄弟俩感情很深。当年，是黄时玑挑着书箱和行李，步行几十里山路，送他到永兴县城读书。“白色恐怖”时期，黄克诚和几个同志潜伏回家躲藏在山上，全靠哥嫂送饭送水，冒死掩护，才能够死里逃生。

黄克诚担任湖南省委书记时，黄时玑仍在农村种田为生，从未沾过黄克诚的光。

后来，黄克诚进京，官至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可谓位高权重。按常理说，黄时玑是对他个人有恩，对革命有功之人，给个一官半职和照顾也不算过分。但黄克诚严于律己，从未利用手中权力，给过哥哥任何待遇和额外照顾。

有一年，眼看春节就要到了。有人提议，中纪委“二办”有不少从军队里抽调上来的干部，按部队习惯春节搞个会餐。办公室主任曹广化听了以后就表示同意，让下面筹办一下。

黄克诚听说后，马上叫来曹广化板着脸问道：“会餐花的是公家的钱吧？”

曹广化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即说：“黄老，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周到，当时只想到大家辛苦工作了这么长时间，会个餐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上升到事关党风党纪的高度来看问题……”

黄克诚见曹广化主动认错检讨，心里的气消了不少。他口气和缓地说：“广化啊，我们中纪委天天说要抓党风，自己却用公款大吃大喝，这怎么带头抓党风？你是中纪委常委、二办主任，又分管机关事务，不请示汇报，自己做这个主，是错误的。转变党风是一件一件小事体现出来的，不是喊出来的！”

曹广化连忙答应道：“黄老，您说得对，我这就回去写检查，在全机关作检讨！”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曹广化是完全理解的。黄克诚一生历经坎坷，大小磨难、挫折不知其数。但他仍铁心跟党，矢志不渝，现在，又不顾年高体弱，为正风肃纪、转变党风日夜操劳。如此宽阔胸怀和高尚品格，又有几人能与之相比？

想当初，曾有人不太理解，中央为什么坚持让一位年事已高、双目失明的老人担任中纪委常务书记。实践证明，黄克诚的品格风范、模范言行，就是党风的标杆、全党的楷模。

有位作家曾经这样写道：“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工作的7年中，以虚弱的身体，在迟暮之年，扛起一面抓党风、肃纪律的大旗，将已近黄昏的生命，燃烧成灿烂辉煌的晚霞，映红岁月，奏出一曲不辱使命、绝对忠诚的人生华章！”

（本文作者为《黄克诚传》主笔人之一，《世界英才》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同样悲壮的刑场婚礼

作者：黄俊李琼

徐琛像

余哲贞像

“自己的婚姻自己做主”

徐琛，1904年出生，广东汕头市郊达濠镇人。他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刻苦学习，颇具文才。1924年，国共合作和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鼓舞时任汕头市立第二小学教师的徐琛走上了革命道路。作为汕头市教师联合会的骨干分子，他经常在公开场合发表进步言论。

余哲贞，1907年生于广东澄海县永平村一个手工业家庭。自幼活泼好动，性格倔强的她，喜欢跟男孩子一起玩打仗游戏，爱听“梁红玉”“杨门女将”等历史故事，崇拜花木兰、穆桂英等女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如多学针线活”的那个年代，九岁的余哲贞问父亲：“为什么弟弟上学而我不能上学？我也要去上学！”在父亲决定送她去念书之后，对余哲贞疼爱有加的叔父余昌纯给予了热心资助，希望她将来能学成立于女才之林。

1923年秋，成绩优秀的余哲贞考入当时的进步学校——汕头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她聆听了“关于女子教育和妇女解放”的思想，接触到了许多进步青年，萌生了探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出墙报、上街宣传，张贴革命标语，拥护国共合作，还组织同学们一起学习进步书刊。每逢假日回到家乡，她就向家乡姐妹宣传“国家兴亡，女子有责”的道理，动员大家冲破家庭束缚争取读书和独立自主的机会，还带头剪辫子、穿裙子，誓同旧思想决裂。

一次偶然的机会，余哲贞在参加革命活动时结识了徐琛。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不久便建立了恋爱关系。然而这场恋爱却使余哲贞受到了非议，有人说她脸皮厚、不知羞，自己找丈夫。面对非议，余哲贞毫不介意：“我自己的婚姻当然要自己做主，决不要什么父母之命，更不要媒妁之言。”她决心打破几千年陈旧思想和封建礼教的禁锢，并从自己做起。1925年6月，余哲贞师范学校毕业后，便与徐琛正式结婚。这对革命伴侣，婚后依然天天早出晚归，忙于革命事业，一直没有时间举行婚礼。

“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1925年9月，徐琛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汕头团地委委员，余哲贞任团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成为汕头地区妇女解放运动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12月，徐琛、余哲贞夫妇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初，夫妇二人随北伐军东路军抵达福州。徐琛以东路军政治部党务科长身份，担任福建省民众运动委员会主席，直接参加中共福州地委的工作。余哲贞则以随军记者的公开身份为掩护，承担福州地委的部分工作。他们租住在福州城安民巷立本弄的一处民房，那里也成为了中共福州地委的秘密联络点。

1927年初，中共福州地委改组后，徐琛被任命为福州地委书记，余哲贞任妇女部部长。其间，徐琛工作繁忙，余哲贞除了承担徐琛的部分文书工作，还经常深入工厂、学校，向女工、女学生、女教师宣传广东妇女运动的成果，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帮助她们组织妇女解放协会，深得福州妇女界的拥护和爱戴。

福州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恐慌，徐琛在群众中的威望也使右派分子既恨又怕。于是，他们不断镇压群众运动，蓄意制造事端。1927年3月8日，以林寿昌为首的右派分子更是公开把矛头对准共产党，通过收买、唆使大批流氓与暴徒公然殴打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污蔑徐琛、余哲贞等人为“四害”，并要将其驱逐出福建。

面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公开挑衅，徐琛配合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同志，以福建省党部筹备处和福建省民众运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动了一场有四十余个团体、三万余人参加的群众集会。会上，徐琛拍案而起，毫不畏惧地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的卑劣行径：“你们的反动统治不得人心，我们的革命是正义的，我们终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嚣张气焰。

“就让国民党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1927年3月底，南昌、九江、安庆、杭州等地相继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国共关系面临破裂。福州的反革命分子也蠢蠢欲动，企图伺机发动政变，福州地区左右派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三”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工会工作者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福州城。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力量，及时应付突发事件，福州地委决定留下陈应中、方尔灏开展地下工作，其他同志撤离福州。在地下党人的护送下，徐琛、余哲贞用化名乘坐轮船由马尾前往厦门，准备找同乡、厦门市委组织部长罗扬才商议好党组织工作安排后再返回汕头，但他们刚刚上岸，就被特务认出，随即被捕。在狱中，徐琛夫妇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5月24日，敌人将夫妇二人押解往福州。

6月2日，徐琛、余哲贞、罗扬才等人被押往福州西洪路鸡角弄刑场。当刽子手们想先行枪杀徐琛时，余哲贞怒喝：“慢！我同徐琛一同入党，一起革命。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说罢，抱紧徐琛，凛然正色道：“我和徐琛虽然结婚但未举行过婚礼。开枪吧！今天就让国民党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枪声响起，子弹穿透了这对革命伴侣的胸膛……徐琛牺牲时23岁，余哲贞年仅20岁。

远在汕头老家的徐琛母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连忙变卖家中值钱物件筹集盘缠，靠着一双小脚，跋山涉水赶到福州，用尽各种办法营救未果，甚至想见儿子最后一面也未能如愿。得知徐琛夫妇牺牲后，心怀丧子之痛的老人声泪俱下地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徐琛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让我见，现在他死了总该还给我了吧！”可是，当徐琛的老母亲辗转找到徐琛夫妇就义处时，遗体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派转移藏匿，不见踪影。如今，在徐琛夫妇的殉难地，只剩下一棵当年的老荔枝树生生不息，仿佛是默默守护着烈士的忠魂。

多年后，徐家的后人委托一位老先生为徐琛题写祭文。当老先生得知这对革命伉俪和徐母寻子的故事后，一边拭泪记载一边扼腕叹息：刑场上的婚礼，何其悲壮！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其悲痛！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纪委监委）

佟佳江的英雄儿女——忆白山市浑江区三位抗日英雄

记者毕玮琳王春宝

柳万熙

朴翰宗

卢松岩

卢松岩之墓

原标题：佟佳江的英雄儿女

古佟佳江，今名浑江，我省白山市浑江区由此得名。历史上，抗联斗争在这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今天要说的是两位年纪轻轻就为国捐躯的朝鲜族抗联高级指挥员，还有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抗联的爱国者。日前，白山市浑江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主任盖开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24岁壮烈殉国的柳万熙

柳万熙原名柳永俊（1917年—1940年），1925年随家迁居吉林磐石县，中国共产党党员。他1933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牺牲在临江县黑瞎子沟密营（现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旱沟村），年仅24岁。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华民族的义愤。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影响，年仅15岁的柳万熙参加了童子团，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山城镇日本“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到群众中散发传单，宣传抗日道理。不久，党组织派他做了三间房村地下联络员。一次，组织派一位同志到山城镇开展地下工作，不久便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处境十分危险。柳万熙不顾个人安危，将其隐藏在家中，并协助这位同志完成了任务。

1933年秋，日本人发现柳万熙经常参加抗日活动，便派清源县日本守备队姓金的翻译，带领30多名日本鬼子到三间房村捉拿柳万熙。组织及时掩护柳万熙离开了家乡，使敌人的抓捕落空，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便把他的母亲和弟弟抓了起来。党组织曾秘密动员群众联名保他的母亲和弟弟，但狡猾的敌人却说，只有柳万熙到守备队才能放了他们，以此诱捕柳万熙。柳万熙没有向敌人屈服，毅然加入了南满抗日武装队伍——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敌人为了报复柳万熙，竟残忍地将他的母亲和两个弟弟活埋。敌人的法西斯暴行，更加激发了他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1934年秋，柳万熙带领20多名战士回到家乡，杀死了仇人，为乡亲和母亲、弟弟报了仇。

盖开云告诉记者，1936年开始，日伪当局全力建设“集团部落”和实施“保甲制度”的主要目的，一是把抗联从原来的村屯中分离出去；二是“严肃划分民匪，使不良分子不得混迹村屯以内”，妄图“确立永久安全及区村自治基础”。他们把抗联活动的游击区分为三类，即“匪区、半匪区、准半匪区。对抗日武装活动的所谓“匪区”，禁止一切居民居住，全部赶到“集团部落”。农种地则限制在距离“集团部落”4公里范围内，禁止种植可供直接食用的玉米、薯类和豆类。对食盐的控制更为严格，严密监视流通渠道。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通过三年“大讨伐”，彻底消灭抗日联军，东北抗联的生存环境也愈趋艰苦。为粉碎敌人“大讨伐”，抗联第一军军部在兴京县（今辽宁省新宾县）草盆沟将所属第二教导团、第五团的两个连和游击大队等部合编为该军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共同率队西征。

西征途中，柳万熙率三师一部，在庙沟伏击了去开原开会的60多名日军校级军官，全歼敌人，取得了战斗胜利。1937年7月18日，周建华和柳万熙率三师指战员，在开原县南方之东松木岭围歼日军部队冈田讨伐队，激战中，击毙冈田中佐与坂本少佐以下军官13名，严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不久，他们又在清原七道河子伏击敌人，击毁一辆汽车，打死日本鬼子20多人，缴获机枪一挺、长短枪20多支及其他战利品。1937年冬天，周建华和柳万熙率三师转移到西丰、清源、开原三县交界处的夹皮山，与敌“七县联防队”又一次遭遇。敌人以十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妄图把这支抗日部队一网打尽，由“七县联防队”队长亲自带领上千名日伪军，八门小钢炮、20多挺机枪，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夹皮山。这时三师部队仅有80多人，其中20多人是伤病员，弹药不足，情况危急。周建华和柳万熙不畏强敌，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们突围。战斗进入胶着状态，柳万熙不顾个人安危，抱起歪把子机枪猛烈射击，打开了一个缺口，部队很快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圈，向清源一带转移。不料，行至开原县李家台蚕沟一带，又与前来增援的清原县日军守备队遭遇。情况万分危急，为了尽可能地保存革命力量，周建华和柳万熙商定分头突围。周建华他们刚走到一个山岗上，就发现有200多名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朝他们逼近，终因敌众我寡，周建华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从此，年仅20岁的柳万熙就独当一面坚持在长白山区与敌人进行斗争。

1938年上半年，柳万熙获知日军汽车要从西丰去房木镇，便设计袭击了这股敌人，活捉了日本军官田村，杀死了龟井，严重打击了日伪当局的嚣张气焰。同年8月，柳万熙率部30多人，在西丰县松树砬子沟与敌遭遇，击毙青岛警尉和一名自卫队员，俘敌2名。1938年10月，柳万熙率部参加了在杨靖宇将军统一指挥下的桦甸榆树河战斗，战斗中柳万熙同志右臂负伤。

1940年3月，柳万熙带领13名战士，来到临江县黑瞎子沟（现浑江区七道江镇旱沟村）密营执行任务。当时环境特别艰苦，粮食严重不足，隔几天才能吃上一点煮熟的苞米碴子、高粱等。穿的也供应不上，有的战士还穿着夹裤。24日，柳万熙派7名战士到八道江河口（现浑江区河口街道）搞给养，留在密营内的除柳万熙还有王分队长，陈、李、曲三名战士，一名伙夫和机枪射手金增顺。此时金增顺在严酷的环境面前产生了叛变的念头。为向日本侵略者邀功请赏，金增顺乘7名战士不在密营，他等柳万熙睡熟之机，手持机枪闯入密营内，首先将柳万熙打死，王、陈两人还未来得及还击，也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击中要害牺牲。金增顺用机枪逼迫伙夫和姓李的战士携枪去八道江（现浑江）投降了日本长岛宪兵队，只有姓曲的战士成功逃走。随后，金增顺带领日本宪兵来到密营，将柳万熙的头割去，烧毁了密营。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年仅24岁的柳万熙同志把满腔热血洒在了浑江大地上。

1953年，人民政府将叛徒金增顺捉拿归案，处以死刑，为柳万熙报了仇，为抗联战士雪了恨。

牺牲在红土崖的朴翰宗

朴翰宗（1910年—1935年）又名朴焕宗，1930年加入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磐石县委领导下积极参加创建磐石工农义勇军。1932年5月，杨靖宇派他到宋营（伪军第五旅第十三团第一营）组织伪军哗变。朴翰宗经过调查分析，决定把此营龙齐天连作为分化瓦解的第一个目标。朴翰宗以和龙齐天朋友的关系为掩护，通过个别谈心，忆苦对比，讲个人家庭血泪史等办法，争取了大部分伪军。不久，这些伪军便携带武器随朴翰宗加入了抗日队伍。

龙齐天连哗变后，组织决定趁热打铁，将宋营全部争取过来，再次派朴翰宗到宋营做剩下伪军的工作。宋营士兵大多是贫苦出身，不得已参加伪军。朴翰宗向营长宋国荣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经过细致、耐心工作，宋国荣决定带领官兵哗变。同年9月，宋国荣带领350多名伪军一起加入到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队伍行列，并于9月10日攻打了磐石县城。

1933年，朴翰宗任杨靖宇领导的抗日游击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他跟随杨靖宇将军转战长白山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先后粉碎日军组织的四次大围攻，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933年6月16日，杨靖宇决定17日拂晓进攻大兴川。朴翰宗立即动员全队官兵，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打好这一仗。17日拂晓前，一大队和其他抗日队伍一起向大兴川发起进攻，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打死打伤伪军大半，其余狼狈逃窜。7月12日，朴翰宗率队乘胜向营城子发起进攻，很快占领该地，得现洋数千元，还有许多军用物资。

1933年8月16日，朴翰宗奉命和十几路抗日队伍共1600多人，向呼兰镇发起冲锋。朴翰宗带领战士们冲在前面，杀声、喊声、枪声惊天动地。日伪军和反动地主吓得龟缩在镇内拼命抵抗，朴翰宗带领的抗日联合军将敌人围困了三天三夜。敌人援兵出动，他们连续打退敌人三次反扑，随后退出战斗。此次战斗，毙敌团总高希甲和日本军官中岛等数百人，朴翰宗之名日伪军闻之无不丧魂落魄。

1934年11月7日，在杨靖宇的建议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临江县板石沟（现浑江区）宣布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马占元任军需处长。军部下设两个师4个团和一个保卫队，两个教导连，共计800余人。

1934年12月7日部队返回临江，在秃尾巴沟（现浑江区七道江镇）与井上部队和伪军第二旅吕衡部队遭遇，在杨靖宇的指挥下，朴翰宗立即占领有利地势，连续激战5个多小时，将日军击溃。

1935年1月11日，一军军部从地下党组织情报中得知敌李寿山部混成第五旅第五团到濛江县换防，杨靖宇和朴翰宗决定消灭这股敌人。当晚率部队急行军来到红土崖曲家营（位于浑江区）埋伏下来。12日下午，敌人进入埋伏圈，朴翰宗一声令下，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开火，伪军正、副连长及其勤务兵被悉数活捉，毙敌数十人，缴获步枪70余支，战马数十匹，一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队。但朴翰宗不幸于此役牺牲，年仅25岁。

为抗联送物资的卢松岩

1978年秋天，杨靖宇将军的女儿马锦云同志，在通化市人民广播电台寻找一位叫“卢公”的人。后经查实“卢公”就是浑江市太安乡旱葱沟村（现白山市浑江区七道江镇旱葱沟村）村民卢松岩。卢松岩祖籍辽宁宽甸（1901年—1977年），这位在解放后默默无闻的老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竟是远近闻名有胆有识的“卢公”。

日本侵华初期，卢松岩便参加了抗日民众自卫军，历任团长和总指挥。在宽甸县牛毛坞，他指挥抗日民众自卫军与日本鬼子进行了五天五夜的战斗，战斗中他因腿负重伤被战士抬下火线。后来，抗日民众自卫军在日伪联合“扫荡”之下各路部队首领或战死、或被捕、或被害、或逃亡，卢松岩便隐姓埋名在辽源煤矿当工人，后经人介绍到旱葱沟安家落户。

卢松岩在旱葱沟有30多亩地，家境比较富裕，他便经常接济困难乡亲，因此乡亲们也很爱戴他。

1939年春天的一天，卢松岩上山干活时碰上了杨靖宇部下的排长贺永发、指导员李升华和另外3名战士。李指导员向他述说了现在抗联急需军用物品，求他帮忙搞点粮食、药品和其他东西。卢松岩说：“眼下日伪警察看管得很严，各个道口都派兵把守，不过我会想办法把东西送出来。”并告诉他们，第二天中午到四道沟处等候。

卢松岩回到家后，连夜准备好六斗半大碴子、盐、20打袜子、103尺布、十七两药膏、20副腿绑、27双胶鞋等物品用口袋装好，放在牛爬犁上，上面用牛粪盖好。第二天上午，他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关卡，把物品送到四道沟交给李升华同志。

从这以后，卢松岩又用同样办法给杨靖宇部队送过几次东西。一次，李升华同志捎来杨靖宇将军写给卢松岩的亲笔信，上面写道：卢同志，米盐物收到。你是中国人，办中国事，是光荣的。走满洲国道，办满洲国事是可耻的。今后还请你多帮忙。谢谢！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杨靖宇。

卢松岩看完这封信，激动得一宿没睡着，为防万一，把信藏到山上树林中的树皮里。后来为防不测忍痛把这封信烧了。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巩固他的战略后方基地，继续大量增兵东北，推行毒辣的“匪民分离”政策，疯狂“围剿”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斗争进入了艰苦阶段。日本关东军讨伐时，伪军在前，老百姓担架队在后，日本人在中间，多次遭到伏击，而每次战斗打响时，抗日联军不打前、不打后，专打中间的日本人。

这件事激怒了日本“讨伐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认定老百姓通“匪”。于是在“血洗白家堡子”惨案之后，又要屠杀旱葱沟的老百姓。卢松岩冒着杀头的危险连夜赶到通化省公署宪兵司令部，控告日本兵血洗村民的罪行，并用自己的生命担保旱葱沟村民是“良民”，根本没通“匪”。卢松岩与日本宪兵队回村核实人员时，日本“讨伐队”已把全村百姓关在村公所后面的大院里，三挺机关枪上面盖着红布，如有一点通“匪”，鬼子便会立即开枪。卢松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沉着冷静地一个个核实村民身份，鬼子见无一有误才算罢休，几百名百姓得救了。

1944年春，有13名被俘八路军战士被日本鬼子抓到石人煤矿挖煤，这13名战士不甘心忍受日本鬼子的折磨，便商量集体外逃。有5名战士未逃出虎口，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余下8人逃到旱葱沟，卢松岩发现后便把他们藏在驮道村后山一个山洞中（此洞非常隐密，外人很难发现，洞口有一天然的巨石遮挡，洞内比较宽敞干燥）每天给他们送吃的。过了几天风声过后，卢松岩放风说：“我在外雇了几个帮工，都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这样他们以帮工当伙计的身份在卢家住了3年，躲过了鬼子的搜捕。土改时，他们返回了部队。

（本版图片由白山市浑江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提供）

专家简介

盖开云，1973年生，男，中共党员，现任。白山市浑江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主任多年来，一直从事于抗联文化、文物鉴定与鉴赏方面研究，发表《东北抗联的密营文化研究》等多篇论文。原标题：佟佳江的英雄儿女

汪雅臣：传奇“双龙”的东北苦战岁月

作者：滕军伟

抗日名将汪雅臣牺牲77年后，他的英雄故事仍在老家口耳相传。“北沟人民为有这样一位英雄倍感自豪，我们开展党性教育时，经常用他的事迹作为学习材料。”山东省蓬莱市北沟镇组织委员王伟说。

汪雅臣1911年出生于蓬莱，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随母亲逃荒至黑龙江省五常县，13岁给地主放猪，15岁当伐木工人，后被土匪劫持入伙，报号“双龙”，后被驻吉林东北军收编。

九一八事变后，汪雅臣带领八九个爱国青年携械出走，组织“双龙队”，在五常县南山密林里与日军守备队和森林警察周旋，坚持开展游击战。

1934年2月，汪雅臣联合五常一带反日山林队的首领及附近群众700余人，在五常县尖子山老爷庙前召开了抗日大会，成立反“满”抗日救国义勇军，汪雅臣被选为首领。汪雅臣的部队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有力推动了五常一带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斗争实践中，汪雅臣逐渐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坚持抗日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1935年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

由于日伪军实行“并屯”政策和不断“讨伐”，汪雅臣所在的抗日联军第10军的密营被日军破坏，部队失去了根据地，抗战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部队断粮，他和战士一样以野菜、树皮充饥，坚持抗日斗争。

1941年1月29日，汪雅臣率军部部分战士宿营九十五顶子山。因叛徒告密，部队被日伪军包围。汪雅臣临危不惧，委托副军长张忠喜带领大部人员从东南山口突围，自己带领几人坚守西面山头进行掩护。在战斗中，汪雅臣胸部、腿部多处中弹，被捕后壮烈殉国，年仅30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至1940年的8年中，汪雅臣率领部队同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共击毙击伤敌军近2000人，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支、粮食100余石、现款9000余元，其他物资折价9万余元，解救120名劳工和9名被押爱国者。

1946年五常解放后，人们为了缅怀抗日英雄汪雅臣，将沙河子镇蛤蜊河子村命名为“双龙村”，将五常镇的南北大街改为“雅臣大街”。在他的老家蓬莱，汪雅臣的革命精神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人。“汪雅臣有勇有谋，更有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我们要把他身上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全身心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力量。”蓬莱市党史研究室征集编研科科长董琳琳说。

（责任编辑：曾龙）

王从吾：领导濮阳盐民斗争驱逐盐巡出境

王春江

王从吾为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曾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职务，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奋斗了半生，因其致力于党的反腐倡廉工作，被有关部门誉为共和国早期反腐倡廉的先锋战士。

本文作者为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副秘书长，王从吾长孙，特利用党史档案资料，将1930年前后王从吾领导河南河北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盐民斗争并取得胜利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撰写成文，以纪念王从吾诞辰110周年。

1930年初，王从吾奉上级指示，任中共濮阳县委书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短时间内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同年冬，王从吾进入濮阳城内、城东、城南继续开展活动。

王从吾到濮阳城里后，以教员身份为掩护，与刘晏春等人一起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并在学校组织了学生读书会，进行宣传和教育活动，扩大党的影响。

盐民自发斗争

1931年5月，根据直南特委的指示，中共濮阳县委改为中心县委，王从吾任书记，刘晏春任宣传部部长，刘玉峰、平善修为委员，赵贵伲任共青团中心县委书记。中心县委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领导濮阳、内黄、滑县、浚县、汤阴、东明、长垣及后来濮县等县党的工作。在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中共濮阳中心县委积极发动领导了一系斗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濮阳盐民斗争。

直南的盐民斗争，首先是从濮阳县发动起来的。濮阳濒临黄河，盐碱地多。盐碱轻的地方，“土地瘠薄茅草多，丰年难得半筐箩”；盐碱重的地方，“旱天白茫茫，涝天水汪汪”。盐民为生活计，不得不依靠晒盐、制碱、烫硝谋生。在旧社会，靠做盐谋生是很艰难的，除铲土、耥土、运土、打淋池、担水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外，还承受着地主残酷剥削和官府苛捐杂税。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为了实行海盐专卖，派盐务巡警驻直鲁豫地区各县“武装缉私”，取缔这一地区的盐民。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抵达濮阳后，赶跑了盐务巡警，并制定了允许制作、买卖硝盐的政策，很快硝盐业又发展起来。

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大肆收编北洋部队，盐务巡警纷纷投靠，不久便以国民政府雇员的身份再次粉墨登场，把盐民制作的盐称作“私盐”，予以查禁，盐民的主要生活门路被破坏，与盐巡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北洋军阀统治以来，两省盐民为争取最低的生存条件，自发地进行了无数次大小规模和各种形式的反抗盐巡的斗争。濮阳城关西街便自发地组织起“晒盐会”。“晒盐会”要求会员“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团结起来，同盐巡作生死斗争”。同时商定：会员在同盐巡斗争中被害死1人，由“晒盐会”兑现洋200元作为丧葬抚恤；在斗争中受伤，“晒盐会”帮助医疗。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科学的斗争策略，很难汇聚成一支自觉的有纲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发动盐民斗争

1931年，正在大名第七师范学校读书的濮阳城关西街的共产党员张会之了解到“晒盐会”的情况，向中共濮阳中心县委书记王从吾作了汇报。王从吾等人分析了濮阳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后，濮阳群众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中心县委应当适应这个形势，加强宣传鼓动，把反对禁止做硝盐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口号结合起来，通过党支部和党员对盐民进行宣传教育，逐步在盐民中建立党领导的全县性盐民组织，待条件成熟后，领导群众驱逐濮阳盐巡，并以此为契机，牢固树立党组织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要做到既积极依靠贫苦盐民，又要争取盐地主富农和地方士绅的同情、支持和参与，结成广泛的反盐警反宫府的统一战线，以彻底摧垮或驱逐盐警出境，迫使国民党政府答应盐民的要求。

这年11月，中共直南特委军委书记兼大名中心县委书记高克林到濮阳县巡视工作，在听取了王从吾的汇报后，与王从吾和濮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刘晏春等人分析斗争形势，决定进一步加强对盐民斗争的领导，反对盐巡的欺压。高克林留在濮阳帮助王从吾开展工作。

王从吾和县委其他成员立即行动起来，前往各地，依靠农村党支部，短时间内把濮阳县南到黄河边的渠村，西到硝河两岸，连同内黄县的盐碱十八村，长达140华里地带的盐民相继发动起来。经过王从吾等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盐民情绪高涨，并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协助王从吾等改造了原来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在濮阳城内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濮阳民生盐会”。

驱逐盐巡出境

1932年5月，王从吾主持濮阳中心县委会议，决定立即开始驱逐盐巡出境的斗争。

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制定了一系列斗争策略。决定尽快组织盐民进城，开展有组织的驱逐盐巡的斗争。首先成立以高克林、王从吾、刘晏春为主要负责人的盐民斗争指挥部，负责对这次斗争的领导。指挥部认真讨论了斗争要达到的目的，行动方法和准备工作后达成一致意见：这次斗争，要达到包围盐巡驻地，迫使其离开濮阳；参加斗争的盐民，只自带做盐工具，分散进城，到达指定集合地点，统一行动；事先由共产党员书写标语，制作彩旗；一切准备工作都要秘密进行；强调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准打人、杀人、烧房子。

5月15日上午，盐民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井然有序地向县城聚集。县城内各学校共产党员带领学生、市民也集合起来，积极响应盐民的运动。在王从吾、高克林等人的领导下，两三千盐民手持各色彩旗，高呼“把盐巡赶出濮阳”等口号，向盐巡驻地进发。

当群众到达盐巡驻地王家大院时，只见院门紧锁，国民党县政府的民团和警察闻讯赶来，准备镇压群众。群众怒不可遏，冲进院内，发现盐巡早已逃走。

王从吾等人指挥队伍开始游行示威，沿途散发传单，宣传盐民诉求。游行队伍走过城内主要街道，在来到西水坡时，国民党县长孙培基带县保安队前来镇压。王从吾见状，镇定地告诉大家：要与孙培基据理力争，如果保安队动手打人、抓人，则坚决还击，决不能让他们抓走一个人。县长来了，盐民把他们包围起来。县长训话后，盐民你一言我一语进行驳斥、质问。县长理屈词穷，最后被迫答应了盐民提出的要求：驱逐盐巡出境；准许盐民做硝盐、卖硝盐；不加派盐税。盐民斗争胜利了。

为了庆贺这一胜利，县委决定分别在濮阳城内、城南澶州坡的沙窝村、硝河坡的千口村连唱三天大戏，邀请邻县盐民派代表参加，王从吾在庆贺大会上讲了话。

扩大斗争战果

在濮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濮阳盐民斗争胜利的鼓舞下，滑县、清丰、长垣、南乐、东明等县盐民相继开展驱逐盐巡的斗争。濮阳及周围各县相继建立盐民协会、晒盐协会、民生盐会等组织，盐民会员发展到8万多人，号称10万盐民大军。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扩大盐民斗争的影响和力量，中共直南特委决定成立两河（河南、河北）盐民总会，领导各县盐民斗争。

1932年7月，在清丰县召开了“两河（河南、河北省）盐夫联合会”（亦称“盐民总会”）成立大会，有濮阳等13县盐民代表参加。会上，王从吾就当前的形势，成立盐夫联合会的意义，濮阳盐民斗争的经过和盐民总会的任务作了报告。在王从吾主持下，大会制订了《两河盐夫联合会总章草案》，选举产生了盐夫联合会委员会，并选举王从吾为盐夫联合会（盐民总会）主席，负责对各县盐民工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历时一年多的盐民斗争，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以后数年间沿黄数县广大盐民做小盐得以维续和发展，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对于冀鲁豫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建设和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也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八路军研究会冀鲁豫分会）

王贵君：无惧生死的模范英雄

新华社长沙10月9日电（记者柳王敏）湖南省永州市日月同辉陵园内，松柏苍翠，英雄民警王贵君的墓地格外引人注目。每逢清明和烈士纪念日，永州市零陵区公安分局都会组织部分民警前来王贵君墓地，祭扫、敬献花篮，缅怀烈士功绩，学习英烈精神。

王贵君（1967—1989），湖南省永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1986年1月参加公安工作，在永州市公安局河西派出所任民警。

1989年11月10日晚，在抓捕重大盗窃罪犯的战斗中，王贵君主动参战。当罪犯持刀向一名侦察员行凶的危急时刻，王贵君立即英勇地猛扑上去，抓住罪犯。罪犯朝王贵君的胸部猛捅一刀，刺中心脏。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王贵君仍以顽强的毅力紧紧抓住罪犯，进行殊死搏斗，直到其他干警将罪犯擒获，才松手倒在血泊中，壮烈牺牲。

王贵君参加公安工作3年多来，勤奋好学，忠于职守，热爱人民，秉公执法，办理了上百起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多次无私无畏地捕捉罪犯，两次奋不顾身救起溺水群众，为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9年11月，王贵君被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分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年12月18日，公安部追授王贵君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永州市零陵区政府副区长、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小会表示，王贵君烈士是零陵公安分局的骄傲，他无惧生死、勇擒歹徒，为了党的公安事业奉献生命的英雄事迹，激励着广大民警，陪伴着一代又一代零陵民警茁壮成长，是我们的榜样和学习楷模。

王海萍：驰骋沙场显英豪

原标题：王海萍：驰骋沙场显英豪

王海萍原名朝鸾，字翔林，1904年出生于海南琼山县那流市（今海口市长流镇）堂善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少年时，王海萍就有“那流才子”之称，后来考入大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海萍与福建渊源颇深。他曾受党中央的派遣前往福建，任中共闽南特委委员，深入漳州、厦门一带工厂、农村、学校，联络各地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建工会、农协，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

在福建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王海萍又当选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此后赴永定与张鼎丞、邓子恢等成立闽西特委，率领永定、龙岩、上杭三县的农民武装攻打龙岩城。后来王海萍将农民武装转移到龙岩白土集中整编，正式成立3个团，成立闽西暴动总指挥部，以永定溪南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

在闽西，王海萍在厦门、福州秘密建立了工人自卫队和赤卫队，对党员加强军事化训练，输送优秀工人到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并在永春县、安溪县、同安县等县建立农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至1929年底，福建全省已有20多个县建立起党组织，党员达3000名。1930年，王海萍将闽西各县的农民赤卫军6个团3000多人，组编为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直接归中共中央和红军前委领导。5月25日，由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和陶铸等5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在厦门组织武装劫狱，营救出被捕的40多位同志。

1931年，王海萍接任福建省委书记。在以他为首的福建省委领导下，各地的农民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不断发展。党的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后，王海萍立即与邓子恢、蔡协民等一起建立省委办事机构，继续领导革命斗争。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成立后，王海萍任市委书记兼军事部长，继续领导厦门、漳州、泉州的革命斗争。

1932年4月，王海萍会同陶铸、邓子恢、蔡协民等领导地方党组织配合毛泽东、聂荣臻等率领的东路军（红军）解放了漳州城。由于王海萍在漳州的公开活动中暴露了身份，被国民党特务识破并秘密跟踪。6月，由于叛徒出卖，王海萍在秘密接头地点厦门中山公园被捕，不久惨遭杀害，时年28岁。（海口4月29日讯习霁鸿）

王建安：耿直无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

王建安于1956年被授予上将，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争年代的王建安骁勇善战、屡建战功，因为耿直无私，被誉为“铁面将军”。和平建设时期，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为世人所尊崇和敬仰。他常说：“我们政治教育、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等都要讲究实事求是，怎么干的就怎么说。”

务实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异休要扯皮

王建安出身农村，对农业和农民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破坏农业的行为深恶痛绝。1965年，王建安与济南军区的干部前往淄博孟家埝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活动，他发现当地老百姓并不埋头侍弄庄稼，反而热衷于搞政治，导致生产荒废，这样的社教运动让王建安心生质疑。经过认真分析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果断指出应该尊重农业生产规律，摒弃这种“假大空”的教育形式，务实究真莫放空炮，求同存异休要扯皮。在王建安的强烈争取下，几番斗争之后，孟家埝生产队逐渐转变了方向，农民的干劲越来越足，农业生产蒸蒸日上。

还有一次，王建安到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农业生产典型的山西大寨参观。他甩开陪同人员，拒绝介绍，自己上坡下田与当地农民畅谈，发现当地情况与相关报道并不一致。考察结束后，王建安向中央呈交的报告中讲道：“大寨农民家中没有余粮，农田作业基本上是手工，实现‘四个现代化’首要问题是把粮食搞上去。”该报告被转发给中央政治局参阅。

搞自欺欺人的把戏，打仗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王建安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一个领导者，如果只满足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既不做调查研究，又不听取下级反映的意见，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久而久之，就会严重地脱离实际，变成瞎指挥的官僚”。无论是在福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还是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去部队调研成为王建安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他还身体力行地告诫身边的人：“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

王建安最恨弄虚作假，凡事均躬身亲察。1978年4月，王建安听说某连队训练成绩非常好，其他方面工作也很突出，就想亲自去看一看。结果到部队后发现了不少问题。比如训练方面，为了达到效果，战士们只训练自己优秀的科目，那些成绩不好的，只要上级来视察，干脆不准到训练场。再比如内务方面，为了检查时被褥整齐，不让战士们晒被子。甚至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凑够一定的养猪头数，向别的单位“借猪”。就是靠这种瞒天过海的办法，这个部队的工作样样“走在前”。而上级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却熟视无睹，还将其列为典型。对此，王建安严厉批评，并专门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呼吁要大力反对形式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搞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平时可以马虎过去，打仗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王建安的调研扎扎实实，最讨厌那种众星捧月般的“走马观花式”调研。1979年11月上旬，王建安来到福州军区某师进行调研，部队领导全员迎接。王建安予以制止，部队领导们面面相觑，但还是坚持陪同。王建安表示，下基层本来就是要倾听士兵们的心声，如果太多人跟着，没人敢提意见、说真话，调研不是走形式，不是安排几个能言巧语的士兵作汇报。见他们如此态度，王建安不免生气地说道：“你们要去我就不去了。”此言一出，部队领导只好纷纷作罢。

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1978年底后，中纪委的工作开始陆续恢复。王建安作为中纪委常委，依旧保持着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将每个细节都落到实处。尽管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文件和信访件，王建安仍然要求做到来信必复。曾在战场上驰骋杀敌的“铁面将军”，在纪委工作中依旧表现出老党员的初心和风范。老战友老部下犯错误时，他能够做到不包庇不袒护，对待任何人都做到一视同仁，出现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反映。有一次，机关在印发王建安向军委的报告时提出，是否不提被批评的军委某领导人，王建安坚决反对。王建安指出：“共产党员就是要敢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怕个鬼呀！不但书面材料要发，见到他还要说。”

王建安批评人常常不留情面，不徇私情，越是对领导越不客气。有一次王建安到某军校调研，在座谈时有学员和教员反映，大量的时间用于搞生产。随后，王建安向学校领导班子明确表示：“学校要以教学为主，搞生产太多会影响教学质量。”一位负责学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说：“首长不了解情况，学校不搞生产，伙食没办法改善。”王建安当场批评他，接着又说：“我们这些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着急啊！部队首先是战斗队，现在的学员将来都是带兵打仗的指挥员，一定要好好培养他们，这也是我们这些老家伙临死前的责任。”

王建安不仅在批评时讲真话，对待同事同样做到了实事求是、公私分明。那些和王建安在工作中发生分歧的同志，他从没有排挤过。他认为，在工作中可以意见不同，但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评价别人的才能和品行。一些干部德才兼备，虽曾和他发生分歧，但王建安在推荐人选时仍公正无私，给予较高的评价。

长期的戎马生涯、过度劳累，导致王建安身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和心脏病等，医生一再嘱咐他不能劳累，要注意休息。然而从1976年底到他逝世的4年间，王建安每年搞调研的时间不下四五个月，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王建安去世的1980年，他仍有78天时间赴外地搞调查，先后给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写出了12份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内容丰富，从反映情况、分析问题，到提出批评、谋划措施，实事求是地反映了部队的实际和群众的呼声。

王杰：舍命扑向炸药包的英雄

据新华社电（记者魏圣曜、孙晓辉）在山东金乡县王杰村，一座苍松翠柏环绕的院落内，一尊3米多高的白色人物雕塑肃穆矗立，雕塑后的展厅内，安放着雕塑原型——英雄王杰的照片、日记、生活用品等遗物。这里就是王杰纪念馆。

王杰，1942年生，山东金乡县人。1961年8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王杰关怀战友，爱护集体财产，帮助群众做好事从不留名。他勤奋工作，在执行训练、施工和抗洪救灾等各项任务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被大家称为“闲不住的人”“不知疲倦的人”。他在部队里年年是优秀战士，两次荣立三等功，当了班长，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一级技术能手。他热爱学习，写下了10多万字的日记。

1965年7月14日，王杰在江苏省邳县张楼公社帮助民兵地雷班进行军事训练。在炸药包即将发生意外爆炸的危急关头，为保护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的生命安全，他毅然扑向炸药包，献出了自己23岁的年轻生命。

根据王杰生前愿望，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65年11月2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他题了词。

1965年11月9日，《解放军报》以“一心为革命”为题，刊登了王杰的日记，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为了缅怀英雄，1968年，王杰成长的山东省金乡县花鼓村改名为“王杰村”，并在村里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如今，行走在金乡县，从王杰纪念馆、王杰广场、王杰中学，到王杰少先队、王杰示范岗，处处都能看到王杰精神的延续。金乡县委书记董冰说，王杰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作为英雄的家乡，金乡在弘扬王杰精神方面要走在前列。

王庆平：谱写一曲英雄壮歌

走进上海警备区军史馆，王庆平回头一笑的大照片，永远定格在官兵的心中。

王庆平，原上海警备区司令部通信站副政治教导员。2005年2月22日，王庆平组织官兵进行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一名战士在投掷第二枚手榴弹时，弹体不慎脱手，落在身体右后侧约1米处，手榴弹冒着青烟。面对猝不及防的险情，被惊呆的战士下意识地蹲在了地上。

王庆平一个箭步跨上前，双手用力拽住他往隐蔽壕方向拉。因战士重心太低，王庆平第一次用力拉拽没有成功。生死关头，王庆平毫不犹豫向右跨出一大步，扑向战士的右后侧，用自己身体护住他，并使出全力将他向隐蔽壕方向推去……

轰！一声爆炸声后，战士得救了，6枚弹片却击中了躲闪不及的王庆平。虽经全力抢救，35岁的王庆平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

王庆平曾多次组织过投掷实弹训练，他很清楚手榴弹的爆炸时间。当时，隐蔽壕就在身旁，只要往左跨一步就能安然无恙。然而，保护战士的意识胜过了自己求生的本能。生死危急一瞬间，他果断地做出了选择。

王庆平用生命谱写了一曲英雄壮歌。

从军18年，王庆平2次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他当干部13年，换了6个不同岗位，都干得非常出色：任通信站连指导员时，把一个连续6年没有评上先进的单位当年带入先进的行列；任连长期间，带领连队先后荣立1次集体三等功，2次集体二等功，年年被评为先进连队。他组织研发的“我爱背号码”软件，被上海警备区评为科技练兵成果一等奖；用电脑绘制的“通信路由图”，成为驻沪部队通信系统的“神经中枢图”；带领战士研发的“电源远端监控报警系统”将工作效率提高20倍……

王庆平作为一线带兵人，始终把战士当作自己的亲兄弟：新兵初来，家人能收到王庆平精心拍摄的照片；老兵退伍时，能拿到他平时用心积累的军营生活照片和录像。每年除夕夜，他坚持和官兵一起吃年夜饭，到哨位、机房向值勤官兵嘘寒问暖。他在通信站创办文化夜校，请地方学校的老师给战士辅导文化课；战士们缺少学习资料，他联系办理集体借阅证；战士们想学电脑，他成立“连队电脑培训中心”，连队多人考取了军校，有近百名战士取得了中专以上文凭。

“学庆平，爱岗敬业砺精兵；做庆平，三尺机台创佳绩；学庆平，勇于磨炼，打造通信保障精兵；励斗志，团结拼搏建设全面过硬连队”。在王庆平生前所在部队，学英雄、做英雄的接力棒在一茬茬官兵中传承……（贾启龙）

王文明故里：沧桑历尽薪火传

原标题：王文明故里：沧桑历尽薪火传

刘梦晓

“琼崖创业舞红缨，母瑞山中斩荆棘。化雨春风滋椰树，一门忠烈王文明。”春分时节刚过，走进位于琼海市阳江镇益良村的王文明故居陈列室，一首题诗高高悬挂。

踏入老屋，一股朴素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令人感慨万分：126年前，就在这块土地上，王文明呱呱坠地，开启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他是琼崖党组织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琼崖武装总暴动的发动者和琼崖革命军队的创建者之一、“琼崖苏维埃政权的创造者”、琼崖革命根据地的奠基人和琼崖土地革命的开创者，他凭借过人智慧多次力挽狂澜，救革命事业于危难之际。

斗转星移，而今的老屋，已然是人们了解王文明革命光辉的寻迹之处，成为后人缅怀英烈、传承精神的红色遗址。

历经磨砺，成为琼崖党组织的主要领航者

王文明故居里，有一个枕头箱，是王文明1924年考进上海大学社会系时买下的。这个枕头箱曾被王文明装过许多党组织的重要文件，见证了他从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到讨伐盘踞在琼崖的军阀邓本殷，光复琼崖的革命者，再到成长并当选为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等一系列参与并领导革命斗争的历程。

“王文明去世时仅36岁。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每一年都和辉煌壮阔的琼崖革命斗争史密不可分。”琼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陈锦爱说，1926年，王文明参加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意见，他当选为中共琼崖地委书记。那时，他入党仅4年，年仅32岁。

人们不禁要问，为何选他扛起琼崖革命的指挥大旗？

“无论是革命觉悟、领导水平，还是工作能力，他都足以承担历史重任。”在陈锦爱看来，选王文明为琼崖党的掌舵人，不是一时仓促之举，而是广东区委和琼崖共产党人的慎重抉择。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王文明就是琼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秋，王文明中学毕业后，被聘任为琼东县双庙高等小学校校长。1922年，王文明辞去校长职务，参与创办嘉积农工职业学校。这时期，王文明结识了来到琼崖的共产党人吴明，并于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两年后，王文明考入上海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25年10月，王文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收复琼崖。

全岛性的地方党组织建立后，王文明多次走上主要领导岗位。他是中共琼崖第一任地委书记，并3次出任特委书记。在艰难时局的磨砺中，成为琼崖党组织的主要领航者。

在后来的椰子寨战斗中，杨善集战死，王文明则继任讨逆革命军党代表。此后的琼崖工农革命军、琼崖工农红军，他都担任党代表，带领革命军队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与敌人抗争。

一股韧劲，开辟琼崖革命根据地

“别看王文明是一名儒生，和敌人打起仗来可毫不手软。”陈锦爱说，过去王文明故居里曾有一块王文明随身携带的磨刀石，专门供王文明打磨战刀，谁阻挠琼崖革命前进，谁便是战刀的敌人。这块磨刀石目前被保存在琼海市博物馆里。

王文明能文能武，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曾于1928年和1932年两度焚烧、拆毁他的老房子。现在的故居，是琼海市政府1993年在原址依照原貌重新修葺而成。

王文明活着的时候，虽没有了小家，但还有大家。在他心中，每一个革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家，那就是革命根据地。

1927年琼崖“四二二”事变后，王文明带领地委机关撤到具有坚实群众基础和较好自然条件的农村——他的家乡乐会县第四区，以此为立足点向四面发展。他着手恢复和建立党的领导中枢，组织革命队伍，发展工农武装，举行武装暴动。斗争范围和赤色区域不断扩大，建立革命政权的条件逐步成熟。在他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当年12月，乐会四区苏维埃政府诞生，标志着琼崖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形成。

琼海市阳江镇文化站原站长庞启江介绍，当时乐会四区根据地配套建设比较健全：办报刊杂志，办两家戏团，设军械局、红军医院、服装厂、印字局等，开办集贸市场、消费社、商店、收购站等等。中共党组织比较完善，琼崖特委、乐会县委、乐会四区区委、各乡乡委或党支部层级分明。

正是因为这里是革命群众的乐土，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红土地”，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1928年底，革命形势恶化，王文明审时度势，带领600多人转移至母瑞山。在躲避敌人“围剿”的同时，以一股韧劲开山辟地，创建出了新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次年5月，母瑞山区大山乡苏维埃政府成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这块根据地保存和发展了琼崖革命力量，王文明在其中功不可没。

智勇过人，危难关头挽救革命

“在复杂斗争的紧要关头，王文明凭着赤胆忠心、过人胆识和智慧多次将琼崖革命事业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庞启江说，琼崖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充满艰难险阻。

在“四二二”大屠杀开始前，是王文明以敏锐的判断，察觉到随时可能有危险出现，便向各县委通报情况，要求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一接到上级“立即撤离城市”的紧急指示，王文明便火速布置，组织转移，自己则带领部分地委领导撤离海口，避免造成更大的牺牲。

在杨善集牺牲后，王文明继任琼崖特委书记，领导党和革命队伍继续战斗。

在后来的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执行省委指令将特委领导机关迁至海口时，王文明亦坚持真理，把琼苏政府机关、红军留在根据地，避免了一场浩劫。

在敌人疯狂反扑乐会四区革命根据地，革命到了最险恶的时候，是王文明毅然率队伍转战母瑞山，保存了革命火种。

在特委领导机关被破坏、琼崖党组织失去统一领导的时候，是王文明抱病在内洞山主持各县委代表联席会议，重建琼崖特委领导机关，确定了坚持武装斗争、坚持土地革命、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针。

说起王文明，陈锦爱对他选人用人的能力亦十分赞叹，“1927年，王文明提议由冯白驹当琼山县委书记，成立琼崖第一个县委；在内洞山会议后，王文明提议由冯白驹主持特委工作。正是王文明独具慧眼，挖掘英才，让冯白驹的能力展现，才让琼崖革命走上更正确的道路。”

但由于长期操劳，风餐露宿，王文明的身体垮了。1930年1月17日，36岁的王文明在母瑞山病逝，将他短暂的一生奉献给琼崖革命。

可人们对王文明的怀念没有随着他肉体的湮灭而消失。在1930年2月15日，《乐会县苏维埃政府为追悼王文明同志告民众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悼文，是当时人们对王文明最真实的评价：“巍巍乎，王文明同志真不愧为琼崖工农群众的领袖，如铜似铁的革命家了！”

世易时移，家乡发展薪火旺

世易时移，如今的王文明故居，被竹林环绕，十分静谧。现在住在里面的是王文明的曾孙王新海。春日阳光正好，院子里如普通的农家小院一般，晾晒作物和被褥，充满简单安逸的生活气息。

这座小院，不仅走出了王文明，还有王家的满门忠烈。

在王文明故居陈列室里，海南日报记者看到了王文明为革命献身的7位亲人的名字：大哥王文源，妻子邢慧学，长子王健，侄子王荣、王华，侄媳妇陈春福、吴胜玉。

“王文明家满门忠烈，他有7个亲人为革命献出生命。”陈锦爱说，除了7个为革命牺牲的亲人，王文明最小的儿子王祥因是“共匪头子”的儿子，被人欺负、作弄，吓成了精神病。

对王家的满门忠烈，人们无不惋惜。更令人惋惜的是，王文明在母瑞山去世后，遗体不知所终，尽管后来人们多次寻找未果。如今，在琼海市嘉积镇东风路上，王文明纪念园里仅安放了王文明的衣冠冢，供后人凭吊敬仰。

好在，如今王文明的故乡阳江镇早已从革命的炮火中浴火重生，换了新颜：全镇重点发展橡胶、槟榔、胡椒三大热作种植产业，以荔枝、火龙果、油茶等为特色产业，是琼海市热作面积最大、产量最多的镇，也是全市橡胶、胡椒、槟榔交易物流中心。

同时，阳江镇立足自身革命文化底蕴丰富、自然生态资源充足等方面优势，以红色革命文化为主题，着力突出绿色生态文化、金色商贸文化，打造了三色交融、富有时代性的“红色文化风情小镇”。

“我们发展得越好，就越不辜负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益良村党支部书记郑馨说，当前村民收入依靠种植橡胶和槟榔，为了提升经济效益，琼海市已经连续两年开展种植技术培训。同时，琼海市有关部门还引导村民外出务工，以增加收入。

（本报嘉积3月22日电）

王文宇：战功赫赫真英雄

1933年7月的一天，府城街头岗哨密布。顾不上国民党军警的阻拦与叫嚣，成千上万的群众像潮水般涌上街头，只为送他们心中的英雄——王文宇最后一程。“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街道正中央，这位年轻的革命者身负枷锁却面无惧色，一路高呼着革命口号，昂首从容赴刑场。

或许王文宇也不曾想过，当初只是为了给自己在绝境中找条活路的他，如今会生出如此坚定的革命决心。

1899年，王文宇出生在澄迈县北雁乡（今文儒乡）良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相继病逝后，他曾在西昌墟给一个财主打长工，后因无法忍受财主的凌辱而出逃，投奔了农军首领陈继虞。

王文宇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对于他来说，革命斗争的苦与难根本不在话下。王文宇作战英勇果断，屡立战功，两年后升为排长，1923年随部渡海北上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1925年在广东省国民政府缉私卫商团任一营一连连长。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被派到叶剑英在广州举办的军官教导团学习。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启幕后，王文宇在政治及军事上的才能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

从1927年至1931年春，他先后担任琼崖西路人民起义军澄迈大队长兼教官、琼崖工农革命军西路军营长、琼崖西路工农红军营长、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团副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二团团长等职，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到1931年夏，王文宇正式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师长，在琼崖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将琼崖工农红军队伍发展至2000多人。

1932年8月，国民党军“围剿”乐会县四区琼崖中心革命根据地，正是王文宇指挥红军第一团同数倍于己的敌军激战，掩护了琼崖特委、琼苏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到这一年10月，他又和政治委员冯国卿率领红一团一营和师部警卫连突出重围，将国民党军引离母瑞山。

得知红军突围的消息后，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急忙调2000多人的兵力到乐会、万宁交接的文魁岭一带堵截，王文宇带领仅剩的60多名战士转入深山密林继续战斗，最终在向白水埇山转移时遭敌军伏击，腿部中弹。他冲出埋伏圈后，因饥饿和伤痛而昏厥，不幸被捕。在监狱里，国民党当局用美人计、高官厚禄诱惑，手指插竹签、灌辣椒水、铁板烙等手段，都无法使其屈服。就义时，王文宇年仅34岁。

海南解放后，北雁乡更名为文儒乡。而王文宇的另一个名字，正是王文儒。

（海口4月22日讯李梦瑶）

王孝和：无所畏惧的工人阶级代表

新华社上海5月6日电（记者郭敬丹、吴振东）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着一张工作证。泛黄的内页上写着：上海电力公司兹证明王孝和为本公司工人……

王孝和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解放战争时期，这位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最终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就义。

王孝和原籍浙江鄞县，1924年生于上海。1938年，考入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受到党组织的培养。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进入美商上海电力公司。1946年1月，上海电力公司发生大罢工，王孝和积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1948年1月，王孝和当选为上海电力公司工会常务理事。上海电力公司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工会的领导，将工会内的5名党员理事组成党团，由王孝和任党团书记。在王孝和的带领下，上海电力公司工人在同国民党上海反动当局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孝和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在监狱中，王孝和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敌人从王孝和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便将他判处死刑。面对死刑，王孝和坚定地说：“从我被捕第一天起，就做好了这个准备。”“死无所惧，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同敌人斗争。我的武器是公开揭露敌人的残酷和对人民的仇视。”在牺牲前，王孝和先后写下了三封遗书，他号召战友们“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9月30日上午，王孝和在提篮桥监狱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4岁。

那时，王孝和已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在狱中，王孝和家中的妻子已有孕在身，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我的名字就是父亲在狱中为我起的，他在写给母亲的遗书中说，‘未来的孩子就唤他叫佩民！’”王佩民是王孝和的小女儿，她在父亲牺牲后21天出生。从未见过父亲的她，对王孝和的认知就来自于一张张历史照片，一封封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的家书。

在女儿心中，王孝和对家庭充满爱，但为了党的事业，他可以牺牲一切，父亲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谱写的革命者之歌，激励着后人为祖国建设事业不懈奋斗。

韦声略：只身勇斗两歹徒血染青山铸警魂

新华社南宁10月14日电（记者黄耀滕）在广西融安县雅瑶乡大琴村桐甲屯的一座山脚下，一条上世纪90年代当地村民赶圩常走的山间小路已荒废多年。在这条长满荒草的小路上，融安县森林公安局民警蒙萌依然能很快找到一处地方，就是在这里，他的一位战友只身与两名歹徒搏斗，不幸身中四刀，壮烈牺牲。他，就是韦声略。

韦声略，1963年出生在广西融安县雅瑶乡。1981年，18岁的韦声略积极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在部队先后9次受嘉奖。1985年，韦声略退伍后加入公安队伍，历任融安县公安局河东派出所治安员、雅瑶乡政府干部、雅瑶派出所乡警、雅瑶派出所民警。

1985年，韦声略退伍回到家乡成为融安县公安局治安队的一名治安员，主要负责县城的反扒和巡逻工作。白天，他和同事们一道，在融安县长安镇的码头、车站等地巡逻；晚上，他主动请缨参加河东派出所的夜间巡逻，打击夜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工作表现积极，韦声略很快成为治安队的骨干力量。1986年，治安队凭借突出的工作表现，获得“全国先进治安管理单位”称号。

1987年，韦声略先后通过招干录警成为融安县雅瑶乡乡警、民警。“不管前方有多危险，遇到警情他总是冲锋在前。”与韦声略在雅瑶乡派出所共事过的蒙萌说。

1988年12月的一天，韦声略与所里另外一名民警去广西桂林市永福县寿城乡起获赃物时，在寿城车站遇到了负案在逃半年之久的强奸、盗窃案犯林某健，当时林的手中拿着杀猪刀，顾不上林犯随时有可能举刀行凶的危险，韦声略挺身而出勇敢地将其抓获归案。

1991年6月2日，本该在家休息的韦声略，主动到所里值班。这时，有群众举报，一名自称“韦老四”，本名叫张某四的在逃盗窃嫌疑人在雅瑶街出现。韦声略和所里另外一名民警一起，随知情人一道上街追寻张某四。

途中，因奔跑过急，另一名民警突发胃病，安顿好战友，韦声略继续追击。追赶数公里山路后，不见了嫌疑人的踪影，韦声略便隐蔽在山路旁守候，不久，嫌疑人出现在山路上。韦声略纵身一跃将张某四扑倒在地，见韦声略孤身一人，张某四拼命反抗，双方展开了激烈搏斗。被韦声略压倒在地死死卡住脖子的张某四，挣扎着叫同伙帮忙，同伙韦某端便冲上来，从背后抱住韦声略的脖子，韦声略摔倒在地，张某四则乘机拔出尖刀。

面对两名穷凶极恶的歹徒，韦声略毫无惧色，奋勇还击。搏斗中，张某四用尖刀朝韦声略连捅四刀，其中两刀刺穿心脏，韦声略不幸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8岁。

面对歹徒毫不退缩，韦声略用青春和热血铸造了光辉的警魂，实践着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铮铮誓言。1992年，韦声略被公安部追授为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在韦声略哥哥韦声勇的家中，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公安部颁发的书写有“公安英烈共和国不会忘记”的纪念牌摆放在客厅中间位置。同样也是一名警察，已经从铁路公安系统退休的韦声勇如今有了两名孙子。“我时常给他们讲弟弟与歹徒英勇搏斗的事迹，如果以后他们要当警察，我一定全力支持。”韦声勇说。

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基础——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东北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开篇，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扭转全国战局的一个新的转折点，革命与反革命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根本变化。为了缅怀牺牲的革命烈士，褒扬其历史功绩，鼓舞和教育后人，在辽沈战役战略决战的发生地——辽宁省锦州市，建成了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全文如下：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在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和东北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于一九四八年秋把东北境内蒋军主力分别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我军为了全部歼灭敌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发动了大规模的辽沈战役，向敌军展开了全面的进攻。战役开始，我军首先解放兴城、义县，截断了敌军向华北的退路，继而又切断了锦州同锦西葫芦岛的联系，完全把锦州敌军包围起来。自十月九日起，我军在塔山地区又阻击了从海上调来增援的敌军九个师，我军以少胜多，奋战七昼夜，使敌军不得前进一步。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发起总攻，于十五日十八时胜利结束战斗，全歼守敌十余万人，解放了北宁路上的战略要点——锦州，从而扼住了东北蒋军向关内联系的咽喉。在我军这一胜利声震撼下，长春守敌一部起义，其余投降。这时，沈阳地区敌军主力从沈阳进到彰武一带，企图重占锦州，打开南逃通路。我大军迅速由锦北上，以雷霆万钧之势，对该敌展开大规模分割包围，决战于黑山、大虎山地区，经两昼夜的激战，全部歼灭敌军，我军乘胜向沈阳、营口进军，十一月二日沈阳、营口相继解放。至此，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蒋军精锐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沈战役是解放东北的最后一战，为解放华北和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在这一战役中光荣牺牲的革命烈士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用鲜血换来了祖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他们将永远在人民心里。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在中国人民历史上放射光辉。

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立

纪念碑位于辽沈战役烈士陵园内，碑高2.3米、宽5.2米，灰白色大理石上镌刻着1957年11月2日辽宁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与纪念碑一起修建的是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碑与塔融为一体，构成了辽沈战役纪念园区的主体，显示出深厚的红色革命文化底蕴。纪念塔塔身高8米，正面镶嵌着朱德题写的“辽沈战役革命烈士永垂不朽”12个鎏金大字，塔顶是一座持枪振臂呐喊的青铜铸就的解放军战士全身塑像。塔身两侧是长8.8米、高2.4米的花岗岩浮雕群像，表现的是锦州攻坚战和辽西围歼战的战斗场面。

锦州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李楠为碑文的执笔者。这篇600余字的碑文，深度解读历史，精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清晰展现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进程的整体画面，倾注了对东北解放斗争中牺牲英烈的深切缅怀，褒扬了东北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为烈士纪念碑的设计确定了鲜明时代主题。

首先，概括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碑文以辽沈战役军事主题为切入点，全景展现了一幅东北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清晰地表现了国共双方战略决战的宏大场面。辽沈战役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东北大地，经过夏、秋、冬攻势，东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9月12日起在南至辽宁西部、北至沈阳、长春等地的千里战线上，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战略决战，双方共投入兵力150万之众。决战的气息渐浓，辽沈战役呼之欲出，碑文渲染了足够的笔墨在战役细节，这为我们展现了一部荡气回肠、可圈可点的信史。

其次，揭示了辽沈战役胜利的诸多因素和伟大意义，从中提升概括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东北解放战争的最本质特征。碑文叙述伊始，即明确了东北解放战争性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这是对东北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高度凝练。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致力于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就是发动群众，这是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成功与失败的大问题。为此，东北局在通过“七七决议”后，先后派出1.2万名干部，“到乡村中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不怕脏，不怕烂，住到农民的家里去，和农民在一起，学习东北农民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情况，领导他们的斗争，解决他们的切身要求，把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有正确的决策，有人民群众铜墙铁壁般的真心拥护和支持，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必定属于人民。在结尾部分，碑文强调了辽沈战役的重要意义，这与毛泽东提出的：“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是中国革命成功已经迫近的标志”，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碑文的写作风格值得称道，虽无华丽辞藻，但细腻可究，信息完整准确，历史启示深刻明确，堪称经典。从行文上看，碑文全景式描述了军事斗争的丰富场面，紧紧抓住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系统性，贯穿着科学的历史时空观，进而揭示出东北地区近代革命斗争的历史规律，显示出人民战争的正义性。一方面，文风简洁，史论结合，主题鲜明，恰到好处。碑文把叙事与论史严谨地结合起来，一气呵成地向读者展示了东北解放战争的全景画。读过碑文，革命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给人以对牺牲烈士无限的思念和景仰，一种庄严壮丽的气氛油然而生。另一方面，把握了东北革命战争的规律性，贯穿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国内历次革命斗争一样，紧紧依靠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东北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因为这是正义的事业。碑文多次提到“人民”，深切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强调这场战争是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依靠人民的全力支援，体现了人民战争性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在东北人民革命斗争中的生动体现，纪念主题由此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辽沈战役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价值，全面概述解放战争期间东北人民浴血奋斗的艰辛历程，反映了东北3700万人民继承先烈遗志、鼓舞人民的价值追求，不仅镌刻在纪念碑上，也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为人民服务：从提出到写入党章

刘思妗

重新梳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概念的提出到形成著名篇章，再到写入党章的历史过程，既能让我们感受他的为民情怀，又能让我们更好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初心使命。

1939年2月，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他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提出知识分子应该“为工农阶级服务”“为群众服务”，并以能否为群众服务作为区分不同知识分子的标准，也作为吸收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考量标准。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他提出作家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并指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中指出，为群众利益着想是“我们与国民党的根本区别，也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他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思想：一是为人民服务要树立正确的生死观。他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融入共产党员的生死观，最高意义就在于无私、忘我地为人民服务。二是为人民服务要正确对待批评。三是为人民服务要搞好团结。此后，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题写“为人民服务”，不断展现其蕴含的精神力量。1944年冬，他为党内刊物《书包简讯》题词：“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1945年5月，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9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45年9月，他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1953年，《为人民服务》正式成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继续论述“为人民服务”思想，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10月4日，他在中央印刷厂礼堂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经过理论和实践的充分准备，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他还精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要做到的三个“一”，即“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了1945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章“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每一个党员都必须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以后的历次党代会都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

（摘自2019年12月2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伟大的抗战精神：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特邀嘉宾：李宗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

对话人：记者王雅婧

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呼啸的枪声掀开了全民族抗日的序幕。此后，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无数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动人心魄的壮丽篇章，展现了中华儿女昂首不屈、百折不挠的伟大的抗战精神。

XJP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深刻揭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的内涵：“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今天，我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更要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汲取力量，砥砺初心使命。今天我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党员干部应该如何用抗战精神砥砺初心使命？7月4日，本刊特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党组书记、馆长李宗远，对此进行深入解读。

感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救国为民的初心使命

记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陈列了很多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献和相关实物。您能否选取您印象深刻的几件，讲讲它们背后的故事？

李宗远：现在我们纪念馆收集的文物将近4万件左右，每一件文物背后都蕴含了珍贵的历史信息和历史故事。我个人印象比较深的有这么几件。一个是抗日根据地的初小和高小教材，16开的小本子，有很多插图，内容除了普及一般知识的之外，还有很多抗战救国的内容。这些教材，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加强中小学教育建设的见证。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的时候，只有一百来所小学。但是到了1940年的时候，这个数量增长了十倍。正是党对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促使更多有志青年掌握知识本领，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

另一个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的最高指挥员——左权将军在前线写给妻子刘志兰的家书。家书不仅揭露了日军的暴行，还表达了左权对家人，尤其是女儿左太北的牵挂。虽然不舍家人，但是作为军人，在民族危亡关头，左权毅然抛弃了小家，为祖国和人民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如今，虽然这些家书的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很模糊，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位爱国将领在艰苦岁月中的铁骨柔情与不屈斗志，感受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救国为民的初心使命。

第三个是纪念馆最近收藏的毛泽东同志所著的《论持久战》的各种版本，包括它的首个英译版本。1938年5月，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集全党智慧，发表了《论持久战》，科学论证了中国抗战必须经过持久抗战方能取得胜利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纲领性文件。从这些不同的版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从延安到上海，从后方到前线，各地都在广泛印行这本《论持久战》，可见此书的受欢迎程度，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是得到各方广泛认可的。

记者：XJP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宗远：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我觉得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持久战的方针和一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发表的《论持久战》详细分析了中日之间的现状，并根据中日的实际情况预判了抗日战争的发展经历，提出了持久抗战这样一个战略总方针，同时指出，在落后的国家抗击外敌侵略，应该采取的是游击战争。事实证明，这是极其正确的战略方针。

其次，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最早发起全民族抗战号召，最早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领导军民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牵制了日军大量兵力。当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动全民族抗战，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中包括开明的绅士、开明的地主阶层。经济上转变了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因为在抗战时期我们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民族矛盾，这些政策都极大地壮大了我们的抗日力量。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极大减轻了劳苦大众的负担，因此很多农民都踊跃参军。

另外，我们也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敌后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也取得了辉煌战果。以杨靖宇、赵尚志、左权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夺取抗战胜利付出了宝贵生命，充分发挥了中华民族先锋队先锋模范作用。我们继承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就是要让广大党员干部感悟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救国为民的初心使命。

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记者：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请您谈谈对这一精神的理解。

李宗远：当一个民族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动力来支撑这个民族的斗争。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这个民族在强敌面前就会迅速垮下去。日军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必须要唤起人们的这种精神。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强敌面前有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而在抗战时期，我们的这种爱国精神、斗争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这种民族的精神基因在人民对侵略者的反抗中不断生发，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可以说，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的一种升华。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问杨虎城将军：“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虎城的回答是：“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定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正是因为有这种坚定的意志，我们才喊出了“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奇迹。

记者：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战中的升华，是伟大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今天我们重温抗战历史、传承抗战精神，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李宗远：抗战精神对于我们现当代人来讲，是一笔很大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助推力。在抗战时期，外敌那么强大，而我们国家当时经济、武器装备各方面都很落后，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靠什么赢？靠什么支撑起长久而艰苦卓绝的抗争？靠的就是一种必胜的信念，一种为民族独立而勇于牺牲的精神。XJP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挑战也不少，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继承和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需要我们像革命先辈那样，拿出必胜的信念，拿出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

追寻先辈足迹，砥砺初心使命

记者：抗战精神蕴含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XJP总书记指出，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如何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干部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

李宗远：青年干部要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必须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其中，抗战历史就是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干部应该学习和掌握的重要内容。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第一次洗雪百年屈辱、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这一战争的胜利，极大提升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学习抗战历史，对增进广大青年尤其是青年干部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勇担历史使命，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感人事迹。今天我们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干部增强爱国意识，就要引导他们向革命先辈学习，学习他们勇于担当的精神，促使广大青年干部自觉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近年来，纪念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比如举办抗战历史大讲坛活动等，每年也有许多青年干部来参观学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记者：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在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精神，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正在扎实开展，您认为党员干部应该如何用抗战精神砥砺初心使命？

李宗远：最近，纪念馆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党性教育基地、廉政教育基地的作用，落实主题教育“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等方面要求，面向来馆的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民族先锋大讲堂活动。通过红色故事会，追忆抗战时期入党誓词，“我想对党说”寄语感言等形式，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弘扬抗战精神，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更好地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砥砺初心使命。

在我看来，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砥砺初心使命，首先，党员干部应该学会始终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其次，要始终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党员干部还要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勇气和使命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那样极端困难的环境下，顽强抗争，最终取得胜利。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时刻铭记先辈们是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奋勇向前的，就没有什么是战胜不了的。

渭华起义时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提起全家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团圆、幸福、甜蜜、温馨的美好瞬间。而这张渭华起义时特殊的“全家福”，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这是一张91年前的照片（我们斟酌再三，还是没有把这张照片刊登出来——编者），图像已经有些模糊，但仍然可以看到：坐在这张照片中间的男子双眼紧闭，肢体僵硬，向一侧倾斜；几个人的服装各不相同，中间的男子穿着正式，后边站着的人穿着破旧。

照片中坐着的男子叫温济厚，照相时他已经去世。旁边抱着孩子的妇女是他的妻子，并用胳膊顶着他。站着的男子是同村人温志德，在后面拉着他的腰带拽着他。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后，共产党员温济厚被陕西省华县反动当局逮捕后枪杀。温济厚的妻子和温志德一起搬回他的遗体，给他穿上寿衣，从县城请来了摄影师，在村西头的小庙里拍下了这张阴阳两隔的照片。

温济厚是陕西省华县华州乡（今渭南市华州区华州街道办）露泽院西村人，1903年出生。他家境富裕，家里有几十亩土地，自己在华县七里寺小学（现柳溪小学）任校长。在魏野畴、王尚德等共产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毅然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常带领师生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1927年3月华县农民协会成立后，温济厚任县农协委员，积极宣传、动员群众反对土豪劣绅，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发动农民运动的同时，他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中共七里寺支部，并担任书记。

1928年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5月5日晚，温济厚在七里寺小学紧急召开党支部会议商讨对策。由于叛徒告密，一群反动军警突然扑进学校，温济厚不幸被逮捕。在华县看守所，国民党县长和警察局局长亲自审问温济厚，并施以严刑，吊起来抽打，甚至用烙铁烧及全身。但温济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为革命献出了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他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共产党万岁！”

温济厚牺牲后，为了让儿子继承父亲的遗志，他的妻子给儿子改名为温念赤。新中国成立后，温济厚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58年12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向温济厚的家人颁发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1928年5月初至6月底，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唐澍、许权中、谢子长等共产党人组织发动的渭华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领导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掀起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革命高潮，积累了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为革命斗争培养了大批干部。对于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这次起义中，西北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唐澍、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和副大队长薛自爽等起义领导人壮烈牺牲，温济厚等300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赤卫队员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渭华起义的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信仰和忠诚熔铸而成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培育的一整套革命精神链条上不可或缺的光辉一环，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渭华起义纪念馆中的砖铺标语“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全国独一无二，成为渭华起义的历史见证，激励着后来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进。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为渭华起义纪念馆的题词：“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温克明：英雄形象永存延庆山水间

温克明出生在延庆柳沟村一个贫寒之家。父母早逝，他靠吃百家饭长大。因生活所迫，曾替人参军，十余年走南闯北。1926年8月，年逾不惑的温克明返乡务农。

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包括延庆在内的冀东大部分地区被划为“非武装区”，不许中国军队驻防，致使日伪、土匪横行。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自保，周边几个村联合成立了“联庄会”，因平日威信高，温克明成为“联庄会”的首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自筹枪支，决心组织群众抗击日寇，保卫家乡。

1938年春，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邓华支队的先头联络员戴焕章秘密来到延庆，拜访了温克明。在两人交谈中，温克明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八路军抗击日本侵略者。

1940年，年近六旬的温克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3月，在昌延联合县第一届县议会上，经过民主选举，温克明被选为县议会议长。

1943年4月的一天，温克明和区委秘书张体芳到石佛寺村镇压了一名为非作歹的汉奸，并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二人一直工作到午夜，就露宿在村边的一间厂房内。凌晨3点多，40余名全副武装的日伪兵，包围了温克明他们住的厂房。为掩护张体芳，温克明一人一枪与敌人进行战斗。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被敌人抓捕。

1943年5月31日，宁死不屈的温克明惨遭敌人杀害。他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存在延庆山水间。

我军第一支工兵连队的“白龙马精神”

江西瑞金沙洲坝有口著名的“红井”，挖“红井”的部队，便是现在陆军第72集团军某工兵旅道路一连的前身部队“工兵红一连”——我军历史上第一支工兵连队。

1930年10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亲自组建我军第一个工兵连队，并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工兵连。建连不久，毛泽东来连队看望官兵，了解到许多同志因为天天同石头疙瘩、黄泥块子打交道，不能上前线杀敌而产生“小情绪”。他风趣引用《西游记》中白龙马的故事，教育引导官兵不计名利、埋头苦干，“甘作革命骏马，驮着革命走向胜利”。从此，“工兵红一连”官兵牢记领袖教导，怀揣满腔热忱，踏上南征北战的荣光之路。

强渡乌江天险，“工兵红一连”日夜不休赶制竹筏、编制竹筐，冒着枪林弹雨架通浮桥；强渡金沙江，“工兵红一连”用7只小木船运送红军，连续奋战9天9夜。参加过5次反“围剿”斗争、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坚持敌后游击、奋战华东战场、抗美援朝作战、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腥风血雨的一场场硬仗面前，“工兵红一连”用实际行动衷心拥护党中央，不论艰难险阻，不畏流血牺牲，为了胜利前仆后继。（王继敏肖志超熊野）

吴根生：肉身堵车轮的生命”守护神”

新华社武汉8月26日电（记者王贤）在我国首座公安专题博物馆——上海公安博物馆，吴根生烈士追逐逃犯时驾驶的摩托车一直陈列在这里，昭示着这位为保卫人民生命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警察的英雄事迹。

吴根生，男，1952年5月生，湖北鄂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上海崇明长征农场务农。1970年调至上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交通警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机动中队副分队长。

1975年7月2日13时05分，正在午休的吴根生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紧急堵截指令：中山西路附近发生恶性卡车冲撞事件，必须迅速堵截罪犯，避免更多群众死伤。

危急关头，吴根生和同事们迅速驾驶摩托车赶到事发地，只见一辆两吨半的“跃进牌”卡车犹如脱缰野马横冲直撞，生生压过一群学生后，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越发猖狂凶猛，见人就撞。

肆无忌惮的卡车，夺走了一个个无辜的生命，连怀抱婴儿的妇女也未能幸免……现场已经4人死亡，30余人受伤，随时可能再有人命丧车轮之下。

一面是犯罪分子的穷凶极恶，一面是群众的生命安危。当大家都惊慌失措地朝着远离危险的方向跑时，吴根生和同事们丝毫没有犹豫，立即逆着人群向大卡车冲去。终于，在上海铁路学院门口，吴根生和同事们发现了挂着受害者书包的肇事卡车。

眼看卡车就要冲入人流密集的武宁路长寿路，在多次堵截无果的情况下，23岁的吴根生来不及多想，英勇地驾驶着摩托车正面冲向卡车，用肉身和摩托车堵住凶猛的卡车车轮。

“轰”的一声，卡车受到猛烈冲击后失控，冲入路边污泥，终于逼停了这噬血的车轮；民警和群众一拥而上，犯罪嫌疑人被活捉。然而，吴根生却被剧烈的冲击力反弹到十多米外，四肢和颅脑多处骨折，失血量高达2000CC，身受重伤。

昏迷了几天几夜之后，吴根生醒来第一句话却是：“凶手抓到没有？同事们还好么？”

1977年1月2日23时35分，因病情恶化，年仅25岁的吴根生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同年1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号召全市公安、青年学习吴根生同志先进事迹，上海市《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媒体争相对其光荣事迹进行报道。1977年1月14日，吴根生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如今，在吴根生烈士的家乡湖北省鄂州市，各级公安干警正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掉了一大批侵害群众利益、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鄂州市公安局多位民警表示，吴根生烈士的英勇事迹让他们很受教育，决心传承烈士精神，以无私无畏之姿、骁勇善战之行、攻坚克难之力，把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推向纵深，当好新时代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守护神”。

吴书：积极工作赤诚卫国

吴书，1916年出生于江苏省灌云县。1930年吴书考取省立连云港水产学校师范班，毕业后担任小学校长。卢沟桥事变后，吴书担任校长的小学被迫停课，吴书欲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冬，吴书参加了当地抗日团体“腊九社”，并成为骨干。

1939年2月，吴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4月，东灌沭（即东海、灌云、沭阳）一带抗日武装被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吴书任三团二营教导员。1939年7月，三团被迫撤离东灌沭，吴书率部随团西进。

三团撤离后，东灌沭大部分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上级党组织在西进途中派吴书返回灌云，领导对敌斗争。回到灌云后，吴书坚定地执行党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后担任灌云县委书记。1940年1月，吴书利用各种关系团结社会各阶层，成立了30多人的抗日兄弟团。不久，抗日兄弟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地团结抗日的基础。

1940年8月，八路军主力部队挺进淮海地区。吴书抓住这个机会，率领地方抗日武装组建滨海大队，吴书任大队政委。1945年4月，吴书调任新组建的新四军三师独立旅二团政委。同年冬，吴书转战东北，开始了在东北的战斗生涯。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吴书所在部队赶赴战斗前线。他率领部队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消灭大量敌人，沉重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气焰。1951年2月，第四次战役揭开了序幕，吴书所在部队接到任务，到敌后切断敌人逃跑的退路。1951年2月10日晚，部队遭到敌人空中封锁，敌机疯狂地扔炸弹。吴书不幸负伤，最终因伤势过重，献出了年仅35岁的生命。（据新华社电记者邱冰清）

吴用智：为民平安拼尽全力

新华社武汉9月17日电（记者廖君）文化墙上，吴用智的故事永远占据着检查站最醒目的位置。35年来，每当清明时节，武汉市公安局东西湖区分局舵落口治安检查站的民警们都会来到武汉市九峰山革命烈士陵园，为长眠在此的战友、公安部一级英模吴用智送来一个个好消息。

“35年来，这个检查站先后涌现出3名一等功臣，30名同志分别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和受到嘉奖。”站长李智说，“但比起吴用智，我们的功绩真的不值一提，我们的奉献还非常小、非常小。”

时间回到1982年，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在舵落口、关山、岱山、十里铺、青山、张家湾等进入中心城区的道口设立了第一批检查站，它们成为武汉市治安防控体系里的一道重要防线，通过设卡盘查，将流窜作案的犯罪分子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堵截。武汉公安增添了一种新岗位——检查站民警，一批血气方刚的青年离开城市的繁华喧嚣，在寂静荒僻的郊外落下了脚，20岁的吴用智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1984年9月8日晚上，值班室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电话那头声音急促紧张，“舵落口检查站，两名持枪歹徒正向舵落口方向逃窜，请你们马上设卡堵截！”“收到，立即执行！”值班民警几乎条件反射般地接收了指令。

此刻站里的时钟正指向晚10时10分，值夜班的民警连忙向领导报告。年轻的吴用智正好也在值班室。“站长，我去上岗！”吴用智主动请缨。

“那时候，吴用智在站里是最年轻的同志，他是个上进的青年，时时处处都很主动，也很勇敢。”时任检查站站长的退休老民警宋文琪回忆。

这是一次十分特殊的任务，来不及任何准备，就在接到紧急通报的同时，载着两名持枪歹徒的卡车就已经开到了舵落口检查站。

“民警好，路上碰到两个需要帮助的同志，所以我把车子开到这里来了。”司机殷某某停下卡车后，热情地向正在执勤的吴用智、饶晓华打招呼，他背对着卡车，表情有些不自然，眼睛不停地眨着，似乎急切地在向民警示意什么。

机警的吴用智瞬间捕捉到了司机的眼神，他突然明白了，这是司机在用特殊的方式告诉他们，危险，车上有持枪歹徒！

吴用智跟战友饶晓华默契地交换了一下目光，已经来不及商量如何应对这个完全预想不到的现场了。更让人没有料到的是，其中一名狡猾的歹徒已经下车，尾随司机过来了。而就在一个小时以前，这两名歹徒从武汉南湖机场某部弹药库盗取了枪支、弹药。

连续作案已经丧心病狂的歹徒海光伟端着枪，两眼冒凶光，吴用智本能地拔枪出套保护自己和战友。一言不发的海光伟突然朝吴用智胸部、腹部连开4枪。鲜血染红了警服，倒地的吴用智似乎完全忘记了疼痛，艰难地翻身侧卧，用左手托起右手腕对准已逃出数米外的海光伟连续射击，暴徒当场被击毙。

就在此时，歹徒吴寿云持枪下车了，直接威胁民警和群众安全。已倒在血泊中的吴用智，又急转枪口击伤吴寿云，闻讯赶来的战友及群众当场将受伤的吴寿云生擒。

激烈的枪战在短短几分钟内结束。站长宋文琪急忙组织民警将身受重伤的吴用智送往医院紧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吴用智经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1984年9月，他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烈士。同年9月20日，他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在如今的舵落口检查站，这里有毒贩头疼的克星，这里更是盗贼难以逾越的关隘。李智如数家珍地讲起了这些年来站里的感人故事：“吴用智人走了，他的精神永远不会走，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站里每个人，脚踏实地的工作就是我们对他最深的怀念、最好的纪念。”

伍先华：抱着炸药包冲向火海的英雄

新华社成都7月9日电（记者高健钧）四川省遂宁市烈士陵园的两排参天柏树旁，坐落着一尊“手抱炸药包，向前冲锋”的志愿军人铜像——这就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伍先华的纪念雕像。每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当地干部群众都会在这里重温入党誓词，数百名中小学生在这里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伍先华，1927年出生于四川省遂宁市安居区东禅镇，自幼家贫。念了两年私塾后，15岁时被拉壮丁入伍。在国民党军队里，伍先华受尽折磨。1949年12月，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次年8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3月，伍先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前线。

在1951年4月至6月进行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伍先华冒着敌人疯狂的扫射和轰炸，把受伤的班长背下阵地，又返回战场痛击敌人，打退敌人三次反冲击，荣立三等功。同年8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伍先华所在部队向北转移，他调到连部照料重病的连长，不久升任二连一排三班班长。在部队修筑防御工事挖交通壕时，伍先华勤动脑，想出先掏空底层，再砸上层的办法，将工效提升两倍。修穿石坑道时，他又找到窍门，使爆破进度由30厘米提升到50厘米。对待战友，伍先华更是表现出春天般的温暖。修工事、劈木柴的斧头不够用，他就让战士们休息，自己顶风冒雪彻夜干。晚上大家睡觉后，伍先华还给战士刮掉鞋上的冰块，烤干湿鞋。战士脚冻，他把袜子送给战士穿，自己却用破布包脚。伍先华带领战士出色地完成了修筑工事的任务，又荣获三等功。

连队到驻扎地附近练兵时，伍先华所在的班住在一户朝鲜老乡家里。这家只有老两口和两个小孙子，生活困难。于是，伍先华和战士们研究出既能练兵，又能帮老人家做事的办法：爬山演习时，每人背回一捆干柴；冲锋演习时，顺便把粪背上山，把玉米收回家；晚上谁站岗，谁就给牲口添把草。两位老人十分感动，把志愿军当自己的亲人看待。

1952年9月29日下午5时，官岱里反击战打响。伍先华领着班里党员战士宣誓：“在党需要的时候，愿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伍先华指挥全班分两个爆破组冲向目标。在连续炸毁了几个地堡后，正面进攻部队仍被敌人机枪扫射压住不能前进，爆破组也有很大伤亡。当此紧急关头，伍先华抱起一捆10公斤的炸药包冲向火海，即使中途中弹倒地，仍冒着枪林弹雨爬到敌人火力点，最后拉燃导火线冲进坑道，炸死敌人40余人，扫除了部队前进的障碍，为官岱里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伍先华壮烈牺牲时，年仅25岁。

1952年11月2日，志愿军政治部给伍先华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爆破英雄”称号。同年12月，他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模范党员”称号。伍先华生前所在班12军100团一营二连三班被命名为“伍先华班”。

1953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伍先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授其金星奖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武士敏：大义凛然抒写爱国气节

河北省张家口市怀安县柴沟堡镇中心花园的中央，矗立着一尊高大的青铜雕像，铜像身披戎装，一手叉腰凝望前方。他就是抗日英雄武士敏将军，一生为中华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斗，直到跃马前线与日军鏖战为国捐躯。

武士敏，字勉之，1892年出生于河北怀安县柴沟堡镇。幼年读私塾，1908年考入宣化中学堂，毕业后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学生时代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护国讨袁战争。1918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1925年任国民军第3军骑兵支队长。1926年赴苏联考察军事。1927年回国后，任西北军第1师2旅旅长、第42师124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西安事变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69师师长。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武士敏率部开赴河北、山西抗日前线。1939年升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8军军长。1941年5月，中国军队中条山战役失利。武士敏率领第98军转入敌后，与八路军一起在山西抗击日军。9月下旬，日军集中主力将第98军合围在山西沁水县东峪、西峪。日军多次派人劝武士敏投降，但均遭拒绝。9月23日，日军向第98军发起攻击，武士敏指挥部队顽强抵抗，多次组织突围。9月29日，武士敏在突围战斗中头部中弹，因失血过多牺牲，时年49岁。

武士敏牺牲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全区举行追悼大会，并决定将他的牺牲地沁水县改为士敏县。1983年怀安县政府重新修葺了武士敏故居，陈列他生前遗物。

武士敏故居已成为怀安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武士敏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不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而且被发扬光大，永留人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多年的怀安县退休干部张进善说。

2014年9月，武士敏名列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2015年9月，武士敏铜雕在怀安县柴沟堡镇落成。每年清明、烈士纪念日，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来到铜雕前祭奠，缅怀英雄。

柴沟堡镇民主小学成立“武士敏英雄中队”，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一代又一代少先队员发奋学习，茁壮成长。英雄中队学生沈子艺说：“武士敏将军宁死不屈、舍己为人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国家做贡献。”

武士敏之子武铁说：“我父亲牺牲时，我只有7岁。2015年，我作为烈士后人，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同年，我回到故乡怀安县柴沟堡镇参加了父亲铜雕的落成仪式。作为英雄后人，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继承遗志，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新华社电记者白林）

（责任编辑：赵丹阳）

夏北浩：机务战线的模范标兵

新华社沈阳9月23日电（记者张玉清、黄书波）“‘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安全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是夏北浩‘三负责’精神。”在空军党委授予夏北浩“机械师尖兵”荣誉称号55周年之际，夏北浩的遗孀许执限老人在夏北浩生前所在部队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寻找新时代的夏北浩”活动现场，通过视频和全旅官兵对话，“‘三负责’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党忠诚听党话，党和人民让干什么，就一定要负责到底，做到最好”。

夏北浩，1938出生于广东新会。旧社会的童年生活带给他无尽的苦难，他的奶奶、父亲和两个姐姐先后被饿死，哥哥为逃“壮丁”不得不远走他乡，年幼的夏北浩跟着母亲下地耕田谋生。1949年，随着家乡解放，夏北浩家里也终于分了田地，一家人终于不再为生计发愁。正是这段经历，让夏北浩对党、对新中国充满了感情，立志为党和人民做点事。

1957年，经过多次报名，夏北浩终于如愿以偿参军入伍，分配到空军航空学校学习机务。从只有初中文化、普通话都听不懂的少年，成长为门门功课5分的优秀毕业学员。1959年，夏北浩分配到空军原航空兵某师任机械员。当战士期间，他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二等功1次。

1962年，夏北浩任职机械师。在担任机械师期间，夏北浩针对当时飞行事故频发的情况，认真学习《飞机统一检查条例》。当时，部队有一架飞机经常发生故障，夏北浩主动申请当这架飞机的机械师，按照规程严格对飞机进行检查，最终使这架飞机成了样板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检查维护方法。

1963年，夏北浩所在师组织机组办学，从全师抽调机务尖子一起学习研究。夏北浩抓住机会向战友们请教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检查方法。1964年，汇集群众智慧的“夏北浩检查法”正式诞生，并先后在原沈阳军区空军和全空军推广，极大提升了航空机务维护质量。夏北浩的“三负责”精神，成了机务战线上一面不倒的旗帜。

1964年，夏北浩被空军党委授予“机械师尖兵”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多年来，一代代航空机务人始终学习“夏北浩检查法”，传承夏北浩精神。2003年，在夏北浩精神发源地，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务三中队官兵在“夏北浩检查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新夏北浩检查法”，再次在全空军推开。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夏北浩模范机务中队”机械师高东垒说：“现在装备越来越先进，但是夏北浩精神历久弥新，越先进的装备，越需要我们大力传承好夏北浩精神，当好夏北浩传人，确保装备万无一失。”

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

孙迪

中国共产党的入党誓词是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是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我们党目前现存的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员贺页朵入党时的誓词。这份入党誓词用毛笔写在一块红布上，只有6句话：“牺牲个人，言（严）首（守）秘蜜（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

誓词主人贺页朵是出生于江西永新县的农民，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25日，在榨油坊里微弱的桐油灯下，贺页朵举起右手，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他认认真真将入党誓词写在红布上，更写入了他的心坎间。虽然24个字中有5个别字，但他对每一个字都有真切领悟，并伴随他漫漫人生。1934年，在一次伏击战中贺页朵不幸负伤，无法跟红军长征，只能留下来坚持斗争，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的心始终与党紧紧相连。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份入党誓词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永志不忘。1951年，中央赴老革命根据地慰问团来到永新，贺页朵亲手将这份珍藏多年的入党誓词交给组织。

细细观摩这份入党誓词，那一笔一画虽然粗糙，却饱含沉甸甸的赤诚之心；红布已然褪了颜色，可共产党人的初心永不褪色。我们党的入党誓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不同特色，但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的牺牲精神贯穿始终。我们党创造的辉煌历史，正是在无数共产党人的声声誓言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践行中实现的。

（摘自《中直党建》2018年第2期，原题《平凡党员的不平凡誓词》）

湘江永远铭记英雄儿女

湘江贯穿湖南，但湘江战役主要发生在湘江的上游广西境内。湘江战役以巨大的牺牲，成为红军长征以来，也是人民军队创建以来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这场战役以残酷的事实，让广大红军指战员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错误路线的领导将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湘江战役为召开遵义会议并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干部思想基础。

红军长征跨过于都河，一路向西，连续粉碎敌人3次围剿，到达湘桂交界的湘江。此时，敌人已凭借湘江构筑起坚固的第四道封锁线。

桂北的兴安县、全州县、灌阳县，是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在兴安与全州之间，分布着界首、凤凰、大坪、屏山4个渡口。在这里发生的许多场激烈战斗，都是围绕保卫湘江渡口展开的。

这是一片被鲜血染红的土地。站在当年的战壕边、山头上、树林里，聆听那些惨烈的战斗故事。这里许多山村都留下了红军战斗的身影，脚下处处有忠骨，许多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长眠于此。兴安县光华铺、全州脚山铺、灌阳县新圩，这些都是湘江战役的主战场发生地。为了保护中央纵队及红军顺利过江，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光华铺战斗中，红十团两任团长先后牺牲，伤亡400多人，接近全团的一半。新圩战斗中，红三军团红五师，浴血奋战三昼夜，从师级、团级直到营级指挥员大部分牺牲，全师3000多人，损失2000多人。

在这些战斗中，担任后卫的部队，牺牲尤其壮烈。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就是在被敌人分割包围后，后卫部队仍是冲不垮打不散，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到最后时刻。易荡平和陈树湘是他们中的代表。他们都是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大无畏的长征精神。易荡平在身负重伤时，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宁死不当俘虏，饮弹自尽，陈树湘重伤被捕，乘敌不备，自己绞断肠子而死，实现了他誓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

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以一种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敌人展开殊死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敌人无法越过的屏障，保证部队过江。而过江的部队，面对敌人的飞机扫射，炸弹爆炸，毫不畏惧，争分夺秒抢渡湘江，鲜血染红了湘江水。以致民间流传“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之战，经历浴血奋战，红军以巨大的牺牲，渡过湘江，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剿于湘江以东的图谋，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实力。

如何评价湘江战役，湘江战役的时代价值何在？党史专家石仲泉表示，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结果。经过湘江战役，使红军广大干部觉悟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而湘江战役的时代价值集中表现为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红军能够战胜敌人，克服任何险阻，突破湘江封锁线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取得革命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

湘江战役已成历史，但湘江战役的革命精神永存。它是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在当今，它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资源。

萧楚女：三赴重庆的革命先锋

原标题：萧楚女：三赴重庆的革命先锋

记者王丽通讯员郑洪泉

萧楚女（受访者供图）

1923年，《新蜀报》报社来了一位新的主笔。这位主笔常常结合时事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他的文章在广大工人、学生、市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广为流传。

“反动势力将其视为洪水猛兽，蛮横地命令报社将他辞退。但市民发现《新蜀报》上没有他的文章后，纷纷退订。”2月2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3天之内，报纸销量大减，报社不得不把他请回来，《新蜀报》才重新赢得了读者的欢迎，这位深受群众欢迎的主笔就是萧楚女。

首次来渝创办重庆公学

萧楚女原名树烈，1893年出生于湖北汉阳。1911年初，萧楚女在湖北参加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后，他进入武昌实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大汉报》和《崇德报》任编辑，经常用“楚女”为笔名撰写时评文章。他的文章言辞犀利，针砭时弊，获得广大群众欢迎。

1922年9月，萧楚女应邀来到重庆，被聘为重庆联合中学国文教员。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择师运动”。重庆联中的进步教师发表《去职宣言》，抗议军阀和官僚的倒行逆施，广大学生也纷纷罢课响应，萧楚女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师生一边，毅然在《去职宣言》上签名。

“但军阀、官僚不惜采取高压手段，悍然开除‘择师运动’中的三名学生骨干，萧楚女等部分师生因此离职、退学。”黎余介绍，为了安置因学潮失业失学的师生，萧楚女与熊竣等人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重庆公学。

萧楚女担任重庆公学行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负责教授国文和地理两门课程。但川东道尹公署竟蛮横地下达了解散重庆公学的命令，重庆警察厅还派兵查封学校。在这种险恶环境下，萧楚女愤然将这个反动命令作为反面教材上了“最后一课”。开课20多天后，重庆公学就被扼杀在襁褓之中。

巧释“楚女”来由

1923年春，萧楚女来到万县，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自编国文讲义，把鲁迅的小说、《新青年》上的文章列为教材，通过分析课文，对封建礼教进行猛烈的抨击。萧楚女的革命活动遭到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排挤，他遂于1923年6月离开万县回到重庆，任重庆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和《新蜀报》主笔。

“萧楚女常在《新蜀报》上批驳一些御用文人的反动文章，这些人不敢正面论战，只好针对萧楚女的笔名做点文章。”黎余说。

“有一次，萧楚女把进行这种人身攻击的《合力周报》主笔刘蔚芊请来。”黎余介绍，萧楚女念了《离骚》中的两句诗：“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并解释说：“朱熹《楚词集注》中讲‘女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鄙人是湖北人，参加辛亥革命后，看到很多人后来变坏了，投降了，我读《离骚》时深有感触，当时以为楚地无可为之人。便依屈原的这两句诗，取了‘楚女’的名字，愿以有为者自励，有何不可”。这番入情入理的言辞，顿时让刘蔚芊自惭形秽。

奉命来渝整顿重庆团组织

1924年1月，因母亲病重，萧楚女离开重庆。8月，萧楚女再度入川，第三次来到重庆。9月1日，团中央委任他为驻川特派员，让他整顿四川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但是，整顿工作遭到重庆团组织负责人唐伯焜的抵制。萧楚女以大局为重，他一方面向团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在团的会议上对唐伯焜的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耐心细致地争取广大团员。渐渐地，大家了解到萧楚女的为人，识破了唐伯焜的虚伪面目。1925年1月，重庆团地委改由杨闇公任书记，童庸生为宣传干事，罗世文则主要负责学生工作，实际上基本奠定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领导格局。至此，团组织整顿工作基本上完成了。1925年5月，萧楚女离开重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1927年4月，萧楚女在广州反革命大屠杀中被逮捕，4月22日被杀害于狱中，年仅34岁。

“萧楚女才华出众、胆识过人，善于打开新的局面，成为重庆革命运动的开路先锋。”黎余说，把初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是时代的需求。今天，我们学习萧楚女同志，就要学习他敢想敢干、积极进取、善作善成的精神，勇于开创改革发展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萧华：以身作则因势利导巧做统战工作

萧华出色的政治工作，促成刘伯承与小叶丹的结拜，使得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图为李仲创作的木刻画《彝海结盟》。

“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也是实现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世界一流的人民军队这一新时代强军目标的根本法宝。”政治工作，对于军队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革命战争年代，如何做好政治工作是广大政治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以身作则形成“头雁效应”、善做宣传激发革命热情、因势利导巧做统战工作便是萧华军旅生涯中总结得出的三大政治工作“法宝”。

以身作则形成“头雁效应”

萧华的儿子萧云曾问道，怎样才能做好政治工作？萧华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最重要的一条是政治工作者本人的以身作则。”萧华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长征开始时萧华刚满18岁，当时的他已是“少共国际师”的师政委，如何凝聚人心、获得支持，进而带领广大革命战士合力攻克极度恶劣自然条件、敌人围追堵截等难关，成为他首要解决的问题。

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萧华便是军中的“火车头”。在他看来，自己先要带头以身作则，时刻为身边的战士着想，才能让战士们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家，把战友的事当作家人的事，团结一心、互帮互助，让队伍更加强大坚固。

白天，他忙前忙后，像“大家长”一样照顾着身边的战士。晚上，他让大伙儿围成一圈听他讲述一些行军的知识，叮嘱战士们要随时查看有没有落下身边的伙伴，鼓励战士们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待到夜深人静时，萧华牺牲休息时间，在队伍中来回查岗，了解部队战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做好记录，进而有针对性地作出帮助和开导。

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萧华对自己十分苛刻，他常常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粮食和物资让给其他战士。在一次露宿山林时，他把棉被让给了干事王宗槐，自己却在寒风中冻了一夜；过草地时，他强忍饥饿把仅剩的青稞给了战士吴宗汉，说：“我要到司令部去‘打游击’！”实则却是外出寻找野菜果腹。

萧华的以身作则不仅仅停留在日常的行军生活中。1935年1月，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开始了他的前线政治工作生涯。虽然是政工干部，但他在战斗中却是不惧生死、带头冲锋。在强渡大渡河后，萧华受命率领一路部队向海子沟下的石门坎发起猛攻，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石门坎久攻不下，红军也出现了很大的伤亡，士气低落。为扭转不利局势，萧华不顾自身安危，一跃而起，高呼：“共产党员们，跟我上！”带头发起冲锋。正当此时，一颗手榴弹在距离他5米外爆炸，掀起漫天烟尘。而萧华并未被擦肩而过的死神所吓倒，继续翻身而起，高喊口号继续冲锋。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不甘落后、紧随而上、奋力拼杀，最终占领了石门坎。

萧华以身作则、带头冲锋的精神，在毛泽东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毛泽东曾说要重视“二华”，其中之一便是萧华。

将不畏死，卒不惜命，萧华的实际行动胜过了一切空洞的说教。有军官榜样在前，战士自然有样学样，也正因如此，萧华所部的战士们铆足一股劲、拧成一股绳，在部队中营造出“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良好氛围。

善做宣传激发革命热情

长征途中，红军战士面对各种恶劣环境和突发状况，难免会出现迷茫悲观的负面情绪。如何让广大战士走出悲观、激发革命热情，成为了摆在面前的另一个问题。

萧华认为，做好宣传工作就是点燃战士们心中的热情，首先自己心中的“火”先得烧旺。他在工作中总是充满着激情，这种激情也在潜移默化地感染着其他人。原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回忆说，萧华就像一个“小火炉”，吸引着大家，温暖着大家，使艰难的跋涉少了许多忧愁，多了许多快乐。

萧华时常琢磨如何才能更生动形象、更有感染力地运用语言宣传，鼓舞士气。据许多老红军回忆，萧华“讲起话来鼓动性很大”，他讲的故事生动形象、有声有色，不但能活跃气氛，更能点燃战士们的斗志。过草地时，警卫排一个班长牺牲，战士们集体陷入悲痛之中，看到这种情形，萧华开口说道：“我给大家讲段《水浒传》吧。”他讲了段“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故事，战士们想着故事中的林冲遭逢大难却依然顺利脱险的场景，渐渐打开心结，从痛苦中走出来，胸中多了股豪情。

在萧华看来，带着音符的语言是凝聚人心、提振士气的法宝。在担任“少共国际师”师政委期间，他时常带着战士们唱歌、喊口号。歌声与口号声响彻天地，提振了战士们的精气神。许多沿路的百姓也被歌声和口号声吸引，自愿加入队伍，为革命奉献力量。

战术知识和自然常识的宣传鼓动是政治工作的关键一环。过夹金山时，萧华根据从百姓那里调查了解到的知识，总结出“上山后，不能抬头四下张望，防止晕眩”等三条措施，在全军推广，进而减少了当地恶劣自然条件带来的非战斗减员。过草地前，萧华带领宣传队到连队教唱《打骑兵歌》，让战士学习对付骑兵的经验方法。因为萧华的宣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他也由此更加赢得战士们的信赖。

在第二次横渡乌江的战斗中，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萧华在先头部队开展火线政治工作。他在渡口边上观察敌情后，作出了偷渡的决定。渡江过程中，萧华以红军第一次渡过乌江的胜利为激励，号召战士们“学习第一次北渡乌江的勇士们的英勇顽强作风，打过江去，为大部队打开通路”，动员大家“看谁打得勇猛顽强，看谁先到对岸，看谁能占领和巩固住江边阵地”！初次渡江尝试在敌人的负隅顽抗下失败了，红军决定半夜继续偷渡，但半夜却开始下起了大雨，加之白天渡江失败的影响，红军士气低落。而此时，萧华却鼓励大家说，如此恶劣天气，敌人必然想不到红军会在这时候渡江，这可是天赐良机！他的这番话语让士气低落的众人重新树立起了信心。当晚，红军果断发起突袭。正如萧华所料，敌人毫无防备，红军一举夺下渡口，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

因势利导巧做统战工作

统战工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萧华在2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不断实践，逐渐总结出一套随机应变、因势利导的统战工作方法。

在抢渡大渡河之前，红军需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彝族群众不准汉人部队进入彝族区域。萧华奉命带领一个工作团，前往当地做群众工作。

萧华深知，少数民族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但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社会形态差别很大，当地群众对党和红军也不够了解，如何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获得彝族人民支持是红军顺利前进的关键。为此，他带领工作团深入调查了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对所带领的先行部队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大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党的民族政策，并聘请了一名当地的翻译，在做足功课后才动身出发。

刚进入彝族地界，工作团便受到了成群结队的彝族群众拦阻，局势非常紧张。萧华一边命令部队要顾全大局，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一边指导翻译向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让少数民族同胞了解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在萧华的努力下，现场气氛有所缓和，但彝族群众仍不同意红军借道的请求。

这时，彝族群众首领小叶丹的四叔闻讯赶来，萧华马上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时机到了。他当即向小叶丹的四叔表明红军只需要借路北上，并无恶意。同时，萧华根据彝族人十分重视“义气”的特点，表示刘伯承司令员听闻小叶丹重情重义，希望与他结为兄弟，并送上了一批枪支作为礼物。小叶丹的四叔见红军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军那样欺压百姓，疑虑渐消，又感觉红军司令员能够如此看重自己，心中颇为高兴，于是爽快地同意了结盟的提议。刘伯承听到萧华谈判成功的报告后，亲自前去与小叶丹结盟，从而有了“彝海结盟”的美谈，也为红军部队顺利北上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萧华仍在不断实践总结着他的政治工作方法论，并希望能创办一所培养我军高级政工干部的院校。1954年，在罗荣桓、萧华等人的努力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筹建成立，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萧华兼任第一副院长。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萧华还承担了政治学院的课程，将自己长期以来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与思考在课堂上进行讲授。他的课程内容丰富充实，语言生动活泼，且时常穿插实际案例，因此很受学生欢迎。在总政治部担任副主任期间，萧华一直致力于强化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1954年4月15日出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便凝聚着萧华的心血。

政治工作历来是我军的看家本领，是我军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也是我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重要保障。要实现强国梦、强军梦，政治工作者们需要以史为鉴，不断改进提升政治工作的方法和能力。萧华的政治工作实践，为我们做好政治工作提供了参考，时至今日，依然对我军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团结力量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彭婧李晨）

谢觉哉：正党风要“硬起颈骨来”

刘颖

1942年4月至11月，谢觉哉以“焕南”为笔名，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上辟“一得书”专栏，连续发表60篇文章，配合延安整风。

他在《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上提出，写报纸文章就像厨师做菜，总是做大碗肉，容易让读者腻味；应该写一些文情并茂、有针对性、以理服人的小文章，既避免篇篇都是大文章、板起脸孔说话的疲劳，又能改进文风、创作出更多的精致作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除宣传实事求是精神，“一得书”还用充沛的感情和老练的笔调痛斥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正党风。

在文章《把颈骨硬起来》中，谢觉哉讲述了汉朝京兆尹面对皇权刚正不阿的故事：京兆尹有一天在街上把皇帝姐姐的姘头打了一顿，公主向皇帝哭诉。京兆尹坚持自己没错，在皇帝要他磕头道歉时硬起颈骨，几个人压都压不下。他用这个故事强调敢于维护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并以此回应早前在《解放日报》上看到的延安市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党、政、军、学人员藐视市府法令”、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政府职权的要求；认为应该“提高市府职权”，但也强调“边府从没有允许党、政、军、学人员可以藐视市府法令的规定”。他提倡有法必依，“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硬起颈骨来’。”文章联系实际、有的放矢、深入浅出，既提倡维护法制，又提倡敢于维护真理的精神，传播了延安作风。

再如《忆叔衡同志》怀念何叔衡同志见危不乱、笃实刚介的精神，《怎样做县长》提倡做有学识、亲民、“知稼穑之艰难”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县长，《“就文件讨论文件”》要求原原本本学习文件精神并用于指导实践，等等。这些文章列举同志间不团结、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基本理论的危害，指出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同群众相结合，做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文章有感而发，娓娓道来，意味深长。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4月3日）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人物：刘瑞龙

刘瑞龙，江苏南通人，生于1910年，1988年逝世。1926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苏省委外县工委副书记，江苏农委书记，红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长。

1936年冬至1937年4月，为了打通与苏联“国际通道”的战略任务，根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体的21800名西路军指战员，西渡黄河作战。进入甘肃河西地区，西路军遭遇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集团的围追堵截，历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加之气候寒冷、环境险恶、无群众基础和后援支持等原因兵败河西。1937年春，刘瑞龙跟随毕占云支队在山里同敌人周旋两个月后，被当地藏族民团搜山时发现，送交敌韩起功集中营，转押张掖看守所，同押的有魏传统、惠子明、徐宏才、袁正明、董光益、张玉清、刘金生等。他们经过相互了解，建立了狱中秘密党支部，刘瑞龙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以“坚定思想，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绝不暴露原来姓名和身份。他们每天利用放风时间，在地上划“坚定”二字互勉，边划边抹，并互唱《苏武牧羊歌》，以此相互鼓励。当年8、9月份，他们8人被马家军押送西宁。临行前，刘瑞龙等8人表现十分镇定，并请前来送行的同志们转告党组织：“生死寻常事，万一不幸，请告诉家里人，不要难过。”

刘瑞龙等人到西宁后，敌人对他们进行单独审讯。但刘瑞龙等红军干部大气凛然，毫不畏惧。他们按照在秘密党支部的约定，咬定自己的身份，决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出卖同志。后来，敌人又施展阴谋诡计，提出要他们留下，许愿高官厚禄。刘瑞龙等人并不为敌人引诱所动摇，仍然坚定自己的信念，抗争到底。在党中央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积极营救下，刘瑞龙等人被马步芳派人押送到兰州绥靖公署贺耀祖处，由贺处转送到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至此，刘瑞龙等人才真正回到了组织的怀抱。

共和国成立后，刘瑞龙任上海市委秘书长、中共华东局农委书记，是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新四军四支队在蒋家河口取得首胜

1938年，日军侵占巢县后，经常下乡“扫荡”，民众苦不堪言。新四军第四支队从鄂豫皖边东进皖中敌后，于4月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达银屏山区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九团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伏击骚扰日军。

为了确保首战胜利，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淮南人民的抗战热情，团长顾士多派出侦察员连续三天进行跟踪侦察，发现一股日寇一连几天都在蒋家河口出没，每天早晨八九点钟，乘坐汽艇从巢县出发，在蒋家河口靠岸，到附近村庄欺压百姓，搜刮民财。而蒋家河口位于巢县东南，河道纵横，岸边杂草丛生，芦苇茂密，堤坝上灌木繁茂，十分有利于伏击队伍的隐蔽，是伏击敌人的理想战场。

九团将侦察情况和作战方案上报支队后，立即得到许可。5月12日凌晨，九团政治委员高志荣、二营营长黄仁庭率团侦察队和四连，早早地就埋伏在伏击地点，静待日军上钩。

上午8时许，河面上隐约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不一会，两艘汽艇越驶越近。靠岸后，20余名日军耀武扬威地下了船，扛着枪大摇大摆向岸边走来。参谋郭思进见时机成熟，果断扣动扳机，发射信号子弹。由于他舍不得浪费这颗子弹，于是就用信号子弹瞄准敌人射去，一个日本兵应声倒地。

埋伏的战士们见敌人有人倒地，于是纷纷开火。日军顿时乱作一团，不少中弹倒地。剩下的不敢抵抗，纷纷朝汽艇逃窜。此时，新四军机枪手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了河口，切断了日军的退路，侦察队用手榴弹炸翻了敌人的船只。顿时，日军完全处在夹击之中，有的敌人被逼到了河岸下面，还在水中垂死挣扎，但不久便纷纷毙命。

第一枪打响后的20多分钟里，这股日军被新四军全歼，而我方无一伤亡。

战士们将战利品收集到一块：共有10余支“三八”步枪、手枪2支、军刀及弹药、军用品少许，1面日本军旗。

此时的蒋家河人声鼎沸，当地群众听说新四军取得了战斗胜利，还打死了20多个日军，纷纷从四处赶来。大家高兴地向新四军指战员竖起了大拇指，还送上了自家的鸡蛋和水果慰劳英雄。

新四军蒋家河口大捷的喜讯随着电波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继蒋家河口取得首场胜利后，新四军四支队在合安、合六公路两侧共与日军进行数十次战斗，歼敌千余人。四支队还在公路两侧成功伏击了日军运输车队，击毁150余辆军车，缴获大量军用物资，成功阻滞了日军西犯。

新四军在战火中凝聚了伟大铁军精神

从1937年10月成立，到1947年2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十年间，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人发展为30万人，抗日战场从最初的“三南”丘陵地带，发展成地跨苏鲁豫皖鄂浙6省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战火的淬炼中，新四军凝聚了伟大的铁军精神，筑就起江苏人民的精神高地。新四军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党的领导是新四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党的领导贯穿于新四军成立、发展、壮大的全过程。1937年11月底，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达成的第一条原则，就是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证共产党对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此后，在新四军发展每一个关键时刻，中共中央都发来了明确指示，为军事斗争及整个敌后工作的全局指明方向。回顾新四军的历史，不难发现，哪里贯彻中央指示不够坚决甚至发生偏离，哪里的斗争就出现失误，招致重大损失。新四军各部凡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的地方，都不断赢得发展。

为民情怀是新四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心系国家人民，新四军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百折不挠、坚忍不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只新四军为民修筑水利工程一项，从宋公堤到惠生堤，从新四沟到雪枫堤，华中大地遍布了这些大小不一、名称不同的工程，它们有的没有刻碑，有的没有留下照片，但在人民群众心中，新四军永远地立起了一座座丰碑。

铁的团结是新四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新四军铁的团结体现在新四军的组成上，无论是组建之初，还是军部重建之后，各部队间及官兵关系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并肩战斗，众志成城，经受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奏响了一曲曲团结胜利的凯歌。新四军的团结还体现在其与各党各派各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他高超处理抗日与反顽关系的能力，这些都充分说明正是新四军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建立了良好的内外关系，才凝聚、感奋了人心，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成就了卓越功勋。

铁的意志是新四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坚强保证。新四军之所以被誉为“铁军”，就在于勇往直前、敢打必胜的斗争意志和奋斗精神。无论多少艰难险阻，新四军始终不改初衷，凭借着坚韧的铁军精神，在华中敌后、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着顽强的作战。八年全面抗战中，新四军共伤亡指战员8.2万人，其中团级或相当于团级以上干部328人。在新四军英雄的画廊里，有着无数的英雄群像，还有许多革命英雄团体，他们都以铁的意志为新四军的铁军传统写下英雄的篇章，成为革命战争历史上不朽的丰碑。新四军铁的意志，是铁军的鲜明特质，是铁军精神的生动写照。

新中国成立初期将帅让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9月27日，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这次评衔，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革命军人的历史性评价，不但事关此后的待遇，更是对既往贡献的认可。然而，得知自己要被授予军衔后，不少元帅、将军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演绎了让衔的一段段佳话。

元帅让衔：元帅应该是他们的

在元帅中，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就提出让衔。徐向前让衔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他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过信。但是，毛泽东认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根据地的总指挥，他应当被授予元帅衔。

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性格内向，从不夸夸其谈。正因为此，时任校长的蒋介石给他的评语是“资质平平”。但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位平时沉默寡言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的作战中，给他领导下的军队屡屡造成损失。从参加广州起义，到领导创建鄂豫皖根据地，打破国民党三次“会剿”；再到长征中三过草地，带领部队血战河西走廊，徐向前的功劳有目共睹。但是在荣誉面前，他却不止一次说过：“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同徐向前一样，罗荣桓也提出让衔。他的理由是，自己是做政治工作出身的，没有什么战功，而且入伍晚、贡献小。但是，毛泽东没有同意他的请求。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至于战功，他协助林彪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作为老战友，毛泽东很看重罗荣桓对党的团结起到的作用，认为“罗荣桓同志原则性强，表里如一，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党内有各色各样的人，要团结多数，不许秘密搞鬼”。罗荣桓1963年去世时，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且写了一首“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悼词。

另外，叶剑英也提出让衔。授衔之时，他因正在准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所以没有参加授衔典礼。但得知要被授予元帅军衔后，他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他的理由是，自己长期担任参谋长职位，多是在后方工作，因此，应该把荣誉让给其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是他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把天下打下来的。但是党中央也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大将让衔：共产党人的一面明镜

除元帅外，在此次被授予大将军衔的老一代革命家中，也有不少提出让衔的，徐海东、许光达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位大将中唯一没能出席授衔典礼的就是徐海东，他当时正在大连养病。得知自己被提名大将军衔后，他向周恩来提出：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但周恩来却说：“考虑到你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正合适。”

徐海东虽是窑工出身，但作战很勇猛。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一度视他为眼中钉，曾经用飞机在苏区散发过传单，上面写“凡击毙彭德怀或徐海东者，当赏洋十万”。和悬赏彭德怀的金额一样，可见徐海东的分量。作为张国焘的老部下，他顾全大局，在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关键时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难能可贵。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但就是这么一位对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名誉面前也提出让衔。

另外，许光达也提出让衔。得知自己拟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他对贺龙说：“毛主席、中央军委对我的信任，我衷心感谢。但与其他几位大将比，无论德、才、资，我均不如。请求贺总把我的意见反映到中央军委，改授我上将衔。”后来，许光达还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降衔申请”。信中说：“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毛泽东看了“降衔申请”后很感慨，在中央军委扩大会上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当然，考虑到许光达为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党中央没有同意他的“降衔申请”，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中将让衔：授予校官就不错

中将方面，徐立清、孔庆德是让衔的典范。徐立清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孔庆德则表示“授予校官就不错”。

徐立清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但徐立清坚决不同意，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当中。罗荣桓看到他修改过的名单后，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上将名单中。但徐立清仍不放弃让衔，他给中央军委写信说：“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彭德怀知道后，多次找徐立清谈话，要他接受上将军衔。但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毛泽东感叹地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品格，古来如此！”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恩来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

除徐立清外，1930年就入伍的老红军孔庆德也摆正了名利、地位与事业的关系。评衔工作开始后，有同志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评定的想法。他表示：“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在孔庆德看来，军衔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但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级别上去过后，肩负的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军衔的高低了。

军衔和勋章，既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卓绝革命生涯的肯定与奖赏，又是一块试金石，见证着共产党人在功名利禄面前的抉择。他们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精进之心对待“事”，把自己的一切与国家命运、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起来，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力，努力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事。这些生动事例，充分体现出老一代革命家淡泊名利、为民谋福的崇高风范和拳拳初心，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模范践行。（吴文珑）

新中国初期党如何领导军民反细菌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及沿海部分地区秘密实施了细菌战，给中朝人民造成严重危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最终粉碎了细菌战，在我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科学应对疫情的发生与进展

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可疑昆虫聚集。此后，又有志愿军部队发现类似情形，可疑昆虫均携带病菌病毒。从2月29日开始，美军飞机频繁在中国东北和山东地区空投大量细菌弹，造成上述地区不同程度地流行传染性疾病。

朝鲜战场出现的新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指示志愿军采取有力措施进行防疫，并派专家到前线指导防疫工作。2月19日，根据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拟定了战区防疫动员、朝中外长发表声明、请苏联帮助等应对细菌战措施。由此，在党中央领导下，揭露、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和反细菌战工作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发出反细菌战宣传工作指示，中央军委发出防疫工作指示，制定反细菌战防疫计划大纲，拟分两阶段实施反细菌战：即准备和预防阶段；如果细菌战事态严重，则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

1952年2月29日，美军将细菌战扩大到中国东北地区，反细菌战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阶段。3月4日，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东北及沿海地区反细菌战措施。19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布《反细菌战指示》，指出反细菌战是“全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规定朝鲜为疫区，中国东北为紧急防疫区，华北、华东、中南沿海地区为防疫监视区，华北、华东、中南内地及西北、西南为防疫准备区。各类区域反细菌战的主要任务不同，但都围绕着防疫进行，强调预防与治疗相结合，医学防疫与对敌斗争相结合。

推动战区与国内反细菌战同步进行

建立防疫组织机构，加强对反细菌战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志愿军和国内相继成立了防疫组织，部署和指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1952年3月1日，志愿军总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组织领导志愿军防疫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反细菌战的全面工作。至3月底，除西南地区外，各大行政区和沿海各省市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国内组织了129个防疫大队和2万余名防疫人员；在沈阳等地设立细菌研究中心；东北国境线上、海港、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66个，山海关设立防疫总指挥部。

建立健全制度，保证反细菌战工作有序实施。一是疫情报告制度。规定各单位每日报告新疫情，收集美军投撒毒虫的基本信息，毒虫送检化验，及时通报新发现的病毒。二是疫情常规处理制度。疫区人员定期消毒、化验、注射疫苗。由关内进入东北和朝鲜的人员强制注射疫苗，由东北进入关内和由朝鲜进入东北的人员中有疫状时要隔离治疗。三是交通管制制度。由朝鲜进入东北和由东北进入关内的车辆，必须进行消毒，鸭绿江各口岸车站和山海关均设立防疫检验站；非十分必要的物资暂停运输，必须运入朝鲜的物资妥为包装；车辆经过疫情严重的地点时禁止停车和装卸。

制定科学防疫措施，保障军民生命安全。在朝鲜前线，部队实行防疫分区负责制，设立“紧急防菌警号”，建立专门的传染病治疗机构，普遍注射疫苗。加强部队卫生建设，修建洗澡堂、灭虱室、隔离室，制定反细菌战个人、团体、伙房“卫生守约”，训练防疫人员。协助朝鲜居民共同开展防疫，帮助他们清洁卫生，为防疫重点地区居民注射鼠疫疫苗。国内先后向前线派出三批防疫专家和防疫人员，提供了足够的传染病疫苗和消毒粉剂。

国内动员与争取国际援助相结合

一是运用新闻舆论工具，揭露和控诉美国细菌战罪行。2月22日、24日，朝鲜外相朴宪永和中国外长周恩来分别发表声明，历数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诸多事实，谴责这种倒行逆施的罪恶行径，号召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团结起来与之斗争到底。为了揭露和控诉美军发动的细菌战，国内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新华社和广播电台采编新闻，人民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揭露细菌战的真实动机。

二是组织调查细菌战事实，公布美军俘虏供词。为了彻底揭穿美军发动细菌战的谎言，中国单独组织或接受国际调查团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中国各界代表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各国专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从1952年3月开始，陆续在朝鲜和中国调查。调查团通过勘查现场、问询人证、探查物证、分析案例，均认为美国对细菌战应该负完全责任。1952年5月6日以来，新华社陆续公布了25名美军被俘人员供词，把细菌战从策划、准备、实施到检验效果的细节公之于众。调查结论和美军供词，使得美国政府陷入更加孤立的状态。

三是动员民众声讨细菌战，支持志愿军抗美援朝。为了团结和教育各阶层民众，粉碎美军细菌战，社会各界纷纷组织起来，严正抗议美帝国主义的可耻罪行。许多抗战时期日寇细菌工厂附近的居民，以所闻所见和亲身经历，控诉了日寇用细菌残害中国同胞的罪行，声讨美帝国主义走日寇的老路，用细菌病毒杀害中朝人民的罪行，要求严惩细菌战犯。

反细菌战防疫与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

反细菌战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一经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具有长效机制的爱国卫生运动。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对于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而且对于促进新中国人民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为了把群众性防疫运动彻底发动起来，中央提出：“不仅取得反细菌战的胜利，而且要取得卫生建设上的胜利”。各地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清洁卫生运动，清除垃圾、污水，消灭蚊、蝇、虱、蚤，把防疫扑灭毒虫细菌做到了家喻户晓，“把垃圾当美国鬼子消灭干净”。由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环境卫生、个人卫生和饮食行业卫生都有了显著改进，解决了许多城市多年未解决的环境卫生问题，农村里的景象也是焕然一新，旧社会所造成的迷信思想和肮脏习惯，已逐渐被“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气所代替。

新中国的第一根国产光纤

光纤通信是二战以来最有意义的发明之一。没有光纤通信，就不会有今天的通信网络。

1976年，世界第一条民用光纤通信线路开通，人类通信进入“光速时代”。同一年，我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诞生，大大缩短了我国在光通信领域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开启了我国光纤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纪元。

亲历者说

赵梓森：中国光纤通信技术的主要奠基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光通信的优点是带宽，电通信最多一个G，光是10的15次方赫兹，那是电通信的千倍万倍。”赵梓森说，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都将光通信技术作为重点研究课题。上世纪60年代末，当时的武汉邮电学院（武汉邮科院的前身）负责承担国家科研项目“激光大气传输通信”。

“那时候，光通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大气作为传输介质。”一个偶然的机会，赵梓森听说美国在研究光纤通信，经过广泛的查阅和求证，他意识到这项技术的可行性和巨大潜力。1974年，他上交了《关于开展光导纤维研制工作的报告》。

消息一出，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赵梓森坚信自己的判断，他顶住各方压力，在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人员的情况下开始技术攻关。

拉光纤首先要熔炼出合格的石英玻璃棒，这是一项危险的实验，稍有不慎还会引起爆炸。一次实验中，赵梓森不小心将四氯化硅液体喷进右眼，顿时眼睛剧痛，晕倒在地。同事们赶紧将其送进医院。到医院后，医生都愣住了，没见过这种情况。赵梓森告诉医生，用蒸馏水冲眼睛、打吊针。眼睛刚一消肿，赵梓森又回到了实验室。

就是在这种艰苦条件下，经过近3年的努力，赵梓森团队硬是用酒精灯、氧气、四氯化硅等最基础的原料拉制出我国第一根实用型光纤。

在1977年举办的“邮电部工业学大庆展览会”上，赵梓森展示了自行研制的光纤传输黑白电视信号，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光纤通信因此被破格列为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我国的光纤通信技术发展从此迈入了“快车道”。

1982年12月31日，我国第一个光纤通信系统工程——“八二工程”按期开通，武汉市民可以通过光纤打电话，开创了我国数字化通信新纪元。

今年87岁的赵梓森仍一直关注着中国光纤通信发展的点点滴滴。“‘八二工程’全长13.3千米，速率8.448M／S，传输120路电话；现在我们的技术已可实现一根光纤上近300亿人同时通话，1秒之内传输约130块1TB硬盘所存储的数据。”赵梓森表示，未来，我国将朝着“超大容量、超长距离、超高速率”光通信技术前沿不断迈进。

知识链接

1976年，武汉邮科院诞生我国第一根光纤。

1998年，全国“八纵八横”格状形光缆骨干网提前两年建成，网络覆盖全国省会以上城市和70％地市，全国长途光缆达到20万公里。我国形成以光缆为主、卫星和数字微波为辅的长途骨干网络。

2006年，中国、美国、韩国六大运营商在北京签署协议，共同出资5亿美元修建中国和美国之间首个兆兆级、10G波长的海底光缆系统——跨太平洋直达光缆系统。

2019年，科研人员在国内首次实现1.06P／S超大容量波分复用及空分复用的光传输系统实验，可以实现一根光纤上近300亿人同时通话。

参观贴士

武汉市科学技术馆（新馆）位于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其中，光展区面积为1170平方米，由浅入深地讲述光学原理和光学技术应用与创新，同时重点展示了武汉的科技特色——中国光谷光电子产业。

开馆时间：周三至周日9：00—16：30

新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的“一件大事”

70年前，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的中国人民欢欣鼓舞，积极探索当家作主之道。当时，在基层政权建设中发生了党中央与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的“一件大事”，即松江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

1949年9月30日至10月4日，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改称为松江县第一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

10月13日，毛泽东同志获悉松江会议成功召开后感到“极为欣慰”，亲拟《转发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电报》，要求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你们看了松江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10月12日，《解放日报》报道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胜利召开的消息，并发表《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些什么经验？》的社论。10月14日，新华社向全国发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基本情况，10月16日又为此发表社论。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成功召开，彰显了党的领导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核心力量。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论老区新区，县级政权都要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精神。

在中共苏南区松江地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松江县委与县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全力以赴，确保这个会议在比较短促的时间内有着郑重与较周密的准备，能够及时解决会议过程中所产生的各项问题。同时，这个会议具有代表的广泛性，密切了党和社会各阶层的联系。

统计显示，出席会议的286个代表，包括职工代表35人、占12.2％，农民代表138人、占48.3％，青年与学生代表13人、占4.5％，教育界代表22人、占7.7％，自由职业者代表15人、占5.2％，妇女界代表3人、占1％，工商界代表30人、占10.5％，开明绅士代表11人、占3.8％，党政军代表19人、占6.6％，是真正意义上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召开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已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对全国各地的民主建政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

70年前召开的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新中国地方政权建设中发挥了全国性的示范引领作用，其成功经验对当前我国政权组织发展与完善、对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与时俱进，依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是政权组织建设要能推进中心工作，解决关键问题，力避形式主义。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就是紧紧掌握以农村为重点、兼顾城市的工作方针。1949年10月4日，会议通过成立税务问题调查研究委员会、劳资关系研究委员会、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和卫生防疫委员会的决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做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分派的具体工作，保证会议决定事项的贯彻实施。

二是政权组织健康有效运转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保持政策沟通，克服官僚主义。

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改进了党政干部的民主作风、促进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作为当时“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发挥了党委、政府与各界人民群众的政策沟通作用。

1949年8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各县均应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提出，要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

三是高度重视县级政权建设是安邦定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

治理好县域，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最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即使到了21世纪，治理好县域依然是治国理政的关键。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得到大力宣扬、推广，正是因为党中央认识到县级政权建设事关宏旨、不可掉以轻心，是稳定、巩固新生政权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托。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可以得到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人民政权永固之基。

虽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和过渡形式，但党中央予以高度重视，并在各地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制度规范，推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建设与实践运行。

从1948年11月到1951年9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关于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电报和批示，目前可查的已公开发表30多件。1949年12月2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这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建设和有效运作提供了法制保证。

实践证明，不管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年代，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改革年代，都要保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性；只有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保持统一性，依法治国才不会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确保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

第二，民主建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破解政权兴亡“历史周期律”之器。

1945年7月，针对黄炎培先生的顾虑，毛泽东同志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们党对民主建政极其重视，致力于找到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发挥民主监督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民主讨论、民主沟通、民主训练的重要组织形式，对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并为过渡到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政治与群众基础。新时代，民主建政思想必将进一步焕发新的活力。

第三，激发与保护人民参政议政积极性是人民政权组织活力之源。

当时，松江县委、县政府班子带头深入基层，走访市民、农民和工商业资本家，深入了解松江一带群众的疾苦以及城乡生产、生活状况和问题。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全国“一律仿照办理”的典范，与松江县委、县政府积极发动群众参政议政有着密切关系。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激发人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证。新时代，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要充分尊重人民表达的意愿、创造的经验、发挥的作用，切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激发人民政权永续发展的活力。

邢慧学：琼崖巾帼舞红缨

邢慧学又名邢冬梅，1904年出生于文昌市文教镇水吼村。少年时，她曾在家帮助父母操劳农活。17岁那年，由父母包办许配嫁人，因对这桩婚姻不满意，邢慧学婚后不久就从夫家出逃，后到当时琼崖文化中心府城求学。

在府城，邢慧学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得到极大的启迪，很快就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洪流中。

1926年初，邢慧学进入省立第六师范学校（今琼台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六师）初中就读，成为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社会上的各种政治活动。

是时，一批中共党员和团员受到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来到琼崖，他们把六师作为重要阵地，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发展党团组织，培养骨干力量。从此，六师的广大进步师生如鱼得水，更加活跃起来。这时，邢慧学这位敢于反潮流的女学生，不仅参加了共青团组织，成为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她还经常带领青年学生上街宣传演说。3月8日，六师临时团支部成立，邢慧学当选为委员，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为扩大中国共产党组织在琼崖的影响，中共琼崖特别支部先后派出一批骨干分子到各县去开展工作，邢慧学被派到文昌负责组织妇女运动工作。3月底，中共文昌县党团联合支部成立，邢慧学为该支部成员。

邢慧学与文昌中山女子学校校长吴冠群一起，以女校学生为骨干，在文昌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工作。他们给女学生们讲解妇女解放的理论，让女学生们明白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同时又将女学生们组织起来，采用张贴标语、演说、演戏的方式，把革命的理论宣传扩大到文昌的乡村。

1927年，琼崖妇女委员会成立，邢慧学当选为主任。1928年2月，邢慧学又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候补委员。琼崖妇女运动在她的组织发动下，有了很大的发展。至1928年初，全琼乡级妇女协会有220余个，区级妇女协会30多个，全琼妇女为妇女协会所领导的人有六七万人之多。为此，琼崖妇委的工作得到中共琼崖特委的肯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相貌出众、能歌善舞的邢慧学，与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曾有一段隽永的爱情故事。那是1927年冬天，邢慧学从文昌来到乐四苏区时，王文明热情接待了这位新女性。1928年1月，互相仰慕的二人结为夫妻。

后因革命进入低潮，邢慧学随丈夫王文明撤到母瑞山，坚持艰苦的农村武装斗争。在母瑞山，王文明患上肺病，因缺医少药，病情不断恶化。1930年1月17日，王文明在母瑞山病逝。

1932年春，在琼崖“肃反”运动中，邢慧学无辜被错杀。（文城4月16日电李佳飞）

徐海东写信为家乡烈士正名

作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周志兵、彭小萍

编者按：

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XJP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湖北是一片红色热土，革命战争年代走出了200余名开国将军。将星闪亮，勋章灿烂，他们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

连日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党史、档案部门，踏访开国将军故乡，赴京采访将军后人，找寻开国将军家书等信函。从一封封书信的字里行间，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忠诚本色、家国情怀、赤子之心。即日起，本报推出“与开国将军‘见字如面’”系列报道，展现前辈先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前行。

开国大将徐海东，中央军委确定的人民解放军36名军事家之一，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还曾说，我们党为革命牺牲最多的是海东同志。

徐海东一家，为革命牺牲66人，其中近亲27人。

将军故乡大悟县新城镇，有座“徐海东亲属烈士墓”合墓，上面镌刻着徐向前元帅手书的四个大字“光荣流血”。

在大悟，记者多方寻访，发现了徐海东寄往家乡的三封书信。

寥寥数页纸，揭开了尘封许久的开国将军为烈士正名的感人故事。

为老战友正名，连寄三封信回乡

泛黄的信纸，褪色的墨迹，在大悟县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展示了41年。

记者仔细辨认了一个多小时，才看清书信的详细内容。

第一封信写于1958年1月7日，落款“徐海东”。信中写道：郭氏同志，你夫梁立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就同我在一起工作，他是一个对革命坚决忠实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一九二九年九月因他身患重病故于黄陂县塔岗陈家楼，他病故时是黄陂县工委副书记……

第二封信写于1958年2月10日，落款“徐海东”。信中写道：郭氏同志，你第1次的来信，我早已收到。知道政府已按抚恤条例的规定对你家中进行了照顾，我也感到很高兴，一方面应感谢党和政府，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梁立标同志过去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应该得的报酬……我们今天能得到翻身，过着社会主义幸福的生活是和先烈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

随后，记者赴大悟县档案馆，翻阅当年的落实烈士遗孀抚恤政策相关文件时，意外发现了一封来自国防部办公室的信件，时间是1958年2月12日，落款同样是“徐海东”。

信中写道：大悟县人民委员会，你县河口原沙河乡梁吴氏之夫梁明朗，过去同梁立标、梁明智同志一起加入党参加革命属实。我对梁明朗同志牺牲的时间地址已记不清，请你们了解，按抚恤条例规定予以优待。

徐海东评价：梁立标是了不起的人

徐海东在信中提到梁立标时说，“他是一个对革命坚决忠实为党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梁立标是谁？徐海东为何给予他这么高的评价？

据《红星永耀大悟山》记载：梁立标（1900－1929），刘集梁家垱人，1925年加入共产党，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参与创建黄陂北乡最早的党支部——夏店左河（葫芦）潭党支部，并与徐海东一起建立农民自卫军。1929年夏，国民党军队对鄂豫边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时，因战斗频繁，生活艰辛，于1929年冬病逝。

长期研究大悟党史的刘国东讲述，一次筹款时，梁立标被地主告密，遭反动民团包围，向其喊话，“莫办共产党，到黄陂去，保证有事做，有官当。”

梁立标大声回答：“老子是世上人，要办世上事；不做你们的官，要革你们的命！”最终率领5名战士，巧妙脱险。

在革命艰难时期，梁立标写下这样的话：大同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也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但需要很多人去奋斗，才能实现。我们这些人，现在脚脚踩的都是刀子，今天在这里，不知明天怎样，我们自己很可能看不到。看不到也要办下去，我们的子孙总会看到的。

解放后，徐海东曾在与儿子徐文伯谈心时说，梁立标是了不起的人，忠诚革命，不怕苦，不怕死，是很优秀的共产党人。

全村人围坐传阅将军来信

“向一切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10月1日，XJP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作为老一辈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亲属代表，徐海东之女徐文惠乘礼宾车，出现在庆祝大会群众游行的“致敬”方阵中。

10月12日，尽管身体抱恙，80岁的徐文惠仍应约在北京与记者见面，短暂接受了采访。

为更好传承先辈革命精神，使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徐文惠发起成立了开国元勋文化促进会。她的愿望是，用党史军史精神财富，激励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徐文惠从记事起，就常听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回忆革命年代往事，“缅怀在长征路上牺牲的吴焕先等烈士时，他们会流着泪对我和哥哥、姐姐、弟弟说：可永远不能忘记先烈的英名和理想。”

亲自写信为牺牲的战友正名，正是这份情怀使然。

当时，大悟县刘集公社召开会议，确定革命烈士名单，落实抚恤待遇。

会上，有人提出梁立标应该是烈士，梁立标的遗孀郭氏和两个女儿应该享受抚恤待遇。大家商量后，认为得有人证明梁立标的烈士身份，且证明郭氏和梁立标的夫妻关系。

时任汪寺村财经主任的梁振国，对此事记忆犹新。

他告诉记者，“当时，我们给郭氏出主意，说徐海东将军人好心善，也对情况比较熟悉，让她写信试一试。没想到，将军真的回信了。收到信后，我们都很激动，全村的人围在一起争相传阅。”

1974年，大悟县成立征集文物小组，郭氏将徐海东的两封回信上交。1978年，大悟县革命历史博物馆建成，时任馆长陈冬泉将书信复印上墙，置于馆内最醒目的位置。

如今，信件来往的双方均已离世，但温馨的故事依然在流传。

链接：

大将徐海东

徐海东（1900—1970），湖北省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区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黄陂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第二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三十八团团长、第三十六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四师师长、第二十七师师长，红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师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二十八军军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书记，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许家朋：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英雄

新华社合肥7月17日电（记者鲍晓菁）又到夏天，安徽省绩溪县家朋乡迎来了许多避暑度假的城市居民。这个以烈士许家朋命名的皖南乡村，不仅风光秀美、空气舒爽、气候宜人，而且具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被评为“安徽省第三批红色旅游乡镇”。

许家朋，1931年生，安徽省绩溪县人。1951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1953年4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上甘岭战役后，黄继光的英雄壮举令志愿军将士深受感动和激励，许家朋也不例外。石砚洞北山反击战任务下达连队后，他第一个向团支部递交了决心书，他说：“在一旦需要我的情况下，就像黄继光同志那样，为了朝鲜人民和祖国人民而牺牲自己。”他对战友说：“我要接受这次战斗的考验，一定像黄继光那样勇敢地消灭敌人！”

1953年7月6日夜，在朝鲜铁原以西石砚洞北山反击美军第七师的战斗中，许家朋所在的六连突击排冒大雨沿侧翼向美军主峰阵地发起攻击。接近主峰时，美军一暗堡突然开火，将部队压制在山腰间。战斗中，和许家朋一起执行爆破任务的战友不幸牺牲。许家朋见状迅速抱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的暗堡。前进中，他的双腿被炸伤，仍忍着伤痛，顽强地爬抵暗堡，执行爆破任务。但由于炸药包被雨淋湿，爆破未能成功。许家朋拖着伤腿绕暗堡爬行，寻找暗堡入口。在找不到入口的情况下，为争取时间，他毅然挺身扑向暗堡射孔，用胸膛堵住正在射击的枪口，以自己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进攻道路。战友们在他的英雄行为激励下，奋勇作战，迅速攻占了北山主峰。

根据许家朋生前的申请，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3年10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1954年2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5月24日，追授他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模范团员”称号。安徽省绩溪县人民政府将他的家乡命名为“家朋乡”，并立“许家朋烈士纪念碑”以示纪念。

许建业：领导工人罢工28岁从容就义

在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邻水中学校园内，革命英烈许建业的半身雕像格外引人注目。每年，邻水中学新生入学教育、学生入团入党宣誓仪式都在此举行，这位令学生敬仰的校友投身革命工作、献出年轻生命的事迹被后人广为传颂。

许建业，原名许明德，1920年出生于邻水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5年考入邻水县立中学。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许建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邻水县特别支部委员会组织委员、书记。1938年底，他被调到重庆，以天府煤矿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在这段日子里，许建业把微薄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工人，很快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友情。他教工人识字、学算术、唱歌，并逐步开展革命思想启蒙，宣传抗日救国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发展党组织。他多次机智果敢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残酷压榨、克扣虐待工人。

皖南事变后，许建业到重庆大溪河小学任教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考进重庆和成银行任会计，在中共川东特委工运委员的领导下做海员工人的工作。1943年夏，在中共巴县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以朝天门粮食仓库和沙湾仓库会计身份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

1945年，根据组织安排，许建业到贵州遵义了解情况，开展工作。不久奉命返回重庆，在渝工轮渡公司任会计，继续从事工人运动。1947年5月，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工运工作。1947年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任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

1948年4月，因叛徒出卖，许建业在重庆磁器街一茶馆接头时被捕，先后被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经受了敌人种种酷刑和劝降，始终坚强不屈。7月21日，他被押赴重庆浮图关刑场，在刑车上，许建业身戴刑具，昂首挺胸，沿途不停地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8岁。

许建业牺牲后，狱友为吊唁他写下这样的诗篇：“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人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曾任邻水县史志办主任的丁禹强参与了许建业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他告诉记者：“许建业把一生奉献给了祖国，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是邻水人民的优秀儿女。他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不断激励着后人。”（新华社成都5月4日电记者吴晓颖）

许晓轩：共产党人是不可动摇的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一座前后三进四厢的民宅，青砖小瓦，古朴庄重，正门上方的匾额刻着“许晓轩故居”。这是一座清代民居，英烈许晓轩在这里学习生活了20多年。

许晓轩，1916年出生于江苏江都。幼年时因生活所迫中途辍学，到本地的一个钱庄当学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许晓轩随公益铁工厂迁至重庆，经救国会负责人沙千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庆职业互助会的活动。1938年5月，许晓轩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刊物《青年生活》的编辑和发行工作。1939年春任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1940年任重庆新市区区委书记。

1940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许晓轩不幸被捕，后被押往国民党军统贵州息烽集中营。1946年7月，许晓轩被押到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第一看守所，即“白公馆”监狱。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军统监狱中，他用秘密方法和党员相互联系，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组织和领导狱中的地下斗争。敌人为割断他与狱中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将他关进终日不见阳光的地牢。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许晓轩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不为所动。无可奈何的敌人不得不承认：任何刑具对他都是没有效果的。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蒋介石下令对狱中的革命者进行血腥大屠杀。临刑前，许晓轩高举双手，向牢房的战友道别。他平静地对大家说：“胜利以后，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随后从容就义，年仅33岁。

重庆解放后，脱险出狱的革命志士罗广斌把狱中同志对党组织的临终嘱托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1961年，罗广斌、杨益言根据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经历创作的革命长篇小说《红岩》出版发行，旋即家喻户晓。小说中以许晓轩为主要原型的许云峰、齐晓轩等英雄事迹，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牢记烈士的嘱托，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

1997年9月28日，许晓轩故居在江都修复开放。张爱萍将军为故居题写馆名。（据新华社电记者邱冰清）

薛剑强：仗剑疆场御侮图强

薛剑强，原名薛桂珊，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涟水县方渡乡三湾村。1937年秋，薛剑强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石湖乡师。时值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薛剑强决定改名“剑强”，意为仗剑疆场，御侮图强。

薛剑强在周竹如等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参加涟水县游击大队，并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新四军淮海军分区（第3师10旅兼）第4支队成立，薛剑强任10团1连指导员。

1945年初，薛剑强调到10旅政治部工作，同年9月参加了解放淮阴的战斗。此后，薛剑强随部队进军东北，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阻击战等战役。在靠山屯战斗中，他腿部中弹，仍坚持在前线，直到战斗取得最后胜利。1948年春，薛剑强伤愈后重返前线，被任命为5师14团团长。

1948年9月，14团攻打义县的炮声拉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战后，薛剑强被授予“勇敢勋章”。1949年1月的平津战役中，薛剑强带领部队率先突入城中。平津战役胜利后，薛剑强挥戈南下，从湖南打到广西。

1950年夏，已升任116师参谋长的薛剑强，率部队由河南移驻辽宁海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薛剑强率部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

1951年1月，347团1营向釜谷里进攻。激烈的战斗中，薛剑强始终坚持在一线指挥。1951年1月3日下午，敌人的一块弹片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年仅29岁的薛剑强倒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了纪念烈士的功勋，特将釜谷里山改名为剑强岭。（据新华社电记者邱冰清）

薛克明：忠诚保卫人民政权的钢铁战士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浩）在陕西省吴堡县岔上镇东张家沟村，几孔典型的陕北窑洞朝阳排列，这里是长期在隐秘战线战斗、保卫陕北苏区人民政权的钢铁战士薛克明的故居。

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张家沟村人，化名老冯。薛克明家境贫寒，自幼从农。

1927年，薛克明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

1934年，薛克明加入红军游击队，历任班长、中队长等职，转战陕北各地，开辟根据地。

1935年，吴堡县苏维埃政府建立，薛克明任吴堡县保卫局长、工农检查局长，他工作积极，多谋善断。

1937年，薛克明被调陕北省保卫局执行科任科长、巡视员等职。

1940年起，薛克明先后任合水县保安科长、米脂县保安科长、绥德分区保安处副处长、马兰分区保安处长、榆横分区保安处长，他长期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特、土匪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薛克明先后担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青海省副省长、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政法党组书记。他为巩固青海省各级政权，保卫青海省人民的安全，保证青海省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许多贡献。

薛克明一生忠于党，忠于保卫事业，他在拿枪的敌人，暗藏的敌特、汉奸、土匪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果断，勇敢斗争，他耿直坦率，对人诚恳，处处能顾全大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维护人民利益。

1965年，薛克明身患癌症，医治无效，于4月28日逝世，终年55岁。

2000年，吴堡县政府为了纪念薛克明，在位于吴堡县宋家川镇东黄河大桥旁的吴堡烈士碑林群中，为其立碑。如今，这里已成为吴堡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黄河岸边向世人静静诉说着那段峥嵘岁月。

学到底——重温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具体回答了为什么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如何推动学习和如何巩固学习等五个问题，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

为什么学习

一是要领导革命，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早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就指出，要领导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没有学问是不行的。毛泽东突出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大学问，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

二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毛泽东说：“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形象地说：我们的好多干部本领只有一点点，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不进货，只有关门大吉。“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许多干部所迫切需要的。

三是要建设一个有战斗力的大党、强党。“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毛泽东指出：“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只有学习，才能培养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以上三点，目标是一致的：建设强大政党，承担时代使命。党员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

学习什么

1938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学习的三大任务：一是要系统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遗产给以批判的总结；三是要研究抗日战争（民族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三大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形式”“现实问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固然很难，但共产党员必须读通其中的道理。同时对党的建设、联共党史等，“要长期地学下去”，把这些学问搞好。而对党的政策看一眼就丢掉亦是不对的，“应该把党的政策经常地研究”。一切皆在变化之中，“不研究党的政策，单学习那些理论是不够的，会跟实际脱节的”。一句话，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实践，要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怎样学习

毛泽东的方法是“挤”和“钻”。

全面抗战时期，在延安的干部既要生产，又要作战，还要完成其他日常工作。“没有功夫”成为许多干部不学习的理由。针对这一点，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不学习理论是不对的，有问题就要想法子解决，这才是共产党员的真精神。怎么解决呢？毛泽东指出，“挤”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现在工作忙得很，也可以叫它让让步，就用‘挤’的法子，在每天工作、吃饭、休息中间，挤出两小时来学习，把工作向两方面挤一挤，一个往上一个往下，一定可以挤出两小时来学习的”。

延安时期，部分党员干部限于自己的识字水平，以“看不懂”为借口抵触学习。对此，毛泽东给出的方法是“钻”，“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不要怕，就用‘钻’来对付”。毛泽东指出，对我们不懂的东西，不能只取守势，不取攻势，“如果我们以‘仇人’的态度不讲感情地攻它，一定是无攻不破的，一定可以把它的堡垒攻下来”，“顽强的敌人，正面攻不下，就用旁袭侧击，四面包围，把它孤立起来，这样就容易把它攻下”。

如何推动学习

毛泽东提到，在职干部教育制度很好，“是一个新发明，是一个新发明的大学制度”。这个大学是天下第一，是“无期大学”，是延安的独创，任何人都可以进。各级政府、各个民众团体、各类学校，乃至军队都应该设立类似的教育机构，建立学习制度，使党员干部有组织地学习。

但有组织的学习不能伤害党员干部学习的热情。“学习运动的基础，是我们同志们自觉的热情”。学习运动的开展要有组织的进行，亦必须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要给党员干部自由看书的时间。“我们的方法是采取个人活动与组织活动互相配合起来”，既要约束干部完成“规定动作”，又极力提倡干部做好“自选动作”。不久，毛泽东将其概括为“自动与强制并重，理论与实际一致”，并要求“勤学者奖、怠惰者罚”。

如何巩固学习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动的最大顽敌。”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都要“学到底”。

“学到底”，在毛泽东看来，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活到老学到老、长期学。毛泽东勉励年长的同志学习时说，“人到五十五，才是出山虎”。二是学习的内容要广泛，理论问题、时事问题、政策问题都要学习，“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如果在世界上有许多自己不懂的东西，那共产党人就不算最好的革命者。三是学习要刻苦，“把学习的一切困难都克服下去”。毛泽东指出：“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采取“学到底”方针，一定能克服自满的坏现象。

学习才能上进。“我们党依靠学习创造了历史，更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毛泽东80多年前提出的“学到底”方针，是一条学习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既可指引我们党的建设，又能指导我们个人的学习。

延安如何纪念建军十周年

郑学富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延安各界举行群众大会，声援平津抗战，敦促国民党立即下定抗战决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延安迎来了“八一”建军节纪念日。为了突出国共合作抗战，陕甘宁边区将每年都举行的庆祝建军节运动会改为“抗战动员运动会”。

8月1日下午，在延安南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抗战动员运动会”开幕式，共有边区各分区、红军各独立军（师）15个代表队、469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升旗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先后发表了演说。毛泽东号召全国守土抗战的将士们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斗争。他说：“我们这个运动大会，不仅是运动竞赛，而且要为抗战而动员起来。为了保卫国家，保卫领土，我们要把全国民众动员起来。同志们，准备出发到河北去，准备到抗日的最前线去，把我们这里的方针与办法带到全国各地去，把我们的决心带到抗日最前线去！”

大会民主推选了大会会长及总评判长，名誉会长朱德，名誉副会长林伯渠、徐特立；会长冯文彬，副会长高郎山、孙强。开幕式上，没有像往常那样，举行运动员入场式，而是让各个代表队按先后排列，向延安市内游行，高呼口号，宣传团结抗战。

8月2日，正式举行比赛。2日上午7时，由延安高小学校的学生表演团体操，警卫营的战士举行刺枪、防空演练，孩子们表演劈刀、拳术；下午，进行球类和田径比赛。运动会一共举行了6天，其中8月3日因下雨，室外比赛项目暂停。

8月6日下午3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闭幕式，毛泽东出席并致闭幕词。他说，运动大会精神很好，我们应该把这一运动大会精神发扬到全苏区去，发扬到每个人民中去。毛泽东最后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军事体育来武装我们的手足，学习政治来武装我们的头脑，把这一大会的精神带到各个地方各部队中去。评判委员会公布了比赛成绩，为团体和个人的优胜者颁发了奖品。

（本文原载于2018年07月26日《人民政协报》）

延安时期，我们党强调的“质量工作”

作者：冯军

延安时期从困难走向胜利：多手段发展经济

延安时期，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

1940年－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三光政策”，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多种手段来发展经济，不仅成功地克服了困难，还从困难走向了胜利。

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路线

国民党1941年到1942年实行“防共溶共限共”的政策，先后制造多起摩擦事件。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也大部断绝。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以义愤而又有志气的语气说道：“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和西北局确定的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就是“自力更生”四个大字。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关于财政经济建设的指示》明确指出：“现在就全国形势说投降危险正在增长，新的反共高潮成为投降的必然准备步骤，陕甘宁边区在为着打破日增的困难，为着反对投降，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力争好转的严重任务，又为着奠定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更充实与活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我们慢步的走，则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的自给自足的政策，这就是陕甘宁边区目前财经政策的新方向，这就是开展在陕甘宁边区党与政府以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

遵循公私兼顾原则及时调整经济政策

面对国民党和日寇封锁带来的心理上的恐慌，有的同志急于从财政上解决困难，不懂得正确处理财政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1941年财政放款占当年边币发行总额的51.09％，1941年上半年，财政性借款占同期发行额的70％以上。边区银行被财政拖累得一点气也透不过来。这种单纯在财政问题兜圈子的做法，既没有解决经济困难，也没有使财政危机得到根本好转。还有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建设重工业、建设大盐业、大军工等不切边区实际的口号和想法，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别的偏差。1942年12月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做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批评了片面看重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不了解边区实际，教条主义、保守主义、官僚主义的思想错误，确定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提出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经济政策，并专门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边区经济。

开展劳动竞赛，树立先进典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大竞赛是由安寨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和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共同发动起来的。1943年，安寨县劳动英雄、模范退伍军人杨朝臣写信给延安县劳动英雄吴满有，倡议开展生产竞赛。杨朝臣在信中写道：“我的一切条件不如你，可是我愿意拿你我的不同条件来和你竞赛，并且请你我的区、县长作见证人，请高、霍厅长作评判员，你说好不好。”吴满有收到杨朝臣的挑战信后，积极赞同，表示完全同意杨朝臣提出的六个竞赛条件，并提出了两条建议，要求将劳动竞赛扩展到全边区的村庄、军队和群众中去。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也高度重视，先后下发通知要求将生产竞赛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这样一个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庄与庄之间、军队与民众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和劳动互助运动迅速在边区掀起，发展到边区的每个角落。生产竞赛推动了边区群众劳动互助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大竞赛促使边区劳动英雄大批地出现，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辈出。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有著名的农业劳动英雄吴满有、刘玉厚、张振财、贺保元、杨步浩、郝树才，工业劳动英雄赵占魁，部队英雄、模范党员申长林，妇女劳动英雄郭凤英、张芝兰等一百八十五名劳动英雄出席。

上下齐心协力，大走群众路线

面对经济困难，有的干部提出压缩财政开支，有的提出要提高税收，通过增税来解决经济困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方法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财政困难只有通过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而发展经济必须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的力量发展生产，战胜困难。自力更生的“力”在哪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力”蕴藏在亿万民众之中。经过广泛动员，广大党政机关、军民、领导干部都投入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生产大运动中去。毛泽东在杨家岭对面的山沟里开垦出一块菜地，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土豆等蔬菜，朱德王家坪的菜园年年获得大丰收，被称为“小南泥湾”，刘少奇、张闻天拿起劳动工具、来到田间地头、干得热火朝天，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军民纺线大赛运动还获得了“纺线能手”的称号。三五九旅凭着“要与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陕北变江南”的豪情壮志，凭着“一把撅头一把枪”把野兽出没、渺无人烟的“烂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尊重金融与科技，促进发展生产力

1942年成立的西北财政办事处规定边区银行的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发展公私经济；二是支持财政预算；三是发行并调剂货币。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金融机构开始向工业生产领域大量放款，1943年发放农业贷款11978万元；经济建设放款1029万元；贸易放款1272万元；机关学校生产放款7161万元。到1944年，边区轻工业品基本实现自给与半自给。针对金融与物价的波动，从1944年6月到1945年8月，边区政府共发行72450万元流通券用于贸易领域，对于购置紧缺物资，调剂资金，“保障供给，换回外汇，支持银行，增加财政收入”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讲话中就称赞：“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五一纲领”也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并且专门设立了延安自然科学院、陕甘宁自然科学研究会、光华农场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运用，到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就成功地走出了困难局面，实现了各方面的发展和繁荣。农业方面，1944年增产细粮20万石，除去军需民食，余粮28万石，棉花产量也可满足需要的三分之二；工业方面，无论公营、私营和合营，都有发展，一年之内减少30亿的入口总值；金融贸易方面，事业相对稳定，出入口趋向平衡，物价稳定。边区财政支出为60亿元，其中机关生产自给部分占64％，政府公营企业的收入占19％，税收和公盐代金占10％，银行垫支占7％。三年来，边区生产建设的成绩，已开始将贫困与落后的历史面貌变为富裕繁荣，在世界上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正如毛泽东1943年视察南泥湾时所讲的：“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

严明党的纪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重温朱德《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张博

核心阅读

1950年5月6日，朱德发表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讲话，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当时存在着的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以及如何克服纠正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阐释。这对于落实新时代XJP总书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年高德劭的朱德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0年5月6日，朱德在中央直属系统党、政、军、群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讲话，对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重大意义、当时党内存在着的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以及如何克服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这对于落实新时代XJP总书记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严明党的纪律意义重大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毛泽东认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这是从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中所得出的正确结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由弱到强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对于严明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朱德有着深刻的体悟和认识。

从党的发展历程来看，朱德指出，党28年的发展历程和斗争经验表明，在党内坚持严明铁的纪律是十分必要的。他认为，在党28年的奋斗历程中，纠正了若干较为重大的错误，克服了种种困难，保证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与党的政策和决议的顺利实施，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为此，他强调指出：“如果党内没有纪律，或者不坚持执行党内纪律，那我们的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无法率领千百万群众去进行胜利的斗争，取得像今天这样巨大规模的胜利。”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指出：“继续在党内坚持铁的纪律，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性，以保证全党的统一与集中，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事情。”

从党作为执政党承担的使命来看，朱德认为，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更有特殊重大的意义”。他指出，由于党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并成为这一政权的领导政党，在非党群众中也获得了很高的威望。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党和党外人士合作的范围会逐渐扩大，需要合作协商的事务愈来愈多，正因如此，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于全国人民的影响都很大，“如果有一部分甚至即使是很少数的党员有不好的言行，那就会破坏党的战斗力，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违反党的纪律的表现及原因

朱德指出，绝大部分党员工作是努力的，是有成绩的，但也有部分党员在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违反了党的政策和纪律，他认为，这种现象“已引起群众对我党不满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克服，将使党严重脱离群众。为此，他具体分析了部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突出表现和具体原因，并强调指出：“必须克服这些缺点，把党和人民的事业大大地推进一步。”

朱德指出，当前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情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征粮、收税、劝购公债、减租、土改等工作中，往往为了完成任务而不择手段，有的甚至采取蛮横的不讲理的方法，纵容坏分子随便捕人、打人而不闻不问，“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二是不注意国家大事，不关心群众疾苦，对工作疲塌松懈，得过且过。个别党员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采取漠不关心、不负责任或不大负责任的态度，“官僚主义的作风进一步滋长起来”。三是以功臣自居，“摆老资格、恃功挟赏”，认为天下是党打下来的，看不起党外人士，看不起群众，轻视党的组织和纪律，轻视政府和法律，失去了共产党人应有的高尚品质。四是部分党员干部发展了享乐思想，“贪污腐化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

朱德认为，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原因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来分析。从客观方面看，一方面是随着革命的胜利，部分党员出现了政治麻痹、思想松懈、骄傲自大等许多不良心理；另一方面是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影响，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虽然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但“它们所遗留下来的恶劣的思想、作风和风俗习惯等等，还必须经过十分艰巨的、长期而坚韧的斗争才能逐渐消灭”。从主观方面看，朱德毫不避讳地指出，是因为“我们党内的教育、党内的生活、党内的制度，特别是党内纪律的执行等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他认为，这些缺点具体表现在：党内教育往往不够认真经常，不完全切合实际；党内生活不够正常和健全；有些组织和单位对党内制度执行得不够严格；党内纪律，执行得不好。

纠正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

朱德指出，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对此，中央提出了整党的任务，要把“党员干部中的那些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作风以及享乐腐化的思想和行为加以克服”。他要求要根据中央关于整党指示的精神去进行整训干部的工作，“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中来反复教育党员干部，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使之克服缺点，改正错误”。

朱德认为，纠正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必须做到实事求是，“要以思想教育为主，同时以执行纪律为辅”，要汲取、借鉴党在整风时期以及土改整党时期的成功经验，要注意“避免曾经发生过的错误缺点”。他指出，在整风期间，根据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在改造党员干部思想上，特别是在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的思想上，曾经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其成绩之大，影响之深，可以说是空前的”。当然，其缺点也显而易见，就是“很多地方对于改造思想作片面的理解，对于必须执行的纪律也不执行了”。有些思想不好的同志，动辄以思想未搞通为借口，掩盖其不服从组织和违犯党的纪律的错误行为，“这不能不说是经验教训之一”。在土改整党期间，大大打击了某些党员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纯洁和巩固了农村党的组织，很好地教育了党员、干部和群众。可是在进行过程中，有些地方简单地、片面地用组织手段来解决问题，导致处分党员干部过多，“使一部分错误不很严重的同志也受到了不应有的惩处。这也不能不说是经验教训之一”。

朱德还指出，要纠正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坚持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优良传统和制度建设互为补充，至关重要。就前者而言，他要求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地检查和反省自己。一定要把官僚主义、自由主义、不愿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的情绪，对革命工作和国家财产的不负责态度，以及摆老资格、闹地位、闹享受的个人主义等等坏东西加以克服”。就后者而言，他提出了纠正违反党的纪律的错误的具体构想：第一，在领导层面，“自上而下逐级地、经常地抓紧纪律检查工作，同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第二，“党内的教育工作同执行纪律相结合”。其中，党内的教育工作是主要的，必须不断提高每个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使他们克服和避免错误；对那些犯了错误仍不肯改正的同志，必须执行纪律。第三，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随时总结经验，在党刊或报纸上公布，以教育全党和人民。当然，他认为要选择那些有重大教育意义的事件登报，不要小题大做，事事乱登，不要伤害了党员干部。

XJP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在此情形下，重温朱德60多年前的这篇重要讲话，对于深刻认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准确把握新时代XJP总书记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基本要求，自觉贯彻执行党对于严明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准则条例，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赵丹阳）

杨克明：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这副镌刻在杨克明烈士墓碑上的挽联，是烈士生平事迹的写照。英烈虽逝，浩气长存！他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为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接力前行。

杨克明，原名陶树臣，为开展革命工作化名洪涛、洪涛尔、杨克明。1905年出生于四川省涪陵县（今属重庆市长寿区），192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9年，杨克明受中共四川省委军委派遣，在涪陵、丰都、石柱等县组织农民暴动，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4月，参加四川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的组建工作，先后担任游击队副队长、中队长。1932年夏，任中共梁（山）达（县）中心县委书记，与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紧密配合，发动党组织和群众全力支援川东游击军的斗争，扩大革命武装，坚持并发展了川东游击根据地。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杨克明、王维舟领导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斗争，1933年11月，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杨克明任军政治委员。他深入宣汉、达县等地，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同时为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粉碎敌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六路围攻，做了大量艰苦工作。

1934年后，杨克明任红四方面军补充师政治委员、独立师师长，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团合编组成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杨克明任军政治部主任。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红五军等部队于1936年10月下旬奉命西渡黄河。杨克明与董振堂等率领部队转战河西走廊，与国民党西北军阀进行了英勇艰苦的斗争。

1937年1月20日，在高台战斗中，红五军主力与超过自己六七倍的敌人顽强作战，敌人以优势兵力轮番猛攻高台城。在弹药无援、兵员无补的情况下，杨克明与董振堂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率领部队浴血奋战，坚守高台，终因寡不敌众，壮烈牺牲，时年31岁。

董振堂、杨克明等血战高台牺牲的噩耗传到延安，党中央和广大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悲痛万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及延安民众在宝塔山下召开追悼大会，沉痛悼念董振堂、杨克明等血战高台的红军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甘肃省高台县为血战高台壮烈牺牲的红军指战员修建了高台革命烈士陵园和红军烈士纪念馆。

如今，杨克明故乡重庆长寿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农业县逐渐转变为工业强区。同时，长寿区政府积极筹备修缮杨克明故居，传承发扬烈士英勇无私的革命精神。

杨至成：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

据新华社电（记者李黔渝）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三穗县的将军广场旁，有一座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展示着杨至成的传奇人生和为解放军后勤工作努力奋斗、积极开拓的经历。前来瞻仰革命先辈、重温红色历史的人络绎不绝。

杨至成，1903年生，贵州三穗人，侗族。1923年加入川滇黔联军，任营军需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在湘南起义作战中右腿受伤，同年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在反“会剿”的困难条件下，他负责伤病员管理工作，解决给养和医药供应。

1934年10月，杨至成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任中革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部长、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兵站部部长。

“七七”事变后，杨至成任中央军委总供给部部长。1938年冬因病到苏联就医，后留苏学习。1946年回国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先后在黑龙江多地组织领导军工生产。

1948年，杨至成任东北野战军军需部部长，大力组织扩建军需工厂、兵站、医院和仓库，为部队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资保障。1949年起在后勤工作领域转任多职，为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7年在京病逝。

杨至成是贵州省唯一的新中国开国上将，他的家乡人民以他为豪。在杨至成将军诞辰100周年、110周年时，贵州省、黔东南州、三穗县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根据他的事迹拍摄了电视片《杨至成火线供给》，反映了他领导后勤工作、为革命战争胜利作出的突出贡献。

叶挺：一年内毙伤日伪军超7000人

在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坐落着千余平方米的叶挺将军纪念园，每年约有80万人次来这里参访。纪念园内挺立着一座策马奋战的雕像，上书“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正是叶挺将军铁骨铮铮、戎马一生的写照。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家。启蒙老师陈敬如为其改名“挺”，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冀。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长信，抒其“振污世，起衰弱”之志。

1924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20多年都奋战在革命斗争中。1925年回国后，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后改任独立团团长，参加北伐战争。他带领独立团进攸县、打醴陵、克平江、夺汀泗、取咸宁、占贺胜，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铁军”威名由此远播，“北伐名将”享誉中外。1927年8月，南昌起义号角吹响，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年12月，叶挺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他漂泊海外。

在日寇入侵、国家存亡之际，叶挺毅然归国，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一年内对敌作战达500多次，毙伤日伪军超过7000人。1940年，叶挺率部取得反“扫荡”重大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震惊中外，叶挺谈判时被非法扣押，先后被囚于上饶、桂林等地。被囚5年多，叶挺不惧国民党威逼利诱，写信表示“个人之操守至死不可变”；并作《囚歌》明志，要“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6年3月，叶挺终于获释。出狱后第二天即致电党中央，希望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复电，称赞叶挺忠诚地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考验，决定接受叶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8日，因飞机失事，叶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英雄事迹广为传颂，铁将精神代代传承。以叶挺为主要人物的红色革命题材粤剧《初心》2018年在广州公演。作为叶挺当年求学的学堂，惠州腾云小学建有红色革命传统陈列室，并时常举行红歌合唱与演讲比赛，让勇于担当、刚正不屈的叶挺精神深深种在新一代人心中。（据新华社电记者丁乐）

叶运高：一生忠于革命事业的少将

在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高兴镇的合兴村，白墙绿瓦，绿树成荫，小河环绕村子流过，当地百姓至今还常常念起在这里出生和成长的叶运高将军。

叶运高，原名叶茂才，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14年出生于农民家庭，自小就养成了勤劳、勇敢、坚强的性格。红军一到兴国，16岁的叶运高就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7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站岗、放哨、支前，积极投入革命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叶运高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训练队队长。长征途中，张国焘阴谋制造分裂，他接受彭德怀军团长交给的紧急任务，冒着生命危险，一个小时内奔走20多里，将命令亲自交给中央军委后梯队司令员邓发，使军委后梯队及时转移北上，离开了险境。

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公安局局长，陕甘宁边区保卫处第三科科长。

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同康生的肃反扩大化进行坚决斗争，平反和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保护了一批党的优秀干部。1944年，叶运高接手甄别、审查王遵级“女间谍”案工作，他不顾个人得失，一次次将甄别结论亲手送到康生手中，并据理力争。

解放战争时期，叶运高任冀中行政公署公安局副局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1948年4月，毛泽东在阜平县城南庄指挥战斗期间，在敌机来袭时，叶运高在千钧一发之际，将毛泽东护送到防空洞后，敌机炸弹就落到毛泽东住所院内。

新中国成立后，叶运高任原华北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代部长、部长，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后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重新工作后，刻苦钻研业务技术，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为军队通信现代化建设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1979年9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总参民兵通信工作座谈会期间，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江苏省镇江市逝世，享年65岁。

为纪念叶运高等开国将军，兴国县2003年建设了将军园、将军馆，叶运高将军的雕像同兴国其他55名开国将军一起，矗立在将军园广场。将军馆内，叶运高等将军的生平介绍、革命故事和参与的重大事件等都进行了陈展，这里已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和游客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新华社南昌9月1日电记者黄浩然）

一封抗战家书里的壮志豪情

父母亲大人：

膝下敬禀者男，分别慈严，未接一信，挂念得很，不知堂上双亲玉体康泰否？今接严谕，诵读回环，一切知悉，不胜欣喜。家中均各安好，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呀！但男现在部队在敌后，驻在泾县杨村。每天只是出操、上课，快乐得很。男之身体比在家时强壮得多。

为了国家，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起来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再之未收到的信，是无关系的未之要话，不必复述。男现在为了国难，正是紧要得很，非等到将日寇驱逐出中国，汝当得胜回来。此时是不能请假回来的，祈勿挂念。

专此敬请金安。

男其昌叩上（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七月二十七日

这是宁德市档案馆馆藏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五连凌其昌烈士在安徽泾县新四军驻地寄给父亲凌继祥的家书，是爱国志士舍小家为大家，为挽救民族危亡挺身而出，奔赴抗日战场的真实写照。

凌其昌（1915年—1941年），宁德周墩特种区（今周宁县）纯池乡莲地村人，1934年3月参加革命，闽东工农游击队战士、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周墩独立营战士，参加了闽东苏区三年游击战争。

1937年11月，闽东独立师奉命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北上抗日，全团1300多人。1938年2月14日，凌其昌随部队从闽东屏南出发，途经福建浦城、浙江开化等地，于同年3月下旬进入安徽境内。经屯溪到达新四军驻地泾县，再次整编，凌其昌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四团二营五连任战士。

因为部队整编北上，行军匆忙，战士无法及时收到家里的来信。这是1939年7月27日，凌其昌到达安徽泾县新四军驻地首次收到家书后，给父亲的回信，时年24岁。从这封家书简单的字里行间，可以得知凌其昌对家人的深切挂念。适逢国难当头，他发出了“为了国家，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起来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的新中国”的怒吼。寥寥数语，让后人感受烈士的满腔爱国热忱，感受为国为家一往无前的豪情。

（摘自2019年10月14日《福建日报》，原标题为《“凡是有志之男儿都应起来奋斗”——读凌其昌烈士抗战家书》）

英烈高波：身既陷囹圄当歌汉苏武

新华社西安5月8日电（记者李浩）他曾蹑足行伍之间，不断追寻真理；他曾踏遍陕甘宁边区，宣传革命的声音。他就是能文亦武的英烈高波。

高波，原名高如化，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1930年到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处工作，先后担任警卫员、副官。1934年考入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1935年参加杨虎城第17路军。西安事变后，前往延安，被分配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高波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烽火剧团工作，不久担任剧团团长，短短几年时间里，他率剧团30余人，背着行李，挑着幕布道具，翻沟壑，越峁梁，几乎跑遍了陕甘宁边区，为部队和群众创作和演出了京剧《平型关大战》、歌舞《小放牛》等许多表现八路军和抗日军民英勇斗争的戏剧，成为抗日根据地军民喜爱的战斗性文艺团体。

1942年，高波被调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3旅政治部，任民运科科长，参加了延安军民的大生产运动。

1945年，高波被派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11旅第1团任政治委员，负责对旧军队的改造工作，不幸落入反动军阀马鸿逵之手。马鸿逵对他进行利诱，但都被高波严词拒绝。在狱中，高波与难友们发起绝食，以示同敌人斗争的决心。

1947年，高波被押往兰州国民党军西北行辕俘虏收容所，斗争环境更为恶劣。高波和狱中同志建立了秘密的中共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兼一个小组组长，带领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在兰州监狱的一年多时间里，敌人用尽了各种手段，打得他遍体鳞伤，威逼利诱最终都没有能使高波屈服。在狱中，他以诗表明自己的坚贞不屈：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陷囹圄，当歌汉苏武。

1948年10月，高波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时年35岁。

如今，高波烈士的一封家书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展出，字里行间向人们讲述着共产党人的气节。高波烈士的女儿高安莉也常会带着女儿和孙子从西安赶来缅怀追思。她坚信，父亲和革命先烈们的精神一定会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再读《菩萨蛮·黄鹤楼》

汪建新

1927年春，面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破坏国共合作，一步步把中国人民拖入血海的时候，毛泽东伫立于长江之滨，嗷啸于白云黄鹤之乡，心潮起伏，热血沸腾，吟成了一首苍凉沉郁的诗作《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词的题目是“黄鹤楼”。黄鹤楼是最富有诗意和神话色彩的历史文化名楼，也是江城武汉具有标志性的名胜古迹。黄鹤楼始见于三国孙吴时，南朝以后，就很著名，有“天下绝景”之称。沿江而立、居高临下的黄鹤楼，是古来人们游览登临的胜地。在这首词中，作者触景生情，抒发了对革命前途沉重的忧虑，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澎湃的革命激情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

词的上阙写景。登楼纵目，茫茫沉沉，莽莽苍苍，自远而近，宏伟壮彩。“茫茫九派流中国”，“茫茫”，指时空的悠远广大之貌。左思的《魏都赋》云：“茫茫终古”，指时间之久远绵长；陆机《叹逝赋》云：“仰视天之茫茫”，主要指空间之广大。“九派”，毛泽东曾作解释：“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中国”，只中国中部地区。“沉沉一线穿南北”，指京汉、粤汉铁路。“流中国”与“穿南北”，一水一陆，恰成对称。有人质疑粤汉铁路到1936年才筑成，似不必深究，因为这是写诗，并非纪实。

“烟雨莽苍苍”，“烟雨”，春天像烟雾一般的细雨，给前面所描绘的景色刷上了一层迷茫的色调。“龟蛇锁大江”，指在汉阳的龟山和在武昌的蛇山隔江对峙，封锁大江。“锁”字用得颇为传神。字面上是指龟蛇二山夹江而立的形象，指登楼所见的景物。然而，结合当时阴云密布的政治形势，一个“锁”字却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作者的心境。此“锁”乃为“心锁”，当人们境遇不顺、心事重重时，自然是双眉紧皱，眉头紧锁。着一“锁”字，有江断帛裂之感，使悲剧断然出现在读者眼前。

“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几个字眼勾勒一幅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充分烘托了撼人心魄的悲剧氛围，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大革命遭受挫折和失败的苍凉迷茫、沉重压抑之感。整个上阙，寓情于景，动人心魄，凸现了悲剧美或悲壮美的震撼和魅力。

词的下阕抒情。倚危把酒，怀古思今，应物斯感，由境及心，豪放深沉。“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借用典故，巧妙地记叙作者的黄鹤楼之游。崔颢《黄鹤楼》诗有句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美丽苍凉的诗句和它所记载的神话故事，并不能解除毛泽东作为现实主义者的人间痛楚。毛泽东并非为了登楼赋诗，因为此时已不复存在，只有遗址可寻。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此句最关键的是要把握“酹”的中国文化意味。酹是古代用酒浇在地上祭奠鬼神或对自然界事物设誓的一种习俗。当作者斟满一杯酒，表情凝重地把酒洒在滔滔滚滚的江水里，这样一个动作，表达出两层深刻含义：一是缅怀大革命中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的祭奠酒；二是继续征战革命到底的壮行酒。弄懂了这两层含义，特别是悟到了第二层含义，便能领会后一句“心潮逐浪高”的深刻含义了。毛泽东曾为“心潮”作注：“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林克在《忆毛泽东学英语》一文中回忆道：1957年5月21日，毛泽东在学英语休息时，也曾说过同样内容的话。他说：“《菩萨蛮·黄鹤楼》是描述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有“一樽还酹江月”，苏轼此举表露的是消极情怀，是对“人间如梦”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叹惋。作为一个革命者，眼看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即将失败，毛泽东感到痛心，充满忧虑，心情苍凉，也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迷茫与困惑。但是，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候，他信念未灭，豪情未息，意志未衰，抱负未减，他仍然满腔热血，激情澎湃，执著地探寻着中国革命的前进道路。

当天，杨开慧听了这首词后说：“润之，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激动，我听了心绪也难平。”毛泽东说：“目前武汉的这个局势，叫人心绪怎么静得下来！不过，我想，办法总会是有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句，将整首词的境界由“悲凉”提升到“悲壮”，足见其危急多情，危难多志，险恶不惧，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政治家品格。

（作者为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副院长）

扎西会议：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

冯佳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后党中央于1935年2月在扎西境内召开一系列会议的统称，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由于遵义会议是在敌人实行严重的白色恐怖、革命形势极其严峻的态势下召开的，会议仅持续3天。如常委分工、军事路线等许多问题并未得到及时解决。

在执行遵义会议作出的渡江入川的决策失利后，红军被迫进入川南、黔西北、滇东北一带集结。在行军途中，中央政治局领导红军边打、边走、边开会，从1935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云贵川三省结合部的扎西县境内，在水田寨、大河滩、扎西寨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即博古交出中央大权，包括当时中央“几担装有文件和印章的挑子”，由张闻天负中央总的责任。同时，鉴于国民党在川西南重兵防守围堵的恶劣态势，改变了遵义会议上决定的在川西南或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作出回师黔北的灵活机动的战略决策，真正摆脱了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后，由张闻天负责根据与会各方讨论情况起草《遵义会议决议》，该决议在扎西会议上得以通过。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便于调动队伍，会议决定对军队实行精简缩编，将原有建制的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加之国内形势紧迫，导致在长征后的4个月时间里，中央失去了对一些革命区与红军部队的领导。扎西会议改变了对中央苏区“无指示、无回电”的状况，针对项英连续发电报询问行动部署，中共中央致电项英并转各中央分局，要求他们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的地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等策略，重新恢复对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领导指挥。

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后的新起点。它保证了遵义会议所开创的历史性转折得到实现，它也是长征战略转变的重要一环。

（摘自《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5日）

詹大南跟随徐海东南征北战

胡遵远

詹大南将军的半生几乎是在炮火中度过的。1934年11月随红25军长征历经战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屡建奇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长征时期，詹大南曾作为徐海东的保卫干事，跟随徐海东南征北战，谱写了许多传奇故事，至今仍为人称道。

背着徐海东冲出重围

1931年，16岁的詹大南与16位同乡一起报名参加了红军。1934年4月，鄂豫皖省委召开会议期间，詹大南担任徐海东的保卫干事（当时称保卫员）。

当保卫干事不久，詹大南随徐海东回老家看望首长的妈妈。孰料第二天一早，闻讯而至的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子，刹那间枪声大作，混战中一枚冒着青烟的手榴弹朝着徐海东滚过来，詹大南飞身将徐海东扑倒在地，一声巨响后徐海东的腿还是被一块弹片炸伤了，顿时血流如注。

情急之下，詹大南背起徐海东便往村外冲，其他警卫战士排成人墙，端起驳壳枪形成一道密集火力网，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突至村外，路上正好遇见和自己同年参军的弟弟詹大海，两人一起轮换背着徐海东，最终摆脱了敌人、送至医院急救。

事后，徐海东充满感激地对詹大南说：“小詹，这次要不是你后果不堪设想，你是好样的！”

被命令骑马

1934年11月26日，长征途中的红25军一路拼杀来到位于河南省方城县城东北方向10多公里的独树镇，拟向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穿插，不料国民党豫鄂皖3省围剿总队所属的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已于2小时前到达，并抢先占领段庄、马庄、七里岗等一线阵地，向红军先头部队发起猛攻，红军仓促转入防御。敌人把红25军包围起来。

当时，天寒地冻，许多指战员都因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甚至连扳机都扣不动。稀散零星的火力根本无法有效反击敌人，加上地形平坦，我军几乎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人员伤亡严重，形势万分危急。

红25军政委吴焕先见状，抽出一把大刀，身先士卒，率部与敌人展开肉搏，一时间呈胶着状态。此刻，敌军已从两翼包抄上来，千钧一发之际，副军长徐海东率223团及时赶到，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冲锋。

入夜后，徐海东见敌人包围有所松懈，立即部署连夜转移。红军部队在泥水里整整急行军一个通宵，最终在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穿过许（昌）南（阳）公路，27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

至此，红25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击退了数十倍的堵击之敌，完成了向陕北挺进的战略转移任务，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堵计划。

战斗中，詹大南随徐海东猛打猛冲，脚踝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无法行走。徐海东把给自己驮军用品的骡子让给詹大南骑。詹大南说什么也不要，但徐海东告诉他：必须骑，这是命令。

就这样，詹大南骑着骡子走了10天，谁知骡子竟死了，詹大南十分内疚，但徐海东立即又给詹大南一匹马骑，并再次告诉他：必须骑，这是命令。

时值12月份，天寒地冻，詹大南的伤脚蹬在马镫上，过河时伤脚就泡在水里，到了宿营地脚和马镫早已冻在一起了，要用火先将冰烤融化才能下马，痛苦程度令常人难以想象。

红25军医院院长钱信忠每天都会及时为詹大南换药，才控制住了伤势恶化。加上詹大南身体素质很好，十几天后，詹大南自己能走了，就立即把马还给徐海东，而徐海东把马让给另一位伤员骑。

围歼敌师长

1935年9月，红25军率先到达陕北苏区永平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师，改编为红15军团。11月初，编入红一方面军。

为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把革命大本营安在西北，毛泽东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决心打一个大的歼灭战。

11月上旬，红15军团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先后攻下张村驿、东村、套通等敌占据点，并派出一支小部队到直罗镇、黑水寺一带活动，作为警戒和引诱敌人。同时，红1军团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大摇大摆地开进了直罗镇。

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下达命令：21日拂晓发起攻击。红15军团按照原定方案，从张村驿一带出发，连夜急行军，赶到指定位置，并悄悄地占领了直罗镇南面的高地。

21日拂晓，进攻开始了。红15军团首先发起攻击，徐海东站在镇南侧一个刚攻占的高地上，指挥部队向直罗镇内攻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红1军团则隐蔽在山上，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

敌人企图占领山顶制高点。当他们快爬到山顶时，却遭到红1军团的当头痛击。在红军的夹击下，敌人很快被消灭。

第二天拂晓，詹大南陪同徐海东去前线察看情况。他们向北刚拐一个弯，就发现玉米地里有一个人影在晃动。詹大南冲上去，活捉了敌人一名伙夫。经徐海东审问，伙夫供出了有一股敌人簇拥着敌师长牛元峰已经渡河逃跑。

徐海东听后，立即命令詹大南带少共营跟踪追击。他对詹大南说：“抓不住牛元峰莫回来！”

詹大南向少共营传达了徐海东军团长的命令，然后带着部队，沿着敌人留下的踪迹猛扑过去，终于在夏家沟南面山头上，追上了敌人。

敌人边打边撤，詹大南紧追不放，接连追了10多个山头，将敌人逼入一个山谷。前方的红225团一部堵住了敌人的退路。詹大南乘机冲上去，两面夹攻，猛打一阵。在战斗中，詹大南边追边问抓到的俘虏，查问牛元峰的下落。一个敌伤兵对詹大南说：“牛师长、参谋长与卫队一起，都在前面。”

大约9时，战斗结束，但还没有发现敌师长。詹大南经过询问，得知绝对不会有敌人漏网后，开始逐一审讯俘虏，在最后围歼敌人的地方，查出了混在俘虏群中的敌师参谋长。

詹大南大声问：“你们师长呢？”敌参谋长指着离詹大南10多步远的山坡上的一具死尸说：“那就是牛师长。”詹大南听后并没有立即相信他的话，又问了几个俘虏。并从敌参谋长身上搜出《军官录》，依照上面的照片进行比对，最后断定：牛元峰的确被红军击毙。

由于事关重大，詹大南还是不放心，他从尸体上搜出一枚铜质狮头的私章，带着《军官录》和私章，跑去向徐海东汇报。经过徐海东认定，这枚私章是牛元峰的，詹大南这才放心。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8年7月26日）

战地办报：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奇迹

阎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就十分重视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即便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仅晋察冀根据地所办的报刊就有几百种。报纸有《晋察冀日报》（前身为《抗敌报》）、《子弟兵报》、《冀中导报》等，期刊有《晋察冀画报》《战线》《抗战生活》等。这些报刊成为时代号角，凝聚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战信心，鼓舞了千百万民众的抗战热情。

那么，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这些报刊是怎样出版的呢？我们选取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和期刊介绍给大家，以纪念这些以笔代枪、为中国人民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们。

“民族的号筒”：敌后办报最早、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晋察冀日报》

《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1937年12月11日在阜平县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创刊，最初为石印，三日刊，社长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1938年4月，《抗敌报》转为晋察冀省委的机关报，邓拓任报社社长，主持报社工作。1938年8月16日，报纸改为铅印，隔日刊。1940年11月7日，改为《晋察冀日报》，为日刊。报纸的内容以国内新闻、国际新闻、通讯、社论、诗歌、漫画等为主，并创办了副刊《老百姓》。所刊载的文章大多通俗易懂、诙谐幽默，成为根据地军民了解八路军抗战和根据地政策的主要渠道，也是边区党政军民对敌作战的重要宣传武器。到1948年6月14日终刊（与其他报纸合并为《人民日报》），在十余年的办报时间里出版2845期，发行量从最初的1500份扩大到几万份，最多时达5.5万份。

在《晋察冀日报》办刊过程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故事，最有名的是“八匹骡子办报”“七进七出铧子尖”。

为适应游击办报的需要，报社人员尽量减轻设备的重量以便于转移，比如排字工人把铅字缩小，把笨重的字架改成可装卸的轻便字架，把笨重的石印机改成用枣木制成的结实轻便的木制机。邓拓还要求编辑和记者写文章都限定在3000字以内，以减少字盘重量。同时，邓拓还用特制木箱装字盘，装好就能搬走，架起就能捡字。因为报社的全部设备拆装方便，敌人来时，拆完装入箱子搬到骡背上就走。等到了安全环境，立即卸下设备，安装完毕就可以开工。全部设备用八匹骡子就可带走，非常适合当时的游击环境，因此就有了“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说法，可谓是中外新闻史上的奇迹。

铧子尖是平山县滚龙沟南山深谷中的一个小山村，1940年冬到1942年春，晋察冀日报社曾长期在滚龙沟一带驻扎。1941年8月22日，日伪军7万多人“扫荡”晋察冀边区，2000余敌人合围滚龙沟一带。当时，报社为了赶印当天的报纸，行动迟了一步，来不及转移设备，于是，他们把设备埋藏在铧子尖，报社人员则与当地群众、民兵、游击队一起与敌人周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七进七出铧子尖”，反复七次挖出设备工作，埋好设备转移，硬是在敌人“扫荡”的25天时间里出了23期报纸，对稳定根据地民心军心、鼓舞军民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为了出版和发行好《晋察冀日报》，在抗战期间有34位报社工作人员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还有多人在发送报纸途中献出了生命。《晋察冀日报》和晋察冀根据地一起发展壮大，它不但见证和记录了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而且鼓舞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成为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个创举和榜样，被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誉为“民族的号筒”。

“活生生的事实”：真实记录敌后恢宏壮阔抗战和热火朝天建设的《晋察冀画报》

《晋察冀画报》是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份大型摄影画报，创刊于1942年7月7日，共出版13期。1948年5月20日，晋察冀画报社和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合并为华北画报社。

说到《晋察冀画报》，不能不提著名摄影家沙飞。全面抗战爆发后，沙飞从桂林北上，10月份到达晋察冀，经聂荣臻特批成为随军摄影记者，不久便担任了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从1937年10月到1939年，沙飞拍摄了许多有关八路军抗战的照片。为了让大家了解八路军抗战，1939年春，沙飞等人在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摄影展。尽管照片不多，也不大，但引起了很大轰动，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参观。那时候老百姓大多不认识字，不能看报纸杂志，但他们能看懂照片，能从照片上直观地看到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

这次展览还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的称赞，他说：“你们这样做很好，不识字的人能看懂照片，这样的形象宣传作用大。”展览出人意料的成功和聂司令员的鼓励，使沙飞萌生了印制画报的想法。

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画报印制的难度远高于报纸。首先需要人才，包括摄影、制版、刻字等人员。其次需要设备，包括相机、铜板、锌板、上等的纸张和油墨，以及各种化学制剂等。这些东西在大城市都是紧缺物资，更别说在被日军严密封锁、条件艰苦的根据地了。因此，沙飞的想法在当时听起来有点异想天开。但沙飞的想法得到了晋察冀军区领导，尤其是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军区领导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要多少就给多少，需要什么人就调什么人，全力支持创办画报。领导的支持给了沙飞极大的信心，他们从全军区搜罗各种有用的人才和设备，并自己动手制造设备。边区解决不了的就通过大城市的地下党组织购买。为了购买和护送这些设备，地下党组织历经艰险，有些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生命。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还贡献出了自己的军用望远镜。

经过3年的准备，1942年5月21日，晋察冀画报社正式成立，沙飞任社长，全社共100多人。尽管此时日军对根据地展开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扫荡”，再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晋察冀根据地处于最艰难的时期，但画报社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在1942年7月创刊。在庆祝大会上，聂司令员对画报社全体人员予以表扬和奖励，并为画报亲笔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如何艰难困苦地抵抗着日本强盗！”

画报出版后传到各根据地和敌占区，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和鼓舞，也让日军非常震惊。日军一面加紧封锁印刷制版物资，一面“扫荡”根据地，并把画报社作为重要的袭击目标之一。

1943年4月19日晚，画报社正在平山县东黄泥一带赶印第三期画报，突然有群众送信说日军正向此地进犯，赶紧转移。于是，大家马上停止工作，拆卸设备，搬运埋藏好，准备转移。此时，日军已将村子三面包围。在突围中，著名摄影记者雷烨不幸遇难。

虽然日军的“扫荡”、袭击经常发生，但晋察冀画报社却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所印制的画报愈发精美，让看到的人爱不释手，视若珍宝。当时各根据地把“陕甘宁的广播，晋察冀的铜板”视为我党在宣传工作上的两大创造和法宝。

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晋察冀抗战的照片大部分出自《晋察冀画报》，它不但向世界证明了八路军在敌后进行着英勇的抗战，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比珍贵的历史影像。

（摘自2015年第24期《共产党员（河北）》）

张德山：勇拦惊马保护群众21岁光荣牺牲

在哈尔滨市公安局为纪念烈士制作的一部视频短片中，烈士张德山的故事引人注目。1954年，他在维护交通秩序时，勇拦惊马，被马车轧伤光荣牺牲，年仅21岁。

张德山，男，1933年出生，原籍松江省阿城县新房村人，共青团员，高小文化，贫家出身，1953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任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南岗分队外勤民警。

1954年6月7日下午，张德山在哈尔滨市西大桥执行勤务。15时左右，他发现一辆胶轮马车自东向西飞驰而来，车上有货无车夫。刹那间，他一面快步上前，一面向周围的群众大喊：“马惊了！快躲开！”

面对迎面而来的惊马，他猛地从身边一名车夫手里夺过皮鞭重重抽向惊马，惊马不但没有停下，反而嘶叫着向人群冲来。

危急时刻，张德山挺身上前，想拉住缰绳控制惊马，不料却被飞驰的惊马撞倒，踢破了太阳穴，车轮从他的颈部轧了过去。

最终，在另一名车夫的帮助下，惊马被制服。

由于张德山的呼喊，群众都散开了，没有人员伤亡。但当群众前来援救时，他的鲜血染红了道路，在被送往医院途中，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哈尔滨市公安局为张德山举行了追悼会，并作出“向张德山同志学习”的决定。

1954年10月，共青团哈尔滨市委追授张德山“模范青年团员”称号，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追认张德山为“革命烈士”。

哈尔滨市公安局成立至今，已有数百名民警牺牲，他们用生命托起了社会的安宁。先烈们的遗志以及革命传统，深深影响着后人。（据新华社电记者王君宝）

张华：用生命诠释崇高宗旨

张华，黑龙江虎林人，1958年10月出生，1977年1月入伍，生前系原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二大队学员。

1982年7月11日，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新筑乡69岁的魏志德老人，在公共厕所被沼气熏倒，落入粪池内。正在附近的张华听到呼救声，立即跑到现场，毫不犹豫地下到3米深的粪池，奋力抢救魏志德老人，不幸被浓烈的沼气熏倒在粪池中，因严重中毒窒息，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年仅24岁。

1982年7月18日，原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张华同志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追记一等功。同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追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1984年6月，西安市在张华牺牲的地方建立了烈士纪念碑。2009年，张华当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张华在日记中曾写道：“雷锋呵，我的战友，你的生命在我身上延续，你的热血在我身上奔腾，你的思想在我身上扎根！”张华用生命践行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宗旨，成为军校大学生的杰出代表。

张杰明：誓死与歹徒搏斗的公安英模

图为张杰明像。新华社发

新华社长沙1月30日电2019年12月上旬，“共和国不会忘记——1949至2019年湖南省长沙市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纪实摄影作品展”开幕。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革命烈士张杰明的事迹备受观众瞩目。

张杰明，男，1972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现宁乡市），1992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200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一级警司，牺牲前系长沙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芙蓉大队民警。

2003年8月31日，张杰明在执行重大警卫任务中，主动要求到情况最复杂的巡区担负巡逻处警工作。当日凌晨4时11分，张杰明、罗细海、陈卫三名民警组成的长沙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芙蓉大队12号巡逻车组正在长沙市韶山路巡逻，接到长沙市公安局110报警中心指令，称有三名盗窃犯罪嫌疑人翻墙进入芙蓉区育英小学，要求12号车组火速处警。

接到指令后，12号车组火速赶到育英小学值班室。向报案人了解具体情况后，张杰明当即布置好相关人员任务，展开搜查。5分钟后，张杰明首先发现进入财务室走廊的大门缝隙中漏出一丝弱光，他立即喝令犯罪嫌疑人出来，并招呼同事朝走廊大门合围，然后自己率先冲了进去。

三名犯罪嫌疑人发觉有警察后，一边挥舞三角刮刀一边向外分头逃窜。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往外逃窜时，被张杰明拦住。穷凶极恶的嫌疑人，一面叫嚣“不要搞”，一面挥舞凶器向张杰明乱捅。

尖刀当前，张杰明毫不畏惧。但因走道光线太暗，在与犯罪嫌疑人搏斗中张杰明仍被刺伤。张杰明先后被犯罪嫌疑人刺中十八刀，其中一刀刺破心脏和肺部，伤口深达18厘米。但即便这样，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杰明仍死死抱住犯罪嫌疑人的双腿没有松开。

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始终无法摆脱英雄那铁钳般的双手，5分钟后，听到搏斗声的两名战友及保安赶来，一起将犯罪嫌疑人制服，张杰明才松开双手。“你们把他（歹徒）带回去，我可能不行了”，说完这句话，张杰明昏死过去，最终再没能醒来。

年仅30岁的张杰明因大量失血，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长沙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处长孔奕介绍，张杰明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民警。生前，他始终牢记并努力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立足岗位，无私奉献。他曾两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四次被支队评为优秀民警，1995年因抗洪抢险成绩突出被长沙市公安局嘉奖。2002年、2003年因打击街头“两抢”犯罪成绩优异，两度被支队评为“抓获能手”“侦破能手”。

2003年9月25日，公安部追授张杰明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2003年12月18日，公安部追授张杰明为“革命烈士”。（记者刘良恒）

张克侠：在敌营中为革命工作的“特别党员”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16日电（记者王民）张克侠，原名张树棠，1900年出生，少时就读于北京汇文小学、汇文中学。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加入西北军。1927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别党员”，开始了长期地下工作的革命生涯。张克侠牢记党的嘱咐，直到1950年，才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张克侠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参加了卢沟桥抗战。他在得到日军不战而入的重要情报后，及时通知刘清扬、张友渔等共产党员，使万余名革命志士、抗日骨干得到安全转移。

抗日战争期间，张克侠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副司令等职，转战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对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军队给予大量支持，对团结抗战起到很大作用。此外，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为贯彻执行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方针，在国民党二十九军各派系之间做了大量弥合工作，并尽力创造条件，直接和间接支持掩护地方党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克侠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其间他积极参与对国民党将领的策反工作，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开展反内战、反独裁活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1945年策动郝鹏举起义成功。

1948年淮海战役中，张克侠克服层层艰险，摆脱敌人的严密监视，与何基沣一起，在贾汪、台儿庄防地率领三个半师、两万三千余名官兵起义。此次起义，使淮海地区东线的国民党军防线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使解放军得以乘虚而入，直捣徐州，加速了淮海战役的进程，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嘉勉。

张克侠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参谋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张克侠曾任林业部副部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4年7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侯陵屯村民张继伦说，张克侠将军在世时，一直关注侯陵屯村的发展，挂念着村里的乡亲们。为了改善村里的生产条件，他捐资为村里购买了6台拖拉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和全村粮食产量。他这种爱家乡、作贡献、报效国家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们，不断把侯陵屯村建设得更美好。

村党支部书记邢墨森说，张克侠将军生在我们村，长在我们村，他逝世后，没有坟墓，而是让后代把他的骨灰撒在村的北洼，完成了他“生于斯，长于斯，归于斯”的愿望。他护佑国家、民族，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

张良：在烈焰海水中永生

新华社沈阳3月22日电（记者李铮、郭翔）2010年7月20日8时30分，在大连“7·16”大火救援现场连续奋战了86小时的张良，被一个突然袭来的巨浪吞没，壮烈牺牲。在烈焰海水中，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5岁。

张良，生于1985年，生前是大连消防支队战勤保障大队三班班长。2010年7月16日18时12分，大连市大孤山新港码头保税区油罐管线爆炸起火，港区内部分油罐、二甲苯等危险化学品罐区不断有流淌火逼近，一旦失控，对整个罐区甚至开发区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控制、消灭石油化工火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有充足的供水和灭火药剂。张良负责的就是整个火场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为前方作战提供稳定、高效的供水。

在火场环境极度危险、极度复杂的情况下，班长张良带领供水人员占领大连新港街道南海屯南海码头，迅速安放好浮艇泵，铺设好供水管线。短短40分钟，一条近2公里长的供水管线铺设完毕，每分钟8000升的供水量使得灭火一线的“弹药”得到充足补给。

由于原油泄漏到海面，浮艇泵在抽进海水过程中，大量油污、海草也被吸附在了过滤罩上，一旦过滤罩堵塞严重，抽水量将受到严重影响。为确保前方不间断供水，张良每个小时都跳到海水里去清理过滤罩的杂物，每次清污结束上岸，张良的身上如同穿上了一件“油污外套”。400斤的浮艇泵在手中反复清理，背部被锋利的礁石划开伤口，海水浸泡伤痕累累的伤口蜇得人钻心疼痛，张良和战友们依然坚持，坚持，再坚持。

17日9时55分，现场所有明火被扑灭后，张良在远程供水编队继续执行监护任务。他每次清污近半个小时，每隔一小时还要再下海一次。此外，设备、线路的检查和维修量也不小。从16日晚到19日晚，张良都只能见缝插针地打个盹，每次合眼都超不过15分钟。

7月19日19时，总指挥部决定发起最后总攻，消灭所有隐患。张良接到命令，要把远程供水水带铺到罐区内，争取20日一次性解决战斗。从19日21时开始，张良和战友们重新开始铺设供水管线，直到20日凌晨2时，他们才回到海边的阵地休息。

20日清晨，在海面风力达8到9级的情况下，张良为了保证前方不间断供水，不顾个人安危，用安全绳固定渔船钢索后，再次进入海中清理浮艇泵。突然海面一个巨浪将他吞没，张良不幸壮烈牺牲。

从7月16日20时到7月20日上午，在整个灭火作战中，张良负责的战勤保障大队远程供水分队，为火场内不间断地提供海水达4万多吨，约占灾害现场全部用水量的三分之二，为这起事故的成功处置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张良牺牲时年仅25岁，入伍7年，先后三次受到上级嘉奖，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共参加灭火救援战斗900余次，为保卫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出突出贡献。

2008年，作为汶川地震辽宁救援队成员，张良因在抗震救灾中贡献突出，经组织批准，他在抗震救灾前线火线入党。

张宁海：“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

原标题：（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张宁海：“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

新华社合肥3月26日电

新华社记者陈诺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这是张宁海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2010年12月13日凌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搜救18名探险迷路的上海大学生时不幸坠崖牺牲，年仅24岁。

张宁海，生于1986年，安徽太和县人，2008年6月毕业于安徽公安职业学院，2008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黄山风景区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

2010年12月的一个深夜，18名进入黄山风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的大学生遇险被困。接到求救后，黄山管委会紧急抽调公安、武警、消防和景区干部职工230多人，组成救援队伍，展开生命大救援。正在值班的张宁海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救援现场，成为第一批接受任务、第一时间前往搜救区域的搜救人员。

五百里黄山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此时又值风雨交加、浓雾弥漫，张宁海和战友们一行人在山中披荆斩棘，艰难行进。6个小时后，他们在一处峡谷谷底找到全部18名探险学生。深夜寒冷，气温仅有4摄氏度，大学生们全身被雨水淋湿，饥寒交迫，救援队决定立即将大家带出危险区域。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张宁海一边打着手电为大家照明，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脚下安全。13日凌晨3时26分许，在一处仅容一人勉强通过的湿滑草丛中，他不幸从30多米高的悬崖坠落……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警察事业！”从警的第一年，张宁海就在日记本中写下这句话，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每逢旅游高峰期，景区人流、车流密集，张宁海总是值守在任务最艰巨、游客最集中的地点。一次，一名游客的手机被偷，张宁海通过视频侦查锁定嫌疑人。为控制嫌疑人，他连续在下山路上蹲守22个小时。

2009年，张宁海的父母第一次来黄山看望儿子，提出上山看看。张宁海将父母送上索道后，对父亲说了一句“派出所工作太忙，就不能陪爸妈上山游览了”，转身便投入到工作中。黄山外国游客多，张宁海就刻苦自学英语。牺牲前，他已进入黄山景区公安局外语翻译人才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靠实际行动去实践。”张宁海在与同事谈心时曾这样说。同事吕华斌告诉记者，张宁海用生命践行了“从警为民”的誓言。

2010年12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宁海同志为革命烈士。2011年6月9日，他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在张宁海的墓前，生前战友、当年获救的驴友们每年都会前来祭扫，追忆英雄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当地每名新入职的民警在参加完入警宣誓仪式后也会来瞻仰英雄。

“榜样的力量催人奋进，激励我们为公安事业奋斗终生！”黄山风景区公安局2019年入职民警李铭说。

张闻天：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新华社上海8月25日电（记者郭敬丹、吴振东）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邓三村，有一座一正二厢房庭院，青砖道路、竹篱环抱，具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和江南特色，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闻天故居。

张闻天，1900年8月生，上海浦东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193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张闻天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次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在长征中，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上，他根据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为挽救党和红军，实现党的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延安时期，张闻天长期主管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

1938年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为推动全民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和教育工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张闻天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后，张闻天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成了多篇调查研究报告。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这期间，他写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参加了当时我国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

今天，张闻天故居已成为红色教育的“现场课堂”。据介绍，2019年上半年，故居共迎来786批参观团队，参观人数约51000人次。故居宣教部门的“闻天讲堂”主题党课也发挥辐射作用，上半年已走入张江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祝桥镇思凡一居、祝桥镇东港一居等6家单位。故居内的参观者留言簿上，有一笔一画的稚嫩字迹，也有漂亮的手写字体。“我要向张闻天爷爷学习”“革命烈士张闻天，我们会沿着您的足迹前行”……

张叶良：65级台阶见证天地英雄气

新华社杭州2月4日电“抓住没有……”这是打黑民警张叶良留给同事的最后一句话。面对挥舞尖刀拒捕的歹徒，他不顾生死阻拦，受重伤后仍吃力追缉，鲜血染满楼梯上的65级台阶，楼道墙上留下了他一个个血手印。他的坚持，为成功抓捕争取了宝贵时间，也让他流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滴血。

张叶良，1962年7月13日出生于浙江杭州萧山，199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治安大队民警、副大队长。2004年1月4日晚，他与持刀拒捕的歹徒展开英勇搏斗，不幸身中数刀壮烈牺牲。同年，张叶良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被批准为革命烈士。

2004年1月4日16时许，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接到报警，称有人被数名犯罪嫌疑人非法拘禁在某酒店。张叶良接到警情后匆匆和家人道别，奔赴案发地。他意外获知该案主谋将于当晚回到该酒店，果断决定组织人员守株待兔实施抓捕。

抓捕过程中，张叶良和同事与2名犯罪嫌疑人缠斗在一处漆黑狭窄的过道中。歹徒挥舞着尖刀拒捕，张叶良身中数刀，其中一刀刺穿心脏。最终，房门被打开，嫌疑人慌乱逃窜。血流如注的张叶良仍以顽强的毅力紧追不舍，再次被歹徒刺伤，终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中途他曾摸出带血的手机，试图联系在外待命的同事，几次张口却已说不出一个字。

张叶良从小将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当作自己的理想。1995年，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安需要，杭州萧山面向社会招收公安民警，张叶良经过考试如愿入警。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刻苦钻研不断提高业务技能，迅速成为业务骨干，在从事预审工作的3年间，办理案件380起，深挖犯罪嫌疑人480余名。

改革开放以来，萧山经济飞速发展，工厂多了，老百姓的口袋富了。然而，这片富足的土地却成了犯罪分子意欲“淘金”的地方。2003年年初，萧山分局决定在治安大队下设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打击流氓恶势力犯罪。经组织认真考核，领导和同事眼中的“扫黑能手”张叶良挑起了全区打黑除恶的重任。

时任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区分局局长余樟春记得，短短9个月时间里，特别行动队共打掉9个黑恶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0余人。

在张叶良的家乡浙江杭州，英雄舍生忘死的精神生生不息，他的故事一直在被续写。每个清明节，无论是曾经的战友还是刚工作的新警，都会自发前往其墓前祭奠。张叶良曾经的同事王兴安说，这十几年来，张叶良把危险留给自己的风范一直深深影响着他。

英雄壮烈牺牲14年后，他的女儿张碧珍也穿上警服。“如今穿上了这身制服，我才渐渐明白父亲的责任和动力，理解了他当初的决定。”张碧珍每次祭奠父亲都会穿上警服。阳光下，肩上的警徽一闪一闪，亮得耀眼。（记者马剑）

张治中的选择

1949年4月1日国民党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前的合影。

1945年8月，张治中等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和张治中在延安机场。

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赴北平谈判登机时的情景。

70年前，在中国政局的巨大变革面前，每个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同时他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是唯一一位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他的选择是怎样的呢？

“三到延安”的朋友

张治中希望战犯名单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大度地说，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字。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年的整个春天，北平都洋溢在解放的喜悦之中，城内锣鼓声声、秧歌阵阵。

3月26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对国共和谈作出决策，决定在此前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再行谈判，时间定在4月1日，地点北平。

南京方面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中共方面则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治中到北平谈判前曾去溪口请示依然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周恩来为表抗议，并没有前去机场迎接他的老朋友张治中。不仅如此，还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拉了一幅“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

4月2日到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和“渡江”两项。谈判过程中，双方在惩办战犯、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中共要求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解决问题，南京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坚持“划江而治”，这使张治中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内心十分焦急。为顺利推进和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毛泽东邀见和谈代表，就和谈事宜进行交流。

4月8日这一天，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先生，别来无恙啊？”接着，偕他走进会客室，亲切地问候其家人可好。毛泽东真诚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招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感激得很！”“在重庆时，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

1945年国共谈判，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腾出自家宅邸，让毛泽东等人居住，并派人严加保护。谈判结束后，又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1946年，国共军队整编期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大员，第三次到延安，和共产党交涉谈判事宜，受到热情接待，被称为“三到延安”的朋友。

三年后的此时，中共胜利已成定局，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到北平和谈。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情感真挚，使张治中感到十分友好，紧张焦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寒暄过后，毛泽东直入主题。“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治中答道。然后，他就和谈关键性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惩办战犯是谈判要点，争论也最激烈。张治中希望战犯名单不要列入条文，毛泽东大度地说，为了减少你们代表团的困难，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字。

《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中心问题是接收和改编。谈到组建联合政府时，张治中说，按旧政协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和达成的协议，国民党政府应当将权力交给新政府。毛泽东直言中共的考虑：“联合政府还不知何时成立，或许两三个月或四个月都不定，在这段时间南京政府当照常行使职权，不要散掉了，大家都跑了。”

听到这里，张治中说：“国民党执政20多年，没能遵守孙中山先生的遗训进行建设，愧对国家和人民，今后是你们执政了，你们怎么做，责任是重大的。”

“不，不是的！是我们大家来做的，是靠大家合作来做的……一切真正主张和平的人，我们都欢迎和他们合作，而且希望他们多出主意，多提意见。”毛泽东坦诚地说。

这次会见，双方坦诚交流。毛泽东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针对战犯列名、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问题作出让步，这让张治中如释重负。

“不能再对不起姓张的朋友了”

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考虑到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有签订的可能，于是决定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0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多次磋商最终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被国民党单方面拒绝，国共和谈破裂。当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谈判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面临去留抉择。大多数认为和谈失败回去，绝不会有好结果，应该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留在北平，静待形势发展，再为和平努力。张治中则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然已经破裂，自无继续留在北平的必要。同时，代表团是南京政府派遣的，任务终了，理当回去。别人不回去可以，他是首席代表，论情论理都应该回去复命。4月22日，张治中给南京发去电报，要求于23日派机来北平，预定24日回去，同时通知中共方面。

周恩来是国共和谈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首席代表，他和张治中是老相识、老朋友。早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第三期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两人密切合作，结下深厚友谊。

所以，当得知张治中要和代表团回去复命后，周恩来放下手头工作，急忙赶到六国饭店国民党代表团驻地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周恩来态度坚定、言辞恳切地对他说：渡江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变，和谈仍有恢复的可能，代表团回去后，无论是广州还是上海，国民党的特务是不利于他们的。过去在南京重庆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以保留和谈余地，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最后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

西安事变的时候，当周恩来赶到时，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之后张学良被长期监禁。周恩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周恩来的话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考虑到协定还有签订的可能，于是决定留在北平。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与此同时，另一场秘密“战争”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恩来亲自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过后只好返回。而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缓兵之计。

在周恩来的指示和亲自安排下，中共南京和上海地下组织马上行动起来，与张治中家属取得联系，尽快安排将他们接到北平。

南京方面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沈世酉，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当时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小女儿张素久，张治中弟弟张文心的夫人郑淑华、儿子张一伟都在南京。沈世酉接到指示后，立即找到正在南京师大附中教室里上课的张素久和张一伟，再接上洪希厚和郑淑华，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南京火车站。这时的火车站早已人山人海，沈世酉就把他们一个个从车窗里塞进车厢，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张治中长子张一真钱妩夫妇、三女儿张素初和小儿子张一纯此时都在上海。洪希厚一行到达上海后，马上与这里的家人会合。因为怕特务监视，当晚连灯都没敢开。24日一早天还没亮，一行9人就赶往机场，由于走得匆忙，每人只带了随身换洗衣服，并无其他行李。

上海方面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邓世章夫妇，邓世章的公开身份是上海飞机场基地指挥官。到达机场后，起初洪希厚等聚在一起很是显眼，邓夫人就说：“你们几个在一起目标太大，先分散到各个角落，等飞机快起飞时，你们再一起上飞机。”并叮嘱她们遇到熟人要少说话，一旦有人问起，就说到兰州或者说接兰州来的客人。因为张治中曾在兰州任职多年，这样说可以减少许多麻烦。没曾想，张治中的夫人还真的遇到了一个熟人，这人是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俞飞鹏。俞真的问到她们：“张夫人，你们这是去到哪里？”

张夫人按照事先安排的说：“接兰州来的客人”。

“今天没有兰州来的飞机了。”

“飞机场说有的，怎么就没有了呢？”

“我是交通部长，我还不知道？！兰州来的飞机早就走了！”

但是俞说完就急着走了，并没有深究，虚惊一场。

邓世章为此捏了一把冷汗。怕被特务发现，邓安排其他几个地下党员把机场的特务都支去吃饭，还把他们灌醉。第二天清晨，等他们酒醒了的时候，洪希厚乘坐的飞机已经飞走了。

特务头子、上海警察局长，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二处（情报处）处长毛森得知后，只好急忙向汤恩伯报告：“接代表团的飞机走了，张治中一家也跟着去了。”毛森又说：“汤司令，赶快派飞机去追吧！”汤恩伯大骂：“饭桶，这么多人，连一架飞机都看不住，都飞走了，还追什么？！”

实际上，当时派战斗机去拦截是可以办到的，因为在北方的青岛等地还有国民党的飞机场。汤恩伯之所以不愿意这么做，可能因为他与张治中家一直关系不错。他早年与张文心同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两人交往颇深。张治中对汤又有所提携，所以汤恩伯对张治中十分尊重，尊称洪希厚为师母。

再说洪希厚一行，有惊无险的登上飞机并顺利起飞。飞机上也有一位地下党员负责她们的安全，他担心国民党派飞机追来，就一个劲催促驾驶员快飞。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张治中家属搭乘的飞机降落在由共产党控制的青岛城外机场。民盟领导人沈钧儒、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这里登机，一同前往北平。

毛森受到汤恩伯一阵痛骂之后，很不服气，还是派了飞机去追。但是由于当时青岛有两个机场，一个是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内机场，一个是共产党控制的城外机场，接代表团的飞机降落在了城外机场，而前去追击的飞机却降落在了国民党控制的青岛城内机场，刚好错开，又是一场虚惊！

张治中并不知道周恩来如此的精心筹划，直到家属快到北平时，周恩来才让他前去机场迎候。当在机场见到几经辗转到达北平的家人时，张治中激动的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对时局的声明》

“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

张治中一决定留下来，毛泽东、周恩来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其解决寓所问题。张家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是一处宫殿式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餐厅能摆几十桌，舞厅能容百余人。

张治中长期置身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深受蒋介石器重。最初，他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觉得自己背叛了蒋介石，怕人家说他投机，心情极其低落苦闷。为了帮张治中摆脱苦闷情绪，毛泽东、朱德亲自去看望他，邀请他参加座谈、聚会，真诚希望他参加新中国工作。毛泽东每次为张治中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总是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和他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中共朋友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使张治中心里感觉暖烘烘的。他逐渐弄通了，决心同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参加革命。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6月20日、22日，中央社又相继发出电讯，说张治中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面对这一情况，张治中终于打破沉默，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声明》说：“我现在北平所过着的是闲适自在的生活；而且引起一种欣喜安慰的情绪，与日俱增。为什么缘由呢？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多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露出新的希望。”“在目前，我们如果把眼光放远些，心胸放大些，一切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一切为子孙万代幸福着想，我们不但没有悲观的必要，而且还有乐观的理由。”张治中的声明阐述了他一贯力主贯彻革命、实行民主政治，对国内问题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和平的主张，在整个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进一步分化国民党，推动各地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年初一’做起”

当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唯有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政协正在筹备时，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当着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面，介绍张治中说：“这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我想邀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你们看怎么样？”没等别人回答，张治中先摇头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毛泽东笑着说：“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起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毛泽东幽默诚恳的话语，体现了中共领袖对他的信任，使张治中大为感动。

由于张治中自身不断思索，和中共朋友的热情接待与开导，终于使他对困扰自己的问题有了新认识，欣然接受中共邀请，热情投入到新工作中来。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说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张治中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要他们起义。张治中1946年后曾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三年，曾营救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所以在兰州、新疆颇有威望。新疆方面也透露出只要张治中去电，他们一定会照办的。

张治中也早有此意。10日，他给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去电，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此时国民党政府已退至广州），归向人民民主政府。11日，又给陶峙岳去电谈了九方面的具体起义事宜。经过毛泽东的精心部署、张治中的劝说，17日，陶峙岳、包尔汉复电表示对和平转变审慎筹议。25日、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率领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除介绍新疆的一般情况外，还就以后新疆的长治久安之计提出六项重要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说：“请你和彭总一同到新疆去就地具体解决。”不久，西北设置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任主席，张治中被任命为副主席。

代表团留下后，很多人都直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的工作。张治中性情直爽、敢于直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以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了主席、副主席姓名，56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也认为这意见很好，可以表现出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名，毛泽东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当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唯有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意见被毛泽东接受。在商讨国旗方案时，毛泽东拿出从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的3幅，他个人比较赞成带有一颗星星一条黄河的那幅。张治中当即表示反对，说：“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主席和国旗审阅小组都同意这一说法，随后一致同意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这一年，张治中还写信给几个在境外的子女，介绍了国内当时的大好形势，要她们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女儿张素我当时正在香港，三女儿张素初在美国读大学。接到父亲的来信，孩子们也欣然回到了祖国。

长征路上的独腿将军钟赤兵

娄山关战斗是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娄山关地势险峻，群峰如剑，在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红军的英勇顽强从钟赤兵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他在战斗中腿部负伤，但他坚决不下火线，带伤指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事后，医生发现他被子弹击中的腿部骨头都被扭碎了。当时红军医院没有医疗条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就靠砍柴刀和锯子完成了三个多小时的截肢手术，但术后不久伤口感染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过后，伤口再度感染，第三次时，手术医生从大腿根部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他坚决不同意留下来养伤，硬是咬着牙坚持拄着双拐用一条腿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路上，像这样铁骨铮铮的红军战士还有很多。心中有信仰，脚下就会有力量。这就是一个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共产党员的崇高精神，他们为理想而来，为信仰而战。以这种信仰武装起来的军队，就拥有无法战胜的力量。

长征路上的一个春节

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度过的那个春节，是公元1935年2月4日，农历乙亥年（猪年）春节。在本该万家团圆的日子，辞旧迎新的烟火却并不能冲淡浓烈的战场硝烟。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依旧是危机重重，必须尽快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

年关将近，土城血战。

猪年的春节渐渐临近，长征队伍却笼罩着低沉的气息。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之际。红军的前方，是沿长江设防的川军；身后，是追击而来的中央军，双方力量之比为3万：40万。

血战，8.6万人的长征大军损兵5万之余。中国革命的航船进入最为狭窄的航道。党和红军在痛定思痛中，又一次选择了毛泽东。临危受命，立于船头，摆在刚刚过了41岁生日的毛岁生日的毛泽东面前的是如何带领这条风雨飘摇的航船，冲出险象环生的漫漫航道。

一路征战，伤兵满营，隆冬时节，缺衣少弹。此刻，东去湘西与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被敌人识破，而地贫人稀的黔北又难以建立根据地。更为严峻的是，蒋介石已经电令他的各路大军务必围歼红军于乌江西北地区。北渡长江进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似乎成了中央红军绝地重生的唯一选择。

危机四伏，留给红军的机会越来越少。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从遵义转至桐梓县城，随即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地域定在宜宾、泸州之间。毛泽东的设想是，趁着年关临近，川军江防麻痹、国民党追击军尚在途中之际，避其锋芒，悄然过江，摆脱围追堵截。

在土城方向，红三军团等后续部队则遇到了川军郭勋祺部的尾随追击。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刘湘就让他的川军出境迎战，“抱必死决心，奋勇阻截”——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已经难以应付，“四川王”刘湘显然不让中央红军再入川搅局。

土城至赤水尽是峡谷，毛泽东决定以红三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607.5至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红五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以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对尾追之敌打一场“歼灭战”。

28日拂晓，战斗在蒙蒙细雨中打响。战至黄昏，双方仍呈胶着之势。红军发现，川军不是情报中所说的两个团，而是两个旅，另有两个旅的增援部队还在源源而至。并且，原本以为像黔军一样一击即溃的川军战力丝毫不亚于中央军，轻重武器装备甚至优于中央军。“歼灭战”成了“拉锯战”，人均仅有20发子弹的红军陷入危机。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亲临一线指挥。

雁阵惊寒。眼看短时间取胜无望，中央政治局连夜命令停止与敌人纠缠，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避实就虚，西进川南。29日拂晓，红军从土城浑溪口、蔡家沱、元厚等渡口迅速渡过赤水河。“四渡赤水”的序幕就此揭开。

毛泽东的年夜饭：唯一一碗腊肉送给了伤员。

残阳如血。部队撤至四川叙永县城南79公里处的石厢子时已是大年三十的傍晚。这里与贵州毕节县大渡乡和云南威信县水田寨接壤。雄鸡报晓，三省可闻，故而三地交汇处统称为“鸡鸣三省”。当时的石厢子是一个仅有400多人的小村庄，75户汉、彝、苗人家杂居。地处大山深处，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连除夕之夜的爆竹声也是稀稀拉拉。警卫员好不容易弄来一碗腊肉，被毛泽东送给了伤员。

大年初二，部队向云南威信境内转移。当天晚上，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博古交出了装有文件、材料、公章等象征着中央最高“权力”的几副挑担。

那个春节，重要会议一个紧接一个。大年初五，政治局在大河滩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县城所地扎西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新的战略方针，鉴于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军，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中央红军北进，会议决定改变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会议同时决定，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彻底改变长征以来“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局面。

这一系列的会议后来被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未能及时解决的问题，完成了领导人的更迭和全军的思想统一，成为遵义会议的有力续篇。

扎西整编：红军师长当团长，10个连长一个班。

“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陆定一、贾拓夫编写的《长征歌》中有这样的描述。大年初六的政治局会议，开了一个通宵。凌晨，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关于各军团的缩编命令》随即发出。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机关和后勤人员大幅度精简，充实基层；运输队、掩护队、保卫局、供给部等机构的大部分人员，以及司号员、理发员、炊事员、通讯员等等，大都编入作战连队，红军师长当团长，10个连长一个班。整编后的一个团兵力达2000多人，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

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精简。凡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个人抬不动的东西都要甩掉要甩掉。。早已成为部队沉重负担的造币机、造弹机、印刷机、磅秤、铸银模子等笨重机器和器材则一律处理掉。长征开始后，大搬家式的长蛇阵队没有了。

丢掉了“包袱”，实现了“消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那支高度机动灵活、善打运动战的红军队伍又回来了。趁着国民党几十个团匆匆在长江南岸布防阻拦，贵州兵力空虚之际，毛泽东再度挥师黔北，杀了敌人一个回马枪。红军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5天内歼灭和击溃蒋介石谪系吴奇伟部两个师另8个团。

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落荒而逃的吴奇伟匆匆下令砍断乌江上的浮桥，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

硝烟未散。毛泽东在血色黄昏中策马而至，登上千古雄关娄山关，吟诵他长征后的第一首词《忆秦娥·娄山关》。此时此刻，离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不过40天。在他看来，得意之笔才刚刚开始，尽管长征依然山穷水复，但前路同样柳暗花明。（贾永）

长征路上父亲与奶奶的三次相遇

李洋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奋斗图存精神的升华。“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XJP总书记的三问，发人深省。

“长征前红军三十万人，到陕北不到三万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长征途中，红军经历了无数次激烈的战斗，血染湘江、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许多战士倒下去了……我父亲一家九口当红军，五口人牺牲在长征路上。长征中，牺牲的烈士不计其数，许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成千上万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前赴后继地英勇牺牲了。

红军战士图的是劳苦大众翻身得解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我的爷爷、奶奶就是因为对共产党的热爱，对红军的热爱，走上了长征的革命道路。我的爷爷李惠荣为掩护红军通讯员光荣牺牲。父亲李中权这样记录了我奶奶王理诗：“开始长征那年，母亲已经是53岁了，从小裹脚就这样，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群众中，从川东走到川西，两条腿肿胀得像个紫萝卜，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她带着伤病，仍旧过了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雪山，在一年零三个月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

我父亲李中权在长征路上，三次遇见我的奶奶王理诗。我父亲回忆说：

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第二次遇到母亲，是1936年3月。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泪水所淹没。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正在行军路上。我与母亲都心照不宣，时下的条件，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此次一别恐难再见。看我万分为难，通讯员说：“李政委、伯母，要不，把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通讯员的这个主意，真使我有些动心了。“不成，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母亲叫中柏弟弟搀着她，走到我的面前，训斥般地说：“你甭想歪点子了，我能走，两年都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母亲说着把中衡弟弟和中秋妹妹拉到身边，亲切地说：“我们到陕北找毛主席去好不好？”“好！”中衡、中秋异口同声地回答，母亲微微地笑了。母亲的微笑丝毫解除不了我内心的忧虑。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

“李政委，队伍都过去了。”通讯员再次报告说。他的意思我清楚，我们必须走了。“快走吧，别误了大事呀。”母亲的话音有些颤抖。“娘，我走了。”我向母亲辞行，母亲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说话。她双眼满含泪水，久久凝望着我。我还能为母亲做些什么呢？我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就在我转身的时候，一眼望见了我的那匹战马，心里不由一阵欢喜。我牵过那匹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深情地说：“弟弟，多照顾一下娘，多劳你了。”我朝母亲和弟弟、妹妹看了最后一眼，含泪而去，不忍回头再看。然后和警卫员一道跨上战马走上征途，继续向着北方向着陕北奔去。

母亲和弟妹们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翻过了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1936年7月7日，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叮嘱说：“跟着红军走！”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从此我们把党当爹娘。

迟浩田上将为《李中权征程记》题写：“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为这个光荣家庭作出评价。我的父亲参加了长征、记录了长征，经历了雪山草地的生死离别。父亲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经受了长征的淬炼、战火的淬炼，他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信仰的力量支撑着他，不怕流血牺牲，勇往直前。

“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去年，我和几位红军后代一起去了父辈们长征走过的地方，我们平均年龄66岁，驱车驶向川陕革命老区，重走红军长征路。尽管现代人享受着物质的丰富，交通的便捷，环境的改善，但天气的变化，活动的身心投入、体力的消耗，此行我们也会有身体的不适，也出现了高原反应。每当我们感到身体不舒服，感到有点累的时候，就更加为红军感动，红军在那样艰苦的岁月，是在挑战生命的极限。他们个个都是钢铁汉，红军是英雄的群体，红军长征时间长、规模大、行程远、环境险恶、战斗惨烈，长征是一首悲壮的史诗，是一首英雄的赞歌，是一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四川正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险恶的路段之一，当你真正走上长征路，才真正感受到长征的艰辛与伟大，才能认识长征路上的苦难与辉煌，我们领略前辈风范，聚焦长征精神，了解先辈革命事迹，对红军、对先烈充满了崇敬与感恩，红军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我们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我们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好好珍惜。作为红军后代，更应该好好传承红色文化，弘扬红军的长征精神。

（作者系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会长，老红军、开国将军李中权之子）

长征四渡赤水：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为争取战略主动，在贵州、四川、云南边境地区，成功进行的一次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性战役。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开始，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为止，历时3个多月，共歼灭和击溃敌人4个师、2个旅另10个团，俘敌3600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领导下，中央红军采取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方针，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企图，导演了一幕精彩绝伦、威武雄壮的活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我军革命战争史上的光辉典范。

依据敌情变化，及时调整作战方向，稳操战场主动权。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调集了150多个团，近40万重兵，欲将红军围歼乌江西北的川黔地区。而此时的中央红军只有16个团，3万余人，面临着前有长江天险，后有重重追兵，头顶上飞机袭扰的极端险恶形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毅然放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但是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川军刘湘采取了“北守南攻”的两面作战方针，即对川北红四方面军采取守势，对进入川南的中央红军采取攻势。面临各路敌军奔集川南四面围追堵截的新情况，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在扎西地区集结，以保存军力，寻求新的机动。

毛泽东指出：“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大方向虽在一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四渡赤水之战，如果没有中央红军在川南改变原定渡江计划，转向川黔滇边境地区机动作战，那么也就没有以后北渡金沙江的可能。这告诉我们，红军虽然在一个方向暂时放弃了原定计划，却在另一个方向为实现原定计划创造了条件，最后终于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这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指导艺术的卓越之处。

灵活把握和转换作战形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2月16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当各路敌军奔集扎西时，红军突然调头东进，二渡赤水，挥戈东下，再打遵义，歼灭和击溃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支以上，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遵义战役后，当蒋介石亲飞重庆指挥“围剿”，妄图歼灭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时，红军又向西走了，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之势，迫使敌人重新调整部署。当敌人部署尚未就绪时，红军又出敌不意地四渡赤水。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接着来了一个大迂回，乘虚直插云南，示形于昆明，巧渡金沙江，使我军转危为安。

毛泽东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四渡赤水作战，如果红军没有向扎西的“走”和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就不可能大量调动敌人和造成有利战机；如果没有以后三渡、四渡赤水的“走”，就不能加深敌之错觉，牵着敌人的“鼻子”打转，就不能把敌人拖疲、拖垮，使红军乘隙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目的。这告诉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灵活机动地运用大规模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以打开辟道路，走中有打，打中有走，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打，是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把走与打、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辩证地统一起来，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巧妙变换和运用虚实行动，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遵义战役之后，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当敌军逼近时，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以红9军团向叙永、古蔺方向继续前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调整部署，企图对红军再次形成包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正当敌军向川南奔集，其包围圈将成未成之际，中央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夜至22日15时，分别从古蔺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溪口等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速南下，进到遵（义）仁（怀）大道北侧地区，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迷惑敌人外，红军主力于31日南渡乌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造成敌人的错觉，实现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战略目的，毛泽东在部署红军作战行动时指出：“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红军主力经息烽、扎佐佯攻贵阳，突然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里的飞机场。在红军的威慑下，坐镇贵阳的蒋介石眼看贵阳城守备空虚，惊慌失措，手忙脚乱。于是，急调滇军龙云的主力3个旅昼夜兼程，增援贵阳，急令薛岳兵团和湘军何健部在川黔湘边界布防堵截。同时，严令周浑元部向东尾追。当各路敌军继续东调之际，我主力却从贵阳、龙里之间突过敌军防线，向南而后向西急进，威逼昆明。但是，红军并未攻打昆明城，而是虚晃一枪后，乘追敌在红军后侧，金沙江两岸空虚之际，掉头北上，直指金沙江边，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滇边境地区的狂妄计划，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也告诉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示形诱敌、声东击西、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军事思想与领导指挥艺术，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赵崇德：夜袭阳明堡的抗日英雄

新华社郑州10月28日电（记者韩朝阳）在河南省商城县陶家河畔，有一条以抗日英烈名字命名的道路——赵崇德大道，商城县人民以这种方式纪念在夜袭阳明堡战斗中牺牲的抗日英雄赵崇德。

赵崇德，原名开奎，又名宗德，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伏山乡七里山村，他自幼聪明灵巧、秉性刚强，曾入学就读两年，后因家境困难辍学。

1930年秋，赵崇德参加红军，被编入红4军10师28团当战士。随军转战大别山区数十县，赵崇德因作战勇敢，立下战功，不久被调任12师特务队班长。1931年10月，参加著名的黄安战役。随后，又参加商（城）潢（川）、苏家埠战役。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赵崇德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多次负伤、立功，由排长、指导员升为营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崇德担任八路军第129师769团3营营长。

为配合忻口战役，第129师师部命令第769团袭击敌人阳明堡机场，769团决定把袭击飞机场的重任交给第3营。

1937年10月29日晚，赵崇德率领第3营西渡滹沱河，直扑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其所在部队击毁停机坪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退的时候，身中数弹牺牲。

赵崇德机智果敢，身先士卒，并以夜间作战和近战见长，他率领的营曾被授予“以一胜百”锦旗。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称赞夜袭阳明堡战役：“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1937年11月4日，国民党战区长官卫立煌在太原见到周恩来后，赞扬道：“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940年7月1日，第129师政治部编印的共产党诞生19周年及抗日3周年纪念丛刊《烈士传》，赵崇德的英雄事迹被收入其中。彭德怀称赞他：“忠肝赤胆，与日月争光。”

2014年，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赵崇德名列其中。

中共商城县委史志研究室的柯大全告诉记者：“赵崇德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走上抗日战场，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为老区商城人民赢得光荣，他是商城人民的骄傲。赵崇德舍生取义的爱国精神，是商城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赵尚志“冰趟子”伏击破敌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赵尚志领导东北抗联第三军英勇战斗，抗日游击区域不断发展和扩大，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恐慌和不安，调集重兵进行“讨伐”。1937年3月初，赵尚志率部队到达黑龙江海伦与通北交界的山里，得到报告说：日伪军数百人尾随而来。赵尚志立即决定设伏予敌以痛击。他一面集合部队连夜火速向通北东山中转移，一面命令部队在一处山路狭窄、两侧山坡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伏；又命20余名战士与敌接触，诱敌进入伏击圈，经两个小时激战，消灭敌人30余人。

取得胜利后，赵尚志正确判断敌人一定会调来大批军队再次反扑，于是迅速率领部队前进。不久，部队来到一个叫“冰趟子”的地方。这里是通北县城从西向东进入山沟里的必经之路，坡上的山路旁，有4座大木营，每个屋子能住一二百人，是来往山里的车马店。在木营附近，有常年流淌的山泉，冬天泉水从山上流下来，在山路北面形成一大片高低不平的冰面，冰面上还有积雪，因此更加光滑，当地人称之为“冰趟子”。

赵尚志仔细观察了“冰趟子”周围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一场阻击战，消灭跟踪追来的敌人。他派100多人埋伏在半山腰；200多人布置在东面山上，担任正面阻击；另派100多人隐蔽在东南边山上，防备敌人迂回包抄。赵尚志将指挥部设在“冰趟子”东北角的小山上，通过传令兵打旗语指挥战斗。

随后，部队按照军长赵尚志的命令，在有利地形上，两天之内筑好阵地，他们还在阵地前浇上水，水结冰后，就可以阻止敌人的快速行进。此外战士们还在各个阵地之间以及阵地和木营之间用雪堆砌成战壕，并在木营的墙上挖了一排射击孔。

1937年3月7日，日伪军800余人进入“冰趟子”，战斗随即打响。敌人虽然人数占优，武器先进，但由于是踩在冰面上，行走不稳，在抗联战士们的打击下，顿时队形大乱，只好趴在冰面上的蒿草丛里不敢移动。有20余人好不容易爬上木营，但没有后续援军，很快被歼灭。由于敌人的背包上全裹着一块黄白色的狍子皮（休息时坐在地上防冷用），一下子成了显眼的目标。抗联战士们居高临下，瞄准狍子皮射击，打得敌人死伤惨重。敌人不断增兵，连攻三次，但毫无效果，反而死伤惨重。随着天越来越黑，气温骤降，不少趴在地上的敌人被冻得浑身麻木。而抗联战士们则分成几组，一部分在阵地上射击敌人，一部分则换下进入木营里烤火、吃饭。战斗到天黑，活着的敌人才敢爬起来往回跑。赵尚志命战士们迅速打扫战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给养，然后果断决定撤出战场。这次战斗，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有利地形，采取巧妙的伏击战术，共毙伤日伪军300余人，其中被击毙者200余人（包括7名指挥官），成为东北抗联部队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作者杲学军）

这块空间何以被称为“初心之地”——苏智良教授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演讲

■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近代上海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都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等。

2021年，我们就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XJP总书记强调，无论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相关的研究有很多，列出的原因包括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等。这里，我主要从城市空间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角度出发，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事实上，上海之所以成为现代新文化中心，就与这座城市的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0年的时候，北京是北洋政府统治的政治中心，那里没有“政治缝隙”可以利用，革命者时常被北洋军阀直接抓走。由此，大量进步的文化人便不断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

比如鲁迅，他不仅来往于北京和上海之间，甚至生命中最后10年就做上海人了。鲁迅说：“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至一九二二这三年间，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相形之下，上海则日益成为一个新文化的集聚中心。

总的来看，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以“政治缝隙”为例，上海近代城市有“三界四方”，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南市和闸北），或者叫“一市三治”。先进知识人巧妙利用三界的“缝隙作用”而集聚、而活动，形成了众多的革命活动空间。可以说，近代上海为中共建党提供了最合适的土壤。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信，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

先来看近代上海城市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上海城市迅速成长，工商业发展，出版业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由此逐渐呈现出一些特质。简单梳理一下，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业的摇篮。一战以来，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生机勃勃的无产阶级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发展壮大，上海也进而拥有最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陈独秀曾反省：五四运动后，北方文化运动最可痛心的是“市民之不能醒觉，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上海的反应则不同，五四运动发生几天后，工人、市民纷纷响应。

上海工人还公开提出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工人阶级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提供了阶级基础。

上海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上海建立了各种连接外国的远洋航线，成为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1919年3月17日，第一批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乘坐的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

到1920年12月15日，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联袂留法，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聂荣臻等。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此外，当时还有50多个国家的10多万名外侨生活在上海，爱因斯坦、卓别林、萧伯纳、杜威等名人也先后访问过上海。

发达的交通，便捷的银行，畅通的通讯，新思想新思潮迅速传播，使得上海成为东方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0年，维经斯基来到上海，身份是俄文《上海生活报》记者。1920年5月，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下设中国科、朝鲜科和日本科，维经斯基任临时执行局主席。

现代新文化中心、中西文化交汇窗口催生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如果说上述这些方面构成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些基础性硬件的话，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就是不可或缺的软件：上海是现代新文化的中心，是中西文化交汇的窗口，催生和集合了一批新型知识群体。

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500多所新式中小学，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思想活跃的群体。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大地，一大批现代文化机构应运而生。福州路文化街上，聚集了300家大小不等的出版公司和书店。被誉为“三大书局”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就在这条路上。

文化的“工业化”，进一步奠定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文化与舆论中心的地位。通过印刷和发行普及版书籍报刊，上海制造和吸引了人数可观的阅读群体。借由各式传播媒介形成的信息网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受俄共（布）派遣来华的刘江强说，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并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

伴随这一进程，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渐深入人心。1898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

1907年，上海的世界社出版《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此外，重返上海的《新青年》迅速转向，成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

文化繁荣与自由的上海，成为先进文化人的向往之地。出生于绍兴的邵力子在20岁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再返上海主持《民国日报》。

1920年3月，在北京参加工农互助团因内讧而失望的施存统，与俞秀松来到上海。他俩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决定“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由此，施氏成为该社的重要辅助人员。

人口流动频繁，居民成分复杂，石库门四通八达，利于长期隐蔽

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空间因素时，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西门区”现象。法租界1914年扩张后，启动规模庞大的筑路建房计划。这些东西向、南北向的新路，构成了一个新街区的框架。这个新街区就是“西门区”。

不要小看这个街区，除了中共建党，当时不少国内外党派或组织的活动也都活跃于这一块。为什么大家当时都会选在这里呢？因为有很多有利于革命者活动的因素。比如，区位合理，交通便利，道路宽畅，人口密度不高，环境幽雅，房屋建筑精致，租金适中，安全又有保障。

大家都知道，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紧密相关的一条路叫望志路。1921年，正是在这条路上，召开了中共一大。那么，望志路是怎么来的？1915年，公董局工程师望志因伤寒在沪去世。为表彰他为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公董局决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一条新建的马路。

树德里坐落在望志路的北侧，建成于1920年夏秋之间。据回忆，李汉俊当时租下树德里石库门的价格是每月16元，总体上还是比较便宜的。在相距不远的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以西，租住花园洋房每月就需要支付约80元的租金。

由于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石库门里弄建筑四通八达，区内的居民成分复杂，利于长期隐蔽，所以职业革命家往往把秘密据点设在“西门区”的石库门里。树德里、永吉里等支弄分别与周边的马路相连，一旦出现意外，撤退逃走也比较方便。

这些因素，正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所共同看中的，也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人集聚于此的重要原因。他们住在这里、活动在这里，在这里举行中共一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维经斯基、马林、尼科尔斯基等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来说，这里也比较方便。1920年的上海有大约5000名俄侨，主要生活在这一区域。这为维经斯基等人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无形中起了掩护作用。

在老渔阳里讨论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是关键性时期”

上海城市众多的街区、建筑为建党人士提供了活动空间，以下仅举几例：

第一个空间：老渔阳里2号。

这栋宅邸原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居所，人称“柏公馆”。陈独秀到上海后居住于此。这里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新青年》的编辑部，也是第一个中译本《共产党宣言》的校对处、中共第一份党刊《共产党》的编辑部。此后，这里又成为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秘书处。

1920年6月，毛泽东走入老渔阳里2号。他回忆：“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与他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个空间：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

1919年6月8日，《星期评论》正式创刊，以批判的立场来提倡新文化、宣传社会主义、激励工人运动。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受陈独秀之邀来到《星期评论》社，与大伙交谈建党事务。

第三个空间：辅德里625弄。

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为寓所。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人民出版社在此诞生。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个空间：新渔阳里。

在这里活动的有俞秀松、陈望道、杨明斋、施存统等多位参与中共早期工作、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知识分子。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设于新渔阳里6号，学员有刘少奇、任弼时、任作民、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曹靖华等。经过维经斯基的筹划，在这里还创办了由杨明斋主持的中俄通讯社。

第五个空间：树德里。

1920年秋，树德里106号、108号房屋建成不久，李汉俊等人搬迁入住。中共一大就在沿街的106号内召开。

这块方圆不足一平方公里的空间，构成了早期革命者在上海的建党图景。一批中共创始人在这里艰难探索，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

郑忠华：舍己救人的抢险救援勇士

山洪暴发、群众被困，千钧一发之际，他主动请缨，第一个跳上冲锋舟实施救援。当载有群众的冲锋舟在湍流中失控之际，他指挥若定，6名群众一一跳船脱险，自己壮烈牺牲，年仅23岁。

他叫郑忠华，原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消防大队一中队一班班长。入伍5年间，他曾荣立三等功，被评为优秀士兵，多次受到部队各级嘉奖。2004年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郑忠华“抢险救援勇士”荣誉称号。

2004年7月7日，持续遭受暴雨侵袭的将乐县山洪暴涨。时近中午，万安镇6名群众为了不让捞沙船被洪水冲走，冒着暴雨牵绑固定船只。洪水汹涌而至，6人来不及逃生，被困在洪水中央的一个小沙洲上，迅猛上涨的洪水随时可能吞噬他们的生命。

将乐消防大队官兵火速到达现场，指挥员决定调用冲锋舟渡河救人，郑忠华第一个跳上冲锋舟。然而，装载被困群众的冲锋舟返程时发动机突然熄火，失去控制，急速往下冲去。郑忠华用竹篙奋力钩住岸边小树干以稳住冲锋舟，并指挥帮助6名村民跳船，成功上岸脱险。突然，小树彻底断裂，郑忠华跳水后奋力向岸边游去，不幸被洪峰卷入大坝下……

“青春，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多少同龄人过着五彩缤纷的生活，而我选择了终日与水枪相伴，随时听从召唤。为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赴汤蹈火，我无怨无悔。”在整理郑忠华的遗物时，战友们在他的笔记本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话。

1999年12月入伍以来，郑忠华在历次灭火和抢险救援行动中始终冲在第一线。车祸转移伤员、洪灾突击抢救……在一次次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面前，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构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郑忠华离开了，但“忠华精神”代代相传。近年来，将乐县消防救援大队以“抢险救援勇士”郑忠华为榜样，设立了全国首个以消防员名字命名的郑忠华消防救援站、忠华文明岗、忠华班，广泛开展“学英雄见行动”活动。在“忠华精神”引领下，涌现了全国“优秀共青团员”黄俊銮、“福建青年五四奖章标兵”钟声等一批优秀党员。（记者王成）

政治家周恩来的独特之处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首届亚非会议。

周恩来是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巨大贡献。新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周恩来词条的概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缔造者之一。”这个概括与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有所变化。如周恩来逝世时悼词中对他的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两者相比，其中重要的变化是加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在“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加上了“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在世界都很少见

什么是政治家？我们很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一般是指那些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政党或国家的权力，并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了解周恩来生平的人知道，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称得上是中国政坛上的一位重要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公认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外交家。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在世界都很少见。

第一，政治家是一定阶级或政治势力的代表。周恩来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新中国的总理。这是他作为政治势力代表的基本身份。他一生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场合，他的身份有所变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谈判，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合作，与苏共和共产国际协调关系，与外国人接触，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国家的主要管理者，作为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量的外交谈判，参与了国际事务的处理。

第二，政治家必须身处政治活动的中心，掌握重要的政治权力，是事关全局的政治决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政治家是领导者，而不是被支配着从事和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关于这一点无须多说。周恩来是中共创立时期的党员，旅欧返国后不久就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层，此后从未离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总理直至辞世。虽然周恩来从未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但重大决策他大都参与其中。在某些方面、某些工作中，他可以说是最主要的决策者。

第三，政治家是政治系统的协调者和组织者。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政治家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实现党的目标和贯彻党的政策。在这个方面，周恩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自大革命后期起，中共党内历任的一把手，都离不开周恩来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我们常说，没有武装斗争，中国革命不会胜利；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也不会胜利。在中国，国共两党都是少数，在国共斗争中究竟谁能胜出，很大程度取决于中间力量倒向哪一方。由此可见，周恩来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革命贡献不可低估。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列为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首，就很好地说明了这项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方面不能忘记，即周恩来领导的党的隐蔽战线所作的贡献。

简而言之，周恩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以大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为国际政治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不少，但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从数量上看，对周恩来的研究是名列前茅的，内容涉及革命、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其中，关于周恩来的革命、外交和军事生涯的著述较多，而且不乏综合性的论述；关于周恩来政治生涯的著述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涉及的是具体事件、某个方面的工作，综合性的论述很少，深刻的评论几乎罕见。

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个方面。第一，作为政治家，他所做的工作包罗万象。自青少年时代起，周恩来便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他的事业生涯中，政治无所不在。第二，周恩来的个人经历与党和国家的历史密不可分，他身处的地位不仅关键而且时常很微妙。这使得做出客观、准确、全面的记述和评价都很不容易。第三，政治是影响周恩来喜、怒、哀、乐最重要的因素，政治也使得周恩来的内心世界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远远超出常人的想象，很难为常人所理解。

政治家周恩来有四点独特之处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可以被称为政治家的，有许多共性。例如，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具有奉献精神，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做群众工作，等等。作为政治家，周恩来有哪些独特之处？可概括为四点：

第一，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周恩来曾有机会成为党的最高领导者，但他认为自己并非帅才，而全力支持毛泽东做党的领袖。另一个例子是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关于1921年参加在欧洲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党员的党龄应从何时算起，有些争论，此事涉及到这些人是否应作为党的创建者。为使七大成为一个团结的大会，周恩来主动表示，他的党龄从1922年算起，从而平息了这一争论。

第二，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并在道德方面高度自律。在工作方面，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要求更严格；部下犯错误，他会批评教育，同时自己也承担责任。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事例很多。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道德上的高度自律。他的这种作风影响了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很多人。

第三，能忍辱负重，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艰难时刻，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党内意见最为分歧的时期，特别是后来的“文革”时期，周恩来都是维系党的团结、国家团结的支柱，同时也是保持党和国家工作运转的核心。事实上，每一个政治家都会有难言之隐，其功过是非总由后人评说。政治家处理问题，做出抉择，往往不同于常人的设想。尤其在危难关头，他们常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作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周恩来内心的磨砺，内心的强大都是人们难以想见的。

很多人认为，周恩来善于委曲求全。我想，即便如此，他也绝非是为个人的声誉，而是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着想。他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保护了一批正直有能力的干部。此后发生的历史转折，表明了周恩来这样做的价值，也体现了他的意愿。

第四，教养和魅力兼备，具有仁爱之心，善解人意，大爱为民。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很多都具有人格魅力，但各有不同。我认为，周恩来的魅力与他的教养分不开，而他的教养突出表现在对于他人的尊重和关怀，无论是对外国政要，还是对普通百姓。在许多外国人眼中，他是一位受到中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熏陶的领导人。而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和交往的人，无论是干部还是普通群众，印象最深的往往是他对别人发自内心的关爱。这种爱是无言的，但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但我们很少去思考革命、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关系。而周恩来恰恰能在这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他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冷酷无情的斗争，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仍能保持人性的常识，始终富有人情味。我以为，在周恩来身上所体现的人性的光辉是跨越时空的。

中共豫陕区委：河南最早建立的党的领导机关

7月5日，在开馆不久的开封党员政治生活馆四楼红色记忆厅，一张不起眼的黑白老照片吸引了不少党员驻足观看。照片上是一幢明清建筑风格的小阁楼，这座小阁楼就是河南最早建立的党的领导机关——中共豫陕区委旧址。在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我党早期著名领导人李大钊、王若飞、萧楚女、李求实等都曾在这里工作、活动过。

1925年5月，中共中央相继派唐际盛、王若飞等到达开封，着手建立地方党团组织。同年9月，王若飞出席中共中央第四届二次扩大会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中央根据河南、陕西的形势发展和革命斗争需要，提出“应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整理各级党组织”。同年10月中旬，王若飞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简称豫陕区委）。王若飞任书记，隶属中共中央领导，同时接受中共北方区委的指导。

中共豫陕区委除了领导河南、陕西两省党组织外，还领导江苏、安徽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下辖3个地委、7个特别支部、十多个支部，党员200多人。

“起初，中共豫陕区委机关设在郑州操场街，不久即迁往开封西大街这幢小楼办公。从此，这里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河南领导和发动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开封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岑翠翠说。

1926年春，国民第二军失败，军阀吴佩孚重据河南。同年4月，中共中央在开封组建第二届豫陕区委，汪泽楷任书记。同年8月，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豫陕区委，分建中共豫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会。

在开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共豫陕区委党组织发展迅速，党员数量在当时排全国第4位，为河南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6年，中共豫陕区委旧址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开封市西大街道路拓宽改造，中共豫陕区委旧址处于拆迁范围内，经征得省文物局同意，在离古迹不远处的西大街东口与书店街北口交叉处进行了移地复原。

“中共豫陕区委是我党早期的5个地方区委之一，是中共首次在河南建立的统管豫陕两省的党组织，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是河南党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岑翠翠说。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命名的

周子信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中共各地的早期组织，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发起并先后建立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在党史著述和报刊宣传中，多数人认为在上海成立的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就叫共产党。其实，刚成立时的中国共产党叫做社会党，随后才改称共产党的。

当时的文字记载

1920年8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后，《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就成为了该组织的机关刊物。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他在文中说：“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吾党对于法律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它；我们希望……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可以肯定是在8月份写的，因为7月份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尚未正式成立，该期杂志又是9月1日出版的，文中仍称“吾党”为“社会党”。

1921年5月1日，北京共产主义者组织散发的宣传材料《五月一日》中的第九节这样记载：“那天上海的各工会和社会党也举行庆祝，虽遭巡捕解散数次，毕竟有千余人到会，演说者十余人分散传单万余份。”其实，这个在上海成立的初名社会党，已经改称共产党半年多了。

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名称

当时，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名称多为社会党或工党。俄国在1898年3月建党时，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3月改称共产党。

1919年1月24日，俄国《真理报》第16号登载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邀请书》。这份材料证明当时被邀请参加大会的39个政党、团体和派别中，称社会党和工人党的仍占大多数。1921年2月，13个国家的社会党代表还在维也纳成立“社会党国际工人联盟”。

1920年8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成立时，由于成员社会成分复杂，而陈独秀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甚了解，所以按照以前欧洲多数政党的惯称，就把党的早期组织叫做社会党。

有关当事者的回忆

曾和李大利、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共事的张申府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春，他介绍周恩来、刘清扬（女）入党，是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回忆起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

1982年3月，张申府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大约是在1920年8月上中旬正式成立的，成立时叫的是社会党。1920年8月初和中旬，李大钊和我接到陈独秀的信，告知党已经成立了，叫我们在北方发展党员。关于党的名称，他说在开始酝酿建党的时候，除有信仰共产主义者外，还有胡汉民、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叫社会党，叫共产党怕他们接受不了。现在他们都退出了，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他拿不准，要同李大钊和我商量。李大钊告诉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改称共产党了，其他一些国家原来叫社会党的也正在改称共产党，并叫我回信给陈独秀，不要叫社会党，就叫共产党。信大约是8月中下旬从北京发出的，我9月16日到上海去接英国的罗素时，住在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收到你们的信后，就按照守常和你的意见，改称共产党了。’”

从当时的文字记载、历史背景和张申府的回忆中，似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上海发起组织从1920年五六月份开始酝酿到8月份成立，名字叫的是社会党，大约在9月16日前改称为共产党。所以，同年10月初建立的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7日创办的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同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用的都是共产党的名称。由于叫社会党的名称的时间不长，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开始时的党员也不多，所以这段历史后来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政治主张

1944年，随着欧洲第二战场开辟，德军的失败已成定局。在日益窘迫的形势下，日军选择“跳墙”，为猖狂进攻中国进行最后一搏。

抗战胜利在望，国共重启谈判，有两党寻求政治合作之意，更含对战争胜利后全国政权建设的未雨绸缪。谈判唇枪舌剑，曲折复杂。双方针锋相对，往来博弈。民主显然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以何形式实现？中共深思熟虑，谨慎决断，“各党派联合政府”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关于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愿望和共同要求，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这也深远地影响了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

（一）

1943年年底，开罗会议宣布，美、英、苏三国将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对德军采取军事行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这意味着德军将遭到苏军与美英盟军的双重打击，寡不敌众，失败已成定局。狡黠的日军当然不会再配合大限将至的德军北上攻苏。那么，放弃攻苏的条件下，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又会作何选择呢？

事关中国战场，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对此作出了预测。1943年年底，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暴日之战略，在未来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蒋介石预判未出毛泽东掌握之中。差不多同时，毛泽东致电中共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开罗会议打击了日本诱降（但未最后放弃），堵塞了蒋介石寻求妥协之门，给与澎湖、台湾、满洲支票，可能招致日寇正面进攻之祸。”

1944年的形势发展印证了两人的预判。新年伊始，日军大本营便拟定“一号作战”计划，试图“占据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段沿线要地，以消灭敌空军主要基地，封锁其活动”，也即众所周知的豫湘桂战役。

“一号作战”具体细致，要求日军华北方面军在4月“击溃以第一战区军主力为主之敌人，占据并确保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南段沿线”，即锁定了国民党第一战区——中原河南地区。按其计划，河南战役于4月打响，30多天鏖战的结果是，河南大片土地被日军占领，平汉铁路落入敌手。

河南战役后，日军又马不停蹄发起湘桂战役。6月下旬，攻占了长沙、株洲等地后的日军乘势南下，进犯衡阳。惨烈的衡阳保卫战打响。衡阳是粤汉、湘桂铁路交会点，此役决定了日军能否打通粤汉、湘桂路，意义不言而喻。镇守衡阳的第十军顽强抵抗47天，但仍不敌日军，衡阳陷落。

日军占领衡阳后，继续沿湘桂路向西南前进，逐渐占领梧州、桂林、柳州、宾阳、武鸣、南宁等地，打通了中国至越南的交通线。12月中旬，柳桂战役结束。

历时大半年的豫湘桂战役是武汉失守后中国正面战场上一次最大的失败。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区之一部或大部分，丢失了146座城市、总计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除少数战役进行了较激烈的抵抗外，大多数情况是一触即溃。

（二）

日军的入侵影响着国共彼此之间的判断，亦为调整国共关系提供了重要契机，因为团结抗敌是当下急需。1944年刚开年，毛泽东便约见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驻延安联络参谋郭仲容。郭仲容汇报与毛泽东的谈话后不久，国民党军令部复电，欢迎周恩来、林伯渠、朱德三人赴渝。针对重庆方面释放的信号，2月4日，毛泽东致电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

谈判已成必然，国民党开始紧锣密鼓布置起来。3月10日，蒋介石确定了谈判方针，即政治放宽，军事从严，并派出张治中和王世杰与共产党谈判。蒋介石选择张、王二人，其实用心良苦。张治中长期参与国共交涉，王世杰与中共打交道亦多年，均是熟悉中共、谈判经验丰富之人。当然，蒋介石有更深的用心，他要求在西安谈判，以便自己掌握主动权，并要何应钦起草了《中共问题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观其内容，实质为“政令统一”，比如将第18集团军增编为两个军，不准在编制外另设支队及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应一律取消；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行政机构称陕西行政公署，隶属行政院，行署主任由中央简派等。

5月2日，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同时到达西安。两天后会谈开始，至11日进行了五次会谈。在提出的五点要求均遭拒绝后，中共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答应了国民党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的要求。军事上，依据现在的实力，中共提出先编6个军18个师，国民党只同意4个军12个师；边区问题上，中共要求边区辖区和民主制度不变。国民党则要求把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直属行政院，实行国民政府的法令，实则拒绝了民主。第五次会谈时，双方商定将各自意见整理出来，双方代表均签字后，交由两党中央作最后决定。但事与愿违，中共代表林伯渠按约签字后，国民党代表却拒绝签字。17日，双方谈判代表齐飞重庆继续谈判。

如若没有诚意，换地方谈判亦会是无果而终。重庆谈判正可证明。国民党本就对谈判不抱希望，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宣传。早在2月，中共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时，国民党就开始琢磨林到渝后的对策，其中就含一个毫无诚意的谈判原则，即“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其成功”。谈判之初，国民党方面多次为难，先以中共提出条件太多为由，拒绝转呈蒋介石。中共据此将原提案的20条改为12条，小问题改为备忘录。提案集中于抗日和国共合作问题，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政治，承认中共及抗日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共军队至少给5个军16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地方政府等。对于这些要求，国民党仍不接受。

几日后，国民党亮出了自己的提案。用周恩来后来揭露的那样，国民党提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中共自然无法接受如此苛刻且没有诚意的条件，于是林伯渠致信张治中和王世杰，指责他们妨碍了谈判。几日后，张治中、王世杰复信林伯渠，表示国民党提案不变。谈判成为僵局。

僵局之外，国民党还在思考如何推卸责任。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其宣传部部长梁寒操标榜，国民党中央“始终以最大诚恳，宽容与忍耐，谋谈判之成功”。为了澄清是非，8月12日周恩来回应道，真正导致谈判无果的是“国民党统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终固执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只有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与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并从民主途径中，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才能得到效果”。这里，周恩来道出了战后政权重建的最大障碍，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拒绝民主。周恩来的话也提示了另一个问题，民主政治该以何具体形式实现？国民党也常常以此“诟病”中共。8月王世杰赴延安谈判时曾言：“在抗战结束后一年以内，实行宪政，予各党派以同等地位，此种申示，意义较为明豁，亦较为具体，倘中共欲予此种申示之外，更标举若干毫无边际之抽象文句，如‘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自由’等等，于事实究竟有何裨益。”显然，中共需要明确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为民主建国提供更明晰的方向和道路，也可以此揭露国民党借民主太宽泛而不愿实行民主的真实面貌。

（三）

1944年的延安，走出了一批以林伯渠为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的共产党人，也迎来了一批想要了解这个“神秘”地方的新鲜面孔。

延安“神秘”，大概源于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封锁。时人曾言：“同情者将边区目为圣地，赞美作东方的自由光明乐土。反对者斥边区是封建割据形势，更把边区的一切批评得体无完肤。”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渴求揭开延安的真实面纱，多次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参观延安，但均未获允。1944年迎来了转机，在多方压力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同意记者参观延安的请求。6月的延安因此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参观团由21人组成，其中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莫里斯·武道、夏南汗、普金科等6名外国记者来自美联社、路透社、合众社、塔斯社等，孔绍恺、张文伯、赵超构等9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这些媒体，可以说代表了中外的主流媒体，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这次访问，认为这是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好机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主管接待工作，并成立延安交际处。交际处由杨尚昆担任处长，金城任副处长，要做到“言传出去，争取过来”。

参观团到延安后的第三日，朱德举办游园会欢迎中外记者。叶剑英代表朱德致辞欢迎。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发言：“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我们很快乐……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像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我们准备仔细地、客观地、精确地研究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以及这里的各种工作情形，并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人士。”爱泼斯坦说出了大家对参观延安的期待，也说出了期待实现的不易，引起了在场记者的共鸣，赢得了一阵阵掌声。

这些记者没有食言。带着美好的印象，中外记者们回到重庆后，纷纷把采访的材料撰写成文章发表，或者写书出版。7月底开始，重庆各报陆续发表访问延安见闻，除《中央日报》《商务日报》作了歪曲、攻击性报道外，大多数记者的报道都比较客观、真实。武道在报道中写道：“这里是一块神奇的土地，这里有一群普通而伟大的人。他们又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一代新人，这样的环境成长起来的新人，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爱泼斯坦用对比的视角强调：“我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它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国迥然相异。这个中国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福尔曼则断言：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人民的尊敬和合作来源于边区的民主。毛泽东在会见这些记者时坦言：“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边区轰轰烈烈的选举、各个阶层参与政治生活都被这些外国记者争相报告，民主延安跃然世人眼前。

（四）

就在中外记者参观团陆续返程之际，延安又迎来了另一批客人——美军观察组。7月22日，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进驻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飞抵延安。美军观察组参观延安是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向蒋介石提出的，理由是通过中共区域展开对日军的侦察。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受到高度重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同观察组成员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表示共产党欢迎美国记者或外交人员到根据地进行考察。中共领导人还明确表示，欢迎美国给予援助，但以不损害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条件。8月23日，在杨家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和年轻的外交官谢伟思长谈了8小时，表达了民主意愿：“很明显，国民党必须整顿，其政府必须改组。像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有效的战争的……共产党接受国民党在1936—1937年提出的结成统一战线的条件，因为来自日本的外部危险威胁着国家，我们首先是中国人”。

美军观察组除在延安访问外，后又派出部分成员考察了晋察冀、晋绥等根据地。他们将在延安的考察和感受写成了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最让人惊喜的是，这些报告都大胆预言：“共产党已经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像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今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

（五）

民主政治究竟以何种具体形式来实现，中共一直在思考。是年，赴延安考察的美军观察组指出，中共希望“阶级妥协”“政党联合”，似乎已经体察到中共这方面的打算。衡阳战役的大溃败，证明了实现民主、联合抗日日趋紧迫，于是在8月17日，毛泽东立即致电董必武：“应与张、左（张澜和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即各党派联合政府。明确了政权组织形式，现在中共需要思考的是：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一主张。

时机成熟于9月举行的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会议，因为参与其中的各党本身就有强烈的民主要求，会议的议题也是“共商国是，争取民主”。9月4日，延安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同时延安也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开明人士会加赞成，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

中共代表在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但以何种方式提出这个主张并能被各方人士接受，显然这需要身临参政会“一线”、对各方博弈及复杂局势有深刻洞察的林伯渠等人的决断。没有武装实力做后盾、却有民主诉求的民主人士其实内心矛盾重重，林伯渠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各小党派“他们一方面讲民主，一方面又怕得很。比如我们这次提出联合政府，先和他们商量，他们就提出要慢慢地来”。“慢慢来”表现了“手无寸铁”民主人士对国民党的惧怕。他们生怕步子迈大了，国民党不高兴了，最后鸡飞蛋打，连“参政”都落空了。考虑到这些民主人士的顾虑，林伯渠和中共中央商议后，决定放弃“正式”提出，而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即在参政会上“顺便”提出这一主张。9月15日，林伯渠报告国共谈判的经过，在结尾之处他“顺便”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深思熟虑中产生，并最终谨慎而巧妙地公之于世了。一个切合民众要求、符合时代大势的政治主张虽来之不易，但一经提出，必然会因其反映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意志焕发出蓬勃的力量。在1945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明：“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它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这个口号好久没有想出来，可见找一个口号、一个形式之不易。这个口号是由于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大溃退、欧洲一些国家建立联合政府、国民党说我们讲民主不着边际这三点而来的。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自此，民主追求有了明确的载体，不再像以往那样空喊民主口号却不知道如何具体而为。

参政会结束不到十天的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和各党派代表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举行会议，要求实行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联合政府。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等五所大学及十二个学会2000余人一致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海外华侨团体也积极回应，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要求尽快组成民主联合政府。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正式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使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

中国远征军抗日英烈——张琦

在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文明铺镇丝塘冲村一座青松环抱的山上，张琦烈士墓和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每到清明时节，总有不少人前来参观、凭吊，一代英烈张琦的事迹广被知晓和传颂。

张琦，1910年出生于永州市祁阳县文明铺。1927年秋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连部文书，后任特务长、排长。张琦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学生，曾入南京中央军校十三期受训，毕业后升任连长。全国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台儿庄大战。

1941年，税警总团改编为新编第38师。1942年4月，新编第38师编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张琦任第38师113团副团长。1942年4月15日夜，驻缅英军被日军围困在仁安羌北面一带，请求中国远征军派兵驰援。张琦所在的113团领受了此项任务，在到达仁安羌后，与日军展开激战，击溃日军拼墙河北岸防线。1942年4月19日，张琦率部向日军山地工事发起进攻，并亲自到阵地察看地形和进攻路线，结果暴露在日军暗堡火力下，不幸背部中弹牺牲。张琦牺牲后，全团官兵同仇敌忾，攻击日军炮兵阵地，被围英军也由另一面攻击，合作攻下阵地，当天便取得战斗胜利，包括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内的7000多名英军得以向北越过拼墙河，美国传教士和各国新闻记者及妇女500多人一并获救。

英烈已逝，浩气长存。1990年，张琦被民政部批准为烈士。近年来，英雄出生地湖南祁阳县坚持团结实干、跨越争先，在英烈家乡绘就出一幅改革创新、繁荣发展的新画卷。（新华社长沙1月9日电记者柳王敏）

（责任编辑：赵丹阳）

中央苏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红军进驻瑞金前，广大群众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只在县城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私人诊所和药铺及草药摊。红军进驻后，随军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经常为驻地群众免费看病治疗，并传授卫生知识，有力促进了当地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时，各种传染病的流行和暴发，严重影响了中央苏区军民的健康和部队的战斗力。针对这一问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伊始，除大力建设专业医护队伍，还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出了卫生防疫政策纲领，并实施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

1932年初，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中央苏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具体举措有：发动组织群众，在各地每月举行一次卫生运动，打扫污秽的地方，掩埋腐尸，尤其是对放过死尸的地方用石灰水消毒；焚毁肮脏东西，清洁下水道等；同时宣传告诫群众：注意清洁卫生；改变人畜混居状况；在日常生活中不吃腐烂变质的东西，由饮用塘水改为饮用净水，尽量不饮用生水；对传染病患者首先要隔离，并将患者送医院治疗等。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加紧防疫卫生运动》的社论，号召苏区军民进一步搞好防疫卫生工作，做到“使每个群众都能做到自己管理自己”，“养成他们的卫生习惯”，“注意到别人，注意到公共卫生”。

苏区有关部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渠道，对群众细致解释各种传染病的来源和预防方法，并在群众中宣传改善环境与个人卫生的益处，很快实现了对群众的卫生常识教育常态化。

1934年3月10日，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防疫工作的指导，专门组织了中央防疫委员会，还决定于3月16日至23日在疫区举行防疫运动周活动。运动周的活动除包括上述各项具体外，还特别强调：要把卫生防疫推广为经常性、群众性的工作；防疫期间，要采取坚决手段，打击反动分子利用封建迷信造谣生事，破坏防疫工作。

很快，卫生防疫工作得到充分贯彻落实：在各级苏维埃政府，一般由内务部负责主抓卫生工作；乡、村成立了卫生小组；在各省、县苏维埃政府驻地和一些大的集镇、乡村，建立了医疗诊所和保健机构；基层卫生检查、督导工作实现了常态化；各地军民普遍实行了星期六（或其他时间）清洁卫生义务劳动……这场由政府主导、全体军民积极参与的防疫卫生运动，在短时期内不仅有力抑制了传染病的发生，保障了军民健康，更帮助苏区军民养成了良好卫生习惯，了解了科学防病治病的道理，其作用和影响深远。（钟同福）

中原突围中的“空城计”

马迅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部署进行内战的兵力，蒋介石调集了20多个师，加紧包围和蚕食中原解放区。1946年5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虽然就中原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签订了《汉口协定》，但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10个整编师于6月22日前完成“秘密包围态势”，企图在7月1日发起总攻击，“四十八小时内，一举包围歼灭”我中原部队主力。

23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原局“立即突围”。24日，中原局、中原军区经研究，命令部队从26日开始，在防区内秘密集结，抢在国民党军向我发动总攻击之前，按预定部署于29日冲破国民党重兵封锁的平汉线，胜利实行战略转移，并给正在军区开会的鄂东独立旅政治委员张体学，布置了演出“空城计”的任务。

会后，张体学挑选一批精干人员，于26日拂晓前秘密赶到宣化店，接替中原军区警卫部队的警备任务，掩护中原局、中原军区机关和主力部队转移。已得到蒋介石进攻中原军区情报的军调部第三十二小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一会儿转到中原军区司令部对面街上左瞧右望，一会儿又逛到中原军区首长宿舍门前溜溜。当他们看到情况一如往常，就溜到军区礼堂看戏去了。原来，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当晚，即6月26日晚，张体学以新任警备司令的身份和三十二小组我方代表任士舜在宣化举行一场“文艺招待会”，邀请三十二小组美蒋代表“光临”看戏。

入夜时分，中原军区礼堂灯火通明。张体学、任士舜等陪同美蒋代表坐在礼堂前排的最佳位置，还不时地与美方代表怀特及国民党方的代表陈谦交谈。见到此景，怀特和陈谦也暗自高兴：国军的大举进攻已经开始了，可中原共军首脑们至今还被蒙在鼓里。可怀特和陈谦哪里知道，早已做好一切准备的中原军区主力部队分东西两个方向，已于当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撤出了宣化店，正在向平汉铁路纵横驰骋。

6月27日，宣化店依然平静如初。6月28日，为不使宣化店显得空虚，进一步消除美蒋代表的怀疑，张体学又令独立旅六团一营营长马启春率领该营于夜间悄无声息地赶驻宣化店，增加了宣化店的驻防人员。当美蒋代表看到宣化店执勤的“哨兵”“巡逻队”和大批“出操”的部队时，完全打消了中原军区领导机关已转移的怀疑。

6月29日下午，张体学接到突围部队的告捷电报，便来到美蒋代表住处，向他们宣布：“先生们，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我们展开大举进攻，我军被迫转移。现在，我中原主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立即上车，我派兵护送你们返回武汉！”张体学说完转身离去。美蒋代表听得个个瞠目结舌。过了好一阵子才觉察出中了“空城计”。

重温《论列宁》：真正的领袖困难前不灰心

倪德刚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列宁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永载史册。列宁去世不久，斯大林专门以《论列宁》为题高度评价了列宁。

山鹰与革命天才

斯大林说：当我知道列宁在《火星报》出版以后的革命活动的时候，我就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列宁和其他领导者比较起来不简单是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最高典型的领导者，是一只山鹰”。其一，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沿着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其二，他与那些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的人相反；他与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人相反。他始终不怕暗礁，大胆地向前游去。其三，他善于把复杂的事情表述的简单、明确和扼要，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

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是组织革命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在革命转折关头他洞察一切，他对各阶级的行动和革命进程了如指掌。

党的山鹰不畏惧，革命天才不怕革命。斯大林讲了两个事实。一是在十月革命前夜。形势十分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起义风险很大。但是列宁不怕冒险，他断定：俄国起义一定会胜利，起义一定会结束帝国主义战争，俄国的起义一定会鼓舞西方受尽苦难的群众，起义的结果一定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而苏维埃共和国一定会成为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堡垒。列宁的这个预见后来成为了现实。二是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形势更加严峻，叛乱军队不平息就永无宁日，不与德国暂时和谈就永无喘息之日。列宁毅然决定亲自到电台，他号召士兵停止军事行动，并主动同德国士兵联欢。这真是“冒险的一跃”。但是列宁不怕这“一跃”，因为他知道军队希望和平，他知道用俄德士兵联欢的方式会争取和谈。“天才的远见，迅速抓住并看透即将发生的事变的内在意义的才能，——这就是列宁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革命运动转折关头的明确的行动路线。”

列宁成为党的山鹰和革命的天才，与他的特殊领袖素养直接相关。斯大林分析了无产阶级有两种类型的领袖：一种是风暴时期的领袖，实践家领袖。他们是有自我牺牲和勇敢精神的，但是在理论上很弱。另一种是和平时期的领袖，他们在理论上很强，但是在组织和实际工作方面却很弱。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而列宁却成功地把实践家同理论家集于一身。

不灰心与不骄傲

在困难面前不灰心才是真正的领袖。斯大林回忆说，在1906年的一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少数，遭到了失败。列宁丝毫不像那些失败后就灰心丧气的领袖。列宁鼓励大家：“同志们，不要灰心，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是正确的。”“不因失败而灰心”，这是列宁革命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一切忠实和相信自己力量的人团结在他的周围。

在胜利面前不骄傲才是真正的领袖。斯大林回忆说，在1907年的一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了胜利者。通常胜利会使某些领袖冲昏头脑，使他们骄傲起来。恰恰相反，正是在胜利以后，列宁特别警惕和戒备起来。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第二件事情就是要不断地巩固胜利成果；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彻底击溃对手。“‘不因胜利而骄傲’，——这就是列宁性格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冷静地估计对手的力量，保证党不遭可能发生的意外。”

逻辑力量与原则性

列宁的逻辑思维能够紧紧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他的逻辑力量好像万能的触手，从各方面把你钳住，让人心服口服。

列宁坚持原则，他始终认为“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斯大林举两个实例：其一，1909—1911年时期。这是很多人不相信党的时期；这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一些工人退党的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没有随波逐流，而是高举党性的旗帜，以惊人的耐心和非常的坚忍精神，猛烈攻击无产阶级运动中所有一切的反对派，以非常的勇气和空前的凝聚力来捍卫党性。其二，1914—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当时只有列宁一人，掀起了反对社会沙文主义的坚决斗争，揭露所谓的爱国主义者的变节行为。列宁知道，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在这个为国际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中，列宁成了胜利者。

“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这就是列宁的公式，列宁用这个公式攻占了许多新的“不可攻占的”阵地，把无产阶级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来。

谦虚与相信群众

人民领袖是人民的领路人，领路人是与人民始终在一起的。列宁历来谦虚质朴，不愿意突出自己，不愿意惹人注目，更不愿意摆架子，这是列宁一贯的风格。斯大林举例说，通常“大人物”开会都迟到，而列宁却往往早到，躲在一个角落里亲切地同那些最普通的与会者谈话。这种谦虚使我们敬佩，列宁的这种谦虚是他最鲜明的性格。

对待群众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贵族态度。有些领袖虽然了解群众，也懂得革命的历史，可是他们有时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怕群众“破坏得太多”。总想充当群众的保姆，竭力照书本去教导群众，而不愿意向群众学习，这种贵族态度是极其可恶的。

另一种是列宁式的态度。他总是鄙弃那些瞧不起群众，想照书本去教导群众的人。他总是不倦地教诲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尊重群众的行动。他总是相信群众的创造力。相信群众，这是列宁实践活动中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使他能够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正因为列宁具有不灰心、不骄傲、坚持原则、相信群众等品质，所以，斯大林说，列宁把共产党培养成为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列宁的伟大在于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而且是全球劳动世界的领袖。

重温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论述

王均伟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倡导和培育的优良作风，是党带领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走向胜利的显著政治优势，是无比珍贵的传家宝。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重温毛泽东关于艰苦奋斗的一系列深刻论述，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凝聚和增强攻坚克难的精神力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要紧紧团结在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与疫情魔鬼的斗争中，用好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以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科学合理的措施，同心协力、英勇奋斗、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一个是关于酸菜的，他说：“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另一个是关于苹果的，他说：“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讲这两个故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怎样理解“政治本色”？首先要从党的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在内忧外患中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艰苦奋斗是党的极其鲜明的精神本色。“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近百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能够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次次从挫折中奋起，在奋起中不断成熟，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条举世公认，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艰苦奋斗的信念，始终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有一首今天我们十分熟悉的歌谣：“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实际上，当时的井冈山哪里有这样浪漫，没有粮食，不得不靠南瓜和茄子甚至野菜充饥，缺盐少油的伙食味道可想而知，裹着单衣钻进稻草堆里抵御严寒，怎么可能暖暖和和！真实的情况是：“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但是，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大多数红军都是坚定乐观的，战斗力是顽强的。

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红军将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用意志和勇气谱写了一部壮丽史诗。

美国记者斯诺很想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为了寻求答案，他千方百计来到陕北，在这里他看到了什么呢？毛泽东住在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吃的是小米饭和辣椒土豆丝；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敌人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一只腿的眼镜；红军大学学员把敌人的传单翻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所见所闻，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从党的宗旨看，“政治本色”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中体现。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怎么来看这个宗旨呢？他们不会只听你的口号，更看你的行动。与人民苦在一起，与人民干在一起，才能让人民得出“心在一起”的结论，才能相信你是全心全意地为他们服务。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发生雷击事件，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一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他指示放人，同时深入了解这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结果发现，由于当时延安物资匮乏，边区老百姓负担很重。弄清了原因，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正是这样与人民甘苦与共的作风，决定着党的前途命运。共产党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1947年3月18日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转战陕北371天，行程1000多公里，居住过12个县境内的38个村庄。陕北人民成为掩护毛主席、党中央的第一道屏障，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能够与人民甘苦与共，人民才愿意与共产党命运与共。

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追求奢靡之风，必然会脱离群众。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你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群众就拥护你、支持你；你大吃大喝，贪图享受，群众就疏远你、反对你。所以，毛泽东告诫说：“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无论什么时候，共产党人都应该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否则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从文化传统看，“政治本色”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史，中国人自古以来讲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中华文化基因里充溢着艰苦奋斗的气质。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抗战期间，中国的政治力量中谁继承了这个民族优良传统？陈嘉庚先生深有体会。1940年，他组织南洋华侨回国考察抗战情况，慰劳抗战将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和西安，他目睹各种奢侈和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政府要员贪污腐化，女眷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酒楼茶馆宾客盈门，让他非常失望。来到延安后，看到的是毛泽东居住在窑洞里，洞里只有十几只大小不等的木椅。毛泽东请他吃饭，就在窑洞外露天设一席，桌上只有白菜、咸饭，还有一大碗鸡汤。毛泽东告诉他，自己工资有限，买不起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来了贵客，特意把自己养的鸡送来的。8天延安实地考察，陈嘉庚说他真正感受到了延安党政军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良好社会风气。回到南洋，他告诉侨胞：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黄维在淮海战役中战败被俘，长期不服气。1975年夏天，有关部门组织了一批政协委员到外地参观，刚被特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的黄维也在其中，在延安看见毛泽东、周恩来住过的窑洞，给了黄维极大触动，那是何等的艰苦之所！共产党就是在这样困难这样清贫的条件下，指挥军队、率领人民，创建了新的人民政权。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诞生前夜，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表达了对新中国光明前景的信心，他说：“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但是紧接着，他又用“三个只要”指出了实现这个前景必须具备的前提，“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艰苦奋斗的作风”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10月26日，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复电延安人民，提了一个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理解毛泽东这样排序和这个希望的苦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政治本色”的深刻意义。

“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

1950年3月1日，访问苏联结束后回北京的路上，毛泽东在沈阳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人谈了一次话，其中说道：“这次我和恩来同志路过东北，主要想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过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做表率。”

以毛泽东的党内地位和威望，这个批评可以说是极其严厉的。背后深层的原因，是他从中看到了某种危险。从延安到西柏坡，他反复提醒告诫的情况还是未能完全避免。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分析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起义军高级将领被胜利冲昏头脑，“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丞相牛金星“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大将刘宗敏沉湎于吴三桂爱姬陈圆圆的温柔乡里。到吴三桂降清，引清兵入关，李自成不得已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多天。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不仅让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还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要求同志们引以为戒。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提出了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但胜利只是漫漫征途上的一场“小考”，胜利之后还有更多必须考好的“大考”。1954年2月，陈云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革命比预想更快取得了胜利，胜利后有些人把毛泽东“两个务必”的告诫置诸脑后的速度也比预想得更快、更严重，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的反面典型。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虽然没有刘青山、张子善问题那么严重，但革命意志衰退，革命热情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批评道：“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面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三天不吃饭的事情。”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如果不加以警惕，不及时给予当头棒喝，不扭转这种风气，李自成的前车之鉴难免重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党的前途命运难以把握。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把保持艰苦奋斗精神看作是全党的大事，强调社会主义是艰苦的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他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概有十几年会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五十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他指出：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他个几十年。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要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了多次整风、整党运动和专项教育活动，加强艰苦奋斗作风教育，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坚决反对各种贪图享乐铺张浪费现象，坚决惩治各种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尽管面对艰巨繁重的建设任务，面对巨大国际压力乃至战争威胁，面对各种曲折和困难，全党全国人民保持了良好精神面貌，涌现出大量可歌可泣的优秀典型和先进人物，艰苦奋斗的作风得到了保持和发扬。毛泽东是艰苦奋斗的提倡者，更是当之无愧的艰苦奋斗楷模。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以身作则，一生简朴，身居高位却从不要求奢华；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打补丁的衬衣。他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永远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

经过70多年的建设和改革，我们国家的面貌、人民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也触手可及，在这样的背景下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还要不要？毛泽东当年希望的“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还合不合时宜？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XJP总书记的回答是：“不论我们国家发展到什么水平，不论人民生活改善到什么地步，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永远不能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从重温我们党的艰苦奋斗记忆、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精神开始的。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XJP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12月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现在，有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有些铺张浪费、豪华奢侈的东西，上上下下都有些表现，我们不能安之若素、司空见惯、见怪不怪。”2013年1月22日，他在中纪委十八届二次全会上指出：“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是党的传家宝，是党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后，XJP总书记和党中央以出台“八项规定”破题开局，为新时代标注了艰苦奋斗的鲜明特色，也书写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新篇章。

中国的伟大发展成就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接力奋斗创造的。XJP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要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始终为人民不懈奋斗、同人民一起奋斗，切实把奋斗精神贯彻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全过程，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伟大的事业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奋斗，前进的征途上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其中会有曲折，会有牺牲，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艰苦奋斗要靠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精神境界增强自觉性，更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建设加以保障和维护。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JP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不断扎紧扎密扎牢制度的笼子。XJP总书记指出：“既然作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不痛不痒的，四平八稳的，都是空洞口号，就落不到实处，还不如不做。”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建章立制的同时，党中央狠抓制度执行，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全党全社会正在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

一段时间以来，少数党员艰苦奋斗精神淡薄了，艰苦奋斗传统丢弃了，追求奢靡、贪图享受，整天醉醺醺、昏沉沉、轻飘飘，这些问题如果任其蔓延，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XJP总书记指出：“要解决党内存在的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关键是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要坚持问题导向，真刀真枪解决问题，“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通过自我革命，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攻克了一些司空见惯的顽瘴痼疾，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领导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领导干部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XJP总书记要求“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带头把党的优良作风继承下来、发扬下去”，正是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表率、走在前，才能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现实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自身的责任，时刻保持警醒，经常对照检查、检视剖析、反躬自省。特别是要抓在细处，管在日常，从小事小节上加强约束、规范自己，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只有干部过紧日子，才有群众过好日子。领导干部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坚守为人民谋幸福初心，牢记为民族谋复兴使命，人民才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不断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我们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精神，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辉煌。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重温毛泽东重要文献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王一彪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缔造新中国70周年。在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温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重要文献，从中把握其始终秉持的敢走新路的创新意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善抓党建的优良传统、一心为民的人民立场、调查研究的求实思维，对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滋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2019年春末夏初，来到革命圣地井冈山，参加两个星期的党性修养专题培训。为系统了解我们党在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全貌，更深入领会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思考，我特地从北京带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此卷共收录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9篇重要文献，分别是1928年10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井冈山的斗争》、1929年12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1933年8月《必须注意经济工作》、1933年10月《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以及1934年1月《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大学时期主修中共党史曾聆听过老师对其中有关重点篇目的讲解，深切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大学毕业30多年后的今天在井冈山上重温这些经典，结合这几天先后瞻仰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茨坪和大小五井及黄洋界、茅坪八角楼等各处革命旧址，还到兴国、瑞金等革命纪念地学习体验，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那些曾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中国先进分子逐渐了解和掌握了为无产阶级谋解放的马克思主义，并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中国革命到底怎么走，马克思主义经典并未给出现成答案，即便从已经成功的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中也不可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体革命路径。正是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实践经验缺乏，革命初期我们党按照俄国模式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因复杂历史背景和当时条件导致中国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并陷入低潮。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经过秋收起义后将革命队伍带上井冈山，创建横跨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中央总部仍在上海。包括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内的各路革命队伍，大都按照党中央总部有关指示开展斗争。而党中央又接受来自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指导，有时甚至是十分具体的指令，因为大多数人认为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就是正宗马克思主义的化身。然而，按照这些所谓掌握正宗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指示办，中国革命斗争常常遭受挫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立足“山沟沟”，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尽管当时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指挥就能够打胜仗，但他仍受排挤，有人贬称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

历史早就证明，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引领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真理。这次到井冈山参加学习，实地瞻仰茅坪这曾经的湘赣边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对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对“山沟里能出马克思主义”也有了更深层的思考。就是在茅坪八角楼的油灯下，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毛泽东同志先后撰写多篇报告和文章，成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当时国内的政治状况、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湘赣边界的割据局面在湘鄂赣三省的地位、经济问题、军事根据地问题六个方面，提出了“工农武装割剧”思想，科学分析论证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在中国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井冈山的斗争》进一步深入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势发展、军事斗争、战略战术、依靠力量、组织领导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强调“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反对本本主义》更是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这一历史时期若干文献，最大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不囿于本本、迷信教条，为我们党指明了在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并取得全国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为后来毛泽东思想全面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XJP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能在革命低潮时期看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井冈山的革命斗争，是异常残酷、异常艰苦的。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疯狂“进剿”“会剿”，革命环境十分恶劣。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这样向中共中央报告：“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井冈山斗争初期，中国革命确实处于低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作了实事求是的陈述，和大家一样“深深感觉寂寞”，但同时又盼望结束“这种寂寞生活”并“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

在这样困难情况下，一些同志产生消极悲观情绪，甚至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针对党内这种消极悲观思想，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信，即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毛泽东同志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没有就事论事简单批评，而是从大处落笔，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对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进行科学对比分析，既否定了夸大革命力量的盲动主义，也批判了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对于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与价值，并坚信革命形势向前发展，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必将形成“燎原之势”，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的巩固扩大必将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透过这一历史文献可以深切感受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深刻理性认识，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

革命正处于低潮，毛泽东同志依然笃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除了坚定的信仰、信念，还因为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样写道：“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每天除粮食外的五分钱伙食费都感到缺乏，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必须注意经济工作》这样描述：“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我们的金融和商业，我们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打垮红军将士的革命斗志，也没有动摇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山时期那首“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的红军歌谣，就是最生动有力的佐证。

党的组织力量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看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自信之源。在这几篇文献中，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党的组织力量，强调党的斗争策略。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他强调：“倘若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或者是动摇犹豫的，那末，革命就非走向暂时的失败不可……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毛泽东同志始终坚信，只要有共产党，中国革命最终就能取得成功。所以，他这样豪迈而坚定地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支部建在连上”对红军正规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众所周知，从组织上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源自秋收起义之后、井冈山斗争前夕的“三湾改编”。但红军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展开并取得成效，主要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割据地区局势、探讨军事问题时，首次从理论上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思想。他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指导民运工作，同时要担任党的支部书记。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强红军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提高战斗力作了详尽论述，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支部建在连上”，实质就是要真正地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原则的确立，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跟旧军队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阀部队，从此有了质的不同。这种质的不同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有专门论述，他在严肃批判单纯军事观点思想时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特别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和军队党的建设，还因为当时红军队伍成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队伍以工人、农民为主，同时包含小资产阶级、旧军官、雇佣军、流民、俘虏兵等多种成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把成分复杂的红军队伍建设成为一支纪律严明、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军队，无疑在当时艰苦环境下是一项异常艰难繁重的任务。完成这项任务，离开党的正确领导绝无可能。与此同时，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实践中，血的教训换来的宝贵经验，其中一条无比珍贵的就是：党的正确领导总是与红军军事斗争的胜利具有密不可分的正向关系。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文中，毛泽东同志在总结湘赣边界割据四月以后的胜利经验时，都认为“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八月失败的教训则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通读井冈山斗争时期重要文献，可清晰地看到，通过加强红军队伍党的组织、思想、政治、民主、作风等各方面建设，红军士兵的政治觉悟、战斗力、影响力都大大提升，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项原则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也基本形成。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无疑，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进一步强化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使命任务的认识，提供了重要历史参照；对于我们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打造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新时代人民军队，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这段收录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的重要论述，即便在80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意味深长，极具震撼力。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首先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清醒认识到革命战争本质上是人民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分正义与非正义两种。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反动阶级统治，争取自身解放的武装斗争形式，是正义之战。国民党反动派看似是在与红军作战，实际是在与广大工农群众为敌。决定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无论反动派在表面上多么强大，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面前，终归是“纸老虎”，一戳就破，不堪一击。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铜墙铁壁”决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修筑的那些“乌龟壳”碉堡，而是千百万被动员起来的拥护革命斗争的人民群众！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推动人类社会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这已为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毛泽东同志在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后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看看井冈山斗争之后的中国革命历史：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还是气势磅礴的持续3年的解放战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带领的人民军队，其兵力规模、武器装备、外部援助等各种条件都与强敌差距极为悬殊，但还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后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并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所始终依靠的“铜墙铁壁”，始终能够无私给予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的，正是这千百万的各族群众。

把群众看成“真正的铜墙铁壁”，还在于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阶级基础就是工农大众，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成功。毛泽东同志十分鲜明而又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不注意扩大红军的领导，不讲究扩大红军的方法，尽管把扩大红军念一千遍，结果还是不能成功。”

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一切革命工作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工农大众谋利益，为保护群众安危浴血奋战。事实证明，党在红色区域的各项政策和军事斗争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正如文中讲到，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如今，群众观点、群众路线业已深入党心军心民心。XJP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更加珍视并运用好群众路线这个法宝，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要更全面地认识这篇文献及其一系列论断的重大意义，必须从文章写作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去探寻。关于此文的写作目的，1961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南三区会议讲话中曾经提到，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1930年写的。他所说的“一番大斗争”，指的是当时红四军党内的分歧与斗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红四军党内存在教条主义思想，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在党内一度盛行，致使许多正确的主张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党内团结也受到极大破坏，革命事业遭遇严重挫折。

为汲取党内分歧和斗争的深刻教训，深入剖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毛泽东同志以调查研究为出发点和基础，分析当时红军队伍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经验教训，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文章一开头，他就单刀直入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针对当时红军中一部分同志“安于现状，不求甚解，空洞乐观”，他大声疾呼：“速速改变保守思想！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详细阐明了调查的意义，以及调查的目的、调查的对象、调查的内容和技术方法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调查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

众所周知，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通过深入底层一线，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对革命的态度以及农民运动做过实际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经典文献。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始终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并积极主动开展调查研究。《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在批判党内主观主义时指出，“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毛泽东同志重视调查，但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研究问题并最终解决问题。“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反对本本主义》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文中还有一个特别形象贴切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深入调查基础上，为纠正当时土地改革工作中发生的偏向、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撰写的，后来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与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相比，新时代开展调查研究的技术手段和保障条件好多了，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根本目的并没有发生改变。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需要我们加强调查研究，作出科学决策。广大党员干部应当继承弘扬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牢固树立问题意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符合中国实际、适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与行动，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周恩来：“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对国家和世界的和谐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求同存异”的思想是周恩来外交实践中的一大亮点。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指出：“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我们同兄弟之邦并不是没有差别……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我们应当认识清楚，否则就会敌我不分。”在外交方面朋友越多越好，而且与兄弟国家是联合的，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也不能随便盲目一致。而与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时，也要仔细思考，既要看到好的方面也要看到坏的方面，彼此之间也不是毫无合作的。

在1954年8月接待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前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和英国是有同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是求同而不求异。”英国对新中国的舆论比较好，尽管美国对其访华不满意，但是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还是采取了主动的态度。这也帮助了我们打开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大门，我们要讲求实际，既联合又斗争，能够和平相处。我们存在相同的地方，双方政治上都谋求和平，经济上双方有贸易，于两国来说互惠互利。

在1955年4月亚非全体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中，周恩来正式提出“求同存异”思想并进行了集中的阐述，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应尽力追求会议的共同愿望。从近代以来我们就进行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外来干涉，我们主张的是与各国和平相处，让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周恩来的讲话得到了在场人的高度赞许，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使新中国外交扬眉吐气。

周恩来：严守机密的光辉典范

于晓奎

回忆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的光辉事迹，既是一种缅怀，更是一种学习和提高。继承发扬周恩来优良的保密工作精神和实践，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涉密人员强化保密意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恩爱情侣不知对方身份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只谈理想和情感。直到1924年9月，周恩来自欧洲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对方都是共产党员。1925年8月，两人结婚后经常相互提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党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上海，组织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而邓颖超仍留在广州。行前，周恩来对去上海的任务守口如瓶。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了开国总理。自1949年9月起，一直在中南海西花厅工作和居住了26年。他的办公室同时是一个小型会议室和保密室，除了工作需要，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入。这间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他始终带在身上，睡觉时压在枕头下，有外出任务时，才把钥匙密封好交给邓颖超保管。有一次他走得匆忙，直到临上飞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于是他把钥匙封好让一位同志转交邓颖超。而每次回来的时候，见到邓颖超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钥匙取回来。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此前周恩来向主管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他特别强调：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直到当晚1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新闻公报，邓颖超才知道此事。

周恩来身患癌症后，有一次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他们知道最后的诀别即将到来，却都把不该对方知道的秘密埋藏在各自心里，体现出高度的保密意识和责任。

保密工作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南昌起义之后，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要求全党转入秘密斗争，提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要做好保密工作”。此后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秘密工作委员会，由他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等保密工作文件，成为我党最早的保密工作文献之一。

1927年秋，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特科，由军委主席周恩来直接领导。当时特科的主要工作是为党中央设立秘密办公地点。为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为特科制定了极其严格的保密纪律，如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单线联系，一切活动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泄露。随后，特科为党中央建立了三个秘密工作点。党中央机关迁到上海后召开的几次中央全会，也是由特科布置的会场。

1940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家都义愤填膺。与此同时，党中央两次急电，特别要求周恩来尽速离渝。周恩来慎重考虑后，向党中央表示不能撤离。

1月17日，局势进一步恶化，周恩来召集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他说：反动派搞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很大，他们主要目的是想攫取我党机密，如密码、文件、地下党员名单，破坏地下党组织，打击同情我们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决不能让其得手。如果我们被抓起来，要坚持不泄露党的机密。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办事处立即成立了保密小组，制定保密条例，并立即严格执行。各部门迅速清理机密文件，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可以随时销毁；办事处内部配备报警装置和石灰包、沙包，以便遇到突然袭击时可以一面抵抗，一面发出警报，争取时间烧毁文件。

由于周恩来始终把保密工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维护了党的机密，为党夺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要求秘书严守保密纪律

每个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

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加密机出现故障，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作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

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每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缩小涉密范围。

周恩来注重保密工作，但从不搞神秘化，而是实事求是。有一位公安部门的负责人，每次给周恩来报送材料的信封上都写上“亲启”“特急”“绝密”。有一次他启封阅看后笑着对秘书说：“这位同志亲自写报告、写信封是好的，字也写得十分工整用心，但每次都注上‘特急’、‘绝密’也没必要。如果没有轻重缓急，都是急事也就不急了，都是绝密也就没密了。”

保密精神令基辛格钦佩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访华，消息一经公布，世界为之震动。

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秘密操作，并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是基辛格秘密访华成功的关键。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1971年7月1日，基辛格一行从美国起程，途经西贡、曼谷、新德里，8日抵达伊斯兰堡，然后采取“遁身术”，于9日凌晨3时秘密登上一架巴航飞机，在当天中午到达北京南苑机场。周恩来特别安排基辛格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并亲自检查警卫、接待工作和保密措施，做到周到有礼、万无一失。

基辛格在北京秘密逗留了48小时，周恩来与他举行了6次总计17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之后，基辛格才悄然离京，重返巴基斯坦并经巴黎回国。直到7月15日中美双方才同时公开发表基辛格访华公告，中美秘密接触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才公之于世。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表示对这次秘密访华深感满意，他对周恩来的过人才智、光辉品格、保密精神和保密措施，以及在改善中美关系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尤为钦佩。

周恩来东北求学

毛胜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的一个“绍兴师爷”之家。他自幼在嗣母陈氏的指导下学习经典名著，打下了扎实的文化根底。从1910年至1917年，他先后入银岗书院、东关模范学校、天津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在才学、品行、社会活动诸方面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而且还确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雄心壮志。他还远赴日本和欧洲留学，在反复思索的基础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于1924年7月回国投身革命事业。

年少的周恩来，经常与在奉天省（今辽宁省）谋生的伯父周贻赓通信。通过字里行间的所思所想，周贻赓对这位侄儿的才学和品行十分欣赏。当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局）俸饷科升任科员，生活稍稍安定后，便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去，跟随自己继续读书。

1910年春，周恩来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周贻谦来到奉天省银州（今铁岭县），在他家寄居，并入银岗书院（初级小学）读书。这年秋天，他移居奉天府（今沈阳市）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这是一所刚开办不久的比较新式的学堂。课程包括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英文、图画、唱歌、体操10门。

在东关模范学校两年间，周恩来“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由于广泛阅读《史记》《汉书》《离骚》等书籍，周恩来的作文尤受老师赞许，常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学校的成绩展览处，让同学们观看。其中，国文教员赵纯在批阅周恩来的作文时，对周围的同事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东北更是帝国主义在华争夺的重点。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在东北进行了一年半之久的日俄战争，使数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惨遭战争劫难。1910年，日本吞并了与东北仅一水之隔的朝鲜，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革命书籍。他自己还订了当时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

随着认识的深入，周恩来的思考越来越深入。怎样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怎样使中华民族得到振兴？这使周恩来无法平静下来，并开始了艰辛的求索。1911年，在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账，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这一年的10月，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周恩来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在他的带动下，许多同学也都纷纷剪掉了辫子，表示同清朝政府决裂。

1912年10月，周恩来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他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

为了论述怎样才能把教育办好，周恩来提出了明确的建议。具体而言，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求整顿宜重实际，务外观先察内容，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粉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并充满感情地说：“吾恐同学之智识亦无由新，道德亦无由固，而欲丛人才、蔚国器，难矣。”

这是现在保存下来的周恩来最早的一篇文章，充分表现出他的高尚志向非凡才能。国文教师看后，欣喜地评价道：“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心长语重，机畅神流。”1913年6月，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同年，作为范文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一书。1915年，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均收入这篇作文。由此，足见这篇文章的优秀程度。

从江淮平原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使周恩来的生活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他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此外，作为南方来的学生，他还克服了陌生环境的影响，学会了结交各方朋友。不同于旧式私塾的新式教育，更是使他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为他之后的进步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这是周恩来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后来回忆说：“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摘自《湘潮》2017年第3期，原题为《周恩来的学生时代》）

周恩来过春节

作者：李庆刚

周恩来过春节，虽已成为久远的历史，但它讲述了温暖和自豪的故事，留下了光荣而不朽的传奇，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砥砺前行的修炼关

本是欢欢乐乐万家团圆的春节，在旧中国却被穷苦百姓称为“年关”。“年关”难过，歌剧《白毛女》中杨白劳、喜儿父女的悲剧就是旧中国穷人家庭过年的缩影。周恩来虽不是在贫苦家庭出生，但他出生后不久，家道便开始没落，母亲早亡，父亲经常外出谋生，周恩来10岁开始当家，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生活。过春节，对于周恩来来说也如过“年关”。

1910年，12岁的周恩来离开家乡淮安到东北求学，后进入天津南开学校学习。离家千里，少年周恩来饱尝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1916年学校放寒假，周恩来无法回老家过年，1月31日至2月2日赶在春节前，他为新剧《仇大娘》撰写了剧本，并亲自送到商务印书馆天津印刷局赶排。忙完之后，2月2日除夕，茕茕孑立的周恩来倍感孤独，为转移注意力，他“取校中自治励学会新出版之杂志阅之，历三时许，全书几尽”，怀乡思亲之情又涌上心头：“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泪盈枕席夜不寐，于今读来仍辛酸。此时此刻的周恩来多么需要亲情的慰藉！在离家求学期间，周恩来把对家乡亲人的浓烈思念之情，转化成默默为公众服务的行为——“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毕业时，同学们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周恩来在学生时期培养形成的急公好义、克己奉公的奉献精神，注定了他一生风雨却始终割不断自己和朋友、社会、事业、使命千丝万缕的情愫。

1917年9月，周恩来东渡日本“邃密群科济世穷”。抵日不久，便传来叔父去世的消息。逝者已矣，生者如斯。1918年2月10日是除夕，周恩来约朋友座谈聊天。他写道：“一来是为着免独居起思乡之念，二来是乘着这个机会，知交的团聚团聚。”好友三人一直聊到凌晨3点才入睡。第二天春节，几个朋友“自炊饭食，甚欢”。当天，周恩来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家中有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他在日记中立下志向：“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年关”的考验没有击倒周恩来，反而使他历经磨难修炼成熟起来。1918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五），周恩来写下两句诗：“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1921年2月8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专门致信资助自己留学的南开校董严修“遥念福体安详，精神爽健”。1923年2月17日大年初二，刚过完春节的周恩来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作为“旅欧支部”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几番寒暑，淬炼洗礼；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周恩来开始由一个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逐渐成长为一个日益成熟的职业革命家。

奋斗不止的新战场

为了使亿万中国人民过上团圆幸福的春节，革命战争年代，春节成为周恩来奋斗的新战场。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开始谈判。1937年2月10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周恩来来到古城西安，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冲进行了初步接触。2月11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同张冲、顾祝同等正式谈判。经过几次会谈，国共两党最终达成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

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启后，周恩来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1939年春节前后，受党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1939年2月15日，周恩来与叶挺一起从重庆乘机抵达桂林。2月16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市郊，向八路军办事处机关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共200多人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号召党员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2月18日，正是农历除夕，周恩来同叶挺等离开桂林赴江西；19日春节这一天，戎马倥偬、行色匆匆的周恩来现身吉安。随后，周恩来由赣东北奔赴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抗战时期，周恩来常驻重庆，对各民主党派人士做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他曾亲自出面，帮助陶行知先生将育才学校迁至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附近，以保护育才师生的安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节，周恩来特邀育才学校师生到八路军办事处一起过春节。联欢会上，周恩来希望育才学校师生“要像陶行知先生号召的那样，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并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准备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我们中共代表团准备提议，由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担任民主政府的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呀？”话音刚落，场上顿时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

为了革命的胜利，周恩来和邓颖超自结合后总是聚少离多，即便是春节这一天两人也常常不得相聚。1948年春节前后，周恩来转战陕北，邓颖超则在河北阜平参加土改工作。其间，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一方面嘘寒问暖，另一方面听取他对于土改相关问题的意见。接信后，周恩来两次给邓颖超回信，其中的一次就在2月9日除夕这一天。在信中，周恩来除了表达思念殷殷的深情之外，用很大的篇幅，帮助邓颖超分析如何理解党的土地政策，直至如何具体做好工作。最后，周恩来对邓颖超遥祝“年好！”这对革命伴侣就这样在相互支持、相互遥祝中度过了一个充实的春节。

奔波忙碌的新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管外交。春节前后，他常常奔波于五湖四海，广交朋友，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随后，周恩来也奔赴莫斯科，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于1950年2月14日同苏联方面共同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除夕，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参加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2月17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起草和毛泽东联名致刘少奇的电报，就土地改革有关问题作出答复。晚上6点，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工作人员和留学生，并为留学生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周恩来同毛泽东登上专列回国，进入国境时已是10天后的2月26日即正月初十了。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亚非欧14国，其间恰逢春节。根据党中央建议，周恩来率代表团回到昆明，节后继续访问。在成都期间，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参观杜甫草堂，他亲自查点人数，要警卫员统一买票入园。2月13日春节这一天，周恩来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明日即将首途续访亚洲三国，3月1日回国，经大家商定，拟仍来成都小憩，并写成（出访亚、非、欧14国）报告提纲。”1964年2月14日，大年初二，应缅甸奈温主席的邀请，周恩来访问缅甸。周恩来和奈温已经是老朋友了，4年前1960年，仍然是春节期间，奈温来华商讨两国边界问题。1月27日，正值中国农历除夕，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帅府园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奈温一行。1月28日春节，周恩来与奈温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关于边界问题的协定上签字，中缅边界问题得到友好解决。时过4年，这次周恩来春节期间的访缅也获得圆满成功。

春节还是周恩来广泛接触各界人士、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时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多次参加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举行的春节团拜会。第一次是1954年的除夕，团拜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到后台慰问，和在场的演员开起了座谈会，内容包括北京人艺的方方面面。如男女演员的比例失调问题、工资及住房问题，甚至还有剧场有多少座位、一场演出能卖多少钱、演出收入怎么分配，等等。

每年春节，周恩来因忙于公务国事，很少有闲暇时间，但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尽量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及亲属都叫来，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1961年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过年，他记得很清楚：大年三十，周恩来把在京的亲属、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都请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连大人带孩子，熙熙攘攘地把西花厅挤得满满的。春节期间也是周恩来对晚辈进行家风家教的时候，这一次依然如此。他在对周保章的谈话中说：“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动者。”这一句教诲和嘱咐，周保章铭记于心，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默默无闻在基层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积极奉献。时至今日，周恩来的晚辈都牢记他的教导：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这是周恩来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于2020年01月27日《学习时报》）

周建屏创建模范抗日根据地

周建屏（1892－1938），原名宗尧，字兴唐、兴堂，曾用名子炎，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指挥员。

1927年8月1日，周建屏率部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被派往闽浙赣苏区担任军事指挥，与方志敏、邵式平等合作，打下景德镇等多处要地，屡次击败国民党军。1930年9月，周建屏所部被扩编为红十军，周任军长。1933年初，红十军被调往中央苏区，整编成为红十一军，周建屏继续担任军长。10月，红军整编后，周建屏担任红十九师师长，后又调任独立红二十四师师长，长征开始后，率部留在南方进行游击战。1935年，周建屏在一次战斗中负重伤，被送往上海抢救，次年伤愈后赴延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建屏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副旅长，率部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参加平型关战役。11月，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晋察冀军区成立，周建屏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他和政委刘道生到滹沱河两岸开辟晋察冀的平山、盂县地区。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周建屏带来了一个教导营，开进平山县的洪子店。在这里，教导营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深入敌后各个村庄去发动、组织群众。周建屏亲自带一个工作队，自称“班长”，配合地方领导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

周建屏采取了许多措施支持群众的斗争，使全区的减租减息工作顺利进行。四分区彻底改造了原有的村、乡政权，选举成立了村公所和各级政权机构，军队一面用战斗保卫民主政权，一面帮助人民实行换工互助，发展生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动员群众参军。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形成了对侵占平汉、平绥、同蒲、正太铁路和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石家庄等大中城市日军的严重威胁。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确保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集中2万余人，从1937年11月24日开始，由平汉、平绥、同蒲、正太铁路沿线各据点出动，分八路围攻晋察冀边区，并逐步向腹地推进，企图歼灭或驱逐晋察冀军区的八路军部队。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决定采取以游击队袭扰、疲惫和消耗敌人，主力机动歼敌的方针，展开反围攻作战。在晋察冀军区的领导下，周建屏率领第四军分区军民，与其他部队密切配合，利用日军兵力不足、对地形生疏、不敢贸然深入腹地等弱点，采取军民结合、新老部队结合、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结合，以袭击、阻击、伏击等战术手段积极打击进犯日军。主力则避免正面对抗，寻机歼敌一路；游击队则袭击日军后方据点和交通线。12月，第四军分区配合三四四旅部队在清城镇设伏，歼敌300余人。1938年1月22日，周建屏指挥晋察冀军区四军分区部队，汇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六八九团，在河北省平山县西凉山脚下的辛庄至南红岸寨之间地域伏击战中，与井陉、平山来犯日军数千人进行了激烈战斗。战斗持续时间5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日军近1000人，对遏制日军进攻势头，保护和巩固晋察冀军区南部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极大地鼓舞了分区军民的抗日热情。作战期间，周建屏坚决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友军抗日，决定调出自己所率部队的粮食、冬衣支援友军；还先后数次派出部队阻击日军，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

由于周建屏等人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敌人不断“蚕食”“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滹沱河两岸稻谷丰收，人民得以温饱，因此群众抗日的热情十分高涨，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包括平山、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滹沱河流域十余县。青壮年纷纷报名参加八路军，军分区部队迅速壮大，很快就成立起3个区队，各县均组建了游击队，各村的自卫队、儿童团也纷纷组织起来，总兵力达到数万之众，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四分区很快成为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模范根据地。

1938年6月13日，周建屏这位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的八路军优秀将领，终因旧伤复发不治去世。他留下的最后遗言是：“要抗日到底！”（贾晓明）

周士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将领

周士第将军纪念馆静静矗立在他的家乡琼海市的椰林间，作为海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里经常迎来全省各地的参观者。两个展厅里丰富的资料和照片，详细介绍了将军一生参加历次中国革命战争的辉煌战绩，给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市民游客、中小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周士第，1900年9月出生于海南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新昌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入本村私塾，11岁考入乐会县立高等小学，14岁考入琼崖中学。他早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琼崖中学等7所学校成立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周士第被推选为干事，与王文明、杨善集等学联领导人参加领导琼崖学生运动。

1923年春，周士第赴广州，结识了共产党人徐成章，并参加徐成章等人发起成立的琼崖评论社的活动。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同年11月毕业后，参与组建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先后任见习官、副队长、队长，曾参加支援广宁农民运动、平定商团及军阀叛乱、援助省港大罢工、保卫广东革命政府等斗争，受到中共两广区委的高度赞扬。192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11月，周恩来以铁甲车队官兵为基础，在肇庆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周士第任第1营营长，后任该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叶挺一道，指挥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为北伐军将军阀吴佩孚残部驱逐出湖南、湖北立下赫赫战功。所部敢打硬仗，屡建奇功，被誉为“铁军”，之后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

1927年8月1日晨，周士第拒绝国民党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跟随张发奎的要求，根据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率七十三团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师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他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参与策划推翻蒋介石的活动。1933年，周士第到福建19路军处建议蔡廷锴联络红军、反蒋抗日，并受命到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边境接潘汉年、张云逸等到福州同19路军洽谈。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士第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先后参加指挥著名的陈庄战斗和黄土岭战斗等重大战事。1940年秋，周士第粉碎了日军三次“扫荡”，接着参加了百团大战。1942年10月，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提出组织武工队，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点140多个，摧毁日伪政权800多个，收复3000多个村庄。

解放战争时期，周士第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工作，参与指挥晋北、晋中、太原、扶郿、进军西北、西南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士第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59年以后因病再没有担任实职工作，1979年6月30日病逝于北京。

琼海市党史办退休主任许德长说，周士第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参加了历次中国革命战争，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建立了卓著功勋。毛泽东曾称赞他有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坚定性。

周文宏：讨饭也要找到革命队伍

麻城市乘马岗镇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之一，是鄂豫皖土地革命的中心地区，从这里走出了大将王树声、上将陈再道、王宏坤等33位将军和88位省军级领导，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乡”。在该镇的革命遗址乘马会馆，一群小讲解员向游客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其中，“乞丐团长”周文宏的经历特别令人感佩。

周文宏是麻城乘马岗胡家墩人，1927年参加农民自卫军，后加入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长征。时任30军88师263团3营营长的周文宏率部冲锋陷阵，连克敌军6个碉堡。战斗结束后，他被提拔为副团长。

1936年3月，周文宏率部在四川道孚县与敌人激战时腿部受重伤。当时条件艰苦，缺医少药，部队奉命急行军，师首长决定他就地在百姓家中养伤。部队转移4天后，他晚上趁房东不备，带伤跑出，连夜寻找部队。为了不暴露身份，周文宏化装成乞丐，沿途乞讨向甘孜方向行进。他独自过草地，渡过金沙江，经过两个多月艰苦寻找，终于在6月30日在甘孜以西绒坝岔找到了部队。当时，红30军已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两军进行了混编，相互调配各级指挥员。在刚结束的绒坝岔战斗中，红二军团6师18团团长牺牲，贺龙听说红四方面军有个团长“讨饭也要找到革命队伍”，而且作战很勇敢，当即决定调他到18团接任团长。

同年7月11日，周文宏随部队由甘孜出发北上，在阿坝与强大敌军遭遇。为掩护大部队，18团奉命担负阻击任务。他率部与敌展开白刃战斗，因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时任6师师长贺炳炎曾感慨：“这个乞丐团长真了不起！”

周学义率七七二团柏村反顽

原标题：周学义率七七二团柏村反顽

1944年春季开始，八路军晋冀鲁豫区各部队，连续向日伪发动攻势作战，进一步摧毁敌人的分割封锁，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根据地，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进行了充分准备。

但就在此时，山西的国民党顽固派阎锡山等，却进一步与侵华日军勾结，不仅与日伪“和平共处”，还依仗日军之势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肆进攻，叫嚣“收复失地”。

这年春天，阎锡山与驻临汾日军订立秘密协定后，派其六十一军军长梁培璜率1万余人，经过日军驻地的襄陵桥、史村桥东渡汾河，向汾东的八路军太岳三分区大举进犯，在驻浮山县城的日军直接配合下，六七月间，侵占青城、浮山、安泽等县的大片根据地。尽管八路军一再对其劝解、忠告，但阎锡山部却置若罔闻，继续向八路军进攻。

在此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集中兵力于适当地点坚决予以反击的指示，八路军太岳、太行军区于9月初集中主力12个团（支队），组成3个纵队，在太岳军区统一指挥下，对阎锡山部顽军实施反击作战。9月8日，太岳军区做出决定：以八路军三八六旅的七七二团、二十团、十七团、五十七团和士敏独立营组成中央纵队，担负歼灭驻守于柏村的顽军七十二师师部及二一六团，并分兵一部阻击浮山县城的来援日军；左、右纵队分别由决一旅和三八五旅等部队组成，负责驱逐阎锡山的其他进犯部队。

柏村离浮山县只有6里，是顽军盘踞的老巢。这次战斗任务光荣、责任重大，对涉及战斗每一个紧要问题，都认真对待，不敢掉以轻心。经研究，中央纵队把主攻柏村的任务交给了七七二团。接受任务后，团长周学义先后召开了团党委会、连以上干部会和战士动员会。会后，周学义同第一营的营、连干部到前沿阵地侦察，对柏村敌人碉堡的分布、每条街道的宽窄，房屋的高低都作详细了记录，并彻底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武器配置情况。

根据侦察的结果，周学义在进一步征求和倾听了指战员们的各种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大家认真分析研究，制定出一个周密的作战方案：以一营、三营为突击队，担任主攻任务；以二营五连、七连在柏村以南的小邢村对顽军警戒，六连、八连和团直属队作为预备队。上级首长批准了战斗方案。为了集中兵力，确保胜利，旅首长在攻击柏村前夕，又抽调二十团的三连配合七七二团作战。为了及时了解战斗进展情况，周学义把团指挥所搬到一营阵地，靠前指挥。

9月8日夜，战斗打响。一营一连作为尖刀连，从柏村南面发起攻击。战至9日黄昏，一营一举突进柏村并控制村庄南部院落。

为了迅速攻占柏村北部敌占院落和村北之野战阵地，团指挥所召开了营长碰头会。针对顽军已丢失大部外围阵地的情况，周学义告诫大家，在解决好外围残敌的同时，严防敌人困兽犹斗，发起反扑。

10日凌晨2时，一营和三营两个连队向敌发起攻击，逐步把敌人压缩在一片大砖房院子里。敌人见状，组织“敢死队”轮番地向外反扑。

周学义得到报告后，立即命令部队：不管敌人怎样疯狂，他们反扑一次，我们就把他们打下去一次，反扑十次，我们也是狠揍他们十次。

为了加强前沿阵地的力量，周团长把三营十二连调到前沿，由一营统一指挥；同时命令一营三连迅速派出爆破队，用炸药包和手榴弹消灭残存碉堡内的顽军。三连战士早有准备，迅速完成了爆破任务，将顽军外围的碉堡一个个炸开，后续部队立即跟进，向顽军盘踞的区域发起围攻。

10日拂晓，顽军经过多次突围，发现柏村南街二十团的阵地火力较弱，于是集中全力向二十团阵地猛攻。二十团战士顽强应战，一营三连接到周学义命令后，火速赶来增援，一番激战，将敌人的突击部队压了回去。

敌人在多次被击退后，已无力突围，只好退守柏村核心阵地，固守待援。七七二团战士“尖刀组”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稳扎稳打，从四面八方向前逐步推进，攻克一点后立即向两翼扩张，一步步向敌人师部逼近。

11日凌晨，顽军阵地几乎被全线突破，部队也被打散，只好各自逃命。七七二团指战员立即乘胜追击，并联合外围部队用火力死死封锁住路口。当日中午左右，顽军全部放下武器。

此次柏村攻坚战，七七二团在旅首长指挥下，与兄弟部队密切配合，全歼了阎锡山顽军七十二师师部及其二一六团，收复浮北地区，同时也赢得了“攻坚英雄”的光荣称号。

朱彦夫：一心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

他参加过上百次战斗，10次负伤，失去了手脚和左眼；他曾任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带领群众改变了家乡贫穷面貌；他用残肢抱笔，创作了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他就是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共产党员朱彦夫。

“朱老，今年咱村的桃子长得好、卖得好，多亏您当年为群众铺下了致富路。”前不久，86岁高龄的朱彦夫接到了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刘文合的电话，非常高兴。虽然他早就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了，但一直都关注着村里的发展。

张家泉村是朱彦夫的出生地。1947年，14岁的他离开家乡，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在战斗中英勇无畏，屡次立功。1950年，朱彦夫加入志愿军，赴朝作战，身负重伤，在昏迷93天后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但却失去了手脚和左眼。朱彦夫也曾绝望过，想过放弃。但医生的鼓励和社会的关爱，让他重拾生活的信心。朱彦夫在休养院里受到了专人的护理照顾，可他觉得自己“无手无脚仍是军人”“要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1956年，朱彦夫毅然回到故乡张家泉村。回家后，他开始练习自己吃饭、喝水、上厕所，经过长时间的艰苦训练，慢慢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理，也能熟练地装卸假肢，他终于又重新站了起来。

1957年，朱彦夫被推选为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当年，位于沂蒙山腹地的张家泉村是出了名的穷村，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当支书，就得想法子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朱彦夫拄着拐，拖着10多斤重的假肢，到田间地头查看生产，逐门逐户察访民情。他慢慢拿定了主意：治山、治水、造田。一个个山里人想都没想过的大工程，在张家泉村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朱彦夫带领村民开进荒地“赶牛沟”，他天天泡在工地上，用两只残臂夹着铁锹，一点一点培土。“有一天，他实在太累了，摔倒在地，假肢连接处血肉模糊。我赶紧把他背起来，想送他回家。他在我背上大吼‘大家都在干，我能回去吗？’”和朱彦夫搭档24年的副大队长张茂兴说起此事仍难掩激动。一个冬天干下来，荒废的山沟最终变成了40多亩良田，当年就产粮5万多斤。荒地“舍地沟”“腊条沟”也在大家的辛勤劳动中变成了70多亩良田，不仅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到现在仍在给村民们带来经济效益。

在解决村里“口粮”问题的同时，朱彦夫意识到，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还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素质，于是朱彦夫拿出自己的抚恤金买书，建起了全村第一个图书室。随后，朱彦夫又张罗办起了张家泉村第一所夜校。两年多的时间里，100多名学生从夜校走出，成为张家泉村建设的中坚力量。现在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凡是识字的，都是在夜校里学出来的。

1960年开始，朱彦夫带着乡亲们翻山越岭打了9口水井，并在村里打了3口用于灌溉的大眼井，修建了1500米长的水渠，彻底解决了村民用水匮乏和无水浇田的问题。朱彦夫在妻子的照顾下，跑上海、南京、胜利油田等有关单位联系材料，终于让张家泉村在1978年结束了点油灯的历史。朱彦夫还成立村林业队，建起40亩苹果园、10万株的花椒园、两万株的桑树园。如今的张家泉村“山上松树戴帽、山下林果缠腰”，原来贫穷的小山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模范村。

1982年，一场大病之后，朱彦夫主动辞去干了25年的村党支部书记。为了完成当年指导员临终前的嘱托“只要你能活着回去，就要想办法把我们的英雄壮举记录成文”，朱彦夫开始了艰难的写作。残疾的身体让他吃尽了苦头：他用嘴衔笔、双臂抱笔、单臂绑笔，三种方法交替使用，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不知多少汗水和血水浸到稿纸上。1996年，朱彦夫33万字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出版发行，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1999年，他又完成了另一部自传体小说《男儿无悔》。“读者能从中感悟到先烈的不屈、残疾军人的自强、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我就不会因空耗时光而羞愧了。”朱彦夫说。

朱云谦：率领盱嘉支队打击日伪连战连捷

贾晓明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朱云谦先后任新四军军部教导营的连政治指导员、政治处副主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处副主任，第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十五团政委，参加了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943年8月，24岁的朱云谦任盱（眙）嘉（山）县委书记，并兼任盱嘉支队政委、司令员。他作为全县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核心，积极发展和巩固盱嘉抗日民主政权，并主动出击打击盘踞在这里的日伪武装，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突出贡献。

当时，日伪军在盱嘉境内有两大据点，一是津浦线上的明光镇，一是盱眙城。日伪经常从这两大据点出来“扫荡”，袭击周围乡村、杀害抗日干部和群众。朱云谦到职后，下决心集中力量打一次到几次有影响的胜仗，以打击日伪的反动气焰，鼓舞抗日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他同县委的同志一起仔细分析了境内日军、伪军的情况，决定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方针，先找敌人的弱点打，以保证初战胜利；同时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结合起来，对思想动摇的伪军积极争取，孤立日军。按照这个构想，朱云谦决定先打盱嘉交通线上的两个敌人据点。他亲自指挥战斗，很快结束战斗，迫使守敌伪军一个中队缴械投降，而我军无一伤亡。

初战胜利后，朱云谦又决定攻打盱眙城。随后，朱云谦亲自带人化装进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侦察，将敌情一一了解清楚后，率20多名侦察员全部安全撤出城外。

经侦察发现，盯胎县城地势高峻、碉堡林立，易守难攻。该城驻有日军一个中队200多人，武器装备好，还有伪军500多人，其中伪保安大队140多人，大队长董树棠同我军有联系；其余为伪县府警卫队、伪警察局和区队，都是罪行累累的铁杆汉奸。朱云谦同县委商定：对日军据点阻而不攻；对伪保安大队攻而不打；集中力量打伪县府警卫队和警察局。

战前，县委在洪泽庙召开了“日寇血洗盱眙城六周年纪念大会”，控诉日伪罪行，宣扬抗日英烈的事迹，进行作战动员。中共淮南行署主任方毅也前来参加大会。朱云谦和县委其他领导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朱云谦又命令侦察员通过关系，搞到了敌人的城防图和夜间口令。

1944年1月的农历腊月二十九日夜，朱云谦率领盱嘉支队三个连和一个侦察队，配以区队和民兵，分成两路四股，秘密向盱眙县城进发。朱云谦带领的部队摸到日军中队驻地操场对面，用机枪堵住日军的大门。午夜12点，攻打伪警察局的战斗首先打响，里面的伪警察从梦中惊醒，手足无措，乱成一团，纷纷缴械投降。与此同时，负责攻打伪县府的连队也顺利攻进大院，缴了伪县府警卫队的械，伪县府官员也大部就擒。盱嘉支队各部仅用两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我军在未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消灭了伪县政府和伪警察局，生擒200余人，缴枪120多支。

日军中队突然听到城内枪声大作，但很快又沉静下来，又发现据点外隐约有人埋伏，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紧紧守住据点。天亮后，日军才敢走出据点，却发现新四军部队早已胜利撤出县城，回根据地欢度春节去了。

在取得胜利后，朱云谦和县委同志研究决定，把城外靠近县城几个乡的抗日人民政权合并为“临城区”，并组成“临城区”大队，专门负责同城内敌人周旋，并对城区敌人实行经济封锁。与此同时，在区政府所在的洪泽庙开办集市，吸引城内商贩出城做买卖，既可引进我军民需要的物资，又可以收集城内的情报。

此后，朱云谦又调动兵力，集中力量攻打盱眙县城外围之敌——曾3次攻占旧县镇，活捉伪区长；横扫石坝周围日伪据点；攻破津里镇，击毙伪镇长，打死打伤和俘虏伪军300多人，建立了津（里）石（坝）区人民政权。在一次战斗中，朱云谦亲自指挥部队，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攻下了5个碉堡，歼灭伪军警和土匪武装250多人；接着又带头向镇内区公所和镇公所进攻，消灭敌人140多名，活捉伪区长。到了1944年秋，盱眙县、嘉山县大部分地区已牢牢控制在人民手里。盱嘉境内的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县城和几个大的据点里苟延残喘。

由于战功卓著，1945年上半年，朱云谦调任新四军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路东各县包括盱眙城，全部回到了人民手中。

逐鹿中原显风格——邓小平挺进中原时期二三事

1978年7月，一群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询问他的性格特征，他含笑沉思后认真地回答说：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作为老兵，打仗最能体现邓小平的风格特征。

邓小平一生打过许多仗。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到转战太行山区，从挺进大别山到指挥淮海、渡江战役，他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对邓小平来说，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最令他得意的是与刘伯承一起，在挺进大别山时率领十几万晋冀鲁豫部队，与蒋介石指挥的数十万精锐部队在中原逐鹿。这一时期充分地体现了邓小平杰出的指挥才能和独特的领导风格。

“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把握时机，克服困难，努力实现战略目标的风格

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刘邓大军是在无后方支援的情况下，从敌人的心脏实施千里突围的。1947年6月，刘邓大军12万余人在150公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被司徒雷登称为可抵40万大军的“东方马其顿防线”黄河天险，接着又不失时机地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1个月歼灭敌人6万多，揭开了伟大的战略反攻的序幕。蒋介石急忙调集了13个师约20万人的兵力进行围剿，企图压迫我军背水作战，并准备挖开黄河堤坝，水淹刘邓。与此同时，在陕北处境艰难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三A级急电，要刘邓火速南下。

军情紧急。是让连续作战的部队继续前进，还是让疲劳之师作必要的休整补充？邓小平与刘伯承审慎地分析了情况，认为蒋介石决堤黄河放水，没有什么可怕的，党中央有困难，必须义无返顾地、不顾任何条件地去实现中央总的战略目标。他们毅然决定，机不可失，疾速南进，立即执行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8月初，刘邓大军提前结束了休整，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凭着惊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战胜了国民党的追兵阻师。在行进过程中多次遇到十分险恶的关头，刘邓总是身先士卒，并肩战斗。邓小平反复对部队强调：“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他明确表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地打过去！”正是凭着这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英雄气概，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后，刘邓大军完成了挺进大别山的壮举，实现了战略进攻的初步胜利，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转折点。

40多年后，邓小平向他的女儿毛毛讲述了当年的情况：“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就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10天后行动。用10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10天就行动了。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说到这里，一向性格内向的邓小平“声音略带哽塞了。”

“在新解放区，不宜搞土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联系实际进行创新的风格

国民党声称：“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派出了15个整编师共26万人的兵力围剿刘邓大军。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区后，为了立足中原、站稳脚跟，一方面进行异常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机动灵活地开展运动战歼敌，逐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另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建立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按照中央1947年10月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土地改革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但由于大别山区敌情异常严重复杂，环境极不稳定，群众的顾虑很多，当时又没有在新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经验，而且政策和策略思想准备不足，采用了老解放区搞土地改革的办法。“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片面地强调打土豪分田地，造成了只依靠少数积极分子、强行分地分财、强迫群众接受等急于求成的失误。结果不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造成脱离群众、孤立自己的现象，影响了新区工作局面的开展。

邓小平很快察觉到了这种情况。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及时地对进入大别山以来实行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反思。他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的干部应该有实事求是地执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能力，在制定土改政策和实施计划时，要从新解放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接着他立即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了具体情况，提出了政策方面的建议，认为在新解放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之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进行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当时，毛泽东正在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对自己预计的新区土改的进程进行反思，考虑着如何改进新区土改的政策和策略步骤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争取新区广大群众、迅速促成全国胜利的问题，对邓小平的报告予以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他的建议，还亲自回电：“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为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很快果断地将这一工作方针开始实施，从1948年1月份起，大别山地区停止了土地改革运动，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从而纠正了错误，使地方群众工作有了根本的转机，同时也使我们党在关于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问题上，形成了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科学认识。

“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从严治军，以身作则，争取群众信赖支持的风格

刘邓大军刚到大别山区时，群众不敢接近他们，活动也不积极。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就号召所有部队发动了严格执行纪律的群众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但是仍有些干部产生了急躁情绪，有时发生打人骂人、拿群众东西、无偿拉牛马送病号的情况。这就更造成了群众的恐惧心理。邓小平了解到这些错误行为后，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地从党的路线、政策的高度，向干部战士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说，一定要遵守群众纪律，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是我们重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关键。他指出：“军队纪律坏，就是政治危机的开始。”他为军队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时隔不久，邓小平在黄冈县的一条街上，发现一个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显然来路不正，立即叫查，结果查明，那人是一警卫连长，立过战功。有人说是不是可以不杀。最终为严肃纪律，必须执行枪毙，给部队和群众的震撼力极大。

邓小平自己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在严冬季节，飕飕寒风刺骨地冷，他和刘伯承在四处露风的屋子里办公时冻得直打颤，也不肯随便动用老百姓的一把柴草烤火。刘邓二人还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染布，用树枝弹棉花，自己用针线缝制衣服，给干部和战士做出了榜样。部队真正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群众感到是真正的红军回来了，解除了顾虑，从而信赖和支持他们。

总之，邓小平和刘伯承挺进中原的这段革命历史，深刻地体现了他善于把握时机，实现目标；实事求是，敢于创新；从严治军，争取群众等一贯的风格特征。邓小平的这些风格特征，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

（作者金鸣娟为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转战陕北锁定天下

石仲泉

毛泽东一生创造了无数奇迹，成功挑战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就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奇迹中的奇迹来说，至少有两个：一是遵义会议后，他成为中央领导的实际核心，用兵如神，使濒临绝境的红军化凶为吉、转危为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二是转战陕北，运筹帷幄于山峁沟壑之间，决胜千里于江河湖海之外，使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达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么转战陕北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放弃延安是为了收复延安

毛泽东转战陕北的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锁定乾坤得天下的意义。

1947年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要占领延安。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毛泽东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党内外军内外很多同志想不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以为占领了延安，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就输掉了一切。因为大家都知道了他破坏和平，不得人心。毛泽东还解释道：譬如一个人，背着很重的包袱，里面尽是金银财宝，碰见强盗要抢他的财宝。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如果他把包袱一扔，那就动作灵活，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毛泽东阐释了放弃延安是为了收复延安的辩证法。我将它视为非凡之人的非凡之论，这是他一贯辩证思想的升华。

转战陕北期间的三大奇谋

毛泽东转战陕北371天，所走之地沟壑纵横，山峁林立，地理环境异常艰险恶劣，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在这1年零5天的时间里，经常遇到三难：一是行军难，二是吃饭难，三是住宿难。但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险恶环境中，毛泽东不仅充分展现了他非凡之人的非凡意志和毅力，而且显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之胆略和奇谋。

第一奇谋：与敌周旋，不过黄河。毛泽东率领转战的中央纵队800多人，要以“蘑菇战术”，拖垮胡宗南的20多万精兵，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陕北转战，酷似长征。党中央辗转行军，大迂回运动，在强大敌人紧逼追击下跋山涉水、栉风沐雨；在千山万壑中领着敌军从一个沟壑转移到另一个沟壑。有时，两军相距仅四五里路，有时仅隔一个山头。

最危急的时刻之一，是在安寨王家湾转移到靖边天赐湾那段时间里。一是敌军先头部队距离中央驻地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很近，敌军两支大部队向王家湾突袭过来；二是那两天雷电交加，大雨滂沱，山道泞滑，战士们拉着毛泽东等领导人在狂风暴雨中跋涉山峁。敌人在漫山遍野搜索。稍有不慎，就会被发现。任弼时提出，还是过黄河暂避一下好。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中央留在陕北，首先我要留在陕北，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随毛泽东转战的胡乔木亲历了这场争论。他回忆写道：毛主席一听弼时同志讲“过黄河”就很火，尽量克制地解释道：胡宗南就是想把我们往东赶，即使消灭不了我们，只要赶过黄河就是他们的胜利。现在向东是绝路，会落入陷阱。两人差不多争论了一天，最后还是恩来同志打了圆场，提出先向北走一段，然后再向西北方向转移。毛泽东这样不顾个人安危，以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转战陕北一年，既稳定了党心民心，也使蒋介石在河东消灭中共中央的图谋泡汤。胡乔木写道：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

第二奇谋：经略中原，指挥大军千里跃进。毛泽东转战陕北，不仅直接谋划西北战场，而且运筹全国解放战争。他后来说过：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在两个窑洞里指挥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周恩来也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时，全国战场总的形势，我人民解放军是战略防御。但就是在这个十分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已在精心策划转入战略进攻。到1947年7月间，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歼敌110多万，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尽管还是敌强我弱形势，但毛泽东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去。他多次调整作战计划，最后下决心实施以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开创新的中原解放区为主轴的“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央突破”的战略部署。

1947年6月底，刘邓12万大军在鲁南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在7月下旬小河会议后，毛泽东决定陈谢大军立即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9月下旬，陈粟18万大军分多个地段越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创建了根据地。所谓“两翼牵制”，一翼为陕北。小河会议后，彭德怀挥师北上攻打榆林，以吸引胡宗南主力北进，利于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另一翼为山东，毛泽东电令陈粟组织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进攻，将敌军重兵吸引到海边，配合在山东西线作战的陈粟大军和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这“两翼”配合“三军”逐鹿中原，起到了强有力牵制作用。所谓“中央突破”，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解释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刺上一刀。贺龙指着地图说：太好了！刘邓对着前胸开刀，陈谢打他的肋骨，陈粟击其后背，这不是挺厉害的三把刀么！这个阵势像个品字。

这样，三路大军近40万人马实施战略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到1948年5月创建并巩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中原解放区。这对于改变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中国革命已经达到了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实现这样伟大的历史转变，谁能想到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那种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中运筹的。

第三奇谋：战场形势好转的曙光刚刚升起，就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是毛泽东在1947年10月到佳县神泉堡后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的。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他开始以主要精力研究和制定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包括土地改革、工商业、统一战线、整党整军、新区工作等。12月下旬，中央纵队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书面报告，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他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不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因此，他提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至理名言。

西北战场在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采取“蘑菇战术”，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经过五战五捷，胡宗南精锐之师遭受沉重打击，陕北形势完全改观。毛泽东决定过黄河，去谋划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大方略。

一年转战奠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基

解放战争3年多，转战陕北的一年，既是作战最艰难困苦的一年，也是战场形势实现根本转变，奠定中国革命胜利之基的一年。除三支大军逐鹿中原、两翼牵制实现战略反攻外，毛泽东指挥东北战场和华北战场也取得一连串重大胜利，还有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和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等，从而中国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说：二十年未解决的我党优势问题现在解决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它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还因为它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到进攻，将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

转战千里，既使陕北由被动转为主动，又使我全国战局由防御转为进攻，久已企盼的中国革命高潮终于到来。毛泽东在1930年就说过：“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1948年3月下旬，毛泽东东渡黄河，告别他生活和战斗了13年的陕北人民，去迎接这轮光芒四射的朝日了！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2019年12月下旬，中央党校、军事科学院、中共陕西省委有关部门和中共榆林市委在陕西榆林市共同举办“中共中央转战陕北”高端理论研讨会，作者在会上作了主旨发言。本文由作者据主旨发言补充修改而成）

庄希泉：“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爱国侨领

新华社厦门9月26日电（记者颜之宏）“尽管庄希泉同志已经离开我们30多年了，但是他‘永爱中华，此志不渝’的精神仍在激励着后人的斗志。”说起爱国侨领庄希泉，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外事侨务办公室退休干部陈克振由衷感叹。在他眼里，庄希泉就像一座丰碑鼓舞着后人。

庄希泉1888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市，祖籍为泉州市安溪县龙门镇。他1911年在海外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7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2年经中共中央直接批准，他以95岁的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庄希泉是中国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侨务工作领导人之一。他立下终生的诺言：“永爱中华，此志不渝！”

庄希泉早年参加同盟会，为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三下南洋筹款，后在新加坡经营实业、兴办教育，曾奔走于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从事反蒋、抗日等革命进步工作，并因此三次被反动当局拘捕下狱。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庄希泉和夫人余佩皋以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组织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罢工、罢课，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借口其父曾在台北设有商号，称其为日本“属民”，将其非法关押在鼓浪屿日本领事馆的地下监狱，进行威逼利诱，要他悔过，但他始终宁死不屈，坚决拒绝，后被押送到台湾囚禁了9个多月。

经闽台各界多方营救获释后，庄希泉设法返回大陆继续参加大革命，并在上海《新闻报》上公开声明：“我是中国人，不是什么日本属民！”他还特地改名“庄一中”，表明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庄希泉在香港主持闽台抗日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筹集款项，联系、介绍海外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他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创办建光学校、立华女中，并协助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杂志。1942年他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安排下从香港转到广西桂林。同年中共南方工委、广西省工委遭破坏，庄希泉以华侨身份掩护地下党员坚持斗争，并长途跋涉千余里，不惜变卖香港的全部家产资助革命。

抗战胜利后，庄希泉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在香港加入民主同盟，并任香港工商委员会委员，积极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的海外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庄希泉受中共中央南方局委托，专程飞往新加坡，面邀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侨委副主任，与何香凝、陈嘉庚、廖承志等一道开创了新中国侨务工作的新局面。他深入侨乡，了解侨情，慰问侨胞，在安置归国华侨，发展侨乡生产，维护侨胞、归侨合法权益，加强侨胞团结和促进中外友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庄希泉协助陈嘉庚参与筹备成立全国侨联，当选为副主席。陈嘉庚病逝后，他担任第一届全国侨联代主席。改革开放后，他以九旬高龄出任第二届全国侨联主席，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侨界的拨乱反正，侨乡的两个文明建设以及侨联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倾尽心血，真正做到了“心为侨所用，情为侨所系，利为侨所谋”。

1988年，他因病在京逝世。庄希泉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至今仍在侨界享有崇高声誉。

左权：“太行浩气传千古”

左权，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1942年5月，在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机关突围中不幸牺牲，年仅37岁。朱德在《吊左权同志》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躬身前哨侦察，侧击制胜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任副参谋长。左权细心、沉着、理智、负责、积极，体力、精力充沛，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强，是部队参谋工作中难得的人才。

1938年2月，日军进犯临汾。当时，周恩来正在临汾八路军办事处。21日，朱德、左权从临汾率部奔府城（今安泽县），准备向上党盆地进发，创建与巩固太行山根据地。这时，正值日军进犯府城。朱德在左权的建议下，决定迎击并拖住敌人，使临汾的机关安全转移。战斗中，左权先是带领战士利用有利地势有效打击日军，随后带领骑兵机智迂回、突袭日军侧翼，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临汾遭遇战歼敌200余人。同时，由于奋力阻击赢得了时间，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并保证了府城至临汾四五十个村庄的群众安然脱险。罗瑞卿评述道：“1938年春，日寇进犯临汾，与我总部遭遇，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制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

4月初，日军在晋西南分9路进攻129师并妄想“围歼”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按照部署，左权制定了变内线为外线、变被动为主动，在运动战中打破日军围攻的战略战术。左权带领部队以急袭手段打击主要一路日军，在长乐村歼敌4000余人，收复辽县（今左权县）等18座县城，使上百万群众从敌人极端残暴统治下解放出来。长乐村战斗是全国闻名的战斗，为晋冀鲁豫抗日解放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左权高兴地说，咱们军队和人民好比两个拳头，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愁不打它个稀巴烂！

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左权的指挥所离前沿阵地很近。危急关头，左权请彭德怀转移到安全地带，自己留下守候在电话机旁，临危不惧。当他正在阅读作战情报时，敌机从头上呼啸而过，炸弹爆炸，将指挥所的古庙后墙震塌，强大的气浪还把庙顶掀掉一角。警卫员建议将指挥所后撤，左权扫视了一下刚被炸弹揭开的古庙“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电话机命令说：“指挥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进，犹豫等于死亡！”然后他回过头来严肃地告诫警卫员：“一个指挥员怎么能考虑个人安危，战士们离不开我们，他们在浴血苦战啊！”

李达曾回忆：“我亲眼看到左权副参谋长，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指挥部队勇猛杀敌。为了胜利，历尽千辛万苦，使我永生难忘。”

理论修养和作战经验兼备的军事家

左权是“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都过硬，是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深厚理论修养的优秀军事家。左权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挥部队不断取得胜利，同他的深厚军事理论修养密不可分。他曾经就读于黄埔军校、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学历最高的八路军将领之一。毛泽东曾赞扬他：“左权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啊！”

无论军务多么繁忙，左权总是挤出时间读书，十余年如一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文电指示和著作外，还有俄文版《列宁全集》《苏联红军丛书》，德国的《论新战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对曾国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经常阅读、研究。由于他知识渊博，在观察与分析形势时，能高屋建瓴、抓住关键。他给干部讲课、作报告，能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引人入胜。他曾与刘伯承合译《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1941年《前线》杂志连续刊载了第一部。1942年，八路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此译著作为步兵战术基本教材，并指出：“今后本军关于现代步兵战术的研究，均应以此为蓝本。”

左权军事理论根基深厚，但从不好为人师。刘伯承、邓小平曾回忆道：左权“曾以译文嘱伯承核对，偶有改动处，必细心研究之。其诲人不倦与自修虚心如此！”刘伯承经常向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在语文上有两位老师，中文请教小平同志，俄文请教左权同志。”

左权在华北敌后5年，凭着极高的政治热情和惊人的革命毅力，著译20余万字，极大促进了八路军军事理论建设。周恩来称他为：我党当之无愧的“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爱护战士，心系群众

左权是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但他平易近人，在士兵中间素有“贴心人”之称。他特别关心战士的进步，总是抓住对战士进行教育的机会，是战士的好“先生”。

左权对1937年4月来到他身边的警卫员景伯承，从关心生活、工作入手，进而帮助其学习和思想进步。一次，景伯承突然病倒，发着高烧，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一看，左权正坐在床边用手抚摸着他的额头。见他醒来，左权关切地询问，并安排卫士长端来可口饭菜。首长的关怀，使景伯承感激万分。景伯承有时想家，左权适时开导：想家很正常。打日本，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有家就有国，有国也有家。想了，可以写信回去问候，告诉家里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救中国！在左权的帮助下，景伯承进步非常快。

一次，左权去看望一位从延安新调来司令部的科长。左权问长问短，发现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并没有垫被。过后，左权亲自询问供给部门得知，垫被已分光，只能以后有了再补发。回到驻地，左权立即让警卫员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给那位科长。当警卫员问他自己用什么时，左权指着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说：“我有这条够了。太热，也不好。快把棉被送去！”警卫员知道左权的脾气，执拗不过，只好把棉被送了过去。

总部四科科长林海云从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权朝夕相处。组织决定调他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做经济工作，他想不通。左权找他谈心说：“我们活着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难过。你我都一样，没有权利对党交给的任务挑挑剔剔。作为一名革命者，特别是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准备着，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经过左权的耐心帮助，林海云思想疙瘩解开，去了地方工作。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作战的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有力支持。左权时刻不忘群众、关心群众安危。

1941年夏，左权率部进驻漳河两岸，带领军民开荒种地，把荒滩变成“聚宝盆”。与此同时，群众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左权指出：“人民是水，我们是鱼，水多了，鱼也活跃了。抗战，抗他个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942年1月，左权在辽县麻田召开警备部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财经问题》报告。他掰着手指头从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萝卜、山药蛋，从枪炮、子弹算到铅笔、茶叶、纸张。他说，这些开支都是老百姓给我们解决的，老百姓也很穷，每一点东西都来之不易。

1942年2月，八路军总部从麻田转移。在彭德怀、罗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左权指挥警备连殿后。他在自己很危险的情况下，还心系群众安危，指着一处山头叮嘱警备连连长：“那里有老百姓，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你们就展开麻雀战，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最后帮助当地百姓安全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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